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理论篇(1)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

[摘要]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 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探讨参与式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理论 乡村建设 定县实验 邹平实验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主题，对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即获得现代性，各发展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对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展，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主体却难以取得共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差异性很大，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传统发展理论所要求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1](p10)希望通过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中心’国家接轨。“如果现代化只包含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只包含经济发展，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2](p349)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p30)而且“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4](p5)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能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只是极少国家和地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现象。所谓“内在殖民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先进的部分、地区和阶层与国际资本连接起来，剥削这些国家的落后部分、地区和阶层，形成内部的依附关系，造成“两极分化”。[1](p19)所谓“拉美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占社会成员人数很少的主导性阶层分享殆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被称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不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这些国家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7]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良性运行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那怕社会的下层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不能这样，甚至以牺牲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1状态，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8](p23)

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8](p23-26)各国专家、学者对“参与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与式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2， 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

3， 社区的参与意味着社区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 参与式就是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8](p22)

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目前以“反贫困或公益如自然保护、生态恢复等项目为多。项目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与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 [8](p35)虽然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的“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更是如此。

“定县实验”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现代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晏 阳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认为具有强烈“现代化”或“西化”的倾向，因此，“定县实验”也就显得现代或开放一些；相比较而言，“邹平实验”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则被视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义者”，“邹平实验”也因此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两大流派“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9] ( p473)两者都强调其工作人员要work with people ，而不是work for people，实际上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作为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基本上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但20世纪后半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践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10]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学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 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p46)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要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12](P400)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 [12](P350)但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12](P351)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学校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 [12](P352)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 [12](P254)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发展的基本能力。长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打交道，能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更有发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够理解自身所面临的政策环境，[8](p27)因此，参与式发展理论特别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参与式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地进行谈判并在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妥协与共识，这是达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标群体收益的发展干预的前提。[1](p31) “邹平实验”正是这样做的。

经过与外来者的合作，通过当地人积极、主动的参与，找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合作的气氛，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此则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这样乡农学校就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活”的组织，这样组织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 [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卫训练 ，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12](P356) “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兔、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 [12](P357)各地的乡农学校应因地制宜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12](P357)与此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为扫除农村中的文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获得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人识字率也大幅提高。但是，这种成果并未能得到巩固。因为，“乡村正规教育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实际，它仅仅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服务”。[13](p390)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 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邹平乡农学校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也是广义的教育功夫，兼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则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和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因此，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求教员们应随时与村民保持联系，注重社会活动，多与村民进行沟通、交流。

强调当地人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并不排斥外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这与参与式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他“所以能够常常不断的新，所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是从这个大的系统来的”。[12](P358)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是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获得这种稀缺资源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只有通过这些人才，才能够有机会利用社区外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才能成为强大的社会行为者，掌握自己的命运。[1](p19)

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手段与方法，这是“邹平实验”的精髓所在，也是参与式发展理论所主张的基本原则。

“定县实验”的主要领导者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和国内主要大学教师、学生，1在当时就积极争取国际力量参与“定县实验”，对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事业60余年未间断，与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NGO）有广泛的联系，其乡村改造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亚、非、拉各地，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贡献颇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深感华工不识字的痛楚，首创华工速成识字班，通过一年多的能力，使华工识字人数由当初的20%上升到38%。[14](p27)华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启发了晏阳初回国从事平民经验的决心。晏阳初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并于1926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迁往河北定县，把定县作为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县。“定县实验”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邹平实验”一起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别。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 [14](p154)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正如晏阳初本人认识的那样“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14](p427)这种综合发展的经验，对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很大的影响，“海外若干机构，如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平工作团及教会团体都认识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别进行的弊害。” [14](p165)

晏阳初认为，任何社会革新计划都应有当地人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成功，“一项革新计划，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参与，一定是短命的，难以长久，改造工作无能实现”。[14](p154)有了当地人的主动参与，还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40年来，这种制度不仅在中国实行有效，即现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国家也仿行有效。” [14](p14)

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 Farmer-Scholar 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14](p526)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定县实验”在把科学技术引入农村的同时，强调要重视和利用农民的乡土知识，“农业的科学化，只可渐进不能突变；以土产及土法应用为研究改进的方法，实为成功的基础。” [14](p145) “定县刘玉田号”小麦品种当时被中央农业实验所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这个品种就是农民刘玉田在“平教会”专家的指导下培育的。[14](p195)

