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传统文化篇(1)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作为政治经济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新要求，并将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纳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文精神”一词，源自西方，也可称作“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一些不可解问题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精神，包含三个元素：人性、理性和超越性。所谓人性，其主要精神就是要尊重人，尤其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所谓理性，就是以科学的意义来说，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是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的。而超越性，从宗教的意义来说，是指人是有灵魂的，可以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因此，人文精神意味着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是指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现代化过程中最深层的内涵或者说最本质的要素，应当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本身的现代化，即是指人从传统社会依附关系网络中的人向现代具有独立主体意志的人的历史性变革，由此而推动传统的经济样式、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趋势和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人文精神必须以现代人的独立主体意志为精神内核，构建起以民主、政治、进取、开放为特征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西方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上，及在实现方式和发展目标上都根本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当从西方工业文明中吸取教训，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环境的破坏等弊端。这样，现代人文精神的主旨在于人不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束缚，而是运用这些创造物去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运用这些创造物去进行新的创造，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因此，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作为评判和取舍的价值尺度，去对西方文化和包括传统儒学在内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认真辨析与理性批判，剔除其中的糟粕，汲取其中的精华。

二、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自孔孟突破商周神学的樊笼，开掘内圣外王、积极入世思潮的先河始，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虽几经流变跌宕，却绵延不绝，世代承传。历代儒家，无论是“心性”派还是“隆礼（理）”派，都从不同角度赞美人是高贵的万物之灵，是参天地而化育万物的伟大的世界主宰。儒家文化注重个人与群体共存亡、调节个人欲求与群体利益冲突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修养观，滋育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激励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而奋斗献身。在当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遗产，对于克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人的“异化”或“物化”弊端，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主义的现象，对于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操和思想，的确有某些积极的意义。然而，无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多么浓烈，古代华夏农业文明特有的严密的宗法—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赋予它的却是极为浓厚的“群体本位”或“伦理本位”的思想底蕴，人的个体精神淹没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下。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思考儒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汲取其中的精华以培育现代人文精神。

三、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人文精神的积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注重个人意志独立与人格尊严

“意志独立”、“人格尊严”，都是现代的名词，古代虽无这类名词，却有这类思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夺的志即是独立的意志。儒家肯定人都有独立的意志，这标志着人的自觉。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是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是人格的屈辱。这意志独立、人格尊严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符合于培养现代人意志坚强、人格独立的精神需求。

(二)儒家文化宣扬人际和谐与天人调适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亦称为“和合”，“和”表示不同事物相应，“合”表示不同事物的会聚，是众多有差别的事物之统一。儒家宣扬人与人的和合，即化解矛盾而融为一体。《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儒家的理想，虽然事实上不能做到，但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多数儒家学者宣扬“天人合一”，最有影响的是《周易大传》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是说，要全面了解天地之道，同时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以使万物都成就起来，在自然变化未来到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发生以后加以顺应，达到人与天地的相互调适。这种观点与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今天自然资源被无序掠夺，导致人和自然对立的现状来说，应该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观点。因此，儒家关于人际和谐与天人调适的理论观点，非常有助于构建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三)儒家文化强调社会责任心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2)

关键词:王禹；尊儒；排佛；亲道

王禹是北宋初年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虽未最终高居庙堂成为执政，但其一生为宦的经历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禁林，尤其是曾三任制诰、一入翰林并长时间担任谏官。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对宋初的社会政治多所议论和褒贬，对诗坛和文苑的风气亦多所浸披和左右。事实上，王禹是一个具有多重文化人格的封建文人：他虽忧国忧民志在兼济，还曾辟佛排佛大放厥论，但也曾读《庄》、《骚》，披鹤氅欲心斋忘世。他是一个在三教文化相互激荡下励己奋进但又时时折羽的一只受伤的鹏鸟，有时又不得不用逍遥忘我来舔舐自己的人生创痛。因此，王禹是在宋初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文人，具有特别的文化人格。

