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新兴市场；实际经济周期；趋势冲击；利率冲击

经济周期一词来源于宏观经济理论中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研究，是指对宏观经济中各变量的波动特征，包括变量的波动性、持续性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它所开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方法被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研究框架一直沿用至今。经过20年的研究发展，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RBC研究已经构筑了较为完备的DSGE理论模型体系。同时其它国家（主要指的是非发达国家）的RBC研究也主要是借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Benchmark Market）的RBC模型来对本国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并不能体现出这些国家经济的差异特征。近年来随着金砖五国的兴起，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于新兴市场的研究，以新兴市场为基准市场的RBC研究体系正在构建之中。

一、 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

发达市场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在经过大量的总结和补充工作以后，基本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特征的研究工作则开展较晚，在经过Aguiar和 Gopinath（2008）、Neumeyer和Perri（2005）和Fernández和 Zamora（2011）等大量的研究和总结之后，目前也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特征共识。

1. 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二阶矩特征。在对主要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消费、贸易平衡以及利率等）的二阶矩阵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一些区别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的理论体系的一些显著特征。Aguiar和Gopinath（2008）分别选取了13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3个典型小国开放特征的发达国家，对它们1980年～2003年间的经济波动数据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比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数据的二阶矩，发现新兴市场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以下差异性的特征：（1）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波动幅度，新兴市场GDP的波动幅度大约为同时期发达经济市场的2倍；（2）在新兴市场，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的波动（Aguiar的研究结果中，消费的波动是GDP的1.45倍），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消费的波动都是略小于GDP的波动的；（3）在贸易平衡的波动方面，发达国家贸易平衡与经济只表现出较为微弱的负相关性，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贸易平衡与GDP却有较高的负相关关系（在Aguiar的研究中，这两个市场的贸易平衡与GDP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17和-0.51）；（4）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更高的贸易平衡的波动，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

2.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差异。Mendoza（1995）从贸易的角度对经济数据的波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更高的GDP的波动，同时贸易条件的波动也几乎有同等幅度的放大，数据显示GDP的波动略高于贸易条件的波动，约为1.3～1.6倍之间。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G7）贸易条件与GDP之间存在非常高的正相关关系（基本都在0.9左右）；而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并不高， 平均只有0.25， 其中还有不少国家GDP与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是负数。

另外从长期来看，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较高增长速度的是长期呈恶化趋势的贸易条件的波动。例如从1980年至今，我国的贸易条件下降近20%，韩国、印尼、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下降的幅度也都接近于50%，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哥伦比亚的下降幅度在10%左右。这期间贸易条件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上升幅度不足10%。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波动并无一致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律，多数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在上下10%以内波动。

3. 利率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Neumeyer和Perri（2005）、Uribe和Yue（2006）则是从利率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的经济波动进行比较。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在新兴市场，利率的波动与经济的波动（GDP）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个特征却并不存在，GDP与当期的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无一致的正的或者负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期的利率与GDP的相关系数——COR（GDPt，Rt+x）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GDP与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时期的利率的关系呈现偏左一期的“U”型趋势，即x=-1时COR（GDPt，Rt+x）的值最低，随着x的增加或者减少COR（GDPt，Rt+x）的值都是上升的，并且在较短跨期的期限内（|t|0时COR（GDPt，Rt+x）基本都是处在正值区间，当x

4. 新兴市场的区域相关性。新兴市场经济体还表现出区域相关性的特征。Fernández（2011）用最新的数据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波动重新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Neumeyer 和Perri和Aguiar和Gopinath所总结的新兴经济体的一盘特征继续普遍存在，同时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新兴经济体产出和利率的区域相关性上。他将新兴经济国家进行了区域划分：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研究数据显示，在两个新兴市场区域内，各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利率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的。在拉丁美洲区域，新兴市场国家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GDP的正相关性；而在东南亚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况，除了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的GDP的相关系数较低之外，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各国之间的GDP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相对于GDP指标，利率波动的区域一致性则更为明显。在拉丁美洲区域，除了阿根廷之外，其它各国的利率的波动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各国（除阿根廷之外）的利率波动与区域的相关性都在0.5以上，在东南亚区域，这个比例更是高于0.7。这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借贷所面对利率的风险升水受到整个区域经济风险的影响，Fernández发现各国的EMBI（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波动的区域趋势明显，这表明投资者对于风险规避的情绪是区域性的，即当区域中一国的风险爆发时，投资者风险规避的情绪必将向周边市场扩散，导致周边国家的EMBI也会紧跟着上升。同时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区域之间的风险波动也具有一致性。数据显示，各区域（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亚洲）之间的EMBI的波动也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之间EMBI波动的相关性都有显著的提高。2000年～2010年相较于2000年以前，不同区域之间EMBI相关系数都有5%～24%的提高。

