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　理论内涵　支撑保障体系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出现的新概念，在《京都议定书》受挫的情形下，由英国政府于2003年在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低碳经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政界和学术界广泛地探讨和研究，低碳经济被誉为继两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后的第五次世界革命浪潮。

一、引言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爬坡”阶段，因此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我国在《气候变化国家报告》中不但明确提出中国要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而且还确立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总体思路。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从表面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规律的把握上，低碳经济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源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短板因素。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要经过一个低收入低排放、收入增加排放增加、高收入排放稳定甚至降低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有密切关系。在农业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对环境基本不会造成多大污染，即使存在温室气体，也能被社会所消化和吸纳，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低收入低排放的低碳经济阶段；随后，工业社会是以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和大量排放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并且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占较大比例，温室气体排放骤然增加，此时的社会处在高收入高排放的高碳经济阶段；当人们认识到环境是稀缺资源时，逐步加大环境投资力度，于是出现一个高收入排放稳定甚至下降的低碳经济阶段。

由此可见，实际上低碳经济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早在农业社会，低碳经济模式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资源环境问题尚未突出。

第二，在低碳经济发展上，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理应成为低碳经济的主体，因此构建低碳型企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微观基础。为此，必须在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方面融入低碳理念。在生态设计时，要把握产品原料、能源投入的低碳化，确保从源头上进行低碳化设计；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确保清洁生产顺利进行，清洁生产可以保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低碳化。不断提高低碳技术研发能力，充分利用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等，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保证低碳型的生态化设计顺利实现。

第三，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上，低碳经济发展主要构建低碳型产业发展模式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低碳型产业发展模式就是按照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改造，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实现建立产业结构优化式低碳发展的模式。根据产业结构的宏观构成，按照不同产业结构与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低碳化。一般而言，按照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逻辑，产业结构经过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转换过程，由于第三产业是服务型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比第二产业低很多，再加上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等产业又具有增汇的功能，所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多，低碳经济发展的状态越好。另外可以根据不同产业间产品、废弃物不同的联系，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来实现减排的目的，实现低碳化发展。

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低碳型园区发展模式。从区域角度而言，园区是发展低碳经济最小的单位，建立低碳型园区发展模式就是依据工业园中各个企业在园区中所处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建立起各个企业间能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以及综合利用的稳定的联系，以期实现能源的综合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的减量化。其二是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上，低碳经济就是要权衡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形成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优化，人民生活福利最大。碳排放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标识，已构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硬约束。正确处理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大的理论问题。低碳经济的提出根源于该问题的解决。数学上衡量低碳的标准目前还不具备，但是可以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测度。其一，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不及经济增长速度；第二，零排放；第三，碳排放的绝对量在下降。这三种情况可以说都是低碳化的表现，只不过程度不同。第一种情况是一般情况，第三种情况是最理想的状态。无论哪一种情况，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正的，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本意。

第五，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低碳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节能减排要根据国家能源基本国情，依靠科学技术进行。我国能源禀赋的特征是“富煤、少油和贫气”，这样的能源禀赋决定了我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以煤为燃料的中间转换装置效率低下，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比液体或气体燃料低。目前中国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2％，而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达到40％甚至50％左右；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能耗高的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代价。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其中二氧化碳占加大比例。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加快建立生态能源体系的步伐。

三、构建低碳经济体系的措施

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处于“试点”阶段，还存在不少阻碍。其一，我国目前能源消费结构的刚性特征决定了未来10-20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改变。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首个障碍因素。其二，尽管我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立刻转型，所以，由于粗放发展而导致的碳排放势必增加，这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其三，当前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尚处于基本概念的层面，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还有大幅度提高的潜力。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的顺利发

展。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支撑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低碳经济的市场化操作。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立国际合作。《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主要有：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lET)。其中，JI机制规定，附件I国家可以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这样就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CDM机制是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机制，该机制规定，允许附件I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置并冲抵附件I国家的减排指标，即为附件I国家的投资者可以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IET机制允许附件I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排放配额单位”。

第二，建立政府主导的作用机制。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特别是要权衡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关系。而在资源(能源)环境领域内存在着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或者解决不好的难题，诸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资源的公共产品特点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弥补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扮演主导作用。为此必须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机制。

第三，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低碳技术包括对现有能源技术的改造；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能源效率技术等。但是目前总体技术水平落后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阻碍。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产业体系薄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为此，必须国家采取鼓励措施，建立低碳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第四，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政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经验交流等方式加强对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的普及，并有意识地宣传和发展一些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使公众真正融入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大运动中去，推广绿色消费理念，把能源节约活动变成全体公众的自觉行为和日常习惯。实现公众的绿色消费，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倒逼”机制。

低碳经济是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发起的社会变革运动。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作为一个高能耗国家，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五个方面，深刻理解低碳经济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2]邢继俊、赵刚：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J].中国科技论坛，2007(10).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2)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人口剧增，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全球灾难性气候屡屡出现。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起各国领导人的广泛关注。以低污染、低排放和低能耗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规则。2003年，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1]。但是《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并没有给出这一新名词的明确界定。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学术界和决策者尚未有明确共识[2]。笔者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共同愿望。对于低碳经济的综合评价方法，国外主要有综合评价模型、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动态能源优化模型、综合能源系统仿真等。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环境—经济模型，也是目前国际上使用的对低碳经济进行综合评价的主要方法。宏观经济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起来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各部门中投资和消费的模式，并重点强调了与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有关的短期波动性。其他模型也是国际上使用的对低碳经济进行评价的模型，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目前还处于理论研究之中。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还比较少，主要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基于物质流分析法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和指标值综合合成法。本文拟用指标值综合合成法对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二、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是说明被研究对象各方面的关系，由若干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统计指标所构成，它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总体状况。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可靠的评价。为了准确、全面、科学地衡量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在研究和设定具体评价指标时，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简明性和代表性