一

王禹虽为“磨家儿”，但自由便习儒术。淳化二年，他在担任知制诰兼判大理寺任时，曾撰《用刑论》，其中有云：“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者流，少恩而深刻。”淳化三年春，又撰《吾志》诗：“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足见其受儒家学说影响之深。据徐规先生《王禹著作事迹编年》考记，王禹13岁时即读元、白《长庆集》，18岁时，从济州团练推官毕士安游，大约在24岁和26岁时两次谒见当时的著名文士宋白，希图以功名晋身。27岁时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省试中甲第，但殿试时落选，三年后方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34岁时，被诏赴阙，擢任清职，这对于以“兼济”为素志的王禹来讲，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因此，他尽规谏言，要求皇帝“无奢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勿谓末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穑。”（《端拱箴》）第二年，他复上《御戎十策》，提出“外任其人”的五条主张，又提出“内修其德”的五条改革措施：即：“并省官吏，惜经费也”；“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信用大臣，参决机务”；“不贵虚名，戒无益也”；“禁止游惰，厚民力也”。这些措施对范仲淹庆历年间所主张的新政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在积极向君上谏言的同时，王禹还运用一个正统儒士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朝政民瘼的关心，即以诗讽谏。端拱元年冬，刚赴阙担任右正言、直史馆不久的王禹便撰《对雪》诗，深为自己史馆当值、忝任谏官却“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而不安。淳化四年又作《对雪示嘉佑》及《感流亡》等都贯彻了悯边怜农、责己劝人的可贵精神，这些诗和他的书奏一样寄托着作者希望统治者能够“仁政爱民”的理想，表达了作者宽民体物的情怀。淳化五年，王禹在《送毋殿丞赴任齐州》诗中曰：“三齐号难治,民瘼待良医。勿谓人多诈,须教吏不欺。”可见，王禹对官吏和人民相互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儒者“仁爱”情怀在他身上有更多的体现。

由上述可见，儒家思想作用于王禹文化人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说，儒家思想和品格是王禹文化人格的底色，它决定了王禹文化人格的基本取向。

二

和大多数宋儒佞佛不同，王禹是极力排佛的。其实，对佛的排斥和诋毁是中唐以来要求重建儒学的士大夫的共同特点。以复兴儒学自命的韩愈尤为代表。王禹非佛的言论较早见于他的《酬处才上人》，诗中表达了对三代之人纯质的向往，也批评了汉唐以来人们笃信佛教的荒唐。

端拱元年，王禹上《三谏书序》，将韩愈的《谏佛骨表》再次推荐给皇帝御览，目的是担心“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斯”。端拱二年，他又上《御戎十策》，劝诫太宗：“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多务农，则人力强而边用实也。”由于王禹的排佛立场一以贯之，竟然给那些业荒行悖、未得其奖

掖的举子以攻击的软肋。淳化二年，这些人伪为王禹作《沙汰释氏疏》播布于市，引来京城诸僧为之侧目。再加上这一年王禹利用其兼判大理寺的机会执法为受庐州尼安道陷害的徐铉雪诬，终于抗疏得罪，贬商州团练副使，这其实是王禹因毁佛诋佛而受到的一次打击。至道三年，被贬外任扬州知州的王禹应真宗诏上书言事，在给真宗所提的五项建议中，又一次列出排佛条款。其第四条主张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他说，古代有“四民”，即士农工商，后来以强兵定天下，故又多一“民”，汉明帝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为六也。”王禹在文中还称，“是知古圣人不事佛以求福，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因为“富僧巨髡穷极口腹，一斋之食，一袭之衣，贫民百家未能供给。此辈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战，不造器用，不通财货，而高堂邃宇丰衣饱食而已，不曰民蠹，岂可得乎？”他希望真宗皇帝能够“深鉴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可一、二十载不令度人，不许修寺，使自销铄，渐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①（《历代名臣奏议》卷81）在王禹佛诋佛的疏奏中，还不曾看到似这篇《应诏言事疏》对佛教的危害如此措辞激烈的分析，也不曾见他向皇帝提出如此断然的措施来限制佛教的发展。初登皇位的真宗皇帝本来对佛教采取的是既有所扶持又有所限制的措施，至少不像太宗皇帝较为尊崇（太宗曾谴使取杭州释迦舍利塔置阙下，并造佛图十一级以藏之，据《通鉴长编》所记，此塔巨丽工巧，近代所无），因此。王禹的这次疏奏深得真宗嘉许，由此他被重新招至阙下，得以复任知制诰的官职。