二、 理论研究

对于新兴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特征，实际经济周期的研究者们也尝试了多种途径进行理论解释。在早期的工作中，研究者们一般是通过参数值选取的差异来区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函数中，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存在差异的，发达国家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大约占到2/3，而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的份额是要小于资本的。例如在我国用不同方法的估算所获得的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在1/3到1/2之间。Mendoza（1995）则将这种思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他将以往的单一商品的模型扩展为三种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和非贸易商品。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反过来。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消费效用上都存在差异（用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中参数的不同取值来区分）。另外外生冲击的参数也进行了区分，在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冲击与技术冲击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经济体，这两者的相关系数是负数。

根据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在生产力上的差异在于技术与资本存量的差异，Mendoza（1995）的模型则暗示，资本存量的差异对于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贸易部门的生产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更具有资本弹性。由于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的自由流动，因此各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因此使得发达国家在贸易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的边际产量，而在非贸易部门，由于资本存量的影响相对贸易部门要低，因此体现在非贸易部门的边际产量的差距较贸易部门要小一些，所以在发达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要小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一般都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这两点对于贸易部门生产力的提升要高于非贸易部门，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是拉近的。这也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两个价格波动特征：（1）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2） 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虽然类似Mendoza（1995）这样的处理解决了贸易与经济波动关系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仅靠选取不同的参数值并不能完全解释GDP的波动幅度以及消费与GDP波动的相对大小等等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间存在的差异，于是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在新兴市场波动根源上寻找差异特征的原因。Aguiar和Gopinath（2008）认为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很大一部分源于频繁的政策转向。Aguiar认为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GDP波动幅度以及相对GDP更高的消费的波动是因为新兴市场具有不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当经济的下降趋势形成时，人们会形成经济下滑的预期，同时做出减少消费、投资等相应的举措。但是当经济的发展趋势突然转向，例如由下滑转为扩张，也许是因为这种转向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内在原因，人们可以很快的形成转向的预期，预期到未来经济的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马上在消费上做出反应。也许这时经济的扩张并没有来得及反映到总产出上，但是消费上的反应已经领先于GDP了，因此就导致了在新兴市场中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相对于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模型，Aguiar所建立的新兴市场的RBC模型中除了包含一个在长期趋势附近波动的技术冲击变量之外还包含一个技术增长趋势的变量，当增长趋势变量不变的时候，技术具有稳定的增长（或者衰退）趋势，经济的波动只来源于技术冲击变量的波动，这时所表现的就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波动特征。当赋予趋势变量具有较高波动的时候，表现的就是新兴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了。

除了趋势变量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兴国家经济的波动还与利率有关，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新兴市场表现出的利率与GDP的较高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同时还因为在新兴市场国家里，利率的波动也较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Neumeyer和Perri（2005）和Uribe和Yue（2006）通过研究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的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多出一部分。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面对的实际利率（国家利率）包含两个部分：世界利率和因国家信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要面对的风险升水部分--国家点差（Country Spread）。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一般都拥有良好的信用，因此国家利率仅包含世界利率部分（或者国家点差仅占很小的部分）。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利率的波动自然也要高于发达国家。从数据上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是不小于国际利率的，Uribe和Yue（2006）的研究中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而对于我国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的幅度与国际利率的波动幅度相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国际利率是外生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则同时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发现国家点差的波动同时受到国际利率和该国的经济数据的影响（如GDP、投资和贸易平衡）。例如当一国经济扩张、贸易盈余增加时，该国的风险和国家点差都会下降。然而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外生的国家点差冲击对于实体经济产生反向的影响，而经济的反向的波动又反过来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称为“反馈”作用），这种“反馈”作用加剧了国家点差波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6）将利率冲击（包括国际利率冲击和国家点差的冲击）引入到RBC模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点差受到的实体经济的“反馈”影响使得经济和国家点差的波动增加了大约1/3，而国际利率的波动不仅直接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同时还通过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间接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源于利率冲击的经济波动占到整个经济波动的1/3，而对于发达国家由于仅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缺少国家点差对国际利率外生冲击的间接传递和国家点差自身的波动影响以及经济“反馈”作用的放大效果，这都使得利率冲击对发达国家经济波动贡献的影响要微弱得多。

