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精品(七篇)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1)
一、国民经济的构成
为了说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首先必须阐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构成问题。第一，国民经济是人们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总过程。人们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生产出人们进行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买卖，生产出的生产资料要出售给需要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以便用于再生产；生产的消费品，要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居民。这些出售的商品，要经过运输过程运送到销售企业，由商业企业进行买卖。商品买卖又要通过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货币是通过金融企业发放的。这一系列生产、运输、买卖、消费的总体就是国民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按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划分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构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我国要发展国民经济，要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得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的总体当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不断地强盛起来。
第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为不同的经济产业。国民经济是由各不相同的经济产业构成，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国民经济。
以上说明在国民经济中，包括有各不相同的产业、行业和企业，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既有分工，它们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在发生作用的同时，又相互联系，达到它们应发挥作用的目的。
二、国民经济各产业和行业的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同时又能把生产出的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满足各生产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同时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一，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要能满足农业和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农业生产的各种产品，要首先满足农业再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在农产品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各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用于农业进行再生产。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工业生产的产品要能满足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对生活消费的需要。钢铁企业生产的各种钢材，要能满足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企业对各种钢材的需要；机械设备制造业生产的各种机械设备，要能满足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的企业进行生产的需要；生产发电设备的企业要满足发电企业的需要；通讯设备企业生产的电话机、电报机、手机等商品，要能满足人们使用这些通信用品的需要。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生产的各种劳动资料和各种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种原材料，要能相互满足需要，工业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才能协调地发展。
工业生产的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这些工业产品，除出售给城市居民使用外，也出售给农村居民使用。食品工业企业生产的食品，也要有一部分出售给农村消费者。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工业部类、农业部类两者相互提供着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所以，它们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三，工农业的产品要经过交通运输业运输出去。农业生产的产品，除了一部分农民自用外，大部分的产品都要销售出去；工业各行业和各企业生产的商品除少量产品在企业所在地区市场上出售外，工业企业生产的绝大部分商品，要运送到外地市场销售，这就需要运输行业的运输。
第四，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的商品大都要经过商业企业销售出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必须经过商业企业，其生产和经营才能顺利发展起来。
第五，金融业。金融业是进行货币经营的行业。银行把政府拨款和居民储蓄的货币资金贷放给企业，企业用这些货币资金去购买生产资料和招聘职工，从事生产和经营，并按规定的期限归还银行本息；交通运输业的经营要用货币购买运输工具，运输完成要收运费；商品的交易也要以货币作中介。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媒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从以上的理论说明看，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企业必须协调才能顺利发展。
三、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问题
1.国民经济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更高水平的阶段上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只有不断地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2.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某一个经济部类或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企业发展的快，其他部分行业及企业不能够与它们的发展速度相适应，这些发展过快的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就会出现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所讲的国民经济要快速发展，是指相互协调的快速发展，即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各相关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都能够快速协调发展起来，使得国民经济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够协调快速发展，也就是发展到能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更多和产品质量更高阶段上的协调快速发展。
3.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相互带动和相互协调。一个经济部类和一个行业及企业先快速发展起来，对其他与之相关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的发展也要能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快速发展起来。既然所有的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和企业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能带动其他经济部类、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工农业产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也必然为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创造出相应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它们能与工农业的发展相协调，促使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要相应快速扩大经营规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4.国民经济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不协调就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四、培养出使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人才
1.国民经济要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各类管理人才。国民经济要协调快速发展，需要培养出有能力为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做出决策和指导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认识到国民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状态，同时能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以调整，使国民经济不协调的状态不致发生。
2.快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出具有高深科学理论和高技能的科学家。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必须造就出一支具有相当数量的高技术理论和技术研制能力的人才，即必须大力培养出大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要求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3.大力培养进行机械设备操作的人才。在大力培养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培养出能操作机械设备去加工于劳动对象的高技能人才。“在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30-40%，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4%。差距之大，促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高技能人才，关心高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从这个数字看，我们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培养高级技术专家外，还必须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养出数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高技能的技工人才。