通观王禹的排佛诋佛言行，便可看出，这是他一直对民瘼关注的必然选择，是从现实出发对上层文化政策的一种审视。王禹文化人格中的排佛诋佛意识，既有感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感性成分。

三

宋代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但现实文化政策中，道教却也有崇高的地位。宋初，太祖、太宗亦祀老子和建观设醮，基本上实行的是佛、道同等对待的政策，笼络宗教著名人物，以稳定其初建的政局。为了说明自己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宋初的几位皇帝编造了很多与道教神仙相关的故事，并曾自编自演了几出闹剧。特别是宋真宗与辽订立澶渊盟约之后对道教的尊崇更是日盛。加之，中国古代的文人虽尊崇儒学，但骨子里和道家思想却又着难以割舍的渊源。所以，文人亲近道家道教也是一种传统。但不是在任何时候，他们都表现出这种亲近。王禹对道家道教的亲近，在贬官商洛之前并没有充分的表现。淳化二年秋天，王禹被贬官商洛，职任团练副使，此时王禹方表露出对《庄子》的由衷的喜爱。淳化三年的上元节，王禹夜不能寐，读《庄子•逍遥游》，并赋诗：“去年正月十五夜,乾元门上奉乘舆。今年正月十五夜，商洛郡中为贰车。谪宦门栏偏冷落,山城灯火苦萧疏。炉灰画尽不成寐，赖有逍遥一帙书。”②（《上元夜作》）清明之后王禹便开始披羽衣道服，并长着不离了。此时的王禹不只读《庄子》，连老子的《道德经》也是案上必备了。

王禹晚年虽读《庄子》，衣道袍，但未得庄子的达道超然，尤其是对至道元年贬谪滁州时黜官制词中的“操履无取，行实有违，颇彰轻肆之名，殊异甄升之意”之类的话尤难顺听，在《阙下言怀，上执政》诗中颇多牢骚，“诰词黜责子孙羞，欲雪前冤事已休。浴殿失恩成一梦，鼎湖攀驾即千秋。道边任死心终直，泽畔长吟泪暗流。虞舜五臣知此事，戏儒应免更监州。”对于制词中对自己操行的无端指责，他不但在《黄州谢表》中予以反驳，更曾直接写诗寄给当时的宰相李沆：“出入西垣与内廷，十年四度直承明。又为太守黄州去，依旧郎官白发生。贫有妻贤须薄禄，老无田宅可归耕。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②(《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其耿直性格，凛然正气，跃然字里行间。由此可见，亲道经、着道袍只是王禹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改变王禹所秉持的耿直性情。

综上所述，王禹崇儒、亲道、斥佛的文化人格，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外儒内道的一贯特点，也表现出唐宋以来在儒学重建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常常具有的排佛倾向。王禹的这种文化人格，其实也和宋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相契合。适应宋王朝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需要，唐代形成的儒释道并重的多元文化格局正被以儒学为根本的，以释道为两翼的新的文化政策所代替。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是儒学仍被定为一尊，释道只是其文化统治的补充，而不可替代儒学的根本地位。就文人士大夫个体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其庄重严肃的社会责任，接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王禹更是奉之为圭臬。然而，出于后天的经历和学术兴趣，就修身养性的方面而言，酌参佛道那就是各有所爱了。

注释：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3)

一、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天下为己任”（《南史・孔休源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的英雄气概等，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绝好教材。这些教材有助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这种良好的品格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使学生通过学习，学会关心他人，为社会履行责任。

三、培养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

孔子说“学而不厌”，强调学无止境。他告诫学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数十年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教师要让学生理解这些语言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了解古人做学问的精神，使学生能有所感悟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刻苦学习，努力追求。

