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展的历史篇(1)

关键词 光伏发电；预测方法；太阳辐射

中图分类号：TM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14-0157-02

在石油开采量日益见底和生态环境急速恶化的严峻形势下，太阳能作为一种自然能源，以其储量丰富且清洁无污染性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已被国际公认为未来最具竞争性的能源之一。太阳能光伏发电成为太阳能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光伏发电分为离网和并网两种形式，随着光伏并网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并网光伏发电已成为主流趋势。由于大规模集中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容量的急速增加，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功率固有的间歇性和不可控等缺点对电网的冲击成为制约并网光伏发电的重要元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受当地太阳辐射量、温度、太阳能电池板性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太阳辐射强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发电量的多少，辐射强度越大，发电量越大，功率越大。

太阳辐射受季节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点，有着显著的年度变化、季节变化和日变化周期，且大气的物理化学状况如云量、湿度、大气透明度、气溶胶浓度也影响着太阳辐射的强弱。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的较早的进行了研究与实验。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技术起步较晚，少数几个知名大学相继开展了以建模、仿真为主的技术研究。本文对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预测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归纳了各种预测方法的优点及不足，为国内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1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原理

当前，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阳能辐射强度的预测上。太阳辐射的逐日或逐时观测数据构成了随机性很强的时间序列，但太阳辐射序列的内部仍有某种确定性的规律，只有充分了解掌握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特点、变化规律，才能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预测模型及方法。

太阳辐射分为直接太阳辐射和散射太阳辐射。直接太阳辐射为太阳光通过大气到达地面的辐射；散射太阳辐射为被大气中的微尘、分子、水汽等吸收、反射和散射后，到达地面的辐射。散射太阳辐射和直接太阳辐射之和称为总辐射。太阳总辐射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太阳高度角、大气质量、大气透明度、海拔、纬度、坡度坡向、云层。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是根据太阳辐射原理，通过历史气象资料、光伏发电量资料、卫星云图资料等，运用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卫星遥感技术、数值模拟等方法获得预测信息，包括太阳高度角、大气质量、大气透明度、海拔、纬度、坡度坡向、云层等要素，根据这些要素建立太阳辐射预报模型。

2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分析

太阳能变化趋势主要受到当地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的影响。地理条件的影响有明显规律，可以根据当地经纬度计算出全年太阳的运行轨迹，并结合光伏电池阵列自身的参数计算出太阳能变化的一个总体变化趋势。但该趋势并不能反映出几小时内，甚至不能反映出几天内的太阳能变化的大致情况。

气象条件对于太阳辐射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要实现几小时内的太阳能趋势预报，就必须找到根据气象条件推算出太阳能趋势的计算方法。近年来，随着太阳能产业的飞速发展，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要求的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研究较早、发展较快。目前，我国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实验。

太阳能辐射的预测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基于历史气象数据和光伏发电量数据的研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建模；

第二类：基于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和地面监测资料数据，通过卫星、雷达图象处理，计算出实时太阳能辐射的预报方法；

第三类：基于数值天气预报的预测方法。

2.1 第一类预测方法

第一类预测方法，其模型的建立不考虑太阳辐射变化的物理过程，通过对历史观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以历史发电量预报未来发电量。一般采用回归模型预测、神经网络等数学方法，建立光伏发电系统与气象要素相关性的统计模型，进行发电量预测。该方法模型构造及运算方法较为简单，但只适应于发电量变化不大的平稳时间序列，对于发电量变化较大的时间序列，误差较大。

2.1.1 回归模型预测

回归模型预测根据历史资料，，找出天气变化与太阳辐射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建立可以进行数学分析的数学模型，对未来的太阳辐射进行预测。该方法其特点是将预测目标的因素作为变量，将预测目标作为常量。利用给定的多组变量和常量资料，研究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得到的回归方程式来表示变量与常量之间的相对关系，从而达到预测太阳辐射的目的。在大量的实验与实践中得出，变量误差较大，尤为正午时误差明显。

回归模型预测对于非线时间序列的太阳辐射数据预测结果并不理想。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较回归模型预测误差较小。

2.1.2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建立发电量与太阳总辐射、板温的函数模型，历史数据结合效果较好。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应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BP算法）进行短期预期。该算法的主要思路为将历史数据和影响太阳辐射最大的几类因素作为输入量输入人工神经网络，经过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中各种数据运算从而生成输出量；再以设定误差为目标函数对人工神经网络权值进行反复修正与完善，直至达到设定误差值。

在传统统计无法满足要求时，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预测方法，但该方法同样基于历史气象数据进行预测，发电量预报严重依赖于太阳总辐射预报准确： 未能找出影响光伏发电量的关键逐时气象要素，对突发及随机的天气变化预测较难控制。

2.2 第二类预测方法

第二类预测方法主要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完成太阳辐射的预测。卫星遥感是指以人造卫星为传感器平台的观测活动，是通过勘测地球大气系统发射或反射的电磁辐射而实现的。它包括对地观测以及面向太空环境的观测活动，其中对地观测是目前卫星遥感的主要内容高空间分辨率图像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为太阳辐射预测提供了可高依据。

1960年，第一颗泰罗斯卫星将第一幅可见光云图传送至地球，使人们看到了用卫星遥感的巨大潜力。从此，以气象卫星技术的逐步完善为开始，又逐渐出现了遥感地球大气、地球表面陆地、海洋特征以及监测地球环境的各种卫星。

美国的卫星遥感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代表了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水平。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国都在大力发展研究遥感技术。我国的第一颗地球同步气象卫星“风云2号”，于1997年6月10升空，标志着我国卫星遥感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

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表明，卫星遥感技术获取的小时地面辐射数据与地面观测的辐射数据偏差较大，最大误差可达到均方根误差20%-25%。因此如何更好的较小误差，准确的统计、预测将成为遥感技术的发展方向。

2.3 第三类预测方法

第三类预测方法主要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预测，即用数学物理模式对大气状况进行分析，用高速计算机求解进行预报的方法。该方法根据描述大气运动规律的流动力学和热力学原理建立方程组，确定某个时刻大气的初始状态后，就可通过数学方法求解，计算出来某个时间大气的状态，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气形势及有关的气象要素如温度、风、降水、辐照度等。数值模拟预测方法预测的时间较长，目前，可预测40 h甚至更长的数据。

数值模拟方法中的气象和环境因素最为复杂，难以精确确定，所以预报的误差不仅存在，对于短时又特别复杂的变化，准确度更是大大降低。因此精准度的提高一直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3 结语与展望

本文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文献，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对三类预测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总结与分析，阐述了各类方法的优点及缺点。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继续完善、不断改进和探索，找出影响太阳辐射的关键因素，准确预测，形成多层次、多信息融合的综合预报系统，是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主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卢静，翟海青，刘纯，王晓蓉.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统计方法研究[J].华北电力，2010，38（4）：563-567.