“定县实验”在推行合作事业时，特别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的自立，注重贫困农民，提倡小宗放款，使需要用贷款的合作社成员都有机会。定县合作事业的原则是：合作事业是农民自动的，切忌以‘条件允许’、‘越俎代庖’为提倡的手段；应注意这是多数平民的组织，勿使少数人以慈善心理与官场手腕一手包办，尤须屏绝不良分子参加；对于无产的良好生产者多加注意，勿专为小资产信用打算；村合作单位的经济活动，应统一组织，连锁进行，以信用为中心，运用购买连锁生产三方面。借收资本管理互相为用的经济效能；应有严密周详的会计制度；实事求是，不论新旧事业的进行，都须具有经济上的稳妥性；勉励参加的农民努力与自强，勿稍存竞争牟利观念，避免外来攻击。在资金运用上曾规定“应注重农民本身资金的培养，并提倡小宗放款，使有需要的社员都有享用的机会，更应严禁用于非生产方面”。[14](p201) “定县实验”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可贵探索既使对今天中国农村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实验期间，在每村培养一名农民保健员，在每区乡设一保健站，在县城成立巡回医疗队。卫生制度建设注重预防，推行实习表演，用农民能接受的方式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在没有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用简单的实用技术防治定县死亡率最高的天花和肠胃疾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极大改善了定县人民的健康状况。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农民的就医问题还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索，1甚至中国最富裕的浙北地区，村内的环境卫生也很糟糕，“村内通常无公共卫生设施，塘水混浊，路旁的垃圾、污水随处可见。因此，乡村公共卫生状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导致这一变化的条件（包括村民卫生意识的根本改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增加等等）尚未具备。” [13](p414)这说明缺乏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参与，缺乏外来者引入的有效方法、手段，即使在富裕的地方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

“定县实验”不仅大大推动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抗战期间还把其实验工作推向湖南、四川，并于1940年10月28日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育才院，培养农村发展人才。晏阳初提出要让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并认为“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计、卫生和自治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15]更为重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晏阳初把其在中国从事乡村改造实验所取得的经验，广泛用于亚、非、拉各国，并不断加以改进，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有重要贡献。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0）成立时，“定县实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瞿 世英是中国代表，他根据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提出的建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这是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实价值，影响及与全世界”。[14](p383)晏阳初也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访问、考察，并据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给该组织诸多有益的建议。1952年晏阳初参加菲律宾的乡村建设事业，1967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HRR），致力于培养世界各国的农村发展人才。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人员的九项守则与参与式发展中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的原则颇为相似：①深入民间（Go to the People），②与平民打成一片(Living Among the People)，③向平民学习(Learn form the People)，④与平民共同商讨乡村工作(Plan With the People)，⑤从农民已知的地方着手(Start With What They Know)，⑥在现有的基础上建设(Build on What They Have)，⑦不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Not to Conform but to Transform)，⑧应注重整体综合发展(Not Piecemeal but Integrated Approach)，⑨不应单独的救济而应启发人民的力量 (Not Relief but Release)。[14](p586-588)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致力于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还将其发展的经验推向世界，在亚洲除菲律宾外，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加纳等国家都在用晏阳初的农村发展经验来促进乡村建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与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为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培养人才，“1978年美国和平工作团的17成员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同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也选送发展官员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586) “1981年1月泰国政府派社区发展部官员25人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617)这只是其中的几例。

20世纪初晏阳初先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oratory）途径，特别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与参与式发展中强调的“自我组织”和“自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与民主的实施以及以后的农村教育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p24)晏阳初以定县经验为蓝本，以乡村改造学院为依托，不断实验、探索，鼓励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改进农村社会，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并利用人民已有知识技能，为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经验被国际发展结构加以吸收利用，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的重要源泉。

与参与式发展理论所要求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从合作化、到，我们执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要求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本于少数产业或行业，以达到在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的“赶超”目标。但这种“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16]为实施这种赶超战略，国家必须加强对农业剩余的控制，其结果是在违背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与农民之间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因为，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扩展秩序。”[17]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Extended Order）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人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18](p1)[显然，这种制度设计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农民也就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虽身处集体之中，但却是“被组织”或“他组织”，而不是“自组织”。虽然在集体化时期“国家的征购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但这是以农业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为代价的。[19](p317)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获得的部分生产自，但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强制易关系仍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业生产者所处的谈判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农业的经济地位仍然是工具性的。1这说明“赶超战略”仍然主导着我们的发展思维，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发展”理解为片面的经济增长，试图把“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等同于“如何作蛋糕”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经济增长的“伦理追问”。实际上，农民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而非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等同于技术问题（技术进步、规模经营、产业结构调整等）。这种“赶超战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中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改革早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不同，“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20]与这种“赶超战略”所代表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不同，参与式发展理论虽然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其价值取向却是以人为本的，这解决了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谁是发展的主体”？“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这样的根本问题。它在解决区域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当地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