我国现实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断增加的，客观上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这种大量是指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都需要具有高深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的来源大多数需要依靠发展教育进行培养。当然培养人才，不只是在学校，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也能进行培养，像许振超等都是在实践中学习成为高技能操作型人才的。五、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
以上说明了我国已培养出大量高级专家，研制出了一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科技成果，还制定了继续培养人才的规划，这会促进我国今后继续快速发展，但要快速发展，还需要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培养出研制先进机械设备制造的人才，才能加快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1.我国自己研制出高性能的先进机械设备还比较少。我国生产使用的机械设备，虽然比起过去有所更新，但比起发达的国家来，我国自己生产的机械设备还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我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研制出新的高效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械设备。我国现时虽已有了一批高水平的机械制造方面的专家，数量还比较少。他们还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院所、大学、大型企业中。每个科研院所、每个大学、每个大型企业，他们自己用来研制工作的仪器、机械用具大多不足。因此，研制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仅仅依靠某一个科研机构、某一所高校或企业，是很难完成研制任务的。我认为应该把一些科研院所的有关高级技术人才，把各大学有关的科研人才；大型企业与该项研制工作有关的人才，暂时集中起来，组成研发小组，把分散的科研设备、资料等资源也暂时集中起来，共同使用。组成的科研开发小组可以集体进行讨论，集体进行研究，以扩展每个科研工作者的知识范围，从而提高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对新机械设备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使研究更能产生新成果，能更有把握研制出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产品来。
2.研制新机械设备也可以依托某一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研制新机械设备所需的人才，如上所说，可把各有关研究院所和各有关大学的人才组织起来。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某一个企业具备进行研究所需的条件，可依托某一相关的大型企业。依托大企业进行新机械设备的研制，能节约大量的研制费用。
3.研制新机械设备可吸取发达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经验。我们研制同种机械设备时，要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以便使我国制造出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性能更好的产品来，能使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得到更快的发展。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能够使用我们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先进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强大起来，由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六、国民经济的协调具体表现在市场的供求平衡上
第一，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当某些商品在市场上出现供过于求时，这就表示这些商品生产过多了，这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一种表现。生产出的商品，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就表示生产出这部分商品不能及时用于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这便会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如果生产这部分产品长期卖不出去，积压时间长了就会变质，成为不能使用的废品。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损失，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当市场上出现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即这种商品满足不了购买者的需要时，如果这种商品是劳动资料，使用这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如果这种商品是原材料，使用这种产品作为原材料进行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也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从而就会影响到这些行业或企业继续的发展，这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供不应求的商品是居民生活消费品，就会影响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市场表现为供求关系的平衡。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所需要各种机械设备都能及时购买到，不仅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符合需要，同时在质量上也符合应有的标准，这样才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生产出的各种产品又能够及时销售出去，迅速回笼货币，使各企业不仅能够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平衡地发展。
第二，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应及时纠正。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上说，国民经济必须协调才能迅速发展，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当中，我国国民经济有时还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根据2004年商务部公布的信息，“据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138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3%，与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5个百分点，与去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8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商品46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7%，与2003年上半年相比减少了8.5个百分点，与2003年下半年相比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商品应适当压缩其生产的产品数量，或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转产市场能够销售出去的产品。我们必须理顺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企业之间生产和需求关系，使国民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协调快速发展。
第三，投资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要求。投资就是投入到国民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用于购置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使企业不仅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这些投资投入到生产商品供不应求的一些行业和企业中去，这种投资就是合理的；反之，则会出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投资膨胀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这些投资生产的产品一时不能被充分利用，这就必然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我国对国民经济中某些经济行业或企业的投资，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把资金投到有社会需求的产品生产当中。
总之，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需要的一些产品又不能被生产出来，阻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七、加强宏观调控
1.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要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始终保持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国家机关对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各企业，都是相互独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它们往往只考虑本部类本行业及本企业的发展，而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往往考虑不够，或者对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很难认识清楚，所以国家有关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以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2.国家的宏观调控要认真深入研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使国民经济实现一时的协调快速发展，还要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协调快速发展。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要研究国家已经制定出的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制定出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措施。国家在研究国民经济长期协调快速发展时，既要研究现实国民经济中一些部类、一些行业和一些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也要考虑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国家在实施制定的长远规划时，还要随着观察国民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使国家制定的发展经济政策能完全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3.调整货币的投放。调整货币投放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投资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资金对国民经济的某一个部类某一个行业和某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发展过快的行业和企业限制进行再投资。以紧缩货币供应为手段，使其过快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下来。对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要增加投资，使其能更快的发展。我国现实对农业实行减税，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的某些产品实行补贴等，都是对农业生产增加投入的措施，这会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2)
