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管论文篇(1)

[英文摘要]：

[关键字]：西方国家证券期货市场法律监管

[论文正文]：

中国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以法国飞马投资集团为代表的投资中介公司等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淘金，他们纷纷到中国开办展示活动，介绍自己的产品和规模，并表示有信心在亚洲开发市场，希望这是合作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美国方面的市场监管发展变化的情况。中国在制订监管规章时，会遇到如何面临世界各国规章的问题。国外较为成功的做法是，对客户资金进行保险，例如私营保险公司、公益事业方面的保险公司，与客户打交道的人士要有许可证制度，例如期货、券商等。其主要目的是尽力减少客户资金的风险，实现应有的利润率。至于监管手段，市场上贸易商有几家，监管机构应当知道，要有相应的监管机制。中介公司经营要有业绩，还要有争端解决机制，一套科学结算办法，以减少体制内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避免跨市场做法。市场结算办法：1、保险，2、保函，3、追加保证金。监管机构要强调三公正原则，确保公平执法。

一、世界各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概况

（一）澳大利亚。中央监管证券、期货整个市场；澳大利亚正处于过渡时期，强调证券、期货业许可证，2004年4月开始形成一个许可证，由证券投资委员会颁布。中央政府与其他政府一样，只制订一般性规则；另一个则是自我管理层面，例如交易所，成员组织，负责日常业务。澳大利亚由交易所进行自我管理，例如悉尼期货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与客户实行协商解决争端办法。澳大利亚代表管理的世界发展趋势。

（二）加拿大没有中央级监管机构。由不同省份组成联邦政府，实际权力掌握在省、州政府，每个省都有不同规定。加拿大应有一个统一的风险管理办法，短期内要统一是不可能的。有一个投资管理协会，每个省份有不同的规则保护客户权益，例如：1、独立帐户；2、保险；3、资本维持原则。

（三）香港统一、单一的监管办法。有一个赔偿机制：1、保险；2、政府保证；限于一定的赔偿数额，只是针对经纪商舞弊、欺诈带来的损失。如果赔偿无限，就会鼓励经营商的不法行为。赔偿太低，就是鼓励券商有更多资本。客户可选择资金充足的公司。

（四）日本由两家中央机构监管：1、经济贸易部，2、农林水产部。有建立客户独立帐户的办法，券商要负责掌握客户的情况，让他们知道在与谁打交道。“911”之前的办法，使得经纪商的工作更加繁重，很多交易是通过其他办法做成的。在国际贸易中掌握客户的情况是困难的。

（五）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根据广泛的规则进行监督、解释和分析。英国采取单一监管办法的原因之一，之前有8家监管机构负责8个不同的范围是困难的，有时会出现空白。单一机构涵盖了所有的业务产品，避免对同一产品作出不同解释。两年前刚刚统一的。

（六）美国一套混乱的监管。一种比较武断的办法，区分金融产品，非金融产品，不符合世界上对金融产品的一致看法。期权被美国看成证券产品，在德国则认为金融产品。美国有不同的监管办法，主要有两家监管机构：证券、期货监管委员会。财政部监管政府证券，美国授权ICC管理。美国创新的产品最终失败。

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对联邦证券法的实施和管理负责的主要部门。1934年交易法规定SEC由总统任命的五个任期为五年的成员组成（每年必须有一人退任），并且不应当有超过三人同属一个党派。SEC不仅行使管理权，也行使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即制定法规的权利。它设有不同工作部门，其中包括执法部门。公司财政部门主要责任是审查所有的登记说明以保证证券法所规定的披露要求；市场管理部主要致力于对交易所和柜台交易和交易商的管理和制定政策；投资经营部则主要负责与1940年制定的有关投资公司行业及投资顾问的两个法案的管理；执行部门则被授权调查所有可疑的证券法律，可以发出停止和禁止令并可向联邦法院寻求赔偿措施。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九个地区级机构，这些机构协助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地区范围内完成其责任，并为此与公司、投资银行以及准备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备案材料的律师们紧密合作。

联邦证券委员会在律师及学习政府行为的学生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它机构统一，成员素质很高，管理程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且成功的避免了许多其他管理机构所无法摆脱的政治和经济陷阱。它所执行的披露和其他措施对于美国公司证券及证券市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享有很高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SEC在其制定规则和要求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上又是受到广泛指责的对象。1996年，联邦证券法在修改时就规定委员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除了要贯彻保护投资者的原则，还应该认真考虑其规定及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效率和竞争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了依赖SEC的管理以外，联邦证券法还奉行一个重要理念，即工商业和其他职业团体的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颁布以前，股票交易所自发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已达140年之久。即使在交易法颁布之后，那些没有纳入法案的又被SEC所疏忽的交易行为仍然为自我约束规则所囊括。当国会在1938年决定对柜台交易商做出更广泛的规制，在1975年决定对城市交易商的行为进行规制时，它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即授权建立联邦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和城市证券立法委员会（MSRB）作为这些团体的自我规制机构。

证券期货，单一股票期货，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是不适当的，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怪的后果；客户买卖产品之前，经纪商要作出考查，是否适合于该客户，而期货中则不必要。确定经纪商有这样的义务是毫无意义的。德国、法国、韩国等均实行单一的监管模式。

二、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

（一）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结构

1、德国的资金市场法律基础。银行法规定股票是如何上市、条件；证券市场法律规则，这个法只有8、9年历史，股票市场法律是怎么运转的，管哪一个机构，结构都有规定。德国股票法律规定很详细，权利义务等。而具体的是在股票市场的具体条文中体现出来。使交易市场有调节自我的作用，而不受私人法限制，受公众法的限制。

2、交易所法结构，德国属公法，而伦敦则属私法，这是法律上的特点。交易所高层决定不考虑私人利益，只考虑公众利益。不考虑某个银行、个人利益，如不符合公众利益，就会取消某项交易。

德国法兰克福股票市场也是一个上市公司，是由德国股票上市公司管理来运营，要由私立公司来运行，既可告别人，也可以被别人告。（主要由于交易所本身是公法机构，需要转为私人法律主体形式）

董事局在监督管理，股票交易所监督办公室，股票调停机构，股票处置委员会。调处委员会：有交易权的法人之间的纠纷可以管，但银行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则不管；银行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纠纷不会调解。仲裁应是自愿的，是否终局仲裁，当事人是否有权上诉到法院？调解机构作出决定一般是终局仲裁。这两年没有发生过上诉到法院的情况。据称应当可以上告至法院。

3、德国法律的行政监管机构。最高机构是BaFin。

4、监督机构。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监督机构。

5、市场任务、运作程序、监督。证券法上的决定都是公法上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与私人利益无关。对于德国交易所是否有权作出市场禁入？是法律上作出，还是市场作出的问题，德国法采取的不是由市场上决定，而是由法律明文规定；如对决定不服，则可提出诉讼模式。

（二）德国证券、期货监管、处罚方式

德国证券、期货监督机构的监督范围、方式，分成三个大的机构：1、BaFin；2、股票市场监督机构；3、每一个股票市场有一个监督处。BaFin管辖整个德国境内的金融机构活动，三个总的机构之间是有联络的。交易所处于监督第一线，有问题要向本地监督机构反映。

股票单个市场管理处：1、随时可以看交易订单文件，2、查到有不良迹象时，可以找交易人员。3、可到银行交易处、公司去检查。4、一个大的订单后的人是谁，可通过银行了解。

1、监察可以随时去银行、公司考察。一般人只有考试通过以后，才可以上网炒股，要看其有无相应的经营执照。到银行查看一个大的订单之后的情况，看看是否有大的投机，有可能两个银行由一个买、一个卖，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他自己在定股票的价钱。这是不允许的。

每天的交易都要记录下来，每天要进行检查。只要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进行调查。有一个免费电话作为举报电话，只要得到信息，监管机构就会去调查。公司交易只要有怀疑，就可以举报。应当说同一笔买卖单根本就没有成交，因属同一人所有，不能反映股票真实价格。当一家银行股票经纪得到一个大的买、卖单，为自己的银行买下单，然后大订单再进去，他再卖，这也是不允许的。

2、怎样进行具体的监督：不同的报告、调查方式，如电子系统可疑出现时。不同的股票市场有不同的监督方式，股票大的订单可能会对期货的价格产生影响。如果对照发现三个市场都有反映，则说明有人为痕迹，否则可不再过问。如果有一个订单进入交易平台，我们能看到这个情况，电子监督系统可以24小时运作，晚上也去筛选，看昨天交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警钟系统响的话，整个系统可以退回前一周，就象时间倒流，可以看出谁如何作的买卖，整个市场就是透明的。对以前问题的理解就更透彻。

3、处罚办法：股票监督处没有处罚的权利。

监督处觉得应该去调查就一定会进行调查，任何一个总头都不能插手。问题：如果州政府插手，会不会影响个人升迁，能不执行吗？交易所监督处的专家认为：其在此工作有6年了，从来没有发现查处与上级指令不符而受到影响，但也不说明与上级单位关系有多么好，但依法律办事，也从未受到过事业上的影响。

交易所监督处没有处罚权，但其他监管机构有权：如股票监督局、上级监督局、审查惩罚委员会。不同的机构有其运用的不同权力，如有触犯股票条例，则由股票监督局管，其他则由相关机构管，这就是不同处置方式：（1）先给警告；（2）罚款；每个人、公司至少可以罚到25万欧元。一家银行罚款25万欧元，每人可再罚10万欧元。（3）停止炒股的权利，可到30天，一家银行也可以禁止30天。可否象中国交易所一样公开谴责？是否第一种情况包括这样？警告由三个有权处罚机关作出，可以是不提名的公开处罚，即不是公开的指名谴责。（4）最重一条处罚就是执照被吊销，永远不能再炒股。

三、法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监管

（一）监管机构组成

法国以前的三个监管机构：1、法国证监会，2、金融市场主管局（委员会），3、金融管理纪律委员会。新的监管当局??法国金融监管局是由原三个监管机构合并而成，2003年8月刚成立。

任务：监管证券、期货市场违规行为，确保市场的透明和公开，以及信息的对称。

结构：受立法机构的指派，独立于国家的法人机构，有权提出诉讼，可征收一些费用，没有直接收入，有自主的管理办法。监管机构有300人。

董事局，由16名董事组成。成员主要是：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审计院，国家会计局，法兰西银行，上议院，下议院，经社理事会，咨询机构，另由经济部长任命6名代表，代表保险公司、经纪人员，一个拥有股票的雇员（工会）代表，在法国经济和财政是同一个部，可授权专门委员会办理业务，可指派一些工作团，秘书长??董事长提名，财政部长批准，秘书长有权在收入、支出方面作出决定。实际就是单位的办事机构，秘书长为日常负责人。

