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

一、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研究的新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要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及其新的变革需求。

最早预言大数据时代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1980年在《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2006年3月英国启动“数据权”运动；2012年3月，奥巴马宣布美国政府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推出“数据脉动”计划。为此，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改变》中判断：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大胆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带来理论的终结，他认为：“面对大规模数据，科学家‘假设、模型、检验’的方法变得过时了”。且不说大数据将终结理论这一观点对错与否，大数据时代的确将促使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以下四大新变革：

1. 社会治理研究思路的变革。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大数据”给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数字化的书籍、报纸、图片、视频等海量数据需整合、提炼和分析，而且网络泄密、对隐私的侵犯等行为日益增多，影响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往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思路，是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因此，必须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路、对象、方法提出的挑战，只有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合作，运用交叉学科和过程方法，才能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

2.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的变革。

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社会研究。结果是在社会的研究中，过多地运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或是用某一“社会”解剖的知识来推导、演绎为另一“社会”的治理、建设与发展，以植根于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具体境遇的社会文化来说明与解释另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很难提出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满意的方案，以至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常常出现“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二是把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对社会管理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束缚了社会治理的手脚，另一方面夸大了社会管理的作用。因为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都是大概念、大事情，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大数据”。一是要研究人们互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以及互联网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人的情感、兴趣、价值观等现实社会各方面形成的大数据情况；二是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做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3. 社会治理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治理”。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着重于对“社会”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也常常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然而，再好、再合理的抽样方法，反映的总是对局部和部分人群、阶层的研究结果，随机偶然性较大，缺乏准确性；二是着重于对社会治理的比较研究，即比较社会的“治理”条件、特点、环境，或是对听取汇报、座谈调研、问卷调研的情况作分析概括，提出社会建设的要求、治理的体制机制、治理的路径方法以及治理的绩效。近五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大量投入，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建设，已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是孤立的、离散的，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对各类、各层次的数据进行发掘、整合，从中发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客观水平，发现共同的建设规律以及不同的特点，通过实施差异化社会治理战略，更全面有效地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

4. 社会治理能力的变革。

面对数据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每一部门、每一单位，面对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面对全球数据每两年翻一番的趋势，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何，就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就社会治理的大数据而言，一是缺乏对社会治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而这种分析能力又与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密切相关；二是缺乏根据大数据而形成的社会治理需求从而转化为有效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能力；三是缺乏通过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分析，预测和判断未来中国以及各地区社会治理特征和趋势的能力。以往更多的是感性的判断预测，或是理论的逻辑推演预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就必须在上述三种能力上加强建设，积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资本。

二、双重世界：社会治理大数据的特质、研究路径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认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落实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显然，社会治理涉及政府、社会、市场各个组织、各个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大数据分析研究，不仅要重视上述实体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析，而且更要注重网络社会大数据的分析研究。因为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难度更高、情况更复杂。但是，不管是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的治理，需要弄清的是社会治理大数据所共有的本质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1. 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双重”特质。

如果说10年前我们对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区分是“现实”与“虚拟”，那么，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里的数据量极其快速地增长。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0PB）。过去几年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甚至超过了历史上2万年来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令人恐怖的35ZB，被称为“大数据摩尔定律”。面对大数据（尤其是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对“虚拟世界”的渗透、影响，虚拟世界的匿名性、非对称性、非真实性，正在被具有对称性、真实性（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情感等）、即时性特征的“镜像世界”所取代。

早在1991年，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戴维―杰勒恩特就指出，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镜像世界”如同人在镜子中的映像那样，镜像世界和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和表达。正因为镜像世界的产生，所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现实人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迅速“镜像化”。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开始“镜像化”的阶段。

“镜像世界”的产生，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扩展，即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镜像化生存”是指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比如，消费者通过网络，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完成传统的购物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看作是购物过程的镜像。其中的深层逻辑关系没有改变，但实现方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网络社区、网络店铺、网络课堂等都可以看作是物质实体世界的社区、店铺、学校的镜像存在。而人类在计算机网络里完成的本应在现实世界里完成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实践，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镜像实践”。显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以“双重世界”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特质。