(一)研究主体
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涉及面较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而且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宏观视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当前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单位多为综合型科研机构，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策研究单位。从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专业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机构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多为官办机构，缺乏中介机构，不利于提高评估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二)研究对象
国家发改委对发展规划中期评估的要求，不仅是推动发展规划评价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且也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发展规划指标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价值体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政府的中期评估，而忽视了日常监测机制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规划文本与实施目标的一致性，而忽视了文本本身的科学性。总而言之，在研究对象方面，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宽广，需要拓宽学术视野，增强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视角。
(三)研究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规划评价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方法论层面，在理论方面建树不多;局限于部级发展规划评价层面，在省级及以下政府发展规划评价方面鲜有涉及。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跨越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发展规划评价这一指挥棒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但是，总体上看，学术界关于发展规划评价研究不能完全支撑政府的迫切需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二、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规划实施评价实证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二五”至“五五”计划文本未曾正式公布，这给文献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这段时期发生了“”、“三线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五年计划的编制与执行受到较大影响。董志凯(2003)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与的民主基础，以及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因素，导致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也使五年计划估价不准确。比如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人民日报曾宣布提前3年完成。但经核实1962年核实数仍低于公报数。计划实施结果估价的不可靠性，直接影响到中央做出下一步科学决策。总体来说，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完成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王亚华(2007)通过逐一考察的方式，得出结论:“一五”、“六五”、“八五”、“九五”完成较好。从计划制定的科学程度来看，“二五”、“七五”、“八五”较差。鄢一龙(2012)从目标完成率、偏离度、计划期发展情况等纬度构建了五年计划绩效指数，首次对我国已经实施的11个五年计划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估。杨竺松(2013)基于科学发展指数体系，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评估:“九五”科学发展指数为60．79，“十五”为62．52，“十一五”为67．86，“十二五”中期为72．04。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规划评估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对单个规划评价的研究成果。王亚华等(2007)从目标一致性角度对“十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实施情况总体良好，但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能源与环境等方面出现偏差。社科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9)研究报告表明，“十一五”规划运行三年以来，实施总体进展顺利。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胡鞍钢等(2008)按照一致性评估方法，对“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在总体进展良好的同时，存在着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模式转变、资源环境制约硬化等方面的挑战。祝宝良等(2013)认为，预计“十二五”规划期末指标完成率将接近90%，创造我国五年计划(规划)最高记录。
(二)发展规划评价机制建设
发展规划评估机制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还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学者们针对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评估机制改进优化的建议和意见。刘春雨(2012)针对当前规划监测评估缺少推动机制、监测手段和考核办法等问题，分别从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年度考核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郝彦菲(2013)认为，要建立规范完善的规划评估体系，强化人大对中期评估的监督作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评估机制，与时俱进创新评估方式与方法，建立人员结构合理的规划评估专家委员会。高辉清(2013)认为，要建立节能减排指标地区间合理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面向各级规划的评估体系和节能环保监测网络，多管齐下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对于构建规划评估机制来讲，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可评价性非常关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我国规划编制脱胎于“五年计划”，起步于“十一五”，缺乏经验，存在着不少问题。贾川(2012)认为，当前评估工作导向多元表述含糊、指标设置偏于保守等自身缺陷导致难以评估，平行级规划协调不足、上下级规划衔接不够等体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公众参与程度仍需提高。因此，要完善规划体系，明确规划边界，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强化考核评估机制，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吴殿廷等(2012)认为，“十一五”规划是系统、严谨、科学的发展规划，但规划中的经济目标偏低，社会和资源环境目标个别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要求必须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估监测和及时调整。鄢一龙(2009)提出了“规划蓝图—实施情况”一致性评估办法。但是，该方法对规划本身合理性不能作出评价，这使得对规划深度评估较为困难。
(三)发展规划指标体系研究
指标是构成五年计划(规划)的核心部分，也是规划评估的重要依据，其调整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和价值观的变化。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1)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镇化率3个预期性指标，以及人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总人口3个约束性指标，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进行了述评。王永瑜(2010)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六个五年规划以及31个省级政府“十一五”规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其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指标数量逐期减少;2．指标结构由经济性向非经济性转变;3．指标类型由具体向综合转变。胡鞍钢等(2010)认为，“十二五”规划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彰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和主线。“十二五”规划反映了我国政府由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公共服务的转型。指标的合理设置与规划评估直接相关，对于提高规划评估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些专家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指标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胡铁雯、顾海兵(2012)对“八五”至“十一五”计划(规划)主要指标变化和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建议指标体系应保持稳定性、科学性和预见性。代明、江思莹(2013)通过研究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应用层次分析法编制了规划实施成效量表，提出了九项要素层指标和二十六项具体指标，并还利用量表对国家“十一五”规划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价。李方正(2014)认为，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可带动经济的增长，金融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中长期规划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指标在规划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科技、环境、资源、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等指标重要性更加突出。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对规划指标体系的设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规划决策理念与机制
