民族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巧用挂图和卡片

小学生的有意注意只能保持15分钟左右，所以教师应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无意注意，根据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将英语学习目标巧妙地结合教学挂图和单词卡片，通过游戏形式进行。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记牢了所学的单词，这样以直观生动的教具为游戏载体，将学生从抽象的单词引入到实际的课堂内容中来，寓教于乐，知识也能够轻松掌握。

（二）利用多媒体等工具

对于信息技术严重闭塞的民族地区来说，学习英语的途径只有课堂，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努力给学生提供接触和了解英语的机会。我在上《Farm》这节课时，将课本情境制成课件，让学生仿佛进入农场，并且将各种动物的英语单词利用超链接，当小动物一出现就发出该动物的英语单词，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平时的教学中，我还利用录音机播放儿童歌曲，利用电子白板让学生巩固练习，利用课件创设教学场景等，总之，在民族地区，为了这些渴求知识的孩子，能更多、更好地创造他们学习的动力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三）会创设情境和场景

语言的学习具有模仿性，需要反复操练。英语学科更是需要教师要通过巧妙设计游戏活动，将反复操练融合到平时的日常生活交际的具体场景中，让学生在具体的说、唱、跳、演的操练中轻松学习英语，在生活中体验参与和应用英语的乐趣。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游戏，比如在学习故事课文的时候，我就努力提供头饰、道具等东西，鼓励学生表演。在学习TurnleftTurnright这一课时，我就带着学生表演了“过马路”的一个小场景，让他们扮演各种角色，在场景中学会了本课的内容。

二、游戏活动的设计原则

（一）游戏活动的创设应注意与本课语言目标紧密结合

游戏活动只是形式，而语言目标才是内容。因此形式不可大于内容，如果只有花架子，而不注重时效性，那就失去了游戏本身的意义。例如：在学习表示方向的词时，我采用“eastwestsouthnorth”这个游戏，让学生跟着音乐动起来，拍着手指示四个方向，快速进入英语学习的氛围中，并在玩的过程中记住方位词。

（二）游戏活动前，应做到指令明确

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对学生活动的控制；游戏活动后，对游戏中的语言目标进行强化，归纳总结。如，我在教情态动词can时，就设计了这样的游戏：游戏前，出示明确的游戏说明：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六人），所有人边拍手边随节奏做动作，其中一人说“Icanswim，Youcandraw”，第二个说“Hecanread，Shecansing”，以此类推，每位学生都能参与进来。

（三）游戏的设计要考虑班额问题并考虑学生的参与度

在设计游戏时，有些游戏不适合大班额；有些游戏学生参与度低，这些都会使游戏低效化。如，有些教师把传统游戏“击鼓传花”放在了课堂游戏中，随着音乐传花，传到的学生说单词。这样的游戏显然不适合班额大的教学班级，而且传花的过程中一大部分没传到的学生无事可做，课堂参与度不高，也不能达到语言目标的训练。可做如下改编：（1）确定语言目标——学会运用句型MayIborrowyour＿？--Sure，hereyouare.(2)为学生讲解游戏规则：听音乐，传目标语言中出现的学习用品。如果传递的是尺子，学生B必须说“MayIborrowyourruler?”学生A说“Sure，hereyouare”，然后学生A将尺子传给学生B。以此类推，分两个竖排进行。音乐停，看哪个小组传得远，说得快。这样，在传递的过程中，学生看着直观的道具，会想办法用英语去表达，为了快速完成任务，设法记住借东西的句型。