四、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学思并重的原则，强调在学的基础上发挥思维的作用，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就是说，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疑惑而更加危险。这一学思并重的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使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敢于创新，敢于质疑。

五、学以致用

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读了诗文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隐含的意思就是，教给你诗文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由此可见，他认为学习要学以致用，教育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现代教学中，课堂外的航模、电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兴趣小组活动，暑期的社会实践考察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适应社会的能力。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社会理想

中图分类号：A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一、注重实践的思想与崇实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实践哲学上的切合点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重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既是人的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终极标准;另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决定作用，指出正是实践使自在之物转化为自我之物，使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不在以“批判的武器”“解释世界”，而在以“武器的批判”“改造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注重实践的传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它所呈现出的力行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儒家人物大都是力行主义者或重行主义者。他们虽有“知行合一”之说，但论及知行轻重，则都主张“行重知轻”，“力行为重”，而反对纯粹求知的可能。孔子曾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述而第七》）的观点，就强调行重于知。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都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而孔子说的“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则正是此种重行观念的最高概括与升华。由于“仁”构成儒家的个人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的统一，因而其所谓“力行”就不只是指道德修养或道德践履，同时还包涵社会政治实践的意蕴;因而儒家不只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还一再要求人们立志变革社会与改良社会，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儒家的理论缺陷在于没有把认识和改造自然真正纳入行或实践的范畴。

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政治思想上的切合点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主题和核心内容，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重视突出表现在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强调，认为社会实践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并得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结论， 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解放出发，号召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改造，实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最终达到解放全人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对人类的高度关注，民本思想是中国数千年的悠久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光明日报2008.1.19，第七版）这在儒家学说中显得特别突出，中国的儒家学派，一贯反对以神为本，而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为本位的民本思想是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首位。《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 并且把“爱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礼记・哀公问政》)， 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主张统治者要重民:“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颜渊》) ; 要惠民， 使人民群众得到切实的利益: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 ; 要富民、教民:“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 《论语・子路》) ， 《论语・颜渊》中还提到只有民富了， 君才能富， 国家才能强盛: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孔子注重对人民的教化， “曰: ‘既富矣， 又何加焉? ’”“曰: ‘教之’”( 《论语・子路》) ， 他还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口号， 使得平民百姓有了享受教育的权利。

孔子这些爱民、重民、惠民、富民、教民思想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民本思想的人， 他对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 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说明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 一个政权的巩固， 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都要得乎民心， 顺乎民意。而得民心的关键就在于为政上， 即要反对“虐民”、“暴民”的思想， 要看重人民， 要顺从民意，此所谓“得其心有道， 所欲之聚之， 所恶勿施”( 《孟子・离娄上》) 。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 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 充分肯定了民众在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 强调了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孟子・梁惠王上》云:“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制之产”( 《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学说，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以民为本”，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所以，无论从思想境界上，还是从理论动机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对人――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两者是接近的，即都主张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切合点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指导的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实现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道路，其终极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发展生产力，解放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高度文明和民主，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进步的高级的社会形态。

儒家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有着重要的切合之处，《礼记.礼运篇》中记载：“大道其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关于中国大同社会的最初记载。这段记录体现了“大同”社会的以下特征：一、在政治制度上“选贤与能”，即由全体社会成员选举有德有才者，来为大家办事，不以天下私于一家。孔子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综合了前人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理想，尽管表述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色彩，但大同思想在我国影响是很深远的。这样一种理想社会，深深印刻在中国人脑海中也自然为中国人所追求。因为有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学说作为底蕴，中国人在接受和认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时并未显得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当然，儒家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大同世界只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无奈产生的一种空想。大同世界从根本上说只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简单复归，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向往，但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

四、结语

总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切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而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结合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注重实践的思想，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借鉴吸收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新时代的内容和使命。如借鉴儒家文化蕴涵的民本思想的精华， 概括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方法， 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最高纲领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坚持社会发展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的应有之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但有利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伐的推进。