虽然西方国家也通过规划工具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但由于国情历史、政治制度的差异，其决策的理念与机制与我国大相径庭。胡鞍钢(2012)从决策哲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并得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王亚华(2009)发现，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的计划制定普遍保守，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目标制定普遍偏高。因此前者完成情况大大好于后者，但前者的预期准确性和完成的同步性下降。在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计划(规划)决策模式也经历了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逐步向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王亚华(2007)根据历次计划制定的制度化程度，将10个五年计划分为5个时期:“一五”———制度化建立时期;“二五”———制度化破坏时期;“三五”、“四五”———非制度化时期;“五五”、“六五”———制度化重建时期;“七五”至“十五”:制度化深化时期。鄢一龙等(2011)认为，从决策模式来看，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经历了以下阶段: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一言堂”决策模式;内部集体决策模式的重建;咨询决策模式;集思广益决策模式。胡鞍钢(2011)提出，“十二五”规划编制历经中期评估、前期研究、形成思路等11个步骤，是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最好案例。这说明了我国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未来将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环境和资源的巨大代价。李强(2013)通过对绿色发展相关指标中期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对“十二五”规划绿色发展情况和趋势开展了评估，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张雪花(2005)等认为，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中应体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影响，并探讨了在区域“十一五”规划中体现资源价值与环境成本的必要性、基本思路与工作程序。唐忠辉(2009)提出，目前，开展国民经济规划环评的法制、政策和技术等条件已初步具备。应按照预先评价、整体评价和评价审查三个阶段，由不同主体组织实施国民经济规划环评，并统筹考虑与其他类型环评之间的协调关系。赵书新(2010)提出，当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没有体现全面性原则，没有满足动态考评的需求，考评方法单一。因此，重新界定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并提出要定量与定性描述相结合;重视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口分析;注意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周敬宣(2010)提出，基于目前战略环境评价存在的问题，可以选择区域国民经济和发展规划环境评价作为突破口。要建立区域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导则，将“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作为评价对象，分别从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
三、我国发展规划评价下一步研究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发展规划评价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应在以下方面争取有所突破:
(一)优化研究主体结构
当前，我国从事发展规划评价的研究主体官方背景过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价的客观性。政府应落实行政职能转移的有关精神，利用政策工具等手段，积极引导具有实力的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发展规划评价工作，建立常态化研究机制，持续对发展规划进行跟踪研究，切实提高评价研究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推动发展规划真正落地。
(二)拓宽研究对象范围
针对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范围较窄的情况，建议应在进一步做好中期评估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监测机制的研究，努力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评价体系。在进一步做深对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指标体系背后的价值体系研究，提高研究的深度。在做好对中央层面发展规划评价支撑的同时，加大对省级和以下政府层面发展规划评价的支持，以促进我国发展规划评价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丰富研究成果深度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3)
【文章摘要】:随着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发展，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发展迅速的新兴服务部门，正在逐步崛起。物流产业在国际上成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我国国有控股的物流企业是国家投资并拥有控制权的企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其管理也逐步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目前，国家对物流产业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对物流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
一、国有物流企业的特点
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一个企业的经营和决策，这对于物流企业也不例外，强化财务监管是增强物流企业竞争能力的有效手段。
（一）成本结构复杂
物流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构成较为复杂，对主营业务成本进行较为清楚分类可以向管理者提供更多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细节问题。鉴于企业物流活动是按照功能的不同来组织进行的，因此按照业务活动来对成本进行分类比较合理。第一，销售成本。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前期的广告费用必不可少。第二，订单信息处理成本。从客户下订单开始到安排运输环节，再到客户收到货物，最后到客户的信息反馈为止，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信息处理与安排发生的费用均属于订单处理费用。第三，货物运输成本。物流企业在对货物进行运输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直接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第四，与物流业务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包括电子设备的购置费、维护费、折旧费，物流销售人员、运输人员、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等。主营业务成本是物流企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除此之外，物流企业还包括与主营业务不直接相关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由于物流业务的特殊性，使得物流企业的财务管理呈现出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特征。
（二）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利润率水平比其他行业较低，企业自有资产有限，资产信用不足。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一般要求贷款抵押或较高的信用。而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抵押资产的缺乏和信用水平的限制使得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同时由于物流企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行业，投资回收期较长，注重盈利性的金融机构不倾向于向物流企业贷款，导致物流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通过金融贷款得到满足。在我国已经实现上市的30家左右的物流企业中，总体融资规模较为有限，因此从上市公司数量和融资规模来看，我国物流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比重都比较小。由此来看，对于物流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我国现有市场发展环境下，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依靠物流企业自身是难以筹集的，而通过资本市场或者金融机构筹集资金也存在重重障碍。
二、国有物流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就目前情况看，物流企业的财务管理还不能很好的适应与满足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既有外在因素更有内在问题。
（一）财务监管力度不够
面临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国外同行的压力，我国物流企业必须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变，企业规模也将向大型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物流企业特别是国有的集团型物流企业，组织机构复杂，大多具有庞大的下属分支机构；集团内部关联性公司较多，对子公司持股比例不同；子孙公司较多。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本身就是个难题，在组织机构复杂的集团性物流企业中，财务监管力度和方式方法成为财务管理是否有效可行的重要前提。从目前我国集团性物流企业财务监管情况来看，集团公司对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与控制力度不够，现有的核算和内控制度不尽合理，对分支机构和资公司的财务监督缺乏有效可行的的方法等。
（二）资金管理方式落后
资金管理方式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物流企业经济消息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国有物流企业的资金管理方式还缺乏有效手段。如有的国有集团物流企业的某些子公司帐面存在闲置资金，而有的子公司却急缺运转资金，由于缺乏资金调度中心的功能，导致闲置资金无法有效流转，大大降低了资金运用的效率。
三、加强国有物流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
根据现代企业管理的经营理念，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个中心目标展开的。要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必须从内外部同时采取有力手段，加强国有物流企业的财务管理。
（一）拓展融资渠道
