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理解精品(七篇)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1)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长波理论；创新理论；欧债危机；理论解读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11-04
如果说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那么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则标志着一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的正式爆发。特别是当前欧债危机的覆盖面和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整个欧元区几乎面临着成立2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以希腊为例，尽管2012年6月17日议会选举最终由希腊新组阁成功，即联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左派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并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以努力推行财政紧缩和确保希腊留在欧元区，但未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而且，当前欧债危机在欧元区各国的发展境况也日趋复杂，既有西班牙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频繁爆发，也有意大利受困于债务危机和政治前景的双重担忧。显然，欧债危机的阴霾目前依然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那么，这场危机究竟是一次彻底的经济停滞，还是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面对这场危机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文从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并结合其特有的创新和长波理论，试图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爆发至今依然形势严峻的欧债危机给予新的阐释，以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依据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周期性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角度对资本主义周期波动的解释，有别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的阐释。基于此，熊彼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这两部著作中。
所谓经济周期，就是经济生活的波浪式运动，它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熊彼特的理论模型中，创新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而企业家创新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内生因素。这里的创新即生产函数的变动，指经济社会通过不断实现和执行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这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材料创新、市场创新、生产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五种情况。具体来说，一是采用一种新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性；二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采用一种新方法；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活动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出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有时稀疏、有时群集，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不是均匀而是跳跃式和波浪式发展，从而创新活动的不均匀性使得资本投资分布在时间上也不是均匀分布，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间隔性出现；同样，企业家和新企业的出现也呈现群聚、不均匀、不连续的状态。因此，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熊彼特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呈现为周期性的波动。熊彼特指出：“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者二阶导数的不规则重复出现，同时，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发生的，而相互之间总是表现出或长或短的联系。”[2]
基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熊彼特构建了一个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型（如图1所示）。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存在都是由于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逝带动的。具体来说，当一个企业家从创新活动中获得利润时，出于追求利润的本能会吸引众多效仿者模仿创新成果，在形成创新浪潮的基础上使创新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迅猛上升导致价格上涨，从而信贷扩张形成经济上升阶段即繁荣期；之后产量大增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加上产品成本提高，这些因削弱获利能力而使企业亏损甚至走到破产边缘，而银行的信用紧缩则会使经济走向下降阶段即衰退期。由此，创新的产生、普及、消失和新一轮的开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周期性的增长和波动。后来，熊彼特这一模型得到西方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泼的高度评价。他指出，“他（指熊彼特）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成是一个适应过程，而把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等外生的、非实质的现象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来说是本质的，而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3]
基于上述四阶段的周期模型，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三个周期”理论，从而界定了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其中，第一种长达50多年的经济周期称为长波，该周期与较大的技术创新浪潮及其消化吸收过程相一致，又称为“康德拉耶夫周期”。熊彼特认为，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即创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周期性波动。第二种周期是平均9年到10年的中周期，又称为“朱格拉周期”。与工商业创新过程相结合是朱格拉周期的显著特点，厂商投资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变化也与该周期紧密相连。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的短周期，又称为“基钦周期”，商业存货的变化是基钦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熊彼特认为，上述三种周期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并存的。具体来说，一个康德拉耶夫周期大约包括6个朱格拉中周期和18个基钦短周期；一个中周期又大约包括3个短周期，但三种周期的共同点是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紧密相关。
二、运用熊彼特理论解读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