Fernández（2011）在Uribe和Yue（2006）、Neumeyer和Perri（2005）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的区域相关性，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具有区域的一致性，即经济以及对于利率的风险升水的波动受到该国所处经济地区的整体波动趋势的影响。他在Uribe和Neumeyer等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区域经济的波动趋势加入到国家点差的冲击中，将利率的国家差异部分——国家点差分为国家性的差异与区域性的波动两部分。同样，世界利率的波动参数美国的3个月的实际利率数据获得，国家点差以及国家点差的区域性波动冲击的参数趋势则由该国的EMBI和该国所处区域的EMBI的数据获得。Fernández（2011）的研究显示，利率的波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波动有重要的影响，国际借贷者对于区域整体的风险认识的波动（表现为整个区域的EMBI的波动）使得该经济区域内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的波动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也解释了如果一个经济区域内，一国爆发了违约风险，国际贷款者对该区域内其它各国的风险升水也将上升。

三、 总结以及研究展望

随着新兴市场在整个世界经济比重的上升，新兴市场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始重视对于新兴市场的研究工作。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体系中，相对于几十年的、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模板的研究，短短十年左右的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以及积累的研究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本文所总结和解释的新兴市场所体现出的差异特征基本也都存在于我国，甚至也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因此以新兴市场为模板的研究及其结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是更加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Stock J H， Watson M W.Understanding cha- ng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dynam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3（5）：968-1006.

2. Aguiar M， Gopinath G.Emerging markets bu- siness cycles.The trend is the cycl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5（69）：102.

3. Mendoza E G.The terms of trade，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Inter- 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5：101-137.

4. 梁宏，费方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国际贸易.现代管理科学，2012，（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号：05BJL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2007BJB026）。

新兴市场研究篇(2)

关键词：资本　资本市场　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特有的崭新的概念，与发达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内在基调就是强调技术创新。当前，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性部署。2010年10月18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其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1）战略导向性；（2）综合创新性；（3）动态演化性；（4）多重联动性；（5）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又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资本市场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言，是个必要条件，作为金融系统的主要部分，包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天使投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广义资本市场，其发展直接决定着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只有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融合在一起，二者才能真正实现良性互动和互利发展。

本文试图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关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资本和创新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论述资本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也包括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初步探讨了利用资本市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且多是定性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一、国外有关资本市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创新开始的，创新推动产业成长和产业结构变迁，资本市场又是推动创新的关键要素。从熊皮特开始，西方学者对创新投以关注的目光，产业成长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技术创新，相对于研究资本促进产业发展，西方学者研究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较为普遍，主要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

（一）资本与创新的关系研究

Joseph A. 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 现代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 而信贷对于实现创新又是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说, 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①。Hicks研究了金融市场和技术创新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认为金融市场的缺乏和不健全会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②。Howitt and Aghion（1998）认为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研发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知识积累速度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越高。Z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二者不可或缺。

（二）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研究

Saint-Paul（1992）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全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金融发展通过允许经济主体使用风险较大但生产率水平较高的技术，推动了技术进步。King和Levine（1993）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和化解创新项目收益性风险。他们以Sehumpeter理论为基础，提出金融系统通过选择最有前景的企业和项目、增加信贷资金、提供分散风险工具和披露预期利润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③。Bencivenga（1995）等分析了二级资本市场交易成本流动性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Levine（1997）认为金融体系功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发展。Levine和Louyza（2000）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资本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含着技术进步④。

