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数据论文篇(1)

在金融创新的大潮中，监管创新能够及时对金融市场中各种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对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在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种创新快速推进。若金融监管不快速创新，则将为新产生的金融产品留下监管真空地带，从而为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提供土壤。监管创新不仅仅是覆盖金融各新诞生的领域，打击各种新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更重要的是为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秩序，发挥金融市场作用，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监管创新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监管创新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需要。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创新领跑者往往具有对普通投资者的优势。例如：在高频交易发展过程中，高频交易机构会采取闪电指令，先于普通投资者成交，并侵害普通投资者的利益。监管者需要防范类似创新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创新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老鼠仓”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背了基金管理人诚信的原则，并严重危害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若不加强监管，这种行为将打击投资者信心，并阻碍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因此，需要大数据系统等类似的新型监管手段对“老鼠仓”形成有力打击，以维护金融市场正常秩序。监管创新是金融持续创新的需要。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只有监管创新及时跟进，才能保证金融创新正常推进，并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相反，若监管创新滞后，新产生的金融产品容易纵。例如，1995年国债期货327事件，直接导致国债期货退市，还严重干扰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阻碍了金融创新的正常推进。

2金融监管创新中的问题分析

金融监管创新主要面临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金融创新过程中，投资品种逐渐丰富，交易环境逐渐开放，投资者的交易方式也逐渐多样化。而与之相伴的是，风险来源增加，可能的监管漏洞也在扩大，这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我们从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监管漏洞等方面对金融监管创新所需要面临的问题进行简要描述。

2．1品种丰富，交易环境开放在过去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只能对股票、债券等品种进行投资。虽然在之前的金融市场中也曾短暂出现过权证、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但最终这些产品都因产品设计不完善而退出市场。而在现在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可以投资股票、债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商品期货进行投资。此外，投资者还可以借助QDII对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在股指期货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交易环境逐渐开放。在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其面临条款设计过严、投资者限制过严的局面。为此，证监会及中金所逐步细化机构投资者进入条件，吸引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基金公司、证券公司、QFII、保险机构等，参与到股指期货市场中来。此外，监管层在恰当的时机，不断放松合约的约束条件，如持仓限额、保证金比例、交易手续费等，以创造更开放的交易环境。进入2014年，金融创新的脚步继续加快。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种期权产品的快速推进。上交所推进个股期权仿真交易；中金所推进股指期权的仿真交易；郑商所推进白糖期货期权的仿真交易；大商所推进豆粕期权仿真交易。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投资者又将拥有新的投资工具。

2．2新兴交易方式兴起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投资者可以选择的交易方式在创新。借助期货、期权等做空工具，基金管理人设计出对冲基金、套利基金等新兴基金产品。此外，海外流行的量化交易、高频交易也在国内逐渐兴起。量化投资是指利用投资模型指导投资的一种手段。在量化投资过程中，投资人员将交易思想转化为交易模型，并借助相应的计算机程序来检验交易模型的有效性。对于有效的交易模型，投资人员再借助计算机程序来实现实际的交易。在量化投资领域中，投资者可以从各种投资思想出发设计交易模型，从而从各种角度来获取传统投资方法无法获取的利润。关于量化投资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王帅（2013）。高频交易时对交易条件要求更高的一种交易方式。高频交易和低频交易相对，是借助高性能计算机，在极短时间内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并迅速完成换手的交易方式。关于高频交易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王帅（2013）。国内交易环境的开放对于高频交易等新兴交易方式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股指期货的交易手续费的下调对于高频交易者的参与至关重要。交易手续费上万份至零点五的下调可令交易策略从亏损变为盈利。此外，铜、白糖等期货品种的平今仓手续费优惠的设定给了套利交易者生存的空间。

