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哲学篇(1)

其实这种思考的习惯从松峰时期已经具备了。为了做好工作，每当我有所感悟时，就把自己的想法记笔记本上。当我开始经营京瓷公司的时候，我常常把记录了我工作要诀的笔记本拿出来，再添加上经营中新的体悟，将这些要点重新加以整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哲学。

企业为了员工的幸福，需要确立一个远大的目标，需要不断发展成长，这就要求有正确的哲学，正确的思维方式，作为共同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来统一全体员工的方向，特别是领导众多员工的公司干部，必须充分理解公司的思维方式，从内心与公司的哲学产生共鸣。

企业是一个集体，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大家在工作中，必须配合协调。不管个人的好恶，全体人员都需要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需要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是做好工作，实现企业目标的前提。

企业的经营哲学不可或缺

那么，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呢？我认为有以下三个理由，可以说明在企业经营时，经营哲学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个理由，所谓哲学首先应该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或者说是必须遵守的事项。经营公司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或事项。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企业里明确确立起来。但事实上，公司的这种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并不明确的企业比比皆是。就是这个原因，无论古今东西，各式各样的企业丑闻不断发生。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甚至因为这类丑闻而遭到无情的淘汰。

在多数企业里，没有经营者向员工们提出“何为正确”这个问题。而我思考的所谓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也是孩童时代父母、老师所教导的做人的最朴实原则，要正直，不能骗人、撒谎等等。这么起码的东西，还需要在企业里讲吗？或许有人感到惊奇，但是正因为不遵守上述理所当然的做人的原则，缺乏这种朴实的哲学，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丑闻，最后导致企业崩溃。

所幸的是，因为我缺乏经营的经验，企业经营的规范规则仅仅从“何为正确”这句话衍生出来，并用它来说服员工。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京瓷从创建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经营之道从未偏离正确的方向。之后京瓷进军海外，这样的判断标准更成为了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哲学。

第二个理由，这种哲学还要表明企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京瓷公司刚诞生的时候，我反复强调，要把京瓷这个公司办成西京原町第一的企业，成为西京原町第一企业之后，就要成为中京区的第一。接着就是要成为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之后，就是要成为日本第一。成为日本第一之后，当然就要成为全球第一的企业。这在当时宛如一个梦想，但这既是给员工的一个梦想，也是为了鼓励作为经营者的我自己。

为了成为世界第一的公司，员工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从思维方式到工作方法都要加以指明。也就是说，必须在企业内确立指明方向的哲学。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峰，这用来比喻企业经营非常贴切。如果想要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需要具备高度的攀登技术和丰富经验的人才，需要长期露营必备的充足的食品和装备，需要做好周密的准备。

一旦确立了远大的目标，那么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哲学里，就罗列了许多克己的严肃的条目。但是认真想一想，从京瓷还是一家中小零散型企业的时候，我就不断对自己说，要成为世界第一，并付出了努力，到了今天京瓷果然成长成为世界第一的陶瓷企业。这样的结果证明了我的哲学，也就是我所强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正确的。如果说我的哲学与我们想要攀登的世界第一的高山不相适应，京瓷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公司。

第三个理由，由于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一种优秀的品格，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企业也有企业的品格。自古以来，治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欧美常见的方法，也就是用强大的权力来压制人、统治人。这种方法在东方被称之为霸权主义或者被称为霸道。另一种方法就是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主所提倡的德治方法，也就是用仁义来统治的方法，这种德治的方法被称为王道。以权力来压制人，还是以德治人，这种霸道和王道的统治方法，自古以来就争执不休。

以德治人最关键

我意识到，员工如果既不受到信任，又不受到尊敬，同时缺乏对企业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对企业也就无忠诚可言，要做到不管领导人是否在场，都能一如既往拼命工作，当然也就不可能了。

那么怎样做才能做到让对方信任和尊敬呢？要想赢得尊敬，必须具备特别优秀的人格，就是具备做人的德性。这个“德”字超越国界，不能以德治人，企业就无法成功。要求跨国经营的21世纪，这一点决定了成败。能够赋予企业优秀品格，赋予员工优秀人格的高层次的哲学非常必要。这是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的第三个理由。

无论你读过听过多么好的道理，如果不亲身实践，就毫无意义。哲学也是一样，认真实践的人是不多的。尽管人有只说不做的习性，为什么还要反复强调必须在企业里提倡这种哲学，必须与员工共同拥有这种哲学呢？这是因为将哲学融入自己的血肉，付诸实践，虽然极为困难，但力求接近这种理想，并为此而拼命努力的人，与漫不经心生活的人，人生结果会迥然不同。也就是说，对于哲学不是领会或者不能领会的问题，而是随时反思反省，不断努力去领悟、去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

高尚哲学让员工学习理解时，要采取谦虚的态度。讲些豪言壮语，好像自己全都理解了，全都实践了，这种态度不过是留下了笑柄。能够全部实行哲学的人，并不多见。但努力让哲学变成自己的东西，这种姿态很重要。希望企业经营者们理解这一点，与员工们共同钻研哲学，共同实践哲学。

沿着这个思路，最后我想谈一谈有关经营者、有关领导人资质的话题。好的领袖可以使集团发展壮大，坏的领袖把集团带向深渊。中国明代思想家提出，“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就是说具有厚重性格，并经常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是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才智，也就是说聪明能干、巧言辞令，不过是第三等资质。当今世界具备第三等才智的人被选拔为企业领导，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但是人的人格既不是与生俱来的，又不是永远不变的。人格会随时间变迁而变化，先天的人格或许因人而异，选拔领导不能以这一时点上他的人格作为判断。最重要的是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格，努力维持自己高尚的人格，这是避免领导人堕落变质、企业由盛转衰的根本方法。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在企业里经营者被授予极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应该是为了保护员工，为员工创造幸福。而不可以用来压制员工，不可以用来满足经营者个人的欲望。在自己的企业内确定正确的哲学，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经营者要率先带头实践这种哲学，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格。如果这样做，企业就一定能发展，而且能够长期持续繁荣昌盛。

公司经营哲学篇(2)

[关键词]管理哲学 特征分析 阶段性构建

一、企业管理的高度——构建合适的企业管理哲学

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管理哲学，因为哲学基本上就像一只罗盘，能指引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向，帮助企业迎接挑战，可以获得职工、消费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追求成功。“爱的循环”的提倡者吉田忠雄是YKK拉链公司的总裁，YKK拉链公司制造的拉链占世界总产量的35％，他将利润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的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企业管理哲学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不仅在国内可以适用，而且在国外也能大行其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跨国经营时代所应强调建设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建设的必要性

