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观念论文篇(1)

教育部《1+3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课题，是一个鼓励传统美术人才培养模式向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与创新的实验性课题。在这个课题里，数字1代表不同系科的本科一年级实施通识造型教学的时段；数字3代表不同系科本科专业课程时段。因此，如何关注学生个性成长，如何在一年级通识造型课程里寻求出与专业造型课程相匹配的对接方式，如何让不同教学观念下的课程计划实现对接等等，已经积聚为1+3课题争议及其实施课程改革计划的核心问题。近8年来，基础部在行政化、指标化的教学框架下，一方面要剥离“应试美术”的惯性思维，关心学生个性成长。另一方面，又要为不同专业的终端办学方向，输送符合专业路径的、具备一定造型能力的优质学生，其难度之大，实难想象。从某种层面上看，我校基础部的成立和冠名为“视觉艺术基础部”的通识策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造型基础部。在培养视觉艺术人才的课程改革计划里，强调“通识艺术基础”的课程方案及其教学理念的内涵所指，就是要不断地把传统定义中的“美术”概念，纳入到更为宽泛“视觉艺术”领域里进行研究，因而，建立在“通识”教学理念的课程改革计划与各系部之间始终强调专业属性的培养模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并存在着教学理念上的冲突。目前，在各专业方向强调技术型或职业型的办学理念和形同各自为政的专业办学过程中，1+3课题的交互计划似有搁浅在“造型争议”的滩头。据抽样调研的报告显示，各系部专业针对基础部教学提出的、权重于造型的意见及建议各有侧重。有系部认为，基础课程应侧重速写训练，素描课程应根据专业偏重不同造型需求，如线性造型等。有的要求课程回归理性，认为《图式语言》不能遮蔽其他的课程需求；有的要求课程重视结构性造型等等。面对各系部的意见及要求，基础部教师认为，基础部无法在一年的有限教学时段和课程计划里，逐个对应12个不同专业系部的专业侧重及其固有的造型理念。其中，“加强基础造型训练”一说，是一种单一于技能教学的说辞，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育理念及其艺术人才培养的目的不相适应。基础教育或造型基础的教学目的应该是培养有持续发展能力、有创造性潜能的人才，课程理念不应该只注重培养有些审美意趣或应对将来能够应付工作、有个手艺那么简单的需求。通识教学，应该重视对学生的启悟和引导，应该通过“学习心理”的研究，帮助学生进入主动求知的状态，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依据教学大纲指导，独立按其编制的教案实施教学，以充分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基础造型训练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的教学既要讲百花齐放，也要讲统一共识，一枝独秀不行，各支孤秀也不行。我们应该把造型基础的定位搞清楚，然后再谈教学方略等等。概统言之，1与3之间的教学争议，主要集中在通识与专识造型的理念层面。站在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学术视角，彼此所言均自成道理。专业系部考虑的是专业属性的继承与发展。基础部考虑的如何剔除“应试美术”影响和达成通识教育的目的。因此，在总体培养目标相对错位的前提下，彼此的教学目的、教学目标呈现断裂，课题对接难以达成共识。

二、基于通识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译名，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俗称“通才教育”。与当下大学教育强调系属分科（专业性或职业技术性分科）的高等教育方式不同，通识教育旨在关注学生独立思考或在注重不同学科、涉猎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培育中，促进学生在道德、情感、理智等方面全面发展。这种具有非功利性目的、能使人终生受益，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才教育模式，于1978年之后，被哥伦比亚、芝加哥、伯克利等许多一流研究型大学所接受。迄今为止，这种创建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计划，被认为是在理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一种实施方式，深得各国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推崇。哈佛大学第25届校长博克认为：“大学生在知识学习上，应该深度及广度兼备。一方面应该通过专业课程，对某一知识体系作深入研究，一方面应该对其他领域作广泛涉猎”。2001年，北京大学按“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实施自由选课学分制”的改革思路，开始实施“元培计划”。其中，元培班的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低年级重点学习通识课程和宽口径的基础课程。对北大的学科状况、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有了一定了解后，学生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志趣选择专业。其次，北京大学通选课手册注明，通识课是一套旨在拓宽基础、强化素质、培养通识的、跨学科基础教学的新体系。课程力图引导学生从本科教育最基本的领域获取广泛知识，以让学生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思路，进而，为能力、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和发展所必须的方法和眼界。

三、不同的教学理念需要达成共识

在2013年我校基础部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基础部全体教师针对长达8年的教学实践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中，教师们针对通识艺术基础的教学理念、执行情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论证。他们认为，进入美院的学生既是文、理高考的“牺牲品”，又是美术生中的幸运儿。这类被应试教育长期挤压的学生，不仅存在着被歧视、被灌输、被高考和被塑造等不同心理阴影，而且，受中考分流影响，这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能力，常常受制于高考美术观念的影响。他们常常以得过且过的学习方式，继续着心理阴影的延伸——即放弃个性成长和塑造自我的进取意识。在造型教学中，很多学生因兴趣迷失和缺乏独立思考，只能照本宣科地描摹对象。虽然，这些早年“不听话”的学子们在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各自的叛逆个性，但他们一旦处在被动的学习语境，就会再一次地显得无法自拔。为什么通识艺术基础中的《图式语言》课程能够突破传统僵化、沉闷的教学局面？为什么因袭传统教学思维的《素描》《色彩》等教学手段不能解决大家所期待的造型要求？为什么将大家认可的《图式语言》教学策略放在《素描》《色彩》课程里，就会呈现模版化的成果效应？为什么我们基于通识的教学策略不能与已经有所拓展的专业系部之间实施造型口径上的对接？1+3的课题是基础部的课题还是链接所有专业系部的共同课题？那种各专业系部各说各话的造型观念及理由是否能够满足？造型训练的内容及手段有必要细分吗？这些一线教师们的设问，一方面让“学术”这个长期陷入行政泥潭中的“名词”变得鲜活起来，另一方面，针对“通识”与“专识”的理念碰撞，已然成为新一轮、基于1+3课题教学改革深度关切的核心问题。据深入相关专业系部的抽样调研显示，基础部当下采用的通识教学及其课程理念（成果形式）与各专业口径下的课程细分及其教学理念失衡，培养目标不尽一致。其中，专业系部认为《图式语言》的课程创新，不能替代素描（速写）和色彩课程，不能让一年级把三、四年级的事情都做完了，基础部的教学应着重体现学生造型能力的培养等等。针对相关专业系部特别强调的造型能力问题，基础部老师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得出以下结论：一、在艺术语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造型观念、造型能力已由过去所指称的狭义“写实能力”转换成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我们的教学应该尊重每个学生个体的潜在可能，不应该搞一刀切、绝对化。应该鼓励多种造型方式的探索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明晰的评价体系，以尽可能地避免教学的盲目性、随意性，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二、学生培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学校长远利益、惠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其中，学校办学的特色指向以及具体的办学思路，不仅涉及各教学单位培养目标的相互协调与定位，而且也直接影响着“1+3”课题对接与实施。其次，在绕不开“通识”与“专识”的学术争议中，“1+3”模式的教学改革与探索，不应该只是“1与3”的拆分，而应是“1与3”的对接。其三，在明确“共识”的基础上，同步处理对接事务，以形成新的办学特色。也就是说，在剔除“应试教育”影响和全校一年级实施“通识艺术基础”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不能为寻求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而片面地停留在为各专业细化培养目标提供基础教学的培养计划，因为在所有课程设置中，基础部实际上承担了如何改变学生应试僵化及单一线性思维模式的责任。三、将“艺术基础”纳入“通识教育”平台，已成为激发一年级学生兴趣和培养学生视觉创造力的主要教学手段与方法。如果专业系部能够在此基础上明确“专识教育”理念，那么，二年级开设的“专识”造型课，就会有效地支撑起由“通识”到“专识”的造型通道，1+3课题的对接计划就不至于成为一个伪命题。扩大招生带来生源质量、专业素质逐年下滑以及“通识”与“专识”还未实现充分对接的问题，已经成为基础部与各系部之间必须达成“共识共存”的学术问题。假定我们能够按北京大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教育理念来有效调整课程战略，重新规划、制订各专业系部的培养目标，那么，在“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够通过严肃的教学研究达成整体理念的共识。基础部的课程设置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满足各专业系部、不同种类的具体造型要求，专业系部也没有必要去硬性地围合一个专业细化的培养目标。我们要学会把已经僵化为某种特定概念的造型意识，激活并转化为创造性思维的教学能量，我们应该在相互适度改变课程设置目的、方法以及阶段性任务的基础上，主动舍弃一些过度细化的课程内容以及刻板的课程方式。我们要通过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和达成共识的教学理念，有效保护教师的教学个性，促进教师深度从事创作科研，在规范个性教学流程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学习场域，进一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因材施教的课程改革中，将共识办学的目的转化为教学实效。如果基础部、各系部能够在1+3课题的整体要求下，达成造型观念上的“合而不同”，那么，求同存异的相互依存和客观达成学科专业面向的课程改造，就有可能全面实现1+3课题的对接。

