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1)

关键词：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农村；协调发展度；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7-1396-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7.050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in Sichuan Province

MA Lia，TANG Honga，b，KUANG Yuea

（a. School of Management；b. Sichuan Center for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aw of diminishing land retur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recent 20 years was discussed by us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growth of rural social economy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①From 1992 to 2013， the composite index of rural area development， the composite index of land use， and the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Sichuan all had a large degree of increase， and the two syst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had reached the quality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②From 1992 to 2013， influenced by the decrease of the composite index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two system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wo systems showed an inverted“U” shaped development.③It was expected that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to avoi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l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to speed up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industrial support， to cultivate new business formats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present rural work in Sichuan.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area development； land use； rural； Sichuan province

人口c土地是富国强兵的决定性因素，但二者的数量比必须相适宜，才能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最佳经济作用[1]。在古代人口和土地的作用发展仅指数量上的相适宜，而今人地作用不仅包括数量上的相适宜，还包括人口结构、人民生活水平与土地投入产出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等特点的协调。目前在中国农村，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给农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现象却给劳动力投入、劳动生产效率、家庭经营组织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负面影响[2]。农村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土地利用的综合程度、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牧渔业总产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区域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及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少学者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经济与土地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3-5]。区域经济、城镇化发展与水土、生态环境、农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为广大学者所关注[6-11]，还有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协调度评价方法[12，13]。学者们对于农村土地利用和区域发展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是对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研究[14-18]，对农村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管理等问题也有较多的研究[19-21]，但是对于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锁定“三农”问题，可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是中国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农村区域发展综合程度和土地利用综合水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关系着农村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还关系着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以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探讨近年来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状况，以期为更好地建设农村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省地中国西南腹地，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辖区面积48.6万km2，居中国第五位，下辖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气候区域表现差异显著，类型多样、垂直变化大，有利于农、林、牧综合发展。2014年四川省年末常住人口8 140.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 768.9万，乡村人口4 371.3万。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8 536.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 128元，三产比例结构为12.4∶50.9∶36.7。四川省是典型的农业、人口大省，其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研究对其他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客观性、有代表性、易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评价指标[22，23]，结合农村生产和发展实际，在数据可获取和便于量化的前提下，选取以下指标（表1）。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能代表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和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两个子系统发展程度的17个指标，其中区域发展综合水平主要包括体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农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10个指标；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主要包括体现农村土地基本信息、农业现代化程度、土地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水平的7个指标。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1993-2014）。部分指标经过二次计算，所有经济指标均为1990年可比价。参考相关文献对数据分析的方法[9，24]，对相关数据做如下处理。

1）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为便于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进行比较和加权，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Yij=■ （1）

式中，i表示（a为区域发展，b为土地）两个子系统，j表示两个子系统中的具体指标。Xj为原始指标值，Xjmax和Xjmin分别表示子系统中统一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为数据标准化结果，且有Y1，Y2，…，Yn∈[0，1]。

为统一指标的变化方向，对逆向指标a1、a2、a3进行变向处理，公式为：

■ij=1-Yij （2）

经过变换处理，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所有指标均为值越大越好。

2）随机变量平均值■j。

■j=■■Yij （3）

3）指标均方差Aj。

Aj=■ （4）

4）指标权重Wj的确定。

Wj=■ （5）

式（3）、（4）、（5）中，■j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平均值，Aj表示同一指标标准化后的均方差，Wj表示指标在其子系统中所占权重大小，n为不同年份同一指标的总数，m为每个子系统中指标的总数。

5）计算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f（a）、f（b），公式如下：

f（a）=■YajWj （6）

f（b）=■YbjWj （7）

f（a）、f（b）分别表示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发展指数越高，表明单个子系统发展越好。

3.2 协调度及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1）借助离散程度来体现农村区域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协调程度由f（a）和f（b）变异系数来表示，f（a）和f（b）之间离差越小，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越协调[9，25]。公式如下：

C=■■ （8）

式中，k表示调节系数，研究对象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两个子系统发展指数，因此k值取2；C表示协调度值，且C∈[0，1]，C值越大表明系统间协调程度越高，发展越有序，反之，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2）为更全面地反映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借鉴其他文献，构建适合的协调发展模型[23]。其基本公式如下：

D=■，T=Af（a）+Bf（b） （9）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T是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T值越高表明该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低；A、B为待定系数，在农村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发展过程中，二者均起着重要作用，此处认为二者同等重要，因此A、B取值均为0.5。