1.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迅猛发展的需求 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其中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关问题时，笔者以为，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更应该强调构筑自己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以免被别的国家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西方企业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成功启示 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登陆，中国企业面临着全球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哲学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巨型企业，它们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世界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使中国处于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的跨国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挑战是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多国公司面前是亦步亦趋还是自我崛起，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发展高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好，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西方公司不仅愿意采取国际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入乡随俗创立相应的管理模式。比如：把人员流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扩大招聘范围，不只局限于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生，着眼于立足本地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减少外国经理的数量，多给中国员工晋升的机会，避免中外冲突；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等。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怎样在本土各地经营以及走出国门开展异地经营都是很好的借鉴。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本土化成功，直接打压着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仍一味模仿西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去做挖掘深层的本土和异域的生存土壤的努力，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中国公司的生存、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比入世前更为艰难。

3.体现赋予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首先应该是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建立起符合全体国人的企业哲学。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讲求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讲求道德诚信，崇尚美德，而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变形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也很难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盲目照搬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构筑企业哲学和文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地位和方向，其成效显得非常有限。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缺失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在国内立足的，更谈不上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哲学的阶段性构建分析

在讨论怎样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价值追求，给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意义，否则，我们在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发挥不了管理哲学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所以出现了索尼的开拓、独创精神和松下的饥饿精神，也出现了华为的压强精神。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就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含义。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爱的循环精神就为企业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强大哲学支持。

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期，对企业的管理哲学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此时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仅只是关注国内的可接受问题而且也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外认同问题。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体现本土化全球化的实质性的企业管理哲学可以说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能被尽可能多的民族认可的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众多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营哲学呢？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际大舞台呢？笔者以为结合中国正处于向外发展初期，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应该体现出一种饥饿精神、自主独立的精神和敢于搏强的

精神。这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考虑一个企业经营哲学的构建：产品研究与创新性上，追求自主，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专利，而且更要主张自我开发与创新；生产上，要自创品牌，延长自己的生产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能过于满足贴牌生产；营销上，可以借助国外的营销渠道和手段，但不能完全依附，否则，企业的独立性永远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仍无法展示自己的身影。总之，反映这种经营态势的企业管理哲学，应该是一种力求自主、拼搏图强的哲学观，而不是一种盲目屈从国外大公司的经营范式。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经营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转变自己的经营指导思路，不惧怕诸强，拼搏挤压，构筑起能反映目前自身经营特点的企业哲学理念，指导本企业打造为世界真正强大的成功大企业。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公司经营哲学篇(3)

“以心为本”的经营

“以心为本”是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他说：“我到现在所搞的经营是‘以心为本’的经营。换句话说，我的经营就是围绕着怎样在企业内建立一种牢固的、相互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一个中心点进行的。”

京瓷公司是从一个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信誉和业绩的街道小工厂起步的。当时，它所拥有的只是仅有的一点点技术和相互信赖的二十八名员工。白手起家的稻盛和夫认识到，虽然没有比人心更易变、更不可靠的东西，但是一旦建立起牢固的信赖关系，那么也没有比人心更加可靠的东西。因此，他决定 “以心为本”来经营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经营者不负众望，努力工作；员工们相互信任，不图私利。之后，在创业中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依靠着这些坚实而又紧密相连的心性基础，依靠着这一简单执著的经营理念，最终渡过了难关，成就了今天的京瓷。

在日常工作中，稻盛和夫也始终贯彻着“以心为本”的哲学理念。在一年一度的新职工欢迎大会上，稻盛和夫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循循教导新职工们要变成相互信任的同事，要能与他人同甘共苦，要通过努力工作去充实自己的人生。稻盛和夫还利用“聚餐会”等机会，把这个哲学理念思想渗透进每一个人，让大家形成互相信任的坚固关系，树立团结协作、荣辱与共的信念。

稻盛和夫还是位十分慷慨的领导者，并不吝惜金钱，而是用金钱来激励员工，他把自己一部分个人股票赠给公司每位员工，以此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集体认同感。稻盛和夫始终以身作则，没有将“以心为本”的经营思想变成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身体力行，用“肌肤传感式”方法赢得员工的信赖和支持。

阿米巴经营

创业初期，稻盛和夫每天埋头苦干，从新产品开发到生产、销售，各个环节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稻盛和夫一向重视公司经营、生产与销售各个环节的现场，曾说过“现场有神灵，答案永远在现场”。当企业发展到了200多人左右时，他开始感觉到力不从心，身体也快吃不消了。一次在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他被孙悟空拔一根汗毛可以变出千百个小猴子的情节深深吸引，不禁遐想，如果在公司管理过程中能够同时出现千千万万个自己，那么公司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这就是“阿米巴经营”的起源。

“阿米巴经营”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像自由自在地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以各个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让其自行制订计划，持续自主成长，独立核算，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主动参与经营，进而实现“全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四射的集体，依靠全体智慧和努力完成企业经营目标，实现企业的飞速发展。

“中小企业就像一个脓包，一旦企业变大了，就容易破裂。”松下幸之助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当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自己往往感到忙于应对，力不从心，他将松下公司划分成许多个独立核算的事业部，每个被任命的事业部长都是松下的经营替身。稻盛和夫创办阿米巴经营的思想也是如此。由此，他们渐渐走出了一个人管企业的思维模式，转而进行分权管理，通过系统经营体制的构建来达成权利、责任、利益三者的同时下放，让每个人都做老板，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又减轻自己的负担，还能给予员工更多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加速培养人才。这就是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

敬天爱人，自利利他

在商海中历经浮沉的稻盛和夫，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刻，也没有忘记心灵的追求。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哲学与宗教，始终都在追问一个终极问题：作为人，何谓正确？“稻盛哲学”的根本就是――“敬天爱人，自利利他”，这不仅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经营哲学的根本。

“敬天爱人”也是京都陶瓷公司的经营座右铭，来自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是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所谓“敬天”，即遵从事物自然的发展规律，不逆天而行；而“爱人”，便是由人的本性出发，自然为人。而“自利利他”，即“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就是人须利己，但只有同时具备利他之心，才能真正幸福。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要造福他人。

