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经济形势篇(1)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 nbsp;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 ，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 вρ芯俊罢鱿质倒矣泄氐牧煊颉保槐咎乩蛉衔窝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质抵饕逖芯糠绞降某鱿直曛咀盼鞣酱车恼窝芯肯蛳执窝а芯康淖洹?/P>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 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 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 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 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 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 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 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 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最新经济形势篇(2)

一、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企业经济管理理念落后企业经济管理理念落后导致企业在实际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以及具体实践等都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节奏，导致企业经济管理效率极其低下。首先，企业经济管理只注重企业的眼前利益。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企业要想发展，必须从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手来进行谋划，否则，就容易被社会迅速淘汰。但是，在很多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只重视企业的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的经济发展谋划，这最终导致了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视。其次，企业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只重视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企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企业的社会形象才能积极正面，企业才能获得良好发展。

2. 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缺乏相应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做到高效自控，从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企业的目标产生较高的专注力，最终实现企业的目标。但是，在很多企业的经济管理中，都缺乏相应的内部管理机制，导致企业对于计划的执行力和对于目标的专注力都不够。首先，经济管理人员制定的经济管理目标质量较差。很多企业的经济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在制定相应的经济目标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现实情况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因而导致经济管理目标难以得到有效地实现。其次，经济管理计划缺乏有效的监督实施策略。经济管理计划需要由相应的小目标组成，最后汇成一个大的目标。但是，在很多企业经济管理目标的设置过程中，计划较为笼统，可执行性不强，最终导致了企业经济管理的低效。

3. 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首先，很多企业缺乏相应的经济管理制度。这导致企业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制度可以依从，进而造成了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的自由意志对于企业经济管理行为影响过大，最终造成企业员工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难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从而选择直接讨好领导的状况。其次，很多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不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这导致相应的制度在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沦为了一纸空文。

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策略

1. 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理念必须先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理念。首先，企业经济管理要学会关注长远利益。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将目光放在企业长远的经济利益之上，进而从长计议，这样，企业经济发展的格局就能够更加开阔，企业的发展目标也就能够更好地实现。其次，企业经济管理要改变不关注社会效益的弊病。在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认清形势，顺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关注企业发展的社会效益，这样，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就能积累相应的社会美誉度，从而从外部推动企业经济管理效益提升。最后，在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基层员工的想法。基层员工是经济管理策略的重要执行者，因此，应该着重关注基层员工对经济管理活动的意见，提高经济管理活动的效率。

2.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首先，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企业经济管理人员是经济计划和经济活动目标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实施效果的监控者，因而，对企业发展有很大的决定权。因此，我们需要全面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这样，企业管理人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制定出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需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提升。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实施策略。监督实施策略有助于保障企业内部员工都朝着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目标的方向奔，最终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的高效实现。

3. 健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首先，在企业中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通过建立相应的经济管理制度，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就能够更加地规范，更加符合科学和理性。这样，企业经济管理目标就能够有效实现。其次，企业经济管理制度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来制定，这样，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就能够得到很好地执行，从而实现相应的效果。

三、结语

在新形势下社会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这些要求来重新认识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最新经济形势篇(3)

[关键词]新形势；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DOI]10.13939/ki.zgsc.2016.24.232

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各国也加强了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视，不断更新发展贸易手段及策略，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市场变化。现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逐渐呈现出了规范化、多元化等趋势，各国还需加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以推动本国经济健康发展。

1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效益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能够通过相互作用提升各国经济效益。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保证其国际地位稳固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国际经济的发展使其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对各国提出了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使其能够融入到全球多元经济发展体系中，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又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提升各国经济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实现国际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能够促进各国企业发展。各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以保证能够立足于国际市场，这便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使企业潜力得到充分激发，积极运用现代化经济管理理念，基于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经营模式，有效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有助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先进技术设备。[1]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各国必须不断促进加大本国科学技术发展力度，使其能够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并利用国际贸易手段，引入国际上的优秀科学技术，以完善本国科学技术体系，提升本国经济水平，同时推动了本国和国际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效益巨大，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良好掌控当前形势，以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2.1 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国企业国际竞争意识不断提升，为提升自身竞争力，企业积极提升自身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和优化经营管理模式。很多企业为了拓展经营发展空间，也开始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这也使国际经济与贸易模式愈发多元化。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性的特性，在其应用过程中，能够实现各国企业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交流和贸易变得更加便捷，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使其国际贸易利润得以提升。而在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之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必然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