低碳指标评价体系应当充分反映和体现低碳经济的科学涵义，系统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低碳经济的本质。同时考虑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要选择那些有代表性和简洁性的综合指标。

（二）系统性和准确性

低碳经济的特点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全面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诸方面，该评价指标体系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并在不同层面上采用准确的指标和指标群。

（三）可得性且具有可比性

选择评价指标应考虑指标可量化的难易度，本文选取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均可量化。同时，构建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动态可比和横向可比的功能：动态可比是指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比较；横向可比是指在同一时间上对评价指标数值的排序比较。（四）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相容性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基本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应当体现它的内在经济涵义。同时，由于低碳经济具有经济性、技术性和目标性的特征，指标的选取还应尽可能地与环境指标相容。

三、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低碳经济是一项涉及面广、具有很强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程，低碳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发展低碳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达到科学评价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目的，建立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经济发展、碳排放、环境能源和社会人文等四个方面建立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共有16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二）主要指标的解释

（1）人均GDP：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最基本的指标。人均GDP=当年的GDP/当年的人口。（2）GDP增长率：GDP增长率=（当年GDP-前一年的GDP）/前一年的GDP。（3）碳排放总量：一段时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本文中一段时间指一年。（4）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人口总量。（5）平均碳排放系数：平均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6）单位碳排放的产出：单位碳排放的产出=GDP/碳排放总量。（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城市建成区的各类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8）城市化率：本文采用公安部门认定的非农业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当年城镇人口/当年全部人口，城市化率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碳排放的计算

关于碳排放估算模型，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是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Yoichi）教授在1989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讨会上提出的卡亚公式，该公式将碳排放与人口、经济、能源结构、技术等因素联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3]。计算公式如下。C=P*（GDP/P）*（E/GDP）*（C/E）式中：C—碳排放量；P—人口；E—能源消费量；GDP/P—人均GDP；E/GDP—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费，主要与技术有关；C/E—单位能源的碳排放，主要与能源利用结构有关。转换后公式如下：C=∑iCi=∑（iEiE*LiEi）*EY*YP*P式中：C为碳排放量；Ci为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能源的消费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P为人口；其中Ci/Ei为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文中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提出的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吨碳/万吨标准煤、0.5825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35吨碳/万吨标准煤，水电、核电等不含碳能源排放系数为0[2]。

（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对河北省2005—2009年的数据收集，获得了评价指标体系中需要的所有数据（见表2）。首先采用公式Zi=（Xi-Xmin）（/Xmax-Xmin），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见表3）。变异系数法又称离散系数，本文利用2010年《河北经济年鉴》和2010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资料，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Vij=σijXij（i=1，2，…5；j=1，…16）其中，Vij，σij，Xij分别表示第i对象第j个指标数据的权重、样本标准差和均值。在本评价体系所选用的指标中，逆指标包括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平均碳排放系数、单位碳排放的产出、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电量消费量六个指标。对逆指标进行同向化处理，使其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公式为：X=1Xi（五）综合得分各个单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要先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即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然后，求出权重与标准值的乘积，具体的计算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单项指标得分=权重×标准值各类指标综合得分是本类指标中所包括的单项指标的和，具体的计算过程可用公式表示：Si=j=0ΣXij（i=1，2，3，4，3，5；j=1，2，…16）其中Si，Xij分别表示各个分类指标和单项指标的得分。最后河北省2005—2006年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如图1所示。

（五）综合评价与分析

根据指数化综合合成法的分析，不难看出：2006年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比2005年低碳经济水平增长了几十倍，紧接着2007年降下来，之后进入平稳水平。虽然2006年的低碳经济水平最高，但是经济增长却是这几年中最慢的一年，以经济发展缓慢达到发展低碳的目的。2005年河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为1.157，2009年达到12.958，经过5年的努力，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明显减少，使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稳定上升状态，但不能否认的是，河北省整体的低碳环境发展水平却不令人满意，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河北省缺乏与洁净能源有关的技术和政策。[4]因此，必须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河北省实际状况的能源技术和政策，才能进一步减少河北省的碳排量，提高河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状况。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3)