3.3 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标准

在得到协调发展度D之后，结合实际情况并借鉴相关文献[9]，制定区域发展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发展评价标准、等级和协调发展类型（表2）。将协调发展类型分为失调类、过渡类和协调类三个大类，并利用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的比值分析其协调发展的特点，以达到全面、客观分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目的。

4 结果与分析

利用四川省1992-2013年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各项数据指标，通过公式（1）-公式（9）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协调发展模型的计算，得到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发展结果（表3）和协调发展趋势图（图1）。

4.1 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发展指数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1992-2013年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则一直呈较高的增长趋势。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就业困难、部分农民工返乡，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林牧渔总产值、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因此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也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后缓慢下降；而近年来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进步为土地开发利用创造了条件，各项土地政策的实施和开展激发了r村土地开发利用的活力，土地综合利用的各项指标均有增加，因此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2009年以前，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均明显高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在2009年二者几乎达到统一水平，分别为0.703和0.696；2009年以来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反超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并持续增长，说明农村土地利用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而区域发展优势相对较弱。

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而协调度则经历了从1992-2000年先快速上升，再从2000-2009年趋于平缓，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0.998后缓慢下降三个阶段；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度也有明显变化，从1992年的严重失调衰退类逐步发展成优质协调发展类。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近年来发展趋势良好，且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但从图1中可以看到，近年来系统间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均有下降趋势，这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的下降有关。

4.2 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的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结果（表3），利用协调发展类型及评价标准（表2），将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严重失调衰退阶段（1992-1993年）。1992-199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处于严重失调衰退阶段，且表现出土地损益的特点，区域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高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这一阶段区域发展和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说明在这个阶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很低，经济发展落后，土地发展较为滞后、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进一步分析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均较低，如1992年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协调度为0.001，说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程度极低；此时综合评价指数也仅为0.098，反映出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特点。

2）轻度失调衰退阶段（1994-1995年）。1994-1995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且表现出土地发展滞后的特点。这一阶段四川省在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发展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均有所增加，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发展水平仍较低。

3）勉强协调过渡阶段（1996-2000年）。1996-2000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处于勉强协调过渡阶段，协调发展度在向协调阶段过渡，但仍表现出土地发展滞后的特点。这一阶段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变化不明显，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继续稳步上升；从图1中可以看出，综合评价指数在这一阶段变化幅度不大，而协调度在这一阶段有大幅度上升，说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间虽然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不大，但是相互作用力明显增强，系统间发展逐步有序。

4）良好协调发展阶段（2001-2007年）。2001-2007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意味着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已由失调类过渡到协调类，表现出区域发展为主导的特点，其中2003年为同步协调发展。在这一阶段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对区域发展综合指数依旧较为落后，但上升趋势明显；协调度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也有较大上升趋势。主要因为这个阶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农产品销售实现了多渠道，部分土地实现集约规模化利用，为区域发展和土地的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

5）优质协调发展阶段（2008-2013年）。2008-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但是不同年份具体特点却有较大差别。2008-2011年表现出同步发展的特点，2012-2013年则表现为土地主导发展的特点。这一阶段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开始下降，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则一直表现出较高的发展趋势，在2010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超过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可能是由于在四川省社会经济大环境下，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在三产中所占比例很小且越来越小，如2011、2012、2013年第一产业占GDP总产值分别为14.19%、13.81%、12.80%，虽然持续的人口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对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有正向作用，但是相比之下作用不是很明显，所以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表现出较高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土地规模利用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同时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民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给土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利用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和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的相关数据，对近年来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度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特别是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在前面4个阶段协调发展类型均表现为土地发展滞后型，最后一个阶段（2008-2013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基本相当，达到同步发展，从2012年起，其系统发展成为以土地为主导的发展类型。但是系统间的协调度和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均有下降趋势，因此要密切关注四川省未来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发展状况，并及时调整。

2）目前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已经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但仅代表四川省整体状况，不能具体表现在农村局部地区。根据1992-2013年数据指标分析结果，可将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严重失调衰退阶段（1992-1993年）、轻度失调衰退阶段（1994-1995年）、勉强协调过渡阶段（1996-2000年）、良好协调发展阶段（2001-2007年）、优质协调发展阶段（2008-2013年），通过分析发现每个阶段影响协调发展度的因素不同。