乡村发展理论篇(2)

（1.川北医学院 体育教研室；2.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100）

摘 要：乡村体育是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方面，乡村体育发展存在诸多困境与阻障，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乡村体育与乡村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的共生关系及相互间的影响，符合当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情势和乡村体育的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基于社会共生论探讨如何破解乡村体育发展的困境并制订相关策略，对于有效促进我国乡村体育的发展、实现美丽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共生理论；乡村体育；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65-0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类）（12CTY027）

前言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创建美丽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升级，2013年农业部正式下发《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创建美丽乡村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内容丰富，体育是美丽乡村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明确乡村体育发展的困境、分析其与乡村建设其他方面的相互促进与阻滞关系，在社会共生理论视域下探讨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策略，对美丽乡村的建设与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社会共生论为我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1.1 社会共生与生态文明的诠释

社会共生论在形式上借用了生物共生论的某些概念，实质是为研究社会共生现象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哲学理论.[1]社会共生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共生关系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成果的取得是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质上生态文明是人、自然、社会三者间相互作用、良性循环、全面持续发展、和谐共生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社会共生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之一，生态文明为美丽乡村建设勾画了蓝图并提出了和谐发展的要求.

1.2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体育建设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思想的升华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体育的功能作用日趋丰富多样化，内涵更深，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与其它文化的融合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其发展应融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美丽乡村体育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我国乡村人口生活的整体水平，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消息，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乡村人口48.73%，我国城市人口比例略高于乡村人口，我国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美丽乡村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乡村体育的发展要与乡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相适应，要融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美丽乡村体育建设以生态文明为理论基础进行科学化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1.3 体育是我国乡村社会共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体育事业不可或缺，历来我国体育与卫生事业在发展体制上又联系紧密，美丽乡村的社会共生发展是综合性的发展，优化共生关系可以化解社会问题，科学合理规划体育与卫生事业有利于美丽乡村的共生发展.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是社会共生的三要素，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中其资源的利用与其它事业紧密结合有利于乡村体育的发展，例如，不少乡村文化广场的建设融文化、体育和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这使得乡村公共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美丽乡村建设中体育事业走社会共生化发展道路是公共资源的集约利用，乡村公共资源的充分整合利于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乡村社会共生发展.

2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的困境

创建美丽乡村就是推进升级版的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体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提法有被乡村所代替的趋势，这是因为乡镇人口在户籍上还是农村户口，但是其发展已逐渐城市化，因此，美丽乡村体育和以前农村体育发展的条件已有所不同，经济条件有所提高，社会共生的资源要素对社会共生有重要的影响，体育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相关的体育资源与其它事业的资源能共生利用，则有利于美丽乡村的共生发展.

2.1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所需相应机制的缺位

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受社会共生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乡村体育只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方面，其发展只能在美丽乡村事业整体的发展中进行.体育对人的健康和心理有着积极的影响，体育与卫生联系密切，如何搞好乡村体育的硬件设施，特别是与卫生事业相结合，这符合我国体育与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基础，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着困难与问题.

2.1.1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缺乏利益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所在，美丽乡村的发展要具有利益共享的理念，美丽乡村体育只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方面，其发展必须在乡村利益共享发展中求得.只有在利益共享的理念下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才能使美丽乡村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

目前我国乡村体育的发展缺乏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的实现需要制度的制约才能实现，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在重庆市，乡村建设对于利益共享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根据我们对重庆部分乡村建设的调查情况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其它事业的共生发展度较低，受我国经济制度的影响，政府部门人员的分工不同，体育事业的发展还处于较为单一的模式，这一情况令人感到遗憾.