2.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

镜像世界虽然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但“镜像世界”又有相对独立性，即“镜像世界”以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积累和扩张，并冠名为“大数据”而区别于现实世界。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研究，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更应突出关注“镜像世界”。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和路径的“双重性”，也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与处理“双重性”的关系。人类所处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实体，能够用结构化数据进行拟像的，仅仅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特例。伴随着网络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进一步对接，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关系开始以非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在网络空间里映射，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空间拟像真实世界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被数据化，“谷歌”（Google）每年扫描100万本书和杂志，“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注释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信息，“脸谱”（Facebook）在注释我们的真实世界里的社会关系，手机、移动设备和可穿戴的传感器在不知不觉中记录人的声音、兴趣、表情、行动、心跳、睡眠时间，这叫“生命记录”（Lifelogging）。

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版本如果想区别于网络社会早期的“虚拟世界”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必须具有和现实世界适时、同步的特征，即数据、信息及其在镜像世界中的相互关系要具备与现实世界对等的时效性。只有这样，这个镜像世界才有可能与真实世界建立起相关性并赋予自身无穷的价值属性，否则，所有的拟像都不再是镜像而仅仅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幻影。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镜像世界社会治理的研究，更应破解现实的真实世界社会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各种困惑，更应多样化、快速化地反映现实世界社会治理的需求、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水平、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使镜像世界的社会治理更具真实意义、真实价值。

三、积累大数据行动：北京的社会治理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2)

认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学习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加深对党的以来科学理论新发展新内容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增强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本卷的特点、重点和亮点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主要是阐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抓住了理论创新的根本点；《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在《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而《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则是在《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勾勒出各个专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是一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这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根本特点。

从总体来讲，《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点和亮点主要是：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命题；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历史方位的认识，提出了“胸怀两个大局”的重大论断；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重大任务；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两大布局”的认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等，作出了战略谋划；更加聚焦并深化了对“三大攻坚战”的认识，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决战脱贫攻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作出了重要部署；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实现民族复兴所需要的良好国内外环境的认识，强调既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也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新局面，强调为世界谋大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着力于集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积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

从上述特点、重点和亮点中，可进一步提炼概括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以“胸怀两个大局”为时代背景，立足“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两大基石，在统筹推进“总体布局”和统揽“四个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以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集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实际上是关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在这一问题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是：关于党领导人民创造“两大奇迹”；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关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于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关于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需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行动，并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关于以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等。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关键。

如何从哲学层面把握治国理政

理解和把握上述思想观点，尤其是理解和把握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道”“术”“行”三个角度和层面入手。这里，我们主要结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着重从“道”即哲学层面入手来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来进一步提炼概括治国理政，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其中的哲学智慧主要是：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相统一；坚持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相统一。

首先，从“定位、定标、定法”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哲学上首先要搞清楚“我在哪里”，就是把握历史坐标和坐标点，即历史方位，这就是“定位”。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任务。把“定位”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要进一步确定“走向何方”，这就是“定标”，即确定所实现的奋斗目标、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把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逻辑上就必然进一步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即“走法如何”，即寻求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方法、方略，这叫做“定法”。所以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搞清楚“定位、定标、定法”。《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开篇，是党的报告。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理解党的报告。报告的第一个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历史方位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实际上就是“定位”。为了回答这个历史方位，第一个部分主要讲了三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由何而来，讲的是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三大根据，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第二块是回答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就回答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第三块内容是新时代将走向何方，即所讲的五个“是”。由何而来、从何出发、走向何方，实际上讲的就是历史方位，这是“定位”。《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胸怀两个大局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注重“定位”的具体体现。报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定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其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以及后面那些部分，多是从“定法”角度来回答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核心，实际上讲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第四个部分是从战略安排上讲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安排，就是对2018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三十三年作出的战略安排。这三十三年可以划分一个小三年、一个大的三十年。一个小三年，就从2018年到2020年，叫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不能决胜，关键在于能否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还有一个大的三十年，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大的三十年分两步走：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五部分以后，是从各个领域来讲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其次，从“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运用哲学方法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这意味着注重运用哲学思维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注重抓住其中的根本因素或重点，即抓住“牛鼻子”，做到纲举目张。工作重点到哪里寻找？工作重点要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当中去寻找。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应首先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到哪里寻找？只有到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去寻找。

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根本方面，一是需求方，二是供给方。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人类活动方式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可以还原于两个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就是需求和供给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可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把握我国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把握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由此，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

党的报告第一个部分在收尾那个自然段，就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来了，这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来的。这意味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破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又指出：全党“一定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重点。围绕这个工作重点来理解和把握《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我们就感到逻辑很清晰了。