四、视觉艺术观念下的“共识”路径

自扩大招生以来，逐渐转型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与传统美术教学模式之间，不断释放出造型观念上的学术摩擦与争议。其中，不断适应行政化、指标化的办学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失之表里。在所谓丰满学科建制和相互追逐短期办学效应的过程中，教与学以及创作与科研机制的相互割裂，使视觉艺术的教育、教学创新以及课程改革实践，失去了正常交互的学术空间。在教育、教学管理缺乏有效应对机制的前提下，基础部与各教学系部之间的课程对接问题，一方面显示出不同教学理念和艺术观念的对峙，另一方面，贫乏的造型理论研究使学术交互的缺位浮出水面。为改变学术交互的窘境，湖北美术学院基础部试图通过“1+3”课题，进一步推进“通识艺术基础”与“专识艺术基础”的对接。这种以北京大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为其参照系的、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寻求补位的基本构想，一方面可使相互不同的学术观念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使各自不同的看法彼此相“合”，继而达成1+3课题机制的“合而不同”。从某种观点看来，高等美术院校长期依赖写生、写实为其造型基础，是一种静止于某种美术造型历史或妥协于某种造型标准的、在模式化教学理念中不断延伸的视觉造型历史。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层面，这种泊来的、作为一种文化移植的传承现象，以定格于美术造型基础的模式，作用于所有美术院校的课程体系。因此，在不断产生质疑的今天，许多教师常常希望通过另类的视觉历史及造型规律，来突破现有的、造型教学框架。进入21世纪，在多种造型观念和美术形态逐渐拓展为视觉艺术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各种不同于旧有美术观念的造型教学手段层出不穷，其多元化的特色教学和不断穿插另类造型观念的课程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其中，在湖北美术学院倡导“通识艺术基础”等视觉观念的指导下，基础部与各系部之间达成的“合而不同”的教学共识，一方面使《图式语言》——这一有利于学生个性成长的教学实践，彰显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试图通过1+3课题达成“通识”与“专识”共谋的教学思考，正在寻求课题对接的“共识”路径。重新审视造型历史，并不意味着抛弃历史。重新看待传统美学标准，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美学。在多元的信息时代里，教学语境及其知识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决定着基础办学理念（教学观念）的合理延伸与变化。在全球日益纷繁的视觉文化里，文化逻辑的差异性及其寻求文化路径的“合而不同”，正在以文化汇融的方式展开。新的、以文化碰撞为其视觉艺术教育的教学理念，正在各大美术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持续发酵。如果在“合而不同”的共识中，湖北美术学院能够形成“通识”与“专识”的教学通道，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基于现实境遇的合理思考及其教学实践，一定会经由一流办学信念的支撑，形成当代美术教育的新格局。

五、结语

艺术观念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韩少功；载道；审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时空观

寻根文学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文化寻根运动和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沉淀的文学历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地位和意义日渐为人们所漠视。但在重新整理当代文学史的今天，对寻根文学的意义再发掘，有着现实的必要。今天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更迭中，寻根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可以说，以寻根文学为界，20世纪80年代文学前后期的艺术观念截然不同。季红真认为，“寻根文学”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嬗变，继之而起的文学思潮几乎都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在寻根作家中，对寻根文学思考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探索最富创造性的作家当属韩少功。他在1985年相继发表的寻根文学纲领性文章《文学的“根”》与寻根文学标志性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显示出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以韩少功20世纪80年代创作为中心，探讨寻根文学是怎样推动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转型的，以及转型过程中它的地位和贡献。

一、从载道到审美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仍然是以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功利载道型文学为主导地位。粉碎“”以后，虽说有形的政治桎梏已经打碎，但无形的“政治情结”依然缠绕着作家，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即便后来成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也不例外，他的初期代表作《月兰》、《西望茅草地》等都以“”作为历史背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法，展示“”留给人的心灵创痛和悲欢离合，呼应了时代潮流，应合了当时社会政治心理，因而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类文学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成规和话语系统，其功利性的实用追求，使得文学在实质意义上已沦为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艺术的自我本质属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以审美为本质功能。但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对于小说来说，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梁启超等人在论述“小说革命”时．就公开宣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小说功能的无以复加的强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昭示了小说在20世纪中国所将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矛盾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功利与唯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都与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着关系。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来说，它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对新时期文学审美愉悦本质属性的还原，和对过于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的反拨。

其实在寻根文学之前，一批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迥异于“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学的作品已经出现，如：汪曾祺的《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张承志的《绿夜》(1981)、《黑骏马》(1982)，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1983)，郑义的《远村》(1983)，贾平凹的《商州三录》(1983—1984)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既有规范已有所突破。无论是汪曾祺的“克制陈述”、“除尽火气”，阿城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还是李杭育对家乡挽歌式的诗意描写，以及张承志所表现出的那种朝圣者般遥遥跋涉的雄浑悲壮之美等等，已远非功利载道型文学所能传达，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比，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它们的出现，昭示着一个审美文学时代即将来临。而寻根文学则强化了对这种文学的寻找。

首先，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宣言中，普遍高扬着文学的主体精神，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

