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刑法论文篇(1)

可罚违法性理论的反思

对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争论，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均未停息。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主要适用于“法益侵害程度轻微的场合，以及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违法性，但是接近排除的场合”。由于主要出现在对“程度轻微”、“接近排除违法性”这样的裁判中的“灰色地带”，可罚的违法性必然在适用上欠缺明确性，遭到了学者的批评。诚然，当一个行为已经符合了构成要件，甚至已经符合了违法性，仅仅由于违法性程度较小而不罚，无疑会使国民难以通过明确客观的裁判标准来规范行为。然而，上述对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批判，主要还是基于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但忽视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价值在于使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集中于对重大法益的保护，避免将轻微不法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毕竟“刑法具有暴力强制性，代价较大，只有在其他法律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动用刑法”。可罚的违法性不局限于在形式上来阐释违法性，而主张对其进行实质解释，体现出刑法对于社会重大利益加以保护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刑法本身并未就可罚的违法性进行了制度规定，因此其对于刑法谦抑精神的体现，体现的不是立法层面上的刑法谦抑，而是司法谦抑。（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体系性地位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体系性地位，日本刑法学界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议，实际也是和构成要件的形式论与实质论有着密切关系。在传统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判断是形式判断。而随着实质刑法论的兴起，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即“考虑到行为究竟是否应当受到刑罚，是否具备当罚性，才是构成要件解释上最为重要的东西”。因此，如果基于形式构成要件的观点，对于行为是否具备了可罚性，显然是实质判断的问题，不可能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层次加以讨论；而如果坚持实质构成要件论，则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可以认为缺乏当罚性，直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排除。笔者认为，虽然从司法便宜的角度来看，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似乎可以较快实现对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评价，但这将削弱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功能。德国学者指出：“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三个阶层分别体现刑法的三种价值：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和个人的决定自由。三阶层的排列所具有的位阶性，已经表明了刑法这三种价值的位阶关系”。既然坚持三阶层体系，就不宜将过多的实质判断内容赋予给构成要件，否则“就可能因为解释者的恣意，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存否上得出种种不同的结论，有损害构成要件本来机能的危险”。基于形式构成要件论的立场，在构成要件的领域考察当罚性问题，值得商榷。当然，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是将可罚的违法性全部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来考察，而根据其所侵害的法益程度进行分类，将绝对轻微的情况归入到了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然而，如何界定怎样的程度是绝对轻微，则颇为疑难。事实上，这种区分并无必要，它可能导致构成要件明确性的破坏。因此，应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局限于违法性的领域。此外，由于目前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典中几乎都没有将犯罪数额、情节等要件在各罪中进行规定，可罚性的判断与否难以从刑法典中找到直接依据。基于此，“超法规违法阻却说”值得提倡。

“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中国体现

和日本相同，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是将刑法打击的对象锁定在了侵害法益的重大不法行为，对于轻微不法，也没有将其评价为是犯罪。但和日本不同，我国刑法对于入罪的程度标准，是通过立法个别化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来实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罪量”要件，反映“犯罪构成中决定犯罪的基本性质以外的、单纯反映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程度、影响犯罪成立的因素”。在我国实践中，司法机关可以直接根据罪量对行为人作出入罪或者出罪的处理。由于存在这些量上的特征，不法行为即便具备了刑事违法性，也可能根据法益侵害程度较小而不认为是犯罪。这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可谓是异曲同工。但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刑法是通过阻却违法这个犯罪成立要件来实现犯罪圈的合理限缩；而在我国刑法中，罪量是通过使行为在规范评价上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个犯罪本质特征而实现出罪。因此，若要讨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则需要对罪量展开分析。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要素首先体现于对犯罪数额的规定。这种量上的规定使得行为是否具有刑法评价的必要性得以明确；尤其是“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经营数额反映了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刑法以犯罪数额的大小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此外，数额有时还可以作为刑罚加重事由。当然，数额规定在适用上不存在主观评价的问题。而情节则除了对行为的客观描述之外，还有对于行为人主观恶性上的评判。与数额不同，刑法对于情节的描述十分模糊，难以划定清晰的界限，具体认定往往依赖于司法解释的细致规定。（一）对我国罪量要素的评价有论者认为，“对其明确相应的数额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了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而情节犯的广泛存在，无疑也很大程度上限缩了犯罪圈。从刑法的谦抑角度看，罪量条款是有其存在必要的。不容忽视的是，它还反映出我国对于不法行为所采取的刑事制裁和治安处罚的区分。对于尚未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可以通过治安处罚对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此即“二元制裁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如何认定为是轻微违法行为，需要依据量上的规定。这是德国、日本等国的通常做法。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元制裁体制”，即没有以“犯罪的危害程度”作为区分普通犯罪和轻微犯罪的标志,而是“根据所处刑罚轻重的不同把犯罪分为普通犯罪和轻微犯罪,普通犯罪的法定刑一般是自由刑,轻微犯罪的法定刑一般是罚金、资格刑等较轻的刑罚,不同的刑罚设定曲折地体现了成立普通犯罪的量的要求”，这种模式在英美法系普遍存在。我国和日本相同，这其实也反映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采取二元制裁体制的国家基本都是“后起之秀”，在经济上是后发国家，高效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行政权的有力运转。而对不法行为量上的区分则将很多行为归入到行政机关评判的范畴中。刑事裁判的范围则会相应受到限制。我国选择了“二元制裁体制”，符合我国国情。但与其他采取“二元制裁体制”的国家（俄罗斯除外）不同，我国刑法采取了在刑事立法中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但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则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即“先由立法定性规范可得刑法干预的刑事不法行为的范围边界，再由司法定量裁判可得实际刑罚的刑事不法行为的程度边界”，刑法典本身并不存在罪量。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日本刑法典中难觅踪迹，它除了作为一种学理而存在，更多体现在司法裁判者对于定量问题的评判中，而且这种评判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我国在罪量问题上的判断极大限制了司法自由裁量权。一方面，刑事立法中的罪量条款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更为明确；另一方面，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将刑法规范进一步细化，司法人员只需依此裁判，主观评价的空间较小。由此可见，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同样存在与之相类似的概念，但在适用方式上则有显著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立法层次上对罪量因素的规定，其缺陷也显而易见：罪量条款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要求，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过于限制。然而，对于罪量条款而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其性质的不明确。例如对于罪量中的数额要素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存在构成要件说和客观处罚条件说两种认识。如果把数额作为构成要件来看待，由于构成要件有故意规制机能，构成要件的各要素应当成为行为人的认识内容，而行为是否达到司法层面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标准，难以为一般人所预见。但能否将罪量等同于客观处罚条件，也值得研究。况且，由于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依然是平面的而非阶层式体系，即便能够运用大陆法系的理论来解释罪量问题，但能否直接实现和我国刑法的“嫁接”，也充满未知。（二）可罚违法性和罪量要素的限缩犯罪圈上的运作差异虽然从限缩犯罪圈的方面来看，可罚违法性理论和我国的罪量要素可谓是殊途同归，但仔细考察二者运行机制，则会发现诸多差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与法定的排除犯罪事由可罚的违法性是超法规的事由。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初衷来看，其限制的是定罪权，而非出罪权。而我国的罪量条款则是法定的排除犯罪事由。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排除犯罪事由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较少。我国刑法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法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而在超法规的排除犯罪性事由方面则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有的行为虽然在数额上达到了犯罪的标准，但是可能具备其他的情节，应当认为法益侵害程度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可以不认定为是犯罪，但由于欠缺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我国有的司法机关对于此种情况依然认定为是犯罪。对此，我国学者指出：“我国对于罪的评价过于集中在结果上，同罪同罚几乎成了同数额同结果同罚，因此这是一种重视客观的刑事立法司法模式，其缺点是对预防犯罪的目标考虑不足，对人和行为方式的评价不足”。2.司法判例所引发的排除犯罪事由与司法解释所细化的排除犯罪事由虽然大陆法系国家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判例在司法裁判中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可罚违法性理论值之所以能够进入历史的舞台，也和司法裁判的需要有着直接关系。尽管刑事判例在日本广泛存在，但其“对以后的裁判只有参考作用,而不是必须遵循的法规范。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同一的现象,不同的裁判所之判例会有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这也使司法者可以在后续的裁判活动中，选择其所认可的先例裁判理由，作为司法活动的参考。然而，我国刑法中的罪状条款如果仅凭刑法条文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适用，司法者迫切需要的是刚性司法解释来进一步对罪状进行细化。司法解释是一种上对下的有权解释，因此司法工作者也不敢在适用中对其有所违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可通过判例不断对其内容进行调整，但罪状标准有时则难以紧跟时代的步伐，并且这种类似于数字游戏式的裁判方式也无法体现出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我国司法裁判中罪量的限制犯罪圈功能的发挥，从实质上来看所依托的是司法解释而非立法规定。3.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排除犯罪事由与平面犯罪论体系中的排除犯罪事由当然，可罚违法性理论和罪状要素最大的区别，莫过于其所属犯罪论体系的差别。日本学者指出：“犯罪论体系通过阶段性的深入,即由形式性判断进入实质性判断、由对客观性要素的判断进入对主观性要素的判断,从而为图确保裁判官的判断的正确、适当”。由于可罚违法性理论应当在违法性的层面来讨论，如果一个行为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即便其在观念上当罚，也不能认定为是犯罪。这也就意味着从出罪的角度来看，由于行为的排除犯罪性一般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就已经完成，可罚违法性的适用可能性自然要小于构成要件的诸要素。而我国目前所坚持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则没有严格的前后顺序要求，司法者可以最先判断罪量，也可以相反。以数额犯为例。司法者出于办案方便的考虑，一般习惯于先判断行为是否达到了罪量的标准，如果一旦具备，则无需考虑其他的犯罪构成要素。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数额标准成为了认定财产犯罪中首要考虑的、排除犯罪的最主要因素，从适用的可能性来看，罪量显然大于可罚违法性。由于犯罪论体系的差异，因此可罚违法性和罪量在排除犯罪性的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外国刑法论文篇(2)

