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1)

【关键词】中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初中学段正是青少年生理与心理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心理方面，对其日后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正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学生心理素质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初中学段如何搞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了基础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显示，在初中学段，弱势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之普通家庭的学生更为突出，重点关注弱势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是彰显基础教育“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一、初中学段弱势家庭学生的心理特征

由于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压力加剧。社会弱势家庭出来的学生，在心理上也在承受着社会改革带来的压力。在普通中学，那些从普通家庭或是富裕家庭出来的学生，更容易形成相对的强势群体而在各方面得到良性发展，而那些从弱势家庭出来的学生，也更容易形成相对的弱势群体而导致非良性发展。在中学阶段，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在师生中影响力较小、受他人关注程度较低、自身素质发展较差、长期处于心理不平衡状态的学生属于相对的弱势学生群体。学习困难学生、交往困难学生、经济困难学生是弱势学生群体的三个主要类别。弱势家庭出来的学生，往往在这三个类别中都占有较大的比例。虽然从现实出发，弱势家庭出来的学生并非都属于学校教育的弱势群体，但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弱势家庭的影响特征。弱势家庭学生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心理压力较大，良好的个性品质得不到应有的锻炼与发展，容易形成孤僻、冷漠、自卑、自责、忧郁、胆怯等性格特征，甚至产生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极端心理。

二、初中学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1999年8月23日，我国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教育的若干意见》（教基[1999]13号），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之后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并委托全国各地多所大学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试验。到目前为止，我国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校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普遍比较重视，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也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基础性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富于操作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从现状来说，初中学段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学校虽然也开展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但多数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相较于国外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我国初中段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应试教育”影响下，虽然我国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家长都知道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但面对中考的压力，也都无奈地选择了忽视。即便是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较好的学校，限于教育理念、方法等，实际的效果也差强人意，更不用说是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弱势家庭出来的学生，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相较于初中段的其他学生，心理压力更大。但在目前的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还很少有关于这部分学生的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即便有一些学校对这部分学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教育方法、策略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并没有将之于一般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区别，实际的效果也并不是十分理想。

三、针对弱势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弱势家庭学生通常在心理上都比较敏感，家庭的影响使得这些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卑的心理，尤其是一些学习困难、与人交流困难的学生，更是心理封闭现象严重，在对此类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需要制定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家校配合策略。毫无疑问，弱势家庭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更多的来自于其家庭。我们对于弱势家庭的定义，更多是从经济层面来进行的。很多弱势家庭由于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难以顾及孩子的心理成长，家庭教育也比较缺乏，有些特殊家庭，甚至使孩子难以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以及父母的爱，由此给孩子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想使这些孩子得到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家校配合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要让学生家庭参与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弱势家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因此，在实行家校配合策略时，要注意保持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要引导学生的父母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改善家庭生活对学生心理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一些性格存在缺陷的父母，适当的引导教育可以有效改善学生的家庭环境，增强学生的自信，再配合学校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2)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在这一过渡阶段常存在一些心理和行为问题，如敌视、自卑、焦虑和抑郁心理，网络成瘾、叛逆对抗、厌学逃学、吸烟喝酒等行为问题，个别青少年甚至存在暴力问题、混黑帮等。这些问题有家庭原因、学校教育原因、社会环境因素等，本调查主要了解学校、家庭和社区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以便整合学校、家庭、社区资源，探讨有效的教育模式，形成教育合力，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心理咨询个案研究、个别访谈等方法。

1.研究对象

金尚中学初二年段学生家长和初二年段学生。家长调查对象为金尚中学初二年段家长500人，收回问卷270份，其中有效问卷共244份。学习生活现状调查（学生问卷）初二年段共发放528份，收回有效问卷共493份。其中被测者中初二年段男生共有276人，占了56.0%，女生共有214人，占了43.4%，另外有3份问卷没有填写性别属性，占总共有效问卷的比例为0.6%。

2.研究工具

自编《湖里区初中生学习生活现状调查》有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两种，其中学生问卷56小题，家长问卷46小题。问卷内容均包含三大块：社区方面、家庭方面、学校方面开展心理教育的现状以及学生和家长对心理教育的认识等。

测量方法：采用集体调查的方法，由研究者进行测试，当场发卷当场收回。所有问卷统一指导语，通过不记名的方式对被试者进行测查。

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1.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

1.社区方面

社区总体环境良好，邻里相处和谐，在社区周围存有一些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宜的违法行为。社区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但对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关注较少，且采取的是大众化宣传方式，集体活动组织较少。社区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不大，主要原因是对心理健康的内容了解较少。

（1）社区总体环境良好，但社区周围存有一些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行为

不管是学生问卷还是家长问卷，在关于社区方面的问卷结果都表明，大部分学生所居住的社区总体环境良好，邻里相处和谐。42.1%的学生认为社区经常有互助的事情发生，59.9%的学生和44.5%的家长认为社区偶尔发生吵架，此外，社区周围存有一些会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利的违法行为。大部分家长认为学校附近主要存在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情况。但大部分学生认为学校附近并不存在允许未成年进入网吧的情况。大部分家长和学生都认为社区周围较少存在营业性舞厅桑拿按摩等娱乐场所向中学生开放、社区向未成年贩卖香烟和烟酒、封建迷信活动、社区问题青年时常出没、工厂招用童工、敲诈勒索等现象。所以，整治社区周边网吧任重道远。

（2）社区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但对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关注较少。

社区关于心理健康内容的宣传并不普及，只有32.7%的家长和38.7%学生选择了社区“有些”宣传过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一半以上的学生和家长都选择了“不多”甚至“没有”宣传过。社区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但对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关注较少，且采取的是大众化宣传方式，集体活动组织较少。13%学生和11%家长认为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其余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社区偶尔组织或者从不组织活动。

（3）社区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不大。

关于社区是否需要心理卫生服务的，认为具有相当多人需要的家长占9%，学生占3.5%，认为不多的人需要心理服务的，家长占40.8%，学生占40.2%，认为没有人需要心理服务的家长占9.4%，学生占24.8%。整体上看，学生家长都认为需要接受心理服务的不多，但从家长和学生比较上看，家长认为社区需要服务的比例比学生高，学生认为社区不需要心理服务的比例比家长高。认为社区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不大，主要原因是对心理健康的内容了解较少。