纪律委员会，新法授权采取措施，有12个成员，但都不是董事会成员，可设立工作组，每个工作组不超过6个成员。纪律委员会可设立专业委员会。

（二）监管机构的职责

监管范围：集体的投资产品，立法机构同意这种产品交易，为核查这种产品提供信息。

基础设施：结算所规则，监督市场交易情况，业内人士提供服务的信贷机构、公司、专业人士，制订专业人士行为守则，规定其一些义务，提供投资资讯义务。

监管的执法规则由经济部长批准，对规则的解释，受理投诉，充当调解人，进行庭外争端解决。

职责：核查、调查。秘书长提出监管、调查指令，负责这方面的业务，任命人员。证人有权寻求律师，口供要由证人签字。调查人员可在法官授权下到公司进行搜查。在外国同等监管当局要求下，可以该局名义进行调查，结果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决定是否采取法律措施，但措施是否采取不公开。如董事会决定展开调查，就会通知有关人士，由纪律委员会执行决定，这方面材料也不公开。紧急情况下，涉及专业公司情况，董事会可以下令暂停公司业务（调查期间），如认为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董事会通知检察官，传达书要公开；如涉及价格操纵情况，董事会马上通知检察官，并提交有权受理案件的法院。接着就会出现调查第三个阶段。纪律委员会独立调查，可决定是否采取何种措施。纪律委员会从中任命一名报告人，准备法律诉讼的文献。报告员向有关人士提供书面材料。被告要出席听证，听审时被告由律师协助。听审时是公开的，被告有发言权。调查后，纪律委员会决定是否制裁？是在报告员不出席情况下作出制裁措施。可对公司制裁、代表或个人的制裁、对违背规章的人制裁。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干扰了市场秩序。专业公司要负责他们的行为。

（三）制裁与司法手段的行使

1、制裁：（1）警告；（2）暂时或永久地停止业务；（3）处以150万欧元罚款；（4）不法收益10倍的罚款。如是个人的，处5倍的罚款。除操纵市场行为之外。

纪律委员会可在媒体上公布其裁决。监管当局是国际证券委员会的成员，与其他国家进行多边、单边的交流，尤其在信息方面的交流。不服裁决的由巴黎上诉法院受理，专业的由专门上诉法院管辖。

2、搜查：只在刑事案件时得到授权搜查。不一定有司法警察在场，监管部门有比较大的权限。可以把文件拿走，因此不需司法警察协助。

3、行政禁令：禁止或停止某些行为或作为，而不是把某些人关押，停止他触犯监管局的规则，如有人士不遵守规则，董事会才要求纪律委员会采取措施。

4、逮捕、拘留应由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检察官、监管机构作出，这是由司法权力决定的，特别是法国的做法较其他国家似乎有一些区别。

四、西方国家监管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客户既买又卖，有些地方鼓励客户的买卖；遇有不同意见，即如果反对客户的这种行为，客户还可能在不同交易所进行买卖。什么叫正常业务呢？不在于不同国家，而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法国飞马集团目前主要是证券，也包括期货业务，在为客户进行贸易，属于一家银行的交易公司，母公司是一家法国银行，但是一家独立的经营机构，在法国属排列前五名的经纪公司。做衍生工具的，重点放在证券和商品期货，向客户提供咨询、策略。16年来，以前是在场内进行交易，现在是在电子环境进行交易，不象场内噪杂，而且速度比较快。这方面是领先的，要适应电子市场的需求，旧的规则已经过时了，现在出现了新的规章。电子市场上信息流通的办法，重点放在防范操纵市场。要在透明市场上向客户介绍交易办法，应当赞成这样的办法。飞马集团也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规则，进入中国市场，也要了解中国的交易、监管规则。

针对上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监管证券、期货市场模式的介绍，总的可以分为单一的监管和混合的监管两种主要模式。那么，到底采取何种监管体系更好？倾向性意见是单一的办法是最好的。背景：象法国飞马集团的客户主要是机构客户，客户需求是去争夺市场的，套利、套期客户，需保护权益，不同的金融工具有不同的保护，他们有不同需求。如在利率方面，可从事政府证券，这是衍生工具。通过黄金买卖，再通过利率方面的买卖，应该有个共同规则提供便利，从经济角度也是方便的；我个人经验，的确在美国商品期货方面作过，不同的机构、规划、舞弊、偷窃的人可在不同机构之间寻找漏洞，影响规则产生的作用。

规则订的越是广泛，越适用于不同的产品，越灵活，更能照顾到不同利益，不同产品的发展；过于具体，就会限制机构的活动、利益。其一，以前是保护零售商的利益，转而保护零售投资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户的利益；二是鼓励机构投资者合法的权益。规则应是灵活的，照顾两者的利益。

中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一直采取单一制的方式，权力集中在中国证监会。对于保险市场的监管有中国保监会，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则有银监会，这两个监管机构成立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其中银监会是于2003年才成立的。然而，中国在处理市场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采取“拍脑袋”的做法，在未弄清楚问题症结所在的情况下，就会贸然采取措施，有时措施是奏效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措施是失败的，不是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相反却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如果回顾一下以前走过的路程，不难发现，我们欠缺的是对事物的一个公正看法。

（一）如何看待市场发展初期的问题

中国的习惯是保持原有的传统不轻易放弃。而当我们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生事物的时候，由于没有摸清这些事物的内在规律，就会盲目发展，一旦出现问题，又会盲目予以遏制，以致又回到起点。对待证券、期货市场的过去10年，我们就是这么作的。考虑到我们要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需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及衍生产品市场，这样的市场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需予以高度重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公正对待市场初期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化解，才是上策。这也要求我们，必需研究市场的内在规律，总结出其他国家在市场发展初期的经验教训，避免我们再走弯路。这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市场发展初期的历史我们能否一跃而过，不必重复他人的历程，同时，还要考虑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能否予以避免，采他人之长，避自己之短，使得市场的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而非重复犯以前同样的错误。

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企业往往会发生短期行为，以圈钱为首任，其他一概不顾，导致市场的混乱，导致企业被无端的拖垮。这实际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某些人的短期行为，市场是不会安宁的。如果不能在人的素质方面得到有效的提高的话，就需要通过市场规则的完善的办法，彻底根除人们的陋习，将市场的漏洞予以填补。

（二）以市场规律指导市场的发展

可以说，我们的市场是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向什么方向发展，将来是一个什么规模，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二十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机制早就被淘汰了，我们也不可能再重复以前的愚昧、落后，只有借助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才能够有效的推动市场的发展。但只是利用别人现成的经验也未必就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需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经验和市场规律，用针对我们自己国家市场情况的规律指导我们的市场发展。而这个规律不能随便说说就是规律，这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需要市场人士通过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来考量的。对市场发展有利的，可能上升为规律，也可能只对其中某件事情是有利的，对整个市场可能就是行不通的，必须严格加以区别，只有将那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能够对整体市场发展有利的经验，才可以上升为规律，否则，不能轻言我们就是掌握了规律。

是否可以创造规律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市场因素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在没有摸清市场脉搏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创造规律。首先，必须掌握市场内在的运行规律，通过人的因素适当去调节、引导，而非盲目去创造或者改变市场运行模式、方法。尽管西方国家有一整套经验、规则，但如果照抄照搬，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没有完全驯服市场这头“猛兽”之前，不应轻言我们可以驾驭这个市场。不能在无的放矢的情况下，随意调整市场的发展、变化，不能人为地改变市场的发展轨迹，不要让市场跟着我们的节奏，而应当由我们跟着市场的节奏去寻求加快发展的途径。

（三）静待与发达国家监管理念的接轨

在我国，一种比较激进的观点是认为应当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即全盘接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管理念，一切运行模式与外国同化。主要的倾向是与美国接轨。而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介绍的国外的不同监管模式，美国的方法并不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相反，还受到多种批评。在我们还没有研究透西方国家监管模式的情况下，似乎不宜照搬照抄人家的监管理念。国情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肯定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照搬了美国的方法，发现是错误的，回过头来又照搬德国的，如果又发现是错误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国人就会说，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作决定。要考虑的是，在这期间，我们的市场要不要发展，在没有看清道路之前，又该怎么做？因此，有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虑的，不是平常做事那么简单。只有认真研究市场规律，等待我们的市场、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会出现与西方国家监管理念接轨的问题，在初级阶段，不可能一步到位。发展之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与发达国家监管理念接轨，不是强求而来，应当是水到渠自然成的一种模式。

法律监管论文篇(2)

关健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证券业自由化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入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按照政府监管机关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证券监管的手段，可以将证券监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监管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政府监管机关主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于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证券市场失灵的问题.以超然的姿态来监管证券市场，采这种方式。

监管机关注重于事前预防，并往往致力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以防范于未然〔另一种是注重对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管理，忽视市场的要求，采取审批式，注重事后监管，监管成本过高，而效果却差强人意，监管机关的超然地位难以维持，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投资者对监管机关的依赖心理，动摇证券市场的基础，这种方式下，政府监管机关往往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实施监管，造成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这两种监管方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监管哲学:公开主义与准则主义。持公开主义监管哲学的监管者奉行公开原则至上，注重信息披露和事后监管，而不具体对市场进行实质性核查。而准则主义则意味着监管者无论是否要求市场主体公开信息都要进行实质性核查，注重事前审查。市场化的原则要求证券监管者在实施证券监管时，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规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于预，去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以市场为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步树立公开主义的监管哲学，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完成监管任务，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市场风险，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清理，加以废除、修改、完善。在证券监管体制方面，应当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在加强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的同时，促进自律管理作用的发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作用，并应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监管力量的多元化。

二、法治化原则

“法治”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指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是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完美结合。本文的法治化原则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在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市场经济中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哪一种市场像证券市场这样依赖法律.这是由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的，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是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的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法治化原则要求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这些法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祟高的权威，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针对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某些方面的空白、内容急需修改、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的现状，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多层次的法律法规构成的体系，包括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的相关国内法律;第二个层次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的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加紧制订、修改、完善基本法律，完善各个关节包括人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同时根据我国己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修改与我国有关承诺或与WTO则相抵触之处，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以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加强对政府证券监管机关的监督，保障其依法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内部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提高执法效果。

三、国际化原则

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至体化与证券监价的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差异给证券市场自由化带来的障碍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要遵循有关国际惯例与标准及的相关原则、规定和精神。自年代早期开始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包括三个阶段:合作、协调、管制。合作阶段各国监管当局的任务是彼此交换信息，为监管国际市场对各自责任进行分工。在协调阶段，他们寻求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程序。在管制阶段，也许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监管当局，该当局将要求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的权力。目前证券监管的国际化尚处于前两个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趋势的发展是必然的，因此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应坚持国际化的原则，为将来融人世界监管体系做准备。随着证券业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外国金融机构进人中国市场的数量会大大增加，资本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已不再限于国内，也拓展到了国际范围内，证券市场的自由化正反映了这种要求，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亦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并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严重损害了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深人发展，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运做秩序。中国证券监管的内容、依据及监管对象会发生变化，且面临如何与母国或东道国进行监管协调的问题，中国的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要与别国的监管法律制度展开合作和协调，要求中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向国际公认的监管标准、目标原则接近，加强与各国监管机关在信息共享、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