2．3风险源、监管漏洞增加新的交易品种、新的交易方式给投资者带来新的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源及监管难度。随着交易品种的丰富、交易系统的升级，由交易产生的数据急剧上升。高频交易往往涉及海量数据。面对海量数据，机构需要具备高端的服务器，甚至具备大型机房。海量数据处理也为监管层带来了更高的监管难度。新交易方式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影响范围更广的风险。2012年8月16日的光大乌龙指事件是由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出现系统错误而造成。这种操作风险往往从外部难以监管，而且容易造成巨额亏损和巨大的市场风险。2010年5月6日，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没有任何突发信息的情况下，盘中一度暴跌将近1000点，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随后，指数又大幅反弹，这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调查报告，认定本次瞬间暴跌是由一家交易机构在市场饱受压力时，交易电脑自动执行卖出指令触发的。这也让高频交易再次成为众人焦点。除新的风险外，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老鼠仓”等违规操作手法更加隐蔽。在过去的金融市场中，违法者只能对股票现货进行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等操作。而现在，违法者可以操纵股票对应的期货进行非法获利，这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困难。

3金融监管创新的策略

为适应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监管需要在监管理论与监管措施上同时进行创新。金融创新带来期货、期权等新金融品种，也带来了对冲交易、套利交易等新交易方式，但其同时也带来的更多、更高等级的风险。随着交易品种的丰富、交易系统的升级，传统监管方式难以满足监管的要求。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创新型监管系统正逐渐发挥出较好的监管作用。我们将从监管制度、监管技术等角度对金融监管创新进行讨论。

3．1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首先要从制度上进行完善，才能使得后续监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各国金融监管者们都需要不断出台新的监管制度或更新已有监管制度，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品或交易手段。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关于高频交易的监管制度修订在持续进行中。随着高频交易的快速发展，SEC对高频交易的关注也在不断升温。1998年7月7日，SEC建立了新的监管框架RegulationATS，并推出了ECNs、DarkPool等新型交易中心，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变革，并为高频交易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52•基础。但近年来，关于高频交易的各种担忧不断上升。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SEC开始制定针对高频交易的监管措施。最终，SEC陆续出台了禁止闪电指令等监管措施，并且正在酝酿更全面的高频交易监管方案。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监管层同样需要不断修改已有监管措施或制定新监管法案，以面对新的金融问题。在我国基金领域，“老鼠仓”一直是危害严重的违规行为。老鼠仓是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控制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老鼠仓”的行为严重侵害普通投资者的利益，破坏金融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而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老鼠仓”行为更加隐蔽，更增加了监管难度。“老鼠仓”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但之前的刑法却未对这一犯罪行为做出明确规定。过去刑法只对利用证券、期货交易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犯罪及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对“老鼠仓”行为未做出明确规定，这给监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难以对该行为形成震慑力。之后，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并从通过之日起实施。刑法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增加一款，称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这为打击“老鼠仓”行为奠定了刑法基础。此外，立法机构还从《证券法》《基金法》等层面对“老鼠仓”做出明确规定。

3．2监管技术创新在奠定了监管的法律基础后，监管部门需要对监管技术进行创新，以应对迅速展开的金融创新。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监管系统在近年中对“老鼠仓”的监管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老鼠仓”等交易行为，目前沪深两大交易所已建立实时监控机制等监控体系。而在这些监控机制中，大数据系统主要是通过模型在海量的交易数据中，调查违规行为。大数据（BigData），指的是量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提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有用信息的数据。对于大数据无法用常规方法处理的特征，研究者们认为大数据需要新的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高的价值。与之相随的是，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挖掘等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探索也成为行业新的利润点。关于大数据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ViktorMayer－Schnberger，KennethCukier（2013）。新的监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相比传统监管手段，大数据系统大大提高了打击精度、速度和广度。在采用大数据系统监管之前，“老鼠仓”的调查基本都来自举报和监管层的现场检查。但随着该违规行为越来越隐蔽，比如利用表面上关联性不强的账户进行操作，仅靠举报已经不能完全覆盖。此外，随着“老鼠仓”的操作逐渐转移到基金专户等信息披露不足的区域，传统监管技术难以追踪。查处老鼠仓的工作非常繁琐，一般需要查看长达数年的交易数据。随着账户关联性的降低，以及数据量的增大，人工核查速度和精度受到很大挑战。大数据系统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在近期查处的一些案件中，大数据系统是通过对比在嫌疑人曾经管理的基金下单前后数天内，基金账户与外界某账户所投资的标的，而发现“老鼠仓”线索的。大数据系统的采用还很大程度地缩短了案件的查处周期。在2013年‘马乐案’中，证监会于2013年4月11日启动对相关账户的初查工作，而至2013年6月21日就立案稽查，并交由深圳证监局承办，仅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提高打击精度、速度的同时，大数据系统还扩大了对“老鼠仓”的打击范围。在本次“老鼠仓”打击风暴中，大数据系统的跟踪范围不再局限于基金经理，还包括基金投研人员和保险公司资管从业人员。这种打击范围凸显出大数据系统在监管方面的高效。