2.家庭方面

学生所处家庭教育和沟通普遍良好，最大的问题在于家长对于子女的希望值普遍较高，使孩子感到压力。家庭教育的重要功能需要加强。

（1）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普遍较高，使孩子感到压力。

58%的家长认为期望应该适当高于孩子现在的水平，让孩子有适当的压力和动力。63.7%的家庭成员都经常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等问题。家长的最不能容忍孩子的两大缺点是学习不用功和行为习惯不好。大部分同学的家庭成员很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95.9%的同学认为他们的家长对他们的期望高。49.1%的同学认为家长期望高于自己的期望，结果导致他们中有32.5%的同学有很多压力，但是也有31.9%的同学觉得这对自己的影响不大。

（2）学生所处家庭教育和沟通普遍良好。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比较和睦的，家庭成员能够做到相互帮忙、相互支持。成员间经常有情感的交流，偶尔的争吵。当家庭成员的意见产生分歧时，36.7%家长和60.5%学生会选择回避它以保持和气，学生选择回避矛盾的比例远远高于家长。35.5%的家长认为孩子有时遇到烦恼，会和父母沟通。51.4%的家长会主动与孩子进行交流与沟通，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交流集中在学习和生活。33.6%的同学认为他们偶尔与自己的父母沟通交流的比重最大，并且交流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学业、交友以及情感方面。一半以上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家庭氛围融洽。同时，家长对老师寄予厚望，期待老师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情绪问题以及纠正其不良行为，但是和老师的沟通较少。

大部分同学认为他们的父母不会随便对他们乱发泄，而43.3%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心情不好时会乱发泄，这种对比反映学生青春期自闭以及不成熟的心理。另一方面，大部分家长都采用说理教育，但一半以上学生认为效果很一般。大部分同学与自己的父母相处时，都感觉很愉快轻松。当同学去家里做客时，76.3%的同学认为他们的父母很热情接待他们的同学。另外，初中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性教育问题，家长问卷调查表明，35.5%家长从未对孩子开展过任何形式的“青春期性教育”。所以家庭教育功能还需要加强。

3.学校方面

学校氛围良好，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和谐。在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学生们对自身心理健康都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接受学校心理老师的服务。但对于学校外的心理健康服务，同学们仍存在一些误区，会将接受心理咨询与精神方面疾病混淆。大部分同学认为学习压力会让他们感到非常暴躁，他们在初中遇到的最大挫折是成绩不理想，学业不顺利。目前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最希望就学习问题接受学校心理老师的服务。家长最希望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帮助解决学习方面的问题，而学生希望最好能够开心理健康课程以及一些讲座及沙龙活动等。

（1）学校氛围良好，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和谐。

超过86.1%的学生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要和谐的。大部分同学认为班主任对学生一视同仁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班主任不拖堂，再次是班主任衣着整洁。只有12.4%的同学认为班主任给他们的感觉不亲切。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不存在重主科轻副科、重课堂轻课外、重结果轻过程、重成绩好的同学轻成绩差的同学的现象。只有5.7%的同学认为老师没有关心学生。但大部分老师只是关心学生的学习，至于学生的其他方面则比较少关心。大部分家长认为学校的学习氛围较好，只有少数家长认为学校重主科轻副科、重课堂教学轻课外活动、重考试结果轻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简单）、重视成绩较好的学生轻视其他学生。43.3%的家长会与学校老师就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沟通。另外，同学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大部分同学对别人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不会怀疑和嫉妒，他们认为自己在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孤独，并且与异往不会心慌紧张。

（2）学生和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有基本的正确认识，也有期待，相比较其他心育渠道，学生和家长都比较信任和期待学校开展心理教育。

大部分同学认为自己偶尔需要或者不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大部分同学不希望接受面对面的，电话的，网络书信的心理咨询，而希望通过学校的教育、朋友之间、媒体、街头广告、报纸等渠道得到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大部分同学都知道心理健康服务是什么。大部分同学的住处附近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大部分同学都觉得看心理医生是精神有病的表现，但是也相信心理咨询可以提供帮助，觉得如果自己有心理问题的话也会去寻求心理老师和学校的帮助。相比于社区、医院精神科、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大部分学生会更愿意选择学校服务。大部分同学希望学校目前能多开展一些沙龙游戏，家长对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还是比较支持和重视的。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心理健康的工作还是被接受和认可的。

（3）大部分同学认为学习压力会让他们感到非常暴躁。

大部分同学在初中遇到的最大挫折是成绩不理想，学业不顺利。大部分同学会在学习问题上寻求老师的帮助。金尚中学中的大部分学生的压力来自学习，并存在考试焦虑，情绪暴躁的现象。在这方面，需要得到班主任的正确引导和学校心理老师的适时辅导。

四、讨论

1.调查的局限性

首先，家长问卷的调查受现实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家长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作答问卷意愿不高，应付了事不少，甚至发出的问卷经常石沉大海，所以只能等到家长会才能进行调查；其次，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采用不记名调查的形式，结果造成学生调查结果和家长调查结果存在时间差，且无法进行个体对应分析（不清楚家长与学生配对情况），所以调查结果也只能从家长和学生的整体中进行分析，无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再次，由于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主要由我校课题组成员自行设计，既有单选题、多选题、开放题等，也有按照程度不同设计的题目，造成统计上的困难，结果只能用百分比进行计算分析，无法进行更科学精确的分析比较。

2.学生和家长调查结果大部分一致，只有个别问题有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如在关于社区附近是否存在网吧向未成年人开放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出入，家长认为主要存在这个问题，学生大部分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一方面，湖里区附近城中村多，正规网吧大部分不会向未成年人开放，但城中村的黑网吧却是来者不拒，加之媒体大量报导一些黑网吧的运营情况，这使家长对自己孩子是否会沉迷网吧感到担心。但实际上大部分学生也许并没有到网吧去，这就造成家长和学生之间的认知差异。另一方面，虽然是不记名的测试，但是在这个对于学生敏感的话题来看，即使去了网吧，学生也不一定完全会诚实作答，这就存在现实与测验结果的差异。

五、结论

从调查结果看，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对学校的心理教育较为肯定和期待，所以我们可以发挥学校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1.发挥学校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家庭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最大最直接的因素，社区是学生成长的文化环境实际背景。开展心理教育，家长存在知识上的困难，社区开展文化建设又几乎都面临着人力、物力上的困难，两者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有效地铺开。学校在人力、物力、场所等方面有优势，三者相结合可以实现学校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心理健康教育进社区也是可行的。时间可以利用周末或课余时间，地点可以选在学校，心理老师可以担任教育培训者，甚至还可以由社区与学校合作请一些心理专家来实现对社区居民、家长的教育和培训。所以，心理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庭，从可行性方面而言，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3)