关键词：低碳试点省份；工业部门；低碳转型；碳排放；陕西省

1 引言

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正在引发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技术的竞争，以欧盟、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行动计划来积极应对气候变暖。为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促进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中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核心任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1990s以来工业部门占中国能源消费释放CO2 总量的比例保持在66.3%-72%[1]，工业部门具有“碳锁定”效应，实现工业部门的低碳化转型，是推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口。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依赖于能源的高强度投入，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强物质化的特征，能源利用的强度和规模不可能短期内减少，导致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发展低碳经济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近年来，研究者对经济低碳转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魏一鸣等采用AWD方法对中国1980—2003年间的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和原材料部门的最终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原因来自于实际能源强度的下降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2]。谭丹等在分析碳排放各行业差异的基础上，指出高耗能、高碳排放工业行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这些行业对碳排放量的有效降低，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3]。王灿等分析了中国1957—2000年间的碳排放的变化因素，认为1957—2000年碳排放理论上减少了24.66亿t，其中的95%归功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4]。李艳梅等构建因素分解分析模型，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促进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是碳排放强度降低[5]。朱勤等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多项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解，认为经济产出效应对中国该阶段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提出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6]。曹俊文根据江西省1992—2007年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西省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和分析，并提出控制高碳排放部门的能源消耗，优化隐含高碳排放部门的中间投入以及合理协调发展低碳排放产业的政策建议[7]。朱华友等对金华市不同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的碳排放趋势，确定金华市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提出金华市的碳排放三级控制模式[8]。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关于产业低碳化转型的研究已经有着大量的工作，既有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又有碳排放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对国民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考虑不够深入，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2010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以陕西、广东、辽宁、湖北、云南五省为低碳试点省份，对发展低碳经济进行有意义的实践探索。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陕西省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计算并分析各产业的碳排放特点、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深入分析各产业在工业部门低碳化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碳排放强度和平均影响力系数两个指标，将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分成四类，针对不同的产业选择差异性的低碳转型路径，在保持经济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陕西省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并为其它相似的区域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碳排放强度计算

目前中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对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测算的基础上进行。本文采用《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指南2006》推荐的计算碳排放量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9]：

（1）

其中， 为碳排放量， 为能源种类， 为化石能源消费的实物量（万t或万m3 ） ， 为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的转换系数 （kJ/kg或kJ/m3 ）， 指燃料的含碳量（kg/GJ）， 为能源燃烧的氧化率，采用IPCC默认值100%， 为 转化为 的系数。

碳排放强度是由能源消耗强度引申出来的，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是衡量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指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其计算公式为[10]：

（2）

其中 为 产业的碳排放强度， 为 产业的碳排放总量， 为 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2.1.2影响力系数计算

投入产出分析是对区域各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进行定量核算的方法[11]。通常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且， 。 称为影响力系数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的列向量之和，影响力系数是衡量国民经济内某产业的生产对其它产业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影响力系数越大，表示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波及和带动效应越大， 其计算公式为：

（3）

平均影响力系数 是 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总体影响力的平均值的比值， 有三种可能，即 ， ， ，其中 的产业将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应该重点进行发展，其计算公式为：

（4）

其中， 为 部门的影响力系数， 称为国民经济平均影响力，是国民经济所有产业总体影响力的平均值， ， ， 为国民经济所有产业的总体的影响力。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陕西省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 和2007—2011年《陕西统计年鉴》，包括工业部门各产业的各种能源消费量、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终端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等，计算碳排放量参考的系数为IPCC公布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表1）[12]。

表1 化石燃料能量转化系数与含碳量

Tab .1Energy conversion factor and the carbon content of fossil fuel energy

能源种类 净发热值（kJ/kg或kJ/m3） 缺损含碳量（kg/GJ）

煤类能源 原煤 2.09×104 26.80

油类能源 汽油 4.31×104 20.00

煤油 4.31×104 18.90

柴油 4.27×104 19.50

气类能源 天然气 3.56×104 15.70

为将投入产出表和能源统计资料衔接起来，以2007年《陕西省投入产出表》和2007—2011年《陕西统计年鉴》中的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统计数据和能源平衡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的部门划分，使二者的行业分类口径调整一致，将陕西省工业部门合并为22个细分产业，其中采掘业包括4个产业，制造业包括15个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包括3个产业。

3 结果与分析

3.1 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分析

以陕西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计算和分析工业部门22个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表2），得出以下结论：（1）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分别为2.15、1.98、1.98、1.88、1.87，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其它产业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2）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78、0.85、1.17、1.22、1.29，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的影响力水平较低。（3）平均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分别为1.42、1.31、1.3、1.24、1.23，它们的平均影响力系数均为大于1，同时这5个产业也是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产业，说明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较强的带动效应和影响力。（4）平均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52、0.56、0.77、0.81、0.85，它们的平均影响力系数均小于1，同时这5个产业也是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产业，但这些产业均属于能源和资源的加工利用产业，其自身发展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2 碳排放强度特点分析

通过对2006—2010年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分析（表2），得出以下结论：（1）平均碳排放强度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分别为4.29吨/万元、1.63吨/万元、1.08吨/万元、0.91吨/万元、0.87吨/万元，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历年来碳排放强度最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均属于高强度的资源利用和消耗行业，能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2）平均碳排放强度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分别为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3吨/万元，这些产业均属于提供保障性供给的产业和制造业。（3）工业部门的各产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仅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3个细分产业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25%、3.39%、0.38%。（4）碳排放强度降幅度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下降幅度分别为93.24%、89.17%、75.48%、65.04%、61.36%。（5）碳排放强度变化幅度最不显著的5个细分产业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变化幅度分别为0.38%、3.39%、16.13%、21.84%、23.20%（图1）。由于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陕西未来经济增长依赖重化工业的发展格局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工业结构仍将持续重型化，这就为陕西省未来的工业实现低碳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结合以上分析，陕西省工业的低碳转型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历年来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要作为减少碳排放的重点产业；（2）历年来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要继续保持健康的低碳排放状态；（3）碳排放强度呈现增加态势的产业要进行重点关注，要作为减少碳排放量的突破点；（4）对于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大的产业要分析下降的原因，为其它产业的减碳化提供经验和借鉴。

图1 陕西省2006-2010年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碳排放强度比较 单位：吨/万元

Fig. 1 The contrast of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Shaanxi province in 2006-2010