2.1.2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缺乏信息共享机制

当今的社会是信息化社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无不体现着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人们生活的方向.发挥我国政府现有的信息网络，对于引导乡村生活风尚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信息平台宣传体育活动，让乡村群众了解体育的功能和作用，进而参与体育活动，亲身感受体育活动给他们带来的乐趣.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当今的乡村居民对体育有着较多的了解渠道，例如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途径.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信息传输呈现为单向的灌入式，没有反馈机制，更谈不上反馈后的调节活动.政府如何利用现有的信息平台发布体育信息，传播体育理念，引领乡村居民进行体育活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建立乡村体育信息平台，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反馈机制、调节机制，这对美丽乡村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1.3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缺乏争议处理机制

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受条件和资源的限制，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存在内部的矛盾.在体育事业与其它事业产生矛盾冲突时建立争议处理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在乡村建设的发展中，争议处理多表现为政府包办，或者村民自决，如何建立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的争议处理机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2.2 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缺乏硬件设施

城乡二元化的历史决定了我国城市与农村各项事业的差距.在我国城乡二元化现象严重时期，农村体育场地、器材条件与城市相比较差，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所需的硬件基础较为薄弱，这是制约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

2.2.1 乡村体育硬件设施条件有待改善

为配合国家新农村的建设，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3]从2006年开始，农村体育获得了较大的投入.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建设完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3万个，投入经费达到118.3亿元，[4]从现实来看，虽然农村体育总投入较多，但是人均数据仍然相对不足.为此，国家计划，到2015年要在全国50%的行政村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4]从近十年农村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乡村体育的发展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2.2.2 乡村体育硬件设施维护缺位

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到“促进城乡体育资源和公共体育服务均衡配置，逐步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5]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二元化的体制惯力还在起着作用，以乡村为单位的体育服务机制在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建立，政府建成的一些乡村体育设施重初建轻维护，这导致乡村体育设施无法被充分的利用，如何建立维持乡村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机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事业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注重乡村各项事业的共生发展，使乡村人口有良好的社会共生环境和条件，其中乡村体育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提高就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实际上，美丽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基于社会共生论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涉及到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规划，根据乡村经济条件，体育的发展要努力做到与其它事业整体协调发展，在场地设施规划上应注重科学设计，实现人性化与便利化，特别是搞好以“建身边的场地，抓身边的组织，搞身边的活动”为内涵的“三边工程”，整合有限资源，集约利用.

我国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瓶颈问题.有些地区的体育事业甚至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美丽乡村体育发展的困境有待打破.经筚路蓝缕，至玉汝于成，正是我国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所要经历的过程，美丽乡村体育发展困境的突破当以社会共生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理论指导美丽乡村建设实践.

3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体育共生发展的土壤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也深刻影响着体育，生态观融入到体育，形成一种新的体育发展模式——生态体育，是传统体育内涵的生态再发展.[6]亲近自然，重视空气、阳光、水对人体健康的价值和影响是“生态体育”最突出的特征.[7]胡小明认为：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界的各种条件增进健康，同时各类自然生态的体育活动可向人们倾注生态意识理念，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目标.“社会进化”、“机遇依附”与“优势引导”是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的三条有效途径，因此利用好体育发展的环境，乡村体育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3.1 美丽乡村为自然生态体育活动提供了环境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乡村体育对美丽乡村建设来讲是一个子系统.任何系统的发展都是通过系统内部要素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实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要与其它方面紧密结合，融合发展，可以说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体育发展的环境和土壤.

一方面，乡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锻炼身体才能起到促进身心健康的效果，否则对健康反而不利.PM2.5及空气质量指数AQI已成为大众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参考依据，城市居民的体育生活也随之受到严重影响.此情势下，具有良好自然条件的乡村成为了很多人神往的地方，因此要对具有自然生态体育活动天然条件的乡村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在社会共生理念下发展乡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之际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是发展乡村体育的契机，也是提高乡村居民生活品味和质量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乡村人口密度相对城市来讲较小，可利用空间较大.发展乡村体育占地问题较易解决，我们调查发现，在河南省的一些农村留有集地使用土地，农村的学校往往占地面积较大，乡村的体育场地建设应和学校的体育场地建设进行统筹安排，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的体育课堂教学，又利于村民体育锻炼氛围的形成，对于体育文化的发展具有良好作用.

自然生态体育的发展，符合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自然生态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体育活动氛围，可充发挥体育的娱乐功能，愉悦居民的身心，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指数.