正因为如此，稻盛和夫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热情，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同时，掌握比常人更优秀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优秀的哲学、卓越的思想、高尚的人生观、正确的判断标准。为此，稻盛和夫努力学习孔子、孟子、阳明哲学等中国古代典籍，同时钻研佛陀教诲的宗教精华，努力把这些圣贤们的哲学根植于自己心中。

作为人，何为正确？

在稻盛和夫的哲学中，有“作为人，何为正确？正确的事物要正确地贯彻”这个条目。企业经营中，往往会有不体面的事件或者丑闻发生。人员多了，其中难免会有思想错误的人和因一时冲动而使坏的人。为了不让这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企业需要有规范，这就是哲学。在企业内确立这样的规范，成为人们的共识，就能防患于未然。

几年前在中国，乳制品巨头三鹿集团因发生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导致资不抵债而破产。发生这样的事例，起因都是企业忽视了经营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则。企业舞弊丑闻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企业没有明确确立自己的“哲学”，或者说这种“哲学”没有在企业里面渗透。

在多数企业里，没有经营者会向员工们提出“作为人，何为正确？”而稻盛和夫思考的所谓“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也是孩童时代父母老师所教导的做人的最朴实的原则，例如“要正直，不要骗人，不能撒谎”等。“这么起码的东西还需要在企业里讲吗？”或许有人感到惊奇。但是正因为不遵守上述理所当然的做人的原则，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丑闻。换句话说，是没有将依据哲学的规范、规则和必须遵守的事项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指针、当作经营判断的基准。稻盛和夫认为，正因为缺乏这种朴实哲学的人成了大企业的领导者，才招致今天世界上许多大企业丑闻频发。

孙子明

公司经营哲学篇(4)

华为，一家成立不足30年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

如今却成就了世界财富500强中最耀眼的传奇。

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世界500强，华为背后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

用任正非的话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

若干年后，华为是否雄风仍在，尚不可知。

但至少，当前能够给处于“寒风”中的企业一些借鉴。

本期“财经名刊名著”为您带来周留征的《华为哲学》

文章节选

任正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你很难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曾经患过抑郁症的孤独者，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企业总裁。他经常对华为高管疾声训斥，也苦口婆心告诫员工“不要做一个完人，因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质朴实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从来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华为不是成功企业，外界只是在雾里看花，对华为做了过度解读。他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立足实践的思想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深受思想影响的华为发展初期。这个时期的华为还处于艰难生存与力求发展的阶段，任正非创造性地把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华为的经营管理中，以至于《IT经理世界》杂志曾经刊文称任正非是“泛主义者”。华为成长初期面临的生存环境无比严峻，为了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任正非运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哲学思想，先从国外通信巨头当时无暇顾及的三线城市入手，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他的企业哲学思想隐含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比如《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适履”的时期。这个阶段华为已经解决了初期的生存困境，进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任正非不断走出国门，考察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不仅写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北国之春》、《冰岛随笔》、《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断与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全力合作进行管理变革，与Hay和CRG公司合作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IBM公司合作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与ISC（集成供应链）管理体系，与PwC合作引进了财务管理体系，与Fh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引进了生产工艺管理体系。为了破除学习与变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适履”来比喻华为进行的管理变革，强力推进，不计代价，确保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华为落地。

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并形成华为独特的企业哲学时期。2005年华为经过八年屡败屡战的国际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收入，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企业。2003年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在理性与平实中存活》，认为企业的生命不是企业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以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制度。“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发展的微观模式就是一部有效和谐的方法论，完成企业管理诸元素从端到端、高质、快捷、有效的管理。这些思想与2000年任正非以“无为而治”为题要求华为高层管理者写命题作文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当初的思想混沌状态，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讲话，则标志着任正非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的命运的联系，明确提出了哲学改变思想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企业哲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1. 浓郁的军事风格

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兵有过近十年的军旅生涯，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曾经获得过众多奖励和荣誉。军队的经历使任正非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军事风格，而这种军事风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生存环境。华为经营战略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压强原则”，组织机构中的“片联”、“地区部”、“重装旅”，企业文化中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等都是军事风格的体现。在任正非的讲话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统帅”、“将军”、“正规军”、“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军事词汇。

军事词汇的使用还只是表象。从华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正非的确是把经营管理企业作为统军打仗来对待的。他把战争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华为，且在谋略、布局、团队、士气各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活学活用的军事思想，而且也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和乔良的《超限战》理论。他把自己多年养成的军队作风融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华为成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目标统一、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高效企业组织。

2. 强烈的危机意识

从1987年创立时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业的领头羊，27年的华为发展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但是伴随着华为成长的不仅是欢呼与喜悦，更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这个死亡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内心深处。

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与他们还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执。在《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这样表达他对危机的认识：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沉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在任正非那里，华为发展越快，规模越大，他的危机意识反而更强烈。他也曾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创立之初就豪言华为会“三分天下”;他也发出过“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的怒吼。但是华为27年来，他说得最多的却是“冬天”、“萎缩”、“失败”、“破产”、“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疾呼“死亡”与“破产”的华为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登顶世界通信制造业;天天高喊“百年基业”与“世界一流”的众多企业却早已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了。

3. 深刻的融会贯通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出差期间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他技术出身，知识面广，胸怀远大，眼界开阔，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智慧，比如“无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滩，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思想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人物“蓝血十杰”;不仅可以看到“凤凰”、“乌龟”、“狼狈”，还可以看到“黑寡妇”、“猫头鹰”甚至是“眼镜蛇”;至于“青纱帐”、“土八路”、“炮楼”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华为曾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为华为总监以上干部做哲学培训，讲授“西方现代哲学论和谐相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方式”、“无用之用――老庄的智慧”、“说无谈玄”、“回到轴心时代”、“战争指导规律与大战略”等课程。任正非本人也亲自听课并与老师们热烈互动。授课以后华为更是把培训录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内下发学习，并向华为的客户赠送。在授课中，年逾古稀的庞朴教授曾问任正非，为什么邀请他们讲授和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少关系的哲学课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给华为干部的头脑松松土，浇浇水。换句话说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华为未来要建立三个研究所，第一个就是美学研究所。其实美学也源自于哲学，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的主导者，比如柏拉图、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华为市场工作会议之后进行的文史哲讲座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与会干部带去了《中国的智慧》讲座，充分体现了任正非在企业哲学思想方面的境界与干部培养方面的良苦用心。