3.3 工业部门的细分产业分类

不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和影响力系数的差异反应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减少碳排放任务中的作用不同。工业低碳化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考虑减少碳排放，还必须考虑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性。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在选择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2007年碳排放强度指标，对陕西省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进行分类，其中，以2007年陕西省工业部门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0.61吨/万元作为分类临界值，以平均影响力系数等于1作为分类临界值。根据影响力系数与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陕西省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划分为以下4类：

（1）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大于1，碳排放强度大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这类产业均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碳排放产业，与其它产业的经济技术联系度大，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最终需求的增长将会大幅度拉动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产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

（2）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大于1，碳排放强度小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类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强度也较低，是工业部门中应该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3）平均影响力系数小，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小于1，碳排放强度大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产业对能源的依赖性强，具有强物质化的特征，降低这些部门的碳排放量对于控制整个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平均影响力系数小，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小于1，碳排放强度小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及烟草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尤其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的投入只是生产或服务活动的辅助条件，因而碳排放强度较低。

4 工业部门实现低碳化转型路径

为实现到2020年陕西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左右的目标，需要出台针对工业部门低碳化转型的具体政策。首先，从源头控制碳排放，尽可能的使用碳密集度低的能源，有计划地扶持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其次，鼓励节能减排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有效发挥先进技术在高碳排放产业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的作用。第三，加强末尾环节控制，规范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标准，运用碳税，价格补偿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发展和应用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技术[13]；建立行业间的碳交易市场，以经济杠杆的作用引导工业企业向低碳方向发展。第四，推进工业部门的“减物质化”发展[14]，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实现：（1）通过先进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升级，减少生产过程中不必要资源消耗；（2）通过生态设计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降低资源流动的速度和消耗；（3）通过提高资源和产品的回用率，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新资源的消耗。考虑到经济系统内部存在复杂的产业关联，为保证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避免工业部门在低碳化转型时产生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结合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的分类选择具体的减排路径：

（1）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首先，其生产规模保持在既能满足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需要、又不会由于其过度发展造成能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碳排放产生的合理水平上。其次，选择若干经济关键产品，制定产品碳排放标准，引进先进技术，通过低碳排放要素投入替代高碳排放要素投入，着重降低这些产品的碳排放水平，以点带面地降低整个经济的碳排放水平。此类产业是重点关注和实现低碳化的产业，应该重点推行低碳化转型，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2）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首先，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提高该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既优化产业结构，也有利于降低节能减排的压力。其次，对该类行业进行资源整合，规范该类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步伐，增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此类产业是推进经济系统稳定发展，实现工业低碳化转型的突破口。

（3）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首先，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革，加强生产管理，淘汰技术落后的企业，促进产业升级。其次，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减少重复建设，提高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建高碳排放项目上马，制定产品碳排放标准，抓住关键产品降低碳排放。此类产业是重点推进减少碳排放的着力点，对实现工业部门低碳转型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4）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首先，在传统主流工艺基础之上优化生产方案，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和流程设计等来降低碳排放强度。其次，通过实现物质回收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物质的利用、能源利用和生态效率都能够达到最优化，实现资源多层循环利用。该类产业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联系，应该规范这类产业健康发展。

5 结论

减少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低碳化的重要路径。为实现陕西省工业部门的低碳化转型，需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加强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强末尾环节控制，提高碳回收，推进工业部门的“减物质化”发展。此外，根据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的分类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实现路径：优化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重点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约束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规范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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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4)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10－0561－04

当前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的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长，而且到了难以承受和不可持续的程度，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刻不容缓。由于在地理上毗邻，京津冀的生态环境唇齿相依，在环保领域的跨地区合作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加剧的“雾霾一体化”，使得京津冀地区在联防联治的治霾行动中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进程。虽然京津冀联动防治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实现这一协同并非易事。就目前实际情况看，三地环保标准难统一、地方经济上短期难得利，都成为实现协同发展的绊脚石。本研究提出，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为导向，并在同一框架下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加以实证研究，旨在找出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发展的路径。

1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的现状和影响

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在经济条件约束的情况下有效地减少碳排放量。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描述的，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与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环境质量和经济水平可以出现“双赢”的局面。京津冀地区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经济发展活力凸显，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本研究通过测算京津冀地区2005—2012年的碳排放总量，了解其低碳发展现状，以期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1测算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

用于计算碳排放总量的Kaya公式包含的影响因素有:人口总量、人均GDP、能源消费强度、碳排放强度，即碳排放量=人口×人均GDP×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单位能源消耗量的碳排放量。出于数据的搜集和计算的简便性，上述公式可以简化变形转换为: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c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单位折算为标准煤);δi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主要能源是煤炭、原油和天然气，因此在计算过程中我们采用这3类能源的数据;碳排放系数采用各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美国能源信息署、IPCC指南、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的平均值，即煤炭0．7329、石油0．5574、天然气0．4226。对于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采用的碳排放关系式是:C=0．7329×E煤炭+0．5574×E原油=0．4226×E天然气。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整理出2005—2012年的北京、天津和河北3个地区的能源消费数据，进一步测算得出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量，详见表1。

1．2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明确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现状，下面以京津冀地区2005—2012年的碳排放量和地区人均GDP为数据基础研究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知，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倒“U”形曲线缓慢上升阶段，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碳排放量由低到高，环境污染趋于严重。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降低碳排放量至关重要。为此，京津冀地区应该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加强合作，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为导向，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低碳经济的定义是指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能源效率的提高等手段提高碳减排能力、减少碳排放压力，进而促进产出效率提高的一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结合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现状，本研究将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分为直接影响因素、间接影响因素两大类。直接因素指可以直接影响某地区碳排放总量的因素，进而从宏观总量方面影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因素主要是指间接影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技术影响因素。