与理论主张相一致，寻根作家们在创作中也高扬主体审美意识。以韩少功创作为例，在他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中，审美的意义呈现出对“载道”文学观全面替代，作品的实际意义主要依靠文本的美学内涵来体现和发挥。如在《爸爸爸》里，神秘而浪漫的巫楚文化通过大量的民俗事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鸡头寨”——一个时空不明的世外村落，它被种种神秘气氛所笼罩，联系着一系列神奇事件：蜘蛛精、岔路鬼、蛇好淫、挑生虫的传说以及红白喜事的唱简、祭祀谷神、请巫师指点、砍牛头预测胜负、吃冤家尸体、坐桩而死、过山等等。虽然作者有着强烈的启蒙功利意识，但似真似幻，怪异荒诞的文本实际效果却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作者的启蒙动机，使文本的意义由功利走向审美。如果说，韩少功初期创作，主题的明确性、人物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是他的追求目标，那么，在发表寻根宣言以后，他显然放弃了对上述艺术成规的追求，主题的含混幽深、细节的荒诞性成为他的创作主调。如在《鞋癖》中，他写到惨遭不测的父亲亡灵不断显迹在父亲以前坐的藤椅上，常用的蓝花釉瓷碗上和公共卫生间的墙壁上，因为藤椅会无声发声，瓷碗会无端破裂，墙上一片暗色的水渍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这些细节展示的是人与自然的通灵性，在特定的时刻与氛围中，人可能转化为自然，自然也可能具有人的灵性。正所谓天人感应，物我归一。显然，韩少功的这些作品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已经超越了功利色彩浓烈的文学，其中的审美韵味的悠长不再依赖既有的写作模式，而是让你在文本的意趣氛围、行文遣词中去领略。这种审美化追求，同样反映在王安忆、阿城、莫言、扎西达娃、李杭育、何利伟等人的创作中。如阿城的《棋王》，作者以大巧若拙的描写，朴实简洁的语言，豁达通脱的美学情怀重新阐释老庄的“不为物役”，在一种充分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中获得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以及与永恒、无限的自然宇宙合为一体的审美人格。而在“红高粱”系列中，莫言以一种奇特的、极具张力与分裂的叙述表现出对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崇拜。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新时期文学终于卸掉了“载道”的沉重包袱，迈入了一个审美文学的新时代。

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结束后，“伤痕”与“反思”文学曾使一度失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到了恢复。构成当时文学主体的，就是这种回归的现实主义文学。但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在回归的同时也在酝酿着对自身的超越。这种超越与当时文坛蓬勃兴起的“现代派热”相关。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随着新时期国门的再次打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蜂拥而入，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二是新时期初期的作家普遍表现出对现代派的极大的热情。如：1981年9月高行健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后，围绕这本小册子，王蒙、刘心武、李陀、冯骥才等人在《上海文学》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现代派”讨论。更为可贵的是一些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如王蒙的“意识流”系列。但由于思想领域内长期的自我封闭，当时的人在对待西方现代派哲学和文学还是处于犹疑观望的状态，因此他们大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借鉴时小心翼翼地把现代派作品分解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显然不利于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要求。“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阔了眼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所以，在最初的“现代派热”后，文坛并没有走向激进的“欧化”道路，相反倒是现代派小说试验都暂已告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家放弃了对“现代派”文学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说明新时期现代主义的转化的深化，即从形式的追求上升到观念的思索。而在实质意义上从观念上推进这种转化的，恰恰是寻根文学。

应该说，寻根文学并不是现代主义文学。但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表述中，对现代主义却都流露出几分好感。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及的外国作家有近20人，基本上属于“现代派”：福克纳、博尔赫斯、毛姆、昆德拉、罗伯一格里耶、塞林格等。更重要的是，韩少功等人在艺术实践上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寻根作家们作出了如下贡献。

首先，促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由对外在世界的客观反映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再现，是新时期文学现代主义转化的第一步。当新时期文学在题材上摆脱了“写什么”的桎梏后，“怎么写”即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成为大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显然是新时期文学由叙事走向抒情的开始。应该说，在寻根文学之前，一些作家的写作已经出现散文化和诗化的特点，如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这种写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客观写实相比较，最大的差别就是作家叙事意识的不同。它们尽可能摒弃或淡化那种由情节所决定的矛盾冲突，而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如王蒙《海的梦》，作者并没有正面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是让他面对大海梦魂幻游，主人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生动地跃然纸上。寻根文学出现后，这种写作倾向则更加有意识地被强化了。这可以从韩少功的80年代中前期创作轨迹的变化看出。韩少功称自己的早期创作多属“问题小说”，“先有意念主题”，“再找适当的材料”，人物往往是某种思想、理念的形象化载体。这虽然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但也因为主题的鲜明单一、人物的扁平化削弱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在1985年后，韩少功的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开始关注人类理性发展偏至时对人类生命的戕害，“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是在理性薄弱和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因此，韩少功这个时期的小说有意放弃对明确主题的追求，淡化情节冲突，而是通过挖掘人潜意识的原始经验，表现主人公的幽秘复杂内心世界，像《雷祸》、《诱惑》、《蓝盖子》、《梦案》等小说几乎全篇都是心理写实，外在现实冲突已经转化为内在心理呈示，如“一个朦胧化的灵魂幻象”、“一个混沌初开的景象”、“一个仍未降临的未来梦想”，它可能“来自无限，令人感到陌生，冷峻魔幻、无边无际、光怪陆离”，甚至“罪恶”、“混乱”、“荒谬”，让人颇感诡异神秘，这多少折射出创作主体内心的隐忧、惊惧和痛楚。

其次，表现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寻根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对待现实的观照方式不同。为适应“向内转”的艺术要求，寻根文学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以“反映论”为指导，强调艺术对现实客观再现的原则，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艺术对自我的主观表现。寻根作家们的表现主义美学原则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重主体性认知。在寻根文学“向内转”的过程中，就包含了重视文学主体性的要求。对人物内心的抒发刻画，必然要求作家要具备对世界独特的内心体验。如《棋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一心理来观照、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阿城主要是让创作主体浸入中国文化来写世界，而不单是写大干世界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作家内在的修养，而不一定是他外在的表现对象。进而言之，如果说这部小说中弥漫着一股中国文化气息，那么这股“气”主要不是得力于作者对外在事物的描写，而是生发于内，是由于作家自己底气的贯注。阿城相信，创作主体浸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作品自然就会弥漫中国文化之气。二、重整体思维。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韩少功认为，东方文化思维方式是直觉，东方思维的传统是综合，是整体把握，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而这正是整体性思维。譬如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不再注重对个人性格刻划，而是在对群体意识的观照中，来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内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在他的笔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缺乏自我独立人格，他们服从共同的命运，听从部落统一的意志，个人的行动并不具有任何独立意义，也不影响部落的历史进程。这与传统现实主义以个体性的“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同，从而也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和不同的审美效果。三、“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寻根作家深受这种美学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情节的淡化、象征色彩的加强，有效的形成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间隙，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与思考。如韩少功《归去来》中的“我”，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却被山寨里所有的人认定为另一个人，而“我”在这样的误认中恍然感到山寨里一切人与事都是“陌生化的熟悉”，由此，明晰化的自我特征与具体化的个人历史都在这荒诞的时空中消逝殆尽。而《爸爸爸》、《女女女》、《火宅》，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小说，从具像到抽象，从经验到超验，出奇地审视和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荒谬的世界和困境，给人的感觉恍然隔世。显然，这些小说是以陌生化向度增益着艺术的价值与活力。从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到表现主义的主观表现，认知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艺术观念的变化，从而也最终促成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