（四）游戏的设计应该难易适中，符合所教年龄段学生的特点

游戏要有一定的趣味性，不但要能吸引学生，还要有一定的挑战性，让学生体验成功。如，在教三年级学生学习字母时，我们教师应循序渐进，每天教4—6个，而且可通过不同的游戏活动来操练。如，在认读阶段，可发给各组不同的字母卡片，教师念出字母“Aa”，拿到字母“Aa”的组要全体起立并举起字母，而其他组的学生要大声读出教师所念的字母。做错的组要“受罚”——用肢体做出A的形状。教师在念字母的过程中，要故意看着别的字母的组来念字母“Aa”，使每个组都被教师关注，增加游戏的紧张感，在游戏的过程中反复强化字母认读能力，在游戏中体会到获取知识的快乐，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三、结语

篇(2)

1BAS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概况

1.1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整体概况

BAS学院共有本科学生16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88名，包含了20个民族，分布在16个省市，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等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分布及省市分布如表1、表2。

1.2特殊少数民族学生概况

由于本学院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广西、贵州等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经济上与发达地区的学生相比有一定差距，他们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贫困。不仅如此，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学生因为学习和生活压力而产生的自卑等情绪导致其心理压力较大，使之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BAS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情况如表3。

2BAS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新模式

结合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BAS学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模式，用心教育学生，用爱服务学生，最终形成的“多层次—全方位”模式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2.1多层次教育管理

BAS学院从五个层次推进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上至学院领导，下至民族生自身，通过他人教育和自我管理相结合，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始终。五个层次为：院领导高度重视、辅导员班导师老教师关爱引导、学生干部榜样带动、家校联动、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第一层是院领导高度重视，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学院书记、院长、副书记、各系主任、辅导员，学院书记任组长。小组制定了例会制度、听课制度和谈话制度，小组每月一次例会梳理学院民族生情况，并对民族生的教育管理进行研讨；学院领导每周要对民族生的课程听课一次、与民族生谈话一次，切实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及心理上的状况及学生的需求。第二层是辅导员班导师老教师关爱引导。学院不仅发动辅导员、班导师，还发动老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关注帮扶，辅导员负责年级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班导师负责对班级少数民族学生的关注，老教师则负责对“困难”民族生的帮扶引导。第三层是学生干部榜样带动，学院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干部的榜样带头作用，一个学生干部对接一名少数民族学生，实行责任到人制。第四层是家校联动，学院建立了少数民族学生信息库，每学期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电话家访”至少2次，向家长介绍学生在校表现。第五层是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学院给少数民族学生发放“目标小簿”，每个学期制定目标，并进行目标管理，以此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

2.2全方位关心服务

篇(3)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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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苏〕BN科兹洛夫关于民族学的界限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苏〕Ю•В•布朗利从逻辑系统分析看民族学的对象［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苏〕科兹洛夫著，黄德兴译民族生态学的任务［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3）

［9］〔苏〕B科兹洛夫著，王友玉译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苏〕尤里•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瑞译民族与民族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民族研究，1995（3）

［16］〔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7］任国英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篇(4)

一、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言专业应用语言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 语言学教材缺乏针对性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选用合适的教材是教师备课、上课，学生学习的基础和前提。而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专业语言学课程所使用的各种版本的教材，大多是汉族学生汉语言专业使用的教材，释例多为英语或汉语方言等语言，缺乏专门针对汉语言专业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语言学教材，距离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现实较远，难以激发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导致学生理解上的障碍。因此，编写针对新疆高校汉语言专业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教材迫在眉睫。

2、 教学对象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时，填报志愿比较盲目，根本就不了解汉语言专业是干什么的，不了解新疆双语现象与双语教育的重要性，缺乏专业思想意识。加之一些学生进入大学，不善于自我约束，学习态度不端正。在学习中不思进取，停滞不前。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学习汉语没用，认为许多其他专业的民族学生也会汉语，因而对自己学习汉语言专业持悲观态度，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这些不正确的专业思想导致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存在不少消极现象。

3、 传统的注入式学习方式和评价手段妨碍了教学质量

学生知识的获得、能力的提高与教师的施教方法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高校教学通常普遍采用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教师“满堂灌”而学生被动听。这种授课模式往往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输入”，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和参与精神，师生之间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互动，导致教学效果收效甚微，影响了教学质量。