（三）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研究

Carlota Perez（2002）结合人类历史上出现的5次技术革命，认为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 技术革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金融活动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燃料；技术的创新导致新业态的出现，市场盈利空间迅速上升，风险资本家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推动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Gary Dushnitsky（2006）则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于创新的意义，指出风险投资对于追求基于公司创新的企业价值意义重大，为创造公司价值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如同公司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的工具包，获取新的技术和实践⑤。H■gskolen（2008）在研究挪威国内资本和创新状况后，指出挪威的技术研究因为缺少风险资本日渐式微，进而也就不存在技术产业化，可见风险资本是促进高科技公司成长和产业成长的重要力量⑥。Bronwyn H. Hall和Josh Lerner（2009）认为美国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和公司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许多成功的公司。同时，也指出风险资本解决方案有许多限制，投资规模和领域有限，要求有广阔的市场和可供退出的产权交易场所⑦。Donia Trabelsi和Ghasem Shiri（2010）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指出创新活动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介入，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大公司和小公司面对创新时面临不同形势，大公司有更多的内部资金和知识支持创新，小公司和新兴企业更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支持⑧。

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如资本和创新的关系、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资本范式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等，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得出基本统一的结论：资本市场能够促进创新，进而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效率提高的至关重要的力量。

二、国内关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研究

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从资本市场功能角度论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研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相关的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对策研究。

（一）资本市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

袁天昂（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有四点现实意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夯实产业经济基础，有效防范金融泡沫。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发挥资本的乘数效应，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一条“安全通道”，促进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联动。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张明喜（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创业风险投资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业风险投资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资本血液，金融资本与新兴产业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将会给创业风险投资业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二）从资本市场功能出发研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吕光明和吕珊珊（2005）认为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四大功能促进技术创新：一是金融体系通过自身较强的流动性化解技术创新活动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技术创新的收益率风险。二是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信息处理功能影响技术创新。三是金融体系为技术创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四是金融体系通过便利交换，促进分工和技术创新。李建伟（2005）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范式的技术经济发展过程，更加依赖于良好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动员与配置效率决定着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质量和效果。姚战琪和夏杰长（2007）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必备前提。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技术创新中，促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值。涂人猛（2009）指出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筹集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机制和场所，使新兴产业的融资与社会公众的投资能较好的结合起来。顾海峰（2011）认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 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 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 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

（三）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

刘铁牛（2009）利用1992—2006年资本市场及技术创新数据指标，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传播）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不大，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上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朱欢（2010）针对我国31个省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选取的高技术企业都是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型企业贷款难；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张强、赵建晔（2010）也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科技创新3个阶段即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的支持作用相对比较薄弱，得出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不够明显的结论。

（四）有关风险投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万钢（2010）指出既要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更要重视探求适合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健康壮大，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积极助推作用。张明喜（2011）认为创业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创业中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纷纷制定特别的引导政策。对创业风险投资给予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陈昌智（2010）从风险投资的作用出发，认为风险投资将成为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活跃的一支力量，风险投资倡导的专业化投资理念有助于检验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性和市场价值。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机制的创新，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清科研究中心（2010）研究资料表明，本土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论是在投资案例还是投资金额上都超过了外资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宇伟、范从来（2011）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相辅相成，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要求优化投融资环境，加大对各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吸引和扶持。

（五）资本市场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对策的研究

袁天昂（2010）从六大方面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建立风险投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成立投资银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共同基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李文增（2010）结合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提出在滨海高新区建立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许讧萍（2011）则研究了如何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渠道，指出应该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鼓励各级政府、民间资本成立各种针对新兴产业投资的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大力扩容创业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创造更好的条件。梅兴保（2011）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认为应当创新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层次，提供多样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创业主体，金融支持要把握机会和力度；充分发挥现有孵化器的综合服务优势，增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运用金融工具盒专业技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经济可行性论证。