（二）可移交的罪行 关于确定可移交的罪行范围时，各国一般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一种称为"质的标准"或曰 "列举式标准"，即在移交逃犯法规或有关条约中罗列出可移交之罪的罪名；另一种标准称为"量的标准"或曰"淘汰式标准"，即不列举具体的罪名，只规定可移交之罪的最低量刑标准，凡未达到这个最低量刑标准的行为就不构成可移交之罪。 列举方式的优点在于它明确指出移交义务的范围。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和时代的推移，逐渐产生了新的犯罪。如果采取列举方式，要把新产生的犯罪列为可移交之罪就必须经常修改条约或国内法，这就显得有些繁琐。相比之下，淘汰方式是将一定种类的犯罪或某一标准以下的应当刑事制裁的犯罪排除在可移交犯罪范围之外。这种方式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尽可能扩大可移交犯罪的范围。近来国际社会的移交法为了更易进行移交而倾向于采取排除方式。在香港和其它国家间签订的移交逃犯的协议中，既有采用 "列举式标准"的，又有采用"淘汰式标准"的。 1．"列举式标准" 关于"列举式标准"，所有协议都具体列举了可移交之罪的类别，但不同的协定列举的罪名之数量并不尽一致。 总的说来，这些罪名包括：（1）谋杀或误杀，包括导致死亡的刑事过失、应受惩处的杀人罪、意图谋杀而侵犯他人；（2）协助、教唆、怂使或促致他人自杀；（3）恶意伤人；伤害他人身体；严重或实际伤害他人身体；侵犯他人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威胁杀人；用武器、危险品或其它物品蓄意或鲁莽危及人命；与非法伤害或侵害有关的罪行；（4）与性有关的罪行，包括强奸、性侵犯、猥亵侵犯、非法对儿童作性行、法定的性罪行；（5）对儿童、弱智人士或没有知觉的人作严重猥亵行为；（6）绑架；拐带；非法监禁；非法拘囚；买卖或贩运奴隶或其它人；扣押人质；（7）刑事恐吓；（8）犯有关危险药物（包括毒品和精神药物）的法律的罪行；（9）藉欺骗取得财物或金钱利益；盗窃；抢劫；入屋犯法（包括使用武力进入他人房舍）；盗用公款；勒索；敲诈；非法处理或收受财物；伪造帐目；其它与财物或财政事项有关而涉及欺诈手段的罪行；犯有关非法夺取财产的法律的罪行；（10）犯有关破产法律或无力偿债的罪行；（11）犯有关公司的法律，包括由职员、董事或创办人所犯的罪行；（12）有关证券和期货交易有关的罪行；（13）犯任何有关赝制的罪行；犯任何有关伪造或使用伪造物品的法律的罪行；（14）犯违反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版权、专利权或商标的法律的罪行；（15）犯有关贿赂、贪污、秘密回扣，及违反信托义务的法律的罪行；（16）伪证和唆使他人作伪证；（17）犯有关歪曲或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18）纵火；刑事破坏或损害行为，包括有关计算机数据的损害行为；（19）犯有关枪械的法律的罪行；（20）犯有关爆炸品的法律的罪行；（21）犯有关环境污染或保障公众生的法律的罪行；（22）在海上的船舶上叛变或作出任何叛变行为；（23）国际法中涉及船舶或航空器的海盗行为；（24）非法扣押或控制航空器或其它交通工具；（25）危害种族或直接和公开煽惑他人进行危害种族的行为；（26）促成或准许他人从羁留中逃走；（27）犯违反有关控制任何类别货品出口或进口的法律的罪行；（28）走私；犯有关进出口违禁品（包括历史文物和考古文物）的罪行；（29）关于入境的罪行，包括以讹骗手法取得或使用护照或签证；（30）为财务利益，安排或促成他人非法进入要求方的管辖区；（31）有关或的罪行；（32）有关非法终止怀孕的罪行；（33）偷取、抛弃、遗弃或非法扣押儿童；涉及剥削儿童的任何其它罪行；（34）犯有关**和供**用途场所的法律的罪行；（35）涉及非法使用计算机的罪行；（36）与财政事项、税项或关税有关的罪行，尽管被要求方的法律并没有征收同样的税项或关税或没有如要求方般订有同类的税项、关税或海关规例；（37）有关非法从羁留中逃走；在监狱中叛乱的罪行；（38）重婚；（39）根据与妇女和少女有关的罪行；（40）犯任何与虚假或误导的商品说明有关的法律的罪行；（41）与管有或清洗从触犯任何根据本协议可准予移交的罪行所得收益有关的罪行；（42）妨碍逮捕或检控已犯或相信已犯根据本协议属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的人；（43）根据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可移交逃犯的罪行；由于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决定而订立的罪行 ；（44）串谋犯欺诈或行骗罪、欺骗行为；（45）串谋或以任何形式合伙犯任何根据本协议可准予移交的罪行；（46）协助、教唆、怂使或促致他人犯任何根据本协议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煽惑犯任何该等罪行，或在罪行发生之前或之后作为从犯，或企图犯任何该等罪行；（47）根据缔约双方的法律可准予移交的任何其它罪行。

外国刑法论文篇(3)