[2]李光明，廖华，李景天，赵恒利，黄波，何京鸿.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预测方法的探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31（2）：33-38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2)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全世界光伏市场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指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在今后十年内仍占主导市场，降低成本的途径在于进一步降低硅片的用量和提高转换效率。最后对全世界光伏产业的发展作出展望，预测未来十年光伏产业的平均增长率为29%，提出政府的政策法规是对光伏产业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的观点。希望我国政府尽快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使我国的光伏产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发展。 Abstract:In the last decade, photovoltaic (PV) industry has progressed quite substantially due to great support of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PV industry.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ccount for about 90% PV market worldwide and will still remail the key technology in the forseeable future. PV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boom in the future, with annual growth rate around 29%.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policy will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this industry. As China has joined WTO, the effective support policies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are essential to speed up the growth of PV industry in China. 一、 前言 电的发明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文明阶段，在上世纪的中、后期，人们在航天、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使人类更多地了解了自然和宇宙的神秘，更快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直到目前为止，人类主要依赖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而生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于是给现实社会带来两大问题：能源危机——煤和石油的储藏量相当有限，取之有尽；环境污染——以煤、石油的大量燃烧而排放的废气（CO2和SO2）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上述两大问题迫使人们将眼光投向新的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推动新能源产业所作的努力，展望了中国和世界光伏产业发展的前景。上一页 二、发展新能源的迫切性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都大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推动了第一次工业 革命，艾迪生发明的灯泡使人类告别黑夜的时代。图1描述了人类能源需演变情况，我们可以将人类能源发展史大体分为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时代，人类还未具备开发能源利用的能力，因此社会财富和能源消耗水平均很低；到了工业时代，化石燃料和工业革命结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文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孕育了下一个更高的文明时代，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破坏；后工业时代将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能源结构将是各种干净和可再生能源结构的组合，单位能耗的物质财富极大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人和自然将会友好相处。 化石燃料所提供的能源只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个脉冲，据国际机构预测，化石燃料的产出峰值将会在本世纪2020-2030年之间出现。然而，人类的文明史不能由于化石燃料的枯竭而终止。人类必须寻求其他新能源以确保人类文明发展的源远流长，图2显示了shell公司对过去和现在能源结构的分析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化石燃料的逐渐枯竭必须由其他的可再生能源进行替代，而太阳能将是新的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3)

关键词：伏日；择伏；伏闭门；变迁

“伏日”在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节令，可是传世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却着墨不多。目前学界除了根据有限的史料进行综合性的概述外，1很少有专题性的研究。“伏日”日期的选择尽管在传世文献中有很明确的记录，但新出土材料中也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无疑为印证“择伏”的准确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后世对此节令的成因虽然有不同的认识，2但都基于阴阳五行思想之上的理解，以致从明代开始就有人对其进行质疑。3此外，“初令伏闭尽日”在传世文献中首见于东汉和帝时期，而出土的西汉初年的材料中就有了“伏闭门”的记载，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又该如何作解？因此，笔者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简牍中关于“伏日”的一些零星记载，对秦汉时期“伏日”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4

一、伏日时间考

从传世文献来看，关于“伏日”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如《秦本纪》云：“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集解》引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正义》曰：“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1又《十二诸侯年表》云：“秦德公二年，初作伏。”2通过对上述引文的比照，会发现两个细微的差异：首先是《秦本纪》里只提到“初伏”，而《年表》记为“初作伏”，虽一字之差，却引起了对《秦本纪》中的“初伏”是指“节令”还是“初次作伏”的疑问；其次是孟康与张守节的理解，《集解》只提到“六月伏日”，而《正义》在字面上扩展到“六月三伏之节”，这便引起了作为节令的“伏日”专指“初伏”、还是也包括“中伏”和“后伏”的隐性分歧。下面将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孟康曰“周时无”，《正义》曰“起秦德公为之”，这就给人以“伏日”初始于秦德公时期的印象。但今之学者却不都这么认为，如唐嘉弘先生认为所谓“初伏”或作“伏祠”并非周人所无，实为秦人所无；3陈梦家先生以《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二年初腊”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为据，认为《史记》所言秦初伏、初腊，其“初”者是指在秦国初行，并不是中国初行此制。4笔者赞同唐先生和陈先生的意见，并认为“伏日”自有其渊源，秦德公“初伏”只是秦国第一次在伏日举行祭祀活动。

要充分理解第二个问题，就不得不对“三伏”的具体时间如何设置而展开讨论。关于伏日选择的明确记录，见于《阴阳书》所载：“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5但其准确性却无法自明。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成帝时期的简牍，其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二年日记》的材料中，涉及了有关伏日日期的内容。6

这批简牍虽然出土于黄河下游地区，但不应该仅仅反映西汉晚期东海郡、楚王国两地的节令，对同一纬度的黄河流域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据此材料为基础来探讨汉代的“伏日”问题具有可信性和可行性。根据《元延元年历谱》（公元前12年）的相关记载，现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如表1：

该年的四时八节均在相应的日期下方作了标注，也许由于闰月的原因，在日历上反映出来的“初伏”时间在五月下旬，相对于颜师古注引晋灼《汉仪注》曰“六月、七月三伏”有所提前，7

“中伏”的设置与《阴阳书》的记载也有出入。同墓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记》（公元前11年）的记

由表2可知，该年“中伏”与“后伏”的设置与《阴阳书》一致，但“初伏”所在的日期，则因断简而不能得知，“立秋”的日期也没有被标注出来。根据同墓出土的元延元年历谱和太初以后出土的历谱来看，一般都注明了四时八节，该简虽然出自元延二年的“日记”，但其是在事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历谱上的记事。因此，可以根据相关信息进行推算。经考证，一般认为“元延二年”的“初伏”应在六月十日，1干支为“庚子”；“立秋”应为七月一日庚申。当然，仅根据以上材料作进一步分析还略显不足，为进一步讨论，下面将上述两年的节令、历谱信息补充完整，再结合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太初历的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以及太初历施行之前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进行对比研究。2需要说明的是，下表是以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3一文中的表格为基础，参照《汉代历谱》4、张培瑜《分至八节表》5的相关内容而制成，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该干支日所对应的阴历日期。