三、时空观念的转变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时空观念的转变——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传统小说遵循的是黑格尔历史时空观，在黑格尔看来，时间是线性发展的，空间是平面展开的，这种一维平面的时空观被传统现实主义严格遵守，是其艺术真实性的前提和基础。

艺术观念论文篇(3)

关键词：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操作范式；观念范式；规则范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76-04

顾祖钊先生是颇有资望的学者，他的文艺理论研究颇受童庆炳先生的看重。研读他的《文学原理新释》我们会发现其文学理论的与众不同：第一，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很特别，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反映论文学理论，也不同于科学主义以形式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更不同于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理论。第二，他没有给文学下定义。那么如何去认识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他是怎样建构文学原理的？在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个性化的今天，厘清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一

要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探索，我们要先探讨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所谓文学理论结构“应指一个由诸种要素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1]与一般的文学概论不同，顾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的立足点是艺术至境。作者告诉我们：“由意象、意境和典型的三足鼎立的艺术至境为中心，作辐射性拓展，形成新的作品论、类型论、真实论和艺术发展论”。[2]因此，了解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关键就是“艺术至境”。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艺术至境”属于诗学范畴，从诗学形态上升为理论形态还需要进行抽象，所以他其实只是以“艺术至境”为切入点，在这个观察点上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作者认为： “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将启示我们思考艺术本质论，从而把它阐释得更为合理；……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艺术思维研究的重要突破；……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会使我们创作方法的研究走出误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阐明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科学艺术至境观，可以对诸如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解说、合理的评价；……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创作观念的巨大变化。”[3]

具体来看，顾先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对艺术至境进行了多元化的研究。

我国艺术至境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起步，当时把典型作为唯一的艺术至境，六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意识到“意境”是独立于“典型”之外的另一种类型。[4]1987年周来祥先生则把“意境”和“典型”二元对立。[5]顾祖钊先生则认为艺术至境应该是多元的。他把艺术至境和艺术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认为：“客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意境创造，主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审美意象再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典型。三者鼎足而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艺术至境。”[6]童庆炳先生在《寻找文学理论的突破口》一文中指出：“顾祖钊的艺术至境研究，从前人止步之处起步。首先，他发现将艺术分为再现与表现两大类型太笼统，他认为表现型艺术分为两个亚型，一是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浪漫型艺术，一是以中国抒情诗为代表的抒情艺术。顾祖钊根据他的研究，把西方的表现型称为主观表现型，把中国的表现型称为客观表现型……从而把典型与意境的二元艺术至境格局，改造为更符合艺术事实的典型、意境、意象三元艺术至境的完美结构”。[7]

其次，把艺术至境定位在作品理论的一个层面中。

《文学原理新释》的一个特点是把艺术至境作为“形象”来探讨。作者对传统的文学形象重新进行了定位，他认为：“所谓形象就是作家在文本中用语言展现的气韵生动的人物或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8]这里的形象既包含了人物形象，也包含了其他形象。作者把“艺术至境”也归入文学的形象中，而形象层面又和语言层面、意蕴层面相联系。这样，艺术至境与文本的其他层面的联系就很明晰了。

第三，找到文本理论五大块之间的联系。

顾先生是从文学和人的精神需求维度来把握文学的。他发现为了满足认识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就形成了文学的历史本质观；为了满足启迪思想和智慧的需要，便形成了哲理本质观；为了满足表现感情的需要，就有了情感的文学本质观。于是相应地产生了文学的三种审美类型——写实型、抒情型和哲理型，形成了三种审美表现形态——典型、意境和意象。这样文学本质和文学理论其他几大块之间的联系就很清楚了。顾先生也注意到了形式论和创作论的贯通，主要表现在：文本的层次论和写作过程论的贯通，作者把文学文本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层面、形象层面、意蕴层面。在《文学原理新释》中的创作论“语言对内容的征服”一节，对艾青的《树》的分析，就是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的。他把“树”这个意象的涵义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概念树的心理印迹引起的意义。第二层为文学形象层，是由语象特征引起联想在心中形成的艺术形象系列，为形象意义层；第三层是文学形象所折射的象征意义，属于意蕴意义层”。[9]

文学发展论则更是体现了这种融合，顾先生的文学发展模式是“社会心理为动因的他律论，和以审美理想形态为中心的自律论，以及二者合力所形成的文学发展模式”。[10]

根据以上的研究，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结构点在艺术至境，而艺术至境属于文本的一个层次。因此，从操作范式的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属于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二

那么，从观念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是怎样的范式呢？所谓观念范式是“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包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11]总体而言，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为指导（书中很多原理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为基础的），参照了列宁的一些哲学认识而形成的。

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的是顾祖钊先生把本质和本体分开，他认为：“本质是关于文学性质的哲学概括；本体则是文学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容要素。”[12]这多少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韦勒克和沃伦合编的《文学理论》就是如此。

对于文学的本质，顾先生注意到的是其多层次和多侧面的特性。他认为“文学的初级本质体现为言理（志）、言情、言史三个互补性侧面；中级本质体现为对社会生活审美反映性质；高级本质则体现为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部门本身都属于历史哲学的一个方面，文学总的来说，最终还属于历史意义上的‘历史’”，[13]这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本质。初级本质主要是从文学与人的精神对应中把握文学的本质，中级本质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阐释的。从创作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来看，文学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与科学的探究活动又有不同，它带有强烈的审美色彩，因此顾先生认为文学的这种反映本质上是审美反映。尽管作者对审美反映作了全方位的阐释，从表述来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作者的“审美反映”很重视文学创作的二度体验带来的审美距离感，由此产生的非功利的游戏性质。与艺术至境相对应的审美理想，可以说艺术至境就是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也是作者对审美反映论的创新。此外，作者认为，审美反映中，主体的人格很重要，也对文学理论的深化有帮助。

文学的高级本质是从整个社会的架构来看的，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作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特征。

顾先生的文学本体是以“人本体”为基础的，这和他的审美反映的文学本质观念是相对应的。而所谓的“人本体”其实是指文学是用语言构筑的心灵世界，具有心灵性和文化性。

三

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程序等规则系统”。[14]在文学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因为操作范式的变化，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规则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概念体系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两大特征：一是根据文学实践自创的概念，二是对古今中外的概念重新转化而对文学原理有很多新发现。