3）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呈倒“U”型发展特点，从1992年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2年达到最大值（0.894）后开始下降。主要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协调度等指标的下降有关，因此还应引起重视，避免再次出现不协调现象，保证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5.2 政策建议

1）加快农业转型升级，避免对土地过度依赖。虽然目前四川省农村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在上升阶段，但是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其发展指数不可能永远增加，在某个最大值后终会下降。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和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使农业朝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避免对土地过度依赖。

2）加强政策导向，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由于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已经存在下降趋势，说明社会经济、人口发展问题在农村需进一步落实。应通过鼓励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市场等政策机制。消除农民进城的顾虑，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轻农村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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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2)

摘要本文以公共选择、协同学等理论分析、阐述我国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实证依据，揭示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途径、方法、模型；探讨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现代管理与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为国家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山区农村经济决策提供对策建议。

关键词 公共选择 山区农村 经济 协同发展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

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 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3)

关键词：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性；非均衡；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5-1317-07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5.058

Study on Coordination of Industry，Population and Land Use Deagricultur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Unbalance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ZHANG Ya-jie，MA Ming，JIN Hai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studies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and spatial unbalance i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y drawing on the measure method of coordinated coupling degree improved by the coupling coefficient model and centroid method and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2002 to 2012 which is based on industry，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deagriculturalization Then it evalu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ordination coupling and spatial no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abo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ed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hree elements is on the rise i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increases from 0.60 to 0.72 in the whole area， and enters a higher level.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is constantly optimized. The three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gradually are inclined to mutu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the coordinated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hree elem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extremely different， which presents a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aggravate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deagriculturalization is in a relatively stable equilibrium， and the degree of land use deagriculturalization and industry-population deagriculturalization is greatly reduced， which have become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the coordinated coupling degree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Finally， this paper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view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the three elements.

Key words： industry，population and land use deagriculturalization； coordination； unbalance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时展的主旋律。区域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越来越明显。城市群的演化发展是区域一体化过程的重要形态，它的形成和扩张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城市化都经历了一个城市由小到大、由若干孤立的城市到城市群的过程。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城市化的推进主要依靠城市群的发展[1]。然而城市群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城市化速度的提高，更取决于城市化质量发展的协调性。城市化的本质是区域产业、人口与土地资源在市场作用下以城市为主导重新进行空间配置的过程[2]，是区域产业、人口及资源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结果。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迁移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人口红利必然带来产业的推移以及结构升级；土地城市化又为城市人口扩张以及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任何一环的脱节，都会阻碍城市乃至城市群的健康发展[3]。

目前针对城市化协调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多数研究普遍关注的有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4-6]，而忽略了产业在其中的平衡协调作用。这样不仅不利于评价城市发展的整体协调性，甚至模糊了产业、人口和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多数研究致力于全国尺度[4，7]或者市域尺度[5-6]城市化发展协调性区域差异分析，鲜有对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群加以研究且多止步于此。然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时空上呈现出动态变化过程，当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各要素在区域间不完全匹配时，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就会呈现一种非均衡态势。目前对于非均衡发展的研究主要分为区域经济差异的变迁过程[8-10]及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间相对关系[11-13]两种，重在对单一经济指标在空间上非均衡性加以研究，而对产业、人口及土地等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涉及较少。沿长江流域鄂湘赣皖四省联手打造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极有希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之后中国区域经济第四大增长极，十年来城市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有鉴于此，为丰富及完善前人研究，以2002 ― 2012年为研究时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之间的协调性及空间非均衡性加以探讨，以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研究区域与数据说明

1.1 研究区域

长江中游城市群沟通鄂湘赣皖4省，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皖江城市带所含41个城市（图1）。区位条件优越、交通运输发达、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丰富，是4省各自产业发展水平最高、人口与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在长江中游城市一体化发展规划中其战略定位为一极三区，即中国经济新增长极、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内陆开放合作先行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截至2013年，在国内经济增长普遍下滑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生产总值59 649.12亿元，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2002 ― 2012年为研究时段，以2002、2007、2012年为研究截面，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地市为研究单元，选取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重分别作为产业非农化、人口非农化、土地非农化的衡量指标来评价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及土地总面积均来源于各省市2003、2008、2013年的统计年鉴以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运用极大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矢量图等空间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保持数据连续性，以2012年行政区划为准，对部分空间单元进行合理的分割或合并。