四、协调化原则

法律监管论文篇(3)

关键词：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金融自由化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其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和相关规定都会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影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反作用，两者存在强烈的互动。

WTO体系中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为金融自由化发展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构建了多边谈判机制与法律框架，揭开了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序幕。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证券业自由化的同时有可能成为其障碍，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及其价值取向

WTO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构建的法律框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GATS及《金融服务附件》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GATS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其宗旨所述，“为服务贸易建立一个多边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自由贸易，促进各方经济的发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原则及规定集中于GATS中，因此GATS构成了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基本法。

鉴于金融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各国均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管制，对金融业自由化的发展的趋势而言，这些管制构成了主要的贸易壁垒。WTO的成员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作为GATS的补充与进一步规定。该附件对GATS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并对审慎措施及其承认、金融服务贸易争端的解决、金融服务的定义做了规定。《金融服务第二附件》主要是有关金融服务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豁免，及各成员对其具体承诺中有关金融服务部分的改进、修改和撤消等规定。

《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确定了一些发达国家成员起草各自金融服务承诺的基础，提出了乌拉圭回合参加方得以通过不同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三部分的方式在协定下的金融服务方面承担具体承诺，但不得与总协定条款相冲突，并须保证达成的具体承诺在最惠国基础上实施。

《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中有重要意义的是各成员方关于金融服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第2条豁免清单，在全面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将全球银行、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的95％以上纳入WTO的管理和争端解决机制之内。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通过市场准入及非歧视性原则及透明度原则及各成员方的具体承诺使各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促使各国在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保障金融资源以市场为配置基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优化配置。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的规则，实质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必然会渗透到其成员方相关法律中。本文认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自由是整个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推进的自由着重于经济自由，在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因素中，经济制度起着重要作用，一种经济制度若不能实现一定的经济自由时，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制度，而实践和理论都证明了经济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为现实，市场经济需要广泛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充分实现了生产、交换、竞争、收益等自由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正常地运作，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阻止国家权力过度膨胀对经济自由的破坏，才能保障通过实施有效的法律规则促进竞争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要求一国政府在国内及对外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这一过程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为前提，可以说，WTO对各成员方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其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通过保障各成员方国内金融业的自由从而促进世界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通过确立市场准入、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原则促进了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的实现，体现了对自由的崇尚与关注。

效率是指经济组织以既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法的价值而言，自由与效率有着同质性。如前所述，自由在市场的功能主要是促进效率，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确立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宗旨以提高金融业效率，其大多促进自由化目标实现的规定都旨在提高国际金融领域的效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领域的竞争加剧。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使得各国金融服务贸易提供者能积极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由此可见，效率亦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价值取向。

然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自由与效率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的任性，金融业的高风险性与不稳定性及其巨大的破坏性都促使WTO亦关注金融业的秩序与安全，提出应尊重成员方国内政策目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规定了“谨慎例外”的原则，明确了WTO对待金融业的自由化带来的效率与保障金融业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态度，即在保障金融业安全稳定的秩序的前提下，确保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效率，后者是主线，前者是辅手段。因此，安全与秩序亦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取向。

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WTO有关金融服务协议确立了证券业自由化的原则和法律框架，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并未做直接规定，但WTO作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多边贸易规则，更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证券业自由化的特殊意义，倡导金融自由化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价值取向与具体规定都会对各国汪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WTO推动的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促进证券业自由化发展与保障证券市场稳定的双重任务，要应对这一两难选择，就必须在WTO有关金融暇务贸易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将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剐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使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价值目标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完善与变革。WTO对自由与效率的追求要求放松严格的行政管制，从而为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自由化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

国家实质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要消除国内的金融抑制状态，即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国内金融抑制主要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国内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放松管制，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第二层次为对外国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保障证券业自由化正确的发展方向，防范证券市场风险的传播，在客观上要求其成员方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是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与不必要的干预，以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消除国内由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造成的金融抑制状态。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限制市场在资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证券业的效率低下，竞争力差，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场所无法发挥其作用，滋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政府过多参与到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与业务中，忽视了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一旦融入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极易暴露出其不足，受到冲击，诱发金融风险。因此，要融入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必须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变革，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逐步开放资本帐户，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管。此外，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风险，同时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威胁到各国的风险，加强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证券违法行为的打击，保障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秩序，促进证券业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虽未对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做直接的规定，但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与证券业自由化的密切关系，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仍做出了影响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从GATS及其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可看出W’lO对金融服务多边协议所保障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关系所持的态度。GAPS的序言中即明文规定，“在适当尊重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双边谈判，以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序言中通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其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保证其成员方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基于国内特殊情况的考虑而适用法律的自，就证券业而言，如果成员方在履行GATS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或承诺而使其国内证券业面临严重困难，则有权采取与该金融困难相适应的证券监管措施，以免证券市场的风险继续扩大。该规定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定位于“逐步地”。而不是不顾其成员方国内的现实情况“一刀切”，从而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了面对WTO协议的忧虑心理，扩大了WTO有关协议的适用范围。

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二条规定，成员方国内可以基于谨慎原因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无须考虑是否违反有关的承诺或义务。作为GATS下的金融服务附录，该条规定为各国国内证券监管的采用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方向，谨慎监管措施的采用也受到了限制，首先，有关监管措施的采用应保证出于谨慎监管的目的，至于是否实质上会对GATS有关承诺与义务造成损害，不予考虑，仅从目的上加以限制，充分保障了成员方运用该条规定的权利与可能性，出于“谨慎原因”。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忠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及其他出于谨慎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认定一国的某项监管措施是否出于谨慎目的，通常应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否则容易导致成员方无法运用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或者阻碍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后果。其次，成员方采取有关谨慎监管措施不应被用来逃避该成员方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判断成员方采取的有关谨慎监管措施是否被用来逃避其承诺或义务的标准同样应根据该成员方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直接目的是否为出于谨慎原因，若有关国家认为该成员方非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的监管措施，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监管措施是否超出了谨慎范围。

实践中，很多非歧视性的规则及监管制度本身构成了贸易壁垒，对此，WTO希望成员方对有可能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监管措施做出例外承诺，例外承诺并非WTO的强加义务，但成员方一旦通过谈判做出例外承诺后，就将消除本国非歧视性监管措施纳入了该国在WTO下的强行义务，将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其实施该承诺。此外，WTO提出各成员方应当采用双边协调机制进行谈判，达成相互承认有关证书或资格的协议，并允许其他成员方通过谈判加入这种协议，从而为各成员方之问相互协调来逐步减少监管壁垒，促进证券业自由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监管的谅解备忘录与协助条约]WTO还倡导采用多边谈判的形式来确立承认和协调标准，并通过成立与参加国际组织将这些承认与协调标准加以推广，最终确立为国际证券监管惯例或成文化的规则，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证券监管合作组织已纷纷成立并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协调做出了很多努力，制订了一些被公认的证券监管文件，证券监管国际惯例正在确立过程中。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反作用

WTO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其重要领域之一，并由于其对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而奠定了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WTO的推动下发展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影响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其反作用包括积极的正面作用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讲，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金融业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并为客户提供多品种的服务，但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国际资本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资本能在国际市场上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产生本是金融界降低风险的举措，但事实上，大量国际资本的高速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却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使金融风险的规模上升，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扩散，跨国境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监管法律制度仍限于一国国境范围内，因此，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要求各国变革与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放松管制，加强各国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合作，从而保障金融自由化得以稳步发展并使各国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金融自由化优势的发挥取决于金融自由化浪潮是否有完善的监管法律制度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自由化浪潮只会导致混乱与无序的状态。证券业的自由化是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证券业的高风险性在实现自由化后表现的更加突出，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严重损害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并迅速扩散到国际范围内，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遭到巨大的破坏，各国应通过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通过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协调，加大共同监管和打击威胁到国际证券市场的证券不法行为，以避免证券业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可以说，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国家实质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要消除国内的金融抑制状态，即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国内金融抑制主要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国内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放松管制，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第二层次为对外国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保障证券业自由化正确的发展方向，防范证券市场风险的传播，在客观上要求其成员方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是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与不必要的干预，以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消除国内由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造成的金融抑制状态。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限制市场在资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证券业的效率低下，竞争力差，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场所无法发挥其作用，滋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政府过多参与到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与业务中，忽视了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一旦融入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极易暴露出其不足，受到冲击，诱发金融风险。因此，要融入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必须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变革，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逐步开放资本帐户，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管。此外，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风险，同时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威胁到各国的风险，加强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证券违法行为的打击，保障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秩序，促进证券业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虽未对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做直接的规定，但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与证券业自由化的密切关系，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仍做出了影响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从GATS及其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可看出W’lO对金融服务多边协议所保障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关系所持的态度。GAPS的序言中即明文规定，“在适当尊重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双边谈判，以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序言中通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其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保证其成员方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基于国内特殊情况的考虑而适用法律的自，就证券业而言，如果成员方在履行GATS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或承诺而使其国内证券业面临严重困难，则有权采取与该金融困难相适应的证券监管措施，以免证券市场的风险继续扩大。该规定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定位于“逐步地”。而不是不顾其成员方国内的现实情况“一刀切”，从而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了面对WTO协议的忧虑心理，扩大了WTO有关协议的适用范围。

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二条规定，成员方国内可以基于谨慎原因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无须考虑是否违反有关的承诺或义务。作为GATS下的金融服务附录，该条规定为各国国内证券监管的采用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方向，谨慎监管措施的采用也受到了限制，首先，有关监管措施的采用应保证出于谨慎监管的目的，至于是否实质上会对GATS有关承诺与义务造成损害，不予考虑，仅从目的上加以限制，充分保障了成员方运用该条规定的权利与可能性，出于“谨慎原因”。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忠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及其他出于谨慎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认定一国的某项监管措施是否出于谨慎目的，通常应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否则容易导致成员方无法运用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或者阻碍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后果。其次，成员方采取有关谨慎监管措施不应被用来逃避该成员方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判断成员方采取的有关谨慎监管措施是否被用来逃避其承诺或义务的标准同样应根据该成员方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直接目的是否为出于谨慎原因，若有关国家认为该成员方非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的监管措施，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监管措施是否超出了谨慎范围。