4结束语

金融数据论文篇(2)

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本文仿照戈式指标，把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统称为金融贡献额，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金融贡献率FCR，用这一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反映金融增长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金融贡献率的内涵，可得：

FCR=[股票筹资额+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保费支出额]/国内生产总值

（2）金融中介效率（FAE）

国外学者主要用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中介效率，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国有经济在我国地位较为特殊，以存贷款比来反映金融中介效率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观点的综合和分析，本文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设定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其存款余额之比。

2.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

本文依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人均GDP作为考量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

3.样本数据的采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样本数据年限为1991年―2012年，数据来源：笔者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过程

1.模型简介

本文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VAR模型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

VAR模型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IH负及持续的时间。可以用来描述若干变量间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从而将单方程模型加以改进、推广为由多方程的自回归模型。

2.实证结论分析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将实证结果展示如下，实证分析包括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分析及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单位根检验，变量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次差分后可都转化平稳序列具备了协整性检验条件。

金融数据论文篇(3)

关键词：长尾理论；互联网金融；信息处理成本；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2004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首次提出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之后，在互联网时代长尾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互联网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正朝大数据时代过渡、移动终端持续扩张的前提下，安德森（2012）同时指出了“长尾理论”与互联网经济的依赖关系，并相信“长尾理论”将指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能创造出巨大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线上财富潜力的进一步挖掘，众多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金融业，同时传统金融业也紧随时代脚步开始了互联网金融的征程，互联网金融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在金融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

然而，“长尾理论”究竟核心在哪里，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们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尝试实践？本文将结合“长尾理论”的内涵及其与互联网金融的关联尝试提出部分实践建议。

一、长尾理论的内涵

根据克里斯・安德森在其著作《长尾理论》（2012）中对“长尾理论”进行的定义，其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利基产品和市场”。

“长尾”实际上是对统计学中幂律和帕累托分布特征的一种口语化表达。在正态分布中，曲线的头部代表着重要的人或事（这往往是之前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曲线的尾部，则是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与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数量的人或者事。在之前的黄金“二八理论”中（帕累托，1897），20%的重要部分会造成80%的重大影响，可以理解为20%的热门产品会创造80%的收入。而在“长尾”经济理论中，利润将被一分为三。2%的大热门产品、8%的次热门产品以及剩下90%的长尾产品会创造出相等的，也就是33%的利润。克里斯・安德森通过运用大量的数据统计，证明了大热门产品实际上与冷门产品拥有相同的利润创造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关注“长尾产品”与继续争夺热门产品是可以达到相同的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金融

虽然目前互联网金融正处在蓬勃发展期，但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是众说纷纭。根据辛琪等人论述，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理解可以粗略的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网络手段达到去中介化、去中心化金融业态；二是强调互联网金融的行为主体是互联网企业，也就是互联网企业领导的金融；三是从技术层面出发，认为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就是互联网金融；四是认为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融合并实现金融创新为互联网金融。进而，辛琪等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进行了定义：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互联网为信用平台开展金融活动的金融业态就是互联网金融。

目前业界对于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活动的这个概念存在分歧。有些人将其一分为二：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互联网。根据辛琪等人的论述，这两者是统一的。但马云认为“未来金融有两大机会，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也就是说他将其严格划分为了两个概念。但是这种划分排斥了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在现实意义上作用有限。

三、“长尾理论”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践启示

不难看出，长尾理论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是长尾理论的实际体现。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长尾理论”会带给互联网金融企业怎样的启示呢？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实现扩大数量，降低门槛，加强客户与产品的对接的“长尾”优势，平台的建设将会是重中之重。在“长尾理论”中，“个性化”是盈利的核心，从而产品的设置可以更大程度上放回客户自身，让客户自己来为自己定制产品，选择服务，甚至自己为自己提高用户体验。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平台基础之上。