2.2 自由化发展趋势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国际市场愈发复杂，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资源技术的流通愈发自由，贸易主体和贸易对象持续增加，且已经覆盖到了世界各个地区。例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对象，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本的货物贸易，而是扩展到了服务、技术、投资等多个方面，贸易主体也涉及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并还在继续增加。由此可见，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正朝着自由化趋势不断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贸易摩擦问题也越突显，各国开始运用贸易壁垒等多种贸易保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因而，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下，各国应尤为关注贸易摩擦问题，采取有效手段予以应对，避免阻碍自身经济发展。

2.3 科技化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3]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深入挖掘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发展规律，有利于建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关系及发展战略，保证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科学、健康。因而，科技化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2.4 规范化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遵照一定的原则。[4]这些原则要求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证各国之间交易的行为的规范合理，符合人类道德水准和正常发展规律，注重相关准则和规则的建立。例如国际新能源领域，在最初发展阶段，相关企业遍布各国，最小的企业都能够达到年产100兆瓦。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与规模扩张，未能建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准则，导致产能过剩，国际纠纷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反倾销策略，严重限制了国际新能源领域的进步，并阻碍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目前针对这一情况，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一些标准贸易规则，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也必然会朝着规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

2.5 高速化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呈现了高速化趋势，增长势头迅速。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使各国提高了对本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要求，并在相互交流合作的同时，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而在这种竞争的刺激下，各国将会更加积极地采取各种贸易手段，企业竞争意识也会不断增强，并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现阶段，国际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各国之间比拼的势头日益强劲，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将继续以高速化发展趋势继续发展。

2.6 区域合作化发展趋势

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区域合作化的发展趋势。一些贸易大国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开始推行区域贸易，通过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联合区域内各国共同发展经济。而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也给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使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局面。例如各区域成员国开始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区域贸易上、国际市场竞争从国家之间逐渐转向各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贸易比重不断提高等。随着各国对区域贸易的愈发重视，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将会进一步朝着区域合作化趋势发展。

2.7 知识化发展趋势

在各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下，知识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结构也更加高级，并呈现出了知识化的发展趋势。且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人们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发展，各国服务业也开始兴起，并得到了快速发展，渐渐超过运输业、旅游业在市场中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

2.8 中国成为新生力量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虽然依旧呈现以美、欧、日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并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了一股新生的力量。在以往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中，发达国家占据的市场贸易出口与服务份额较大，并获取了其中绝大部分的利益，还试图通过区域贸易合作等形式控制国际贸易秩序。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所占国际贸易总量份额持续增长，也使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逐渐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3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下的应对策略

3.1 吸引高素质人才

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质上也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依靠高素质人才提升国际竞争力。因而，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断发展，国家和企业也应积极吸引高素质人才，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并加强对本国人才的培养，构建一支具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强、风险防范意识高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以实现国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便更好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

3.2 加强知识技术的输入与输出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科技化的发展趋势下，各国应加强对自身知识技术的输入和输出，积极获取国际上的前沿成熟技术，优化自身技术体系，并加强对自主技术的创新研发，加大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力度，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外企业公平竞争。同时，通过知识技术的输出，获取经济利益，帮助一些联盟国家发展，加强双方合作，实现共赢，并最终达到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目的。

3.3 积极主动应对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逃避的，国家和企业都应采取积极地态度予以应对。在其多元化、自由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应主动出击，积极吸取国外优秀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主动参与贸易准则和规则的建立，争取国际发言权，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创新管理制度和模式，打造国际化品牌，建立与国际步伐相一致的企业文化，以使企业发展更加符合时代要求以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需求。同时，加强跨领域合作，对各领域资源进行整合，以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谷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跨领域合作，最终从单纯的搜索引擎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

4 结 论

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逐渐呈现多元化、自由化、规范化、科技化，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和企业也应积极应对，吸引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断引入前沿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管理知识等，促进知识技术的输出和输入，参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标准准则的建立，在保证国际经济与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竞争实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章云.浅谈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商，2015（4）：87-88.