194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中共中央即明令彻底废除国民党反动的六法全书。1952年又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对剥削阶级的旧法观点和旧法学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和刑事实证学派的行为人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受到彻底清算，苏联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开始粉墨登场。学步苏联刑法学的第一步便是拜苏联为师，聘请苏联刑法学家到中国政法院系讲学授课，译介苏联刑法和刑法学著作的工作。除翻译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典外，仅翻译的苏联刑法著述就多达30部。主要有：《苏维埃刑法原理》、《苏维埃刑法总论》、《苏维埃刑法分则》、《苏维埃刑事立法史料汇编》、《苏维埃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苏维埃刑法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保护》、《盗窃国家财产和盗窃公共财产的刑事责任》、《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等，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著作，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中，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犯罪学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刑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对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犯罪构成不能脱离犯罪的实质概念；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因果关系和罪过的确定必须以辨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等一系列颇有价值的见解。正是通过学习特拉伊宁的著作，中国刑法学才建立了作为刑法学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犯罪构成理论。

1954年以后，中国刑法学在译介、引进苏联刑法学理论和著作的同时，逐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一些刑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如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犯罪现象研究，揭示犯罪的阶级本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原理为指导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1954年10月，国家立法机关正式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到1957年6月，先后拟出22稿。为配合、 参与《刑法》起草工作，刑法学者相继对刑法的溯及力、犯罪的概念和本质、刑法因果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犯罪动机、刑罚目的、刑罚种类、量刑、自首、刑法分则体系以及某些具体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李光灿先生还出版了新中国刑法学第一部学术理论专著《论共犯》。为满足教学需要，一些政法院校和刑法学者个人还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政法学院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中央政法干校编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张中庸编）等教材。这些教材以苏联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初步勾画出了中国刑法学总论的大致的轮廓。

从1949年至1957年的近10年间是中国刑法学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全面否定旧刑法学说，效仿苏联刑法学，试图构建新中国的刑法学体系。全面否定旧法学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创立扫清了障碍，但也割断了刑法学的历史联系。通过学习苏联刑法学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但也存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全盘照搬苏联刑法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从而最终为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的科学体系预设了潜在的障碍。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刑法学遭受严重挫折。“反右斗争”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及贯彻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等现代刑法思想，统统批判为“资产阶级旧法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为复辟旧法开辟道路”。此后，整个社会“左”倾思潮逐步泛滥，法律虚无主义愈演愈烈，刑法学研究领域“禁区”林立，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刑罚目的、死刑都无人问津。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刑法学论文，也多侧重于政治性较强或刑事政策方面的课题，如犯罪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学说在刑法中的运用，惩办与宽大的对敌斗争政策等，研究的目的也是为政治斗争服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法制的全面破坏，政法院系基本被解散，刑法学研究跌到了深谷，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四、中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鉴于十年动乱的惨痛历史教训，国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国策。国家立法机关在原有刑法草案基础上加紧了刑法制定工作。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新中国刑事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为契机，中国刑法学研究从此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

79刑法典颁布后的头几年，中国刑法学界围绕着学习、宣传、普及刑法进行了大量的注释性研究工作， 并初步展开了刑法学理论研究。 1984年中国刑法学界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高铭暄教授当选为首任总干事，并连任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在联系、协调刑法学界研讨重大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自1984年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每年均召开学术研讨会，根据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发展的需要确定研讨议题，会上进行论文交流和研讨争鸣，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1988年国家立法机关酝酿全面修改刑法以后，中国刑法学积极参与刑法修改的理论准备，围绕刑法的修订和完善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1996年国家立法机关正式决定修改刑法典后，中国刑法学界许多学者一方面直接参与了刑法典的修订和讨论，另一方面则围绕刑法典的修改和完善问题，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专著和专题报告。这些著述对从刑法修改时机是否成熟到刑法修改的价值取向；从刑法典的各项原则到具体制度；从刑罚种类的增减、刑罚结构的调整到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的完善；从分则体系的设置到各种具体犯罪的增减；从罪状的表述方式到罪名的确立原则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全面的探讨，其中不乏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皆备的上乘之作，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建议被新的刑法典吸收成为刑法规范，有的虽然没有被立法者采纳， 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1997年3月14 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全面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后，中国刑法学界则又一次掀起了全面注释刑法的热潮，但也有许多学者对新刑法典进行了冷静的理论思考和反省，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中肯批评。

总体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和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刑法学的体系、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刑法解释、罪刑相当与刑罚个别化、犯罪的本质与特征、刑事责任、犯罪构成理论模型、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刑法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罪过形态及其构成、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重点是犯罪未遂）、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刑罚权及其根据、刑罚目的、刑罚功能、管制刑的存废、死刑的适用、罚金刑制度的完善、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刑罚裁量的原则与方法、自首、数罪并罚、累犯制度、反革命罪的存废、各种具体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构成特征、认定及其处罚原则等。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

1.密切联系刑事法制建设的实际进行刑法学研究。1979年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使得我国的刑事犯罪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传统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总量大幅上升、持续居高不下，重、特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从而形成了建国后少有的犯罪高峰，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妨碍了国家机关廉洁、高效的运转。为了遏制这一新的犯罪浪潮和犯罪形态，自1981年起，中央即提出了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此后又相继颁布了23部单行刑法，并在有关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法律增设了刑事罚则，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增设了许多经济犯罪，对刑法的某些条文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立法的变更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我国刑法学不仅充分论证了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而且还集中精力对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进行了相当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和职务犯罪理论，如杨敦先等主编《经济犯罪学》、陈兴良主编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系列研究丛书，包括《经济犯罪学》、《经济刑法学（总论）》、《经济刑法学（各论）》、《经济犯罪疑案探究》四册，刘白笔等著《经济刑法学》，樊凤林等主编《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和治理》。

2.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20年来，中国刑法学在紧密联系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刑法学的许多基础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高铭暄、王作富主编的《刑法学原理》（三卷本）、《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昌主编的《犯罪通论》和《刑罚通论》、储槐植的《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樊凤林主编的《犯罪构成论》、陈兴良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赵秉志的《刑法研究系列》（五卷本）、张明楷的《犯罪论原理》、《刑法的基础观念》、《刑事责任论》、何秉松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苏惠渔等的《量刑与电脑-量刑公正合理应用论》等都是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力作。陈兴良的刑法哲学“三步曲”《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构造》则把对刑法哲理的深层思考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此外，中国刑法学界还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到形而上的刑事政策层次，相继出版了杨春洗等主编的《刑事政策论》、马克昌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学》和肖扬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等刑事政策学著作。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壮大，在老一辈刑法学者的栽培和提携下，作为我国刑法学界的新生代代表的一大批刑法学硕士、博士在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显示了雄厚的学术功底，相继发表了包括《共同犯罪论》（陈兴良）、《犯罪主体论》（赵秉志）、《刑法因果关系论》（张文、龚明礼）、《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赵秉志）、《正当防卫论》（陈兴良）、《犯罪构成原理》（刘生荣）、《论教唆犯》（吴振兴）、《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顾肖荣）、《刑法中的行为论》（熊选国）、《定罪导论》（王勇）、《刑法的经济分析》（陈正云）、《刑事立法导论》（赵国强）、《犯罪与刑罚新论》（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刑事责任通论》（张智辉）、《刑事责任论》（冯军）、《刑罚学》（邱兴隆、许章润）、《刑罚适用论》（周振想）、《自由刑比较研究》（李贵方）、《死刑通论》（胡云腾）、《刑罚结构论》（梁根林）等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或以论文形式发表，或藏之深闺，它们的发表和写成同样大大深化了对刑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3.尝试重构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国现行的刑法学体系是在50年代学习苏联刑法学的基础上，根据79刑法典的体系，而在80年代初期刑法学界组织编写的教科书中构建的。但是，随着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成型，中国刑法学界已经不满足于既成的刑法学体系，而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要求和构想。1984年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首次进行学术研讨会，即将刑法学体系的重建作为大会的专门议题，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初步设想。《法学研究》1987年第1 期发表了何秉松教授的《试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体系》一文，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进一步推动了关于重构刑法学科学体系的研讨。还有许多学者从探讨刑事责任问题入手，提出了不同于通行的“犯罪-刑罚”两极结构的刑法学体系的模型。如敬大力在《刑事责任一般理论研究》硕士论文中认为，刑事责任是具有实存意义的独立实体，“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逻辑结构，应当成为处理案件的具体步骤和过程，成为刑法学的基本体系。王勇博士在《定罪导论》一书中提出，犯罪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刑事责任又是刑罚的前提，因此，刑法学体系的基本定型应当是“刑事责任-刑罚”。张明楷教授在《刑事责任论》一书、张文教授等人在《刑事责任要义》一书中提出，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只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因此，应当将刑法包括刑法学的体系由现行的“犯罪-刑罚”的体系改为“犯罪-刑事责任”的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发表的陈兴良、 邱兴隆《罪刑关系论》一文阐述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应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中心”基本命题。《法学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的陈兴良、邱兴隆的 《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则进一步提出，应当打破传统的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基本格局，超越刑法条文体系，以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经线，以罪刑关系的辩证运动为纬线，建立以罪刑关系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体系。可惜的是，中国刑法学关于重构刑法学体系的理论探讨并没有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重建刑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想并没有化为重构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实际行动，以至传统的刑法学体系在时下中国刑法学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

