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2)

一、在“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的语脉中讨论侯外庐是否切题？

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袖人物，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侯外庐及其学生出版过五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被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思想遗产的杰作和巨著。此外，侯外庐于1943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于194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4年和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80年和1981年编辑出版《中国思想史纲》。因此，虽然在1990年代之后，侯外庐逐渐被人淡忘，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起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还是侯外庐的名字。不过，笔者下面将会论.证指出，事实上，在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同样也是一个核心人物。

在“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讨论侯外庐，有两个原因：首先，除了为人熟知的“中国思想史”之外，侯外庐的确出版过几部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更有意义的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所建立的典范事实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90年代，他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才受到检讨，逐渐被边缘化,如果不是被完全抛弃的话。

侯外庐以“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为题出版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出版时被直接冠以“中国哲学史”之名的著作。例如，他于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略》，于1963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于1978年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除了这些题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之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文章，特别是讨论一些中国历史人物的“哲学”的文章。例如，他于1955年发表《从对待哲学遗产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批判胡适怎样涂抹和污蔑中国哲学史》一文，尽管严格来说，该文与其说是学术批评，不如说是政治批判。他还撰文讨论过柳宗元、李贽、吕才等人的所谓“唯物主义”。另外一类文字是他及其追随者编辑的有关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资料书，均冠以“哲学”之名，比如《陈确哲学选集》、《王廷相哲学选集》、《吕坤哲学选集》、《柳宗元哲学选集》等。由此可见，侯外庐显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自己所作的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工作。至于他参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则是他和他的同事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该书是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宋明理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虽然他在该书中所运用的整体诠释框架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该书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关于宋明理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原因之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语境中讨论侯外庐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还在于无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他所建立的研究典范及其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从1950年代直到19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遵从侯外庐的典范与方法，或者说与之保持一致。

二、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

1958年，侯外庐出版了名为《韧的追求》的回忆录。其中，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及其研究工作有一个简要的回顾。此外，他还描述了1949年以前主要由苏联输人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氛围所产生的强烈影响，以及他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参与。从他自身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自己最为显著的学术贡献就是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回忆录中,他总结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六点贡献。这六点贡献同样可以适用于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侯外庐所总结的六点贡献，其核心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世界及其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侯外庐同样将过去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是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再区分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大阵营。每一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必须以如此的标准来被检视，从而被划分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中。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具体和细微的内涵，都应该在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中来分析。

更具体地说,侯外庐的典范与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格外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应该始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第一原则”。虽然侯外庐这里所说是针对“中国思想史”的,但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因为他并未明确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作出区分，在他的心目中，这二者似乎是同一的。这在他196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前言》中，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所谓“本书内容基本上基于已经出版过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以及正在编辑中的《现代中国思想大纲》中的观点”muimn。也许正是因为他心目中并不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加以区分，他在回忆录中只是着重于说明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所作所为’而没有另外提及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作的工作。

无论如何，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对于历史人物思想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正是侯外庐所运用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也不仅仅是侯外庐的，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这也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侯外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的领袖人物和先驱，鉴于这一事实，自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几乎都可以视为侯外庐这一方法论的追随者。至于所谓“侯外庐学派”，更是当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侯外庐建立了一种研究的典范，其不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典范与方法，支配了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甚至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长达约四十年之久。

三、政治的抑或学术的: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是如何得以流行的？

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那一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被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所支配，那么，认为是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以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建立了这种典范,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或者说，这种典范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样说是否更准确呢？如果后一种说法更为真实，那么,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在那个时代的广为流行，作为一种胜利，就只能说是政治而非学术的了。

对于理解侯外庐如何建立了所谓的“侯外庐学派”，以及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典范加以推广，政治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侯外庐的成功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侯外庐即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1941年以后、1949年之前发表的那些关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著作，表明他人生的重心从政治活动转到学术工作，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听从周恩来的建议。这种转换可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在政治化的学术界中的领导位置,他能够组织并领导当时一些年轻的学者，包括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黄宣民和卢钟锋等，不断撰写一些有关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例如,侯外庐1958年主编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略》,事实上就是由张岂之、李学勤、杨超和林英执笔的。这几位学者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所谓“侯外庐学派”也就是这样形成并得到了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长期以来被视为侯外庐学派的基地，一直到最近卢钟锋退休和姜广辉离开,才算解体。