最后，从“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牢支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党的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这在实质上就是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上，要注重发挥优势（扬优势）、补齐短板（补短板、强弱项）、打牢支点（根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强调的“坚持”，就是要发挥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强调的“完善”，就是要补齐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强调的“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是要打牢国家治理能力的支点。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新媒体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38-01

一、媒体影响下的社会治理

媒介技术作为人的社会延伸，是构成网络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最基础的物质性架构之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媒介技术的更新促使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字的产生使得更多人参与社会传播，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印刷术的发明为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带来机遇，恩格斯曾这样描述：“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业已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的限制” Web2.0时代，网络给人们架起了新的联系方式，原有的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人人皆记者，大众传新闻，大家都有话语权。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冲击着原有的话语秩序，网络为处于“边缘话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席之地，“主流话语”不再是“一枝独秀”。每一种生产工具都呼唤着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生产工具与社会管理方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进步。当前新兴媒体发展势如破竹，与传统媒体融合，衍生出一种全新的生产工具，全面、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媒体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即“通过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理应担起重任。新媒体时代的、创造性的调整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重大课题，也是难点问题。

二、新媒体对传统社会治理的冲击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便捷，更加迅速快捷的获得信息， 使传统社会生活的边界彻底的模糊化，传统社会治理遭遇挑战。

1.思想多元依赖媒体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庞杂多元化，使得整个社会信仰的缺失，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民族没了信仰就没有了精神支撑，没有了核心价值观就输出了精神，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前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行为，无法及时消解和诠释，这需要一个快速一个新的媒介重新架起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桥梁，思想多元化治理依赖新媒体的融入。

2.新媒体传播放大社会矛盾

新媒体时代也是人人皆媒体的时代，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使得传统的管理、控制与监管力不从心。一方面，公民个人可以以匿名身份随心所欲的评论公共事务，新媒体平台可能成为谣言的扩散器，“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却走遍天下”的现象时常发生。另一方面，媒体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政府不当行为信息时，为吸引眼球，加大渲染力度，追求轰动效应，极易滋生。而且，当前公众的政治素养参差不齐，而新媒体平台平等开放给每一位受众，一部分群体难以辨认披露信息的真伪，在虚假信息面前容易随大流，甚至失去理性，从而情绪化的政治参与，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与稳定。

3.信息共享不平衡，社会治理不等化加剧

新媒体传播信息主要以互联网为纽带，东部地区、城市环境属于网络发达地区，相应拥有了更多的信息。然而，我国发展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导致信息共享不平衡。在信息社会进行地方治理，信息平等是实现均衡治理的重要体现，然而新媒体环境下，却加剧了信息传递的信息鸿沟。虽然政府也在信息技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信息鸿沟作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发展差距的顽疾难以消除。

三、新媒体视域下政府社会管理的新举措

1.社会治理理念更新

1.1政策制定融入新理念

当前我国从事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主体多为60后和70后，然而，活跃于虚拟社会的群体多为80、90甚至00后，显然新媒体深度使用者群体与社会治理群体间存在代际差异，思维理念有差异，阻碍社会治理的更进，领导决策要重视通过网络深入群众，解决社会问题。正如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提出“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新思路，需要转变社会治理的理念，适合新形势，新发展的要求。

1.2政策服务简政放权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中心，传统集权思维有待转换。集权式的金字塔式管理主要应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办，管理复杂、冗长，效率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信息流动跨越障碍，政府不能再通过集中管理信息和集中来管理社会，社会治理上简政分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

2.网络重构干群纽带

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网络微博、移动网络等新的载体已经发展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网络问政应世而生，成为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利用新媒体推动阳光政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减少行政审批实现，简化中间管理层级，网络晒权，政务公开，信息虚拟化平台为社区居民搭建沟通桥梁，鼓励引领群众参政议政，推动基层民主自治。

利用新媒体强化公共服务。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并在社会治理中体现服务精神，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通过新媒体，建立一个虚拟的统一面向公众的服务窗口，形成网络一个窗口对外的一条龙服务，网络整合行政服务资源，简化办公程序，方便群众。

3.新媒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4)

【关键词】创新 治理体制 平安 社会环境

一、人性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根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矛盾涉及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迫在眉睫。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人性化、法治化的方法协调利益矛盾，通过制度的公开、公正的落实和执行让矛盾无生长的土壤。

二、法制化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力保障

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侧重权力的单向性，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治理手段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是确保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复杂的新时期，唯有法律才能成为调节关系、规范道德、消除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谐的有力保障。强调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我们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制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依法治理，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平安和谐的中国宜居环境。