3.2 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乡村体育创造了人文条件

有学者把生态文明称为绿色文明，且把生态文明归纳为：“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以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和谐相处，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9]美丽乡村建设改变了重经济建设的传统做法，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这为美丽乡村体育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除了考虑自然条件外，人的因素更为重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的活动，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丽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体育活动不能过度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需要阐明的是，当前出现了一些体育项目活动打破了自然环境的平衡，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且因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因素，不考虑环境的调节，甚至对自然环境造成永久性损害.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应力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强生态意识教育，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同时，项目规划中相关政府领导应重视环境保护，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有学者提出“全社会要倡导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伦理学思想.”[10]提出构建生态伦理学思想，进行全民、终身和全方面的生态伦理教育.

3.3 体育是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问题的化解必须优化约束条件，乡村体育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社会共生的问题，在社会共生论下发展美丽乡村体育事业，则会增强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的健康和科学性.资源交换、资源竞争、资源分享是社会共生关系的三大类型，在正确理解社会共生关系的基础上，优化约束条件，充分利用好社会共生资源，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为此，在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搞好乡村体育事业，必须对体育与其它事业的发展进行综合考虑和规划.

基于社会共生论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要考虑各种综合因素，复杂的社会系统可分为不同层面的子共生系统.胡守钧在阐释社会共生论时提出：“欲化解社会问题，必须优化约束条件.”美丽乡村的建设，建立必要的制度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此，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也应建立相应的制度，例如，建立乡村和农民的体育活动制度、组织管理制度、交流制度、培训制度等.通过农村体育研究为美丽乡村体育建设提供相关的决策理论依据.

体育文化活动可以丰富乡村居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乡村相对城市而言，人口稀少，娱乐场所少，可供居民选择的活动场所受限，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时综合考虑体育与文化、卫生、经济等的共生发展，应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把体育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4 共生发展是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这就使乡村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成为必然，乡村体育发展与其他方面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和彼此牵制、适度忍让，最终形成统筹安排、均衡发展的局面，这是乡村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4 破解美丽乡村体育困境的策略

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有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也有乡村居民生活的内在需求，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困境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育硬件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条件因素.胡守钧在复旦大学进行讲座时谈到：“人要发展，必须张开文明的双翼.缺乏科学精神，或者缺乏人文精神，一个人岂能健康成长？”[11]其实，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双冀，体育精神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活动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共生视域解读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在党和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保障下，依据乡村自身条件，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尝试突破目前的困境，求得乡村体育的发展.

4.1 政府推行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政策

“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化、社会功能演化、体育技术传播知识化、体育设施多样化发展以及体育格局和谐化水平均与综合现代化水平有关.非均衡与非同步发展现象表明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存在相对独立性.”[13]鉴于此，确立并推行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政策具有必要性.美丽乡村建设是关乎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国策，基于社会共生视域下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对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在推行美丽乡村建设中制定科学合理的体育发展政策尤为重要.

美丽乡村体育政策的制定牵涉到方方面面，在社会共生论的框架下制定美丽乡村体育发展政策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以政策的形式规定乡村体育发展的规模，硬件施设的数量和面积.第二，把乡村体育工作列为乡镇政府的考核指标，以提高乡村体育工作效能.第三，因地制宜，在社会共生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构建乡村体育文化体系，增强体育文化生活在乡村农民生活中的地位，让农民通过体育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第四，建立村级和乡镇两级体育活动制度.

4.2 建立发展美丽乡村体育事业的保障机制

美丽乡村体育事业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保障机制的建立要在美丽乡村社会共生的发展中进行，乡村体育事业要与医疗卫生事业相融合发展，要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求生存，谋出路，这也是社会共生发展的作用使然.

建立发展美丽乡村体育事业的保障机制，必须依托政府的支持，在政府的领导下，乡村体育事业的保障机制才能真正确立并发挥作用.

4.3 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机制和融资机制

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因此，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机制和融资机制是美丽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条件之一.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中，对体育场地器材进行了建设和购买，乡村体育得到财政支持.相关资料表明，很多地方往往重建设轻维护，很多乡村体育场地建设后缺乏后续的维护，器材损坏后无法及时更新，因此建立和完善长效财政支持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在社会共生发展中，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机制和融资机制，现实中如何操作还需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4.4 构建美丽乡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美丽乡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需要与其它社会服务体系共生发展.乡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立对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构建美丽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要跳出单打独斗的圈子，要与其他公共服务共同建设和发展，例如，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融合构建，利用乡村医生对健康科学正确的理解，结合体育知识指导农民进行锻炼.可见构建美丽乡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要打破常规思维，结合农民的需要、农民文化的发展方向等进行实施.