从表3可以看到，同属《太初历》的永光五年、永始四年的“择伏”和元延元年、元延二年以及《阴阳书》却相互不合。此外，永始四年的“立秋”与“后伏”之间相差二十天，这在“立秋”与“后伏”为同一月的情况下，较为异常。6

而进一步根据天干地支推算，“庚戌”日的十日后即十九日为“庚申”，也就是立秋后的第一庚，但“后伏”却定在该年该月干支为“庚午”的二十九日，即立秋后的第二庚。永光五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立秋后的第一庚为庚子二十八日，而“后伏”却设置在立秋后第二庚即七月庚戌八日。历谱虽然经传抄而成，可是在当时却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陈梦家先生怀疑《阴阳书》为西汉以后之制，1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怀疑，但对上述情况的抵牾之处，无疑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2此外，陈久金先生推定：“按七月朔为壬寅，庚戌为六日，非九日”，3

不知陈先生的具体推算方法和过程，但笔者按干支排序算出庚戌应为九日，陈梦家先生早年引用此材料时也没有表示异议，故从旧说。

尽管历谱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出入，但并不妨碍学者们根据出土材料对汉代的伏日设置情况进行推论。陈久金先生认为汉历初伏定在六月中上旬是一条原则，4张永山先生认为“初伏”必在六月五日至二十日之间，5

但如表3所示，《元延元年历谱》就是一个例外。因此，目前关于伏日的日期设置的观点，有必要进一步修正，下面将上述表格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就“伏日”设置的相关特点作如下概括：

初伏：若在没有闰月的情况下，初伏一般在六月份。由于受夏至的具体日期以及“庚日”与夏至日时间距离的影响，每年的具体时间不固定，在夏至后的第二庚、第三庚、第四庚日都有可能。

中伏：由于初伏的时间不确定，也导致中伏的时间不确定。但原则上是在初伏的十日之后。

后伏：由于立秋的具体日期以及“庚日”与立秋日时间距离的影响，具体时间不确定。且中伏与后伏之间的间隔也因此受到影响，或为二十日或为三十日。但大体上是在立秋后第一庚，不会超过第二庚。

对伏日设置问题有初步认识之后，又回到了问题的开始，即作为传统节令的伏日是“初伏”呢？还是三伏中的一天？从表面上看，孟康比张守节的生活时代更接近于汉，前者的可信度更高。但如果能抛开后人的注解，直接从当时的相关材料中去探寻“伏日”的设置情况，那无疑是更为可取的方式。在《元延二年日记》中，“中伏”那天的备注是“宿家”，但“后伏”却没有任何备注。很显然这三日不可能都作为节令，而且相关祭祀活动也不可能在这三个伏日分别举行。《后汉书·和帝纪》所载永元六年诏令“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其中“己酉”的第二日则为“庚戌”，根据张培瑜《分至八节表》

所载，该年夏至为五月二十四庚辰，六月丁亥朔，由此可以推算出“庚戌”为夏至后第三庚，即诏令中“己酉”的第二日“庚戌”为“初伏”。因此，作为具体的节令的“伏日”无疑应指“初伏”那一天，这从后代作为节令的伏日来反观也可得到印证。6

二、伏日流变考

关于秦代“伏日”的来源，历代有不同的看法。除了“金畏火则伏”的主流观点外，明人谢肇淛认为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无之也”，7关于“以狗禳邪”的习俗虽然不能排除受西戎影响的可能，但“择伏”却需要以成熟的天文历法知识为支撑，这恐怕是西戎所并不擅长的。岑仲勉先生在《三伏日纪始》中提出，祆教经文中有apaos^a一词，表示“干燥”之妖，为水神Tis^trya的敌人，可能为“三伏”之“伏”的来源，即伏日及其习俗来源于伊斯兰。8其是否与伊斯兰有关，目前还缺少直接的证据。关于域外信仰的传来，最早见于传世文献的为印度火神教，却已晚至秦始皇时期。9唐嘉弘先生认为秦之所以祭“伏日”，是出于以周王室的祭祀制度为样板而完善国家制度的需要。10若作为周王室的祭祀制度，那么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应该有所体现，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与此相关的记载，显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此，若深入到对该日的活动要素进行分析的话，或许更利于进一步探讨，下面以习俗为侧面而展开。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1《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也”，《正义》曰：“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2可以看到上述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程序就是“用犬”，而这种习俗在先秦时期也广泛存在。如《周礼·犬人》云：“掌牲犬。凡祭祀，共牲犬，用牷物，伏瘗亦如之。”3又《礼记·月令》载：“九门磔禳，以毕春气。”4由此可见，早期的“磔狗”只是用于祭祀和禳气，与“伏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又据凌纯声先生考证，全太平洋文化区的原始部民多有用犬为牺牲以祭祀祓禳的习俗，其渊源可能与海洋文化有关。5尽管《清华简》已确认了秦人来自东方的观点，6但关于秦人以犬祭祀的习俗源于西北还是东部沿海地区，目前还无法说清楚。由环太平洋地区迁移到西垂之地、最后定居于周故地的秦人，其习俗很有可能融合了东西方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初伏”的习俗自有其渊源，秦德公第一次举行伏日祭祀时，以“犬”作为牺牲，由此形成了“伏日磔狗”的习俗。从此，“伏日”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节令。

关于秦“伏日”的祭祀活动，通过上文可以看到：在“初伏”那一天由秦德公亲自主持，在郊外的社祠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参加者除了王公以外，各级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史料的缺乏，还无从得知只是官方在都城举行，还是民间也一样举行。如果这种伏日的习俗渗透到了民间的话，根据都城的仪式，对民间的伏日活动也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推断：伏日的那一天，要以社为单位，举行隆重的祭祀社神的活动，并在里邑门举行杀狗的仪式，以避暑气、禳热毒、禳灾异。以上是秦“伏日”的概况，却没有提到闭门的习俗。

进入汉初，如《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龠（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7

从简文可知：在伏日这一天，行人与农民是不能出入里邑门的，当然一些如“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的紧急情况除外。由此观之，尽管“伏日”节令的名称来源于秦，但其内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伏闭门”的习俗，至于是否在里邑之内举行祭祀活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而在稍后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如《史记·留侯世家》提到：“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8留侯张良的卒年历史上有不同说法，或曰惠帝六年，或曰高后二年。是张良的特殊身份允许其家属在伏日可以墓祭，还是“伏日”已不再“闭门”，目前还不得而知，只能暂时存疑。但无论如何汉中期以后，“伏日”不再“禁闭”的情况是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的，比如，《汉书·东方朔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9