硅谷投资教父约翰・杜尔（2011）提出“SOLOMO”概念：“SOLOMO”实际上是三个词的组合“Social（社交），Local（本地化），Mobile（移动化）”。目前，商业银行的手机银行已经实现了较出色的用户体验，较完备的功能设置，较突出的实用价值，是一个非常先进且潜力极大的用户平台。移动终端APP的设置实现了移动化的金融运用，定位功能及周围网点功能也在向本地化靠拢。但是，在此基础上如果加入Social的元素将会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和用户粘性，甚至会创造出巨大的其他财富空间。目前的运用当中，商业银行手机银行交流部分是以客服为主，以通知式的活动宣传为主。例如，在平台中设置游戏币或者积分，实现整个商业银行电子银行营销奖励的规范化，然后通过这种类型的积分或者游戏币给用户更多的空间去发挥使用，同时通过平台内社交规则来激励用户，从而使用户产生对平台的粘性。并且在用户粘性产生的同时也就实现了推广和营销。

另外，本地化也是该平台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现实没有意义的社交可能并不会引起大部分用户的注意，从而会使平台变成“白送”的一种网络游戏。本地化的加入不仅会让用户体会到实实在在的“价值”，更多的，对银行来说也会是衍生产品的扩张。例如，平台中可以签约大量的本地商户，商户打折或者其他类型的商户活动都会以游戏或者论坛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平台上，这样pos收单、信用卡业务也会随之得到扩张。更进一步，平台建设甚至可以通过收购或者邀请加盟的方式扩大功能窗口，从而实现一站式的金融加生活服务。例如，和携程或者去哪儿合作，可以开拓更加全面的旅行金融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立并不能单纯依赖金融产品方面的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技术上、人才上乃至机制上的支持。

其次如何才能有效地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将会是互联网金融参与者的首要课题。长尾效益的实现是要将大量的“长尾”进行划分、整合从而实现产品的在长尾市场上的蔓延，在小市场收获大利润。从而，这样的整合过程中的成本将会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徐子沛（2013）的《大数据》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扁平化社会、互联网时代，正在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传递给社会的各个方面。据《大数据》所述，大数据时代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新一轮的竞争必然是围绕大数据进行。进而，步步为营的大数据基础建设可能会为企业在下一轮竞争中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大数据的基础必然是数据获取与处理的技术机制。但是，对于技术系统的改革在短期内效果应该并不是很明显，并且在技术上的变革转型及被接受相对较快。然而要在管理机制以及文化方面做好对大数据准备将会是相对长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先行企业则会赚取这个相对的时间差中所带来的利益。一个方面，就目的而言，商业银行可以考虑设立独立的互联网金融部门，专门负责互联网数据以及互联网产品相关事宜，并且采用平行的管理模式，自主人事权，更多地考虑借鉴互联网企业的管理模式，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和数据运用。另一个方面，整个企业文化中需要更多的加入大数据要素，以“是否有数据佐证”为重要决策依据，并且为一线员工提供更多的数据信息，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对数据的尊敬语重视。然而，在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信息安全以及对客户隐私的保护也应该得到制度化的控制。同时，大数据要求更深层次的数据挖掘，所以相关人才的吸纳以及培养也应该尽早列上日程。但只要建立起了相关部门以及文化基础，相信相关人才力量的支持也会水到渠成。目前，有部分商业银行对于数据的获取及分析工作已经是走在行业前沿，然而对于大数据的价值运用还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本文的下一个观点：基于数据基础上的“定制化”特色产品。