参考文献：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儒家；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136-01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淫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颇为巨大。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忧患以及教化民众等思想，也是众多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电影果断从20年代的靡靡之音当中抽身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积极承担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对于儒家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具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同时也要具备从历史中走来所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中国电影在坚持表达独特的民族性的同时，更要兼顾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中国电影怎么样能做到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电影这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被众多电影创作者思考与尝试。陈凯歌的《无极》虽然遭遇了“滑铁卢”，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世界性的民族电影一个失败的尝试。企图兼顾中西方观众的文化审美趣味无疑是困难的，与其如此，不如在民族范围内坚持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十月围城》将民族大义与人文关怀，伦理道德以及打斗场面很好结合起来，这样带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大手笔大投资的华语大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逐渐在摸索一条突围的新的电影策略。

然而，纵观如今的电影市场，《孔子》《风云2》《花木兰》等，或是历史再演绎，或是虚构玄幻，独独缺少对人文关怀主题的影片。对于民族性电影重构，不仅是要审视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带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去看待当前社会与时代的世事百态。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尹晓丽也在本书的第十四章进行的相关的论述，并提出跨文化语境下儒家传统资源在中国电影中重构的可能性与途径，这也正是作者在对百年中国电影与儒家文化发展历史的回望与前瞻的意图所在。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6)

[关键词]家庭养老；农村老人；农村青年；孝文化

[作者简介]员晓明，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河南三门峡4．?20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8―0100―03

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是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尤其突出。据统计，现在全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占全国老年人口的3／4，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既缺乏劳动能力，又不能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主体上仍将采取“家庭养老+社会救助供养”、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农村养老问题上，已出现了诸多遗弃、拒养、虐待老人的现象。因此，构建和谐的农村家庭赡养模式，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的保障，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建立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从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不仅需要制度上、法律上的规定，而且还需要在农村大力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比如儒家孝道思想)，加强孝文化传统的教育，树立尊敬老人的良好风尚。本文拟从农村养老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结合儒家孝道思想的精华，客观地分析儒家孝道思想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启示和帮助。

一、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与特点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方式主要有：五保供养、农民退休养老制度、养老储蓄或商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等，但主要还是家庭赡养。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6月，农村97．6％的老人靠家庭赡养，而依靠退休金生活、集体供养及人住敬老院养老的老人仅占2．34％。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受到冲击，原有的养老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家庭养老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发起了冲击。市场经济发展，大量青年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大多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才回一次家，有的竟几年不回家探望父母，仅仅给老人寄一点微薄的生活费。老人靠自己生活，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子女的照顾。由于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从事的是不稳定的职业，只好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顾，老人不仅得不到儿女的照顾，反而要替子女照料孙辈，到了老年不仅享不到清福，负担反而更重。

第二，现代家庭模式改变，家庭的重心由尊老变为抚幼。我国传统的家庭是建立在“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基础上的大家庭结构，家庭的基本轴心是纵向的亲子关系，家庭的重心是长者为重，长者在家庭中享有无上的权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数代同堂的链式家庭已经发生“裂变”，家庭的轴心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有所丧失，已经成为家庭中的“弱势”或“次弱势”群体，“老少倒挂”的现象日渐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家庭已由往昔的以“孝”为本转为以子女为中心，出现了“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甚至出现“爱幼不敬老”的现象。现代农村家庭中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渐普遍。

第三，赡养老人仅被理解为经济上的供养，缺乏精神上的慰藉。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拉大，老少之间的精神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为了避免和老人的冲突，很多子女很少和父母进行交流，也很少探望父母，只是每月或每年定期给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费用，老人的精神十分孤单。

第四，少部分子女拒绝赡养老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重利忘情，唯钱是图，亲情友情都成了无情，一些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也受此思想影响，金钱至上，不尽人情；有的甚至认为年老的父母是自己致富路上的绊脚石，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兄弟姐妹互相推诿，老人好像成了子女的累赘，个个都拒绝赡养父母，使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生活无着落。当然，农村老人缺乏经济积蓄和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子女尽孝的成本日益提高，这也直接动摇了个别子女的养老道德观念。