[2]崔红艳.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J].现代商业，2015（14）：58-59.

[3]王博.浅论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商场现代化，2014（20）：33-34.

[4]袁士新.浅论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时代金融，2013（6）：274-275.

最新经济形势篇(4)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变革

20世纪60年代，戴夫・乌尔里克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的概念，至此企业由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逐渐开始了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新篇章。人力资源是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最具能动性和爆发性的可支配资源，企业如果想保持在其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和加大投入人力资源的建设和管理，而一个企业如果想获得巨大成功，必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得了比其他企业更为突出的成绩。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从未知探索到认识逐渐成熟的阶段，人力资源管理已经在我国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认识和应用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成为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绊脚石。而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对企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企业如何进行人力资源方面的变革，如何最大化的应用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保持原有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传统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至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最终走向。虽然我国资源能源人均占有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人力资源却十分丰富，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人力资源人口约合7亿，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互联网+”经济模式的推动，人力资源群体仍在不断扩大。然而，我国人力资源虽然有着庞大的群体，但人力资源利用率却很低，即我国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缺乏紧迫感，仍然处于粗放型人力资源管理阶段，欠缺对人力资源的创新和变革。

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从认知探索到迅速发展的过程，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开展，人力资源管理近几年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认知探索阶段，我国从90年代初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计划经济的瓦解促使了企业对劳动者管理和激励手段的改变，企业纷纷效仿国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时间我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至此人力资源管理步入了部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技术都全盘接收的盲目阶段；（2）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世界经济格局一体化，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盲目跟从向理性应用进步，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和企业自身情况相结合，提出适应自身发展和具有企业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虽然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该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的建设和管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1）企业最初人力资源储备和选拔缺乏系统性，即不能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宏观规划来进行人力资源的选择和定义；（2）人力资源管理经理人的素质和态度仍处于传统阶段，不能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缺乏对人力资源创造性的发掘和应用；（3）对企业员工的满意度缺乏前瞻性，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但企业领导层在对员工进行评价时，仍然以主管态度和非正规手段对员工进行评价，对员工的潜力缺乏挖掘，遏制了优秀员工的发展道路，间接的限制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权限和作用。

二、当前经济形势对企业发展提出的挑战

自201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国家GDP增速逐步回落、CPI相对稳定、许多金融企业财政指标正常但金融风险持续升高等现象，从潜在经济理论和结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出现潜在的增速回落和结构性的趋势下滑，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后步入缓慢而痛苦的满增长阶段，也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的对经济“新常态”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对我国经济的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度分析。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在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企业呈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1）企业暴利时代结束，微利时代来临；（2）以现代信息技术、高新科技为支撑的物联网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3）中小企业将成为经济“新常态”衍生和发展的主力军，是“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特征。“新常态”经济形势给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同时也为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机遇，企业必须看清形势，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以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新科技来武装自己，努力创新改革，强调内外平衡，将自身优势融合到当前经济形势下，顺应“新常态”经济，同时也要不断打破传统束缚，着眼当下，放眼未来，对企业进行差异化管理和规划发展，以此推动企业直面危机和挑战，抓住机遇，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得到更好层次的发展。

三、新经济形势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就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此来构建企业发展的“金字塔”。当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仍处于粗放型管理阶段，管理制度不够全面，制度执行力较差，人力资源选择和培养方式比较单一和落后，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这些都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绊脚石，企业必须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而在现代化信息技术、高新技术主导企业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高新技术方面才能的掌握也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1.构建系统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制度的执行，构建系统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体系，相当于为企业人力资源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控制网，从宏观方面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进行调控；