三、简单的结论与评析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研究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的时间相对较早，抽象化的理论研究居多，研究方法和角度比较丰富，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与具体产业门类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但不妨碍研究结论最后殊途同归，即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科技创新、产业成长。国内学者相对来说进行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多一点，偏重于具体对策，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统一、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都显不够，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透彻，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不同资本范式范畴研究还比较单一，没有文献系统分析广义资本市场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新兴产业，是炙手可热的领域,无论从世界经济角度看,需要孕育新的科技革命、发现新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衰退的泥潭；还是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提升竞争力角度分析，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制高点，并使中国经济走出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结构层次低的困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意义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实践上出现一些问题，如政府过度干预的倾向、技术创新不足的倾向、忽视市场风险的倾向等,从而使市场机制的力量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作用似乎无的放矢。面对风险性很强、技术路线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产业，市场竞争、风险资本的参与是有效的筛选机制，而不是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参与，这非常重要，否则风险是具有连带性质的。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与实体经济似乎存在脱节的地方，有过分虚拟化的倾向，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或产业创新的功能不强，将资本引入创新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无论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还是对于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体系的健全、功能的完善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创新的实践有深远的影响。深入系统研究这一问题，规范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以及通过实证分析寻找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孔伟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0

②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③King R，Levine B.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542.

④Levine B，Louyza N，T Beck.Financial International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6)：3l-77.

⑤Gary Dushnitsky. When doe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reate firm value?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 (2006) 753-772.

⑥Hogskolen Hedmark，Venture capital and innovation, Tore Anstein Dobloug，Notatnr. Vol.6，2008.

⑦Bronwyn H. Hall and Josh Lerner， The Financing of R&D and Innovation， August 2009，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Elsevier-North Holland.

⑧Donia Trabelsi Ghasem Shiri，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Financing of Innovation [R]．PRISM_Sorbonne November, 2010.

参考文献：

①Peter Howitt， Philippe Agh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mplementary Factors in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3,1998, PP. 111-130.

②Zeng. J. Re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Macroeconomics，2003，25(4)，54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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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张强，赵建晔.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7）

⑩万钢，发展有中国特色风险投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科技产业，2010（8）

■陈昌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流通经济，2010，24（11）

新兴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　客户追随　金融管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2-019-05

一、外资银行：规模增长及国际动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 First 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 bridge 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 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 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 and Kumar 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 Nolle和Mohanty(1998) 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 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 和 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 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 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 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 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 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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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ley, R. A. and E. C. Kaplanis, 1996,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Banking Lo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5, 5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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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研究篇(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

新兴市场研究篇(5)

>> Travel Journal教学设计综述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 Group Travel Behaviou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travel management system travel log Food & travel TRAVEl LOG Green travel 高中英语必修一Unit3 Travel Journal —Using language教学反思 人教新课标必修一Unit 3 Travel journal读写训练步步高 Chinese Outbound Travel Booms Travel 2.0+ FROM THE TRAVEL DESK TRAVEL IN STYLE Making Urban Travel Easier Top tech @ TRAVEL Travel as A Volunteer LOST IN TRAVEL Travel in Hong Kong 新年Travel狂欢宴 Travel in September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将于2014年7月15日至18日在新加坡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连接亚洲与世界：市场营销和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全球化（BridgingAsia and the World：Globalization of Marketing&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我们非常欢迎与“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主题有关的论文提交给分会及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TR）专题系列。

新兴市场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世界各地的旅游营销人员都在奋力招揽来自金砖国家（BRICS）等“未来强国”的旅游者（WTM，2012）。就入境旅游而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30年时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会达到57%，相当于10亿人次（UNWTO，2012）。新兴市场的增长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建议在新兴市场的环境背景下，一些传统的市场营销假设需要被重新评估，也有人认为是时候该摆脱旧的范式，推出专门针对新兴市场的新的商业模式和理论了（Burgess & Steenkamp，2006；London &Hart，2004；Sheth，2011）。“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分会和JTR专题系列主要针对新兴市场的国内和出境旅游者，希望引起旅游学界对于这一重要话题的更多关注。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均可，鼓励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鼓励探索理论和研究方法新领域的新思维、新方法。

本次分会议题例如（但不局限于此）：

·新兴市场旅游者研究的环境背景特征

·现有理论和模型对于理解新兴市场旅游者的作用

·国家文化与旅游行为

·研究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面临的方法论挑战

·产品偏好、旅行动机和限制因素

·旅游决策过程和信息搜索

·旅游目的地形象和认知

·不同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和心理

在“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分会上报告的论文中，少量严格挑选出来的优秀论文将有机会刊登在Jurnalof Travel Research的同专题系列里。如果您对于在此专题系列中感兴趣，请明确告知分会主席。论文一旦获选，您还需要向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提交论文全文以供进一步审稿。