实践中，很多非歧视性的规则及监管制度本身构成了贸易壁垒，对此，WTO希望成员方对有可能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监管措施做出例外承诺，例外承诺并非WTO的强加义务，但成员方一旦通过谈判做出例外承诺后，就将消除本国非歧视性监管措施纳入了该国在WTO下的强行义务，将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其实施该承诺。此外，WTO提出各成员方应当采用双边协调机制进行谈判，达成相互承认有关证书或资格的协议，并允许其他成员方通过谈判加入这种协议，从而为各成员方之问相互协调来逐步减少监管壁垒，促进证券业自由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监管的谅解备忘录与协助条约]WTO还倡导采用多边谈判的形式来确立承认和协调标准，并通过成立与参加国际组织将这些承认与协调标准加以推广，最终确立为国际证券监管惯例或成文化的规则，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证券监管合作组织已纷纷成立并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协调做出了很多努力，制订了一些被公认的证券监管文件，证券监管国际惯例正在确立过程中。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反作用

WTO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其重要领域之一，并由于其对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而奠定了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WTO的推动下发展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影响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其反作用包括积极的正面作用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讲，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金融业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并为客户提供多品种的服务，但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国际资本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资本能在国际市场上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产生本是金融界降低风险的举措，但事实上，大量国际资本的高速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却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使金融风险的规模上升，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扩散，跨国境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监管法律制度仍限于一国国境范围内，因此，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要求各国变革与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放松管制，加强各国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合作，从而保障金融自由化得以稳步发展并使各国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金融自由化优势的发挥取决于金融自由化浪潮是否有完善的监管法律制度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自由化浪潮只会导致混乱与无序的状态。证券业的自由化是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证券业的高风险性在实现自由化后表现的更加突出，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严重损害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并迅速扩散到国际范围内，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遭到巨大的破坏，各国应通过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通过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协调，加大共同监管和打击威胁到国际证券市场的证券不法行为，以避免证券业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可以说，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国家实质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要消除国内的金融抑制状态，即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国内金融抑制主要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国内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放松管制，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第二层次为对外国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保障证券业自由化正确的发展方向，防范证券市场风险的传播，在客观上要求其成员方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是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与不必要的干预，以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消除国内由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造成的金融抑制状态。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限制市场在资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证券业的效率低下，竞争力差，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场所无法发挥其作用，滋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政府过多参与到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与业务中，忽视了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一旦融入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极易暴露出其不足，受到冲击，诱发金融风险。因此，要融入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必须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变革，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逐步开放资本帐户，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管。此外，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风险，同时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威胁到各国的风险，加强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证券违法行为的打击，保障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秩序，促进证券业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虽未对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做直接的规定，但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与证券业自由化的密切关系，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仍做出了影响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从GATS及其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可看出W’lO对金融服务多边协议所保障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关系所持的态度。GAPS的序言中即明文规定，“在适当尊重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双边谈判，以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序言中通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其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保证其成员方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基于国内特殊情况的考虑而适用法律的自，就证券业而言，如果成员方在履行GATS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或承诺而使其国内证券业面临严重困难，则有权采取与该金融困难相适应的证券监管措施，以免证券市场的风险继续扩大。该规定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定位于“逐步地”。而不是不顾其成员方国内的现实情况“一刀切”，从而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了面对WTO协议的忧虑心理，扩大了WTO有关协议的适用范围。

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二条规定，成员方国内可以基于谨慎原因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无须考虑是否违反有关的承诺或义务。作为GATS下的金融服务附录，该条规定为各国国内证券监管的采用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方向，谨慎监管措施的采用也受到了限制，首先，有关监管措施的采用应保证出于谨慎监管的目的，至于是否实质上会对GATS有关承诺与义务造成损害，不予考虑，仅从目的上加以限制，充分保障了成员方运用该条规定的权利与可能性，出于“谨慎原因”。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忠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及其他出于谨慎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认定一国的某项监管措施是否出于谨慎目的，通常应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否则容易导致成员方无法运用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或者阻碍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后果。其次，成员方采取有关谨慎监管措施不应被用来逃避该成员方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判断成员方采取的有关谨慎监管措施是否被用来逃避其承诺或义务的标准同样应根据该成员方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直接目的是否为出于谨慎原因，若有关国家认为该成员方非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的监管措施，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监管措施是否超出了谨慎范围。

实践中，很多非歧视性的规则及监管制度本身构成了贸易壁垒，对此，WTO希望成员方对有可能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监管措施做出例外承诺，例外承诺并非WTO的强加义务，但成员方一旦通过谈判做出例外承诺后，就将消除本国非歧视性监管措施纳入了该国在WTO下的强行义务，将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其实施该承诺。此外，WTO提出各成员方应当采用双边协调机制进行谈判，达成相互承认有关证书或资格的协议，并允许其他成员方通过谈判加入这种协议，从而为各成员方之问相互协调来逐步减少监管壁垒，促进证券业自由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监管的谅解备忘录与协助条约]WTO还倡导采用多边谈判的形式来确立承认和协调标准，并通过成立与参加国际组织将这些承认与协调标准加以推广，最终确立为国际证券监管惯例或成文化的规则，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证券监管合作组织已纷纷成立并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协调做出了很多努力，制订了一些被公认的证券监管文件，证券监管国际惯例正在确立过程中。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反作用

WTO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其重要领域之一，并由于其对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而奠定了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WTO的推动下发展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影响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其反作用包括积极的正面作用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法律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外资银行;宏观监管,微观监管

一、导论

“外资银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资银行”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外国资本的银行,我国则把总行设在我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简称为外资银行〔1〕。广义的“外资银行”则是从东道国的角度,对“外国银行”〔2〕设立在东道国境内的从事银行业务的各种组织形式的通称,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等(本文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则指广义的外资银行)。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据统计,自1979年我国批准了第一家外国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在北京开办代表处到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率先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以来,截止1997年底共批准了710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其中外国独资银行有5家,外国银行分行有142家,合资银行有7家〔3〕,作为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既满足了大量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国际银行业务的巨大需求,又带来了大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技能,扩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丰富了交易品种,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国际化。

但由于外资银行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负债比例合理,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金融技术,其融资网络也遍布世界各地,在与国内银行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不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势必给正在转变机制中的中国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压力。正鉴于此,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法规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前生效的有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下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本文通过比较各国不同立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状,讨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我国的监管体系提出初步建议。

二、对外资银行的宏观监管

宏观监管主要涉及国家对设立外资银行采取的政策原则和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管制两个问题。

(一)对外资银行采取的政策原则

各国鉴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对引进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原则。纵观各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保护主义政策、对等互惠政策和国民待遇政策。保护主义政策意在保护本国的金融业免受外来竞争和控制,最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外资银行进入,如伊拉克、利比亚、坦桑尼亚等国〔4〕。互惠对等原则表现在依据外国对待本国银行的态度有限制地引进外资银行,对其进入形式和业务范围实施某些限制。由于金融业处于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一国的社会、经济影响极大,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金融业实行国民待遇,连美英这样的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也只采取有限度的国民待遇原则。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银行都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限制到放宽限制的过程,以便使外资银行在本国金融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如韩国在1967年～1980年为了引进外资,大规模引入外资银行,在利用的同时加以限制,在严格管制的同时又采取优惠措施,如设立外币置换安排以方便外资银行和减少其汇率风险,同时又限制其额度,并限制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1984年～1990年鉴于国际收支的盈余,资本输出的增加,韩国逐步取消了一些优惠政策并降低一些政策的优惠程度,在市场准入方面强调互惠对等,在业务经营方面向国民待遇过渡。1990年以后,随着韩国金融业向国际化的迈进,对外资银行除在市场准入方面仍考虑互惠原则外,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全面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5〕。发达国家的日本和我国台湾省对外资银行的政策变化也大致如此。相反,墨西哥由于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撤销了外资银行准入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完全自由地到国内开业,使之成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政策及实践情况看,外资银行业属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其业务活动范围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这种政策原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因为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发展很快,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它们对中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让跨国银行进入中国有利于满足跨国公司的国际银行业务需要,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外资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竞争有利于中国商业银行增强竞争意识,促进中国金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未完全商业化,原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仍承担某些政策性信贷和对国有企业的呆账坏账,同时它们的服务水平与外资银行相差甚远,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外资银行竞争。所以我国才采取此种折衷的政策原则。鉴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在目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我国都会一直采取这种既开放又限制的政策。

(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

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涉及外国投资者资格、投资总额、注册资本、股权比例、数量限制、投资地区及企业形式等有关设立和登记的问题。

1.对外国投资者资格、注册资本、投资总额的要求。这包括对申请银行本身和其母行在注册资本、经营状况、资本充足率、资产总额等方面的要求。为了有效地引进外国金融资本,避免金融风险,许多国家对申请银行及其母行都规定了各种标准。如加拿大将最近5年内经营状况良好、收益较佳作为准入条件之一。韩国政府对外资银行注册资本的要求是甲类基金(银行实收资本)金额不得少于30亿韩元,乙类基金(本币)不得超过甲类基金、银行储蓄和利润留存总额的6倍〔6〕。我国《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及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对申请者的资格要求是: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为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已经成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者在中国境内已设代表机构2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设立合资银行的,申请者为金融机构,其在中国境内已设代表机构,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这三种银行都要求申请者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管理条例》还要求申请者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银行章程、所在国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最近3年年报以及其它资料。

2.企业形式和股权比例,我国目前允许设立外国独资子银行、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外国银行代表处,且对合资银行中外国投资者股份限额未作规定,显然外国银行可占多数股权。但新加坡一般只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分行和代表处,不允许设立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另有些国家对合资银行的外国银行股份规定最高限额,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10%,丹麦为30%,芬兰为20%,日本为5%,冰岛为49%,荷兰和爱尔兰也不允许外国银行占多数股权(即50%以上)〔7〕。

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有关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首先,现行法规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别、投资地区、设立银行数量等问题未作任何规定。美国在引进外资银行时,美联储在审批前均与申请机构所在国金融监管当局取得联系,要求对方明确评估申请机构的整体财务状况和管理水平等,以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美联储还考虑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注册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外资银行对本国金融资源、经济贸易发展以及对本国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本国或当地对外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美国与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所属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合作情况等〔8〕,从而控制外资银行的来源国别、设立数量和设立地区,达到充分为美国对外金融、对外贸易联系服务的目的。截止1997年底,在我国投资的142家外资银行分行在上海有39家,深圳23家,广州和北京17家,天津13家,大连10家、厦门10家,其他11个城市才19家〔9〕,从地区分布看大都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现行立法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考虑国家现实需要与经济发展战略。其次,我国未规定外国银行在国内合资的股权限额,这对我国金融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一旦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将进一步对外开放,银行同业之间的兼并和收购也会介入中国金融业,由于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太多,资本充足率实际不到8%,又未完全实行资本经营,经营效率很低,外资银行可能或多或少地控制我国的金融产业。因此我国必须完善现行法律,加强引进外资银行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和战略的协调,具体说就是要在立法和实践中考虑我国对跨国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程度,对方国家是否对我国银行提供互惠待遇,其所在国与我国贸易、投资、金融关系的密切程度,某一中心城市外资银行的数量是否太多,中西部大开发需要引进大量外资的现实,外资银行的股权比例现状以及对我国金融产业的影响等因素,避免对某一国家跨国银行的过分依赖,以降低其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对华关系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也要避免某一城市外资银行的过多发展和外国资本占多数股权以减少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太大冲击,满足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对外资银行的现实需求,从而搞好长期规划,提高利用外资银行的效率。