由上可见，“伏日”这一天大臣也要入朝，不过要比平日提前回家而已。而且皇帝还要举行赐肉活动，所赐之“肉”有可能是祭品，至于回家之后是否举行宴饮活动，不得而知。但从杨恽的书信中可略窥一二，《报孙会宗书》云：“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又“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是日也，拂

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1其中的“伏”，即伏日祭祀。杨恽为汉宣帝时期的人，比东方朔稍晚，因此其祭祀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其描述中可知，伏日同腊日一样隆重，百姓均要杀羊饮酒聚会，当然也免不了要举行祭祀活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有这样一条记载：“除弦（元）、伏不治，它狱四百四九日，定制十八日”，2由此可知，“伏日”同“元日”一样不用治狱，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天为法定假日。3总之，伏日行事在汉中期变为集休息、宴饮与祭祀活动于一体，从中已看不到“闭门”的影子了。

东汉初期，百姓还继续在伏日举行祭祀宴饮活动。如《后汉书·孝明帝纪》载：“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4尽管是批判民风奢靡，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伏日”祭祀的重视。此外，《明帝记》注引《汉官仪》云：“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5也可以印证在明帝时期伏日还可以自由的举行祭祀活动。这种情况可能一直延续到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诏曰：“初令伏闭尽日。”李贤注引《汉官旧仪》曰：“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6说明和帝时又开始实行伏日门禁政策；从“不干他事”来看，除里邑门之外，可能每家之户门也需要关闭，因此也不能举行祭祀活动。在此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如前引《四民月令》六月条所云：“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即“初伏”那天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由上可见，秦汉时期的伏日经历了一个“定型—发展—伏闭门—解禁—尽闭门—自由发展”的过程；其内容也发生了由“驱邪—避鬼—祭祖”的变化；以“犬”为牲的习俗已不见于汉，而代之以“牲牢”。

三、伏日闭门考

关于“伏日闭门”习俗，如前所述，在传世文献中首见于东汉和帝永元六年。而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也有“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的记载，整理小组在对这则简文作注时，也引用了《后汉书·和帝纪》中的内容。整理小组将“伏闭门”中的“伏”释为“伏日”，这无疑是正确的。《二年律令》文本的性质是抄录不同时期行用律令的汇编，随葬时间是吕后二年，故题署为“二年律令”。7因此不能确定该条律文具体制定于何时，若将其视为汉初的行用律令也并不为过。但问题也由此产生，按《后汉书·和帝纪》“初令伏闭尽日”的记载，似乎“伏日”闭门的制度始于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可《二年律令》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规定，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又称之为“初”呢？在《史记·秦本纪》、《汉书·东方朔传》等文献中就有“伏日”的记载，若说东汉时期的人不知道“伏日”的活动内容和禁忌情况，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那么面对如此矛盾的问题，整理小组为什么还以此作注呢？应该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这就涉及到对“初”这个关键字的理解，无独有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汉书》与《后汉书》中也屡屡出现。如汉武帝元光元年诏曰：“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8对“举孝廉”一事，范晔在《后汉书·郭陈列传》中同样记为：“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9而《孝顺帝纪》中却有这样的记载：“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10“举孝廉”之制初创于汉武帝元光元年，称“初”是当时惯用的作法。对此，范晔是表示认可的，可为什么在记录顺帝下诏举孝廉时还称“初”呢？我们认为，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笔误或者一时疏忽，可能涉及到汉代诏令与文书记录用语的习惯，即每一位皇帝在颁布新诏令时，只要是其自己没有重复之前的内容，

都可以称为“初”。当然这只是根据有限史料的推测，也只有这样，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到，“伏日”作为一个节令，应该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而在汉初和东汉时期却先后出现了“闭门”的习俗，虽然同为“伏闭门”，但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关于上引施行于西汉初年的“伏日尽闭”律文，隶属于《二年律令·户律》，其主要涉及“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1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这与当时的人口控制政策有关。从宏观的大背景来看，可能与汉初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新的统治秩序刚建立不久，人民未附、政局不稳，为了加紧对人口的管理与控制，所以实行“门禁”政策。这里也许会引起疑惑，为什么偏偏在“伏日”闭门，其它时候就不用控制了吗？从简文中可见“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这说明在平时是严厉控制的。但在“伏日”，按习俗应该休息和举行祭祀活动，官吏也因此而休假，如果无序外出的话，便无法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所以很有必要实行强制闭门的政策。到了武帝时期，从东方朔和杨恽的事例来看，俨然已变成自由地举行祭祀活动的节令。由“高压”到之后的“自由”，只能说该律令的制定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反映。

关于和帝时期的“伏日”闭门，如《汉官旧仪》所讲：“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2为什么出现这种认识呢？这也许与当时阴阳五行的思想和鬼神观念的盛行有关。在和帝颁布此诏书的三个月前，曾经下了这样的诏令：“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3虽然颁布此诏令的目的是为了求忠良之士，但也反映了当时所面临的社会状况不佳的现实。于是便产生了把这种气候异常所导致的自然现象与灾异说相联系的土壤，认为鬼神横行在“伏日”尤为厉害，所以要闭门避鬼、以驱不祥。当然，这种气候异常不仅仅出现在和帝时期。据研究，在东汉中后期多次出现异常低温的状况，导致“阴阳失序”、“阴阳错谬”等气候和物候的不正常。4这种观念的出现应该是对这种长期以来的异常现象的一种心理折射，用流行于当时的鬼神观来解释，客观上有利于疏导社会压力。

综上所述，“伏日”在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节令，但其习俗源远流长。秦德公“初伏”只是指秦国第一次举行祭祀活动，但对后世成为节令的“伏日”具有奠基作用。作为具体节令的“伏日”，专指“初伏”那一天，三伏的具体时间由于受到夏至、立秋的日期，以及伏日所在的“庚日”与夏至、立秋之时间间隔的影响，每年均不固定。秦汉时期，伏日经历了一个“定型—发展—伏闭门—解禁—尽闭门—自由发展”的过程；其内容也发生了由“驱邪—避鬼—祭祖”的变化；以“犬”为牲的习俗已不见于汉，而代之以“牲牢”。《后汉书》所记“初令尽闭门”与《二年律令》所载“闭门”并不矛盾，前者只是汉和帝在执政期间初次施行。虽然在汉初和东汉都有“伏日闭门”的习俗，但前者是当时政治环境与人口控制政策的产物，而后者则主要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4)