第五，失去一个良好的道德评价大环境。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集体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村民接触的机会变少，相互监督和奖惩的道德评价活动少了，子女对老人是否尽孝别人无从得知。加之，近年来大量农民外出，他们即使不孝敬老人，也听不到别人对他们的指责。在对山东、河南两省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中，18％的老年人非常同意“子女不如以前关心老年人”的观点，10．4％的老年人表示“说不好”。老人与子女之间因养老问题近几年内发生过纠纷的家庭占51．4％。这些都说明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令人忧虑，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变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二、儒家“孝"文化的衍化及其思想内涵

农村养老除了加强政府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干预之外，应充分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利用儒家“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引导广大农民中重新形成良好的养老道德观念。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孝”字最早出现在3千余年前殷商时代，但当时只见于卜辞和地名。和现代意义相同的“孝”字，较早见于《尚书・酒诰》篇，“妹土(民)嗣而股肱，纯基艺黍稷，奔走事厥长上，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此外在《诗》《易》等古代典籍中亦有关于“孝”的记载。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已开始形成自觉的“孝”的观念，“孝”在当时已是普遍为人们接受并遵循的道德原则。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贵仁”著称，他继承了“爱亲之谓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提出“孝”为“仁”本的思想。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孝为百行之冠，百善之始，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把“孝”提到了人生道德修养的首要方面，作为人们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职责。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老百姓而言，修身和齐家更为重要，修身首先要重视孝道的培养。儒家对如何向父母尽孝作出了较详尽的注解：

第一，要做到对父母既养且敬。“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父母养育子女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子女成人以后，当思鸟兽反哺之情，尽心竭力照料双亲，保障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能安度晚年。养亲是孝最基本的含义，养亲为孝，不养亲即为不孝。因此，要尽心照顾和赡养父母，这是儒家孝道最基本的要求。同时，真正的孝，决不仅仅局限于使父母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在赡养的过程中能始终如一，尊敬父母，和颜悦色，任劳任怨。侍奉父母时善于体会父母的心态，而且把侍奉父母作为一种幸福快乐的思想境界。《孟子・万章上》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大戴礼记・曾子大孝》里“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把尊亲作为孝的最高层次。因为“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仅仅物质上的供养，只能算下孝，所以要坚持在赡养父母时做到既养且敬。

第二，赡养父母既要竭尽全力，又要时常挂念父母。子夏有语：“事父母，能竭其力。”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奉养父母，不能因为惜物而薄待了老人。因为与父母的养育之恩相比，财物实在是轻之又轻。当然，也不能盲目追求奢华。另外，孝敬父母要时刻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要“父母唯其疾之忧”。要常常记挂着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第三，赡养父母要能够尊重父母的意愿，以礼侍奉。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违”。“无违”既有不违背父母的意愿的含义，又有不违背礼制、按礼节侍奉父母的含义。即使父母有错误，也应当讲究方式和方法委婉劝谏，这样才不致陷父母于不义。纵使劝谏不成，也要保持对父母的恭敬和理解，不要怨恨父母，等在方便的时候再开导父母。“事父母几谏，见之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孝敬父母要做到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主张丧事应有悲痛之情，而不应铺张浪费。孔子认为祭祀时关键在于虔诚与恭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

由于孔子及其后来的学者的大力倡导，孝道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对家庭生活的稳定与幸福，对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现代家庭中，尽管有些传统孝道已经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合，但多数传统孝道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孝”依然是各种美德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善待的人，怎么可能善待周围的人与社会。

三、发挥“孝"文化道德优势．让农村老人晚年祥和愉快

中国是一个老年人口庞大的国家，在养老问题上，由于国家的经济力量还相对薄弱，财政支撑力度还比较脆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高福利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制度。既要努力建立农村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优秀传统，大力提倡尊老爱老、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并给传统的儒家孝道原则以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诠释，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特点的新的孝文化。