三、对外资银行的微观监管

微观监管问题主要涉及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和风险控制等问题,各国通过这两方面的法律规定调整外资银行的具体活动,并防止其经营风险,保护本国客户的权益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一)业务活动范围问题

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是各国金融当局对外资银行监管的重点。各国基于保持和巩固本国银行竞争地位、稳定国内金融秩序的考虑,均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实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限制,以达到既能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又能防止外资银行损害本国金融体系的目的。如韩国在1967年～1983年间引进外资银行重在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的金融业,所以不允许外资银行在韩国吸收本币存款开展韩元业务,外资银行从事韩元贷款活动,只能通过“外币置换安排”,即外资银行从其母行借入外币资金,出售给韩国银行换取当地货币资金,再转借给韩国企业或在韩经营的外国企业,由韩国银行对外资银行带入的外币资金承担汇率风险,保证一定的利润,并规定了外币置换安排的额度。1984年以后,韩国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限制才逐步放松〔10〕。日本最初只允许外国银行分行经营贷款业务和外汇业务,其中银行贷款业务是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贷款资金在外资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在70年代末达到60%～70%。外资银行经营的日元贷款则以短期为主,并且其贷款要受日本银行“窗口指导”的限制.即贷款增加额的限制。1978年4月以后,外资银行才得到允许可以从一般企业和个人吸收外汇存款。7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被禁止参加短期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由于实施上述管理和监管措施,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以利用大量外汇贷款支持本国重化工业和钢铁工业等基础产业发展,外资银行贷款的客户80%以上是日本企业,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外资银行在日元贷款和短期资本市场上与本国银行的过度竞争〔11〕。

按我国《管理条例》的规定,目前在我国的外资银行可部分或全部经营的业务有:外汇存放款,外汇票据贴现,经批准的外汇投资,外汇汇款和担保,进出口的结算,自营和代客买卖外汇,外币及外汇票据兑换,外币信用卡付款,保管及保管箱业务,资信调查和咨询及其他经批准的本币业务和其他外汇业务。直到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允许美国花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及兴业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即人民币存款,包括三资企业存款、外国人存款及对非外资企业人民币贷款的转存款,经批准外资银行还可以进入融资中心二级网进行人民币拆借业务〔12〕。《管理条例》还规定外资银行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其总资产的40%。可见外资银行主要从事外汇存款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国际结算业务,人民币业务受到严格限制,货币市场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程度极为有限。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发展外资银行主要目的是引进外资,满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需要。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成转变,经营效率较低,而外资银行一般有大跨国银行作背景,其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高,若放开人民币业务,势必进一步减少国内银行的客户和业务数量,不利于国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证券市场即资本市场上,到1995年底上海证交所已有30多家海外银行和证券公司获得上交所B股席位,可直接从事B股交易,美国花旗银行和纽约银行已帮助二纺机、氯碱、轮胎B股利用ADR方式在美国上市交易,中国证券市场的核心即A股市场,外资银行尚未进入。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到1995年5月5日为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350家会员银行中,外资银行占28%〔13〕,由于未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它们在外汇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比较有限。

我国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基本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现实。但是考虑到全球金融业国际化、自由化的趋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这种限制只能是暂时的。如果要加大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促使国内商业银行彻底转制,必须考虑逐步开放货币市场,给予外资银行以人民币经营权。在条件成熟时可放宽对外资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除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进行B股发行分销外,还可以试行组建中外合资基金,让其逐步进入A股市场,并参与到企业产权交易中去,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帮助。现行外汇市场上以银行间同业拆放为主体的外汇交易只部分地反映了外汇供求变动情况,我国应考虑改进现行结售汇制,在允许企业保留一定经常项目外汇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企业间用售汇交易的二级外汇市场,以加大市场机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作用,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在资金跨国流动下的稳定性。

(二)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为了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引导外资银行健康经营,保护储户的合法权益和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各国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同时,都注意通过法规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如美国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以及外资银行对某一客户的信用贷款不得超过其自有资本和盈余总额的15%,还要求在联邦级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存入当地某一家联储会员银行相当于该分行全部负债5%的一笔保证金(即“资本等值存款制度”)。对于经营风险问题,美联储提出三项建议:改进信息公开的标准,银行必须彻底公开投资风险,使股东、债权人、董事、监事充分了解投资后果;保证银行有独立的高水准风险评估能力、风险分析的专业人员及风险评估系统,建立一套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从事衍生交易较多的银行,应及时充实自有资本,以增强承受其风险的能力〔14〕。韩国《银行法》也规定,外资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为5%以下,对当地同一存户存款总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25%,对一家企业信用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20%,对一家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的40%〔15〕。英国要求外国银行如接受英磅存款,应向英格兰银行缴纳0.5%的准备金,德国对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币和外币4年期以下的存款分别要求9.2%和15%的准备金。另外许多国家还对外资银行外汇缺口头寸、利润汇出、追加税收及聘用当地职员有特别规定。

根据《管理条例》,我国对外资银行风险管理的规定有:外国银行分行30%的营运资金,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对一个企业及关联企业贷款除经央行特许外,一般不超过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的30%;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和储备金之和的40%;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实收资本低于注册资本的,必须每年从税后利润提取25%予以补充,直至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等于注册资本;外资银行也必须提取呆账(坏账)准备金。外资银行还应聘用至少一名中国公民为高层管理人员。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外资银行的存放款利率及各种手续费,其经营存款业务应向所在地区的央行分支机构缴存存款准备金,并不计付利息;外资银行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及有关分支机构报送财务报表和有关资料,中国人民及有关分支机构有权检查、稽核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我国对外资银行风险监管与金融监管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如我国未规定外资银行资产流动性比率,未规定外汇担保限额,对外资银行负责人的任职资格也没有详细规定。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是同其总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外资银行风险的监管离不开国际合作,对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2年7月了《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规定所有国际银行集团都应由有能力实施监管并表监管的母国当局监管,东道国当局以有关银行或银行集团处于实际拥有监管能力并表监管的母国的有效监管之下为允许它们在其境内设立和维护银行机构的先决条件;跨境设立银行机构应取得东道国监管当局及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事先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母国为主,母国与东道国合作监管跨国银行的原则〔16〕。而我国《管理条例》根本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为此,我国应当修订现行的《管理条例》,具体规定外资银行的资本负债率、资产流动性比率及担保限额等重要的信贷风险考核指标,也应当加强对外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人事背景和管理业绩的审查,以确保高层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诚实可靠地履行职责。此外还应加强与外资银行母行所在国监管当局的合作,根据巴塞尔协议与其母国当局合理地分配对外资银行投资者的监管权限,如美国1991年《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就规定除非外国银行在其所在国(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管,且承诺依美国金融管理机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否则该银行不得在美国境内营业,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与美国银行一样适用美国银行法规〔17〕。我国完全应当采纳这一做法,以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果。

四、结论

从现行调整外资银行的法规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但这一体系与金融业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相比还显得单薄,因此我国必须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及时改进法律规定,对外资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促使外资银行稳健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除完善国家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外,还应注意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督机制,如建立外资银行行业公会或协会,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来履行本行业自律管理的职责,从而形成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相配合的外资银行监管体制。

注释:

〔1〕参见1994年1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2〕“外国银行”在美国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里是指任何在外国法律框架下建立的从事银行业务的公司。而加拿大1980年的银行法则对“外国银行”定义得较为宽泛。

〔3〕转引自杨子健《金融开放的助推器》,载《国际贸易》,1998(10)。

〔4〕〔13〕赵京霞、俞雄飞:《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载《管理世界》,1996(5)。

〔5〕(韩)徐宪济:《国际去来法》,426～429页,法文社,1997。

〔6〕〔7〕〔10〕〔15〕(韩)金汝善:《国际经济法》,315～320、98、365、398页,法文社,1998。

〔8〕〔14〕〔17〕SeeHal.S.ScottPhilip.A.Wellons,InternationalFinance:Transactions,PolicyandRegulation2nded.(TheFoundationPress,1955)P429～435、131～137、141.

法律监管论文篇(5)

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不科学,权责不明确

国有资产主要是指国家以各种形式投资形成的或依据法律取得的财产。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国家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但国家不可能直接经营或操纵国有资产的运转,而要在国家授权范围内由特定的主体来经营和管理国有资产,具体行使相应的权利。

在我国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经济管理和所有权管理两种职能的行使采取的是合一形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府职能转换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行了政府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相对分离,但从我国实际看,仍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政府部门仍可凭借双重管理职能对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国有资产的流动受到种种限制。其次,尽管规定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即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国有资产管理总体处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责权限不清的状态,造成事实上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局面。第三,在国有企业中,一方面是上级主管部门过多干预,另一方面是所有者实际处于空缺状态,资产管理不到位,致使国有资产权益缺乏有效的保护,从而使国有资产受到巨大损失。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的国有资产流失量高达五六百亿元,八十年代以来累计流失6000亿元以上。[1]这种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也直接影响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二)国有资产评估制度不健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对国有资产进行准确的评估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还没有健全的国有资产评估制度,因此,在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以及在与外商进行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占有和使用国有资产的情况,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权益受损。主要表现为:

(1)对国有资产低价交易、折股或任意将国有股转为法人股甚至个人股。如某企业国有资产原值近六百万,加上现有的资金、材料等,总资产净值约为1500万元,但在转制资产评估中,评定的资产净值仅有65万元。某家公司在改制时共募股1292万元,其中国家股1116万元,个人股176万元,1993年该公司在红利分配时将个人股红利率提高到55%,把国家股红利控制在7.5%,500万元红利分配额使国家股少分红348.2万元。据统计,去年排除国家股不上市的因素,国家股流失达五个亿以上。[2]

(2)在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财产时,由于评估标准不明确,难以进行准确评估,被无偿使用、占用情况尤其严重。无形资产是国家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所取得的,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通过转让、使用许可获得增值。因此,对无形资产低估或不估,造成国有无形资产的严重流失。