4. 超越的义利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义利观。义指的是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应当“重仁义轻私利”。墨家强调“交相利”。法家则与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义之本也”，韩非认为要有“计算之心”。总体而言，在义利之辩中，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三种说法。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是以逐利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业老板都把利作为经营企业的第一要义。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义利观”上实现了超越。他强调企业是功利性组织，企业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会死亡。企业同时也是社会性组织，必须守法经营、合法纳税、创造就业。他要求华为员工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华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轻，愿意和员工分享公司发展创造的财富。无论是从华为的股权结构还是华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观念的任正非认为企业赚了钱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会愿意跟着他干。在法律制度还不规范的时候，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开创了中国企业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华为个人持股已经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数员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怀和魄力，华为才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华为今日的辉煌。这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大智慧使华为一直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27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就了华为，也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企业哲学思想。当任正非说“哲学改变中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华为，而是开始思考华为的未来和中国企业的未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学习和批判华为的企业哲学中获得启迪与智慧。

《财经界》：现在的书市中，关于华为的书很多，关于哲学的专业书籍也很多，您为什么会选择《华为哲学》这样一个主题呢？

周留征：市场上大概有100本以上关于华为的书，良莠不齐，一方面是华为神秘，另一方面也是华为在一些地方做的比较好。

其实一开始这本书书名不是叫做《华为哲学》。刚开始我起名叫做《哲学企业论》，你可以想到，听起来比较专业。后来与出版社、朋友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上不缺乏很专业的哲学书籍，而现有的关于企业哲学的书却不很专业，关于华为的企业哲学的书也不专业。

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是结合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接触过很多的民营企业，发展企业家精神需要有一些进步，希望这本书能起到一些作用。这不是一般纯学术的书，也不是一般爆料的书。

《财经界》：在您看来，企业为什么需要哲学？

周留征：据说哲学家泰勒斯有一次边走边思考为题，却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就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没用的事情。”对此，泰勒斯并没有立即反驳。他夜观天象，断定来年的橄榄将大获丰收，但是当地的榨油坊却并不多。于是泰勒斯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然，橄榄丰收了，但是储藏不便，需要尽快加工。于是泰勒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事后泰勒斯说了一句名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亚里士多德评价这件事时说：“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犀利：“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由此看来，商业需要哲学。

从谢尔登的管理哲学到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他们只是关注了企业运营的一个方面。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从理论的层面看，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包含了生存、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包含了经营活动与管理活动。

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形而上”问题，属于思想理论范畴，对于企业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企业生存是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的基本要求，能够持续向顾客提品和服务并获得满足企业正常活动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在企业竞争已经白热化的当代社会，企业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企业诞生，也有很多经营难以为继的企业消失。企业发展是企业在经营规模上的变化，既包括数量上的扩大，也包括质量上的提升。

对于企业而言，生存比发展更为重要。一方面，解决了生存问题，发展才有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生存环境竞争加剧，没有良性的发展，也很难在竞争中生存。如果企业不能妥善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就一定会走向消亡，这是由企业的生态链决定的。

《财经界》：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企业哲学？

周留征：我认为企业哲学是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的本质属性、活动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理论和实践复合研究的交叉性学科。企业哲学由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经营哲学、管理哲学和文化哲学构成。其中，生存哲学和发展哲学属于企业哲学的“形而上”部分，属于理论范畴;经营哲学和管理哲学属于企业哲学的“形而下”部分，属于实践范畴;文化哲学则是企业哲学的核心，是企业哲学的灵魂。

企业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二是有一定的层次关系。我们在企业运营中主要接触到的是企业哲学的实践层面，也是企业哲学有形的部分。文化哲学居于企业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哲学的原点。文化哲学是无形的，介于虚与实之间。

企业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无主次之分，但是对企业的影响却是有区别的。生存哲学比发展哲学更重要，经营哲学比管理哲学更重要。从整体来看，生存哲学和发展哲学虽然是务虚的思想层面，但是如果缺位，经营哲学和管理哲学就失去根基与支撑。如果企业不能从理论落实到实践的层面，就会失去实际意义，就会沦为虚空。如果企业没有文化哲学奠定根基，则企业就会变成“漏斗”，什么东西都留不住，更无法传承。

《财经界》：华为的企业哲学，能够给企业一些什么启示呢？

周留征：任正非的企业思想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和进步的过程。早期，任正非并不主张员工干部有大的建议，甚至有过把别人的万言书丢到纸篓中的例子。而自从他在“2012实验室”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哲学思想以来，结合自身的人生阅历和企业经历，华为特有的企业哲学开始形成。

用原华为执行副总裁李玉琢的话来说，“也许他自己也认识到，当有一天他终于淡出的时候，华为要想走得更远，必须有更多的像他一样对企业的认识具有哲学高度和深度的人。”

1994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一家拥有豪华经营团队的明星公司，掌门人是梅利韦瑟，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梅利韦瑟聚集了华尔街一批证券交易的精英加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默顿和斯科尔斯（他们因期权定价公式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及美联储前副主席莫里斯;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前主管罗森菲尔德等。这个团队荟萃了职业巨星、公关明星、学术巨人等各路精英，堪称“梦幻组合”。

可惜，这个公司名为“长期”，却很短命，2000年年初就破产倒闭了。很多业界人士曾经认为“Too Big to Fall”（大而不倒）。而事实证明，大也可以倒。

在中国，倒闭的大公司也是不计其数。海尔公司的掌门人张瑞敏曾经这样形容经营企业的心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2014年6月海尔“大裁员”事件依然折射出了海尔面临的经营危机。在信息与网络时代，张瑞敏还能带领海尔走多远？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债券运作高手梅利韦瑟和罗森菲尔德，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天才默顿和斯科尔斯，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公关融资人才莫里斯，还是昙花一现了。这件轰动一时的倒闭事件向企业界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企业应该如何生存？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竞争一直如影相随。如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企业生存的环境是社会环境，依然不可逃脱自然界的规律：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资源是有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只有“强者”和“适者”才能有存活的机会。

《财经界》：当然，作为市场中的一员，华为不可避免也会有走错的时候，如何调整是关键，那个时候，华为是怎么做的？

财经界：华为不是神，也会有很多错误，但关键是，华为在不断调整，任正非也在不断调整。

举个例子来说，2009年，虽然华为整体合同销售额仍然保持了30%的增长，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扩张阻力增大，合同销售增长率由往年的超过50%骤降至15%。