二、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言专业应用语言学课程教学对策及教学模式

1、 筛选教学内容，编订针对性教材或讲义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应用语言学课程要摒弃教材“拿来主要”，编订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教材或讲义，优化教学内容。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基本的应用语言理论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善于筛选教学内容，并对重点内容进行精讲，不能仅局限于教材讲理论。例如，在讲到社会语言学这一章时，为了说明语言和社会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的“共变”关系，笔者以邵敬敏的论文《“美女”面称的争议及其社会语言学调查》（语言文字应用， 2009年04期）进行讲解，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意识，也切实体会到词汇的出现、变化、派生、潜藏等语言现象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 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改进教学手段

应用语言学课程应以教学模式研究为突破口，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设备进行教学，将教学内容制成课件，图文并茂、简洁易懂。教师要本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备课，将最醒目的语结、人物、画面作为课件主体信息凸现出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将反映语言学家以及语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照片或图片贴放到课件中，简要概括其语言观点。这样，学生也容易记住，便于理解。为配合教学，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或自行组合分工合作制作较为简单的语言学课件。这种形式不仅容易受到学生欢迎，而且客观上也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理解应用语言学理论，为该课程的进一步深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3、 转变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教学中应改变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授式”教学模式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在课堂上，教师应对应用语言学课程各章节基本理论作认真的分析和评价，力求做到讲透重点，讲清难点即可，不可面面俱到，否则会起到相反作用。还可以安排学生在课前查阅资料，搜集相关语料，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对语料进行对比分析，教师再根据学生讲述情况进行评析和总结。例如: 在讲到语言和文化时，笔者以黄忠祥的论文《哈萨克族人名的民族特点》（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讲解，既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又便于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就提出了维吾尔族及汉族人名也存在类似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这种师生双方探讨式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引导和启发学生深刻领会应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还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并且可促使学生自觉地发现实际生活中有研究价值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从而增加对应用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兴趣。

4．理论联系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应用语言学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例如：语言学习与习得、输入假说、对比分析、偏误分析、中介语理论、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料库等相关语言学理论或方法。教师如果不能将理论讲解与现实语言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会导致众多理论听起来枯燥无味，学生很难彻底理解和把握。只有将讲解、提问、练习和讨论相结合，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解决现实语言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对应用语言学课程的兴趣。比如，在讲授偏误分析理论时，不妨先给出一些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经常出现的偏误句型，然后让学生去思考，引导学生从语际迁移（母语规则迁移）、语内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学习语境、交际策略、文化迁移等角度分析偏误的来源，总结偏误的类型，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接触和体验的过程中培养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5． 激发学生潜能，建立科学的课程考核评价手段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整体发展，在于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及创造力。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汉语言专业对学生的考核大多也还仅凭考试成绩，这种传统的评价手段缺乏对学生语言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评估。因此，应根据应用语言学课程特点，加强实践环节的设 计,教师可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讲解语言基础理论，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应用语言学课作为专业选修课，可采用结业论文考核形式，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兴趣点和语言学理论学习的体会自己选题，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从而为学生提供相对宽松的、有利于发展的学习环境，将学生对语言理论知识的认知由抽象化向感性方面转化，进而为撰写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总之，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要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专业应用语言学课程教学的新思路，才能充分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应用语言教学的有效性，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汉语言专业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篇(5)

关键词：甘青土司制度；近二十年；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4-03

甘青地区自古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番汉杂处，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明军西进，甘青故元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相继归附，明王朝授他们以土司，而甘青土司不同于明王朝其它地区的土司有二：一、土司安置在卫所任职；二、这些土司按不同的行政管理形式分为两个系统，即僧人世官和俗人世官。历来研究土司者对其它地区研究详而备矣，或有综述，而甘青土司在明代土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定程度的挖掘。全面研究掌握中国西北民族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不能不正视甘青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