4.外国刑法学研究不断加强。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界加强了中外学术交流，派出人员出国访问、考察、学习外国刑法和刑法学，同时聘请国外知名刑法学者到国内讲学、做学术报告，扩大了中国刑法学的视野，使中国刑法学日趋开放性和国际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刑法理论著作，如《刑罚与预防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英国刑法导论》、《论犯罪与刑罚》、《惩罚与责任》、《肯尼刑法原理》、《立法立论-刑法典原理》、《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刑法的根基与哲学》、《刑法的基本思想》、《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等刑法学著作以及《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韩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日本刑法典》、《美国量刑指南》等刑事法典。在对外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学者出版了外国刑法学的拓荒之作，如甘雨沛、何鹏的《外国刑法学（上、下册）》、甘雨沛的《比较刑法学大全》（上、下册）、储槐植的《美国刑法》、周密主编的《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朱华荣主编的《各国刑法比较研究》等。另外还有一批介绍评述外国刑法和刑法学的译文和文章，主要涉及西方刑事政策以及刑事立法最新进展，未成年人犯罪、法人犯罪、过失犯罪、共同犯罪、集团犯罪、刑罚目的、死刑、自由刑、罚金刑、累犯、缓刑、假释、保安处分、电脑犯罪、金融犯罪、证券犯罪以及古典刑法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费尔巴哈、边沁、实证学派代表人物龙勃罗梭、加罗法洛、菲利、李斯特、新社会防卫论主将安塞尔等人的刑法思想。

5.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刑法是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际犯罪、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刑事规范的总称，是国内刑法的国际方面与国家法的刑事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往的增多，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逐渐增多，在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国际犯罪时进行国际刑事合作成为客观必要。因此，我国学者对国际刑法的概念、适用原则、国际犯罪的构成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国际刑法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黄肇炯的《国际刑法概论》、刘亚平的《国际刑法学》、张智辉的《国际刑法通论》、陆晓光主编的《国际刑法概论》等。随着“一国两制”的落实和香港、澳门的回归，对港澳台刑法的研究得到迅速加强。港、澳、台与内地互涉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协助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如宣炳昭的《香港刑法导论》等。

对新时期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进程及取得的成就，陈兴良教授曾经作过一个总体评价：“回顾18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学习刑法、宣传刑法开始，通过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研究，刑法理论逐渐走向深入。最初的是以刑法为注释对象的研究，后来是以刑法为评判对象的研究，以至超越刑法的研究，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再到刑法哲学，我国刑法理论在自我超越中嬗变与递进，成为法学领域中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突出的一个学科。”[2] 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基本符合近20 年来中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确实，新时期的中国刑法学不仅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注释性的刑法著作和高质量的刑法学教材，而且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准和理论深度的刑法学基础研究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仅产生了许多德高望重、道德文章俱佳的老一辈刑法学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学术积淀深厚的中青年学者。这些都是中国刑法学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术成就，也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资本和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新时期中国刑法学同样也存在类似经济生活中的泡沫现象的表面的虚假的繁荣。迄今为止，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就其公开发表的数量而言，或许可以用汗牛充栋予以形容，一些刑法学者的著述动辄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应当为他们辛勤耕耘而取得的丰硕成果而骄傲。然而，“理论研究上水平的主要标志是出思想（新思想）。”[3] 审视时下中国刑法学的高产作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刑法学真的产生了那么多的学术思想吗？有如此之多的学术成就，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一个学术大师，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和风格的学派？！评价近20年来的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为表面的繁荣所迷惑而陶醉其中，甚至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已经走到尽头，“革命”已经基本成功。客观地讲，中国刑法学研究基本上还是粗放经营，还停留在追求成果数量的“数量刑法学”的初级阶段，距离集约化经营、以注重质量、讲究规范、追求高水准、高品位、独立的学术人格为基本特征的“质量刑法学”的高级阶段还相距甚远。中国刑法学要走出初级阶段，摆脱“法学幼稚”的讥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依然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本原性的工作需要完成。中国刑法学的全体同人尤其是我辈中青年学者应当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将中国刑法学推向质量刑法学的新阶段。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具体评介近二十年来丰富的刑法学研究成果，而只是从总体和宏观上勾画近二十年刑法学的发展轨迹。详情可以参阅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陈兴良：《法学家的使命-刑法更迭与理论更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外国刑法论文篇(4)

刑法是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古代“诸法合体”、“刑民不分”时,刑法曾是一门起主导作用的法律。在现代,它也是国家十分重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部门法。

正如《刑法》所规定的,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法学所副所长、刑法室主任陈泽宪介绍说,法学所先后有10多位知名刑法专家应国家立法机关的聘任,直接参与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以及1996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199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并为其他有关刑事立法提供研究资料、接受咨询和参与论证等工作。

在此基础上,及时推出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

尤其是90年代以来,刑法室出版了《当代中国刑法改革》、《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犯罪及对策》、《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概论》等专著,不仅繁荣了我国的刑事法学研究,同时也为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多年来,该学科研究人员先后共出版各类学术专著、译著、教科书、工具书等2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研究报告等2000余篇。

其中不少著述荣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刑事法研究人员先后承担30多项国家、我院和法学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所形成的主要科研成果对我国刑事法学科发展和刑事法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学所刑事法学科目前有研究员陈泽宪、王敏远、屈学武、张绍彦、田禾等年富力强的学术带头人,还有学风严谨而活跃的青年研究人员,如副研究员宗建文、熊秋红、刘仁文、黄芳、邓子滨等。学科研究范围广泛,尤其在刑法基础理论、刑事立法改革研究、犯罪学、刑罚学、经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出版了一批具有一流水平的学术代表作,形成了理论刑事法学与规范刑事法学研究并重、刑事实体法学与刑事程序法学研究相得益彰、刑法学研究与犯罪学研究融会贯通的学科特色。

该学科研究人员还非常关注刑事法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及司法实践对理论的需求导向。法学所刑事法专家时常应邀到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或兼任其顾问、专家咨询委员,或出席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召开的刑事疑难问题研讨会,并就一些重大或棘手的立法、司法解释或法律适用问题发表专家意见。同时还经常为我国其他有关部门如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就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专家论证或咨询意见,因而在刑事法实务界也颇具声望和影响。此外,该学科研究人员还应北京或外地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的邀请,为本科生、研究生作有关刑事法前沿问题讲座,从而宣传了刑事法学科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了我院刑事法学科在法学界的影响。