关键词：农村 初中生 家庭教育

农村地区初中生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期与关键期，但同时也处于断乳期与危险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独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还缺乏独立进行判断是非之能力，再加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方法不够恰当与配合度不高，导致学生们无法接收较好的教育，甚至有可能会误入歧途，影响其终身学习能力。所以，农村初中生教育需要得到学校、家庭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笔者始终认为，在初中教育中，家庭才是实施德育教育的主要阵地。初中生们接受家庭教育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其今后是否能够成才。然而，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初中生家庭教育情况却不容乐观，亟待引起重视。

一、我国农村初中生家庭教育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力度在持续加大，农村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与教育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与改善。但是，与城市初中生比较起来，农村初中生家庭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共性问题：

（一）农村初中生家长普遍对家庭教育认识不足。相当多的农村地区初中生家长未能正确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或者是期望值不高，生儿育女在其眼中只是传宗接代或者养儿防老的工具，未能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或者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佳，家长看到如今大学生就业也不容易，因而放松了对子女的管理，甚至放任自流；或者是希望尚处于初中学习阶段的子女能够尽快长大，从而能够赴外地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在现实当中，更多的农村家长们深切体会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而将获得城市当中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遇视为子女学习阶段的终极目标。

（二）部分农村初中生家长素质不高。一部分农村家长的思想文化素质偏低，无法较好承担起教育子女之重要责任。依据一项调查，当今的农村初中生家长90%以上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所受到的教育十分有限。因为文化底蕴不足，素质也不够高，面对着家庭教育的重任，他们十分茫然，甚至不知所措。因此，相当多的家长会将其自身曾经经历与接受过的教育形式用于教育子女。

（三）部分农村初中生家长家庭教育方法不恰当。在自然法则之下，初中生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在家庭教育当中不应当是指挥者，而应当只是伴奏者。但在现实之中，许多农村家长并不顾及到子女的自尊心及其个性之发展，只知一味求全求好，却忽略了子女的点滴进步。对于犯错的孩子更是不惜批评，甚至采取不打不成才的粗暴态度来对待其子女，这就会极大地伤害初中生们的自尊心。还有一些只是盯着孩子们的不足，一旦其犯错，就多次提及。这不仅无法改变子女的不良行为，反而还会容易强化这一不良习惯。

二、加强农村地区初中生家庭教育的对策

（一）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外部环境。通过积极开展“文明家庭”与优秀家庭角色，即好家长、好学生、好母亲等先进评选活动，从而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绘画、体育、歌唱及书法等各类竞赛活动，并将麻将、打牌等休闲活动也纳入到文体活动之中，从而形成适合农村初中生发展、竞争与成才的健康型家庭教育外部文化环境，并且尽量减少与消除封建主义思想在家庭伦理道德上反映，从思想、文化、形式等方面不断改革现有的农村家庭教育观念，切实转变农村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为农村初中生的成长创造出健康的家庭环境。

（二）学校应当精心指导家长实施家庭教育。尽管学校教育在初中生学习与成长当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经无可厚非，但家庭教育也将严重影响到学校教育主导功能之发挥。有鉴于此，农村初中应当注重于初中生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并且落实好以下工作：第一是要建立家长学校，并配备专、兼职家庭教育指导人员，实现时间、场所以及内容等“三落实”，并对家长实施全面而系统的家庭教育培训，从而提升学生家长的素质和对家庭教育之认识，从而获得其对于家庭教育之理解和配合。二是建立家长委员会。三是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举行家长会。通过以会代训的形式，对家长实施富有实效的家庭教育。四是实施家访制度。初中学校领导、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等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到农村初中生家庭中进行家访，并以此为契机对家长实施家庭教育。五是进行经验交流。学校可以开展一些家教经验交流活动，树立正面典型，通过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促进广大家长实施好家庭教育。

（三）创新方式农村初中生家庭教育的方式。为了改变家庭教育不足对于农村初中生所造成的影响，农村家长应当认识到自身的家庭教育责任，做到尽量不外出务工，尤其是应当将母亲留在家中，发挥其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当创新方式与拓展资源，比如，可以加强隔代教育，让老年人在家庭教育发挥出作用，从而解除其父母外出之顾虑。同时，还应当努力开发其他形式的教育资源。如今，随着信息化与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应当全面运用电视、电脑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以弥补初中生的家庭教育空白，让他们能够快乐地生活与学习。

（四）营造全社会关注农村初中生教育的和谐氛围。农村初中生教育不仅是其父母之责任，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中存在少管闲事、各管各的孩子等观点，导致社会上对家庭教育不够重视。如今，我们应当通过新闻媒体等力量，积极宣传，在全社会建立起家庭教育观点，共同为农村初中生教育创造和谐的氛围。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4)

【关键词】家庭教育素质合作培训评价成长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确实，家庭教育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一个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实施学校教育的重要基石。

新课程实施以来，基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家庭教育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在我们所面对的部分学生中，其家庭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却在逐步丧失，甚至是极大地阻遏着学校教育的有效实施，这些学生，便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尤其突出，我所在的学校兰州民族中学是一所省会城市的民族中学，在初中学生中有37.02%来自于周边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其中大部分为回、东乡等少数民族，可以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是我校实施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工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为此，我校于2011年5月成立《基础教育阶段初中学生养成教育的课程化研究》课题小组，拟将初中学生养成教育纳入校本课程规划，而针对我校初中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较多的现状，我们对此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课题规范下深入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化组合的途径和方法。在《基础教育阶段初中学生养成教育的课程化研究》课题调查问卷中，我们突出了对学生家庭教育的调查和了解，同时对部分学生家庭进行家访，掌握了我校初中学生——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生家庭教育的现状，并从中归纳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要特点：首先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大多为租赁住房，居住稳定性差，学生转学较为频繁；其次，很多家庭基于经济条件限制，居住面积较小，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环境；另外家长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对学生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还有就是许多家长工作劳动强度较大、时间不固定，很少再有精力去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这些都使得其家庭教育有心无力，处于缺失的状态，学生的学习完全要靠自己。长此以往，一些孩子和家长及家庭教育之间产生了“距离”，甚至是爱的缺失，这种距离与缺失使孩子的成长易出现性格孤僻、不善沟通、缺乏自信、情绪波动大、自我控制力差等问题，极大地影响着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成果。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培养学生良好个性品质，我们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分析，并作为初中学生养成教育校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化组合，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一、针对进我校城务工人员子女家庭，地域涉及面广、民族成分复杂等特点，建立家庭档案，采集相应信息，包括家长籍贯、民族、学历、工作性质、租住地址、居住面积、家庭成员等信息，对每个家庭编辑电子档案，建立班级、家庭相互了解的长效机制。然后分门别类，选择不同层次的家长成立班级、年级、学校三级家长委员会，以家长委员会作为沟通学校、家庭的桥梁，既可以让家长参与学生管理、加强家校合作，又可以让学校更加有效地了解家长的需求，保障家校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学校、班级、家庭的三维网络管理体系。