首先，根据文学自创概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很矛盾：董学文认为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向西方体制的皈依 ，表现为西方学术规范的引进和西方思想资源引介的加速；一方面是国学热中体现出来的对主体性、话语权丧失的焦虑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盲目的夸扬。”[15]其实对于东西方的文论没有必要完全极端化，应该如吴兴明所言“对话和协商……控者向主体提升，意味着主体间性”。[16]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把文学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世界文学’，力图建立一个最具一般意义的文艺学体系”。[17]在艺术至境和各种文学关系织就的网络中，作者把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至境、言、象、意等概念与黑格尔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叙事、文学抒情、摹仿说、心理分析、格式塔、艺术思维、抒情主体、复义、含混、悖论、反讽、审美心理等概念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转换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理论。

其次，对于文学原理多有新的发现。

在文本理论中顾先生较早地用言、象、意的纵向结构对文本进行分析。

对于风格的论述，作者也多有发现，如对文学风格形成，作者就对“文如其人”的不周密的地方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格、人品是生活个性的反映，文学风格则是创作个性的反映。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审美的，解释清楚了文学风格和人格的区别。

关于创作论，顾祖钊先生绕开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是创作方法还是创作原则的争论，主要关注创作心理、创作思维、创作流程、创作方式。

关于艺术思维，作者把形象思维具体化为意象思维和具象思维，把文学思维研究推进了一步。关于文学理论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创新。尤其是第三阶段“文学创作的艺术传达阶段”所探讨的“艺术传达的复杂性”、“体裁对内容的征服”、“语言对内容的征服”、“即兴与推敲”。这个设计概括力比较强，比以前的一些教材，把某些文体（或叙事文体，或抒情文体）的创作过程作为文学创作流程要科学得多。

张首映先生在批评西方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的转折时，曾经说过：“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三大转折上……这三大转折也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如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中的失重，乃至失落。”[18]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居多，对创作论也不是很重视。顾先生的发现也算是一个弥补。

关于文学发展论的研究，作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研究的突破：

1.在文学发展的实质方面取得了前人没有的成就。作者认为：“文学发展的自律，实质上是审美理想模式的变化。其中艺术形式方面的能动性是造成这种自律的主要原因。”[19]这是很有见地的。

2.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世界性的取得主要来自作品深层意蕴中的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而作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特色又在很高的水准上充分体现了这种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20]这种看法找到文学世界性的根源，文学世界性不是观光性质的世界性，而是价值式的世界性，就如同马克思思想为全世界所拥有、所珍惜，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

四

一个好的文学理论，其操作范式、观念范式、规则范式三个范式应是互相套嵌的。那么顾先生的文学理论中这三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顾先生继承了反映论文学理论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文学也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21]和反映论不同的是，顾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审美的前提下，必然要竭力满足人类对他提出的关于知、情、意的精神需要。由于审美者的需要各有偏重，就会形成不同的审美理想，为文学造成不同的审美类型，形成不同的艺术至境形态（即审美理想在艺术中的感性形态）。”[22]这样，以审美反映为基础，顾先生吸收了新批评等文本中心论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

近几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社会学对我国文论研究的干扰，所以学界同仁花了大量的精力引进、吸收西方文论，研究转化古代文论。从这方面看，顾先生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此，我们可以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所隐含的“文学”概念进行思考了。

一般来说，文学的定义有广义的文学定义、狭义的文学定义和惯例式的文学定义。顾先生没给出文学的定义，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文学的定位。作者从艺术至境角度来谈文学，而艺术至境其实是一种文学审美理想，也就是说在顾先生这里，“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23]，文学是作为审美来看待的，也就是作为狭义文学来研究的。其实他还是对文学进行了一些预设：首先文学是一种艺术，其次文学还得够得上艺术标准才配称为文学。这就和目前流行的把文学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地域、阶级、民族、思想、道德等关系网络进行所谓的文化研究做法不同。[24]前者以艺术内部的问题进行研究，后者只是对文学环境进行研究，很容易偷换文学理论研究的命题。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欲望叙事泛滥的今天，顾先生用艺术至境——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学就显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坚守。

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操作范式是艺术至境，是文本中心的文学理论。其观念范式是审美反映论，在概念体系上，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形式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进行了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沟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融贯古今文论，是一部有民族气息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11][12][14]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4；205；75；205.

[2][8][9][10][13][17][19][20][21][22]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109； 286～287；328；75；3；348；377；45；45.

[3] [6]顾祖钊.论艺术至境观[A]，诗魂的追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79-81；73-74.

[4]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26.

[5]周来祥.论中国美学[M].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224.

[7]童庆炳.寻找文学理论建设的突破口[A]，诗魂的追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84-85.

[15]董学文.20世纪九十年代：对建设中国文艺理论的重新思考[A]，中国文艺理论的百年教程[M].广州：广 东教育出版社，2004：286.

[16]吴兴明.实践哲学遮蔽了什么——评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的思想视野[J].文艺研究，2007，（08）：132.

[18]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0.

艺术观念论文篇(4)

第2分会场讨论重点在于切入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怎样形成和影响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该分会场国际主席是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艺术史教授 Annika Waenerberg，中方主席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吕品田教授。该组青年主席杨静目前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一种文化内部对艺术的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是在内在和外在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在因素集中于美学和艺术自身内在规律的影响；外在因素则涉及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对艺术影响。这种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形成对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不但决定一件人造物能否成为艺术品，而且决定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优劣等级划分，这种标准和规范反过来又对艺术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这种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是动态的，当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产生变化时，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也会随之变化。 本分会场在选稿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研究问题和个案切合主题；论文的原创性；结构的合理性，理论的深度以及对研究课题的理解程度；适当注意中文作者和非中文作者发言人的比例。经过两位主席反复斟酌，最后从收到的 71份稿件中x出了 15位发言人，分别来自比利时，加拿大、芬兰、德国、意大利、美国和中国。本组没有进行特别约稿。 根据收稿情况，本组确定了五个子议题（板块）：对既有艺术评价体系既观念的遵循和创新、艺术内部观念的变化对艺术评价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影响、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和接受、收藏和艺术市场研究、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以及评判标准的关系。 艺术史研究中对既有评价体系及观念的遵循和创新是本分会场第一个讨论板块。比利时学者、布鲁塞尔 -上海 IFA画廊副主任 Angelique Demur的发言给我们展示了比利时 19世纪末民族意识建立过程中文学艺术界对文艺复兴观念的理解和重新阐释。来自芬兰图尔库大学的艺术史研究者 Tutta Palin向我们提供了对历史上现代主义艺术实验的另类研究视角，即对 于具象现代主义的探讨。中国艺术研究者高阳谈论了明清绘画中的复古和创新及其文化渊源。 第二个板块集中讨论艺术内部观念的变化对艺术评价体系的影响。三位发言人中，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艺术史教授 John Klein是研究马蒂斯的专家，他深入阐述了过去两百多年西方艺术史研究里对装饰艺术的评价以及 19世纪末艺术家继承装饰艺术的传统以挑战传统的架上绘画的艺术体制。意大利学者 Stefano De Bosio结合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理论和康定斯基的美学思想探讨了图像的横向配置以及图像左右逆转这一有趣的现象以及其对绘画作品的解读和对其价值的评价。唐代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青年学者穆瑞凤的发言集中阐述了唐代绘画品评中的标准问题。 第三个板块涉及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和接受。意大利学者、米兰 IULM副教授 Casini Tommaso以深入个案研究的方式生动呈现现代多媒体视听技术的运用如何深刻影响米开朗基罗经典作品的传播、认知和接受。中国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屈波的研究则直接针对新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他提出中层批评的概念并深入浅出介绍中层艺术批评对于大众对艺术品的接受以及专业艺术批评的深远影响。来自德国的研究者 Rosa Barotsi则从 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系列极端的对艺术品的破坏行为的角度探讨艺术品价值认知领域的冲突，涉及到艺术与非艺术的问题。 收藏和艺术市场研究直接反映某个社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对艺术价值优劣评判的标准。艺术收藏与艺术市场是本分会第四个讨论板块。芬兰艺术研究者 Teija Luukkanen-Hirvikoski向我们展示了过去了解较少的芬兰企业艺术品的选择和收藏情况。来自中国台湾、目前在芬兰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王淑臻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评判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她呼吁建立一个包含“市场价值”、“艺术性”和“社会关联”三项指标的排行机制以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事实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来自德国的 Corina Meyer介绍了德国法兰克福 St.del博物馆在 19世纪初对 Johann Friedrich St.del的私人收藏进行鉴定、评估和定价的情况，展现当时艺术品价值评判的观念和标准。 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以及评判标准的关系从来是艺术史研究的重头，在对 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中尤甚。这也是本分会场的一个重要板块。加拿大蒙特利尔 UQAM艺术史教授 Annie Gérin介绍了苏联早期讽刺艺术的兴衰，并将其放在 20世纪20年代末到 3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刘 的研究挖掘了解释抗战时期在文化救亡运动影响下西北文物考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即在跨学科介入下对古代艺术文物进行多元价值重构和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表达是艺术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中央美院副教授郭红梅的研究 ，给我们展现了时代艺术里女性形象变迁 ，以及背后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 杨 静：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2分会青年 主席，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博士后责任编辑：杨明刚