(3)在中外合资和合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对国有资产不进行评估或低估,从而使国有资产在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中所占比例下降,国家权益受损。据报道,1994年全国一万家实行中外合资的国有企业中,就约有七千多家未进行资产评估,按全国资产平均升值率54%推算,中方国有企业出资额少算了300亿元。[3]同时,由于我国的资产评估制度存在漏洞,一些外商则利用在企业中所控制的购销等权力,通过“高价进,低价出”等手法,向境外转移利润,侵吞国有资产。在我国外商大多是以机器或设备进行投资,据统计,有些省、市商检部门在对外商投资设备进行鉴定时,发现几乎全部存在虚报设备价格现象,一些设备作价高出国际市场一倍或几倍。如某市一外商报价为262万美元的设备,实际价值仅为50万美元,高出实际价值五倍多。[4]

(三)国有资产收益环节管理薄弱,国有资产权益受损

国家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因此,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全权利。如何保护国有资产并使其增值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国家没有对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亏损进行有效管理,国有资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经济效益持续下降。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国有企业有三分之二存在明亏或者潜亏。1991年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额为1000多亿元,如果加上企业挂账及企业潜亏,总计可达2500多亿元。[5]由于缺乏国有资产的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一些企业的承包者、经营者、租赁者和领导管理者对企业资产任意支配、侵吞和浪费,甚至通过各种手法将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结果造成企业严重亏损。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责权不清,生产效率低下,资产设备浪费严重,企业大量亏损。据统计,我国国有资产负债率约为70%,流动资产负债率高达80%以上。[6]由于缺乏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制度,企业亏损没有人承担责任,最终只能由国家负担损失。

(2)国有资产账外资金数额相当惊人。由于国有资产占用单位管理不严,大量国有资产没有入账,形成大量账外国有资产。仅1994年以来,国有资产管理局通过产权界定就查出账外资金470亿元,重估资产后增值7340亿元。[7]由于大量账外资金的存在,公款私存、公款消费、回扣、贪污等现象更为严重,国有资产大量转入个人手中。据统计,在我国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中,仅个人回扣一项就不少于500亿元。[8]

(3)国家税款大量流失。国家税款是我国国有资产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但从我国税款征收情况看,纳税人偷漏税款问题却十分严重。据统计部门分析,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偷漏税面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体企业的偷漏税面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国有企业的偷漏税面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偷漏税面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国每年因此流失的国家税款达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政府在12年内所欠下的全部内债。[9]另外,由于走私行为的大量存在,我国每年损失的税收也在600亿元以上。

(四)立法和执法不完善,国有资产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近年来,我国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虽然已制定了一些法规,如“国有资产管理暂行条例

”、“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条例”等,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无法为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1)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不健全。我国国有资产方面的法规,大多只是部门规章,都是以暂行条例、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等形式存在,缺乏力度,有些不明确、不配套,不能适应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从而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如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授权、法律监督、特别是对违法者的制裁等尚无明确规定。另外,在某些法规中虽然提出了有关制度,如“国有股代表的委派和对国有资产的报告制度”,但配套法规至今尚未出台。

(2)对国有资产应有的监督保护不力。在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监督,否则,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可避免。在我国,对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可以由外部监督体系和内部监督体系构成:外部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监督、审计机构的监督、验资机构及注册会计师的监督等;内部监督体系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监督机构如监事会的监督。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外部监督不利,有些机构并未能起到监督作用。如有些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作假验资证明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再从企业内部看,监事会的监督实施也远远不够。由于企业中的国有股代表尚不明确,一些公司或企业中国有股代表缺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难以控制。

(3)对国有资产的执法保护十分薄弱。由于缺乏国有资产的有效保护方法,在实践中对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有关单位和责任者没有及时进行制裁,追究应负的法律责任,国有资产流失难以有效控制。

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措施

(一)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要求管理主体明确、职责分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组建:

(1)宏观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主体是国家,具体是指政府。但由于政府具有双重职能,因此应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分开,将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交由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专门行使,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则应专门行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这一原则在我国已基本确立,即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总代表,具体由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专职进行相应的工作,并由财政部归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局应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

(2)宏观经营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主体是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我国的国有资产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大、范围广,因此由国有资产管理局直接行使所有权也存在较大困难。可以依据我国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以授权或委托的法律形式交由国有资产经营机构行使。关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可以采用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的形式,这些设想在我国已得到体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现有全国性总公司要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

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01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组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一九九六年二月,全国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华星集团正式运作。该集团由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汽车贸易总公司等八家大型物资企业为纽带组建,集团以出资者的身份成为成员企业资产的投资主体,对成员企业实行股权管理。当然,这些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还可以依据产权关系向下发展自已的子公司或孙公司,形成控股体系。

(3)微观经营主体。这一体系中的主体是拥有国有资产的企业。具体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需要由企业最终实现。

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可以改变国有资产主体不明确的现状,是防止与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途径。但要使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有效地运转,仅仅分清国有资产的主体还显然不够,还必须明确这些主体的职权和职责,并使其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经国务院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者,它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资格,对国有资产主要行使组织协调、资源配置及监督管理的职能,它要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实行的立法管理和监督,同时对国务院或授权机构负责并报告工作。从其职权看,国有资产管理局应主要负责产权登记统计,财产清查,掌握产权变动情况,管理国家财产。

国有资产经营机构是经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它是构成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法人,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它是经营者,对于企业,它则是国家出资者的代表。从其职权看,应主要对国有资产的经营和使用进行管理,对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经营效益等情况进行考核检查,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

为了不影响国有企业或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和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一般不应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它与所属企业只有基于投资、控股、参股基础上的产权纽带关系,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它应根据国有资产的出资额来参与经营决策。

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的与被关系,即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并以国家投入的资产及其增值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应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超越权限或失职渎职现象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管理监督体系有利于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主体不明,职责不清及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

(二)健全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制度

严格而又科学的资产评估制度是管理国有资产的重要前提。从我国来看,由于缺乏完备的资产评估管理制度,既难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又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因此,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

首先,应制定科学的资产计算评估办法。这种评估办法应参照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并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尤其对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等无形财产的计算评估办法应充分考虑无形财产的特点,并根据其类别的不同加以区别。

其次,应加强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制度的建设和管理。在我国有权对资产进行评估的机构主要包括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商检机构、审计机构及专门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应当允许这些机构根据职责范围对国有资产进行估价,以防止国有资产在评

估环节上流失。根据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有资产评估机构可以划归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监督。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商检机构主要对进出口的商品进行鉴定,因此,它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止外商投资企业利用“高价进,低价出”侵吞国有资产,以及防止我国企业向境外转移国有资产。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资产评估机构只能基于有关部门的指定或委托和有关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进行评估,这就很难真正发挥其在国有资产评估中的作用。因此,我国国有资产评估应实行一种强制评估制度。对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进行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及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的国有资产实行强制评估。为保证这一制度的实现,应以法律或法规形式加以规定,而且对不依法进行资产评估的企业应当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第三,应当有计划地对我国现有国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清产核资。考虑到我国国有资产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可以分步实施。但对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及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都必须对企业资产进行认真核查,核查结果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国有资产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登记,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另外,除我国境内的国有资产外,我国境外的一些企业也占用了大量的国有资金,并通过其经营形成一定数量的增值资产,这些资产当然也是我国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对这些资产也应进行相应的评估,并建立相应的管理监督制度。

(三)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制度

国有资产是我国公有制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并进一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从我国目前实际看,应做好以下工作:

1、对国有企业,不论实行何种经营责任制,都要签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承包合同,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紧密联系起来,明确企业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杜绝企业的短期经营行为。对发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企业,要依法追究经营者的责任。

2、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评价和考核体系。从总体上考核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保值状况进行监督评价,健全定期资产清查制度,及时了解国有资产的盈亏和报废问题,并及时分析其原因,找出相应解决办法,对违法行为应给予必要处罚。

3、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领导体制。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逐渐建立以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的内部领导体制,形成企业内部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分工负责的管理机制,以强化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约束机制。尤其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对企业法人财产及净资产的保值增值承担责任。另外,在国有企业经营者、领导者离职、离任时要认真实行审计制度,对其经营失职行为及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要严格依法进行制裁,并及时追回被侵吞的国有资产。

4、认真清查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账外资金,坚决取缔“小金库”,对有关责任人员要给予一定制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主要是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督管理,有关金融单位如银行、信用社等,应对各单位的账户进行严格管理。但为了保证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允许企业事业单位保留一定的交际费及招待费用,可以使其制度化,公开化,列入单位的公开账。

5、强化税收的征收管理,堵塞税款流失漏洞。在实践中应严格执行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并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制裁偷漏税的行为。同时应积极宣传我国现行税法,提高企业和公民的纳税意识,保证国家的税收利益不受侵犯。

(四)加强国有资产的立法和执法保护

加强国有资产的立法和执法保护,应当成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措施。

首先,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立法。目前应尽快由全国人大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法》。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法,它应体现以下原则:

(1)国有资产不可侵犯原则。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我国宪法和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国有资产管理法》中也应有所体现。按照这一原则,必须分清哪些是国家财产,哪些是企业法人财产,而且必须以合法的方式把国有资产转化为企业法人的财产。因此该法应对国有资产的定义,范围及国有资产的转化作出明确规定。

(2)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益原则。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在于从根本上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该法应对国有资产的考核和增值作出具体规定。具体应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考核检查办法,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办法等。

(3)国有资产管理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原则。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与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共同参与国有资产的管理,如果两者产权界限不清,就会妨碍国有企业真正享有自主经营权。因此《国有资产管理法》必须按此原则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进行规定。