2010年1月14日，在华为2009年市场工作会议上，任正非作了《开放、妥协与灰度》的讲话。提出了“灰度”哲学。

这次讲话里，任正非这么说：“我们今天提出了以正现金流、正利润流、正的人力资源效率增长，以及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将权力通过授权、行权、监管的方式，授给直接作战部队，也是一种变革。这次变革也许与20年来的决策方向是有矛盾的，也将涉及许多人的机会与前途，我想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理解与宽容。”

这段话实际上内涵很丰富。大家都知道任正非个性突出，不仅做事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而且脾气火爆，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不像任正非往日的风格。

那么什么是灰度呢？在任正非的讲话里，灰度主要有五层含义：

第一，灰度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一分为二”极端性斗争思维，而是“合二为一”的系统性和谐思维。任正非曾经说过：“灰度是常态，黑与白是哲学上的假设，所以，我们反对在公司管理上走极端，提倡系统性思维。”

第二，灰度是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产生的。和谐的过程要靠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灰度。灰度是和谐的结果，妥协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

第三，领导者的灰度就是要宽容。“只有宽容才会团结大多数人与你一起认知方向，只有妥协才会使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减少对抗，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你的正确目的。”

第四，管理上的灰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完美主义。“不能一边救今天的火，一边埋阴天的雷。管理改革要继续坚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达到使用目的的原则。”

第五，要灰度更要有活的灵魂。一个企业活的灵魂，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这是任正非变化的一个例子。需要思考，需要布局，更需要改变。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熙国：哲学能够帮助提升企业家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提升企业家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和领导水平。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能够使企业家站在思维的前沿高地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前景做出超前的判断。

公司经营哲学篇(5)

当海外市场大呼“CRM（客户关系管理）已死”时，中国的CRM市场却一枝独秀。据IDC最新报告《2004-2008年亚太区（日本除外）CRM应用市场预测》显示，中国CRM应用的市场收入将有望从2003年的2580万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1.086亿美元，未来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3%。这将是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速度。但随着中国CRM市场趋于成熟，寻找新的增长热点已经迫在眉睫。作为全球领先的CRM企业服务提供商，埃森哲的CRM从2002年就静悄悄地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它一直并不耀眼。近日，埃森哲高调宣布在中国正式推出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线，以全力支持其客户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赢得客户”。

约翰·弗里兰先生是埃森哲客户关系管理全球管理合伙人。

下一轮竞争是差异化的竞争

《新营销》： CRM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是新鲜的名词。作为全球领先的CRM企业服务提供商，埃森哲为什么现在才正式推出CRM服务线？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市场CRM从普及到初步应用的阶段埃森哲落败了？

约翰·弗里兰（以下简称约翰）：埃森哲的客户关系管理两年前就进入中国市场了，我们并没有缺席这一轮的竞争，而且我们已经在金融、电信等行业领先的企业中拥有了众多客户。这次正式推出CRM可以算是我们加强对中国CRM市场的重视程度和投资的里程碑。

我们认为中国公司正在开始逐步理解并重视营销理念的重要性。而CRM这一概念对它们来说还比较新。在中国市场上，ERP一向是管理软件的代名词，而CRM则不是亮点。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会产生不同的需求。接收和完成定单的能力是生产和分销公司的核心，否则，它们就不会有生意。因此，ERP 满足的是这些公司最基本的需求。接收和完成定单的能力具备了，公司将依靠营销、销售和服务去赢得客户。 因此，更加先进的公司已经或将开始解决它们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需求。客户关系管理对每一家有客户的公司都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客户关系管理与商界的每个参与者密切相关。但在如何科学地处理客户关系管理方面，许多企业在思想上存在误区，甚至在对CRM的理解上，大多数企业的理解也并不准确，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具有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表明CRM的推广仍然有较大的难度。

埃森哲对CRM的定义是针对和客户接触的所有过程中的全部活动（包括市场营销、销售以及售后服务）。CRM业务每年带给我们公司35亿美元的收入，大约是公司收入的25％。为了维护这个品牌，埃森哲全力以赴帮助客户成为高绩效的企业。我们的小组本着客户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的原则，特别注重帮助客户在市场营销、销售服务方面取得高绩效。我也很骄傲地发现，在业界有很多著名的分析公司都认为埃森哲在CRM方面是行业领先者。

《新营销》：埃森哲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营销的现状以及在这个状况下你们所拥有的机会？

约翰：我刚刚说到中国企业对于营销的认识和重视正在逐步加强。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当中，中国市场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现在的消费者不再是一个广泛的群体，而是由有不同的需求、经济能力和偏好的个体组成的。我们认为现在很多企业同时面临着机会和风险，它们不仅在建立强大的中国品牌，而且在努力建立一个全球品牌。因此，企业要充分地了解这个新兴的市场并且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服务和产品。具体的讲，我们可以归纳三个成功的要素：第一个成功要素是理解客户的差异性并对现在和将来的客户进行细分。第二个成功要素就是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要做到相关，要针对细分的客户群的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第三个成功要素就是针对这些细分的客户，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要信守提供服务的承诺。

这三个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公司是传统的品牌领先者，并在不断地受到创新公司的威胁，因为这些创新公司能够细分市场，然后将它们很重要的客户群分享过去。中国公司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避免很多西方公司曾经走过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忽视品牌忠诚度，而盲目地给所有的客户提供无差异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如果一家中国公司能够完全理解针对客户细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且始终如一加以执行，这样的公司肯定会成为成功的中国公司，甚至能成为像宝洁一样的跨国公司。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广阔的中国空间。

目前我们正在帮助中国的客户建立其市场营销组织，通过设计其营销组织的功能和流程来加强其能力，这将使得这一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方式来发挥其营销功能。

高绩效公司的核心能力在于赢得客户

《新营销》：埃森哲将如何在中国市场争取和筛选客户？你是否可以描述你们服务的企业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层面与你们的系统契合程度如何？众所周知，金融、通信这些行业在应用CRM方面比较靠前，而它们客户的满意度是否真正提升了呢？

约翰：在中国，我们和众多的行业领先企业合作。其中，金融和通信行业在采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领先于其他领域。这一点和我们在全球的经历是一致的。这些客户努力争取成为最好的并决心为赢得客户而战。同时，它们愿意为了客户而改变自己。

金融业是一个敢于冒险又竞争异常激烈的一个服务型行业。对于一家成功的现代金融企业，CRM至关重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无一例外地采用了CRM。现在CRM在中国金融业中尚未得到充分应用，但中国的金融业对CRM的认知已经成熟。同金融业一样，电信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可麻烦也越来越多。我们相信更好的营销、销售和客户服务都会使企业受益匪浅。目前，通信和金融服务行业在采用CRM 方面领先于其他领域。但是其他行业会很快意识到CRM的价值，无论它们是在B2B （行业对行业）还是在B2C（行业对个人用户）领域。