最后打造更多“个性差异化”产品。“长尾理论”有效的前提是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与新方法将渠道成本趋近于零。这个前提一个方面决定了产品数字化是“长尾理论”是否有效的关键：同时也说明了“长尾”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个性差异化”。目前对于定制化产品不少商业银行已经都有相关的定制产品，如招商银行的金葵花贵宾卡、广发银行生意人卡、平安银行的贷贷平安卡、光大银行乐惠金卡等特色卡种实现了不同人群的定制服务。然而随着互联网精神的深化，单纯的卡种绑定服务的定制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这样，客户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一项服务所需要的要求，从而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及喜好选择其中的某几项服务，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新型产品。例如，我们可以将商业银行白金卡卡的各大优惠单列出来，每一项都设立固定的达标要求及管理费标准，客户可以自己在网页上打勾，并且有些部分客户不想要的可以按照金卡甚至普卡的标准进行配套，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符合客户想法的新卡种。同时再赋予每一项服务以分值，按分值来划分卡种档次，从而形成卡种的大数据。这种大数据就为进一步细分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同一档次的卡种中又可因为偏好或者生活及经济环境不同再次进行划分，这样就为更深层次更个性化的产品开发提供了更多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金融数据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可持续发展；测度；比较

0 引言

从现实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动荡与重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金融业受到严格监管，对外开放度较低，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小，但是制约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和隐患普遍存在。从理论来看，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仍然偏少。因此，研究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旨在构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四大地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相对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并据此提出提升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1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

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需要确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否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涉及便无依据，定量分析亦缺乏规范性。本文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发来确定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角度与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来选取合适的单项指标。

根据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对量性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业规模的扩张，对质性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是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效率的提升以及金融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全面的金融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金融规模方面、金融结构方面、金融效率方面以及金融外部环境方面，而且我国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应该是由这四个方面有机构成。

2 金融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

确定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后，也就确定了金融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接下来就可以选取金融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各自的单项指标。

2.1 金融规模方面

根据白钦先（1998），本文选取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款、金融市场交易额、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五个指标来衡量金融规模的发展程度。

2.2 金融结构方面

根据吴晓求等（2006），本文选择金融市场交易额占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

2.3 金融效率方面

根据李扬（2007），本文采用储蓄率来衡量金融效率的发展程度。

2.4 金融外部环境方面

根据R.La Porta等人（1998），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量等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外部环境的发展程度。

3 我国各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3.1 测度方法介绍

本文中使用的计算金融可持续发展单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考了樊纲等（2006）。下面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

为了使各地区的指数指数可以同以前年份相比，从而反映金融可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本文设定2000年为基期，对于各年份的单项指数得分的计算，具体公式如下（适用于正向指标）：

第i个指标年得分

其中脚标（t）代表所计算的年份，脚标（0）表示基期年份。

对于各年份负向指标的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第i个指标t年得分

形成金融可持续发展各单项指数为各方面指数和总指数提供了基础。而形成方面指数和总指数的关键在于如何为各单项指数选取权重。本文采用算术平均法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用这些权重来相加得到方面指数；并用相同的方法确定金融可持续发展各方面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总指数。

3.2 研究结果分析

3.2.1 总体进展比较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进展上，从2010年与2000年总体评分的变化幅度来看，四大区域的总体评分都有显著提高，变化幅度由高到低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从各年间四大区域间总体评分差距来看，东部与其它三大区域总体评分的差距有扩大，说明东部地区与其它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进展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性更加显著。

3.2.2 四个方面进展比较

我国四大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进展上，金融规模方面，四大区域的评分都稳步上升，总体上在所有年份呈一种梯度：东部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说明金融规模方面的进展也呈东最好、东北第二、中部第三和西部最后的态势；金融结构方面，四大区域的2010年比2000年评分增幅较小，各年间起伏较大，东部地区虽然在所有年份均要高于其它地区但差距较小，说明四大区域在金融结构方面进展较小，而且不够稳定，东部地区的优势不明显，四大区域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格局；金融效率方面，四大区域的2010年与2000年评分增幅较小，各年间有所起伏，东中西由高到低呈一种梯度，东北地区评分波动最大，在2007年以前要高于东部地区，之后低于东部，但四大区域差距较小，说明四大区域在金融效率方面进展较小，而且不够稳定，尤其是东北地区起伏最大，差距较小，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格局；金融外部环境方面，四大区域的评分都稳步上升，总体上在所有年份呈一种梯度：东部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说明金融规模方面也呈东部最好、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的态势。

4 提升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两方面有待加强，因此从这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4.1 优化金融结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使其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有活力的核心， 发挥其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杠杆推动作用；大力发展创新银行业务，通过提供收取费用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扩大银行利润；

4.2 提升金融效率

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供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其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1998.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2] 白钦先.再论金融可持续发展[J].中国金融，1998（7）：19-20.