法律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 第三方支付平台；代理制度；金融法规制 内容提要: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网络购物交易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不仅关系到每笔交易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大量资金的安全和一定范围的社会稳定。在具体的网络购物买卖双方与第三者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利用代理关系进行解释。而在宏观层面，需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运营及资金风险进行控制，包括利用金融法等法律规范在准入资质、资金支付、保障机制、监督管理方面进行规定，以保障网络交易支付的稳定可靠。 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7月15日在北京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其中网络购物使用率为33.8%，用户规模达到1.42亿。互联网购物的发达不仅改变了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模式，从而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交易方法，而且带动了电子支付、物流传送等行业的发展或转型，带来了社会、经济及法律方面的新变化。 然而，在网上购物给网民带来便利的同时，基于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加上新生行业制度规范方面的不健全，欺诈、泄露客户资料等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其中，网络支付方式带来的资金安全问题所关巨甚，应当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从微观层面而言，网络支付事关网络交易的履行问题，不仅可能产生相关合同违约责任等法律责任问题，而且会存在侵犯个体消费者权利的情形；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支付关系到金融市场准入资质、业务管理、风险监控等金融法律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乃至影响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稳定。这其中，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一种网络交易支付方式的中介，其法律风险问题相对较为突出。因此，在互联网及网络购物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加强对网络支付特别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制建设，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应运而生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实践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针对网络交易特点应运而生的。传统面对面的交易模式中，支付方法主要为两种：第一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同时交易方式，交易双方都同时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易价款的风险问题。第二种是基于当事人约定而先后履行交货及支付价款义务的异时交易模式。这种方式拓宽了交易的具体条件，从而给交易当事人更多自由选择与意思自治的空间。事实上，上述两种交易的价款支付方式都是当事人通过在真实生活中的协商确定的，古今中外关于交易的主要法律制度——合同法也都是遵循上述基本模型规定了相应价款的支付方式。 然而在网络购物中，上述的传统交易模式及价款支付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虽然网络交易的结果仍然联系着实际生活中的货物交付和价款支付问题，但由于交易过程是通过虚拟网络进行的，因此当事人之间可能从不见面、互不相识，使得交易当事人主体身份隐蔽性更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网络交易难以实现实际交易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另一方面在资金与货物时空上分离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愿意先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以避免自己上当受骗。如此，交易中货物交付与价金支付履行时间先后无法达成合意，则网络交易就无法达成。 为解决上述网络交易货物交付与资金支付时空分离后的信任难题，第三方支付平台应运而生。其运作原理在于：由于货物与资金时空分离，网络交易的卖家不愿意先交付货物，以防止买家不支付价款；同样道理，网络交易的买家也不愿意先履行义务，以免支付价款后无法收到货物或者收到货物不符合约定。原先买卖双方各自不履行合同义务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在网络交易条件下由于交易主体的隐蔽性使得在现实中追究该责任费时费力甚至无法实现。在交易双方陷入囚徒困境之时，设计第三方支付平台制度创造性地在买卖双方之间提供相应信用补充，从而使得达成相关交易成为可能：首先由买方先将价款资金打入独立第三方帐户，并由第三方平台通知卖方发货；买方收到货物后验收完毕，通知第三方将帐户上的货款支付给卖方，从而完成交易；买方收到货物后发现卖方违约，可以拒绝通知第三方进行付款，从而形成对出卖方的制约及买受方的保护。 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关系 在网络购物双方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完成交易过程中，由于第三方介入辅助完成价款支付，因此原来纯粹属于买卖合同内容的价款支付制度发生了新变化。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相关的法律关系，可运用代理关系来进行大致描述： 首先，从卖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看，其应当属于有偿委 托合同关系，即网络商品或服务经营者委托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为收取价款，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其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法律关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参与，卖方增加其交易信用，使得其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络交易成为可能；此外，通过长期交易过程中买方对卖方信用的评价积累，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卖方信用提供有效的证明。通常认为，卖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对清楚，问题不大。但是现实中卖方可能是个体的网络经营者，而第三方支付平台通常是具有较强实力的服务提供商，甚至可能是相关服务领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因此两者在现实中的实力对比悬殊。由此，第三方支付平台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对卖方拖延转付货款、恶意进行信用评价调整等不利行为，这些是需要法律进行救济的一方面。其次，从买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观察，其应当属于第三人与受托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受卖方委托代为收取货款，等待买方确认支付的命令后向卖方转移价款。在此状态下，买方已经将资金通过电子支付命令形式转移给第三方支付平台，而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等待买方确认收货的指令后再向卖方转移资金。 这个过程中的资金归属问题至关重要：一种观点认为，为保护买方消费者的利益，应当仿照证券公司模式，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中为每个买方设立单独交易账户，并且确定买方帐户上的资金为买方所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类似于商业银行，资金进入到该支付平台后所有权已经转移，买方与支付平台之间形成债权请求之间的关系。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支持采用第一种观点，其基本理由为有利于消费者保护。笔者认为，采用第二种模式才更具有理论上的解释力：第一，按照货币所有权“占有即为所有”的基本规则，货币所有权与占有不可分离。电子支付当中买方将货款支付指令下达后，相应资金数据进入支付平台帐户，其所有权也应当发生转移。第二，如果确定资金仍然处于买方所有权下，则卖方仍然担心买方在收到货物后会不支付货款，则会发生交易难以达成的情形。第三，即使是证券公司也仍然存在公司挪用客户资金等情形，而在电子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并不足以成为支持资金所有权仍处于买方控制观点的理由，而关键的问题是进行适当的监管。更何况，目前大量网络交易金额不大，完全要求支付平台为每一个买方构建单独帐户在成本方面也不经济。综上，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买方通过电子指令将资金划给支付平台后，资金所有权即归属于支付平台，这既是符合法学原理的解释，也是平衡买卖双方在交易信用之后得到的结论。当然，在买方将资金所有权已经转移而未接受相应货物或者服务之时，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监管，当是重点的工作。 最后，将网络交易的买卖双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关系界定为代理是一种法律技术处理，但其与纯粹的代理仍有区别。例如，民事代理中要求代理人为被代理人利益进行计算，忠于被代理人；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应公平对待买卖双方，不得袒护卖方，从而使买方对完成交易增强信心。 三、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金融法规制 在分析单个网络交易中第三方支付平台所涉法律关系之后，从宏观上观察此问题，将导出对其进行金融法规制的结果。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当多比网络交易价金汇集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之时，如何保障资金安全，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第三方支付平台金融法规制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地位合法性的论证。按照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禁止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接受买方支付价金之后，到接到买方确认信息而向卖方支付价金之前，会有较多资金滞留在其帐户当中；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有意拖延向卖方支付价金的时间，将会积聚更多的资金风险。如此，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涉及吸收公众资金、进行交易结算等银行业务的情况，有人认为应当否认其合法地位，而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专门金融机构来负责为网络交易提供信用、进行结算。然而笔者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应网络交易蓬勃发展之运而新生的事物，其合理性是充足的；如果将网络交易的信用提供与资金结算交由金融机构处理，一方面无疑会增加金融机构巨大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现有金融机构就一定能比进行良好规范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更有效地避免相应风险。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认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地位，而是应当加强对其监管，以防范资金风险。 如果承认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地位及业务合法性，则对其进行金融法规制的第二个问题就将涉及到市场准入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网络交易第三方支付平台准入制度的规定，这是肯定会产 生问题的。因为如果不对进入资质条件进行审核而任由各种组织随意从事支付中介业务，则必然会产生因运营不善而倒闭的情形，会影响网络交易的发展。因此，鉴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关网络交易发展、涉及资金安全等问题，对其准入资质进行明确法律规定是必要的。在准入资质中应当包括如下主要事项：第一，需要有必要的资金支持，一方面保障支付平台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也作为对其吸收网络交易价金的担保；第二，需要有必要的人员及设备条件，这其中既需要具有网络维护知识的技术人员，也需要有相应的硬件设备条件；第三，需要具备合理的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包括建立资金收付的业务规程、风险控制制度等。当然，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资金不涉及运营获利的情形，因此在风险控制方面并不如银行等金融机构那样要求严格，最为重要的是防止买方打入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出现。 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法律规制的第三个问题，是保障运营中资金安全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严格限制资金用于支付业务，而不允许第三方支付平台挪用其从交易买方获得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其他相应的保障制度。在限定资金挪用于其他事务方面，应当建立较为严格的控制机制，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大额支付行为进行监控，确保该大额支付具有真实的交易基础；同时对支付平台向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帐户转移资金的情形进行监控，以便于及时发现异常交易情形。在建立其他保障制度方面，可以考虑从网络交易支付的获利中扣除一定比例资金来设立保障基金，以应对个别支付平台出现的危机或在支付平台退出后提供对买方的补充性救济。只有事先建立一定的救济机制，才能保障第三方支付平台退出机制的有效建立，以便进一步保障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健康有序运营。 最后，在涉及监管部门的分工中，有观点认为应当由银监会和工信部协同监管，理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关资金安全和网络购物产业发展。笔者认为两部门协同监管必然产生协调成本，从而影响效率。而按照我国目前的机构设置，由银监会负责将会更有效率。当然，在涉及相关事务的情况下，可以由银监会牵头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制定规范性文件予以规定，如在电子支付指令、网络信心保密等方面的具体规定。 注释: CNNIC发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0-07/15/content_20504220.htm，2010年7月18日查询。 国家工商总局2010年出台《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推行网络商品及服务经营者实行实名登记的新政。但即使实名登记的情况下，网络交易相比现实交易仍有较高的隐蔽性。

法律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 碎片化；法律失灵；金融监管法；部门法哲学；法哲学化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140-05

一、碎片化与失灵：金融监管法的困境

（一）金融监管法的碎片化

近年来，关于金融监管的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金融监管法的体系结构越来越碎片化。这些存在于整个体系内部的各种规范之间并没有形成结构上的有机联系，而是相互冲突、彼此矛盾，就像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在理想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中，各项法律规范间不仅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同时还应兼具创新性与协调性。但是受实用主义影响和立法条件限制，我国产生了上位法不若下位法、后法不若前法和同位法相互排斥的现象，造成整个体系的混乱状态[1]。

1.在立法格局上，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部门规章为主、法律规则为辅”。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这一体系采取法律形式的只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为了增加立法的适用性，实践中不得不借用其他形式充实监管规则。监管部门于规章之外了大量的监管指引、试行办法、通知等，这些文件虽然政策宣示性、指引性较强，但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确定这些文件的法律性质呢？属于纯粹政策文件，或者法律规范性文件，还是学者热议的“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即“软法”？这一问题亟待理论界解决[2]。

2.从立法分工上，目前我国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规则“政出多门”。以理财产品为例，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不同类型理财产品的监管呈现出一种“弥散”状态。不同的监管部门对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分别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导致这些监管部门对各自监管范围内的理财产品适用的监管规则内容迥异，如对理财产品的募集对象、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监管措施等方面的规定均有所不同[3]。这种监管“割据”现象使得在现有的分散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对监管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各类理财产品的监管法律位阶不一，而且缺乏明确的监管原则，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成为目前理财产品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3.就具体内容而言，在金融法律大爆炸后，整个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衔接性也相对较差。如针对银行乱收费问题，有律师质疑《商业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存在冲突。按照前者第50条规定，不论实行市场调节价格还是政府指导价格，只有银监会、人民银行与发改委享有制定商业银行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权力。《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15条明确规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定情形，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但是后者第12条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自行制定和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可见，监管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将其行政权力转由商业银行行使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同时也逾越了部门权限[4]。

（二）金融监管法的失灵

在现代社会的法治进程中，法律失灵已经成为日益普遍的客观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个环节之中。在系统法学看来，法律失灵意味着“由于与环境缺乏良性互动、信息传递障碍、系统结构缺陷、反馈机制缺乏等原因”，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法律呈现出非功能或反功能的社会失控状态[5]。我国的金融监管法领域也存在着法律失灵，从实际运作形式看，某些金融监管法律虽然现行有效，但是却没有实现应有的法律效果，实施起来收效甚微甚至有悖于立法初衷。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李慈强：碎片化与失灵：金融监管法的困境及其出路