伏尔泰思维敏捷、才华过人、著作等身，但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急剧强化的时期，崇尚自由的他自然生不逢时，注定了命运的多灾多难。事实证明他确实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一生：颠沛流离、悲欢离合，两次被驱逐，两度入狱，寄寓海外，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痛苦、与情人同居时的浪漫和失去情人时的阵痛……个中滋味，他都曾品尝。这些决定了他在用历史撰述阐释自己哲学理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历史撰述的风格、原则与形式，以致在对历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方面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成为法官以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天生的叛逆性格使其对文学发生了强烈兴趣，他7岁时对母亲的去世了然无知，不过他忠诚于自己的精神导师――自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的推崇者夏多纳。这位教父后来把他托付给曾经的高级朗克罗斯，根据其遗嘱，伏尔泰获得了1000里弗尔的遗产。

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腓力二世摄政时期，国内的政治气氛略有缓和，伏尔泰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极尽自己的讽刺之能事，结果被官方第一次逐出巴黎。期满回到巴黎后，又因自己的讽刺诗被关入巴士底狱。1718年出狱后，相继创造了《俄狄浦斯王》和《亨利亚德》等文学佳作而名声大噪，甚至受到了国王的礼遇。但好景不长，很快因为诗作和罗昂骑士的争论，再次锒铛入狱，期间其父离开了人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伏尔泰的境遇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

第二次出狱后，伏尔泰深感自己在专制的法国无容身之地，怀着对已经发生革命的英国的向往，他负笈英伦三岛。在这里，他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接触到了大量启蒙思想的先驱，认识了蒲柏、贝克莱和牛顿等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漂泊英伦的三年中，伏尔泰颇有斩获。1728年回到巴黎，他决心把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哲学理念传达给法国的国民，于是撰成《哲学通信》，并于1734年秘密出版。此书被誉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出版后此书被公开焚毁，他本人亦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他只身来到了法国东北的西雷，夏特莱侯爵夫人收留了他，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5年的同居生活。在优越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他开始撰写其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

即使他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也因无法受宠于普鲁士国王，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郁郁不得志。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伏尔泰不仅失去了生活的庇护，而且承担了极大的精神痛苦。长期的居无定所使其精疲力竭，最终他定居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在此，他与欧洲同仁保持联系，创作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他大力鞭笞和揭露旧制度的黑暗，收容宗教难民，伸张社会正义，宣扬天赋人权，倡导宗教宽容，启蒙的哲学理念日趋系统化。上面已经提及的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于此期间杀青，而付梓出版。这一切使得费尔奈庄园成为当时欧洲思想和舆论的中心，伏尔泰也被人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1778年2月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巴黎，受到巴黎市民的热情接待，妇女们将他皮衣上的毛作为圣物加以保存，甚至女王也出席了他的剧本《伊雷娜》的演出。如此这般的礼遇，伏尔泰恍惚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令他万分激动。这加剧了他的尿毒症，三个月之后，他在荣誉和光环之中笑着离开了人世。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的遗骸被葬入名人公墓，他的著作和思想更是誉满全球，成为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为后世提供了无穷的精神资源。这也算是对他坎坷一生的补偿，是对其在天之灵的告慰。

这便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传奇般的一生，其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足以让人回味，不过更值得后世景仰的是他的历史著述，是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和彰显的历史编纂的新法则。他的历史著作甚多，如《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传》、《历史哲学》和《风俗论》等，不过以《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最见功力，不仅写人叙事，而且体现了时代的气息，蕴藏了无数近代史学的因子。纵观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窥探伏尔泰的史学精髓。

第一，伏尔泰理性的哲学观念深深塑造了他的历史观，倘若哲学领域他是理性的旗手，那么在历史领域无疑充当了同样的角色。他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提出了理性主义的进步史观，这种史观极大改造了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即认为历史是可知的，人类历史是符合规律的。“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就这样在理性的推动下，人类最终可以通往无限美好的未来，理性王国会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承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观念， 增强了人类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 凭这一点，他完全有资格成为“近代史学的先驱”。

第二，他批判神学史观，提倡朴素的唯物论。伏尔泰平生与天主教会势不两立，他著有《论宗教宽容》，极力批判教会，反对教权主义，这也体现在他的历史思想中。他认为教皇是“两足禽兽”，教士是“文明恶棍”，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进而阐释到“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自己朴素的唯物论，“首先要有铁匠、木匠、瓦匠和农夫，然后才会有利用闲暇进行思考的人。一切手工技艺的出现，无疑都要比形而上学早若干世纪。”不过他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也有矛盾之处，有时极尽讽刺之能事，有时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该创造出来”，宗教观念上的“两个伏尔泰”形象，使他最终沦为自然神论者。

第三，在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伏尔泰更新了历史研究和叙写的对象，扩大了历史叙述的范围，从而将人类，特别是科学文化方面的人类精神巨匠纳入了叙写的范围。他打破了以往历史叙述中的政治、军事范型和宗教神学模式，他批判专制，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通过剖析君主专制的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认为历史撰述“不是为后代叙述某个人的行为功业,而是向他们描述有史以来最为开明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他在批判政治军事史的基础上阐释了自己的主张：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正是因为他关注人的精神、思想和文化，以人类的精神、法律、艺术和风尚为研究对象，所以他被史学界誉为“文化史之父”。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5)

【关键词】 情感史；伏尔泰；《风俗论》；学术渊源；宗教

法国年鉴学派是20世纪世界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美国历史学家斯托雅诺维奇甚至这样评价它：“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的很多方向有创新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为20世纪情感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1年，目睹了纳粹的得势和猖狂，吕西安・费弗尔指出，史学家应该对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视。显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时对人们情感的有效掌控，使他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以此为始，情感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已发展成为国际史学的一个潮流。2015年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将“历史上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定为四大主题之一。所以，我国史学界也正在关注这一学科，有学者写文章介绍其发展历程、代表人物、理念主张、研究特点等，[2]但就笔者所见，还比较缺少对情感史在吕西安・费弗尔之前，或者说现代之前的学脉渊源传承的追寻，而要深入理解一种史学思想并应用之，辨析其学术渊源确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试以伏尔泰的《风俗论》为依托，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点工作，既可丰富、加深对情感史的整体认识，又可使我们对伏尔泰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教。