自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受到经济危机的侵袭。虽然西方主流文献对当前危机的解释已有多种观点，如房地产泡沫说、金融创新过度说、政府监管不力说、货币政策失误说及道德风险说等，但这些解释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且无法说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事实上，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着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替，且这种周期性波动随着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日益增强正逐步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也促使我们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下深思困扰当今现实世界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问题，并给之以熊彼特理论的重新解读。
（一）解读次贷危机
熊彼特依据创新周期理论，通过将重大创新活动引致的产业革命作为划分长波的依据，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三组，即：以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为创新主导的第一次长周期，以重工业和电气行业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第二次长周期及以化工、钢铁和铁路为主要创新动力的第三次长周期。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论证了这三个长波的现实存在性，并考察了经济周期中的第四波，即开始于20世纪中期并在经历2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自1973年石油危机起进入下降期。随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一个新的经济长波已在高技术创新活动中孕育成熟，这就是由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第五轮经济长波，它始于1991年。据统计，1994―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贡献率达27%，位居各要素贡献率之首，而传统产业仅为14%，汽车产业仅为4%。同时，美国连续9年保持4%左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可见“科技革命”对经济长波形成起了重要作用。[4]在熊彼特和范杜因的研究基础上可知技术创新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五轮长波的关系（如表1所示）。
然而，在进入第五轮经济长波阶段以后，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逐渐进入饱和期，创新能力直线下滑，各种发明专利逐步减少。为防止经济长波出现衰退，美国政府推行各项积极政策刺激金融业发展。例如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以及宽松的次级房贷等促使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但资本泡沫也开始积聚。当时，各种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等因素延长了经济长波的上升期，也暂缓了危机爆发。但对于经济增长的内部创新引擎停滞问题的忽视，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偏离了正确轨道，经济增长背后隐藏了危机的巨大可能性。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乏力后回避了增长动力不足问题，没有从根源上推进创新发展却片面推行自由市场制度并放松金融管制，导致了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非实体经济，以房地产的泡沫繁荣取代了IT技术周期的真实繁荣。此后，出于对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担心，美联储2004―2006年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导致了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并对提供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造成严重打击。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转变为金融危机且波及全球，同时也使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第五轮长波的衰退阶段。由此可知，第五轮经济长波的繁荣期持续了将近20年，这与熊彼特描述的经济周期长度基本一致。可以说，目前美国已经处于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处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直至新的重大意义的技术创新发生，才能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而进入新一轮长波。这里运用熊彼特周期理论描述次贷危机发生机制（如图2所示）。
（二）解读欧债危机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3] 霍其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自1825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来，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扰乱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具有阶段性。
一、经济危机理论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马克思主义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客观要求。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富裕。促进经济增长就要注重自身经济结构合理化，资本有机构成既符合整体经济发展需要，又立足本国国情，满足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就业；合理规划国内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标。如果为生产而生产，那必定造成供给的过度，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把投资放在需求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合理搭配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深刻的解释了资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不可避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危机是一把双刃剑，这就需要中国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沉着应对各种困难，善于吸取经验，捉住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一个的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欧继忠.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当今世界金融危机[J].河南社会科学，2009（3）.
[2] 周肇光.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读马克思的几点体会[J].广东社会科学，2010（5）.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测;经济政策
Abstract:This report review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model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mation theory,in which two important drawbacks were founded: the models exclude the downturns of macro-economy before the crisis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neglecting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implement economic policies after the economy was deteroriated.The result is that the crisis theory is well-explained the crisis but unable to make correct prediction . The report concludes,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 market failure under the deteriorating macro-economy enviornment,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appropriate macro-economic policies,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modern financial conditions increases the frequency and perniciousness of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prediction,economic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4-0016-05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很多研究者关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的研究总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每一次危机,但是很难预测一次危机?2008年美国房贷市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人再次思考这个似乎有些“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一种危机理论为主流经济学派认可,那么,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就会采取防范措施,这种危机一般就不会发生。