2．1直接影响因素

直接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水平，可以直接衡量一个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1)经济发展水平包括GDP总量、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能力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强调碳减排能力，也注重经济能力的提高，即生产率的提高。一般用GDP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GDP增长率=(本年度末的GDP总值－上一年度末的GDP总值)/上一年度末的GDP总值，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消费能力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组成，常用来衡量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对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直接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表明经济效益越高。各地区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表明经济结构优化程度越高，越具有强有力的低碳经济竞争力优势。(2)碳排放水平包含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总量、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总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产生的碳排放的总和。根据Kaya公式原理，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因素诸多，主要包括人口数量、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各类能源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指标的最主要影响指标，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GDP。一个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则表示该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越多。

2．2间接影响因素

间接影响因素主要有碳汇基础、低碳技术的发展对低碳经济的支持2个方面，两者通过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量，进而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碳汇基础因素包括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镇建成区覆盖率、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碳汇基础反映了地区的低碳资源禀赋以及资源利用状况。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存储库，在吸收二氧化碳、净化空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森林覆盖率越高，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碳汇基础越牢固。城镇建成区覆盖率主要是衡量城市建成区的绿化水平、城市碳汇基础及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绿化环境状况还包括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所占比例。地区碳汇基础越好，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从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2)碳减排能力。低碳技术主要包括生活低碳技术、工业低碳技术2个方面。日常生活方面的低碳技术涉及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新型动力汽车相关技术投入等方面;工业低碳技术水平可以通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低碳技术研发经费投入、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等方面来体现［5］。低碳技术的发展需要以经济实力作后盾，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有能力支撑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推广应用，从而降低碳排放量，低碳经济水平才会随之提高。

3京津冀地区低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分析

3．1筛选评价指标

基于上述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拟构建1套科学、客观、能够全面准确反映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低的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二级指标由经济环境、碳汇基础、碳减排能力、碳排放水平4个子系统构成;三级指标由二级指标的影响因素或评价指标组成，三级指标最终构成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终极指标。具体的指标体系框架见表2。

3．2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在遴选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需要对各指标赋予不同权重，而科学合理的权重是正确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条件。本研究采用的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ofvariationmethod)是对所选取的各项指标中的内容加以计算从而得到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1］。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取值差异越大，就意味着该指标越难以实现，也就表示该指标更能反映出被评价的个体之间的差距［2］。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本研究为了消除各项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的影响，需要用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其他指标的权重都以此类推。最后，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均可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出，结果见表3。

3．3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的产生方法不同，量纲不同，并且有正向、负向指标之分，直接运算就会使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为了使其具有可比性，必须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评价的角度看，通常将评价指标划分为3类:第一类指标值越大越好，这类指标就是正向作用型指标;第二类指标值越小越好，这类指标就是负向作用型指标;第三类指标则是为中位作用型指标［3－4］。为了便于指标数据的比较分析，研究中通常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的是让经过转换后的指标数据有统一量纲。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越大，表明指标对该区域低碳化水平影响越大。

3．4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本研究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即用13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借助SPSS软件算出)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然后加总，得出总的低碳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经过计算，京津冀地区各年度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如表4所示。根据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可知，2005—2012年期间，京津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水平明显提高，分别从0．0860、－0．1949、－3580提高到0．7458、0．5847、0．7859，特别是天津市、北京市、河北省分别于2010年、2008年、2009年突破0值，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可以看出，3个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存在较大差异，但最终趋于统一，也为京津冀一体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持。

4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实证数据以及各指标对总评价指标的影响权重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京津冀地区要进一步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在下列环节加大建设力度。(1)加快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尤其是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成为京津冀地区节能减排的重点，河北省和天津市也是该领域碳减排的主要对象。要坚决淘汰京津冀地区高耗能行业和升级改造中的落后产能，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尽快疏解不符合北京市首都功能要求的产能，与此同时津冀两地应做好积极承接工作［5］。(2)大力发展低碳产业［6－8］，特别是包括旅游业、金融业等在内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评价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是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途径。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布局应该是:北京市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而天津市、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此外，北京市应进一步扶持符合首都功能要求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天津市、河北省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新能源服务业、养老产业、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绿色信贷业等新兴服务业，进一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等。(3)京津冀低碳化发展统一规划。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要想实现京津冀地区低碳发展一体化进程，保证跨行政区合作协议的有效实施，京津冀地区应该在高层次的经济和环境合作方面建立高层次的常设机构，建立京津冀地区定期政府会晤机制，制定统一协调的政策。对于三地的低碳经济发展，各省(市)政府应该在充分利用和整合各自资源、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低碳产业集群，对三地的区域整体规划要衔接一致，建立统一、有效的交流平台。由三地共同出资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和研发中心，并将研发成果应用到整个区域，从而有力地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和低碳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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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5)

【摘要】本文以节能减排为背景，跟踪性分析梳理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表明FDI 主要通过FDI 的规模、结构及技术水平体现其碳排放效应，即FDI 规模的碳排放效应基本上为负，FDI 结构效应具有两面性，而FDI 的技术则有助于节能减碳。随着低碳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不断增强，FDI 的结构效应会表现出更多的正效应，与FDI 技术效应的叠加会大于FDI 的规模负效应。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影响机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FDI‘碳光环’效应对节能减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评价研究”（批准号：13YJA79004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国际商务；邢美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张扬，河北金融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