4.5 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国体育彩票被誉为“公益事业的助推器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主要被用在社会公益事业，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这三个方面.在美丽乡村体育的发展中体育彩票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体育彩票承担了重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方面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据相关统计，2006年至今，国家体育总局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超过33万个；全民健身路径16万余条；为推动老、少、边、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均等化建设了670个“雪炭工程”项目.[12]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体育彩票在体育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2014年7月我们课题组到重庆璧山区进行调研了解到，重庆璧山区对乡村体育的投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上级体育系统拨款、镇级政府投入和体育彩票配套资金，由此可以看出体育彩票对乡村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

（2）http：//baike.so.com/doc/396918.html.

（3）刘志敏，丁振峰，程丽华.我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现状与发展策略[J].体育与科学，2009，30（5）：52-55.

（4）王亮清.新型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思考[J].体育科学研究2014，18（2）31-35.

（5）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的通知［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 /02-24/2865198．

（6）孙源，郭芳，刘少冲.滑雪旅游对山地环境的影响及对策[J].学术交流，2011（4）；110一113.

（7）胡小明.生态体育[N].羊城晚报，2005-09-24（8）.

（8）郭芳.自然体育分类体系构建及其生态化发展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19.

（9）蔡守秋.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实现环境法律的生态化[J].中州学刊，2008（2）：72-76.

（10）龚腾云，汪君民.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生态体育发展的困境与突破[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3，（1）：22-23.

（11）胡守钧.文明之双翼--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话［EB/OL］．http：//gongshenglun.cn/show.aspx？id=202&cid=7.

（12）浙江新闻网.http：//news.zj.com/detail/1530116.shtml.

乡村发展理论篇(3)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代写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代写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代写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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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理论篇(4)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66]Madsen和Adriansen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简要总结[66]：任何一项研究开始时，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归属于某一学派的思想体系，如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结构主义；然后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进而选择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经验资料与理论的耦合，而数据处理方法则仅指经验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则指经验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

研究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热点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地理）政治重要性，从而使乡村地区发展从未来规划的边缘被重置于核心地位。这些全球化挑战不仅影响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而且寻求其解决方案也包括决策者如何利用和管理乡村土地[67]。全球化对乡村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68-70]。一方面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提高了农村信息化程度并使得远离经济活动中心的地方也能基于新技术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的交通系统缓解了许多农村地区与城市的自然隔离；信息通讯技术有助于地方及其产品知名度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产品能找到新的市场，地方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有时经济增长导致农业部门和从事其他农村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从而为本地或外地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技术改进可在后台支持服务方面创造就业机会但也会使在线购买产品与本地产品形成竞争；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也会促使投资资本为逐利而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从而导致就业机会产生周期趋短；全球化背景下新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流动并对地方文化传统和本土语言带来负面影响；农村地区和居民参与现代化的程度不一，有些可能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原因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更为隔离，落后地区则由于外出移民和老龄化使得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70]。针对全球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亟需加强跨学科联系与合作。一般而言，真正把乡村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涉及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和农业（乡村）经济学。这三门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乡村地理学重点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其研究视角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乡村社会学把重点放在乡村居民与乡村社会变迁之上，农业（乡村）经济学则主要关注农业和乡村经济系统的组织与发展规律。新世纪以来，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发展，不断促使着乡村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71]、乡村社会学[72-74]乃至农业（乡村）经济学[75-77]的跨学科协作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外扩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宏观问题或巨型系统的探究，如乡村对全球变化导致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问题的响应[78]。而内敛则主要是指研究尺度的不断细化——局域化、本土化乃至个体化[79-83]。在内敛微尺度研究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乡村地理学对乡村社会中弱势群体或被边缘化群体的关注，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等[84-90]。乡村地理学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也有助于深化乡村空间的结构、功能、演变动力及过程的实证及理论研究[62，91-93]。