应用CRM并不绝对带来客户满意度的提升。在美国，有90％的银行都会声称自己或多或少应用了CRM，但是这些银行仍然在提供雷同的产品，因此CRM是否成功，并不能从银行内部来说，而是要根据客户的意见来决定，如果客户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独特的服务还有产品，那么这才是成功的。所以对金融服务业和电信业、消费品公司来说这是很难以跨越的障碍。细分市场而不是把市场看作是统一的大规模的市场，可以真正地做到创新，而且使产品差异化。因此，我们强调以一种务实、注重成效的方式，将运营和分析能力与用户对客户关系和品牌的期望完美结合。我们对全球高绩效营销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其共同特点就在于：这些公司都知道，它们的业务主战场在赢得客户之战中。

《新营销》：对于赢得客户的重要性所有的企业都明白，那么为什么高绩效企业能够真正做到呢？埃森哲曾表示自己的优势在于能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也就是让客户成为高绩效企业。这方面请用实际例子来加以说明。

约翰：进一步说，高绩效公司和普通公司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这些公司都是以客户为核心，它们知道客户的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去细分客户，然后找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客户群。其次，这些公司把重点放在开发对客户极具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上，这些产品和服务对客户来说很独特，有差异性，而且是创新的，不仅在技术和功能上与众不同，而且在情感上也对客户很有吸引力。再次，这些公司都知道执行的重要性。高绩效的营销公司非常清楚，品牌并不等于一个名称和一个标识，而是客户的全面体验。要想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能够在执行这个环节上做到前后一致。那些采用高绩效营销方式的公司，并不会以传统的方式看待营销。如今，传统的营销方式使得很多欧美公司在营销方面的收益越来越差。但是，有一些新兴公司采用不同的市场营销方法，致力于建立一些核心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下一代营销。

关于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三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几个月前对三星进行了题为《三星每年花费10亿美元做市场营销》的研究。后来，这篇报告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三星在做市场营销的时候，把市场营销的投入用非常系统科学的方法分配到品牌和地域媒体等方面。这种分配最后使三星取得了全面的高绩效，以及显著提高了营销收益。

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在于挑战更艰巨

《新营销》：中国企业对CRM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追捧，然而是畏惧。这种畏惧主要来自执行层面，能够流传的成功实施CRM的案例太少了，以致于中国企业对CRM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许多企业声称自己在“部分”地执行CRM，更有许多小型的本土CRM公司迎合中小企业的需求推出了自己的系统。你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这种特殊性？

约翰：如果公司把客户关系管理仅仅看成一种软件， 它们往往会失败。客户关系管理贯穿整个组织，并需要上层支持和来自业务各方面的合作。它不仅涉及信息系统，还涉及过程，涉及企业文化和公司员工，最终确保员工可以前后一致地提供最佳客户经历。 如果CRM仅仅是一种软件，它当然可以被拆散来使用，但实际上不是。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客户争夺战中，深层的战略和出色的执行是获胜的关键。一些机构经常由于过度狭隘地围绕技术来定义CRM方法，却忽视了最终目标，结果只能是前功尽弃。而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增加新客户和保留现有客户的整体端到端的能力。

公司经营哲学篇(6)

摘 要 阿米巴经营的管理创新在于其构建了独特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本文认为阿米巴经营有三项管理创新：一是使制造部门也成为利润中心的产品定价机制；二是使现场成为核算管理主角的单位时间核算制；三是支撑阿米巴模式的经营哲学。中国企业对阿米巴管理的借鉴，首先应学习其特点鲜明的经营管理手法，例如组建独特的经营单元、实施精细化核算管理，但最重要的，是将经济效益和伦理道德结合，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以经营哲学缔造企业的优秀品格。

“阿米巴”的最初含义为变形虫，它是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可以任意改变形体，只要环境适宜，就可以无限复制。阿米巴分裂的细胞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实体存在。“阿米巴经营”是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创新出的管理手法，1959年，稻盛和夫创立京都陶瓷株式会社，凭借自身努力将之发展成为世界500强的电子制造商。截至2013年3月，京瓷公司总营业额达到了1.28万亿日元，集团公司数229家，集团员工数71645名，资本收益率位于世界前列。下面我们结合稻盛和夫创造阿米巴经营的经历，分析阿米巴经营的管理创新。

一、神奇的阿米巴经营

在公司创业之初，由于其独特的产品与技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仅5年左右的时间，公司员工就从最初成立时的28人增加到了300人。稻盛和夫同时管理着研发、生产及销售，倍感精力不足，公司经营上越来越混乱。于是，他萌发将起初的经营单元进行复制的想法，将上百人的大集体划分成一个个小集体，形成工厂、车间中的最小基层组织，也是最小的工作单位。每个阿米巴都集生产、会计、经营于一体，可以独立核算，对市场的变化能够做出迅捷反应。

考核阿米巴时，以“销售额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为基本原则的单位时间核算制度是重要的指标。单位时间核算制以“附加价值”作为衡量事业活动成果的尺度。“附加价值”计算公式为：单位时间附加值=（销售额-经费开支）/总劳动时间。公式中“经费开支”是指除去劳务费之外的所有扣除金额，包括原材料费、设备折旧费等，总劳动时间是指正常工作时间与加班时间的总和。“单位时间核算表”可以帮助基层人员了解现场经营状况，使得企业经营通俗易懂。

二、阿米巴经营的核心机制

（一）“客户决定价格”促使制造部门也成为利润中心

京瓷公司是以新型陶瓷替代材料为产品，在创立之初就把“客户决定价格”作为经营前提。首先，把定单价格直接传达给制造部门，为了获取利润而降低成本。制造部门根据市场价格扩大生产总额，最大程度地控制经费开支，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销售部门作为制造部门和客户之间的中介，从制造部门获取占生产总额一定比率的销售佣金（如10%），用以填补市场营销所需的销售费用，同时，销售部门创造的利润为销售佣金减去销售费用的部分。

（二）“单位时间附加值”使现场成为核算管理的主角

京瓷公司通过单位时间核算制度，按月统计各阿米巴小组每单位时间内的附加价值，当月的经营状况、每个组员及小组所创造的利润、及其占公司总利润的百分比等等，使各个部门、各小组，甚至某个人的经营业绩变得清晰透明，这样做消除了由于信息封闭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独立核算非常细致，例如将水电费分为“水费”和“电费”，使经营者全面掌握部门内的每一项收入和支出，从而能够贯彻肌肉型经营的原则，杜绝任何无谓的开支。