全球环境变化以及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警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谋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高度融合。FDI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要求，所以不断进行FDI是否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跟踪研究，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全面考量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揭示FDI 的碳效应形成机制及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隐含在FDI 生态环境效应中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关于FDI 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最先包含在FDI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中，而国内外对于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又可以追溯到国际贸易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中，探讨研究对外贸易、FDI等国际经济活动是否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由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包含着大气污染，而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研究FDI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会直接或间接反映FDI 与碳排放关系。Grossman& Krueger （1991） 开创性地提出了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即FDI投资规模扩大引致严重的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下降的规模效应、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形成的FDI生态环境结构正效应以及由FDI带来的专业分工和新技术，形成使单位产出污染量下降的技术效应，由此建立起对外贸易、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分析框架，被后来学者广泛应用。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FDI的流入规模不同，FDI对于东道国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异，其影响效果最终取决于上述这些效应的力量对比。后来的学者就其影响力量强弱不同，并以是否存在污染性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对隐含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FDI 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不断跟踪，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认为FDI 的流入会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Walter & Ugelow，1989）。该假说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污染密集型企业会从环境管制严格的国家向环境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而这种流向往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导致发展中国家间环境标准的竞相降低，进而出现FDI “向底线赛跑”的现象。随后Baumol& Oates （1998） 对该假说进行了补充和理论上系统的证明，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H-O 模型，并得出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的结论。赵细康（2002）、潘申彪等（2005）、应瑞瑶等（2006） 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基本符合Walter &Ugelow 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即当FDI不断增加时我国的工业污染的程度加重。

同时多数研究成果均采用学者经实证检验论证存在FDI进行污染产业转移的观点，同时也能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找到国际资金转移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比如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等，这些理论本身就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FDI 的流入有利于东道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其理由是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其技术进步的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业平均水平，因而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进行清洁生产，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Grossman & Krueger （1991） 在提出FDI 对环境的三种影响机制的同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即“倒U”曲线。强调指出，如果FDI 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总和超过FDI 对于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则FDI的影响作用为正效应。Eskeland & Harrison （2003） 通过对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和墨西哥等国的FDI的环境绩效进行研究表明，FDI与较清洁的能源使用和较少的单位产出能耗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相比较其内资企业，在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更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治污技术，能提高东道国的生态福利，这就是著名的“污染晕轮”效应。罗良文等（2012） 分析认为，FDI 的流入不仅可以通过先进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良好的影响，而且也会把母国良好的绿色管理体制引入，从而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同样支持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压力就像市场竞争压力一样，能够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或产品的创新，改进污染控制技术，使FDI产生生态环境正效应，在竞争中获取明显的优势。

由此可见，FDI 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认识，说明继续跟踪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分析研究FDI的生态环境影响作用时，着重关注FDI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对FDI和碳排放的关系研究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逐渐加深的。美国学者Hoffman （2005） 研究了11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FDI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关系，得出了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水平影响了FDI 的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FDI 流入助长碳排放的增加，在高收入国家没有检测到FDI与碳排放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这一分析结论成为后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实证检验FDI与碳排放关系的主要分析范式。

我国对于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仍处于实证研究层面，大多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数理模型对我国实际利用FDI与碳排放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的研究分析方法，一是运用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FDI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二是利用国内各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是利用地区、行业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的方法，对FDI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认为FDI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方面FDI的大量流入所引发的规模效应会阻碍东道国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将碳排放量大的生产活动部署在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形成“碳泄露”。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高度分工虽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也增加了交通活动的需求，进而显著提高化石燃料需求，由此增加了碳排放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严格控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外溢效应不明显，而且转移的技术多是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先进的技术（赵晓莉等，2010）。王道臻等（2011） 通过对1980~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规模以及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规模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可以通过经济规模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程思婧等（2011） 认为，FDI的流入与我国碳排放量的增长存在着极大的正相关关系，同时FDI也是引起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从FDI流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流入中国的FDI大多投入到了高碳产业中，比例高达80%以上。从总量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并且在长期内这种趋势仍然存在（朱彦梅，2011）。

二是认为FDI的流入会减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利用FDI也更加趋于理性。在此背景下分析研究FDI的碳排放效应时，可能会有与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其主要依据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东道国发展低碳产业的资金短缺，而且FDI的流入有助于通过低碳技术、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转移来促进东道国的生产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在消费过程中提供更加低碳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影响消费模式，引导东道国市场偏好（赵晓莉等，2010）。李小平等（2010） 认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低排放系数的“干净” 产业， 中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 污染天堂”。陈红蕾等（2011） 分析了1987～2009年FDI对广东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期动态影响，认为FDI 每增加1%，会使碳排放量减少0.293%，即FDI 起到了减少碳排放量的作用。姬世东等（2012） 也认为FDI的流入对于区域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FDI的“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改善。姚奕等（2013） 通过分析得出我国FDI与碳强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DI 技术溢出可以有效地降低我国的碳强度，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是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

但也有观点认为，FDI 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战略下FDI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产生的影响具有复合性。邹麒（2012） 认为，FDI 对碳排放既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也产生消极影响。FDI通过技术扩散、收入变化和行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正效应，而FDI带来的高碳产业转移、争议性技术扩散和生产规模变化则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从短期看FDI对发展低碳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但从长期看FDI 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刘辉煌（2011） 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而言，当期的FDI对生态环境影响呈恶化作用，而滞后项的碳排放效应呈现清洁作用，而且我国碳排放的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正动态性最大，而中部的正动态性最小。