[3]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6-200

金融数据论文篇(5)

公司获奖新闻稿范文一易达大数据荣获20XX优秀大数据应用服务商称号

11月25日成都易达数安科技有限公司(易达大数据)在20XX大数据生态系统百强(Big Data 100)企业评选会上荣膺20XX优秀大数据应用服务商奖项。

此次参与评选的企业都是来自全国实力雄厚的大数据领域企业，经历层层评选，易达大数据有幸获得20XX优秀大数据应用服务商的奖项，这也是业界对易达大数据自成立以来，在大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做出的突出成绩给予的肯定。

本次评选，旨在通过对大数据基础设施、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应用开发等领域成功企业的发掘和包装，让关注大数据市场的渠道商能够对大数据市场的市场机会、生态合作模式有更清晰的认知，通过对不同领域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达到推动大数据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的目的。

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大数据正在快速的融入各个领域的企业。

云计算、物联网等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大数据市场的增速，商业伙伴咨询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20XX年，中国大数据市场的容量将超过100亿人民币，在数据处理、数据安全、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分析、数据呈现等领域，活跃着数百家提供不同类型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另有数千家IT渠道商表示希望能够在大数据领域寻找到潜在的市场机会，大数据市场正成为IT渠道生态关注的重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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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奖新闻稿范文二杭州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荣获

十大旅游会议酒店以及十大新开特色酒店殊荣

杭州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于20XX年7月26日盛大开业，酒店位于千岛湖畔，酒店拥有自然采光的大宴会厅、7个多功能厅和1个董事会会议室可供客人根据会议规模选择大小，能容纳30-600名来宾，带给客人便捷、科技的商旅体验。

会议厅设计灵活多变，可随实际用途分隔及组合。

配备高速宽带接口和无线网络，先进完善的影音器材，一应俱全。

尊贵高雅的会议室，齐全的会议设备，体验最舒适及全面的会议感受。

极佳的私密性，是公司年会的最佳选择。

酒店自开业以来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并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散客，影视明星，旅游团，媒体记者，政府会议等。

皆是无限赞美酒店奢华富丽设施与完美的国际品质服务水准。

酒店倚靠周边旖旎风光,被美誉为是千岛湖最长湖岸线上的世外桃源，静谧优雅又不失大气宏伟。

20XX年11月26日，在论坛第六届峰会,六届白金奖颁奖典礼上，杭州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被中外酒店论坛组织、中外酒店杂志社授予了十大旅游会议酒店以及十大新开特色酒店的荣誉。

中外酒店白金奖设置于20xx年09月，源于竞争机制往市场化方向健康发展的大环境，源于国际传媒轮胎的评选人物和企业排行行为创就的企业行业产业经优的成功典范。

即社会环境需要，市场需要，行业产业需要，起源时应用中外酒店杂志和中外酒店论坛已在行业产业具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而成为评选核心。

这不仅是对酒店全体员工辛勤工作付出的肯定，更是对千岛湖，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文化底蕴的旅游胜地的无限赞美。

公司获奖新闻稿范文三3月20日北京安家世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20**年普惠金融论坛上荣膺20XX年度最受信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100强奖项。

本次论坛由国培机构、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小微企业融资研究中心、《中小企业融资高层参考》杂志承办，互联网金融千人会、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协办。

同时，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的支持，以及人民网、凤凰网、腾讯网、和讯、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中国金融家、中国证券报、中华工商时报的媒体支持。

本次论坛由普惠金融之传统小微金融触网发展趋势探索普惠金融之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预判的主题演讲，以及以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发展思维(从合作模式角度谈)为主题的圆桌论坛组成。

金融数据论文篇(6)

关键词：融资约束现金―现金流模型面板门限

一、文献述评

作为公司金融的研究重点，融资约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凯恩斯（1936）认为，企业持有流动性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把握有价值的投资机会。相应地，如果企业面临融资摩擦（financing friction），流动性管理就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传统的理论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来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然而，自Kaplan和Zingales（1997）以来，以上结论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Tobin’Q的衡量偏误；二是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作为判断融资约束存在与否的依据。