一、《风俗论》中的情感书写

如常理，情感史自不可能发端于《风俗论》之一源，“古代哲人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曾注意到情感之于人类的重要”，[3]但以较大篇幅关注之的似以伏尔泰为始。其实，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并未从学理的高度分析人类的情感发展，更未做出总结，他只是高瞻远瞩地突破中世纪欧洲历史只记述帝王将相的治政和军功的局限，将重点放在“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4]这种学术主张使关注人的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成为可能。具体到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基督教在人的精神领域占有统治地位，《风俗论》重点阐述宗教思想或宗教心态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使人的情感呈现出怎样的与时代相符合的风貌，进而怎样影响了历史进程。

因为《风俗论》是鸿篇巨制，这里只能试举几个例子：

1、玛蒂尔达女伯爵将领地送人

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历史上野心最大的教皇之一）长期担任玛蒂尔达女伯爵的指导神父，经常给她写殷勤备至的信，有时两人还待在一起。“他对玛蒂尔达女伯爵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她真的把自己的城邦赠送给教廷，自己只保留在世时享有用益权。”“据说玛蒂尔达曾经两次把她的全部财产赠与教廷。”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位贵妇拥有托斯卡纳、曼图亚等12处领地，而当时德皇亨利四世正在与教皇抗争，努力使德意志统一，而不是分裂。玛蒂尔达的做法在她身后留下了战争和长期纠纷，也导致了她第二段婚姻的破裂。这么多麻烦都是为了什么呢？看来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而罔顾国家和百姓。作为家族继承人，玛蒂尔达难道没有维护祖业的意识吗？唯一的解释是她昏了头，宗教给予她的狂热的虔信使她忘记了肩负的责任――既然人生就是为了得救，捐产就可以得救，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伏尔泰对她行为的评价是“多么的轻率”；至于教皇，“宗教是用来掩饰他的一切欲望的假面具。”[5]

2、路易七世与妻子离婚之严重后果

法王路易七世本是家中次子，从小在修道院受教育，以备担任圣职，不料长兄去世，只得承袭王位。他虔诚到认为是不洁的，只是为传宗接代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夫妻感情长期冷淡。其妻为阿基坦的埃莱奥诺，名下领地面积广大，心高气傲，无法忍受。据她说，“她从来都把这个国王当作修道士，所以她要把国王给她造成的寂寞无聊弥补起来。”1152年，国王因此与她离婚，失去了那一大片领地，而埃莱奥诺旋即嫁给征服者威廉的后裔安茹小伯爵，使其实力大增，终于成功继承英国王位（亨利二世），埃莱奥诺的大片土地也随之从法王的口袋换到了英王的腰包。此后的法王一直致力于将英国势力赶出法国，可直到1453年才成功。在这件事里，宗教对人思想的禁锢是起因，人的自然情感反应扮演了主要角色。路易七世允许情感压倒了政治考量，结果造成了领土的外流；亨利二世则相反，“他没有青年路易那么苛求，他认为可以娶一个风流女人而不以为耻，因为她给他带来了吉埃纳和普瓦图。”[6]

3、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打死在祭坛下

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天主教会在英国的最高代表，在当时王权和教权交错并行的情况下，堪称国王之下的第二号人物。1170年左右，时任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之间发生了一场大争吵，原因不外是教权与王权的又一次冲突。在某个时刻，亨利二世怒不可遏，喊道：“难道我的臣仆中竟会没有一个人替我惩罚这个混账教士！”“这话过于轻率，”明显只是情绪冲动的产物，因为当时亨利二世一直在谋求和解。但是，国王的冲动引起了下属的冲动，并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亨利的4个亲兵骑士错误理解国王的话，擅自赶回英国，用大棒把大主教杀死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这简直像一场笑话，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就这样死在大棒之下，仅仅因为四个人的心血来潮。随后，教皇对亨利做出如下惩罚：亨利必须提供200个骑士去保卫耶路撒冷，并新建3所修道院。更重要的是，亨利不得不废除了《克拉伦敦约章》，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教皇可不经国王同意在英格兰行令，对教士犯罪的审讯权和判决权都归宗教法庭，等等。这种放弃权力的做法遭到英国人的谴责，也加深了国王父子的隔阂。丧失的权力直到宗教改革时才得以收回。[7]总之，这件事可说是中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变革之一了。

4、圣路易贸然东征

1244年，路易九世得急病，据说他在睡梦中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去攻打异教徒。痊愈后，他执意去攻打穆斯林埃及，尽管身边所有人都向他指出贸然出战的危害。结果路易兄弟被俘，损兵折将，付给埃及人80万金币的赎金。“如果十字军的狂热和对誓言的虔诚没有使路易丧失倾听理智的声音的美德，那么他不仅会看到他对国家所造成的灾难，而且会看到，这种在他看来是正当的备战实际上是极其不义的行为。”伏尔泰明确指出，宗教狂热使人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害人害己。[8]

伏尔泰随后总结历次给欧洲造成的损失：葬身东方的欧洲人共达200余万人；“好几个国家因此人口锐减，民穷财尽。”[9]

5、圣女贞德的奇迹

百年战争中，法王查理七世连连溃败，江山眼看不保，只得求助于“奇迹”――他们找了一个名为贞德的农家女，宣称她是“受神启者”，要她去鼓舞人心。这本来是法王一方顺应“时代精神”，即人们的“迷信和无知”的伎俩，但令人吃惊的是，真的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最终帮助法王转败为胜。按照伏尔泰的说法，关键在于贞德振奋了法军士兵的精神：“她代天主向士兵们讲话，使他们受到启示，像一切相信神明为他们助战的人一样，鼓起勇气，产生热情。”[10]

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总的来讲，笔者以为，伏尔泰并没有精准地提出“情感”的概念，他注重的是“各民族的风俗和人类的精神”，虽然其中很自然地牵涉到情感，但大多述而不论。或者我们可以说，在伏尔泰这里，“精神”是比较恒定的概念，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如欧洲中世纪的时代精神就是宗教心态；而“情感”是比较短暂的、爆发式的，往往由“精神”激发而出，有时会影响事件乃至历史的进程。从全书来看，伏尔泰的重点显然在前者。但无论如何，这位启蒙运动的大师算是为情感的入史开了一扇窗，在提醒人们将目光从政治、军事、法律等“高端”领域下移至风俗、精神的同时，也许是无意识地牵出了情感，从而为后人的工作至少起到了提示的作用。