不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点，侯外庐不仅是一位资深的中共党员，同时毕竟还是一位学者。如果他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改变其研究的方法，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是政治的婢女，其本人也不过是个变色龙。但事实上，在其生涯中，侯外庐一开始就是一位真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许多著作，是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很年轻的时候，侯外庐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之药。他在1930年代花了很长时间翻译《资本论》，就是很著名的一例。此外,侯外庐还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作《新哲学教程》，可惜该书长期不被研究者所注意，几乎为人所遗忘。事实上，该书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简明读本’恰恰反映了侯外庐为之奉献一生所信奉的哲学。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简明读本，不但成为侯外庐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也在1949年之后,成为整个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显然，和许多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时尚，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从事后来看，侯外庐或许不过只是那些成长于强烈反传统思潮氛围中而犯了“‘左’彳頭幼稚病”的一员而已。

总之，认为侯外庐所提倡的作为一种研究典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仅仅是一种政治影响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依笔者之见，我们需要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作出区分。从侯外庐自己的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与持守是一贯和连续的。因此，就侯外庐作为一个个体的学者而言，提倡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一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架构，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真实信仰。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得承认，将侯外庐自己的研究方法化约为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每一位中国思想和哲学史研究者都不得不遵从的典范,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所及的结果。我们或许不能这样说，对于侯外庐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借政治之力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典范，只是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但是，从侯外庐自己来看的学术视角，以及从中国1949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看的政治视角,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对于深化对于侯外庐的认识而言，是既有必要也有助益的。

四、随风而逝抑或余韵犹存：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方法论

1980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式微，在中国大陆人文学术界，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迅速被边缘化。就此而言,本文的价值与意义，更多地是历史的而非哲学的。换言之，笔者研究侯外庐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典范与方法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历史研究来说，他的典范与方法构成了一个不可化约的历史环节，虽然在当今和将来不必再有实际的效用。

问题是，侯外庐的方法目前是否一无是处、不再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了呢？如果我们不仅意识到观念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之间的差别，同时还自觉意识到“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这些“中文词语”通常在中文的语境中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对应的那些英文观念，如“theintellectualhistory”、“thehistoryofphilosophy”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在侯外庐的研究方法论中，迄今仍有一些有价值的因素。

首先，在西方的学术建制中，“thehistoryofphi-losophy”、“thehistoryofideas”、‘‘the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或者甚至是目前比较流行的“localhistory”，虽然彼此之间不能全无交涉和重叠,但基本上都是各有所指的不同研究领域，同时也各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正如不同的兵器，各有自己的“武艺”。如果我们从那些西方的学术分类来看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并充分考虑到他自己从未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侯外庐的“哲学史”事实上更接近于“intellectualhistory”，而不是“thehistoryofphilosophy”或“thehistoryofideas”。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侯外庐的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大势已去,但是,在一个更广的中国研究的脉络和语境中，比如说,在“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或者“中国文化史”中，这种方法论仍然可以找到其共鸣。侯外庐曾总结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认为这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其所有研究中都加以贯彻的，尤其是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第一条原则是这样的，他说：

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患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末清前期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是。

当然，这里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经典表达。不过，如果我们不管这句套话，而是聚焦于第二句话,sr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是许多思想史甚至社会史学者仍然信奉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一些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而著称的学者的著作时，比如曰本学者沟口雄三的相关著作,就会发现，他们所提倡和运用的研究路径,基本上没有越出上引侯外庐第二句话所强调的意思。如今一些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外学者亦步亦趋，视那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为“新经”，殊不知就此而言，恰恰是侯外庐及其学派的“故物”。简言之，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从侯外庐这里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中剔除出去，就会看到，他所强调的基本方法，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仍然是有价值和有所助益的。思想史研究可以遗忘侯外庐，却不可能忽略上述引文中他多年前所强调的研究原则。在这一点上，即便对于近年来在西方学术中大有侵蚀思想史并凌驾于其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与侯外庐这里所强调的原则的共鸣之处。