面对物流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以及难以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现状，要积极从其他方面拓宽融资渠道，给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通过多种渠道解决物流企业的融资需求，推进物流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应适当放宽物流企业的上市审批条件，支持鼓励资产质量好、具有发展成长潜力的物流企业上市。另一方面，国家应增加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与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结合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作为信贷标准，对物流企业增加信贷资金支持，推进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二）加强财务监管与控制
要从企业内部加强财务管理，就要建立健全物流企业的内部监控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行。一方面，要强化对物流企业法人代表的管理，真正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约束其行为。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划清“三会一层”的职权范围。另一方面，理顺物流企业集团财务部门的组织结构，必要时建立财务中心，核心在于资金调度中心和财务核算中心，对物流企业的资金运转形成有效约束，监督资金运行使用的效率。同时加强财务部门工作的合规合法性，建立完善企业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保证有效执行，从各角度加强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选择
考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其天生的市场导向体制优势，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并且，通过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现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讨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选择发展方向经济学论文，就显得格外必要。
不可否认，我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长期保持着强劲的资本扩张态势。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逐步到位的今天，民营企业自身的劣根性也悄然涌现。诸如，产品质量差、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模式，不断被社会所指责。
由此可见，在十二五时期全面转变经济方式的大背景下，须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足，展开建设性的梳理与对策分析。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分析
基于生物学隐喻可知，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由拉马克主义原理可得，作为类似于生物体的民营企业，惟有进行适应性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经济学论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为此，首先就目前的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则显必要。
（一）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受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作用，国内经济环境主要由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其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成为了目前的主要内容。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1．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工业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国家做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决策。这样一来，国家就在企业的入市门槛，以及产品的生产领域，建立了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主导的评价指标。由此，从我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现状来看，上述评价体系将极大的约束其未来的生产经营。
2．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尴尬局面，惟有在国家意志层面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产品研发领域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实现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经济学论文，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约束，必然将弱化其自身创新能力。
（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国外经济环境，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来体现。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都属于外向型企业类型。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存在的“绿色壁垒”，极大的阻碍了他们的产品出口。绿色壁垒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
由此可见，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各类型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此，在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进行探究后，则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上述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由上文所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从组织资源的范畴下，来探究其形成原因，则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困境形成的内部原因探究
上文提到的企业创新能力，实则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之间经济学论文，存在着逻辑关联。即，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不但能有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切实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而这一切目标实现，则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以及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两个要素，在我国民营企业中普遍稀缺。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精细化，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某核心企业的生产协作伙伴。民营企业在通过网络化企业组织架构来获取报酬的同时，则锁定了自身生产能力的匹配性。而协作伙伴所承担的生产任务，科技含量极底，这又造成了民营企业缺乏创新的激励。
（二）困境形成的外部原因探究
芝加哥行为学派的认为，企业的行为偏好决定着市场结构（本文采信该观点）。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正因为我国民营企业缺乏产品创新能力，便使得自身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大。这一客观事实经济学论文，决定了同类型民营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往往呈现出过度与无序并寸的态势，即，我国物流民营企业便是典型的例子。该市场结构，则压低了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最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资金的供给。
三、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
在讨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时，应把握问题出现的逻辑起点。上文已经指出，民营企业惟有根据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开展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具体阐述如下：
（一）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针对民营企业组织资源的次优现状，可以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局部创新，来渐进式的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且，对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努力需长期保持。由马克思价值转型原理可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全社会剩余价值平均化过程中，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由此经济学论文，作为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形：超额利润，便能有效支撑该企业未来的创新需要。
（二）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无论民营企业遵循低碳经济要求展开的生产实践，还是形成持久的组织创新能力，都需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做支撑。为此，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就格外重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几个原则：（1）从战略上储备企业未来5年内所需要的科技人才；（2）对于管理人才的储备而言，最好选择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3）激励机制的构建。对人才的选择与储备，只是从静态的存量上满足了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此时，还应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推动他们在企业价值创造上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须针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化过程，动态的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方向的选择还应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着手，即：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春花.刍议家族企业继承机制[J].商业时代,2005(4).
[2]刘莹.浅析我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12).