刑事法学科十分重视与国际刑事法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有10多位中青年学者到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普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学府进行较长期进修、讲学或攻读博士学位;先后主办或参加了20多个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刑事法学科创办的学科论坛──《刑事法前沿》,已成为国内外刑事法学者展示优秀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外国刑法论文篇(5)

回顾近百年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历程，从中华法系解体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在旧中国确立；从移植、引进西方刑法体系而引起礼法之争，礼治派在立法上的暂时取胜和法治派在理论界的赢得人心，到四十年代刑法学者对法治派理论的反思；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类型的苏联刑法模式的引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从《大清新刑律》到二三十年代的大规模立法；从人民民主政权时期的刑事立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从1979年刑法的颁布实施、一系列单行刑法的制定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1997年刑法的出台，我国刑法学研究走过了艰难历程。本世纪前60年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使得中国刑法学“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10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命运多舛、 路途艰辛。 随着1979年刑法的颁布，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春天来临了，随着刑事立法的逐渐发展完善，刑法理论研究也日益繁荣。近2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开展从学习、宣传刑法开始，通过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研究，刑法理论逐渐走向深入。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1997年刑法修正案的通过实施，又为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刑法学研究最初是以刑法为注释对象的研究；后来是以刑法为评判对象的研究；以致超越对刑法的研究，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再到刑法哲学。刑法理论在自我超越中嬗变与递进，成为法学领域中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突出的一个学科。然而，由于学术研究中的禁区曾经很多，也由于过分强调刑法为社会改革实践服务，为政策服务，以致法学家总是急匆匆地考虑如何以其学致于用，而无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学术本身的问题，造成了学术的幼稚与浮躁。回首百年刑法史，获取诸多历史的启示。我们认为，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批判与继承、借鉴的关系。作为法律文化之一种，刑法文化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如何对待历史上和外来的刑法文化，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蔡枢衡先生在他的《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一书中，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研究风格，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成文法律发达很早。但海禁大开之后，变法完成前，只有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移植。外国法学的摘拾和祖述都是变法完成后至于今日的现象。”他是针对本世纪前40年的中国法学研究风格说这番话的，这同样适用于此前40年的刑法学研究状况。他把翻译、介绍和移植西方刑法当作中国刑法向现代转变的第一步，把祖述和摘拾看成是第二步。祖述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外国刑法学，摘拾是中国人裁割外国刑法学来构件自己的体系。他认为“祖述和摘拾成为一个国家的司法学著作、教师讲话和法学论文的普遍现象，这正是殖民地风景。”认为本世纪前40年中国刑事立法与中国社会现实不适合，太过于幼稚、草率、不完全，是抄袭比较各国立法产生的。诚如蔡先生所言“这些书籍除了翻译作品、抄袭的讲义教科书，以及法条解释外，用基本的法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之作，或说属于法的哲学性和社会科学性之作，实在太少。”在寥寥可数的刑法理论著作中，多为史论而难具理论。而“沈家本先生《历代刑法考》和《寄移文存》等著作，虽然以中国社会为基点，阐述中国法的洋洋巨著，但由于沈氏身负重任，所以他主要从立法政策上阐述中国近代法，很少做哲学探索，作为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不能不说上是一件憾事。”（注：李贵莲：《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中外法学》1997年第5期。 ）由于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刑事立法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刑法理论无不“言必称西方”。建国以后展开了关于法的继承性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不能以法的阶级性去排斥法的继承性，旧的法律和法学作为文化遗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学批判和继承。这种观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资产阶级的刑法学必须予以“全力粉碎”。至此，刑法学研究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粉碎“四人帮”以后，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法学界又进行了关于法律继承性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否定了以往那种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主张对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和有分别地借鉴的态度。这种对待法律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进展。近20年来，我国刑法学者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刑法法制史和刑法思想史的研究，而且特别重视对外国刑制和刑法学的研究。不仅研究大陆法系，而且研究英美法系。不仅反省中国刑法和刑法学研究状况，而且关注世界范围内刑法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并且积极开展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晚近刑法史学和外国刑法学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如何落实“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尤其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国家的刑法文化的问题进行再度反思，仍属必要。

建国初期，在彻底否定旧法观点的同时，把历史上的刑法学理论也予以全盘否定，由此，割断了历史的联系；另一方面，对苏联刑法学采取“一边倒”的方针，从体系到内容完全照抄照搬。这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旧的刑法学被全盘否定的情况下，建立刑法学必须以苏联为师。苏联刑法学较之西方刑法学更适合中国的需要。然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不分析、鉴别苏联刑法学的内容，即使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也照抄照搬，造成谬误广布，如片面强调刑法的阶级性，轻视其科学性等。然而60年代以后，又走上另一个极端，很少有人再问津苏联刑法学，更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研究俄罗斯刑事立法以及俄罗斯刑法学（注：参见刘向文《谈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历史发展》，《法学与实践》1997年第5期。 ）而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及刑法学则采取另一种态度。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有些人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不加辨别，主张大量引进西方的法律理论，如“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等。这种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不加辨别的态度同样是不科学的。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和现代西方的刑法文化呢？蔡枢衡先生早在40年代就给出了答案“保存中国的，吸收西洋的，摄取精华，自己创造”。（注：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第11页。）毛泽东同志也有精辟的论述，“对一切外国的东西，犹如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液、胃肠运动，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页。）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外国刑法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创造我国法律文化的借鉴。拒绝继承和不加批判的全盘吸收都是非科学的态度。

（二）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刑法与政治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刑法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任何时代的刑法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政治，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刑法学研究。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就决定了刑法学研究的方向。但法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决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分析代替精湛的刑法学研究。如果无视刑法学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刑法学也就不再是独立的学科了。建国初期，我国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国家立法机关相继颁布了有关的法律和法令，当时的刑法学研究也自然围绕形势的需要而展开。对一些刑法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刑法理论为政治斗争服务，以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刑法理论发展的动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刑法学的独立品格，忽视了刑法学自身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后，在我国刑法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加剧了刑法学政治化的倾向，从此，用简单的政治分析代替严密的法理论证。如反革命罪有无未遂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1957年前后，却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先是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把反革命罪有未遂的观点斥责为旧中国的六法观点，进行严厉地批判。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主张反革命罪有未遂的观点又被认为是右倾观点，甚至右派谬论。反革命罪有无未遂问题便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直到1980年以后，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得到了较为科学的解决。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文明古国，独立地形成过中华法系，拥有过发达的刑事立法，具有丰富的刑事司法经验，但是，却从未产生过为世人侧目的刑法学家和刑法学派，亦未建立起系统完备的刑法理论体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过分强调刑法为政治服务，为形势服务；片面强调刑事法制的实用，轻视基础理论研究，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应用法学，刑法学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发展、司法实践服务。建国后，尤其近20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针对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立法或司法建议。但这种联系绝不意味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显然，当国家面临反腐倡廉的任务时，刑法学界重点研讨职务经济犯罪是必要的；当刑法面临修改的问题时，刑法学界探讨刑法如何修改的问题更是义不容辞。然而，若缺少对刑法基础理论的全面研究，若没有刑法各个基础理论问题上的突破性进展，刑法学作为应用法学，其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可能是效果甚微。在不久前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谈到了加强学术的独立性问题。有学者指出，“百年法学史证明，我们的法学太强调为社会改革实践服务、为政策服务了，法学家总是急匆匆地考虑如何以其学致于用，而无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学术本身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学术的幼稚与浮躁。学以致用，其前提是学要成为学。要使学成其为学，对学者而言，就要把治学本身当作目的。”（注：张少瑜：《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这种说法虽然片面，但对倡导扎实研究的风气，加强我国刑法学的学术基础及其独立性却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