第一，用儒家的“孝”文化，倡导养老、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国法律也规定，赡养老人是成年子女的义务。但在农村却出现许多与建立和谐社会不相协调的不赡养、不尊敬老人甚至虐待老人、遗弃老人的现象，这是和我国法律相违背的，同时也是和我国传统的孝道不相协调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农村青年中大力宣传现在依然适用的儒家的“孝”文化，倡导养老、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让老人过上和谐美满的晚年生活。

第二，要做到尊敬父母，孝顺父母，重视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尽管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人们要生活就要去拼争，但是仍然要把孝放在第一位，“百行孝为先”的道德规则不能变。子女要做到奉养父母、善事父母，竭尽全力保障年迈父母的生活需要，并尽可能提高父母的生活质量。使每个农村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不再出现嫌弃、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同时，要倡导物质赡养与精神赡养相统一的养老思想，让老人在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精神上更能得到一种满足，心灵上得到安慰。

儒家的传统文化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国产动画；剧本创作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千百年间的传承与发展一直到今天，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层观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的孔夫子所创，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所以给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先秦时期遭到墨家、法家、道家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更是经历了“焚书坑儒”，汉初遭到了统治者的排斥，在六朝先后受到玄学、佛学的挑战，在近代出现了五四反孔非儒，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使儒家文化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做出适应，最终成就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经历了像孟子、董仲舒等孔子后学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无不打下儒家思想的烙印。

2、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中和”美学思想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应的一种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和艺术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象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形式上讲究委婉与比喻，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艺术思想在艺术审美上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功能方面，既审美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礼乐”——艺术的功能；二是“成于乐，游于乐”——艺术的教育功能；三是“尽美矣，有尽善矣”——艺术的评价标准；四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艺术的尺度。中国艺术作为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剧本分析

1、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剧本创作的影响

从1926年第一部国产动画《大闹画室》出现至今有近百年的时间，而国产动画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大地。动画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载体形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动画艺术是一种全方位的艺术载体形式，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首先需要一个出色的剧本，剧本是一部动画作品的灵魂。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学派”被世界所熟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民族文化以动画的艺术形式成功展现。从这些动画作品故事内容来看，它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等。在造型与表现形式选取了剪纸、年画和皮影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代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中国学派”动画。中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家喻户晓。1964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发行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取自于《西游记》的一个篇章。由《大闹天宫》的故事内容所展现的哲学观、美学观和道德观可以看出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上一章本文提到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左右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艺术的尺度。国产动画《宝莲灯》和《哪咤闹海》正是体现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孝”作为百善之首在《礼记》中亦有记载，如“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和“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979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哪咤闹海》，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与东海龙宫的恩怨情仇。1999年同样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宝莲灯》的剧本取自中国神话传说改编，讲的是沉香“拜师学艺、劈山救母”的故事。1960年令世界惊叹的“水墨动画”横空出世。《小蝌蚪找妈妈》因灵动而又圆融的水墨语言表达了形式尽美，内容同一，符合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评价标准，此后出品的《牧笛》和《山水情》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意境，这种节制的情感与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表现尺度相吻合。正是这些经典的作品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是相互促进发展的，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在新时代结合发展是二者的共同诉求和发展必然。

2、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片剧本创作的启迪

剧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动画人在接受中高等教育阶段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剧本作为动画作品根本的艺术基础形式对整个动画作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中国学派”的形成，代表作品有《大闹天宫》和《宝莲灯》等，它们剧本都取自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一直流传至今，长时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所以儒家思想的一些思想理念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有着一致性。国产动画经历过起步、发展、辉煌、曲折、消沉等不同时期，现如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对于动画人来说是幸运的，动画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索和发扬国产动画。国产动画汲取的营养来自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只有主动学习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才能使国产动画的创作选题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对于儒家文化而言，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精华的部分与当代科技动画相结合，创作出带有民族标签的国产动画作品，这样既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动画创作上一种学习和探索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鹏.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J].新疆社科论坛.2009(04)

[2]王洋.论建构儒家文化与中国动画互促发展的动态机制[J].艺术品鉴.2015(12)

[3]王媛媛,王洋.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动画剧本写作的启迪[J].现代装饰(理论).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