关于FDI对碳排放影响的路径，几乎一致认同FDI 通过技术扩散有利于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从最近8 年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SS技术） 在我国的发展和扩散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这根源于先进技术国家的FDI对我国的CCS技术研发产生了正的技术扩散效应（殷砚等，2010；宋德勇等，2011；李子豪等，2011）。而FDI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显著增加了各省二氧化碳排放（李子豪等，2011），而FDI的管制效应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暂时不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实际上，FDI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同，我国FDI主要投向了制造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入的FDI 对于碳排放影响较小。同时， FDI对我国东、西、中部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别，其影响与FDI在我国的分布情况一致，呈现出“ 东高西低” 的梯度特征。蒋庚华等（2013） 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的结论。

由此可见，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如何协调FDI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特别是在节能减碳背景下，以发挥FDI节能减碳正效应为宗旨，搭建FDI “碳光环”效应发挥的平台，在利用外资政策和产业目录调整上引导FDI的碳效应能够“降负升正”，避免和减少FDI“碳泄露”的负效应产生，以优化实现共同减碳的路径，是不断进行跟踪研究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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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lterI.,JUgelow.EnvironmentalPolicesinDevelopingCountries[J].Ambio,1989,(12).

[3] 赵细康.论贸易、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2,(1).

[4] 潘申彪,余妙志.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5,(12).

[5] 应瑞瑶,周力.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06,(1).

[6]程思婧,闫登丰.FDI 与中国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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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子豪,刘辉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10).

[11] 王道臻,任荣明.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11,(10).

[12] 陈红蕾,刘静.FDI 对广东发展低碳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11,(11).

[13]罗良文,李珊珊.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J].技术经济,2012,(6).

[14]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0,(1).

[15]赵晓莉,熊立奇.FDI 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10,(8).

[16]殷砚,廖翠萍等.对中国新型低碳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与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3).

[17]朱彦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及国际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1.

[18]姬世东,吴昊.贸易增长、FDI 流入和地区碳排放关联性的PVAR模型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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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蒋庚华,郭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3).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6)

[关键词] 向量自回归（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047- 05

1 引 言

能源消费与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由于过多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过去的100年（1906-2005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0.74℃；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6.4℃。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至少在90%的可能性以上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所致。[1]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责任，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联合国的历次环境大会的推动下，缔约国先后共同制定并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属于《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Ⅱ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2008-2012年间的第一承诺期内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给中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加速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但同时也对中国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相应地与经济增长共同增加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到2011年，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达到欧洲水平。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碳排放量在2011年增长了3%，达到了历史的新纪录――340亿吨。我国也因碳排放总量而成为了2011年全球最大的污染国，全球29%的二氧化碳是我国排放的[2]。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会持续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而能源的消费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以至于研究能源的消费、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当前中国碳排放的相关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我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运用VAR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并进行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是对“3E”系统理论实践运用的积极探索。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好，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是在可持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把环境问题归结为道德原因，并用道德解释保护环境的必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构建了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模型，多以国家为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展开研究。考虑到实际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借鉴由宏观经济子模型、能源子模型和环境子模型构成的3Es-Model（Macr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s-Model）的思想，并将模型系统指标简化，即分别以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量衡量能源、经济和环境，通过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预测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2 样本选择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3E”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简单起见并结合实际需要，本文将用能源消费量ENE代表能源指标，碳排放量GAS代表环境质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增长指标。基于这一简化的“3E”系统，分析我国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其中能源消费量ENE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GDP是按照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所以需要采用不变价。计算方法：1990-2010年的GDP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量是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公布的碳排放量计算指南缺省值，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得到：

式中，GAS为碳排放量，单位为104（万吨）；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为104t（万吨标准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为（万吨/万吨标准煤）；k为能源总类，取为4类。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已将能量单位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年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②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量[3]。

3 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

3.1 理论描述分析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国家立法；政策推动；低碳社会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50-04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类、时间表和额度等。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宣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获取清洁能源，转变经济结构，实现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以说，低碳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在发展模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突破。[1]而发达国家依借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优势，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举措上成就显著，很值得中国的借鉴和学习。

一、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战略规划，2009年，又公布《低碳转型发展规划》白皮书，旨在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质性拓展。2006年，美国公布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CCTP），旨在占领绿色技术制高点，开拓低碳经济战略新格局。2007年，布什政府开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中积极谋求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则将绿色能源技术的开发、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与经济振兴进行战略对接。[2]2009年，欧盟决定在2013年前斥巨资打造“绿色知识经济体”的战略构想。2009年，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方案，强化低碳经济发展规模。[3]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可谓高瞻远瞩，步步推进，而且形成整体规模，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具有前导性影响。按照生态足迹理论（ecological footprint EFP）①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是他们认识到自身生态足迹已经大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大生态安全出现种种危机景象，生态环境具有了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而且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结果。这些战略规划是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资源危机的应对举措，是对目前全球生态问题深刻和全面认识的必然选择。

二、以国家立法规划低碳经济发展

从1991―2001年，日本先后制定《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以及《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等法案，大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2005年，美国通过新的综合性能源政策法案，确立美国未来能源政策的法律基础。2007年，美国通过《低碳经济法案》，明确促进零碳和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目标。同年，美国通过《美国气候安全法》，实施超标排放额的购买制度。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立法形式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4]2007年，英国出台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立法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国家，[5]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世界的前列。[6]2009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和规划“碳预算”的国家，确立了碳排放目标和低碳发展计划。[7]