2.建立和企业的战略发展相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发展目标和规划的战略方向打破传统经理人负责制，在企业战略制定上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到P键位置，即在考虑企业战略问题上，必须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配置和能力需求进行探讨和规划。同时，将企业发展和员工进行紧密结合，发掘和提升员工的资本价值，将人力资源的各个部分与企业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竞争力；

3.提高企业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企业直面危机迎接挑战必须对自身进行深化改革和转型，而改革和转型的基础就是企业员工的不断创新，企业重点投入员工绩效、培训、人员激励、竞争上岗等，推动人力资源的技术培养和创新能力发掘，在人力资源引进和选择上也要注重创新能力强、专业技术水平高的人员的选拔和培养，宣扬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主力，提供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发挥和交流的平台，提高具有创新、专业能力的员工的回报，努力推动这些员工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构建企业独特的创新和技术竞争力；

4.构建现代化信息、高新技术的人力资源团队。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企业必须利用现代化信息和高新技术来武装和发展自身，提升人力资源的现代化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水平，将创新型人力资源和现代化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将现代化技术在企业特色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增速企业换挡步伐，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发展模式。

四、结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创新，而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企业更需要注重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和系统构建。努力构建合理化的企业人员配置，激励企业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构建现代化、信息化、技术化的企业人力资源团队，将企业武装成创新能力强、信息现代化和技术水平高、战略发展方向宏观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竞争力和发展模式，更好的迎接“新常态”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而在21世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必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题，在“新常态”经济阶段，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创新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司静波.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问题研究[D].黑龙江：东北农业大学，2002.

[2]魏斌.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问题探讨[D].吉林：吉林大学，2015.

最新经济形势篇(5)

关键词：新经济形势　对就业的影响　解决措施

2008年。全国实现就业人员774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上升0.2百分点。从供给来看，2009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有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有800万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此外还有其他人员300多万人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从需求看。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按这个数字估算2009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供过于求，缺口在1500万人。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国内就业面临新的经济环境。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短期内国内就业形势很难得到根本扭转。

一、国际环境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出现恶化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自2008年9月份正式爆发以来，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下滑。根据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从2008年的2.5％降至1.0％，其中发达国家将出现0.5％的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将降至4.6％。经济增长的衰退，使得国际贸易出现萎缩,2007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为5.5％，2008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为4％，在步入2009年的一季度后危机并未有减退之意，金融危机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实体经济恶化与信用紧缩加深的恶性循环阶段。进入2月份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已愈加严峻，层出不穷的利空经济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没有止步迹象。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已经明显从投资银行危及商业银行，经济衰退也已经明显从发达经济体蔓延至发展中经济体，而各发达经济体更是出现陷入深度衰退的迹象。各大机构、组织和央行等继续下调未来经济预期，全球经济的复苏时间可能会变得更为漫长。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我国人民币对美元却持续升值，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6.9％。而且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

二、国内环境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扩张期纪录，1999年我国GDP增长7.6％，达到上轮周期的谷底，从2000-2007年持续保持了8年的扩张势头。2007年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峰年，从2007年3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出持续的扩张转为收缩，GDP增速逐季回落，尽管2008年下半年后中央已连续出台了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拳，但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未改变，这说明未来主导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是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可能减缓经济下行的程度，而不可能根本扭转经济周期的发展方向。

三、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我国就业

首先，在我国本轮经济扩张和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重灾区美国、欧盟。恰恰是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家，因此，受冲击最大的也必然是外向型经济。随着危机的深化，这些国家相继出现经济衰退、收人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增多的情况，进口需求随之减少，虽然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进口需求对收入的弹性较小，那些与进口国产品价差较大的产品甚至可能存在负弹性，但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已经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而外向型经济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下降对就业的影响很大。

其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也减少了对投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在资金链条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国内就业形势。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同比下降27.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外商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明显减弱。

最后，海外回流劳动力不断增加。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形势的普遍恶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的萎缩，一些已经失业和面临失业的海外劳动力转而回国寻找就业岗位：一些国际劳务承包工程也受到影响，以及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劳动力就业机会而限制国外劳动力就业的政策，都导致海外就业的劳动力回流不断增加，加重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就业形势