了解和研究甘青土司乃至西北地区和全国的土司不得不了解以下两本基础性、专门性的著作。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者必读的、基础性、工具性书籍。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本书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一、甘青土司制度研究

对甘青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学界一直侧重于青海地区，而对甘肃地区的土司制度很少论及，原因笔者猜想或是由于青海土司独有特点或是史料占有的多寡或是青海土司在明清历史发展中其重要贡献。主要论文有：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 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 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煊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等。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 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10月，第4期）对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明代得到普遍推行，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终于走向消亡进行了论述。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倩倩《青海乐都境内堡寨与明清土司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通过对乐都境内三座堡寨的介绍，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探讨了土司制度在“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沟通与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堡寨所发挥的军事作用和土司与堡寨的最终衰落程。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分析学术界对土司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对西北土司的变革做了简单的介绍。

二、甘青地区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的研究

甘青土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司就是土司在卫所任职和有一定数目的僧职土司，然而学界近来虽对卫所土司有所论述，但主要论述集中点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对其他地区的土司很少论及，而对僧职土司就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名族学院报》1990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在甘青藏族地区土司在卫所制度和千百户制度的详细情况，简要说明了土司的另一种存在情况通过僧职制度对地区的管理。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霍维洮《近代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变迁简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论述了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解析。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1期）论述了有明一代对西宁卫的经略，说明了西宁为在西陲地区的重要性希望引起研究者对用卫所制度管理边区民族事务的重视。

三、土司家族的研究

在对土司家族的研究中就如上文所说主要集中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土司家族世袭考证，土司遗迹在佛教、艺术、史料方面的价值，甘青地区土司几十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论文有：马明达、王继光《明史鲁鉴传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通过对连城鲁土司鲁鉴的生平作了叙述使人们对鲁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多杰《卓尼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卓尼政教合一的杨土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与叙述。南德庆《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对于最近学术界关注程度颇高的鲁土司始祖进行考证并得出其为鲁贤。王淑芳、王继光《蒙古族鲁土司家族史料系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连城蒙古族鲁土司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以至民族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简述了鲁土司所属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雷坛四处现存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在艺术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价值。洲塔、何威《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研究》2009年，第6期）对明初受封的何锁南普家族进行了考证与爬梳。赵英《李土司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辩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 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格日才让《历史悠久的卓尼土司制度》（《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25日，第003版）对卓尼土司进行了介绍。武沐《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运用《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硕士论文有程静微《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5年，6月）、米德《甘肃永登妙因寺明代佛传壁画探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6月）赵英《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等对土司制度及其遗迹进行了研究并谈到了史料价值和利用。

四、关于土族土司

篇(6)

关键词：学科信息服务；学科联络馆员；民族高校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58-02

引言

学科信息服务是信息资源网络化、多样化、复杂化图书馆传统参考咨询服务的更新和发展，目前主要是“学科馆员”制度模式。即图书馆选定一些具备一门或多门专业知识并掌握图情和信息处理技能的图书馆员作为学科馆员，院系确定一至两名教师协作，为所负责院系提供专业、深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具体包括查收查引，课题咨询、科技查新、专题讲座、馆际互借等服务项目。学科馆员服务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率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提出并实行，后逐渐在其他学校推广。国内起步较晚，1998年以清华大学为开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40多所“211工程”大学也相继推出该制度[1]。

两年前我校图书馆也开始试行“学科联络馆员”制度并于上学期成立了学科信息服务小组。民族高校学科信息服务有自身的特点，我馆可借鉴其他民族高校馆做法，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开展此项工作。