针对以上问题，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等提出了另外一种检验融资约束假设的思路：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需要储备现金以保证后续投资项目的实施，而非融资约束公司则没有这种需求。因此，融资约束公司将表现出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而非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则不受现金流量多寡的影响，也就不会表现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在我国，负债率高的公司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国有控股的可能性大。二是资产规模比较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银行贷款仍然是公司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越大的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担保，银行需要承担的监督成本也越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公司的负债率越高，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这就引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划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样本，进而考察不同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以往的文献多采用主观判断的分类法，例如按照企业负债率、资产规模或分红的三分位、四分位数划分样本，为什么高（低）分位数样本就是非融资约束组？依据是什么（张文君，2014）？为此Hansen（1999）提出了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基于数据本身对样本进行分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先验判断带来的偏误。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利用面板门限―现金―现金流模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假说。

二、模型与数据

为了保证可比性，本文亦使用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基础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门槛模型，如方程（1）所示，

其中， 和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现金持有变化）和主要解释变量（现金流量）， 为示性函数，qit为Tobin’Q，为企业规模，rit为门槛变量，和大多数文献一样，本文使用企业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 、 为相应的双门限值3，下标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标识符。

面板门限模型的求解主要包括两步：一是对门槛效应的检验，二是门槛值的求解。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选取全部A股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数据，进一步的筛选原则如下：（1）剔除金融类和ST类公司；（2）剔除有数据缺失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1469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共计10283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不同的门槛变量，得到了一致的检验结果――模型中存在两个门槛值，即对于不同负债率（公司规模）的公司而言，由于其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因而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是不同的。

根据负债率作为门槛变量，取公司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得出以下结论：（1）低负债率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低负债率反映了公司上佳的财务状况，因而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中等负债率和高负债率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正，且中等负债率样本的系数为0.315，显著大于高负债率样本的0.0172，这部分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的负债率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同时，从样本的分布范围来看，低负债率的样本数只有133个，显然，负债率低于8%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财务指标，企业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源于内源融资。中等负债率的样本数占到了总体的74%，高负债率的样本数达2542，占比24.7%，其中国企样本数达到1668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的一个论断――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国有控股的可能性也越大。（2）若以公司规模为门槛变量，则结果同样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大规模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0.326，小于中等规模公司的系数0.445，令人意外的是，小规模公司的系数居然为负。但相比于负债率组，样本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属于中等规模的样本数仅有333家，仅为全部样本数的3%，这样，对整体进行门槛回归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注意到第二个门槛值95%的置信区间为（447.773，10088.099），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取值范围，事实上，若以10088.1为临界点划分样本，则中等企业规模的样本数达到2290。（3）几乎所有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约束”难题，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高负债率通常也是大规模的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小于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的企业，即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弱于后者。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研究为基础，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假说在中国的实用性。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发现――区e于以往研究，本文发现，融资约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上市企业中，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负债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而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公司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这直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企业而言，持有较多现金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资金压力，提高企业投融资决策的自主性，但同时要承担较大的流动性成本，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银行改制、培育和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等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的手段则是破解融资约束难题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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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论文篇(7)

作者简介：钱方明，男，教授，嘉兴学院商学院院长；

孙克，男，博士，嘉兴学院教师；

汤钟尧，男，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市中心支行。

摘　要：本文在对区域金融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模型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不仅具有区域性特征，阶段性特征也比较明显。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一、现有研究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推向深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不断创新，研究结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国内学者在借用国外学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不断创新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创新。学者们在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同时，已经关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等发展问题。

但是，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看，研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不少，但是对一国内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仍显不够。国内有些研究单纯依据宏观层面数据进行剖析，忽视了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性，使研究结论与具体实践有较大差异，减弱了研究结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同时，现有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此外，由于数据获得上的限制，研究结论也不够丰富。因此，研究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更多地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展开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指导意义。二是需要选择合理的实证研究方法，能更精确地说明变量间的关系，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意义。三是不仅要研究金融发展与总产出关系，还应关注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等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选择