2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的时空分析

2.1 协调耦合度计算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于联系起来的现象，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4]，本研究据此研究产业、人口和土地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参考和借鉴国内关于耦合模型的研究[15-17]，得到3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方程式如下：

C=2{（m1・m2・m3）[（m1+m2）（m1+m3）（m2+m3）]}1/3

（1）

式中：0≤C≤1，C为耦合度系数。m1、m2、m3分别指产业、人口与土地子系统对整体耦合度的贡献值。由于每个子系统下仅有一个指标，即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和城市建城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重，所以m1、m2、m3实际上就是对原始数据极大值标准化后的相应指标值。根据耦合度计算公式可看出耦合度只能反映二者的相关程度，无法判断耦合的良性与否，即当各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仍然能得到较高的耦合度，很难体现产业、人口及土地三者的综合协调发展水平，这对于研究城市化协调性意义不大。为避免这一不足，本研究在耦合度基础上引入协调耦合度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以及土地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与彼此的和谐度加以研究，模型公式[18]如下：

D=（C・T）1/2 （2）

式中：T=1/3（m1+m2+m3），是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综合衡量指标系数。D为3个子系统的协调耦合度，可以度量系统以及系统内部要素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协调程度，并反映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良性耦合程度大小以及协调状况的好坏程度[19，20]。D值越高，产业、人口与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协调耦合程度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

2.2 计算结果与分析

由上述公式（1）、（2）计算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02、2007、2012年城市化进程中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表1），并计算了2002 ― 2012年各城市协调耦合度的增量与增幅情况（表2），以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

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对协调耦合度等级进行划分，根据以往研究经验[21]，结合实际特征本研究将协调耦合度分成5个层次：①0

根据上述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由表1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呈上升趋势。全区协调耦合度由0.60上升至0.72，从中度协调耦合发展为中高度协调耦合。各市产业、人口、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2002 ― 2012年1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城市多数实现了协调耦合度的提高，只有淮南、马鞍山以及黄冈3市协调耦合度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2.20%、5.81%、19.35%。淮南和马鞍山属于典型资源型城市，其产业发展有效带动人口及土地非农化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其协调耦合度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呈现下降趋势，本研究认为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单纯依靠资源产业发展的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与人口、土地非农化的失衡。协调耦合度上升最快的池州、安庆增量分别达0.30、0.28。池州与安庆均由低度协调耦合发展上升两级到中协调耦合发展，其城市化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较合理的解释是池州与安庆近10年来产业转型升级较快，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良性促进人口及土地非农化协调发展。总之，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相互作用不断优化，三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步趋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

2）由图2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的区内差异较大，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化格局。按照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来划分，通过计算区域协调耦合度算术平均值可知，2002年以处于全区北部的武汉城市圈及皖江城市带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程度较高，而处于南部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处于中低程度协调耦合及以下的城市有19个，占全区46%。协调耦合度最低的分别是上饶、吉安、宜春3市。2007年武汉城市圈整体协调度有所下降，北高南低分化格局依旧明显。处于中低程度协调耦合及以下的城市仍然有18个，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居多，占全区44.9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处于中低程度协调耦合及以下的城市仅有5个，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整体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上升到中高度协调耦合阶段。但区域内差异分化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仅皖江城市带为中高度协调耦合，其他三区均处在中度协调耦合阶段，加剧了区内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发展的不协调。总之，研究时段内，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程度整体上有了较大提高和改观，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内城市化发展不协调与空间非均衡现象，区域间的差距没有得到有效缩小。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以资源型城市居多且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及产业发展水平均处于领先水平，位于东北区域的皖江城市带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区域内城市化的协调均衡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后，皖江城市带作为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使区内各项资源都得到了较高水平的有效利用，多数城市已进入协调共生、互促互进的理想状态；第二，位于南部诸城的产业、人口、土地各自的非农化水平较为落后，与全区平均水平相差较大。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2008年环鄱阳湖地区城市化水平尚处于中期加速阶段，远低于全国及中部城市的平均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城市化发展不足，成为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瓶颈。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仅受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到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

3）以2007年为分界，2002 ― 200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改善速度明显慢于后半期，2002 ― 2007年全区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整体协调耦合度由0.60上升到0.62，增幅为3.33%，而2007 ― 2012年增幅为16.13%，是前半期的近5倍，这也从侧面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由表2可以看出，增幅最快的上饶、池州2市，也仅仅从低协调耦合发展升级到中低或中协调耦合阶段，上升增量极为有限。相反，淮南与马鞍山虽然研究时段内协调耦合度并未出现提高，甚至有了小幅下降，但均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发展的协调性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城市化协调耦合发展空间上非均衡性突出。