艺术观念论文篇(5)

【关键词】观念陶艺 特点 重要性

伴随着国内外陶瓷市场的不断发展，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推崇下，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热衷追求隐含在陶瓷之中的内在艺术性和思想性。观念陶艺作为与时俱进的专业性代言词，体现着陶瓷艺术精神世界的进步。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挖掘观念陶艺自身的内涵，应该更为透彻地综合认识观念陶艺，全面掌握观念陶艺的时代性特点。通过深化观念和陶艺这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有机联动观念及陶艺双方的切合性，并用发展的眼光结合陶瓷工艺历史实际，不断延伸观念陶艺所带来的创新性、艺术性“冲击”，对未来陶瓷艺术的发展具有指引作用，推动现代陶瓷艺术的良性发展。

一、观念陶艺应具备的特点

（一）创作要有时代的标志性

无论在哪个时代，观念陶艺都要求陶艺家解放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陶艺创作的意识体验实际上是创作者心理上对陶艺作品的综合反映，它包含着经验主体所具备的文化积淀、教育背景、人生经历、艺术技能等，而这些恰恰也是时代所具备的基本条件。①强调观念具备时代性，实际上是关注艺术家的现代性意识。作为一名陶艺家，只有善于借取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当下的陶艺创作现象，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才会真正体现陶艺的时代标志性。

二、观念陶艺的意义

（一）观念要有生活的表述性

艺术家通过对陶泥性质的独特演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观念以及对生活的感悟经由陶艺这一特殊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才构成了观念陶艺或者是表现型陶艺。观念陶艺的创作离不开生活，艺术家只有通过对生活的感悟才能创作出具备灵魂的观念陶艺。艺术家在追求形体材质与心的结合、空间的变幻、时间的风化、人的生存心理的过程中可获得创作灵感，观念陶艺在经过生活的洗涤后也有了更为深层的内涵，被赋予了存在价值。因此，观念陶艺要有生活的表述性，才可突显其存在意义。

（二）思想要有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的共通性

陶艺创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精神修炼和对灵魂的滋养，因而，陶艺家作品的精神深度和文化内涵就需要通过象征的视觉符号来显现，并通过它们去体现自己的世界观。从而与观者产生精神世界的共鸣，艺术家在赋予陶艺时代标志的同时，又要对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做出批判性的考察和创造性的转化。倘若不具备普遍性特质，那就根本难以为其他人所理解。因此，成功的观念陶艺要有体现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的共通性。

三、观念陶艺的重要性

观念陶艺的来源，正是因为人们生活上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的，观念陶艺的产生突破了传统陶艺束缚，它不仅表现出了艺术个性，而且题材更加鲜活、形式更加多样化，优雅地突显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②观念陶艺也正是具备无限的生命力才可吸引大家眼球，引来人们的关注。例如，李正文创作的《狞》和以往创作的《愤怒的鱼》《荷塘》系列相比，鱼就更具备活力，更有生命，因而也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观念陶瓷的创作只有摆脱那种无生命的真实，那些拘泥于物象表面的真实，展现出无限生命力，才能在本质上体现陶艺家的真正意图和陶艺的内涵和意义，成为活在人们心中的艺术。观念陶艺贯穿了特有美学意识和创造精神，而该种意识与精神又恰与传统文化内涵相契合，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扬。观念陶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统一。也正是这种意志与情感体现了观念陶艺精神文化的延续性，象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③

结语

不论何种艺术，都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不应是少数人追捧的贵族艺术，更不应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伪艺术。艺术应是解读和被解读，艺术家应该用艺术解读生活，人类在生活中传承艺术、创造艺术，再通过历史的艺术解读历史的文化生活。是人类的生活需求创造了陶瓷艺术，这使其成为最贴近人类生活的艺术，老祖宗传承的陶瓷艺术实用性是第一位总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选择性地继承，但不要完全否认和抛弃。我国的陶艺发展，传统是创新之本，却不能固守传统，创新是发展之道，却不能盲目创新。中国现代陶艺起步晚，无论创意理念还是材料及技术，都与国际上陶艺专业有相当的差距。纵观艺术领域，无论文学、戏剧还是电影、音乐等，成功者特别是取得国际认同的，无不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或地域特色。因此，我国观念陶艺要想在国际上立足，就必须在加深与世界陶艺发达的国家合作与交流，引进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基础上，确保我国民族特点。在汲取我国丰厚传统文化前提下，进行更深层次的继承、取舍、创新及发扬。

参考文献：

[1]肖保英.试论现代陶艺的时代精神[J].大家，2011（14）：45—46.

[2]易涛.现代陶艺在现代中焕发出博大的生命力[J].陶艺百科，2012（6）：121.