1.在金融法领域，金融监管法的失灵表现为充斥着大量的“隐性规则”。实践中监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已经明确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允许跨行业的股权投资，如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保险业、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业等。这些内容实质上已经严重违法，目前我国在立法上仍然明确禁止这些行业混业经营。事实上，滞后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难以提升创造力并与发达国家展开国际竞争。为了促进金融混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些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规定亟须修改。

2.金融监管法律没有取得应有的预期效果。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规定上，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都没有明显的障碍。尽管学者十分尖锐地指出，“新建国有控股银行在制度创新上毫无意义，甚至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开倒车。毫不客气地说，组建国有控股地方性银行是典型的旧思路回潮[6]。”近年来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建民营银行的方案，但从改革实践来看，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监管部门却表现得非常谨慎，同时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

3.金融监管法律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未能及时地回应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极具创新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为了及时地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监管部门必须紧跟步伐、不断调整。但是受种种因素限制，现行立法严重滞后于发展需求，往往是先实行监管实践，然后再制定监管规范，这与监管要求的灵活性差距甚远。实践中监管部门每年颁布大量部门规章，这些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金融秩序和市场行为，较好地体现了政府的监管职能。然而从现有的立法体系和立法程序来看，尽管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非常重要，但是法律位阶较低导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金融监管法的失灵引起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金融监管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监管有效性较差最终将引起监管失灵，突出地表现为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具体而言，前者表现为积极冲突，即不同的监管部门依法都享有监管权，相互竞争实施监管，造成部门规范的冲突和监管资源的浪费；后者表现为消极冲突，即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部门，或者依法享有监管权的监管部门回避监管，导致监管对象长期游离于监管外从而形成监管真空。

二、金融监管法的使命：如何走出治乱循环

（一）治乱循环：金融监管法与金融危机

通常而言，过于活跃的市场容易滋生泡沫，过度的投资引起资产价格持续膨胀，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使得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非理性繁荣”的假象。当泡沫开始破裂时，资产的暴跌将对众多投资者造成经济重创，引起社会动荡不安。随后政府开始着手市场调控，陆续出台各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那些精心制定的监管措施。“当导致泡沫滋生的愚蠢激情被逐渐淡忘时，贪婪和野心会再一次席卷而来，取代对过度狂热市场所残留的畏惧之情。宛如昼夜的交替上演，另一个市场开始成长和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再一次的市场纠错，对引发危机的贪得无厌的金融家们的讨伐也接踵而至[7]。”

从历史上看，金融业先后经历了“混业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的演变。最初银行业和证券业是相互融合、混合经营的，银行在高利润的驱使下纷纷开始经营股票和包销债券，造成了严重的股市泡沫，大量银行纷纷倒闭，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将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与传统银行业务隔离开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营股票和包销债券、不得拥有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必须分开管理，从而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通过在不同的金融业间设立防火墙，一定程度上隔离了金融风险的快速扩散，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抑制了金融业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欧洲那些规模庞大、业务齐全的全能型银行，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国际竞争。为了提高金融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开始逐渐放松监管，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进行收购、合并。1998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经营范围上的边界，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拥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业务。此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再次混业，大量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地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机构的经营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先后出现了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的模式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促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间的联合经营，提高了金融效率和鼓励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体系的活力，提升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危机。改革绝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再重复，新一轮改革必须全面反思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值得思考的是，混业模式是否将再次退守到分业模式？金融分业还是混业经营？这一问题不只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循环了。

金融监管法的预期功能在于减少或者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将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甚至破坏降到最低。但是事与愿违，金融监管法的实际功能并不令人满意。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因为金融监管法而销声匿迹，反而仍在“押着重复的韵脚”一次次发生。从历史上看，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连续不断，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超出人们想象①。更重要的是，每次金融危机都造成了恶劣影响，不但破坏、摧毁经济，甚至还引发社会动荡。正是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巨大危害，因而也被喻为“顽疾难治”。而且不幸的是，每一次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和实质进展往往发生在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法难以摆脱后知后觉的“事后诸葛”这一固有形象。

（二）金融监管法的局限及其突破

由上可见，实践中金融监管法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为了杜绝社会弊端，有人建议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这种法律万能主义的做法被形象地讥讽为“砍‘九头蛇’的脑袋” [8]。法律的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决定了运用法律治理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其实际效果远不如人们预期中的理想。个中原因在于，不断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并不能确保法律的真正权威和良好运行。这种法条主义的思维忽略了法律良好运行的深层因素和法律难行的本质在于社会精神的培育。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只会促使人们不断地寻找规避法律的方法，而且修补法律漏洞可能永远也比不上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们钻法律空子的速度。虽然官方已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但金融法领域尚未达到法律完备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金融体制改革、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诸如立法层级上不高、法律效力较低，立法内容较抽象、欠缺操作性等等，我国的金融立法存在许多不足，如何完善金融监管立法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具有超越法律的理念。通常而言，法律只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但对于金融业来说，法律似乎只是唯一的指导原则，其经典的座右铭是“只要合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近年来，通过梳理接连不断的金融丑闻和金融危机，学者对于金融业进行了哲学分析和伦理反思②。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应该“价值无涉”或者“价值中立”，但问题是，金融有没有伦理？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的本质在于对风险进行控制， 通过人为的风险管理来保护金融的伦理基础。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不欺、谨慎从事的准则，金融监管的局限性在于不能有效地防止不断翻新的投机欺诈行为，无法消除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金融监管也不是防止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9]。

那么，如何突破金融监管法的局限呢？或许食品安全法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食品安全监管与诚信建设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恢复正确的价值观和信用体系，重建基本信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否则将本末倒置、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正如学者所言，“‘好的’金融体制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10]。在金融法领域实现监管与自律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道德行为更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是避免更多法律监管的明智策略。

三、法哲学化：金融监管法的完善路径

（一）部门法哲学与法哲学化

近年来，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并日渐活跃，正在逐渐成为法学领域的新亮点和闪光点[11]。从翻译国外著作到出版国内专著，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总的来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双边性”：法理学者在反思自身理论的同时强调部门法哲学的必要性、可行性，而部门法学者则在明确部门法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下建构具体的部门法哲学理论。

虽然对于部门法哲学的称谓、理论价值及其学科属性等问题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在某些方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近年来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互动合作、开展对话的意愿日趋强烈，可喜的是，在法理学者和部门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崛起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从法哲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为了提高其理论贯通性和理论指导力，法哲学需要向纵深扩展发展“部门法哲学”。其次从部门法学的发展要求来看，部门法学为了摆脱碎片化的凌乱状态，必须依靠法哲学的解释、总结和指引而实现科学化、体系化。再次从二者的整体角度来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打破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自说自话的隔绝状态，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最后从学术与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上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能够切实地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合理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的有机综合[12]。

当然，本文之所以采用“法哲学化”的措辞，主要在于金融监管法只是金融法的一部分，而金融法也仅仅是经济法学的子部门。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称不上金融监管法哲学，更谈不上部门法哲学。但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个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智慧碰撞，目前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刚刚起步，金融法理论尚未成熟，金融监管法方面还有诸如金融监管法的原则、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二）法哲学化：金融监管法研究新的增长点

现代以来，随着交易需求的剧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同时金融法也处于尴尬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金融法学者常常面临的问题便是：法学的论文如何与金融、经济学的研究区别开来？难道金融法甘于像现在这样跟在金融业后面亦步亦趋，为其作合法化的注脚？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法律规范并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诠释法律文本背后的理念和制度基础？进一步而言，什么是金融法的贡献？

事实上，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的产生与发展，没有结合其演进逻辑来提炼和建构金融法基本理论。因此，导致金融法的组成主题分散、联系不畅而呈现出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整个理论体系缺乏涵涉其全部内容的理念和思想。作为金融法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法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实现金融监管法的体系化呢，笔者认为，法哲学化将是金融监管法甚至金融法领域新的理论增长点。

1.目前我国的部门法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金融法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开始。反观现有的金融法教材，大多数都是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和实践问题出发探讨金融法的制度设计，学者们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金融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重对策和应用、轻理论和规范的研究倾向。长期以来，金融法的研究对象分散、实践各异，缺乏从各个领域中不断地积淀和提炼共识，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摆脱“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窘境是今后学科发展的一大难题。如果我们继续过分地侧重于金融法制度的研究，那么，金融法与金融学或者制度经济学区别何在；过分地侧重于金融法理论的研究，其与民商法理论、经济法理论的差异性、创新性究竟有多大。[13]

2.金融法缺乏对社会实践的学术敏感性，对当下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未能提供合理有效的学理解释，也没有为诸多金融改革充分发挥理论支撑作用。金融危机出现后，国外学者纷纷从市场与政府监管、理论法律实践作用机制滞后等视角探讨此次金融危机，讨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法律和监管的有效性以及监管影响评估方法。但是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法学学者以其超然态度，讨论着民商法、经济法、刑法和行政法中的规范性问题，少有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引起的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论述”[14]。从近年来的文献来看，金融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金融改革实践的介绍和评议上，很少从我国的立场、国情出发讨论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和提出未来金融改革的具体建议。

3.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只是金融法学科，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金融法。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成为科学的话，就必须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否则将名不副实甚至被视为伪科学。在此意义上，我们的金融法还没有成功地实现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我国的法学学科是参照大陆法系国家设置的，其中最不合理之处在于学科的设置并不是面向实践而是面向法律的文本。目前的金融法更多的只是技术操作层面的介绍，导致学科间存在知识断裂和理论盲区。现有的金融法研究缺乏严密的逻辑自洽性，存在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的问题，金融法基础理论未能较好地解释具体法律制度，制度设计层面也没有体现理论的指导，亟需找到切入点改变这种研究现状。

通常而言，“部门法哲学化是部门法成熟的标志。”[15]从目前的水平来看，金融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就金融法的品性而言，金融公平、民主是其核心价值追求，蕴含着深刻的法律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其进行定位十分重要。正如学者所言，这场金融危机再次表明，金融法的品性问题不仅仅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着金融法的任务和制度建设的重心。如果我们对金融法的品味定位出现偏差的话，就会容易忽视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制度建设[16]。但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圆满地解决，对于“金融法在本质上应是规制与监管之法，同时有机地包含了调整交易的私法规范”这一观点[17]，笔者认为规制与监管只是手段，将金融法定位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才是其应有品性的理性回归。

注释：

①据统计，在过去25年中，国际上每年平均发生6次金融危机，参见张晓朴：《金融风险的演进与金融监管改革》，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7期。

②如[美]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曙光：《金融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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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著. 王晋斌等译.比较金融系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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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曾筱清.《金融法学》教学中的困惑与思考[A]. 郭锋. 金融服务法评论（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66.

[14]席涛.法律、监管与市场[J].政法论坛，2011，（3）：47-65.

[15]陈兴良. 部门法学哲理化及其刑法思考[N]. 人民法院报，2004-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