二、立足于我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长文化素质整体较低，分学校、年级、班级三个层面开办家长学校，要求班主任结合家长会，每学期两次对家长实施家庭教育培训，学校和年级组每学期对家长开办一次讲座，就家长在家庭中对学生进行。同时展开家长联片帮扶机制，在班内按区域划分若干个家长小组，选聘家庭教育较好的家长担任小组长，以强带弱，加强小组内家长的相互沟通和辅导，并做好家长间家庭教育成果的展示。

三、促进学生家庭教育，家校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要让家长及时知道学生在校的表现，班主任、任课教师对学生家庭学习的要求和评价反馈，同样，班主任、任课教师也要即使知道学生在家的学习表现。因此，针对家长——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长工作忙、在家时间不确定等因素，要求各班借助电脑网络和校讯通，建立家长电脑（手机）联系网络，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将学生每天的学习状况告知家长，并收取学生家庭教育的相关信息。并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分阶段确立重点观察对象，加强家校之间的联系，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由于转学频繁、缺乏地域的归属感，加上初中学生进入青春期，自我控制力不强，心理波动较大，因此在班里表现出适应力差，自我排斥性较强。如果一旦再出现家庭教育的空缺，就容易出现缺乏自信、性格孤僻、不善沟通、学习情绪波动大、自我控制力差等问题。为此，学校在班主任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班级、学校文体活动，调动家长积极参与，搭建师生、生生、父（母）子之间沟通的平台，纾解学生的不良情绪。同时，加大心理咨询工作，由心理教师定期开办心理辅导讲座、咨询会，对家长、学生进行家庭教育的相关心理辅导，并针对部分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心理波动较大的学生建立家庭心理辅导档案。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5)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家庭;教育成本

中图分类号：G512.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12.017

Cost of Education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al for the Different Income Family in Guizhou

LI Jin-song1， LI Xue-mei2

（1.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2， China; 2.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Guiyang， Guiyang， Guizhou 550002，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ost of education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al for the different income family in Guizhou，it pointed out the cost of their childen's education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more than that in Primary school. The cost of education of rural poor family family compared for with their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s more than the rich family.

Key words： the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al; family; the cost of education

教育成本是用于培养学生所消耗的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全部费用[1]。教育成本可分为机构成本和私人成本。本研究所指的教育成本是教育的直接私人成本，即与孩子教育有关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按照项目来看包括学费和非学费的支出。2009年贵州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贵州全省农村中小学生开始吃上免费营养餐[2]，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贵州农村中小学教育成本构成如何？教育成本占农村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比重如何，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成本对于家庭的负担如何？这是一个亟待我们去调查了解的问题。因此，笔者对贵州省关岭县农村家中有小孩就读小学和初中的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并按照参与式贫富排队的方法，对调查家庭的贫困程度进行了贫富排序，根据我们实地调查结果，关岭县农村富裕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5 000元以上，中等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2 700～5 000元之间，贫困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 700元。具体到我们调查的118户家庭，贫困家庭54户，占样本比例46%;中等收入家庭39户，占比33%;富裕户家庭31户，占比26%。

1 贵州农村各类型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总体情况分析

近十多年贵州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的投入，已经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教育发展取得了跨越式的成就。根据调查，贵州关岭县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的保障实施比较到位，具体补助情况如表1。

由上表可见，关岭县政府已经免除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其中每位小学生的年补助费用是235元，每位中学生的年补助费用是545元。然而，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用在所有孩子上学的费用总数，除了以上政府补助的费用外每个家庭仍然还需承担文具费、交通费、补习费、校服费等其他费用[3]。而且由于不同家庭中在学儿童数的不同，不同家庭在教育成本支出绝对数额上存在差异。根据调查得到的118户农村家庭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了各类家庭扣除政府补助后的每年生均教育成本支出情况，以及各类家庭生均教育成本占这些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纯支出比例。具体见表2。

由上表可知，在小学阶段，为完成小学教育，贫困家庭的每年为一个孩子支付教育成本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5.2%和人均支出的33.2%，中等家庭这一比例则是15.3%和8.8%，而富裕家庭为13.7%和7.1%。到了初中阶段后教育成本出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家庭越贫困教育成本占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支出的比例越大。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实行免费教育政策，但是除了政府补助的费用外各类家庭仍然需要承担一定数额的其他教育支出，由于各类型家庭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家庭越贫困，教育支出的直接成本比例就越大。

2 贵州各类型农户家庭义务教育成本负担情况案例分析

贵州关岭县农村贫困家庭，一般人均年收入低于2 700元，大部分父母的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是小学文化或文盲，该类型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父母在外打工。虽然家庭收入较低低，对教育成本的支出负担大，但是在子女的教育上还是比较支持，只要孩子还想读书就尽量想办法让孩子继续读下去。一般来说，这类家庭的父母在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中，显得不是很积极，很多父母只是偶尔与老师取得联系。

案例1：吴某，女，50岁，家里共6口人，有3个孩子在上学，分别是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和初一，大儿子在外打工。父亲只上过小学，母亲为文盲。父亲在外打零工，除去自己支出，每个月能有1 200元的收入，家里土地被水淹了，每月每人能拿到50元的生活补助。每月生活支出750元，每年教育支出1 344元，包含每年每人保险费30元、孩子每天零花钱、资料费等。每年总收入18 000元，总支出10 320，每年人均纯收入1 280元。母亲表示尽力让孩子上学，但是实在无能为力的话就只能辍学。父母平时几乎不跟老师联系。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这类型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 700～5 000元之间，该类型家庭大多数子女较多，一般上都有3～4个子女，因此家庭负担较重，部分子女有辍学的情况。为负担庞大的开支，父母及部分子女都外出打工，收入也主要来源于在外打工收入，家庭教育的成本占据了收入支出的很大比例。由于父母平时工作较忙，对于孩子的教育显得关心较少，父母与老师联系交往也不多，但也有些父母也还会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比如会规定孩子的学习时间、不让孩子看电视等等。