而由于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对政府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而且金融危机本身和政府的有关经济决策相关,因此金融危机理论永远不可能被主流经济学派认可,从而难以预测和防范。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上述论断具有其合理性。
回顾不同的金融危机理论对历史金融危机的解释,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从市场机制的缺陷出发,探索市场风险的形成、积累和爆发的内在机制;另一个方向则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索市场边际条件的变化如固定汇率制度、财政赤字等外生要素变化诱发金融危机的机制,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从理论上看,这两种方法有两个共性,其一是纯粹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危机,而实际上发生金融危机的一般前提是实体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其二,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各种经济、金融政策总是外生于理论模型,或者作为模型的一个理论假设、市场边际。事实上,自凯恩斯理论兴起之后,国家干预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Krugman(2003)曾指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使得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从大萧条中存活。那么,如何来看待金融危机形成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和市场缺陷呢?本文将从金融危机的发展历史角度进行系统分析。
一、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缺陷理论
(一)针对大萧条的有关研究
早期对于市场缺陷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主要开始于美国大萧条之后对于危机的反思,其模型一般是内源性的封闭经济模型。1933年,欧文费雪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即经济繁荣时期,物价和利润率水平不断提高,鼓励借贷和投资。借贷者为还清债务将商品廉价出售,使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进而使企业债务增加,又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进一步降低,加剧上述过程。越欠越卖,越卖越欠,债务越还越多,引发金融危机。货币存量增速理论则与之有相近的解释:如果央行货币政策失误,可能导致货币过分紧缩,造成连锁反应,引发危机。金德尔伯格的过度交易理论则认为,在经济繁荣阶段,人们过度疯狂地把货币转化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导致市场泡沫,随着经济衰退产生市场崩溃。同时他认为,金融危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人们从以往的危机中吸收教训,投资更为理性,以及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所导致的恐慌心理的缓解和利率提高对投机的限制。此外,很多研究还关注了金融机构的问题,如托宾的银行体系关键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假设等。
针对大萧条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市场自身的缺陷,一般和经济周期相关,由此促使国家对于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
(二)针对二十世纪后期的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指二十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失败后的危机,与十九世纪相比,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货币发行不再与黄金储备挂钩、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二十世纪后期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对此研究产生了很多新的理论,如货币危机的第一、二论。涉及到市场缺陷方面,有羊群效应、道德风险、裙带资本主义等理论模型。较早提出道德风险理论的是麦金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道德风险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以Krugman为代表,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结为道德风险的结果。在政府的显性或者隐性担保下,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从事风险投资的动机而又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风险问题。羊群效应也是道德风险的一种,机构投资者为规避职位风险,产生盲目的从众做法,导致市场风险的积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中,政府的不适当政策成为解释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贷款繁荣理论(Michael p.Dooley,1997)指出,亚洲国家由于国家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贷款繁荣而导致资产价值的膨胀,聪明的投资者看到资源已经耗竭从而撤资,诱发了危机。
此外,为揭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播特点,还提出了唤醒假设和组合投资理论,都是国际投资者非理性投资的结果。
1. 唤醒假设(Goldstein和Morris,1998)。该理论认为其他地方的危机,提供了本国问题严重性的信息。在泰国危机之后,泰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裙带资本主义等使得投资者认识到“亚洲奇迹”是“亚洲海市蜃楼”,使其撤资。
2. 组合投资理论(Chroueiri,1999)。如果两个国家政府债券收益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其中一个国家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货币贬值后,国外投资者会同时卖掉另一个国家的债券。
二、金融危机的均衡模型
为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很多研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博弈论设计了多重均衡模型,其中效用函数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一个为良性的“好的均衡”,一个则是“坏的均衡”。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博弈从“好的均衡”跳转到“坏的均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银行挤兑模型
Diamond,D.V.和P.Dybvig(1983)提出的模型是基本的银行挤兑模型,后来文献中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该模型假定了银行“先到先服务”的原则(fist come ,first service),后来的提款人在银行流动性不足导致破产时只能分到银行投资项目的残值(按照存款比例);如果所有存款人都等到银行收回投资则可以得到长期存款的收益。这样在存款人是否提款的决策中形成博弈,都不提款和都提款为两个纳什均衡解。
(二)Obstfeld模型