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消耗总量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甚至更高，但在工业化实现转轨后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呈略低甚至下降趋势，出现倒U型结构模式，这是脱钩理论分析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相应关系。正是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由耦合走向脱钩的最终发展态势，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采纳完善系统的立法规划推动低碳经济的战略发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因此，从日本的系列能源法规到英国的《气候变化法》，再到美国的《气候安全法》，都显示出发达国家意图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的战略选择。

三、借强力政策刺激低碳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以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推行节能减排的低碳税制政策。2000年前后，欧盟开始实施碳交易政策，[8]通过排放量交易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北欧国家先后在高排放行业开始征收“地球变暖对策税”。英国通过气候变化税、碳基金、资金补贴、碳交易、减排监测报告和独立认证等一整套政策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和立法规定。[9]2009年，美国开始贯彻绿色能源政策，明确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实施排放权交易等。[10] 2007年，日本开始实施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污染重户课以重税，对节能减排效应好的高排放用户实施减税。2009年，日本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制定“领跑者制度”，推广节能建筑。

实践证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基本遵循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从碳排放强度到人均碳排放量再到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规律过程。这三个曲线过程形成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高峰期到碳排放总量下降期四个阶段。而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借助的技术手段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主要借助能源和碳密集型技术进步，第二阶段主要借助经济增长驱动，第三、四阶段主要借助碳减排技术。[11]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走过第一个发展阶段，正在由二、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所以，从英国的碳基金政策到欧盟的碳交易政策，从美国的绿色能源政策到日本的领跑者计划，发达国家都借助各种碳减排政策推动本国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战略规划。

四、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中日本最为突出。日本国内能源匮乏，一贯大力倡导建立“低碳型社会”。福田康夫时代，日本就开始着手以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开发和运用打造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2008年，日本《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大行动》，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的重大举措，通过“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建设低碳社会。生活领域让消费者全部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视化，推行绿色积分制度；家电领域推行“领跑者计划”，对低碳排放量家电购置进行补贴；住宅和办公领域制定“低碳化住宅建设标准”，推进绿色信息通信系统；交通运输领域确定二氧化碳排放量课税标准。[12]丹麦为建设“低碳生活”倡导低碳出行的自行车运动，首都哥本哈根成为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自行车代步已成为丹麦建设低碳社会的文化符号。[13]2009年，韩国在全国实施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储值卡”计划，鼓舞民众参与低碳社会建设。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不可能一次实现。所以，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型轨迹绝不是坦荡通途的线型道路，而是人类环境质量的“过山车”。而要削减过山车轨迹的峰度和上坡路的里程，低碳社会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低碳社会的整体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最有力的突破口，是控制过山车的峰顶不高于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阀值，是削减过山车低谷路线尽早经过拐点的不二选择，[14]这也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终极原由。

五、对中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启示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能脱离世界的大环境来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中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不断引进、消化、汲取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展开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不断提升低碳经济的战略层次和水平。[15]

1. 战略布局。发展低碳经济关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规划，必须进行战略性布局。[16]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2007年，中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同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提出能源发展战略，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列为战略重点。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至45%。”这些规划对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全局性的部署和规划作用。[17]

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相比较，中国的战略布局必须解决好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碳排放权的界定和分配问题。只有清晰地界定了排放权限，才能最终实现总量控制、减量排放的战略目的。200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炮制多个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完全忽视发达国家历史上二氧化碳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历史事实，而且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限。这严重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直接违反国际信守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减排原则。[18]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预算分时段、临时性的缺陷，对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这对碳排放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更是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碳排放责任多少和权限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对未来国际间的低碳经济交流合作关涉重大。

2. 健全法规。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通过健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制度上确保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施，使低碳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建设的轨道。为此，我国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19]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影响因素繁杂。就中国而言，人均GDP的大幅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倍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而中国现有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型。可见，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低碳经济战略发展，重心不在能源效率和结构的抑制作用，而在于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依此实现中国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发展。

3. 落实政策。我国必须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构建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经验，全面贯彻落实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达国家认为碳税和碳关税是最经济的节能减排措施，所以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几乎不遗余力。但对中国来说，碳税和碳关税政策对GDP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有所下降，长远看碳税和碳关税征收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弱化。发达国家的碳金融政策是金融机制的创新，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协调金融制度和碳交易金融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推行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发达国家的碳汇政策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对我国利用土地调整和推动林业发展举措储存温室气体于生物碳库的政策制定具有前导性的价值。在碳捕获技术政策的推广领域，发达国家的政策标准和尺度与我国相差较远，对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只具有启示效应。而地方政府则应充分利用好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20]。

4. 全民参与。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确保低碳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走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路，这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值发达国家低碳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我国应鼓励全民走低碳型生活之路。这就要加强低碳宣传教育，转变消费观念。要让全体国民了解节能减排的意义，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熟知低碳生活的基本要义，并能积极参与低碳生活建设，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21]

5. 国际合作。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这既有助于确保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又能及时表达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利益诉求，并积极地参与到建设低碳经济的时代洪流中，实现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转变，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变革。

注释：

①也称生态占用理论，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和服务功能的理论。就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特定的单位人口需要的生物生产力地域空间，以生产人自身所需的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物，生态足迹理论可以定量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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