案例2：周某，女，46岁，家庭5口人，家里3个孩子都在上学，大姐15岁读六年级，二姐13岁读五年级，小弟11岁读五年级。男孩子曾在江苏上过学。父母都是小学学历，母亲表示如果家庭资金有限，她会选择让女孩子上学。母亲在家务农，父亲是木匠，在外做工。家庭年总收入为36 000元，总支出为17 850元，人均年纯收入为3 630元，每年教育支出为1 050元。父母偶尔与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人均年收入在5 000元以上，在调查中发现，该类型的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大多数父母文凭都在初中以上。由于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且经济条件宽裕，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很重视，平时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也较多，希望能向老师多了解孩子在校情况。这类型家庭教育成本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大。

案例3：李某，男，47岁，家里5口人。父母都读过初中。有两个孩子在上学，一个读初一，一个在织金读四年级。初一的孩子在住校，学校提供两餐，每周30元生活费。另一个孩子住在叔叔家，家庭每月60元零花钱。家庭是水淹户，每人每月补贴50元，一个月250元的补助。母亲在家务农，父亲经常出去打零工平均每月4 000元。家庭有一辆面包车和摩托车。每月教育支出209元，生活支出1 880元。每年总收入51 000元，总支出22 560元，人均年纯收入5 688元。父亲表示希望孩子能读到大学以上，且能在外面发展。父母经常跟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参考文献：

[1] 王善迈，杜育红.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1996（6）：19-23.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6)

关键词：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支出；校外教育支出；

作者简介：迟巍，山东文登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经济、劳动经济学；；钱晓烨，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吴斌珍，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

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教育支出为家庭造成的负担日渐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在我国，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2007年我国大陆地区家庭教育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5.2%，是美国的2.1倍。(1)家庭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是由于，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直接影响个人及家庭的未来收入。加之受我国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父母不论收入高低，都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令其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当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或总支出超过一定比重，家庭教育负担就会过重，将影响家庭的财富积累、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支出、降低居民生活质量，也将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储蓄能力，不利于我国从外贸推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作为一个影响国家发展和民生质量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关于家庭教育负担的研究仍显不足，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更多的实证证据。本研究重点关注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的现状和原因，采用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21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入户教育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主要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而家庭校外教育负担则源于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资源不足双重影响下的家庭教育投入竞赛。

二、相关研究

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对子女的教育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早在1976年，贝克尔和汤姆斯就提出，家庭资源禀赋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和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资金时，贫困家庭由于受到信贷约束的制约，其子女往往更难继续求学或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1)为进一步证明子女教育成功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还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在控制父母能力的代际传递之后，依然发现了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成果间的正相关关系。(2)

相较于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结果的影响，我国学者更关注家庭教育支出。在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中，一部分关注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布与效应，如楚丽红探讨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在城乡、不同教育阶段、校际、不同群体间的不均等分布。丁小浩讨论了高等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会挤占或替代家庭其他开支，导致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另一类研究关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如李红伟采用1999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地区、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层次等指标对父母教育支出的影响。李文利采用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入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子女年级对父母教育支出的作用。孙彩虹则在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之外，考虑了地区、教育政策改变等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3)

对于家庭教育负担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讨论家庭教育负担对入学率的影响。如杰克逊和维瑟斯比研究了1994年美国家庭面对高校学费变化时的反应，并估计出，在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学费每提高100美元，会导致入学率降低1%。戴尼格尔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对低收入家庭提供小学教育的补助，有助于减轻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入学率。米勒和赫然克斯特估计了1983年至1984年美国家庭在不同教育资助方案下的学费负担，发现低收入家庭负担的学费比例要低于中等收入家庭。(4)我国对教育负担的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计算了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收入组的教育负担率，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家庭投入负担过重、教育过度投入的现实。(5)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的文献中，对影响家庭教育负担主要因素的研究都相对缺乏。涂瑞珍和林荣日(6)的研究采用了单个城市的数据考察了家庭收入和家庭城乡背景对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但没有检验父母的特征变量、地区差异等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除再次检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之外，将重点对影响家庭教育负担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力图为我国居民家庭教育减负的这一重要议题提供实证证据。

三、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了2007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教育专题调查”数据。该调查覆盖全国东中西地区的21个城市(7)，采用严格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出1000多个家庭，收集3000多个个体样本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人口信息、教育背景、职业信息、收入情况、教育支出等。样本中幼儿园阶段子女占8.16%，小学阶段占30.92%，初中阶段占19.03%，高中阶段占20.64%，其他(包括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占21.25%。由于高等教育支出的情况相对独立，多数学者都选择将其区分研究。因此，我们选择了子女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四个阶段就读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支出情况，因此我们合并了同一家庭的数据，得到样本1006条。在保留幼儿园、小学、初高中阶段的数据后，剩余样本882个。此外，当家庭有两个子女时，因父母仅报告对其中一个子女的教育支出，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样本也被删去。最终的有效样本为780个。

调查问卷中的“家庭教育支出”一项报告了调查时点之前一个学期家庭对子女的9类教育支出(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学杂费均值较高，分别达到每学期1095.8元和772.8元。幼儿园和高中阶段报告的义务学杂费，可能是由于父母对问卷问题的理解不够准确。

因此，为了清晰起见及改善测量误差，本文对9个类别进行合并，将9(1)个类别划分为校内支出、校外支出、住校和生活费支出、其他支出，四项支出之和为上学期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总支出(2)。其中校内支出包括教材费用、非义务教育学杂费(包含托幼费)、义务教育学杂费。学校的住宿费以及子女的平均住校生活费按四个月计算。校外支出则包括家教费(按四个月计算)和培训班费用。表2列示了各教育阶段、总教育支出与各类教育支出的平均值。高中阶段是教育总支出最高的阶段。在幼儿园和高中这两个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校内教育的支出明显高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内支出，特别是幼儿园阶段家庭在校内教育方面的支出最高。校外教育支出最高的是初中阶段。在小学和初中这两个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家庭在校内教育方面的支出相对不高，但校外教育的支出相当可观，均已超过了同阶段校内教育支出的水平。

已有的研究中，家庭教育负担率有两种常见的计算方式，分别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衡量和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其中第一种衡量方法更为多见。因此我们计算了家庭教育负担率如下：

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总收入

表3展示了家庭教育负担的总体情况及分教育阶段的分布。家庭教育总支出的负担率为15.23%，说明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大约15%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其中，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最重，达到了24%。此外，校内教育支出负担仍是教育总负担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校外教育支出的负担已与校内教育支出的负担持平甚至略微高出校内支出。