一、一些民族高校图书馆学科信息服务概况

有些民族高校学科信息服务做得很有特色，值得学习借鉴。如中央民族大学比较注重学科建设，2006年完成数字校园建设后，围绕学科建设，尤其是“985”课题提供技术支持，进行网络平台建设、资源共享、构建学校大型数据库等工作。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创办《学科信息导报》。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中国西南民族特色文献研究中心”突出省级重点学科，如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民族地方文献等的馆藏量。编制的二、三次民族文献已有上万条目录并广泛应用于省内外与国外的信息交流中，为读者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西北民族大学自建的数据库有“甘肃特有民族研究数据库”、“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库”、“民族研究文献题录数据库”、“馆藏书目数据库”等。馆藏文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西北地方特色。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针对该校特色学科做了学科导航如“青藏高原特色学科”，在文献资源建设别注意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在馆藏文献中重视少数民族语种文献建设如藏文古籍和线装古籍。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建立特色资源库如“吴泽霖特色数据库”、“岑家梧特色数据库”、“古籍文献特色数据库”。北方民族大学通过NSTL、CASHL平台进行学科服务和文献传递；学科导航如管理学学科导航，内容包括CALIS重点学科网络导航门户和管理学部分核心期刊（2008北大版）等；自建“回族学”、“西夏学”和“宁夏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等[8]。

二、我校图书馆学科信息服务现状

我馆上学期成立了“学科信息服务小组”，目前服务内容较少；创办《学科信息服务简报》和《阅读》报。《简报》旨在为我校教师和研究生提供深度文献信息服务。促进学校学科建设和师生科研。《阅读》报是普及报，针对全校师生宣传图书馆服务；新生进校和4・23读书日期间做系列电子资源讲座。一些院系开展学科信息服务的延伸服务，如外国语学院联络馆员负责的英语角活动。

三、我校开展学科信息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学科联络员普遍缺乏图情和专业知识，信息获取处理能力有限；师生信息检索利用能力弱。去年4月我馆向我校教师和研究生开展“学科信息需求与图书馆学科服务”的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502份。结果显示读者对图书馆资源了解甚少，仅了解图书馆资源1%-20%的读者比例高达40.4%，了解图书馆资源60%以上的读者比例仅为14.6%，图书馆资源能满足读者信息需求60%以上的读者比例仅为13.5%。一方面读者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馆藏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刚成立的学科信息服务小组对如何有效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联络员几乎是各部门的业务骨干，较为繁忙，常无暇顾及学科信息服务工作。

四、我校有效开展学科信息服务的措施

（一）提升学科联络馆员素质

高素质的学科联络馆员队伍是学科信息服务工作成功的关键，要重视提升学科联络员素质，可由图情背景的馆员对联络员进行培训或外派进修来提升业务能力。学科联络馆员要有很强的使命感，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不断学习、善于思考，补充图情和专业知识，提升综合素质。

（二）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为提高用户信息检索利用能力，多年来我馆做了许多工作，如每年举办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利用报纸广告宣传图书馆资源等，但收效甚微。许多师生认识上有误区，对图书馆讲座不重视，来听者寥寥。若把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纳入我校教学计划，管理部门介入让学习图书馆资源利用成为必修课，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文献检索利用能力，提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利用率。

（三）“学科信息服务”小组的工作要落到实处，服务内容要深化

参照其他高校图书馆成功经验，根据我校特色建学科导航、重点学科资料库、特色数据库、学科博客等。

（1）重点学科资料库

民族学是我校省级重点特色学科，参照别校经验，我们首先重点打造民族学学科资料库，建好了这个资料库，有了经验再步步推进建设其他资料库。馆藏上要突出特色化、专业化；对海量信息进行有序化、专门化、精深化处理。

（2）学科导航

目前我馆还没有专门的学科导航系统。要为我校学科专业建设服务，很有必要建立特色学科导航。特色学科网络信息导航要结合学校的特色学科专业设置，对相关学科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分类，将分散的同专业、同主题信息进行整合，建立特色学科导航库，帮助读者方便快捷地获取需要的信息，提高他们的查询速度、查询质量、查询效率。