其次,笔者希望提出的第二点是，即便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在侯外庐的方法论中，仍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在一般意义上，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已经不再被作为一种典范而为广大研究者所追随了。就在上引他所写的那一段话之后，他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是《中国思想通史》始终掌握的又一原则。写历史要凭史料，否则就不免流于空泛。《中国思想通史》重视材料的朴实征引，目的就在用材料为说明问题的基础。我们对某一思想家的研究，首先是了解其时代，身世（学术传统），以及其自己的著作，而其自己的著作是最基本的材料。我们在撰著工作中着重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不愿转引，也出于同一理由。在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作了笔记。在这个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论述。所搜集的材料有些是手抄本或仅存的抄稿，非敢猎奇，意盖在不没前人的业绩，亦恐陷于仅据部分材料轻论前人之误。对待材料，经过考订、审查，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伪误衍夺，董理篇章的散乱脱漏，庶不致厚诬古人。已经遗佚的著作，甚至动手辑集。注意版本，尽可能用精校的本子，如用鲁迅校的《嵇康集》是。作好资料工作，才谈得上尚论古入。

虽然这是在谈论“中国思想史”，但此处他所强调的，却是要研究者注重哲学论证所赖以建立的历史材料。侯外庐不但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贯彻了这一原则，而且也在前文所提到的他1980年代主编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中贯彻了这一原则。该书的整体检释框架和不少论断虽然已经过时，但该书最大的贡献正在于对那些理学人物的原始文献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敢于指出，只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仍然存在，侯外庐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注重原始文献的原则，就是始终颠扑不破而不会过时的。

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其合法性以及研究的典范与方法，近年来有一场争论,笔者也一直参与其中。而笔者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恰如其分地来诠释传统的中国哲学,并且成功地将其重建为一门现代学科，使之具有其自身的特色，而不是将中国哲学原始文献作为材料简单地置人到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深人历史上那些中国哲学家们的原始文献以及他们自己所固有的问题意识。仅就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上引侯外庐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吊诡的是，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提倡为一种能够解释任何人类经验的普遍正确的真理，与上文所引他的第二个观点恰好是自相矛盾的。假如侯外庐彻底贯彻了他自己的主张，即任何哲学论证都必须建立在相关历史文献的严格考辨之上，我想很清楚,他对于古代中国哲学家的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一定会与其马克思主义“先见”之下的判断非常不同。事实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他开始其所谓的严格的文献考辨之前，已经严重限制了他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一矛盾，笔者不知道他自己是否事实上有所自觉。但是，笔者敢于断言的是，在1949年之后，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大陆长期一切都被政治化的体制下，他也无法且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解决这一问题。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3)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WWw.lw881.com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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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话语分析 学位论文 研究方法 多元化

一、引言

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水平，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毕业论文写作基础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学习掌握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本文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剖析。

二、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是指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新的现象、事物，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揭示研究对象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工具和手段。蔡鸣龙（2002）将研究方法按使用范围、概括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方法，一般方法和专业方法。在语言学等一般学科的研究领域一般使用一般方法：主要为以下四种：1.定性分析和定量的分析相结合；2.分析与综合相结合；3.归纳与演绎相结合；4.比较和分类相结合。

刘晶波、丰新娜、李娟（2007）的《1996-2006年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与分析――基于三所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思辨法、文献法、质的方法、量的方法、行动研究法、混合方法等六种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状况以及六种研究方法各自的运用情况从不同级别的学位论文、不同校别、不同的研究选题进行了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为样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及研究方法一章撰写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语料中某外语大学的10篇论文，来自该大学图书馆的自建数据库。本文中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指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随机选择的话语分析的硕士论文。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第一，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种类的使用情况。第二，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与相应方向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否存在较大差距。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1.对研究方法使用种类的分析。通过对比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发现某外语大学与其他高校的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生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差别不大。基本情况均为：研究方法种类使用比较单一，主要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个别论文在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搭配调查问卷、访谈、语料库研究或多模态的分析方法。

2.对研究方法撰写规范性的分析。以文秋芳的论文研究方法的撰写要求为参考依据，分别分析了2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一章的撰写是否完整，清晰。具体的分析情况如下：

在所选的20篇论文中，大部分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的写作相对比较完整，思路较为清晰。例如《基于需求分析理论对中国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外贸英语函电教材为例》一文，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开设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两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学生及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在研究方法这一章对研究设计和本章概况简述的非常明白。对研究对象做了详细的阐述，写明了研究对象的人数，背景情况和挑选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在研究工具部分，详细介绍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概念，优缺点及选择的理由。在研究过程部分详细分析了调查问卷和访谈的过程，保证了研究数据的信度。

3.研究方法写作改进方案。针对研究方法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首先，应该学习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写作中的优点，保证写作格式正确，写作内容完整。对此，建议参考文秋芳《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中，“研究方法撰写”一章的内容。此外，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介绍要简介明了。最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要保持思路清晰，保证论文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

五、结论

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方面与全国英语优秀论文的相应方面存在一定差别。第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有待于向多元化发展，如个案研究以及混合研究。其次，部分研究方法的撰写不够严谨，缺乏完整性和规范性。应加强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与训练，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驾驭能力；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重视定量与实证方法在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蔡鸣龙.谈谈毕业论文写作中的研究方法[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51-53.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5)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Denzin N K,Lincoin Y S.Introduction: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 CA:Sage,1994.