三、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动能

随着信息网络的突飞猛进，现代化管理工具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据悉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借助现代化网络运行平台，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不正之风现象，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5)

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社会治理的内核是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中国化突出体现在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最为显著的地方。

人类社会发展中，在先发国家实践基础上总结的理论，对于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时展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西方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一直以来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否则，要么只开花不结果，要么只能结出“坏”果子。用“飞来峰”和“鞋子合不合脚”，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制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但是需要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用中国化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中国实践有益，才可能成功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相比较而言，社会治理理论首先产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它根植于西方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一是以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为基础，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处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因而社会治理的实践推进缺乏稳固的基础；二是西方社会治理是构建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是社会发挥作用的体现，但我国目前主要是政府更好作为和市场更加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这与西方不同；三是西方公民社会发达和公民参与意识、自治水平较高，这些方面是我国的不足方面。因而我国社会治理同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论断，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不仅注重主体多元、方式的法治、大部分人的认同机制和参与机制，而且包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政治民主”、“协商民主”、“公民权利”等现代社会发展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也包括我国传统关于“治理”的状态、功能等内涵[2]，因而是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是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结合的成果。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同中国化的社会治理相比较，有共同的地方也存在一定差异。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社会治理多元化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强调社会治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多元化的主体来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但是两者也存在多种不一致的地方：从主体结构来看，西方社会治理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伙伴关系，有些学者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3]，有些学者强调政府边缘化[4]；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即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从社会治理方式来看，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法治、谈判、协商等方式；中国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更加全面和系统。从经济社会基础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是内生的产物；中国社会治理是受外在影响和内在社会管理的困境驱动才由党直接倡导的，缺乏牢固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从历史方位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结果；中国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的动力，是加快社会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得出社会治理在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这里需要对社会治理概念作重新定义：社会治理是党、政府和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多元主体，通过利用系统、法治、源头、综合等方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和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有序、和谐发展。这既体现了治理的基本特征，也实现了治理概念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代潮流中的社会治理理念、思想和方式；二是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三是国体。就时代潮流来看，当前依法治理、协商民主、公众参与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趋势，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必然要体现公众参与的地位。就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社会现代化，需要党和政府用较为集中的方式来推进社会现代化加快发展。就国体分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成为执政党、领导党。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特征，反映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系统化，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中党的领导地位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的主要体现，是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同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级中体现为不同结构特征。在基层社会，社会治理结构特征：“党的领导、村（居）委主导、村（居）民主体、其他组织共同参与。”[6]但是无论在基层还是整个社会，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和特色不会改变。

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法治化的社会进一步提升党的社会治理领导能力，夯实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是决定我国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和创新党建品牌，完善党组织全覆盖。加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夯实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地位，关键是要做实党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完善党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出现了诸多的新组织、新群体、新阶层。党组织如何领导社会，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引领社会前进是当前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解决这些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在新的群体、新阶层、新组织中锲入核心领导力量。这就要求必须在基层社会、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新群体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将各地先进的经验，特别是推进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模式，如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复制和进一步推广，不断加强基层基础中党组织的力量。同时，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按照要求“设立党组”，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7]同样在当前农村地区党组织建设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组织，本身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员载体和动员主体，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否很多时候取决于党的基础组织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党组织能否成长为多元智力主体的政治核心。[8]

（二）通过核心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信仰是人的道德基石，是解决人生活意义之根本所在。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基本信仰之所在，其核心价值观必须化作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拥有崇高的信仰，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的一呼百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加强社会治理最本质的目标所在。

（三）通过顶层设计出协调利益关系的政策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公平正义社会。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断制定符合时代和全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社会利益分化和矛盾突出，需要党站在各阶层利益协调立场，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推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制定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建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根本保障。

（四）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和权力，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这是被证明为普遍存在的规律。西方学者认为，“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9]中国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10]集权仍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1]然而，现代化目标之一是政治民主。“在晚得多的第三阶段，体制的扩大才能使得在该体制内重新分配权力成为可能。”[12]因而，在各国现代化中后期或者现代化已经完成阶段，民主成为必然的选择。“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集中与民主发展的平衡点。社会参与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使得全体人民与党和国家共谋共享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比其他国家现代化更快发展的重要条件、基础和保障。