二、《风俗论》的时代性

众所周知，在欧洲，“第十八世纪常称理性时代……盖当时之人亦深信理性而不偏重感情也。”[11]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将，伏尔泰推崇理性，倡导科学文化，批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开创美好的未来，并促成了理性主义史学学派或谓之启蒙史家群体的出现，强调运用理性的分析批判方法，来探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这样一位理性的崇尚者，为什么会关注到精神、情感这些东西呢？

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反对欧洲的封建专制、宗教迷信，解放思想，因此当时的“理性”概念与现代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从字面上看，现代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处于“情感”的对立面；而启蒙时期的“理性”，按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说法，指的是“人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的一系列真理的能力”，[12]针对的是宗教迷信及宗教狂热等不当的非理性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理性领域，《风俗论》的欧洲部分叙述的大都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对人的精神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后果，并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阻碍欧洲进步的一大障碍。书中攻击宗教迷信、宗教狂热的言辞比比皆是，而攻击的目的，则是论证人的勤劳智慧远远胜过人的残暴和疯狂，人类社会总会走向理性时代，走向繁荣的。因此《风俗论》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总之，通过试析《风俗论》中的情感书写，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说伏尔泰是情感史的开创者，但称其为现代情感史的学术渊源之一还是可以的，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作为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所具有的开创性价值和深远影响。对伏尔泰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情感史的前世今生，也必将惠及其他历史学科。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一座宝藏，可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注 释】

[1] 张广智.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职责――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J].安徽史学，2011（3）6.

[2][3] 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5（4）127-130.127-128.

[4][5][6][7] 伏尔泰，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578-583.606-608.610-613.

[8][9][10] 伏尔泰，梁守锵、吴模信等译.风俗论（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7-48.54.228-231.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6)

关键词： 俄罗斯 伏特加 民族性格 民族历史

一、引言

伏特加是一种以其无色透明、纯正强劲、物美价廉著称于世的烈性酒，它是俄国的国酒，是北欧寒冷国家十分流行的烈性饮料。“伏特加”是原苏联人对“水”的昵称。俄罗斯人好喝伏特加，不论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性别年龄，面对那烈性的伏特加，俄罗斯人总是豪爽地一饮而尽。他们喜欢用酒精来发泄心中的情感，酒后的种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强烈地折射出俄罗斯人“发泄性”的特点。嗜酒豪饮已经成为他们难以改变的共同生活习惯，时空不对俄罗斯人喝酒起任何约束。

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历代统治者对这种烈性酒的兴趣也超乎寻常。他们有目的地控制、利用伏特加，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口号。但是流淌在这块土地上的伏特加却悲剧性地成为人民自由与平等的载体，演绎了伏特加与俄罗斯民族非一般的亲密关系，让伏特加成为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见证人。

二、伏特加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伏特加与其他任何白酒都不一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为喝伏特加找到过正当的理由。法国人会赞美科涅克白兰地的芳香，苏格兰人会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无色亦无味，喝起来还很呛。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他们痛快狂饮，酒入豪肠，便醉得不辨东南西北，满嘴酒语，尽诉衷肠。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没什么区别。正因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伏特加，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恋上了伏特加。是伏特加为他们壮了胆，但同时也令醉者大受自责的折磨，而这些感受恰恰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伏特加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高尔基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的童年时说：“人们为高兴而喝，人们也为悲伤而喝。”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长廊中，伏特加已经紧密地和俄罗斯人民结合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表现着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一方面来，俄罗斯处于极寒之地且地域辽阔，造就了俄罗斯人豪迈、奔放的性格。俄罗斯人一般身躯高大，性格豪爽。他们喝伏特加总是大杯大杯地灌或者直接拿着酒瓶喝，一饮而尽，颇有“梁山好汉”的那份豪迈。不论悲喜，他们总是将伏特加一饮而下，将心中的感情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除此之外，伏特加还是待客佳品。每逢贵宾到来，俄罗斯人便会用伏特加招待客人。他们极少劝酒，主、客都是按自己的喜好随意饮用，尽兴即可。这样一来，俄罗斯人热情、好客、慷慨的民族性格又由伏特加微妙地展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因为俄罗斯本身的地理位置纬度较高，大自然给俄罗斯人适合耕作的时间很少，这迫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必须抓紧时间劳动，而耕作完后等待他们的是百无聊赖而又寒冷难耐的秋天和冬天。这种特殊的耕作方式长久以来塑造了俄罗斯人勤劳和懒惰的双重极端性。这种极端性也和伏特加联系甚密：劳动时他们喜欢用伏特加提升干劲、消除疲劳；而懒惰时又喜欢借用伏特加作消遣，打发无聊时光。另外，俄罗斯人喝酒总是狂饮无度，在酒醉和酒醒中轮回。他们喝得极端，对伏特加不加任何的节制，这便愈发滋长了他们性格中极端性、发泄性的特点。

另外，由于俄罗斯民族的地理位置特殊，找到伏特加这样一个精神伴侣之后，他们民族性格的孤独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了。由于处于地球最北端，也处于亚欧之间，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其民众喜欢买醉，寻找暂时的放纵与解脱。他们压抑，渴望寻求自由，想摆脱束缚，想在醉生梦死中把烦恼暂时忘却，于是他们狂饮无度，这便逐渐演化为一种极端和消极的酒文化。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喝酒，也不像东方人那样有节制。所以当人们谈到俄罗斯时便会想到伏特加，想到俄罗斯人对它的痴迷。可以说，对伏特加的极端与消极崇拜这一民族性格使得其民族性格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也为俄罗斯民族性格打上了明显的伏特加标识。

三、伏特加与俄罗斯民族历史

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专门研究了伏特加的历史，他称伏特加为“俄罗斯的上帝”，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甚至说：“其他国家的人们是喝酒，在俄罗斯不是喝酒，我们喝的不是伏特加，我们正在喝的是我们的灵魂和精神。”由此可见伏特加与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民族特征和俄罗斯政治的关系是何等密切。坐落于涅瓦河南岸的“伏特加博物馆”不但搜集了琳琅满目装潢各异的伏特加，还以照片、文件和实物佐证了俄罗斯经济和政治时代的变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伏特加的发展史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