[3]赵奕凌.西部县域工业发展资金缺损的机制分析与对策[J].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考虑得似乎不够。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的财政形势也决定了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不能减少，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新的财政困难。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3．在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方面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6)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篇(7)
【关 键 词】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这是任何科学理论产生、发展、走向成熟并发挥巨大作用的客观规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始终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根据新的实践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个理论，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既是江泽民同志对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也是他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和行动准则。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承坚持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这种继承坚持和丰富发展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战略决策，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战略任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邓小平理论的宣传、普及、研究和贯彻；第二，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贯彻邓小平理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第三，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总结和吸收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一个整体，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看，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的新阐发和新概括；第二个层次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新成就、积累的新经验、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科学总结，逐步形成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观点。
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和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作出新的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显著风格和重要特征，也是江泽民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的显著风格和重要特征。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丰富和发展，并且这种丰富和发展，“总起来是属于邓小平理论这个阶段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理解这种“丰富和发展”时，只能也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这样才能领会其深刻内涵，掌握面向新世纪、迎接新挑战、不断开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笔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上，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对国情的正确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客观依据。一是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增加了人民生活、科技教育文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差距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目，认识更加全面。二是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对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概括。三是展开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新论断，这些新论断和以它为基础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的确定，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强调要以崭新的精神姿态跨入21世纪。制定了新世纪的奋斗目标，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在建设目标和大政方针上，深刻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强调必须始终注意处理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深刻揭示了基本路线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的内涵，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略日臻完善。确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党的基本方针，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总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局指明了方向。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经验的总结。马克思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界碑。能不能提出一个符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正确纲领，是衡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方针、基本纲领的提出，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推进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表明我们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更加成熟。
第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一系列的大胆创新和理论突破。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且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科学界定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和主体地位，对公有制性质和实现形式作了区分。比如：“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还要“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等，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有利于形成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
第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回答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概念，并提出了如何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的决策措施，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至此，党在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长期讨论和探索的某些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涵义和特征作出了历史性概括和全面总结。强调在经济改革中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要始终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要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私有，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要把国企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抓好大的，放开放活中小型企业，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此同时，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在经济发展上，强调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改造和提高传统农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密切关注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和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特点，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实现高新技术商业化、产业化。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课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必然选择。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只有科学昌明、教育发达、文化繁荣，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现实切入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15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第六，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依法治国和共产党执政作了科学的阐述，揭示了两者的内在统一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作了新的概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提出决策民主化要求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提出民主监督则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还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赋予民主监督以突出地位。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部署。
第七，在文化建设上，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目标与“三个面向”结合起来，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精辟地阐发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