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各新兴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而且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这使我国部分出口产品失去价格优势。这一因素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其他国家企业争抢我国市场份额，减少我国出口总额，使我们失去相应的就业：二是降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甚至吸引已落户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出去，原有企业工人面临失业。

(三)国内经济的下滑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形势

首先，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趋势无法改变。2009年。面对空前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宏观调控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调整的力度和时间。而不可能消除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化一般为5年左右，因而今后2―3年内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其次，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使得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都缩紧当前的消费支出，增加储蓄。同时，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得到前所未有的显现，国内中产阶级在股市上都损失惨重，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体的消费热点都出现降温。

最后，在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厂商出现产品积压的现象，厂商面临利润下降和停产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开始大量裁减人员，使得国内就业形势进一步加剧。

四、解决新经济形势下的就业问题的措施

(一)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经济的增长是就业增加的根本原因，GDP每增加1百分点，就可以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二)加大政府的投资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通过重大项目的投资带动就业的增加。同时，通过政府的投资，扩大内需以拉动更多的就业。

(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和日本，虽然都有规模巨大的大型企业，但小型企业却占了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甚至连家庭工厂也有相当的活力和竞争力。我国的大企业大都集中在冶金、机械、石化等传统工业部门，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因此。大力发展各类中小型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目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破产，特别是出口企业。因此，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首先。实行工资补贴政策和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受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中小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然大量裁减工人。因此，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针对特定人群(如下岗职工、长期失业者、低收入家庭等)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或类似的政策补贴，以降低企业雇佣工人的成本，增加其因减少支付工资总额而获得的利润，从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同时。也可以降低最低工资的标准，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

其次，提高税费等优惠政策。政府可以提高出口退税，扶持出口型的中小企业。同时。对中小企业利润再投资给予所得税优惠；降低对其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简化中小企业的征收管理程序，

最后，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融资难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应该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限制，

(四)改革工时制度。提倡灵活就业方式

政府可以改革传统的工时制度，通过缩短工时增加就业岗位。例如法国2001年通过的法律就规定最长周工时为35小时，由此增加了7000个工作岗位。此外，也可以延长带薪假期，增加就业岗位。

(五)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岗位是指由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投资开发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公益岗位。具体范围包括：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等社区管理服务岗位；公共安全保卫；公共卫生保洁；公共环境绿化；停车场管理；公用设施维护：社区文化、教育、体育、保健、托老、托幼服务。公益性岗位劳动技术含量较低、相对报酬较少、安置容量较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主要对象是年龄较大，劳动技能素质相对较低从而较难从事其他职业的失业人员。开发公益岗位主要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进行。这一方面解决了经费来源，安置了大量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安全保卫、卫生保洁、环境绿化、公用设施维护等公益岗位的建设可以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最新经济形势篇(6)

关键词：新形势 医院经济管理 创新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a）-0113-01

医院经济管理是指医院遵照会计、财务、审计等的制度要求，对医院在日常运营中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制定预算、计划、控制成本、审计监督等工作的过程。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医疗行业的竞争正在日益加剧，医院如果想持续生存、稳定发展就必须要推行、强化经济管理。经济管理有益于提高医院竞争力，能使医院扬长避短、抓住机遇，为其更加长远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文对新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探讨如下。

1 全院范围内树立正确的经济观念

医院要动员全体员工包括管理层、医生、护士、药师等树立一个正确的经济观念，即以最优惠的价格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是保证医院运营高效、低耗的根本。要消除员工以获得最大利益为治疗前提的错误观念，在不降低医疗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治疗的合理性、廉价性。因为只有让患者感受到优质合理的服务，才能更多地吸引患者就医、更好地提高医院经济收入，而且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冲突，有效降低医院的运营成本。

2 提高领导层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经济管理能力

医院领导决策人员要时刻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学习最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以开阔的视野和极强的素质决定医院的经济走向，管理重点。决策人员也要制定很好的市场经济营销战略，包括注重增强医院医疗水平，完善先进医疗设施，聘用知名专家的品牌战略；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定期对人员进行服务培训的服务战略；合理制定检查、用药、手术、诊疗价格的价格战略等。通过领导层、管理层的有效决策，可使医院的经济管理模式更加科学、更加高效，并且能显著提高医院形象、增加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及放心度。[1]