乡村发展理论篇(5)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自身对传统官僚制的态度也不一致:一方面批判传统的科层制，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新公共管理体系的核心和唯一稳定部分。新公共管理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参与式民主的不足可能是，“少数有特殊利益需要的公民在某些主题中的参与行为可能被政策制定者误解为大众的共同意见，并且更糟糕的是，这会给公众留下政策议程被特殊利益所左右的印象。”［2］因此，多元参与式的民主能否冲破传统科层制的桎梏还是一个疑问，若不能，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仍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模式，指望新公共管理较为彻底地改变既定制度安排就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3］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4］。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并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因此，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同中国乡村的实际有效衔接的问题，即如何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的乡村改革与发展。在实践上，表现为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实现创造性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

执政者理应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从而达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乡村民主不断发展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5］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由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应努力破解这些困境，寻求符合我国乡村实情的乡村民主建设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乡村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二是乡村民主建设必须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重塑村民对村庄的认同。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反对传统的政府中心论，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和个人等;主张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等多维度、多层面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克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强调管理过程、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强调“善治”应对公民的权利和地位给与更多的重视，应有更多的民主要素。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其实，中央决策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6］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为有效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恰当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实现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7］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完善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乡村发展理论篇(6)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2]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进行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

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3]。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

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借鉴其破解难题，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4]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5]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6]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

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乡村发展理论篇(7)

短短3天时间，参与此次全区领导干部学习会。先后系统学习了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服务业外包、环境维护与节能减排、领导艺术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创新举措。通过学习培训，感到获益匪浅，既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拓宽了视野，提升了工作水平，也有利于在广大干部中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引领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任何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的引领，一是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同样需要科学理论知识的支撑。通过培训，不只系统学习了乡村管理的理论知识，解了当今世界乡村发展的最新动态，感悟了国内、国际乡村建设的胜利经验，也看到区、街道乡村化建设水平与国内领先乡村、国际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值得借鉴。学习培训是借鉴先进理论、胜利经验的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通过培训，二是拓宽了乡村发展的视野。国内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胜利的地方不胜枚举。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开阔了思路，开阔了胸襟，掌握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创新的举措，提高了战略思维的水平，增强了同国内、国际领先水平接轨的信心。

只有不时加强学习，三是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是一门动态的科学。才干适应社会发展和实际工作的要求，才干在动态中体现与时俱进，才干在发展中真正步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良性轨道。座各位带头学习，就会带动一大批，就会逐步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就能达到不时学习、不时提高的目的

拓宽发展视野也好，四是提升了科学的工作水平。积累理论知识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升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水平。工作水平的提升，直接反映在工作的效果中。相信通过培训，对城市发展的思路将更清晰、决策将更科学、举措将更扎实，乡村化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将更高。

学习培训的落脚点在于运用。街道作为主城区和市城市规划的副中心，学以致用。理应成为我区乡村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成为全区乡村建设的表率。通过学习培训，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围绕如何进一步创新理念，加强和改进乡村规划、乡村管理工作，以下是初步的构想，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古人说：法乎其上，城乡规划是乡村建设的龙头”提升乡村品位的有效途径。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只有规划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才干高水平、高品位。当前，正处于乡村化加速期，进入了以乡村现代化为主要驱动力的新阶段。要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发挥规划的调控和引导作用，高起点、高标准做好乡村规划，着力提升乡村发展模式，全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应该说，通过前两年的努力，主城区控制性详规已实现了全覆盖，为我做深做细规划、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发展步伐打下了基础，发明了条件。现在需要的就是高水平的前瞻性的科学规划，只有这样的科学规划才干有长久的生命力，才干确保乡村可持续性发展。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乡村规划中，要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筹划、高层次运作、高水平管理，坚持富规划、强建设，细规划、快建设，为加快区域发展提供了空间和环境保障。要在深入理解和消化好现有规划的基础上，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更高层次水平上，进一步完善区域性产业规划、次分区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先导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要按地块功能谋划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以具体项目对上争取，赢得支持，努力使隐性的发展资源变成显性的发展空间。

二、坚持功能性、服务性。

提升激进服务业发展水平，要全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把第三产业作为街道经济发展的主体产业、主攻目标。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一是着力抓好重点片区的发展规划。继续完善以路、路、路所合围的主要商业圈为核心的商业中心的规划设计，抓好社区地块的功能定位和前期规划。二是着力抓好重点平台载体建设。加快社区睦邻中心的开工建设，加紧实施社区商贸中心二期的建设，做好和社区睦邻中心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三是着力抓好环境建设。要一手抓硬件建设，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创设良好的地理优势、便当的交通优势、有利的商业优势等；一手抓软件建设，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的服务咨询等，营造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良好氛围。

三、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