四、教育负担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首先建立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考察影响家庭教育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家庭教育支出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lnEduExp是家庭教育支出的对数值，在模型中除了考察家庭教育总支出，我们还关心家庭校外支出，这是由于家庭校外支出往往表现出与家庭教育总支出不一样的模式。

lnIncomeCap代表家庭人均收入。由于收入是支出的来源，家庭收入往往与家庭支出以及教育支出高度相关。

HhSize代表家庭规模，较大规模的家庭能为子女教育提供的资金往往较少，诺德尔的研究特别论证了这一点。

EduLevel代表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教育阶段的家庭消费支出差异很大。在模型中，我们建立了四个教育阶段的虚拟变量，分别是家庭是否有就读于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子女。小学子女的家庭作为回归中的基准组。

Parental代表了父母的背景因素，包括父亲和母亲的年龄、教育水平、户口类型、职业类型、行业类型和就业情况。由于父亲和母亲的特征变量往往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建立不同的回归模型，分别考察父亲和母亲特征变量对家庭支出的作用。

Region为地区变量。作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地域差异，因此将地区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控制也十分必要。由于样本量足够，我们建立了21个城市的虚拟变量，以求更精确地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别。

与考察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值相比，一个家庭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更能反映一个家庭的教育负担。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即使收入不高的家庭，仍倾向于抑制其他消费意愿而为教育付费，许多家庭对教育的支出虽然绝对值不高，但已经占整个家庭收入的很大比例。这种情况下，仅考察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值，无法反映出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建立了教育负担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其中EduBurden为教育负担，由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其他影响因素与教育支出模型相同。

1.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

表4报告了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前两列为各项因素对家庭教育总支出的影响，后两列为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首先，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在分别控制父亲和母亲特征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系数达到0.32和0.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越高。其次，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水平与子女受教育的阶段有关。以小学阶段为基准组，幼儿园、初中、高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显著高于小学阶段。这可能是由于幼儿园、高中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主要依靠家庭承担学费；而在初中阶段，与小学相比虽同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然而面对升学压力，父母在课外补习、课外资料等方面的投入很可能会大大增加。此外，从分别控制了父母的特征变量的模型(1)和模型(2)中可以看到，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家庭教育总支出有显著的影响。父亲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家庭，教育总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要比父亲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更高。在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关系反映出高学历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

模型(3)(4)估计了影响校外教育支出的主要因素。除了主要变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与模型(1)(2)类似以外，我们发现了一些校外教育支出特有的规律。相比小学阶段，幼儿园阶段对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再显著，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回归系数正显著，这说明进入中学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显著增加，这很可能是源于高考的升学压力。

2.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因素

表5反映了影响家庭教育负担的主要因素。与表4中家庭教育支出绝对值的回归结果相比较，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家庭教育总支出的负担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家庭人均收入对教育负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负担较重。其次，校外教育支出的经济负担并不显著地受到家庭收入或父母特征的影响，并没有观察到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的特征。这可能是因为，各收入阶层的父母对子女的课外补习与兴趣培养都极为重视，校外教育支出的规模与其收入成比例增长。此外，子女处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不同。从总支出的负担来看，小学阶段子女的教育负担最低，幼儿园和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明显高于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虽然也高于小学，但系数为0.056，明显小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估计值。从校外教育支出的负担来看，除幼儿园阶段家庭校外教育负担显著低于小学阶段，在其他教育阶段，校外教育负担没有明显的区别。

表6报告的是表4、表5回归模型的城市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都低于上海(基准组)；东部和中部城市，如绍兴、大连、宜昌、怀化的教育支出都明显高于西部城市，如西宁、和田、石嘴山。另一个发现是，虽然有的地区家庭教育支出不高，但家庭教育负担较重，如重庆。此外，与表4、表5相吻合，表6的结果也支持了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与教育总支出具有不同的规律。比如，无锡的教育总支出居于全国调查城市的前列，高于上海，但校外教育支出则明显低于上海。

五、结论与建议

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篇(7)

【关键词】农村学生；中等职业教育；意愿；助学金政策

【作者简介】黄斌、徐彩群，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姜晓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京），2012.4.47～56

一、引言

在中国，中等职业（下文简称“中职”）学校主要由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四类学校构成，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下文简称“普高”）同属于高中教育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外部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满足经济发展对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中职教育历经多次变革，规模不断扩张。发展至今，中职在校生人数已超过2000万人，是改革开放初期时在校生人数的3倍。在过去的30年间，中职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改革主要以调整“”时期的职业教育结构作为主要目标，突出中职教育应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经济发展输送更多中等技术人才的作用。为此，政府关闭了大量教育质量不高的半工半读学校和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学校，同时增加了由政府主办的中专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数量与招生规模，并且逐渐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以中专与职业高中为主的中职教育体系。

第二阶段（1986～2000年）。199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未来十年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使全国高中阶段中职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高。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普通初中教育，削减职业初中的教育规模，将普职分流延后至高中阶段。

第三阶段（2000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专生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加速扩张以及中职教育自身教育质量的下滑，中职教育逐渐丧失了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好”学生上普高，“差”学生上中职，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认识。初衷良好的选择性分流机制变成了一种淘汰性分流机制（邢晖，2005）。在精英教育的大众情结下，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偏向于选择普高教育，中职教育体系的学生规模不断萎缩。2004年，中职在校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的比重不足40％，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扭转这一趋势，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一方面在政策上规定普高学生和中职学生的招生比例应大体为1：1，并按此比例向地方下达招生任务；另一方面实施对中职学生的助学金和减免学费政策，以吸引更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在一系列政策的努力之下，中职在校生规模开始逐步回升，但现实情况仍不容乐观。有报道指出，当前中职教育对于学生和家长仍不具有吸引力，中职学校招生困难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教育部每年下达到地方的中职招生任务在许多省份都无法完成。如何以一定的政策措施切实提高中职教育的吸引力，扭转招生规模不断萎缩的不利局面，已成为当前中职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初中学生毕业后的分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国际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议题，相关文献已有相当数量的积累，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国外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初中毕业后的教育选择确实会受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居住地特征等因素的影响（Moenjak　and　Worswick，2003；Aypay，2003）。在多数研究中，学业成绩对于学生的教育选择都显现出较高程度的影响（例如Smith，1992；Dustmann，2004）。亦有不少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教育选择与其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与其子女选择普通教育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Dustmann，2004）。此外，初中学生的分流意愿还可能受到制度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有研究曾发现，在以职业教育为主导和以普通教育为主导的两种中等教育体系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下，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会有明显的差别（Kauppinen，2008；Busemeyer，2012）。