（3）特色数据库

建立特色数据库，可突出我馆特色馆藏，提高文献资料利用率，更好地为学科专业建设服务。现在可着手建立民族学资料库和我校师生论文库。

（4）学科博客

研究生院的学科联络员有图情专业背景，在有用信息的检索、收集、处理上有优势，率先建立了针对该学院的学科博客。其他学院联络员可借鉴研究生院联络员的做法建立自己对口院系的学科博客。内容可包括院系学科专业前沿动态、院系承担课题概况、学科带头人基本信息、相关学科学术论文、会议纪要、学术动态等。

（5）不断改进《学科信息服务简报》和《阅读》报

两种报纸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可改进。《阅读》报是一份普及报，对图书馆资源利用的基本知识进行普及，内容应凸显基础、浅显、全面的特点；《学科信息服务简报》是专业性强些，是《阅读》报内容的深化、延伸与补充，内容要强调专业、精简、深入的特色。《阅读》报的“人物访谈”可选择性地对我校省校级重点学科专业的院系负责人或相关专家访谈，展现他们的办学思路、发展规划、承担课题等，让师生对我校特色学科、重点学科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新书推介”可突出专门性，如某一期对民族学新书进行推介，下一期对法学、再下期社会学等，针对性强，对师生来说更有指导意义。《简报》可参照其他高校馆成功经验，结合我校专业特色来办。除了我校教师科研的计量分析、我馆特色馆藏、特色数据库的使用推介外，可在我校重点学科、特色学科上做文章。某一期专门推介我馆收集的我校省级重点学科民族学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数据库，我校民族学专家，民族学研究前沿动态，我校师生民族学论文计量分析等，这样，读者会对民族学学科有全面、深入、细致的了解，对民族学学科建设有更好的指引作用。学科信息资源要概括性、系统性地介绍，还要根据资源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具体地推介。如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的《学科信息导报》针对化工学科的信息导报既包涵馆藏化工类核心期刊的列表统计，还针对《美国化学文摘》、《化学化工大辞典》等权威的工具书做专题介绍。在经济学科的导报中，学科馆员除了将馆藏财经类期刊做成表格系统地介绍外，还针对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ORISI数据库的检索方法等，通过文字、图表、截图等形式作详细讲解[2]。

五、充实学科联络员队伍解决人员缺乏时间不够问题

发挥团队力量可解决人员缺乏时间有限的问题。可通过馆内部门间合作，联络员之间合作，联络员与学生志愿者合作、与相关院系教师合作等方式缓解人员不足、时间不够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职业院校 汉语教学 听力理解 汉语交际能力 措施

如何有效地组织、开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听力水平，是摆在职业院校师生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排除听力问题和提高汉语听力技巧和方法呢？下面，我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实际和经验教训，谈谈如何加强汉语听力理解教学的一下看法：在开展汉语听力教学的工过程中，要让少数民族学生自我放松，消除紧张心理，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录音之前先浏览一遍题目，有时也可充分利用题与题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去浏览答卷上的内容，先对所听范围和大意有个大致了解，然后再带着问题去听。听时保持头脑清醒，注意力高度集中，但注意力集中并不等于紧张害怕。通常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不能彻底听清、听懂每一个音素、音节、单词或词组，但只要我们听清了关键词或关键因素，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答案。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听的兴趣和增强信心。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任何学习活动来说，兴趣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进行听力教学之前，一定要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兴趣：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听力材料，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听力活动，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听力教学环境等，努力营造浓郁的汉语学习氛围，亚力山大曾说过：“掌握一种语言，首先是听懂，听懂比重占90%。能听懂你才觉得舒服，听不懂就会觉得不自在。”在开展汉语听力练习时，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抱怨听不懂，因而丧失了听的兴趣，往往半途而废。其实，即使听不懂也是一种学习，只不过自己觉察不到而已。虽然暂时还不能听的太懂，但耳膜已经开始尝试着适应一种新的语言发音，大脑在调整频率，准备接受一种新的信息代码，这本身就是一次质的飞跃。所以含教师和少数民族学生切记：听不懂也是一种悄然的进步。汉语听力练习，要充分利用心理学上的无意注意，只要一有时间，就要打开录音机播放汉语磁带，使少数民族学生处于汉语的语言环境中，也许没听清楚说些什么，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少数民族学生可以随便做其他事情，不用去有意听，只要他们的周围存在汉语环境的发音，他们的听力就会逐步的提高。