所有的论文提交、审阅和通知均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如果您在论文提交7天之内未收到提交确认，请联络分会主席。进入审稿过程的论文须通过双盲审程序。请采用Word文档提交论文，选用Times NewRoman体12号字。初次提交的会议论文需要标注页码，正文长度需在20页以内（双倍行距）。论文格式必须符合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的格式要求。请将所有图表放置于文章最末（参考文献之后）。论文作者的信息（工作单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只能列于标题页。

请在2014年1月15日以前将论文提交给分会主席/客座主编李想博士（Dr.Xiang（Robert）Li）。

E—mail：robertli@sc.edu

新兴市场研究篇(6)

经编成形技术是指在经编成形装备或生产线上生产全成形或半成形针织物的精细化工艺，是经编技术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生产高效、花式多样、结构灵活的特点。宜兴艺蝶以经编领域难度较大的成形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经过近30年的积淀，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整合行业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形成了一套产品开发的长效机制，并通过完整的开发链，包括纱线性能分析、织物结构和花纹设计、产品风格开发以及流行色应用研究等，不断推陈出新，引导市场消费。

完善产品开发规划，引领企业未来发展

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宜兴艺蝶逐步建立了与国内行业专家和国际知名研发机构、服饰企业的产品与技术开发联盟，制定了 5 年或 5 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长期规划由总经理牵头，生产、技术、销售及企划部门组成，制定企业的技术、产品创新体系和总体发展战略等。主要包括确立企业中长期产品创新、研发方向，制定科研立项、成果转化的目标，紧跟国际成形技术与流行产品的趋势，收集国内外先进技术信息、客户信息等内容。

短期规划是指制定企业年度规划，具体到每月必须调整的产品品种、款式、规格等，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市场。在企业短期规划的实施中，关键是以中长期规划为指导，在研究市场需求得出企业产品品种开发方向过程中，把握行业的领先技术、市场的导向产品。根据市场需求，宜兴艺蝶不断延伸开发与应用，从服装、内衣系列，连、短袜、中筒袜系列到披肩、围巾等服饰系列，产品涵盖了功能性、时尚性等多个类别。

开展流行趋势研究，精准定位目标客户

宜兴艺蝶是业内第 1 家开展经编成形产品流行趋势研究，并成立相关机构的企业。1996年前后，宜兴艺蝶即与行业协会、相关院校和市场领域的专家开展了经编成形产品的流行趋势研究。通过流行趋势研究，基本把握市场导向，进而全面指导每一时期的企业生产，成为公司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的一大特色。

首先围绕成形产品的设计和市场应用，公司组建了流行趋势研发团队，团队构成主要涉及企业设计团队、国内产品和市场方面的专家以及国际服饰领域的专家等；而后选择流行趋势研究课题，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特点，宜兴艺蝶选择内衣、服饰、袜子等系列成形产品作为流行研究的主题，在此基础上确定产品流行方向和企业研发主导方向；同时组成技术创新评估体系，由行业技术专家组成，对企业创新战略、发展规划、科研项目等提出指导、评估意见。

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高效开发流程

宜兴艺蝶的产品开发从短期看，是由企业研发团队完成；从长期看，则是在企业研发团队与行业专家学者的互动中完成。其产品一直走在行业前列，高效开发是重要经验。

宜兴艺蝶志在打造国际优质品牌，为此必须搜集国内外市场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确定每月、每季新产品开发主题，提出具体的品种开发工艺或者研发课题。产品开发过程不仅是对生产过程的设计开发，而且涵盖产品的创意设计以及对使用过程进行设计。进而逐步形成企业核心技术体系，既确保产品具有针对性特色，丰富完整，还可针对客户采取合作性开发。

公司在拥有完整开发链的基础上，围绕产品开发课题，就原材料、织造工艺、染整工艺、后整理工艺及成品的版型、款式等进行论证。以此制定产品工艺流程和主要工艺参数，同时对产品包装等进行设计，必要时评估产品成本与价格的关系等。