伏特加产生于5个世纪前，而俄罗斯民族形成于公元14―15世纪。从那时候起，俄罗斯民族就与伏特加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500年伏特加仿佛就是俄罗斯历史的见证，伴随着俄罗斯人经历了东欧和亚洲君主的铁蹄、沙俄的统治、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及苏联解体。在俄罗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某种意义上俄国史就是伏特加史。正因为伏特加在俄罗斯民族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待饮酒的问题上，俄罗斯曾经的“君主”和十月革命以后乃至到今天的领导人态度往往成为许多政治事件的起因，这便让伏特加成为俄罗斯历史有力的见证人。

彼得大帝曾颁布法令，沙俄士兵每天要保证两大杯酒。他还建立了国家对伏特加生产的垄断机制，并用这笔收入负担战争经费。

为了打赢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在1904年8月2日发出禁酒令，本来已经民不聊生的俄国社会更加民怨沸腾，次年爆发了全国工潮，演变成著名的1905年革命。

就连十月革命的爆发也与伏特加直接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把持着伏特加的专卖权，以此作为战争的主要财源。布尔什维克则号召工人阶级不要造酒、喝酒、卖酒，要起来革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实行禁酒政策。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列宁撤消禁酒令以赢得民心。

苏战争打响后，斯大林宣布开放酒禁，以使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能借酒驱寒。所以不少俄罗斯人至今还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两样：伏特加及喀秋莎火箭炮。

在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政府的一项秘密报告显示，喝酒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于是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向伏特加宣战。伏特加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取缔，前苏联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也禁止喝酒，甚至还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库班、斯塔夫罗波尔等地的葡萄园。随后，如戈尔巴乔夫所料，丈夫们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了，生育率自然提高了，人均寿命也延长了。但是，戈氏没想到的是，前苏联国内出现了食糖短缺。人们抢购并且储藏食糖，是为了在家里酿酒。更令戈氏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人开始饮用各种有毒的致醉品，比如制动液（俗称刹车油）。最终，可怕的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放弃了禁酒令。

叶利钦入住克里姆林宫后，大开酒戒。1992年6月7日，叶利钦颁布法令，废除国家对伏特加的垄断，得到国民欢呼。结果却令假冒伪劣产品一拥而上，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伏特加的产业和声誉。遍地四起的假酒令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一年之后叶氏只好颁布新法令，重新对生产、储藏、批发和零售伏特加实行国家垄断。

历史进入了21世纪，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如今的俄罗斯，伏特加固然具有代金价值，同时，啤酒又成为“横扫全国的致命嗜好”，俄罗斯正开展一场与啤酒的斗争。尽管禁酒法案使普京左右为难，每年因此受到的损失将高达5亿到12亿美元，但在2005年初，普京还是否决了一项有关禁止在公共场合饮用啤酒的法令。

从农奴制到资本主义，从沙皇到共产党，在腥风血雨、恩怨相交的社会动荡中，唯一不变的是俄罗斯人对伏特加的热爱。伏特加的专卖权曾先后六次被撤销，同时也六次被恢复，但每次反复最终都只能进一步让人们为伏特加疯狂。

四、结语

独特的自然条件使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特点。俄罗斯人豪放勇敢，有时却爱走极端；他们热情好客，有时也宣泄无度；他们热爱生活，有时却消极遁世。但重要的是，他们都爱伏特加。伏特加不仅是俄罗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它生动地反映并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伏特加造就了俄罗斯人崇尚酒文化的性格。在俄罗斯，伏特加被看作是上帝。反过来，对伏特加无节制的狂饮也加剧了民族性格的恶化。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伏特加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环境。同时，伏特加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地作用于它的使用主体――俄罗斯民族，使得俄罗斯民族具有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伏特加与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历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地促进了伏特加和俄罗斯民族两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M・P・泽齐娜，B・C・舒利金著.刘文飞，苏玲译.俄罗斯文化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

［3］吕宁思.凤凰卫视新闻总监手记.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4］王恩泽.名酒的历史.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5］廖四平.俄罗斯――北极熊与双头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光伏发展的历史篇(7)

关键词：太阳能；PIC单片机；控制器；蓄电池

中图分类号：TP2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21-0000-02

进入新世纪，工业生产发展迅速，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这对能源的需求量随之放大。世界能源问题突现，各国都重视能源结构的优化与相关技术的创新，特别是清洁能源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重视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方面的开发与利用。

相对火电、水电和核电的各自的缺点，太阳能发电的两优势比较明显。一是蕴藏丰富不会枯竭；二是安全干净，不会有危险和破坏环境。同时太阳能电池原料—硅的获取资源丰富；电池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成本降低，使之太阳能的应用得以推广。重点在小型太阳能电站、大型并网电站、建筑光伏玻璃幕墙、太阳能路灯、通信卫星供电系统等供电领域展开广泛应用。

在太阳能发电系统应用过程中，充电效率的提高，系统寿命的延长主要在于控制器的性能优劣。太阳能控制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关键部件，其主要完成对畜电池的充电和放电控制，使发电系统始终处于发电的最大功率点附近，以获得最高效率。以及过充、过放等情况出现时的保护。所以本文从关键问题的解决及系统的综合管理入手，开发出了一种适应性强、智能化程度高的太阳能控制器。

1 系统概述

智能型控制器的主电路同其他控制器一样，也可以是并联型、串联型、PWM型和多路型。该控制器采用高速CPU微处理器和高精度A/D模数转换器构成一个微机数据采集和检测控制系统，既可快速实时采集光伏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又可详细积累光伏系统的历史数据，为评估光伏系统设计的合理性及检验系统部件质量的可靠性提供准确而充分的依据。此外，该控制器还具有串行通信数据传输功能，可将多个光伏系统子站进行集中管理和远距离控制。

智能型控制器的主要功能：

1.1 蓄电池充电控制

采用先进的“强充（BOOST）/递减（TAPER）/浮充（FLOAT）自动转换充电方法”，依据蓄电池组端的电压变换趋势自动调整充电电流，或控制多路太阳能电池方阵的依次接通或切离，既可充分利用宝贵的太阳能电池资源，又可保证蓄电池组安全而可靠地工作。

1.2 蓄电池过放电控制

当蓄电池发生过放电时，自动切断负载，以保护蓄电池。

1.3 数据采集和存储

采用高精度12位串行A/D转换器，对“当前状态参数”进行实时快速采集，并存至掉电不丢失数据的EEPROM存储器中。该存储器还可保存前100d的“历史数据”。“当前数据”、“历史数据”及“控制设置参数”等可由4*4矩阵按键选择，并由16*2字符液晶显示器显示工作状态及统计数据。

1.4 通信功能

主站与每台控制器可以进行远距离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