国内学者对学生的教育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关注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例如，宋映泉等（2011）利用西部某省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初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选择中职和普高的分流意愿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国际一般经验发现并不相符。另有少量研究对北京、浙江和江西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进行过调查，发现中央对中职教育的财政资助政策虽然间接地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成本，但仍不能提高初中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父母职业为非农的学生入读中职学校的可能性显著低于父母职业为农业的学生（姜星海，2002；李兰兰，2009；陈胜祥，2009）。

总体来看，以往国内研究在取样上大多仅局限在某一市或省，样本缺乏代表性；另有部分研究在计量方法选择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例如将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这一类别变量作为连续型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三省调查数据，采用一定合理的计量方法就以下问题展开实证分析：①当前中国农村初中学生对于就读中职学校具有何种意愿？②农村初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

二、数据、模型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和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合作进行了一项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转型国家职业和技术教育促进农村发展国别政策比较研究——中国和俄罗斯：政策应对和创新实践”。为了解当前中国农村学生对中职教育的需求状况以及中职学生未来可能的劳动力迁移与职业发展前景，中方课题组于2010年11月～12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先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抽出浙江、安徽、陕西三省，在每个省抽取1个县，在每个县抽取1所初中和l所中职学校进行了入校调查，共有6所学校1876名农村初中与中职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涉及被访学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与就业规划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被访学生中，初中学生（三年级）957名，中职学生（二年级）919名。本文主要利用初中学生数据，并结合中职学生数据中的部分信息进行分析。在初中学生样本中，浙江、安徽和陕西的样本分别占33.2％、33.4％和33.4％。

（二）农村学生普职分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测量

1.学生学业成绩。影响学生教育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学业成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强调教育绩效与精英选拔的教育体制中，学业成绩对于学生教育选择的影响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目前，中国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以学生学业成绩为导向的分流趋势十分严重，因此，学生学业成绩对农村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为测量学生学业成绩，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访学生在本校同年级中的学业成绩排名情况，并以此将学生分为三类：成绩排名在前30％的学生为成绩中上水平者，成绩排名在前31％～50％之间的学生为成绩中等水平者，排名在前50％之后的学生为成绩中下水平者。

2.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往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学生的教育选择以及未来的教育成就与经济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Cdeman，1988；Smith，1992；陆根书，2006；魏建国等，2009）。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性变量（poliey　vari～able），它在实证模型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为政府一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经验证据。例如，如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教育选择与受教育机会确会受到家庭经济状况因素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府便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政策（{列如实施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政策）来提升教育公平水平。

本文将家庭收入与财产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了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学生父母近三年来的年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在当地处于何种水平，并询问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小汽车、城镇住房、空调等15项资产。

3.家庭社会资本。在这里，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家庭可从亲戚与朋友处获得的有助于其子女就学与就业的社会网络资源，此种资源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学业完成度产生影响，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这一结论在以往不少研究中都曾得到验证例如（srael　et　al.，2001；钟宇平、陆根书，2006）。

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课题组在家长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您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以下哪些帮助（可以多选）？”可选项为：①实现就业或升职；②为自己或亲戚朋友争取到优质的医疗服务；③把（您的或亲戚朋友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就读；④从亲戚或朋友那里借到钱，或其他生活援助；⑤帮助没有住宿条件的孩子解决住宿问题。笔者认为，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对子女就学和就业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大多表现在以上五个方面，它们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的状况。

4.财政资助。与物质产品消费相似，个人在进行教育消费与投资选择时同样面临着信息非对称与非完美方面的约束（Hanushek，2002）。有研究表明，学生的教育选择会受制于个人对相关教育市场与政策信息的了解程度（占盛丽，2008）。如前所述，中央针对农村中职学生的助学金政策已实施多年，然而现实中，到底有多少农村初中学生知晓这一资助政策？知晓该政策是否会显著提升农村学生对中职学校的就读意愿？为此，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被访学生是否知道国家有向农村中职学生提供助学金的政策。如果该资助政策有效，那么，知晓这一资助信息的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应高于不知晓这一资助信息的学生。

5.其他因素。除上述因素外，受教育机会上的男女性别差异亦是以往相关研究时常考虑和控制的因素。同时，在中国农村，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通常会降低学生个人从家庭中所分配到的教育投入，进而对学生未来的受教育机会及其就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身处不同地域的学生也可能因地域间在经济发展状况、自然与人文环境及其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中职学校表现出不同的就读意愿。

（三）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在问卷中，课题组询问被访学生如下问题：“你初中毕业后想要做什么？”可选择的答案有：①接受中职教育；②接受普高教育；③直接就业。由于以上三种选择为无序的多类别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项逻辑回归（mtt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根据多项逻辑回归方法，当因变量有j类别结果时，需将其中的某一类结果作为参照结果，并将这一类参照结果与其他类别结果两两相对比构建出j-1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在本文研究中，初中学生毕业后可能的选择有三种，本文以接受中职教育这一选择作为参照结果，所构建的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如下：

Ln（oddsj）＝aj＋∑βij×xij＋εij　（1）

（1）式中，j＝2，3，因此，（1）式实际上包含有两个逻辑回归方程。因变量为几率的对数值，几率（oddj＝p（y＝j）/p（y＝1），j＝2，3）分别表示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读普高与就读中职学校概率的比值以及直接就业与就读中职学校概率的比值。将（1）式两边同时取指数，自变量回归系数βi转换为eβi，eβi解释为自变量每变化1个单位所引起的几率值变化的倍数。

（1）式中自变量包括学生学业成绩、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资本、财政资助信息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含义、赋值与统计描述情况参见表1。

三、农村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初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

从样本中农村初中学生的分流选择来看，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比例最小，仅为10％，多数学生仍希望初中毕业后能继续升学，接受普高或中职教育。选择普高的学生比例达到71.2％，远高于选择中职的学生比例（18.8％）。这表明，虽然当前农村初中学生对高中阶段教育具有很强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主要表现为对普高教育的需求，他们对中职教育的选择意愿相对较低。

一般认为，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对于接受普高教育具有较强的意愿，而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则相对较高。然而，根据学生学业成绩与其毕业后选择之间的交叉对比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本文发现，样本中无论学生学业成绩如何，愿意就读普高的学生比例总是最高的。即便在学业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学生中，选择普高的学生比例仍达到四成。这一结果再次反映出当前农村学生对于普高教育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意愿。