［2］ 黄光国.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J］.社会理论学报,1999(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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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科学数据；开放数据政策；数据共享；研究动向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31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2-0167-04

〔Abstrac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relevant research outputs and compared respective research status on open research data policy home and abroa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relevant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pointed out the shortage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a，and finally evaluate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n open research data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research data；open data policy；research status；research trend

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也称科研数据（Research Data），与科学论文一样也被视为重要的科研产出，也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战略资源。开放科学数据对数据驱动科学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已有科学数据重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完整保存并开放获取先前研究的科学数据，对于顺利开展后续研究、推动科学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开放科学数据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目前在开放规模和开放程度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通过开放科学数据改善社会生活受到众多投资者、出版商、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欧洲、美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都积极建立开放科学数据的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如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完全与开放”为基本国策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法规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布了《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数据获取原则与指南》，以指导成员国制定与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将科学数据新增为开放存取的对象并要求逐步达到开放性可获取，并启动了旨在促进科学数据获取和再利用的“科学数据开放先导性计划”[1]。

我国早在2002年就已正式启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并先后在六大领域共计24个部门开展了科学数据共享工作。2006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提出并开展了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跨界集成服务、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目前，我国在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方面，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显滞后。本文针对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及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我国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未来研究动向进行了评判。

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对从CNKI和万方数据两大中文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发现，我国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1.1 建立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保障机制的理论性研究

目前已有较多成果是针对建立和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展开论证，如刘细文（2009）指出，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都就科学数据开放获取问题，积极建立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并广泛推行相关服务与实践，其政策举措主要围绕科学数据交流渠道各环节，集中体现在数据开放资助、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合法保护、数据保存以及数据共享利用五大方面[2]。王晴（2014）指出：国内外20余个组织相继制定或实施了30余条旨在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法规，根据制定主体和效力范围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共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并在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3]。

1.2 针对国内外各类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调查研究 目前已有部分成果针对多种政策主体（如高等院校、科研资助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的有关开放科学数据的声明、指南以及政策法规等各类政策文本展开了调查分析，如司莉等（2013）考察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3个国家的科研管理机构、高校制定的数据管理政策以及政府制定的数据公开政策，并指出：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制定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对科学数据的保存与管理等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政府也应制定完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政策层面对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进行指导和规范[4]。司莉等（2014）针对英美10所高校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一般政策、数据标准、数据访问与保存、数据共享、数据安全与保护以及数据产权6个方面进行了调查与比较，揭示了英美两国大学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特点与差异，指出通过借鉴国外大学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良好实践，推动我国大学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5]。唐源等（2015）针对国外典型医学相关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科学数据开放资助、科学数据汇交、科学数据保存、数据共享利用4个方面的政策内容进行文献调研和网站调研，指出国外政策制定者从政府到机构自身以及期刊等具有多重身份，政策内容集中于数据汇交和共享计划。

1.3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研究 由于开放科学数据的利益主体一般要受到相关政策法规的制约，因此也可视为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利益主体。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①单一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的共享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如张晋朝（2013）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科学数据共享意愿的影响因素，指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关注技术维度，还要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内在激励、人际信任等人文维度[7]。②针对单一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如庄倩等（2015）建立了参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科研人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博弈中存在的"公共品困境"及其原因，指出为促进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健康有序发展，不能仅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战略规划，还要从政策法规层面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8]。

1.4 制定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法律问题的研究 虽然目前科学数据具有著作权已经成为共识，但其使用存在著作权界定不清及其利益分配不当等问题，尤其是科学数据二次研发过程中的著作权分配问题。司莉等（2015）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的授权方式、数据出版及引用、技术措施、制度与法规、科学数据二次利用5个方面分别探讨了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指出我国应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已有法规条例，尽快建立完善的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体系[9]。

1.5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如裴雷（2013）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基于政策文本的上下位政策概念一致性的测算框架，并对我国12个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在吸收、扩散和创新过程中的政策文本质量[10]。