（三）经营哲学是支撑阿米巴管理的重要前提

支撑阿米巴经营哲学的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企业经营者的大公无私和人格魅力，由于经营目标不同，阿米巴之间难免会产生冲突，比如决定阿米巴产品的售价，协调阿米巴之间的利益等。这时，需要能够做出公平、公正判断的权威机制来协调阿米巴之间的关系。稻盛和夫认为，阿米巴经营的首要前提为领导者的公平、公正、无私，努力地形成“利他”的氛围，协调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常发挥经营的职能。

另一个是“哲学共有”。京瓷哲学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为经营的判断基准，包括 “以心为本的经营”、“伙伴式经营”、“玻璃般透明的经营”以及“动机至善、私心了无”等内容。京瓷公司非常重视公平、公正、正义、勇气、诚实、忍耐、努力、博爱等质朴的价值观，因此，能够保持并培育崇高的伦理观念和公司风气。

三、企业管理的创新

（一）组建经营单元可以培养领导并提高全体员工的经营意识

阿米巴经营是以每个经营单元的领导为核心，该领导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凭借自己的意志设定目标、组织开展经营。每一位员工都要充分掌握自己所属的阿米巴组织目标，在各自岗位上为达到目标而不懈努力，从而凝聚全体员工的力量。经营单元的建立可以提高员工的成本意识和经营头脑，又提高员工的职业伦理和个人素质。

（二）精细化的核算管理使中后台部门也作为利润的源泉

企业管理一般是首先确定成本，然后才确定产品价格，中后台部门是成本中心，市场部门是利润中心。阿米巴经营以精确的现场核算为管理手法，将市场上的信息直接传达给中后台，由中后台部门根据定单的价格研发制造产品、扩大生产总额，最大程度地控制经费开支，因此，中后台部门也成为利润的源泉。

（三）经济效益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形成崇高的社会价值体系

西方管理实践重视企业和员工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将薪酬与业绩挂钩，从短期来看，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或许是有效的经营手段。但是，员工业绩提升拿到高额报酬，无意之中会习以为常，若报酬有所降低就会引起不满；另一方面，绩效考核的做法无形中会引起员工的消极对待。企业应提倡尊崇劳动、勤俭努力、公平公正、无私奉献等质朴的道德观念，塑造企业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弥补讲求经济效益带来的消极影响，激发全体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奉献精神。

曾有学者说，日本这个民族的特点和最大专长，在于无限的浓缩。[3]京瓷集团将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小集体无限的浓缩于企业组织，以敬天爱人、公平公正的经营哲学为前提，通过现场核算的手法创造经济价值，取得了公司运行的成功。阿米巴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创新，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0.

公司经营哲学篇(7)

一、日本的管理哲学模式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管理哲学模式。日本管理哲学就是如此。日本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贫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须与别人合作，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与大自然抗争，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忠于团体、维护团体名誉、重视团体和谐的团队精神。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日本人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正是这种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管理哲学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家族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职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象“家长”一样爱护职工，职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体戚与共。

2．“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企业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之类的东西)，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日本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职工的情况，亲自参加职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职工参加，职工家属也参加。

3．“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哲学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提出“论语与算盘”并行不悖的“儒教资本主义”。他主张应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去获取利润。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被许多企业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中。

正是因为日本管理哲学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种以造就员工“忠诚”“顺从”意识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使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灵之中，因此，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学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盘接受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明治维新，日本又引进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东西方两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人称之为“懦教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它善于吸取东方文化遗产，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文明成果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善于高度融合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1．日本管理哲学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学是建立在凝聚着无数思想家认识成果及道德观念的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学之“源”。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处在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之下。当时倡导“和魂汉才”，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佛教、道教、懦教几乎同时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积极倡导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国政体的设想，颁布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这种“和”的意识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体现在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和协、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上。而这种“和”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学说。中国儒学重“和”，这种“和”反映在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强调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式儒学既吸取了“和谐”的精华，又强调开拓进取，强调团结和谐的共同进取。中国懦学强调“仁”，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学则强调“忠”，以“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忠”在日本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滤掉了“仁、义、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视为百姓绝对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日本式儒学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学之核心“忠”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在企业中，一个人一旦被公司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关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作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这种独特的文化动因，使其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踏上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幕藩统治时期，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强行要求通商，从此西方文化渐渐传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魂汉才”文化类型转向引进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类型，倡导“脱亚入欧”，吸取欧洲文明精华。

这一时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现在从各种制度上尽取西方之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首先派专人去收集西方各国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区别优劣，确定具体领域的引进对象。如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日本引进西欧的股份公司制度，并进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进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国；电报通信和铁路技术学习英国；大学以美国为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样板；日本帝国海军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则受拿破仑帝国陆军影响较大。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博采各国之长。虽然以引进英国的先进管理制度为主，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如德国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思想和富国强既念，法国的立法制度，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认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尽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加快自身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战败的事实，大力引进美国的科技成果，使之摆脱战争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复苏和腾飞。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进了美国的企业常务会制度；六十年代引进了美国的事业部制以及经营决策制度。继而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两方面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方法，包括：统计式质量论，人事劳动管理和作业管理，动作研究和工程分析、价值分析、管理图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美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的技术和处理技术。在引进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同时，日本注意将“引进”与日本国情相结合，注意消化能力与“配套”相结合，从而使引进的管理技术、制度和方法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时期，正如日本管理学家高宫晋在《现代经营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日本企业在战后获得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传统和因袭的枷锁，大胆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将它与传统的习惯相结合”。

3．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式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在“软件”的经营管理层面，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运用，因而谈经营管理则有“儒道”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精通《论语》，曾有人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如著名丰田汽车公司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学说指导商务活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具水准，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导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甚巨。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掀起了效仿美国管理的热潮，但在企业的管理软件上，还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学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学与美国管理哲学有很大区别，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国管理科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企业哲学上，美国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硬性三S”，而且重视“软性四S”，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注意提炼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使西方的唯理主义与东方的灵性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领导哲学上，美国人重视个人领导，日本人则强调合作领导。日本的管理者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日本的管理者是“无情的情人”，既注重无情的“硬件”，又注重有情的“软件”，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而美国管理者则强调计划、目标、任务、指令、规章、纪律对人的严酷无情，动辄解雇工人，美国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日本企业则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企业的重大决策，由生产、销售等部门的第一线职工提出建议，然后上级领导进行集中，体现员工共同参与管理的原则。