3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空间非均衡性分析

3.1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重心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进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空间非均衡性，引入重心法[22-24]可以直观显化出某一方位上是否存在某种要素非农化超前或滞后的现象。运用ArcGIS9.3的Mean centre工具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002、2007、2012年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非农业人口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重心分布，并将计算出来的点添加到ArcGIS 9.3中按照年份先后次序分别绘制产业重心变化路径、人口重心变化路径以及土地非农化重心变化路径（图3）。

从图2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近十年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重心在纬度上跨度并不大，而在经度上跨度较大。为分析它们的移动规律从而探索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计算了相同年份间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重心间的相对偏移距离，观察它们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几何重心间的变化有如下规律：人口重心与几何重心不断靠近，但产业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先远离后靠近；产业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偏移处于相对稳定状况，未发生大的波动；土地非农化重心变化路径较产业与人口重心波动较大，且在2007年有一个较大的偏移。观察它们的变化速度可知，以2007年为分界时点，产业重心变化速度相对人口重心变化速度及土地非农化重心变化速度前期快于后期。不难发现，土地非农化重心变化速度远远大于产业重心及人口重心变化速度。进而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非农化与人口非农化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土地非农化波动幅度较大，与产业及人口非农化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出现超前或滞后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协调发展，降低了城市化发展水平。

土地非农化重心与产业重心变化路径在移动方向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体符合先向东北后复向西南。人口重心变化路径略有差异，2002 ― 2007年一直保持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规律。虽然土地非农化重心与产业非农化重心变化路径相似，但前者南北方向移动幅度更大，两者偏移距离较大，且各年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之间的绝对距离呈扩大趋势。这一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非农化速度与产业、人口非农化是不均衡的。土地非农化速度东北方向明显快于西南方向，从侧面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东北部城市产业与人口非农化速度滞后于土地非农化速度，可能存在城市低效扩张现象。西南部城市产业与人口非农化问题突出，导致区内城市化协调耦合的不均衡性加剧。这一问题在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D值）中得到了体现，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的武汉城市圈城市D值的平均值在2002-2012年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2007年出现了小幅回落，与其城市规模大幅扩张，人口及产业非农化速度与质量跟不上有直接关系。

4.2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重心变化相关性分析

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重心存在一定的偏移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三者的偏移距离，利用SPSS 19.0分析了它们的Pearson相关性（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经纬度偏移距离上，产业重心与人口重心（0.473）、产业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0.780），人口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0.648）都呈正相关关系。从偏移距离的相关系数大小来看，人口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相关关系比较明显，人口重心与产业重心的相关关系较弱。因而可以得出，要想缓解这种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性以及空间非均衡性，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在东北部城市应鼓励和支持利用“存量”土地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满足土地非农化的速度过快推进下对于人口与产业的需求，在巩固农业、提高农业效益的同时，积极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改进公共服务以及完善社会保障，进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在西南部城市应针对人口和产业非农化超前现象，发展壮大中心城市择优建设中小城镇，逐步形成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和小城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城市化战略，以缓解城市现有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从而实现区域城市化协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重心、人口重心与土地非农化重心偏移距离两两相关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认为主要是样本量太少的原因造成的，但相关系数的大小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

4 小结与讨论

结合协调耦合度评价模型和重心法，可以有效评价区域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过程的协调共生性以及区域空间平衡性。

1）从总体上讲，2002 ― 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有了较大提高，全区由中度协调耦合上升为中高协调耦合，说明各要素之间正趋向协调共生、相得益彰的良性有序发展，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部分地级市的协调耦合度都实现了升级，协调耦合度上升最快的池州、安庆增量分别达0.30、0.28，均由低度协调耦合发展上升两级到中协调耦合发展，其城市化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只有淮南、马鞍山、黄冈3市协调耦合度出现下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相互作用不断优化，各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步趋向相互促进、协调共生的良性发展。