（四）刑法学研究成果及其转化的关系。任何一部新法的出台，都与学术研究成果密不可分。1979年刑法颁行后至1997年刑法出台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了24个单行刑法。这些《补充规定》或《决定》有不少是刑法学者基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危害行为在提出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广泛征集意见后才制定的。1997年新刑法充分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单位犯罪的法典化、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等口袋罪的分解等，都是理论界长期研讨后基本达成一致的结果。对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环境犯罪等近年来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严重危害行为，在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例，然后写进刑法中的。然而并非所有的理论研究成果都为新刑法吸收。刑法修改的结果与学者对之做出的努力相比还有相当的反差。刑法学界曾围绕财产刑、资格刑的设置，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等发表了颇具科学性的作品，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新刑法采纳。这些理论已随着新刑法的修订通过而失去使用价值了吗？答案并非如此，判断这些修改意见是否过时的标准只能是这些意见中“是否蕴涵着科学、合理地评判刑法修改的结果的因素及今后进一步完善刑法及推动刑法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启发”（注：王敏远：《刑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理论研究成果是否被立法决策者采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种研究成果是否已被普遍认可。一些经过详尽、周密论证的建议没有采纳的原因，可能是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分离，也可能是这种建议尚未得到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赞同，因而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将未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价值的部分重新作以归纳整理，探讨各种修改方案的利弊得失，将为进一步完善刑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五）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的关系。注释方法是刑法学研究中最古老的方法，中国封建社会法学有称律学，就是对法条的注疏为主，《唐律疏议》就是一部律条与注释完美结合的著述。西方中世纪曾经形成了著名的注释法学派，这种方法注重用规范分析和逻辑推理来研究现行刑法的规制，对刑法学的研究必不可少，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刑法学研究的需要。而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依然没有脱离注释刑法学的藩篱。如果说1979年刑法颁布后出现的注释刑法热潮是合理的、积极的；因为在我国刑法学的恢复阶段，为宣传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只有通过对刑法条文及其设立背景从文字和逻辑上进行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学理解释，法律才能得以正确的实施，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才成为可能。那么对于1997年刑法颁布后，再一次掀起的注释刑法的热潮就令人深思。截止1998年初，有关新刑法的注释性论著就有上百种，以新刑法为主线的刑法学教科书也迅速占领了市场。然而，撇开它们在基本内容上的大同小异不谈，仅就体例编排和结构设计而言，亦大致雷同。应该说：“伴随着一部新法的颁布，注释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法律修改也会带来一系列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答，但还必须承认这种注释研究只是刑法理论中与应用性相联系具有实用价值的那一部分，是一种较低层次上的刑法理论，刑法学研究的使命决不至此，还要关注更高层次上的刑法哲理研究。对注释法学的过于热衷，自然会使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刑法学在研究犯罪和刑罚的时候不能单纯地注释法条，而是要揭示隐藏在这些表面后面的客观规律（注：陈兴良：《法学家的使命-刑法更迭与理论更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而这一任务的完成， 必须借助于思辩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证方法、关系分析的方法。目前，刑法学研究中最为缺乏的是实证的方法。它可以弥补思辩方法过于空泛的缺陷，通过经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对犯罪和刑罚进行实证的分析，为刑法的思辨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如果说我国目前刑法学研究中缺乏思辩观念，那么同样也缺乏实证精神。没有深入的实证分析正是思辩缺乏的原因所在。如围绕刑法修改而展开的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不论是赞成基本保留原有死刑条款的观点还是废除其中部分死刑条款的呼吁，大多不是以对社会各方面因素关于死刑条款及其适用情况的现时反映为依据，而是借助于理论的推断来讨论问题。然而，若不了解某一死刑条款的存在及其使用状况，若不以人们关于该死刑条款及其适用的各种观点的普遍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关于该死刑条款的存与废的论述就难以令人信服，难免给人以书斋中的产品的感觉。因而必须在刑法学研究中引入实证的方法、关系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

三、二十一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展望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刑法一步步地向现代转变，并逐步与世界先进刑法接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刑法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刑法学已成为我国目前最为繁荣，进展最为显著的几个法学学科之一。一些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实际可行性的刑法学论著不断问世，为中国刑法学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刑法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背景，新刑法的颁布，又为之提供了契机。可以想见，中国刑法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局面即将来临。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刑法学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刑法学的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刑事政策研究的不够；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需加强；犯罪是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现象，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定罪与量刑的综合平衡问题远没有解决；刑法史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尚未脱离注释刑法的藩篱；中国刑法与世界先进刑法的衔接还不够紧密；另外，新刑法的颁布实施又给正在走向深入的刑法学研究提出一系列新课题。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刑法学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刑法观念的更新。犯罪是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现象，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从法律上处置犯罪虽受一定的政治因素影响，但作为研究犯罪、刑罚及罪刑关系的刑法理论则存在共通之处。刑法的进步在于刑法观念的更新。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显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将受到应有的重视。人权保障作为刑法机能之一，在近代刑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被视为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个人权利强调的不够，表现在刑法机能上，重视社会保护而轻视人权保障。长期以来，刑法中的人权总是被等同于被害人的权利、被告人的权利以及犯罪人的权利。国内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刑法中的人权主要是被害人的权利，刑法中的人权保障主要指形式诉讼过程中对弱者一方的权利保护。刑法中人权保障的内涵是什么？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有何不同？其理论基础是什么？最佳实现方式是什么？都有待于二十一世纪的刑法学者给予回答。

（二）刑事法制的变革。刑罚的轻重应当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刑罚的轻重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将会普遍提高，传统的暴力犯罪将不再是主要的犯罪形式，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尤其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运用，电脑网络犯罪、与生物工程有关的犯罪将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人权意识的增强、犯罪规律的认识、刑法观念的更新（对刑法目的、功能、效益的科学认识）将使未来的刑事立法真正符合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等属性，人们对刑法的期望值将会减小，犯罪圈会逐步缩小，刑罚量也相应减轻，刑罚逐步实现轻缓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否有望废除死刑？如何逐步缩小现有的死刑立法，以致最终废除死刑？如何完善现有刑罚制度，同时实现刑罚方法的多样化？电脑量刑系统的出现可否使用量刑更为公正、合理，从而实现罪刑关系的真正平衡？高科技的运用，能否带来行刑方式的更新？

（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我国现有的刑法学体系基本上是依据1979年刑法的结构建立的，依然以犯罪论和刑罚论两大块来安排。没有完全突破50年代苏联刑法学的窠臼，不系统，不完善，内容单一。1997年刑法颁布后，刑法学的内容丰富了很多，但刑法学的结构没有质的突破，注释新刑法的著述虽然如雨后春笋，但大多是刑法典体系、结构的简单移植或直接翻版，而作为一门学科自身所应有的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以及区别于刑法典体系、结构的独特性却未能得以体现。刑法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是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它应当超越于刑法典体系和刑法教科书之上，服从与罪刑关系的内在逻辑。刑法学必须超越立法和司法，因而就必须发展和完善基础理论。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成熟，应该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当然，刑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点滴创新都是十分艰难的，在世界刑法学已经很发达的今天，惟有充分、全面地掌握了各种相关理论学说的基础上，惟有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及发展历程系统考察之后，才有此可能。因而刑法学体系的创新，不仅需要基础理论方面对许多问题积累相当一部分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为基础，而且需要在刑法学理论及相关学科（如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宏观层面上的创新性思维为依托。

外国刑法论文篇(6)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死刑的废止和限制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

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死刑的废

止和限制是必然趋势，是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它的正确适用与改革有利于昭彰法治的公正，有利于社会向更文明方向发展。

关键词：死刑；死刑的存废；必要性；展望

[张俊龙]