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对从Springer、Emerald和Elsevier三大外文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可以发现国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研究所涉及的研究主题更为广泛，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2.1 制定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Childs S等（2014）探讨了作为实现开放科学数据的机制――科研数据管理（RDM）的作用以及它带给记录管理者的机遇，并指出开放科学数据议程的前提是尽可能公开可用的数据，在开放科学数据的背景下仍然存在方法、伦理、政策和实践等层面的问题[11]。Higman R等（2015）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并结合政策分析过程和案例研究方法，考察了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科学数据管理（RDM）政策与实践的驱动因素，以及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在科学数据管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2]。

2.2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科研人员的开放共享行为的共享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如Wicherts J M等（2011）对心理学期刊中的统计结果显著与数据共享意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科研人员不愿意共享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结果不构成充分的证据以及更有可能存在明显的错误，并强调了建立科学数据的强制性归档政策的重要性[13]。Sayogo D S等（2013）指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存在多重障碍与挑战：①技术上的障碍；②社会、组织和经济上的障碍；③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并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影响科研人员开放共享意愿的几个关键因素：数据管理技能、组织参与、法律与政策需求、向数据集提供者致谢[14]。

2.3 面向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服务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高校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服务实践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科学数据服务实践的案例研究及调查分析，如Nielsen H J等（2014）认为科学数据管理（RDM）是图书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的潜在职责，研究型图书馆是选择、保护、组织与利用科学数据的最佳场所，并应积极参与到其所在学科领域的特定领域的分析研究[15]。Tenopir C等（2014）指出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出现和数据管理规范的制定，驱动高校图书馆为其教师和学生开展数据管理服务（RDS），并通过调查研究建立了图书馆员、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参与数据管理服务的评价基准[16]。

2.4 针对专业领域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天文、气象、地球、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进行了政策分析研究，如Harris R等（2015）考察了参与开放地球观测数据的八国集团、欧盟和国际组织的21个政策文本和法律文书――八国集团（G8）开放数据、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数据共享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数据原则与指南、欧洲环境信息指令等，指出地球观测领域开放数据政策应更加明确、完整地说明开放获取的条件，以期充分实现开放地球观测数据的潜在利益[17]。

2.5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时除了运用常规的内容分析法以外，还创新性地引入了语义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如Jung K等（2015）对韩国《开放公共数据指令》（OPDD）的政策文本进行了语义网分析，并指出：利用语义网的概念模型及分析过程有助于确定各类公共政策针对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视角的一致性[18]。

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比较分析

对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总体来看，我国学者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各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目前大多处于对国外先进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与调查分析阶段。②国内外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以英美两国的政策实践为主，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法规体系，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7年颁布了《公共资助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原则和指南》，提倡所有的获公共资金支持得到的科学数据都应能被公众获取、共享。美国、英国等一些重要基金机构也提出了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指南，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等，要求所有获得资助的项目提交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计划。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13年签署了关于“提高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结果的访问”的备忘录，要求由联邦资金资助所产生的非保密的科学数据，应该存储并为公众提供免费的最大化访问[19]。③国内外对于具体专业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于国家统一综合层面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研究十分有限。

对比国内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的现状不难看出，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国外高等院校、信息服务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调查研究与比较分析，但从整体来看这类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系统性不强；②已有研究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单一利益主体（如研究人员）的开放共享行为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尚未发现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演化博弈分析的相关研究；③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文本分析目前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尚未展开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探索性研究；④尚未展开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研究，已有学者针对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政策与数据安全政策的协同关系展开研究[20]，如黄道丽等（2015）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开放数据政策与网络安全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协调[21]，但尚未发现有针对科学数据展开的类似研究；⑤尚未从政策科学的研究视角展开系统性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研究。

4 我国未来研究动向评判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图书情报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应展开协作研究，并从以下5个方面强化和拓展这一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4.1 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调查与比较分析

针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有关开放科学数据的声明、指南以及政策法规等各类政策文本展开广泛的调查分析，比较和分析各类政策文本中有关一般政策、数据标准、数据共享、数据保存、数据安全和数据产权等方面内容的特点与差异，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在政策的系统性、一致性、完善性方面的经验，为推进我国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必要的参考借鉴。

4.2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单一利益主体（如研究人员）的博弈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可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研究人员、科研机构、数据中心、资助者、出版者、第三方用户等）之间的利益诉求关系展开研究，建立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促进多个利益主体开放科学数据的激励机制，为从微观层面制定和完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提供演化博弈的理论框架。