（五）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体系完善，突出法治基础作用。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制度化是基础。制度化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各种制度，也需要完善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制度完善是加强制度建设的目标，而制度完善的目标却是要通过制度规范社会行为。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制度体系完善是法治的基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是利用法律和其他规章制度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因而，需要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六）通过学习借鉴，总结基层实践中的经验，完善本土化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西方社会中许多经验和理论，尽管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但它们的经验可以成为我国在处理同样社会实践中的借鉴。理论来源于实践，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实践中存在很多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制度，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在推进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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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读市委“一号课题”：基层大改革“加减乘除”如何做[N].解放日报，2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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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进入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期[A].韩明谟.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与现代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1-152.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6)

XXX市XXXX XXX

近日，我参加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网络专题学习，集中学习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及党纪党规和党内法规，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通过学习，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加强了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为提升个人思想认识水平、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增强了新本领。

通过学习，使我更加深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认识。

一、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

党的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从理论意义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战略性的思想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新思想的方位是新时代，聚焦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从实践意义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当代中国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一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导、行动指南和精神力量。全面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

二、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之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八个明确”。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八个明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八个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布局、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7)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公民素质；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0 ― 0086 ― 02

社会治理创新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创新，公民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公民素质的提升速度不能适应经济和国家影响力日益增长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对公民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期，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探究提升公民素质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一、 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要求

社会治理就是在共同价值原则的基础上，遵循达成一定共识的规章制度下，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政府、社会、个人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个基层关系，解决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的行为。社会治理创新就是“根据社会运行规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对传统的治理模式进行改造、变革，并建立起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促进社会治理新目标的实现”〔1〕。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国家内部也出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公民个体之间差距逐步明显，弱势群体和高危人群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出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开来，多元化的思想也逐渐得到公民的认可，使得公民更加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媒体传播的多渠道、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和新闻的实效传播，使得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发展，而且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得到尊重，从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2〕。因此，不断创新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充分反映出党对从思想上对社会服务理念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模式也放生重大转变。这次全会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设定了新目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社会改革的主题，要求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形成科学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让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发展。同时，要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活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激情和活力，不断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体制。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现。

二、 社会治理创新与公民素质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要求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这是社会治理能够顺利实现的基础。而且，公民是社会公共事务中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践行者，公民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因此，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同时，也要求公民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水平。新时期，公民参与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表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且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主要在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如果缺乏执行人民民主的社会环境和公民缺乏民主意识，那么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公民也不会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去。在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过程中，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公民意识，才能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去，实现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而且，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创新水平，也能够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然而，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政府建立起一个能够与公民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3〕，这样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加到社会治理中来，在实践中公民自身素质自然就会逐步提升。

三、社会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亟待提升

目前，在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我国公民的治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但是缺乏自主性，对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模糊，参与欲望不够强烈。而且，公民受机会主义思想腐蚀严重，只关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眼前利益，不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参与意识十分淡薄。受传统专制思想影响、社会公共领域缺失，一些基层公民习惯于被控制与统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切身利益问题缺乏批判和监督精神。基层公民自己主导公民治理难度大，参与决策和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而且，在社会治理中，许多公民喜欢搭便车，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我国广大基层地区，公民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严重阻碍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保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的畅通，而且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公民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是是否完善是检验人民群众的能力和社会公共领域发育是否完善的试金石”〔4〕。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由于起步晚、缺乏制度保障，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不能承载起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任。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无论是公民自身需要，还是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公民自身素质。

四、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提升的路径选择

变革当代中国政府和公民的社会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众多的行动主体积极互相合作、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5〕。然而，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不但公民自己要提高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且社会也需要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共同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素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实践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一）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每个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在不同的环境中接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影响公民做出不同的选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个接受不同教育内容的公民之间的差异会引起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突发事件。特别是我国留学归国人员容易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把公民意识始终贯彻到教育过程中，使公民认识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社会创新视域下不但要求公民积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而且还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去，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6〕。在教育过程中把权责意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二）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保障水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的提出，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义”〔7〕。目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保、缺少法律支持，参与的渠道不畅通、程序也不规范，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尊重，这些都不利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创新治理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对于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意义重大。而且，公民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缺乏对参与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参与治理，公民对政府信息缺失的认识渠道不足，现有的经济条件也限制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因此，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制度的规范，能够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促进公民政治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提升公民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素养。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提出，为公民法律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契机。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使每一个公民能够参与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与法律意识。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只有在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公民的法律素养。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切实保障公民有效行使选举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使公民在政治实践中自觉树立法律至上，自觉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只有行使自身的权利才能更好的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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