前言

二百四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引起重大的学术争

议。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

。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

人们一次对于死刑存废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01]

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使得死刑存废的问题进一步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

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在当代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的意义何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

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是否应该废除呢？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死刑的渊源、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刑罚之一，这种刑罚方法毕竟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原始社会的一些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或转化的关系，这些社

会现象，便成为死刑的直接渊源。[02]

（一）中西方死刑的渊源

西方死刑渊源通说认为于活人祭祀，牺牲者多为战俘，奴隶部族内的童男童女，标准是年轻貌美，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这

样残忍的仪式，还有一种唯美的欲求。到其演变为纯然的惩戒行为时，这种唯美的欲求似还残存着，自然其残忍更是有增无已。而

古代中国死刑渊源有两种，通说认为：死刑以原始“食人”习惯为渊源。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

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

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

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03]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

然后将其吃掉”。[04]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而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

产生。[05]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

，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

（二）死刑的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

[06]

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方法。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

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

严重的犯罪的惩罚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07]而当今死刑存废之争的最大局限性是学者们坐而论道，双方的

观点都是建立在形形的理论基础上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保留死刑一方还是废除死刑一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

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权。但是如何维护和保障人权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死刑，还是任何一种刑

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信仰或者说是国民的法律感情。虽然有些不当，但这一点不

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来说应该都是承认的。因为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日本

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

；（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08]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

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

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09]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

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

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10]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

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

，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

。”[11]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

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12]“

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

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3]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

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其国民的法律信仰之间的抽象联系。

二、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

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死刑思想确立的。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

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4]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

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

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

这一基本思想。直至今日，不管我国的刑事政策、立法还是司法，对于死刑都是情有独钟的。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

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

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

死刑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

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

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治安情

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

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三、现阶段中国实行死刑的必要性

目前来说,中国不适宜废除死刑。

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死刑的废止不应限于抽象性的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的讨论死刑是废除还是保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

视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5]因此，讨论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

历史阶段和社会阶段。

从目前中国现实来说，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所应具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

条件还很落后。在这种物质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而物质文明提高后

，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取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实际上，防范犯罪要难于惩罚犯罪，这个道

理是易懂的，但惩罚犯罪远比防范犯罪省钱省力，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

视为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因而屡屡滥用。[16]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权者是不可能放弃

死刑这一刑罚的。对于精神文明程度来说，在一个精神文明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越强。而只有精神

文明发展的一定水平，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还不高，公民整体素质也不高

，大部分民众还不认同废除死刑思想。因此，从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另外一点，在中国提倡废除死刑的几乎都是学者，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绝对不能废除死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中，无论是古代的儒家、法家，还是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要立即废除死刑。从我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传

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

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

，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事实上，“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

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边沁）这一基本规则。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不

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因此，目前在中国，死刑应当被保留。

从民众和学者对立的观点看，两者一直处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学者们一直是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进行一种理论研究，他们

往往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思想。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法律意识，他们考虑问题

往往很现实，“杀人者死”从古至今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对目前中国司法减刑被滥用的不满，也是造成民众反对废除

死刑的直接原因。

四、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由于死刑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它的存废也成为一个久争不下的问题。直到今天，死

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另一方，他们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我认为不论

死刑存废的问题在短期能否得出一个结果，仅就争论本身而言，这场争论既丰富了刑罚学说，又给世界性的死刑立法与司法实践带

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与激发人们的人道精神，对于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死刑制度做出下面的分析。

从长远看，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过了一

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苦到轻缓的沿革的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我党确定的死刑政策是“

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不废除死刑”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要少杀、慎杀”是因为认识到了死刑的不合理本质。

虽然在目前，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一瞬间的反复

，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17]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死刑走向废止是世界潮流。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

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日本和美国部分州。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并号

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签约国考虑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志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欧洲理事会大会对死刑

的反对特别强烈，欧盟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致力与废除死刑的重要国际组织。经济发展与

对外开放，必然使中国迅速融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尊重，而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涉外法律冲突，也必然给国人的刑

罚观带来强烈的冲击，同时，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学者的讨论呼吁，也会促使决策层和民众对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了解和顺应。如

此，中国死刑最终走向废止是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趋势，长远来看，我国最终必将会废除死刑制度，但是现行死刑制度继续存在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充分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从总体制度上讲

是基本合理的。今后我们的目标是限制死刑并加以完善，最终废除死刑。

注释

[01]田雨,邹声文,张宗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公告,2006年11月

[02]胡健,《中国死刑起源探究》载于《政法论丛》2003年卷第1页

[03]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5、57页

[04]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1986年版，第60页

[05]曾宪义,《中国法制史》，第21页

[06]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组织编辑，《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法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07]郭晓东,《浅谈死刑存置的条件》，2006年11月11日,聊大校报

[08]参见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09]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下）》，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5年版，第340-341页。

[10][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377页

[11]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13]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

[14]刘日,《我国死刑适用要坚持"少杀慎杀"原则》,《人权杂志》2004年4月

[15]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外国刑法论文篇(7)

一、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整体水平在全国较为先进，其中刑事法律学科更是地位突出，具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含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法律史三个博士学位点和三个硕士学位点，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尤其是刑法学科长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是迄今唯一的刑法领域部级重点学科点。以上述刑事法律学科和学位点为基础，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该中心以精干的知名中青年学者组成领导班子，并聘请著名法学家担任顾问。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为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荣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首届“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等称号，1997年和1999年分别被人事部、教育部评定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心执行主任卢建平教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国法学博士，国际刑法学协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副秘书长。中心副主任有四位：何家弘教授，知名中青年刑事侦查和物证技术学者，美国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甄贞副教授，在职博士，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郑定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法律史学者；黄京平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中心顾问高铭暄教授，我国刑法领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曾自始至终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草工作，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召集人等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国刑法学界领导人、学科带头人和蜚声中外的著名刑法学家。中心还聘请了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人，包括资深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和曾为博士后的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谢望原教授等；校内兼职研究人员15人，包括资深刑事诉讼法学家程荣斌教授以及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陈卫东教授等；校外（含国外）兼职研究人员15人，其中国内兼职研究人员为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的中青年业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院校、科研机构的知名中青年学者，国外兼职研究人员均为国际上的著名法学家（如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巴西奥尼教授、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戴尔玛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阿。艾赛尔教授等）。为引导全国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完善，中心建立了刑事法学学术委员会，由中心和其他院校、中央政法机关的9为著名专家学者组成，高铭暄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赵秉志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心以实力最为雄厚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律学科，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1）第一研究室以中国刑法（含中国区际刑法）为研究方向，主任黄京平教授。（2）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方向，主任何家弘教授、副主任甄贞副教授。（3）第三研究室以刑事法律史为研究方向，主任郑定教授。（4）国际刑法研究所以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研究方向，所长高铭暄教授、副所长赵秉志教授。中心在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研究内容诸方面贯彻了优势互补，其主要表现有二：（1）相关学科有机结合。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的设置，涵盖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基本和主要领域，体现了基础与应用、实体与程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开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保证研究的综合性和应用性。（2）研究队伍合理组合。建立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以中青年为重心的合理梯队，形成了校内专职、兼职研究人员与校外（国外）兼职研究人员的合理结合。