2）从空间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的区内差异较大，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化格局。以2007年为界，后5年全区协调耦合度上升的速度是前5年协调耦合度上升速度的近5倍，城市化高速发展背景下，区域内部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的非均衡态势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产业非农化与人口非农化处于相对稳定均衡状态，土地非农化与产业、人口非农化匹配程度不高限制了城市化协调耦合发展。故在全区应采取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东北部城市应主要依靠“存量”土地走内涵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缓解土地非农化过快带来的城市化低效扩张。西南部城市应着力发展壮大中心城市、择优建设中小城镇，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城镇体系的城市化战略，以缓解城市现有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从而实现区域城市化协调发展。

3）正确认识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市发展战略，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及重心分析法可以有效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发展的深层次机理，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本研究对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研究均基于单指标，且受数据获取限制研究时段较短，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选择时间跨度更长的面板数据，探索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城市化各子系统间相互耦合的内在机理将会有更加丰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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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4)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皖北经济；发展

2011年10月07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 ）》，使建设中原经济区拥有了纲领性文件。中原经济区不仅承担着促进区域发展的任务，还承担着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解决重大问题探路的重要任务。因此研究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区域战略意义；同时，皖北地区加入中原经济区，对皖北经济乃至整个安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区与中原经济区

区域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京津冀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所谓经济区，是指在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单元。经济区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交通运输和商品流通为脉络，具有发达的内部经济联系，并在全国经济联系中担负某种专门化职能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经济区具有组织上的同质性或群体性、空间上的相对排他性、对外联系的开放性、组织上的层次性以及发展的变化性与相对稳定性等特征。

中原经济区是指以河南省为主体，延及周边的经济区域，支撑中部，东接长三角，西连大西北，北依京津冀，南临长江经济带，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具有“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广阔平台。中原经济区范围包括河南18个地市及山东、安徽、河北、山西12个地市3个县区，区域总面积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亿人，面积及人口居全国第一位，是中部崛起的重要基地，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三大经济区之后，我国又一大重要的经济区。

二、中原经济区的特点和战略发展路径探析

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的中心地带，从其自身发展和在全国的地位看，这一区域具有以下特征：

1、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中原经济区是我国人口最为稠密和劳动力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该地区总人口居全国第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为全国各地输出了充足的劳动力。

2、区位优越，战略地位重要。该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位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交界，交通优势突出，具有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枢纽作用。同时，也是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陆桥通道和京广通道的交汇区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战略地位非常突出。

3、农业领先，粮食优势突出。中原经济区是我国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大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耕地面积约1.9 亿亩，占全国耕地资源的十分之一以上；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占全国的 以上，其中小麦产量 万吨，接近全国的 ，农副产品供给能力高，农业生产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该地区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域，煤、铝、金、天然碱等资源储量较大，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其中河南省矿产资源有158种，已探明储量的有8种居全国首位、20种居全国前三位。

5、文化底蕴深厚。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长达三千多年，形成了兼容并蓄、刚柔相济、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文化积淀丰厚，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

由于中原经济区具有以上的特征优势，因此，充分发挥中原的比较优势，对于加快实现中原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又好又快以及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原经济区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中原经济区要在战略定位以及坚持整体发展、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区域发展战略路径：

1、巩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传统农业向现达农业转变。同时，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以现代化引领农业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大力发展畜牧业、渔业、林业，切实抓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

2、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推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坚持以产业集聚区、城市新区、专业园区为载体，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向城镇集中，建立产业集聚、积累、服务、激励四大机制，形成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强大的产业增长、发展势头。同时，要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资源和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产业聚集区为载体，以现代金融和物流为支撑，以现代企业为主体，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在新型城市化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形成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格局。统筹规划城市建设、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衔接的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同时，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城乡均等化，构建城乡资源共享平台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4、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建立中原经济区五省政府高层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强化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加强和邻省邻市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拓展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空间。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要消除市场壁垒，消除要素流通障碍，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同时，要实施“走出去”战略，用引进来的资源来提升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实力，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本区域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

5、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深化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改革。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村金融机制，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加快建设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稳步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企业现代化改革，深化财税、金融、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等领域改革。同时，也要尽快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