4.3 基于多学科方法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分析

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①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如借鉴扎根理论的“信息提取-归纳-概念化-重组”思想，对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进行解构、分类和比较，提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区分要素，确定政策文本结构化编码体系和分类标准，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数据，建立类定量化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②基于知识单元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探索性研究，如借助于语义网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政策文本的词汇分析单元之间的语义关联关系，并可通过软件工具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及可视化展示。

4.4 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协同研究

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①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内部的政策协同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政策连续性、政策互补性、政策交叉性、政策缺失性及政策矛盾性等多个维度考察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内部的政策协同。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研究。借鉴协同论思想和政策协同理论及工具，设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颁布的保密规定等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机制，制定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策略。

4.5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

将侧重于定性分析的政策分析研究与侧重于定量分析的政策评估研究相结合，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从政策科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多角度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如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完整的生命周期中的每一环节――政策提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反馈和政策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政策科学相关理论、方法与工具进行系统性的政策评估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法等政策评估方法，建立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指标权重分析，采用数学模型及软件工具构建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模型并进行模拟实验。

5 结 论

通过CNKI和万方数据两大中文数据库以及Springer、Emerald和Elsevier三大外文数据库，笔者对国内外现有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对国外先进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与调查分析阶段，国内外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以英美两国的政策实践为主。结合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进展，我国在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未来可能出现五大研究动向：①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调查与比较分析；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③基于多学科方法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分析；④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协同研究；⑤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从而推动我国开放科学数据的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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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7)

1.1理论主体的方式从理论主体的思维方式角度来讲，收敛型思维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产生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然而其并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发散型思维能够让理论主体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出很多理论方法，由于发散型思维有开拓自由的特点，因此理论主体总是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文学理论，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成果和经验，及时更新理念和价值标准以及调整体质结构，尤其是对一些教条老套的部分，通过发散型思维将其彻底改变，逐渐形成具有创新内涵的文学理论，这样就符合了理论主观性的要求，也是外国文学理论科学性具备弹性和历史性特点的关键性心理因素。从理论主体的演说方式角度来讲，文学理论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研究的结果也就更加接近真理。文学理论的主体主要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可以说研究对象就是理论主体本身。所以说文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通过实验或多媒体等辅助手段进行研究，而是要通过研究对象身临其境的将自身情感、感悟、价值观等体现在研究结果中。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事实的话就能够产生创新的思考方式，使文学理论话语由于这种主观性而显得更加鲜明。

1.2研究方法的非惟一性只用分析法和说明法来研究文学理论是不够的，解释法能够准确体现研究对象的心理、情感等具有特殊性及不确定性的方面，因此成为研究外国文学理论主体的重要方法之一。泰勒认为解释法所要解释的对象必须符合三个要求，第一是要有含义，第二是该含义能够与其表达方式分开，第三是含义要针对某个具体的主体来说。根据泰勒对解释法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其与分析法和说明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不论是哪种方法，都是文学理论研究所不能缺少的，过分重视一种方法而忽略了其他方法都会造成文学理论研究结果的不准确。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是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各种研究方法不但能够同时使用，而且还能交替应用，从而使人们对文学理论的认识更加全面及准确。

2外国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

外国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从而使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也产生不同。文学理论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表述，对历史话语也要进行研究，因此也可以称文学理论为历史的理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考察和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时刻注重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因素，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全面和准确。专家学者认为研究内容以及科学的定义是决定学科及理论科学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文学学科是把文学的结构、语言、形式等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狭义上来看文学似乎不属于科学领域，然而从广义上来看，科学可以指的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那么文学就包括在内了。现如今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撇开科学的定义以外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第一，尽管称之为科学但其研究也许并不科学，常常出现片面真理的现象；第二，文学理论的非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主观主义方面，很多个人批判的文章都体现了个人印象式的主观想法，外国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第三，注重科学性不代表否认其他特性，需要科学性与其他特性能够协调统一、相互影响和补充，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外国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发展。

但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被西方一些抱有极端态度和思想的科学及人文主义者给割裂和肢解了。科学主义者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物理的、生理的现象，更加注重文学的真实性，试图找到其中的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者注重的是社会中生存的人，想要研究文学理论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双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过分强调自身的方法论特点，使文学理论的研究未步入正轨。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理论是一种客观的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将分析说明以及理解体验等方法进行综合运用，这样才能使文学理论更具科学性。

3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