3 建立健全医院经济管理信息化系统

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二十一世纪已经是信息化全面覆盖的世界，因此在医院经济管理过程中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信息管理系统打破了传统的经验管理、科室内资源自行管理、人工手记等模式，通过利用网络将各部门、各机构信息有效的整合起来，使信息更加开放、管理更加及时、监控更加方便，其还能够实时记录医疗服务从产生、分配到消费的全过程，使指挥、计划、组织、监督、控制、协调等步骤更加快速准确的实施。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也能帮助医院更加合理的、高效的使用人、物及资金，使各个环节透明化，对有效减少资源浪费和避免不合理分配有重要的监督作用。[2]

4 强化预算

预算管理是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部分，也是医院运营管理的主线，控制着医院一定时期经营目标执行的全过程，因此强化预算能为医院经济管理提供更加有利的保证。首先要建立完备的预算管理体系，其一般由医院总预算、职能部门预算及医技、临床等基层单位预算三级组成。然后通过严格谨慎的过程制定预算，其过程为：先通过财务部门对预算进行预测分析，向上级部门报备批准，进而给各职能部门下达目标及政策；再由各职能部门进行执行情况分析，编制部门预算后上报方案；之后财务部门再根据上报方案作出调整建议；最后经上级部门批准后逐级下达预算。通过这种完备的预算制定过程，能显著提高医院经济管理的效率，有效监控医院各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度，对控制收支、预测资金流量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5 加强医院经济管理的监督

医院的经济管理要遵守相关政策和法规。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各自职责，按照医院管理特点，将资金有效的组织起来，降低不必要的资金流出。经济管理监督部门要定期对医院资金流动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及时找出其中的不足及漏洞，并作出改进意见，使医院的经济管理更合理，更适应市场需求，为医院创造最大经济效益。[3]

6 开拓更广阔的医疗市场

为使医院在当前市场经济中始终处于盈利与发展状态，就必须让医院适应如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开拓更广阔的医疗市场就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医院的市场竞争力，要随时完善自身的医疗水平、硬件条件，努力建设一个能满足各层次人群及各类特殊人群要求的综合性医院。也可有计划的同各医院进行合作，以此提高自身的调节能力。这些都能够提高医院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使经济管理更加高效率、高效能。[4]

7 结语

经济水平的提高更加提升了人们对医疗水平的要求，这使得医院数量越来越多、医院规模也日益壮大，医院如果想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继续得到稳定的盈利和发展就必须要注重经济管理的创新。因此，当下医院的经济管理要打破过去单调、固定的管理模式，顺应时代潮流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并且要树立医院经济管理不再是领导层和财务部门的工作，而是全体医院员工共同职责的观念。

该文介绍了当前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所需的一些创新对策，其能够有效的帮助医院进行经济管理。其中正确的经济观念、领导部门高效的经济管理能力能使医院抓住经济管理的大方向，减少各环节管理的纰漏，对提高医院就诊率、盈利额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信息化的经济管理系统能保证经济管理更加透明、快速、高效，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合理的预算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为日后收支情况提供参照样本；严格的监督能明确各部门职责，调动全院的经济管理意识，为医院创造最大效益；市场开拓能使医院更加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确保医院正常运营。总之，合理的医院经济管理对策是医院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重要前提，医院必须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才能始终处于经济社会上层，为人类提供更多福利。

参考文献

[1] 高文.浅谈新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加强措施[J].财会通讯，2011（29）：149-150.

[2] 郦文凯，王昕.新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的创新[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5）：71.