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使用横截面数据分析法；二是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法。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有三类：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混合数据。横截面数据是指对一个或多个变量在同一时间点上收集的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是指对一个变量在不同时间取值的一组观测结果。混合数据则兼有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成份，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相比，能够更好地在不同时期控制各种其他影响因素，因而能更精确地证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先运用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然后选择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系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系数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Panel Data模型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分析。

(二)指标选取与变量表示

有关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本文各选取三个指标。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有：①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Fir)，用于衡量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②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Perce)，用于衡量区域金融资源占有情况；③金融中介贷款与存款的比率(CD)，用于衡量区域金融的效率。相对间接融资来说，直接市场融资所占比例非常小，因而本文将其忽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有：①地区劳动生产总值(GDP)；②劳动生产率(Scl)；③劳均投资(Ljtz)。本文所有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1992-2005年各年份《浙江统计年鉴》，浙江11地市相关数据均用全省GDP折算指数按可比价计算。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浙江11地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实证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结果显示，浙江各地市Fir、人均存贷款余额和经济发展指标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贷存比指标对于各地市情形有所不同。杭州、金华、台州、丽水和舟山的贷存比同各经济发展指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宁波、嘉兴、湖州和绍兴的贷存比同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都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温州具有同其他地市显著不同的特点，贷存比同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浙江11地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的固定效应系数Panel data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结合表l和表2可以看出：

浙江11地市FIR、人均存贷款余额与经济发展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1和表2显示相同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1978-2005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32元增长到16294元，增长7．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长到6660元，增长8．1倍。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了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促进了浙江金融业的发展。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对投资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促进了地方民间金融的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商业银行的落户。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了金融业的竞争，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与效率，金融环境日益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表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排名中，浙江有宁波(2)、温州(3)、杭州(4)、台州(6)、绍兴(8)、嘉兴(9)等6个城市进入前10位。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持了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浙江企业劳动生产率。

杭州、金华、台州、丽水的贷存比同各经济发展指标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贷存比与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除舟山以外其他地市的结论表2与表1一致。杭州贷存比与经济发展指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能的原因是有些金融机构在杭州以外城市没有分支机构，贷款数据发生在杭州，实际贷款发生在杭州以外城市。金华、台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融资在金融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企业融资渠道较多，是造成贷存比同各经济发展指标都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重要原因。杭州湾地区的其他四地市(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贷存比与经济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的重要原因是该地区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区外贷款的存在。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该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量迅速增长，2005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的63．01％。相对而言，浙西南地区引进外资的数量不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杭州湾地区引进外资主要以FDI为主，外资的进入不仅加速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提高了该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嘉兴等地市在引进大量FDI的同时，还从上海、杭州等地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区外贷款资金，使该地区资金来源多元化。

温州与其他地市存在明显的不同，即贷存比与金融发展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表2和表1显示了同一

结果。这一结果与温州民间金融现象有关。民间融资曾在温州金融市场中占有主要份额，1991年左右温州民间融资快速发展，约占银行贷款的80％。但近年来，温州民间融资占整个金融市场的份额开始下降，至2004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400多亿元，当年温州银行贷款为1534亿元，二者的比例约为20：80。5随着金融秩序整顿，银行等正规金融体制的改革，温州正规金融在金融市场中份额的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

四、结论及启示

实证分析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浙江11地市FIR、人均存贷款余额与经济发展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浙江经济与金融呈现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局面，经济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扩张，金融发展不仅促进了GDP的增长，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浙江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市贷存比与经济发展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FDI和区外贷款是重要的原因。这些地区通过引进FDI、区外贷款等途径获得可观的资金。特别是近年来FDI的迅速增长，不仅促进该地区人均投资和经济的增长，还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温州贷存比与经济发展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民间金融曾在温州金融市场中占主要地位，但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日益规范化，正规金融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温州引进外资数量相对较少，没有较好地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产业升级。

以上结论进一步显示，浙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不仅具有区域性特征，阶段性特征也比较明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适度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限制，进一步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私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及股权市场、债权市场等，优化金融结构，提高浙江金融机构效率。增强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适应浙江经济发展对多层次、多品种金融产品的需求。

2、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成为民营企业持续扩张的增长源泉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浙江西南部地区应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使FDI在产业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杭州湾地区应注重吸引优质外资，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对全省其他地区产生更大的产业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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