艺术观念论文篇(6)

关键词：设计;教育;本原哲学; 民族文化; 观念

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80-03

一、构建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天人合一”论框架导向

中国早期的先秦时期，就对“天人合一”的概念有过阐述，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用来解决天和人的哲学命题，从先秦时期开始到后来，对中国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早期对人与天的研究基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二者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都没有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以及后来多位哲人对其重新论证和补充，最终形成“天人合一”的论点。［1］

201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艺术学独立为第十三个学科大类，艺术学下设四个一级学科，其中包括艺术设计便是其一，如何在这个一级学科下建立这种理论框架或是理论研究点是目前较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天人合一”论在艺术设计领域主要应涉及两个层面，一是理论思维阐述点，也就是在艺术设计教学及专业教学中，设计目的和设计切入点均可以以“天人合一”的理论来进行切入，以现代的设计观念来重新诠释这个本原哲学命题，从而来提升设计目的的厚度和广度，这一点在艺术设计二级和三级学科及专业中均可涉及。二是更为细化的专业教学强调，“天人合一”论主要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命题与专业衔接更为紧密的专业中，包括一些课程中，强调“天人合一”论。如，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领域、家具设计等学科和专业领域，这样观念的渗入就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形象化，成为我们设计的根性理论。

二、构建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中和为美”论框架导向

“中和为美”论也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文化沉淀的精髓，关于“中”与“和”的命题概念，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学说中，它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与主体，主要体现了人应具有包容的心境，对世间万物应采用中庸、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于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包容的心理同样势必会产生繁衍多样性，呈现多元的社会状态，“和”所解决的就是平和多元的问题。扩展到艺术领域内，需要对不同文化状态下的艺术形态进行整合，尤其是要解决某些艺术领域内形式与内容的相融合性，以及不同文化进行碰撞下的和谐性。［2］

在传统的哲学观念中，早期关于“中和”是独立开来的。他是民族哲学中较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中”强调的是“适当其时”与“恰如其分”，含有不偏不过，中庸一致的意思。 “和”中强调的是“促使协调差异达到和谐一致”，所以，最初这是两个哲学命题点，将“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在《礼记•中庸》所阐述的。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

理解了概念的基本阐述，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如何适时地强调“中和为美”论，是建立本土文化框架教育教学的核心所在。目前，受到当代艺术设计观念的影响，夸张、对比、观念、现代、后现代等较为极端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较广，与我们提出的“中和为美”论在教学中可能会有相悖，这就需要我们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学科门类及其属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渗透，在适用于“中和为美”论的专业中可加大教学力度。所以说，主题确定方向。这一点在设计教育中应合理地把握。在艺术设计学科的二级学科中以框架性和大刚性的方式进行渗入，做到大的设计理论方向明确。在三级学科以及专业教学中可以编入具体的教学计划体系，做到具体的专业应用。

三、构建艺术设计教育中“有法”与“无法”的辩证关系论框架导向

严格说来，“有法”与“无法”应属于美学范畴，但与本原的哲学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美学概念入手来进行阐述。早期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对于“有法”与“无法”的对立统一关系均有所论述，它是传统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研究如何对待艺术创作中的法度、秩序问题。中国传统美学一方面要强调“有法”，另外一方面，又要强调“无法”，主张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打破常规，但是二者的关系较为密切，是一种统一变化的辩证关系，大文豪坡曾经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指出“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3］说的其实就是在艺术领域内，要有打破常规的意识，要有创新的精神，但是一定要在一定的法度之内进行变化，不要随意地不讲究章法，二者要辩证地认识。与现代的设计观念“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谋而合。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的园林设计，其主张无法与有法的统一，“造园有法，但亦无法，有法是规则，无法是创造，无法中有法，有法中无成法”［4］就是对其最好的观点阐述。

在当代艺术设计教学中，我们早期的框架基本是苏联或是法国的模式，即便在今天掺杂了别的模式，但基本还是遵循着传统的大的框架和理论。［5］可以这样说，“有法”是学院派艺术形式所追寻的文化格式，但世界大融合的今天，各种艺术思潮纷至沓来，其大部分相对于传统的设计理念来说是“无法”，在教育教学中如何把握二者的关系，如何做到二者的既对立又统一，是当代教学的难点与核心。要让学生既对“有法”的设计理念深入了解，又要在“有法”的框架下对其突破形成“无法”，这便是教育的核心所在。要把这种核心的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教学中的专业中来，细化到课程中去。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对于每门课程教师都是按照既定的教学模式来进行讲授，其实这便是教学中的“有法”，而在实际的设计环节，又希望学生的作品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这就是我们倡导的“无法”了。关于本命题，可以说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设计课程，不论是学科大框架或是具体的专业教学课程，都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有法”与“无法”的辩证设计理论。

四、构建艺术设计中“艺术境界”论框架导向

关于“境界”的理论，在中国形成也较早，最初构建始于唐代，唐代早期，把“境”作为审美范畴来使用的一是王昌龄，二是皎然，三是刘禹锡，四是司徒空。最早的王昌龄在其“诗有三境”中主要是论述了“境界”的客体关系，没有上升到主体。皎然认为“境界”具有虚实结合而实质为虚的特点，对于“境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这一观点可以说较为深刻地体现了境界的最基本的特征。他所阐述观点内容也就是象内与象外的关系、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到了司徒空，他的核心观点是“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1］比较而言，司徒空的哲学观点较刘禹锡有所提高，但目前来讲，是刘禹锡奠定了这一哲学范畴的基本美学规定。关于“境界”作为一种美学范畴，虽然直到唐代才出现，但是其理论的萌芽却早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孕育着。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境界学说是以老子美学以及庄子美学为基础的，离开老、庄美学，不可能把握境界学说的本质” ［3］。

“境界”学说也称“意境”论，它是中国民族艺术所追求的极致，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含蓄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文学和绘画艺术中，也体现在园林艺术中，在当代艺术设计中也应用较广。在设计中它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内容，很多的设计落脚点最终要归于“意境”论的设计高度下。如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的创意切入；环境艺术中的空间表现；绘画艺术中的形体变形和夸张等均与“境界”有直接的关系。从现代艺术设计中形式与内容方面而言，这里的“意”其实就是我们创作过程中内容的表现。任何艺术创作归根要体现在“意”的本原特征上。所以，在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合理有序地把“境界”论渗透到我们的教学体系中去。尤其是在一些能体现氛围、景象、心情、认同等情态下的设计中，应加大“意境”理论的诠释。如，平面设计专业、环境艺术专业甚至家具设计专业中均可体现。

五、构建艺术设计教育中“神”与“形”的辩证关系论框架导向

关于“神”与“形”辩证关系的阐述，早期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认为，相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其身体是生是死、是美是丑，都是无所谓的（这里的“身体”其实就是指外在的“形”），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完完全全的自然无为，这是老庄哲学的根本所在，所以，他提出了“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的观点与主张，认为我们每个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不应该拘泥于物象的表面形式，而应重视表面形式以内的“神”，这里的神一般指我们生存的精神状态。因此，在他在《养生主》、《德充符》等文章中，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等故事，来说明形态虽然有些残缺但是要求的是神态的健全，神态健全了就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不过，庄子的形神观又有片面强调神的重要，而忽略了形态的客观存在，从理论与实际根据上来讲否定了形态的客观存在，从而否定形的意义与作用，有一定的片面性。到了汉代，《淮南子》中有关形神关系的论述，又对庄子的观点有所修正，以神为形之君，以主观传神为主但是不否定客观形的作用，并且把这种思想运用到了多元的艺术创作中。发展到现代，形与神的理解一般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