三、中原经济区对皖北经济发展的作用

安徽省作为比较特殊的中部省份地区，境内的淮河、长江将全省分成了三个地理环境、人文风格、发展状况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地处淮河以北的皖北地区，多为平原，人口稠密，属典型的农业地区，经济较为落后。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 ）》将安徽省的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以及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纳入规划范围。这是继皖江城市带和中部崛起之后，皖北地区发展进入国家战略，这将成为推动皖北跨越式发展、促进安徽加速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对皖北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皖北地区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产量占我省全省60%以上，加入中原经济区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先行区，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耕地，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建设粮食科技示范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加快新品种的选育推广，建设全国农业育种以及畜牧创新基地，如皖北生猪基地、花生基地、油菜基地、棉花基地、中药材基地以及林果产品基地等。有利于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建设区域化的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有利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第二，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能够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积极研发先进适用、高附加值的主机产品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如蚌埠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皖北食品工业基地和淮南煤制天然气等；同时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培育，建设国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中西部地区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打造中部地区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生物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以及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等；能够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如皖北历史文化旅游区）和文化产业（蚌埠大明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培育新兴服务业和建设企业孵化园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够加快城市群建设，促进蚌埠、阜阳、亳州、淮北、宿州等皖北城市密集区加快发展，形成与沿海地区沟通联系的前沿地带，构建中原城市群、皖北城市密集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中原城市群；能够促进城镇功能的提升，让蚌埠、阜阳以及淮南等发挥区位优势，巩固提升交通枢纽功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增强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进一步发挥皖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中原经济区与华东地区合作交流的东部门户；同时，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建设和宿州、蚌埠龙亢农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

皖北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加入中原经济区，形成经济发展增长极，使安徽的发展有了领头羊，能够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共同促进安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相信，皖北地区的发展已经迈上新的台阶与新的阶段，在不久的将来，皖北地区乃至整个安徽的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与辉煌！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建设中原经济区若干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0，5

[2]夏林.关于中原经济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决策探索，2010，10

[3]任爱莲.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路径探讨[J].宏观经济管理，2012，1

[4]贺卫华.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分析[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14

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5)

论文关键词：公共选择 山区农村 经济 协同发展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

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

(1)外部驱动力

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

(2)内部驱动力

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

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6)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

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

（1）外部驱动力

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

（2）内部驱动力

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

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篇(7)

关键词 农村 其余经济 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大国，由于自然、社会和经济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开发历史差异所形成的发展差异，客观上存在着发展进程、发展水平等各异的众多区域。对于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目前最为通用的是将全国划分为3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东部经济发达区、中部经济次发达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区。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大地带的农村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成倍增加，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从而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农业结构畸型以及农产品产地与加工工业、生产区与消费区严重脱节的状况，农业布局日趋合理。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之中国农村生产力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业技术装备落后，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特别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使得一些区域内优越的自然资源不仅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反而遭到破坏，三大经济区域内农村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反而越来越明显。

1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成因

（1）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①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高。农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都选择了外出打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生产率。②城市与农村之间未建立良好的贸易组织与贸易机制，并缺少有效的贸易互动，农民并未能在贸易活动过程中取得理想的利润与收入。③农村整体较少的收入使得农村未能有足够的资金生产投资，在银行贷款方面，周期较长，利息较高时贷款过程受到了较大阻力，促使农村的经济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

（2）农业生产要素流动不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拥有的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具有充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源作用下降，农业增长主要来源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各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组合比例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我国大部分农村未能认识到这种变化，再加上本就落后的人力资源与高科技技术，使得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

（3）农村人口素质问题。人才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农民收入与劳动者文化程度正相关。因此，对于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建设，人才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致使相关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得不到有效改进，生产效率低下，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给予其技术支持，以有效的提高农业的生产劳动率，同时还能有效的解决农民的转业问题。与此同时，国家相关政府应结合农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与部署。积极推进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充分发挥科技技术的优势。利用能源、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建立全方位的经济体系和特色的农业经济。以最大限度消除贫困，维护农村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就生产投资而言，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企业对农村进行投资。并充分发挥银行职能，对农业的开发进行扶持，使农村信用社以及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适当调整自身的运营目标，提高服务质量，把农村吸收的存款尽量投放到农村经济的建设中来。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业生产要素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获取人们需要的各种农产品所必须投入的各种基本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流畅，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保障。因此，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不仅应创新农村土地管理机制、农业投入机制、农业科技成果转换机制和农村人才培养机制，以激活各农业生产要素，更要建立起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人才对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将农村课程改革纳入到农村区域经济建设中，把科普知识以及有关的医疗卫生知识投入于日常教学，并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相关的科普宣传。同时，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加大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投入，以最大限度的促使其开放思想意识，转变市场知识观念，达到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

3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而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人才、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所造成的。因此中央政府只有发挥其调控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各区域的发展战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才能有利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振芳.国外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世界农业，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