在打算初中毕业后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中。多数倾向于就读信息技术（24.5％）、医药卫生（14.4％）和师范专业（13.7％），仅有1名学生愿意就读农业专业。虽然中央政府自2009年开始免除公办职校中涉农专业学生的学费，但在当前中国农业就业与收入劣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形势之下，农村学生对于涉农专业仍无太大的兴趣。从短期来看，此项免除学费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在那些毕业后计划就读中职学校的初中学生中，有半数以上表示不愿意在本地就读中职学校，而愿意到城市就读；有将近80％的学生选择未来中职学校毕业后到县城、大城市或外地就业，而不愿意留在农村。多数学生表示，在城市能接受到更好的职业教育，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尽管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认为在农村生活要比在城市更适宜。

此外，在选择中职学校的初中学生中，有将近80％的人以“学一门技术，以便将来好找工作”作为自己选择中职学校的首要理由，以“对中职教育感兴趣”作为首要理由的人数比例不足9％。相比之下，在选择普高的初中学生中，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自己选择普高的首要理由的人数比例达到40.29％。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与选择普高相比，农村初中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动机明显不足。

（二）农村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模型估计结果整体在0.01水平上通过了对数似然比检验，逻辑回归常用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值在0.28～0.43之间，模型估计结果的预测精确度亦在80％以上（见下页表3）。这些指标表明，农村初中学生毕业后的求学与就业选择确会受到模型中所包括的自变量一定程度的影响。

2.估计结果分析。在诸多自变量中，学业成绩对于农村学生普职分流选择的影响最为突出。首先，根据次第加入各自变量的实验模型的估计结果，学业成绩变量对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的贡献率接近50％远高于其他自变量的贡献率；其次，学业成绩对于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且估计系数较大。依据估计结果，学业成绩越高，个人就读普高的可能性越大。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同年级学生中学业成绩排名前30％的学生就读普高（相对于中职学校）的几率值是学业成绩排名50％后学生的36倍，而学业成绩排名前31％～50％的学生就读普高的几率值是排名50％后学生的4倍以上。由此可见，学业成绩是农村学生进行普职选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普职分流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学生学业成绩的选拔与淘汰分流机制。此外，学业成绩对于学生在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选择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吸引优质生源方面，中职不仅不如普高，而且与直接就业相比亦无明显优势。

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与父母受教育年限这三个反映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对于农村初中学生毕业后的分流意愿具有不同的影响。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于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就业与中职之间选择的影响均非显著，而家庭收入与家庭财产变量不仅影响显著，而且影响程度较高。对于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该系数值随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递减。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越富有，学生越倾向于就读中职学校；而家庭越贫困，学生越倾向于就读普高。家庭财产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家庭拥有的高价值资产越少，学生就越倾向于就读普高。之所以有此结果，可能是因为对于富裕家庭的学生来说，他们天生就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未来发展的出路很多，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将升读普高进而就读优质大学视为自己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升迁的唯一路径。相比之下，贫困家庭学生因无其他可资利用的升迁资源，唯有依凭教育来谋求自己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意愿上更加倾向于就读普高。对于学生在就业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大多数家庭收入变量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越贫困，学生越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而非继续接受中职教育。来自家庭经济收入方面的压力可能会促使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在进入普高无望的情况下选择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

家庭所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对于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无显著影响，但对于他们直接就业与接受中职教育之间的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学生越有可能选择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可以想象，如果学生个人对于中职学校毕业后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前景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且家庭当前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又能够帮助他们在初中毕业后寻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机会，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而非接受中职教育。

财政资助信息无论是对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还是对学生在就业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依据之前的估计结果，家庭收入水平对于学生的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那么，是否知晓政府财政资助信息的学生在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上应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但本文的估计结果却显示，学生是否知晓财政资助信息并不会改变其选择意愿。之所以有此现象，可能是因为当前政府对中职学生的财政资助数额仍处于偏低水平，还不足以有效改变学生的选择意愿。在中职学生样本中，有70.6％的学生反映，当前1500元，年的助学金标准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此外，2009年政府开始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中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减免学费政策，但享有这一资助的学生比例较低，中职学生样本中仅有13.5％的人曾获得过学费减免。

男女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以及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上均无显著的差异，而兄弟姐妹数量对农村初中学生在毕业后直接就业湘对于中职学校）的选择意愿在0.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在子女养育与教育方面负担越重，单个子女从家庭可能获得的财力支持越少，因此越倾向于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

在地区间的比较中，安徽和陕西两省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无显著差异，而浙江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则明显高过陕西学生。依据地区变量的估计系数测算，浙江学生相对于就读普高和直接就业选择就读中职学校的几率值分别是陕西学生的4.7倍和3.8倍。作为沿海发达地区，浙江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安徽和陕西，对技术工人需求较大，社会重商亲商的气氛浓厚，个人寻职与经商的机会较多，因此，浙江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相对较高。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浙江、安徽、陕西三省957名农村初三学生的调查数据，并结合中职学生调查数据中的部分信息，应用多项逻辑回归方法，就当前中国农村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具有政策价值的研究结论。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初中学生对高中阶段教育有很强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主要表现为对普高教育的强烈需求，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依旧偏低。仅有不足1，5的被访初中学生表示毕业后愿意接受中职教育，且多数学生选择中职教育的主动性动机不强。与农村初中学生当前持有的此种选择意愿和偏好结构相比，中央政府制订的普高学生与中职学生“1：1”的招生任务明显过重。“1：1”的招生计划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不具备足够竞争力的中职教育放置在一个与普高教育相互竞争、抢夺生源的地位上。为此，政府应考虑未来逐步取消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计划，将政策目标的重心转向如何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切实提高中职教育质量，以吸引更多原本打算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回到学校继续接受中职教育。

其次，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主要受个人学业成绩的影响，而在直接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则主要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这一结果为当前实施的农村中职学生财政资助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支持。因为家庭经济收入对农村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相对于直接就业）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所以，可以想见，政府的财政资助应能通过减轻农村家庭中职教育成本负担来提高那些入读普高无望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从而吸引他们在初中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而非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近来有新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并不低于甚至高于普通高中教育的收益率潢斌、钟晓琳，2012）。因此，在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一定的财政资助，减少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放弃就读中职学校的可能性，不仅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能缩小当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教育对于家庭成员职业获取与收入水平的代际传承具有重要影响的状况下（郭丛斌，2009），此种财政措施亦有助于改善农村家庭收入的代际非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