最新经济形势篇(7)

1企业进行经济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互联网时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变革，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国内经济的市场竞争，同时还要走出国门，与国际市场竞争。知识对企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知识的创新，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支付宝的发展，都无疑突出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1]企业不创新，势必会被国际市场所淘汰。我国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需要改变旧有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与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相融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2）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存在诸多不足。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影响，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壮大。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小企业的未来何去何从，中小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如何创新是企业面临的重要考验。中小企业没有科学的经济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经济管理手段，难以实现创新的目标。而有些企业虽然认识到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但如何创新、怎样发展、具体如何改变企业现状却毫无头绪。也有些企业虽然提出了改革策略，但却不适合企业的现状，无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改革只能成为空谈。

（3）经济管理创新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管理创新是一个综合的立体化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售后环节等贯穿整个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良好的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有效合理分配企业资源，降低企业成本，无形中提高企业利润，对企业资源进行效益最大化分配。[2]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创新的趋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历史必然，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核心是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积极性，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的关键环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2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1）企业经济管理观念滞后。目前，中小企业领导者普遍对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意识薄弱，中小企业领导者大多片面追求扩大生产，以提高销售量为目标。但对于如何提高销售目标，拓宽销售渠道，做全球经济，与陌生企业合作，寻找目标客户等方面没有明确认知和有针对性的决策。中小企业领导者大多是白手起家，依靠关系和勤奋一点一滴地积累到现在的规模，在新形势下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因此，“优秀的人难以卓越”也就是这个道理。领导者们缺乏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判断，缺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敏感度，对创新型人才的引进不够重视，导致企业未来发展目标不明确。

（2）缺乏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大多数企业并不缺少经济管理制度，但现有制度并不符合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经济管理制度成了摆设，不能指导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家族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缺点是管理当中掺杂了个人情感，其主要表现是管理混乱、分工不明确、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难以公平处事。[3]这样的企业早已不适合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没有关注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企业只是领导者一个人的，没有体现员工的共同目标和夙愿。导致企业领导听不到不同的心声，不能从不同角度看待企业发展的积极建议，制度不完善。

（3）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松散，创新忽略实际。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核心是人的管理。一方面，现有企业管理成员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普遍偏低，对经济管理创新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落后的管理制度使领导者忽略了对企业人才的培养。企业员工普遍管理水平偏低。企业的管理核心最终是人的管理，再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要通过人来完成，员工的管理水平也制约着体制创新的发展。企业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发展难题，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也应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化和调整，有些企业经济管理制度过于超前，不符合当时企业的发展，没有充分考虑现阶段企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过度浪费等现象，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3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有效策略

（1）创新企业的经济管理理念。企业的领导者是企业发展的先驱，是决定企业发展的领路人。领导者自身经济管理理念创新意识增强，保持与时俱进的危机意识，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领导者要有意识地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这个前提是员工热爱自己的企业，甚至于崇拜领导者。要做到这点的领导者关键是要把“我的目标”转为“我们的目标”，要把自己的企业变成全体员工的企业，让员工感受到归属感，员工自然会在工作岗位中体现存在感。创新意识是在工作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质的转变，没有压力和动力的员工，谈不上创新意识。只有群策群力才能综合考虑大局。

（2）创新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制度是一个企业走向规模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有了制度作为准绳，才能保证企业快速发展。创新管理制度一方面要“以人为本”，考虑员工的薪资架构是否合理，考虑员工福利待遇是否公平，奖罚是否分明，人员晋升、人员发展机会是否透明公平等，这些方面似乎看起来与创新企业经济体制关系不密切，但却是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另一方面，企业要重视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对企业各个环节的监督，提倡员工参与企业监督管理工作，员工是最能体会企业制度改革利弊的人群，可以针对企业管理制度改革提出宝贵的意见。让员工参与到管理制度改革中，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心。除此之外，还应对企业生产营销活动的制度加以改革完善。

（3）创新企业的经济管理组织。传统企业经济管理组织已不适合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优化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是提高企业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直接手段。首先，企业需要重组企业管理组织架构，简化工作流程，提高管理深度和广度，提高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效率；其次，建立多样化、灵活性的企业经济管理组织，方便不同活动时的组织需求，满足不同市场需求时，都能找到最适合的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最后，建立企业虚拟化的组织结构，利用网络化的经济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优化重组，再将信息分配给企业各部门共享，为实现企业创新的经济管理组织架构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