公司严格按照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组织生产优质终端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收集相关生产工艺数据，对工艺参数进行修正，为后续品种开发提供借鉴；采用高于行业标准和国际通行标准的企业标准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通过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等多种形式，分析解决生产中的疑难问题，攻克抗起球、不脱散、防勾丝等技术难题；根据消费者意见或调查反馈得到的信息，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和升级常规产品。

推进研发队伍建设，打造创新发展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决定性要素。宜兴艺蝶的研发队伍人数占全部员工的比重一直较高，截至2015年底已达到16.58%。公司劳动生产率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值、人均销售收入在经编行业处于领先水平，这与研发队伍的有效工作分不开。

在宜兴艺蝶，通常组建一个产品研发团队的最低要求和人员组成包括成形产品研发 2 名，经编工艺设计 1 名，面料花型设计 1 名，纱线原料 1 名，设备调试与机台操作 2名，织物成品染整 3 名，产品标准把控与检测 1 名，国内外市场信息 2 名。在企业研发队伍基础上与行业专家开展交流互动以及研发合作，通过企业实践创新和提升理论，经编成形理论在公司研发团队中不断得到完善。

此外，公司建立了有效的产品开发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培养计划，建立了研发设计人员的考核、评价、晋升机制，不断挖掘人才资源，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例如，由生产车间和企业相关部门进行综合评定，对于产品开发成效显著和提高效率、改善质量、降低物耗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技术和设计人员给予技术创新奖励。

加速品牌国际化进程，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宜兴艺蝶始终坚持以质量为品牌的生命，不断通过科技进步、设计创新、工艺可靠、标准严格、控制严谨、装备先进等方面提升成形产品质量品质，确立质量品质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同时不断加强对流行趋势的研究和跟进，大力推动基于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创新研发活动，通过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新兴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 新兴产业 人才 创新平台 科技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本质上是大量企业将科技、人才、资金、市场等要素聚合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来集聚各类要素，激发科技创新，最终实现产业创新。因此，在明确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后，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激励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创新潜能，最大可能地吸纳省外的科技创新资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以高端人才聚合激发新兴产业裂变

1、大力引进科技领军人才

从辽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端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鼓励和支持企业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不断提高辽宁引才、聚才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辽宁省“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向新兴产业倾斜，重点引进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2、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

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方向，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置新兴产业专业，在招生计划安排、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鼓励校企合作，探索联合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人才的新途径。要加快培养急需的尖端人才，同时加大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突破人才瓶颈，攻克技术壁垒，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科技创新资源，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3、改善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环境条件

以引进和培养顶尖科学家为目标，努力改善研究环境，为顶尖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创造良好条件，促使其潜心研究。加大对交叉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实行更加灵活的管理办法；给顶尖科学家充分授权，使其更容易获取相关研究经费，在经费使用和管理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准确掌握顶尖科学家的科研需求，努力在体制机制、经费支持等方面创造良好条件；统筹协调服务工作，搭建服务平台，努力为科技人员创业就业、职称评定、个人职业发展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减少不当行政干预，让科技人才安心工作、潜心科研。

二、通过创新平台创建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1、建设和完善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1）建设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

围绕辽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需要，整合现有优势产业资源，确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依托省内科研实力突出的高校、科研机构，以院士、长江学者等国内领军人才及其研发团队为核心，建设若干服务辽宁、面向全国的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

（2）建设产业专业技术创新平台

引导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领军型企业自主选择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企业主导的实体型产业专业技术创新平台。依托产业专业技术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技术需求与科技研发的无缝对接，同时，在高校、科研机构内形成一批长期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服务的专业研究人员和团队。

（3）打造产业技术创新综合服务平台

面向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延伸政府服务，引导支持建立产业技术创新综合服务平台，开展信息、金融、知识产权、财务、法律、培训等新型技术创新专业服务。

2、组建辽宁产业技术研究院

辽宁可借鉴上海和江苏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成立“辽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构建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基本方向，坚持课题来自市场需求，成果交由市场检验，绩效通过市场评估，财政支持由市场决定，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创新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重点依托高校优势学科与创新平台、科研院所研发力量以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等优质科教人才资源，加强产业研发力量统筹布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使研究院成为高水平研发机构的共同体、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和人才创业的缓冲带。