Obstfeld模型是在第一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设定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在基于失业的模型中,政府外汇储备R为20、10、6三种情况,市场投机者对应的本币持有各为6,政府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R=20)以及政府外汇储备严重不足(R=6)的情况下,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唯一的。R=10的中度储备情况下出现两种纳什均衡,投机攻击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固定汇率可以维持也可能崩溃,其纳什均衡解是:(1)两个博弈者都攻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2)博弈者都不攻击,固定汇率制度延续。
在另一模型中,Obstfeld(1994)提供了一个政府相机选择政策下通过发行货币或者增加税收以偿还债务时,私人部门博弈的多重均衡结果决定政府的政策选择,最后决定本币是否贬值。
(三)流动风险模型
Radelet和Sachs (1998)模型中,企业有在第2期实现收益的项目,同时还有在1、2期到期的债务,只要在第1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到第2期偿还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企业就必须将项目在中途变现,由此导致企业资不抵债。假定短期债务的金额很大,超出任何一个贷款人的能力,这样形成基于贷款人预期的多重均衡,贷款人都贷款或者都不贷款是两组纳什均衡解。
Krugman(1999)模型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在中等的国外投资、产出条件下,国外贷款人的情绪(预期)决定了企业的两种均衡:高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下降,企业负债低,可以取得更多的国外贷款;低的国外投资情况下,汇率上升企业负债高,得不到贷款,无法维持。
Assaf Razin和Efrain Sadka(2001)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小国从国际市场贷款的类似模型,如果国际贷款人都贷款则该国贷款利率低(风险升水小)而且贷款充足,如果只有少数国际贷款人贷款则贷款利率高而且趋于枯竭(作者在模型中没有给出造成转化的条件,称之为“贷款人的预期”的自我实现)。
多重均衡模型在数学分析上非常完美,但是其理论缺陷也非常明显。比如银行挤兑模型中,尽管挤兑在正常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信贷市场是均衡的,银行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再贷款等多种方式取得流动性;同样,如果企业运行是健康的,信贷市场是均衡的,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银行、国外贷款人因为竞争而失去一个稳定收益的机会。在Obstfeld模型中,如果市场是均衡的,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后,市场将很快取得新的均衡,而不是危机爆发后汇率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三、金融危机也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无论市场缺陷模型还是多重均衡模型,都趋向于把金融危机当作一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危机。而Kurgman的《亚洲的奇迹》则更多从经济、贸易发展的角度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自由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宏观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而在开放、国家干预(混合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繁荣后的衰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一)自由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银行危机多发生在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有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产业经济从繁荣期走向衰退期的经济紧缩过程中银行流动性不足通常是导致银行挤兑的基本诱因,繁荣期的过度投资无法收回形成了“债务越还越多”的连锁反应(包括证券市场和产品市场),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使流动性风险不断放大。
宏观经济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包括周期性的商业周期(boom-bust)或者其它综合性冲击导致的利率增加、证券市场下滑、汇率贬值等。很多研究注意到银行危机和这些冲击的相关性,为什么谨慎的银行没有比不谨慎的银行更多地受到保护?Saunders和Wilson(1996)研究了大萧条期间美国163家倒闭银行以及229家幸存银行的存款流动,结果显示在1929-1933年期间倒闭银行存款减少,幸存银行存款增加;但在1930-1932年期间倒闭银行资金抽走速率加快而幸存银行资金抽走的速率更快。Calomiris和mason(1997) 研究了1932年美国芝加哥银行恐慌,他们把114家芝加哥银行分为三类:非恐慌倒闭、恐慌倒闭以及幸存银行。统计结果显示,62家幸存银行的存款抽走仅比28家倒闭银行稍弱。作者进一步分析,只有那些基本面很差的银行在恐慌中倒闭,不是“纯粹的传染”。Gorton(1988)研究了美国1865-1914年间的银行危机,结果表明银行恐慌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更接近于周期性衰退迅速传播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银行会大量扩张信用,这在商业周期的转折点后会带来大量麻烦,尽管他们可能知道躲不过这一风险。明斯基(Minsky,1997、1982)认为在战后自由经济有金融稳定及扩张的自然趋势,在好的时候,人的消费投资产生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投机甚至庞氏骗局产生,贷款繁荣过度膨胀直到某些冲击使之结束。根据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8、1986)、明斯基(Minsky,1997、1982)的分析,银行的羊群效应以及信用的膨胀使得一批银行同时出现问题。
银行的非理,反映了整个市场运行中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即使商业银行这样的专业机构也无法准确把握商业周期的波段。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波动并没有消除,商业周期仍然存在且不固定。杰弗里・萨克斯(1997)总结了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得出,完整的商业周期持续的时间差异比较大,从最短的28个月到最长的116个月,商业周期不象潮汐或者太阳黑子那样有规律;西方工业化国家衰退期有收缩的趋势,扩张期变长,而且近年来周期内收缩和扩张变得温和多了。从战后至二十世纪末,全球范围内也确实没有出现象十九世纪多次发生的那种具有世界影响的银行危机,但二十世纪已经发生的银行危机仍然和商业周期呈现正相关,Gourinchas等(1999)研究了91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1960-1996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货币危机紧随繁荣期的概率高于平静时期,繁荣期的增长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可能。
(二)二十世纪后期金融振荡与区域市场繁荣的相关性
二十世纪后期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多次巨大波动,按照时间顺序为:(1)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2)1987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一”;(3)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4)1992-1993年欧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遭受重创;(5)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比索汇价自由浮动;(6)1997年东南亚危机拉开帷幕;同年,日本金融机构危机;(7)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8)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9)2000年土耳其危机等。
这些危机(这里不严格区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等概念上的区别)大部分都发生在区域经济长期繁荣之后走向衰退的阶段。在新兴市场,主要有东亚和拉美地区;发达的资本市场则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新兴市场危机与市场持续繁荣和金融自由化有关,而发达市场则和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如美国的证券市场前十年的新经济繁荣、欧元危机前则有德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引起欧元区国家外汇市场的不均衡。