第三，在组织哲学上。美国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而日本组织中即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会与该组织融为一体；美国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石，要么是“经济人” (古典管理理论以“经济人”为哲学基础)，要么是“社会人”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以“社会人”为哲学基础)、“能动人”(管理中的Y理论是以“能动人”为哲学基础的)、“复杂人”(管理中的Z理论是以“复杂人”为哲学基础的)，就是不讲“组织人”，而日本的管理理论不仅讲人的经济性、社会性、能动性、复杂性，还讲人的组织性；美国人强调自我、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日本人则强调“和”，认为“和为贵”。“和”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管理概念，它是互助、合作、和谐、团体和团队精神，管理者重视这种团体的和谐和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互信赖关系。正象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所说：“互相信任的同仁共同于事业，无疑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总之，日本管理哲学是东西方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产物，它已融入日本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三、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纷纷掀起兼并、重组的热潮，大量经营不佳的企业倒闭破产。日本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与其对企业忠诚、顺从，不如培养自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因此，原来靠员工的一致性和“忠诚”心发展起来的家族式企业逐步走入困境，人员流动频繁，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曾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是：

1．背景。从国际上看，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各国企业纷纷掀起并购、重组的热潮；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许多亚洲公司纷纷取消或推迟订货，严重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大工业集团的经营，致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关闭工厂、大量解雇员工。如飞利浦公司于1998年11月2日宣布将其1／3的工厂关闭。这样，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企业裁员是世纪之交的一大热点。

从日本国内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曾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坏帐的沉重包袱，变得寸步难行。随着作为融资担保的土地贬值，呆坏帐问题严重到用“小打小闹”的对策根本无法解决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破产的悲剧，日本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大量裁减员工，以减轻企业压力，提高竞争力。据1999年3月1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9年3月日本索尼公司宣布将解雇1．7万名员工，这是日本企业第二轮大规模裁员举动。以前，即使经济萧条、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日本企业也不会裁减过剩人员，因为企业相信经济状况会很快好转。那时只是采取“出向制度”，让一部分多余人员暂时“出向”到子公司或同一集团系列内的企业，以减轻工资负担，防止企业业绩进一步恶化。一旦经济恢复景气，“出向”的员工仍可回到原来的公司。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出向”逐渐变成了实质上的失业者。企业内失业者的大量增加，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彻底崩溃。

2．原因。

①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以美国为中心的外资企业打入日本，使欧美企业的经营方式逐渐渗透到日本国内，使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现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在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甚至比美国和英国年轻人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最近日本二家机构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1000名年龄在 13岁到24岁的年轻人进行调查，29％的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仅为7％，英国人为10％。另外，90％的美国人和88％的英国人认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仅有59％。这些数据表明，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老一代日本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显得陈旧和不符合现实，西方价值观正逐渐占据主流支配地位。

②企业经营思维体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企业面临着全面进行改革的任务。许多学者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赶超欧美”型的模仿式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封闭的日本社会必须走向开放。这就要求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还要进行企业经营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而要进行企业改造，就需要有新型的劳动力，即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型的企业人才。因此，提倡能力主义、奖勤罚懒，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法宝。企业纷纷买行按员工的能力发放报酬的工资制度，打破了以前论资排辈型的工资体制。1997年4月武田药品工业公司，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总额中相当于工作成果报酬的“职务工资”比重，实际上导入了按能力取酬的工资制度。松下电器公司为了更多地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特殊人才，从1998年4月起，对新职员实施了“全额工资支付型员工制度”，即新职员只要提出申请就可将退职金加到工资中提前发放。同时，该公司为了体现注重工作成果和个人能力的原则，从1999年4月起，对约11000个课长以上的管理职位实行完全年薪制。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被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随工龄、资历的提高而上升的企业工资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按能力取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二十年后可以稳拿的退休金以及企业所拥有的福利设施的利用方法等也正面临着彻底改革。现在日本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经普遍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对一般管理人员的工资也导入了年薪制。最近甚至在企业的普遍员工间也开始推广年薪制。

③日本式经营逐渐暴露出弊端。号称日本式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这种经营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企业间人才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企业要生存更需要有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才。而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不仅限制了人才合理流动，而且不利于企业员工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这样，如果企业不进行经营方式和管理哲学的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正如松下电器公司人事部经理原田所说：“象松下公司这样一些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性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培养员工的个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与众不同的出色人才加入松下公司”。

④政府的“新就业政策”。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习惯了终身雇用制的人们很难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转职，因此，造成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企业积累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大而全的企业所拥有的大批人才不能转移到今后可望发展的产业，致使整个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为了更快地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政府实行了“新就业政策”。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对学习新技术、希望转职的职工和支持职工转职的企业，提供优厚的失业保障和补贴。

新就业政策包括：为职工掌握新技术等增加机会的“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援助与就业流动化相配合的企业“人才流动化计划”；制定旨在实施“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和“人才流动化计划”的“企业改革援助法”。根据上述计划和政策，不仅维持企业内的就业，对企业支援职工再就业也进行补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重新寻找工作，以利于人尽其才。其颁布实施表明终身雇用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实行彻底的改革，促进人员流动，企业才有出路。

综上所述，日本式经营管理正在走向崩溃，以“忠”为核心的东方儒学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祟尚个性的西方价值观念所代替，东西方管理哲学与理念在日本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如何面对世纪之交这一冲突和挑战，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是致力于日本研究者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只有用和合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实现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融合，从而达到社会全体的和谐、协调即和合，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日本式管理哲学新模式。

四、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1． 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原理的倡导

世纪之交，以中华儒学为基础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日本管理哲学应该如何回应，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思维来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实际上足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日本面临的又一次交锋。

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近代文明冲突可以看出，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应寻找两种文化的衔接点，创造性地扬弃东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实行两种文化的“融入”，这是解决日本近代文化冲突的道路。涩泽荣一改造儒家思想，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思想，就成功地推动了日本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说明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应采取冲突融合之路。

日本又一次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挑战，这种互相异质的文化发生碰撞，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不仅仅在日本，整个人类社会在21世纪都将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应是和合原理，即走冲突融合之路。而和合原理以及和合人文精神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2．21世纪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它是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它能极大地提高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度。其实质是现代化和一体化，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更广阔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扩张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