汉语听力训练要贯穿常规教学之中，这就要汉语教师基本功要扎实、口语标准、丰富的词汇和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因此汉语教师要不断充电，提高自身素质。少数民族学生基本功要扎实，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每一个字、每一个一个词时，就要重视读音问题，力求标准。汉语听力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停滞不前，亦不可操之过急，要注重把日常教学过程贯穿其中。尽量使用汉语组织课堂教学。一开始，少数民族学生感到不适应、困惑，但坚持下来，不但使少数民族学生养成用汉语思考的习惯，而且能使少数民族学生更注意听讲，跟上汉语教师的步伐，渐渐的、潜移默化，达到提高汉语的听力理解水平。汉语听力理解的提高单靠平时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平时组织开展的听力训练多，但少数民族学生处于被动的听的现实之中，配套的训练练习、作业设置的少之又少，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动脑的机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汉语听理材料也不够科学、完善，因此造成少数民族学生听力水平提高不快、提高不大的现状。所以，汉语教师每周都要针对性的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听力专项训练。当然汉语听力提高的好坏、快慢不在于少数民族学生听了多少盘磁带，看了多少音像资料，而在于少数民族学生真正掌握了多少。掌握大量的汉语词汇，是学好汉语学科的关键和基础。对于词汇问题，汉语教师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熟记已学过的词汇，要经常复习，以防遗忘；汉语教师要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加强课外阅读，对于阅读教学与练习过程中出现的，特别是重点难点生词、句段，汉语教师要及时的记录和备案，教学中对症下药，争取扩大民族学生的汉语词汇量，同时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少数民族学生阅读各民族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等可读性、趣味性强的材料，而且对于汉语自身的语法现象要组织少数民族学生自主的探究，例如：“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基本概念和理论。

提高汉语听力理解能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汉语教师常抓不懈、攻克汉语听力教学与练习难关。因此，汉语教师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少数民族学生喜闻乐见的课外活动，如：学唱汉语歌曲、汉语朗读比赛、汉语书法展览、汉语小品大赛等，丰富少数民族学生课余文化生活。此外，还应组织少数民族学生看一些汉语原版的国产经典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微电影等。汉语影视作品的选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汉语教师选择音频材料时，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汉语听力能力挑选汉语影视作品： 开始阶段，应该选取一些情节简单、语言清晰而内容生动的影视作品，尤其像儿童题材的汉语影视作品为最佳选择，如：动画电影《狮子王》、《小公主》）等生动活泼，容易理解，很容易就能激发起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达到了潜移默化地提高听力能力的目的。2.加强少数民族学生间的合作学习：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决定了合作学习是自主听力学习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加强少数民族学生间的合作学习，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听力水平的提高。教师在课堂上可以根据少数民族学生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听力兴趣、增强听力信心，创造性地进行更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的听力训练，扩展出更多的适合于少数民族学生听力训练的方法，从而使他们的汉语听力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参考书目

[1]《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听力理解能力之我见》魏秀兰 《考试周刊》 2007年15期

[2]《听力训练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惠元[J].世界汉语教学，1997（2）

[3]《听力训练中的策略》沈钟钟 [J]外语电化教学1996（4）

[4]《听力课教学的现状与革新》金立鑫 [J] 对外汉语论丛1998.

[5]《浅析阻碍民族学生汉语听力提高因素及应对策略》郭新爱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