对于合理地论证“形”与“神”的辩证关系这一命题，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是统一与互相渗透，以“神”为主，也就是艺术上指的传神，这也是艺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尤其在艺术造型领域内应用较广，但随着艺术形式的发展，设计领域也逐渐在向纯粹的造型艺术领域渗透，这不免会在艺术设计教育中涉及关于形与神的命题。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竭力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通常我们认为无神之形则称之为匠气，无形之神则称之为缥缈，对于神的理解，有时是物象固有的客观存在的状态，有时是主观臆想与推断，有时是即时感慨，神必依附于形而出，而形不在多与少，到位就好，有时夸张，有时简约，有时繁杂，无一例外不为其神，［6］在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中，根据不同的学科种类和专业，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观念渗入，尤其是在涉及造型艺术的专业领域内，如较为典型的动画设计专业，其中涉及的就比较广泛，从而把传统的美学观念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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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Philosophy Framework in the System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LI Tao1, WANG Xiao-hua2, LIN Chong-hua2

(1.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Shijiazhuang,050031,Hebei，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and Design，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300000，China)

艺术观念论文篇(7)

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卡利马科斯所创造的“亚里山大里亚诗体”和古罗马晚期文学的诗歌中,已初现端倪。近代以降,西班牙的贡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在其创作中也以雕琢词藻、追求华美的艺术形式为旨趣。18世纪,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感的观点。到了19世纪,唯美思想才得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作为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是由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但真正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则是法国诗人和小说家戈蒂耶。

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引进是与新文学的产生同时进行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为众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创始者所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梁实秋);“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潜)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是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先在结构”的作用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下文试分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传统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唯美主义的衍生和借用。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川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言辞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极为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困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不仅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前期创造社作家的理论主张,而且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便是这种情感本体论催生的成果。

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该派主要成员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们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目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川闻一多在《戏剧的岐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简单地说,所谓新诗的格律,就是除了内容而外,一首诗必须听起来和看起来都要美。听起来铿锵,看起来均齐、协调、舒服,赏心悦目,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才独立于时代和艺术无关乎现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人了它的鼎盛期。这期间,政治黑暗,现实腐败,使许多迷惘而又仿徨的文人纷纷涌人文学艺术的象牙之塔。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e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图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评论、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11〕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中心,聚集在他周围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朋友,如俞平伯、朱自清、废名等.他们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人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代表人物有《狮吼》、《金屋月刊》的邵询美、滕固、章克标,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徽因等。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以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则既具有中国中晚唐文人超然的唯美情趣,又染有西方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息。

进人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是,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下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 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人系统的开掘。他们除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还借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开中国文艺美学之先河。这种文艺美学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人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个性主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或社会政治主张,在受唯美主义者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家这里具体演化为对于美的执着崇拜.而这种美又总是与爱联结在一起,因为在唯美主义者看来爱与美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所有秘密。但是“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

其次,由于中西唯美主义者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美的内含也就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那里灵肉一致作为生命之美的极致,往往是要发生冲突的,但这种灵肉冲突主要的是在生命内部产生的。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家来说,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却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这是因为中

国现代文艺家对于美的追求本来就包含有极少的肉体内容,主要是社会化的精神之美,这种冲突在五四时期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也就必然地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的冲突。中国现代文艺家于唯美主义所发生的如上变异,除了他们自身所意识到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这个重要的原因之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潜在的制约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对于美的追求受到政治文化空间的制约:一是个性解放,一是社会解放。伴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发展,当社会解放的政治性任务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大部分作家便在个性解放的艰难路途中开始了转向,这种转向使他们逐渐离开了西方的唯美主义,因为唯美主义究其本质而言是与个性的生命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1926年之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逐渐地缩小了其影响的范围,但是在部分文艺家身上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体现出来,这就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和创造社的后期诗人王独清、穆木天等人以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群。

  另外,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二者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看来,艺术不应该模仿自然。王尔德认为,假如自然对于艺术是有效用的,其效用也只是限于做艺术的原料。中国唯美主义者在重视生命美的同时,也并不偏废自然美,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热切关注与推崇。郁达夫在《山水及自然景物》中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梁实秋也认为,无论艺术与自然,一概都应以人为本。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回到自然与回到人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物与我的界线消失了,人们才能进入一种纯粹精神美的境界,“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

西方文学中有重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唯美主义更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观推至一个极端。与之相反,中国的文学传统却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两相融合。这种观念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和谐,而且在情感上也崇尚自然与恬淡。不用说像重精神享受的新月社、京派文人能够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领悟到一种美的闪现;就是像创造社郁达夫等被人看作颓废色彩很浓的作家,一旦意识到悲愤之情奔涌到难以自控的境地时,也往往会借助于自然来调控。这样,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就没有陷人西方唯美主义者那样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之境,“他们至多不过是一群艺术上的感伤主义者,而不是颓废主义者。”

三、唯美主义之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多向性和复杂性。

首先,中国的唯美主义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与它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各国的民族观念、文学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处。首先是对艺术的理解不同。西方唯美主义者如王尔德等认为艺术是生活的本源,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少于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而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基本上是在承认生活对艺术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之上,郁达夫就认为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试问古往今来哪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的?”中国的唯美主义者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唯心成分,将艺术从空中重新拉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强化了唯美主义的积极色彩,摆正了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的位置。

其次,西方唯美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而中国的唯美主义在“五四”时期反对的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背景,在理论上有着现实的针对性,那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反对旧文学. 唯美主义的提出具有破除旧文学观(如“文以载道”)的鲜明指向性;同时又在理论观念上引导和健全着新文学,要求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下功夫。闻一多、朱光潜等人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声律的研究就有这方面的意图。

第三,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任何跨文化的思想理论传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接受者所处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者主观意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对所接受文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从而导致所接受的理论思想的变异.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浸润和历史语境的规定,使现代诗学创始者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误读”成为可能,其结果是西方文艺思潮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变形、偏转与整合。换句话说,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上述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突显出中国现代唯美主义区别于西方和中国古典诗学同类诗学观念的独特性质。

1.现代诗学创始者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正是受惠于文艺思想的这种驳杂性,创造社、新月派作家才没有陷入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淖中,成为像西方唯美主义者中那样彻头彻尾的颓废派作家。朱光潜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 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朱光潜等人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对于解放人性、完善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这样在艺术与人生的问题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又一次脱离了西方唯美主义的运行轨道。

2.中国现代诗学创始者对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是有所过滤和选择的。被他们接受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以及艺术的独立性。起初的目的是用它来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宣传个性解放,维护艺术的尊严。但外来的唯美主义,毕竟敌不过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与现代中国语境的合力作用。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要求文学观念要反映现实,趋同于为人生的使命,有教化作用。

纵观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接受过程,创造社、新月派直到朱光潜,他们一方面提出文学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又反复阐发文学的功用,这恰恰是中国的唯美主义者既要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又时时不能忘记现实变革的心态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国唯美主义者的诗学主张又都是有限度的:“自我”离不开社会,“个性”之外还有一个普遍性,“无目的”隐含着有目的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观念非自觉的承传,而改造社会、呼唤人的解放的政治话语空间,则决定性地框定了所谓“无目的”论的限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纯艺术话语并没有挣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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