三、发挥各类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新兴产业潮涌发展

1、实施骨干企业培育计划

在辽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集中资源做强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经营状况良好、主业突出、产品市场前景好、对产业带动作用大、发展初具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加大对外开放，加强招商选资力度，吸引一批高技术跨国企业和国内央企向辽宁转移产业链；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成长性好的创新型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实施新兴产业企业百强工程，结合《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用5年时间在新兴产业领域培育100家重点企业。

2、建设骨干企业重大项目

支持骨干企业实施一批涉及国民经济重要布局、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引领带动和资源整合作用，以商招商，以完善产业链为导向，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在辽宁进行重大项目投资。

3、培育科技小巨人

培育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要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靠大项目、大企业，也要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对于技术不成熟，尚处于产业孕育期的新兴产业，特别要鼓励小企业、创新创业企业。因此，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兴技术产业，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能过早以规模标准为门槛限制中小企业的发展，继续坚定实施《辽宁省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适当向新兴产业领域倾斜，从组织领导、政府财政、金融等各方面予以支持。

四、打造产业高地，集聚新兴产业爆发势能

1、推动新兴产业链群发展

以优势资源、龙头企业等为依托，坚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加强产业链条的培育和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条，逐步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促进新兴产业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集聚。围绕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产业链合作，着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循环链。

2、建设产业核心区

依托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建设新兴产业核心区，提高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两大区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载力度，发挥新兴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国家级及省级高新区为产业核心区，各工业园区、产业开发区等其他园区为规模化产业区，形成定位明确、重点突出、分工协作、互补配套的产业布局，把高新区建设成集总部、研发、生产、产业配套和生活配套于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集聚区。

五、发展科技服务业，实现创新各要素无摩擦流动

就发展新兴产业而言，重要的是在辽宁实现“产业化”，科技成果是来自省内还是省外并不重要。但辽宁科技成果转化效果较差，不但吸引的外来高端科技成果较少，而且产生于辽宁的许多经济效益巨大的科技成果在省外转化。据调查，中科院驻辽的五个研究机构的成果，在本省与外省（市）区转化之比为1∶6；成果转化企业新增销售收入在本省与外省（市）区之比为1∶9，表明辽宁省无论是成果转化率，还是成果转化效益均很低。

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建设技术创新综合服务平台之外，应该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从而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技术成果和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科技服务业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专业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科技信息交流、科技培训、技术咨询、技术孵化、技术市场、知识产权服务、科技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活动。

六、加强国内外合作，搭建新兴产业发展的全球性舞台

1、加强区域间新兴产业合作与交流

辽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封闭起来发展，而应该在立足辽宁比较优势基础上加强区域分工合作。加强与中央部门、外省政府、央企的合作，破除区域保护，互通有无，推动辽宁产品走出去。积极引导外省高技术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到辽宁设立总部、分部以及研发与制造中心。

2、加强国际合作

加大新兴产业引资引智力度。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和空间布局，重点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新兴产业，严格限制国外低端、过剩产能转移；重点加大对发达国家和世界五百强的引资力度，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省内企业的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鼓励境外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人才来辽宁设立研发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研项目；以论坛、研讨会、政策对话等形式加强辽宁与国外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

加快新兴产业企业“走出去”步伐。鼓励辽宁新兴产业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营销网络、生产基地和经贸合作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设立、兼并和收购研发机构，设立国际科技园和孵化器；鼓励辽宁高技术企业收购境外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企业，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鼓励辽宁企业吸引国际风险投资，到海外上市，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国际重大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国际标准的制定；积极应对国际知识产权争端和技术性贸易壁垒。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混合所有制下创新网络与产业升级研究，项目编号：W2015299；沈阳工程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动态生态系统视角下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RWQN-1406；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辽宁新能源产业创新网络构建研究，项目编号：W2013289。）

【参考文献】

[1] 程新章、吴勇刚：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11（1）.

[2] 段小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方式、组织形式与政策手段[J].改革，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