作为刑事法律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在本学科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应在全国居于显著的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为达此目标和地位，在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与支持下，中心在借鉴以往研究机构之研究体制的基础上，将大力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摈弃过去的以院（系）和教研室为管理主体的科研管理体制，真正确立全新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主任责任制、人员流动制、项目合同制、全面开放制等责任与竞争机制，从而形成理论创新机制和自我发展完善的能力，为中心的科研和学术活动提供充满活力和动力的开放、科学、高效的良性运行机制。中心要以学术研究为重心，专职、兼职研究人员均需与课题相联系，实行“带课题和经费进中心，完成课题后出中心”的制度；中心接受来自国内外的与刑事法律相关的课题进入中心研究的申请，并为课题研究提供服务和优惠的科研条件；中心将注意与法律实务部门和国外、境外进行合作研究，努力服务于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并力争站在当代学科的前沿；中心要大力培养学术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高级专门人才，举办短期培训，努力建成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基地；中心计划通过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派出和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建立向社会开放的现代化图书资料中心，以及多种形式的参与实践和服务社会，努力成为本学科领域的重点学术交流中心与咨询服务中心；中心要争取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全国刑事法学界的协同参与下，以其重要的学术地位、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学术活动，起到引导、促进刑事法学学科发展完善的作用。

该中心被批准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近十个月以来，注重学术研究，注意学术交流，学术活动丰富，学术成效显著：（1）中心的两个重大科研项目《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10个子课题，赵秉志教授主持）、《刑事审判与证据制度研究》（2个子课题，何家弘教授、甄贞副教授主持）均已启动，并进展顺利。（2）中心主要系列著作项目“刑事法律科学文库”已有《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3卷本，高铭暄、赵秉志主编）、《重点疑难犯罪司法实务研究》（7本，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8本，赵秉志主编）、《刑法相邻相近罪名界定与运用》（上、下册，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黄京平等副主编）、《刑事司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11本，赵秉志主编）等6种计32本书籍已先后问世或正在出版过程中；中心校内研究人员还有16种其他刑事法著作、译著出版。（3）由中心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于2000年8月10日至15日在贵阳市成功地举办了“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讨论会”，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4个单位的66位代表出席，会议研讨了当代国际刑法的诸多重要课题，这是我国首次以国际刑法为专门议题的学术会议，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刑法学界的重视，影响较大且意义深远；高铭暄教授、卢建平教授赴巴黎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在我国政府和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与支持下，代表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成功地申办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卢建平教授赴新加坡参加了“世界化与国家”国际研讨会，并就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努力作了专题报告；中心研究人员还参加了多次国内有关学术会议。（4）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何家弘教授、黄京平教授、谢望原教授等多次应邀为有关部门、地方作学术报告并获得好评。（5）中心在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继续编辑出版以大分量的深入理论研究为特点的《刑法论丛》（法律出版社出版，已出版4卷）的基础上，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编辑出版以刑事法实务问题研究为特点的《审判实务研究论丛。刑事法卷》专刊（季刊，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6）中心已与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我国澳门地区就跨国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过失犯罪、内地与澳门刑法比较等课题进行学术合作研究并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中心参与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并已取得成绩；中心接待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南联盟等国的专家学者并举行了座谈会或学术报告会。

二、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之前瞻

新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紧密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刑事法治的实践及其进步需要，努力开拓进取，成果丰硕，成就骄人。展望21世纪，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而亟待改进的薄弱环节：如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科学；注释方法尚占据过重的地位，致使刑事法学研究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不够，尚未完全走出简单移植、生搬硬套的理论研究误区；学科之间尤其是刑事法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可以预言，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将在挑战中前行。把握发展契机，迎接挑战，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刑事法学研究的辉煌，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刑事法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作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责任所在。针对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实现中国刑事法治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一）转换理论观念

首先要转换刑事法的理论观念，重视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刑事法观念是人们对刑事法律的性质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在法律文化结构体系中，刑事法观念居于深层的或潜隐的地位，它不一定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永远保持一致，但却控制和影响着居于表层结构的刑事立法的规范设计和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功效。

我国传统的刑事法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是执行阶级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由此决定，我国刑事法律的确立和变更，曾主要取决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刑事法律的适用，随政治形势而变迁；刑事法学的研究，以符合立法和政治需要为原则，这种实用主义的刑事法观念，不仅阻碍了刑事法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也使刑事立法缺乏长远预见。因而转换刑事法观念，确立与时展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现代刑事法观念，就成为21世纪中国刑事法律变革和中国刑事法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对此，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刑事法的价值观念应当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司法者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是国家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刑事法观念转变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方面，并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予以体现，这也是当今刑事法律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与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新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律应当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机能，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法律的功能，但这绝不是对人权保障的片面强调和对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机能的完全否定。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视刑事法律对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不仅有损于良好的社会秩序，无助于刑法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刑事法律的社会正义基础，最终扼杀刑事法律的生机与活力。

（二）调整研究方向

调整刑事法学的研究方向，坚持注释刑事法学研究与理论刑事法学研究的并行不悖，实现刑事法学研究应用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研究，基本上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马首是瞻，过分偏重注释法律，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应当说，应用性是刑事法学的生命，是刑事法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源泉，离开应用性（实践性），刑事法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刑事法学的应用性决定刑事法学需要进行注释性研究，不仅要分析现行刑事法律本身的规范内容和逻辑结构，而且还要描述刑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运行效果，阐释立法精神，为刑事司法服务。

但是，刑事法律的运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刑事法学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仅仅依靠注释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刑事法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应用性，关键还在于其科学性。而要维护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就必须进行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运用刑事法学的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来揭示刑事法治的内在客观规律，有意识地引导现行刑事法律的科学运作。综观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法治发展、变革的历史，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虽对基础理论有所研究，但获突破性进展不多，这也是导致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不能高瞻远瞩、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因而今后刑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以有效地提升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加速中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注重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注释刑事法学的研究。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注释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并重，这是由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传统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过分偏重注释性研究，所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当在兼顾注释性研究的同时，适当偏重理论性的研究，以使二者渐趋平衡，实现刑事法学科学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统一。

（三）改革研究方法

人类科学研究的历史证明，认识方法的变革必然导致科学本身的变革，理论的创新往往源于方法论的创新。

针对以往刑事法学研究仅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贫乏等问题，我国新世纪的刑事法学研究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还应当着力改进研究方法：贯彻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针对不同的课题和问题，注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正确选择与合理结合；繁荣、优化比较研究，不仅要注意对外部世界刑事法律、刑事法学的介述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而且也要注意对之进行经济、文化、政治等深层次的研究；从刑事法治的整体运行状况出发，根据某些问题的关联性质，注意结合刑事法学的有关学科进行研究；提倡学科的交叉整合，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等等。

（四）拓宽研究视野

以往我国的刑事法学研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较注重国内法的研究，而在外向型研究方面则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刑事法治与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治的衔接。因而拓宽刑事法学研究视野，加强中国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努力开拓外国刑事法、比较刑事法暨国际刑事法的研究，应当成为新世纪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

1.加强区际刑事法研究

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从而彻底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随着将来的最终解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将在我国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为此，需要大力加强各法域的学术交流，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合作，以促进各法域刑事法律的完善，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跨地区犯罪，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实现。

2.繁荣外国刑事法暨比较刑事法的研究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有名言：“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H.克茨据此指出：“我以为，在法律上也可借用歌德的这句箴言。这意味着，即使一位法律家，也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我国刑事法学界过去由于“夜郎自大”思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吸收、借鉴外国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有益经验。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所依据的资料以来源于间接渠道居多，而且很不系统。不仅如此，我国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欧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刑事法理论，对英美刑事法的研究则相对显为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比较刑事法学研究的发展和我国刑事法学对外国刑事法学先进理论的借鉴。因而全面地开拓和加强对外国刑事法和比较刑事法的研究，对我国刑事法理论的发展乃至对于刑事司法实务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超级秘书网

3.重视国际刑事法研究

进入21世纪，国际范围的交往将变得更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正在进一步加快。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言，21世纪的国际犯罪将会更加猖獗，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加重。这样，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事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尽管联合国已经成立了旨在审理战争犯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诸如战争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的认定与处罚、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国际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国际刑事法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学界也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