亚洲危机后很多研究探索了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危机的诱发作用:由于很多现实的原因使得东亚地区在危机前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一逆转引起了货币危机然后引发银行危机。事实上,我们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十九世纪的银行危机看成是一种国内资本流动的逆转,在繁荣期投资欲望高涨,资本流动是从个人到银行、证券市场、产业投资这样一个方向。而衰退期,资本流动则是逆向的,银行紧缩收回贷款,投资者从证券市场撤资,银行出现风险时的挤兑,都是资金的逆向流动。市场供需失衡到一定程度,投资者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产生恐慌性的资本抽逃。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都可以看作是资本抽逃的结果,在国内表现为银行危机,跨国资本抽逃则诱发货币危机,亚洲危机中则在货币危机后连锁诱发了银行危机。资本流逆转的实质是经济过热后由于市场风险凸现引起的资本抽逃,现代危机中的经济过热往往不像自由经济条件下那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是表现为区域经济持续繁荣后投资者失去理性的结果。
美国次贷危机不同于东亚危机,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有10年的快速“新经济”增长,其增长模式是通过负债消费扩大内需。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在房地产业带领下美国经济再次走向繁荣,但是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风险的放大。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是美国负债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
四、理解金融危机的线索:政府和市场的博弈
正如Krugman所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使得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从大萧条中存活,但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依然存在,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次贷危机前,美国投资家巴菲特拒绝投资房贷市场高风险企业,但并不能阻止市场泡沫的继续扩大,经济政策上扩张的货币政策、金融创新的监管缺失导致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耦合、放大。在某种意义上次贷危机是1989年日本危机的翻版: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不断降低贷款利率释放流动性,导致房地产泡沫与证券市场泡沫的不断膨胀。所不同的是美国2002年证券市场危机后,经济下滑,而日本政策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日元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韩国在亚洲危机前一直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优惠,包括过于宽松的贷款政策;墨西哥危机前政府要换届,为了平稳过渡,“特索”等等,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和政府的决策直接相关。
当区域经济出现恶化时,政府给予宏观的干预已经为全国的政府和公民所接受。但是以什么方式、干预到什么程度则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的结果。从历史上的危机来看,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而政府的过激干预试图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比如日本,在1981-1985年间经济增长平均在3%左右,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经济增长没有减速反而加速,至1988年高达6.5%。很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国际竞争态势的恶化会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加速的原因,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宏观经济调控给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并采取了更猛烈的调控手段,导致了经济态势恶化后增长反而加速的结果。
保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标志,尽管这和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学理念是冲突的。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在特定时期,肯定有特定的区域经济出现衰退、出现增速减缓,这就可能在经济政策的宏观均衡目标和区域竞争目标、国内政治需要的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原因。如果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当然不会发生危机。
五、小结
通过对金融危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多发生在区域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期间,从本质上是市场缺陷在产业经济恶化后的放大。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在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但是长期干预的结果导致了现代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提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高风险运行,国际热钱时刻可能对区域市场形成冲击。现代则是由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模式遭遇瓶颈,政府采取了过激的短期干预政策加剧了市场风险的积累,形成了风险放大链条,如银行-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国际信贷市场-货币市场等,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1]AssafRazin and Efraim Sadka,A Brazilian-Type Debt Crisis[R]. NBER Papers. w9606.
[2]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R]. Nber Working Paper No.2318.
[3]Calomiris,C.W. and J.R. Mason,Contagion and Bank Failur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The June 1932 Chicago Banking Panicl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5).
[4]Choueiri,N.,A Model of Contagious Currency Crises with Application to Argentinaln[R]. IMF Working Paper, WP/99/29 (Washington,DC:IMF,March).
[5]Diamond,D.V.and P.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quid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3).
[6]Flood,R.and N.Marion,Self-fulfilling Risk Predictions:An Application to Speculative Attacks[R]. IMF Working Paper,WP/98/124(Washington,DC:IMF).
[7]Goldstein,Morris,the Asian Financial Crises:Cause, Cures,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J].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5,Washin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Gorton,G.,Banking Panics and Business Cycles[R]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8.
[9]Gourinchas,P.O.,R.Valdés and O. Landerretche, Lending Booms:Some Stylized Factsle,mimeo[J].Princeton University,1999,October.
[10]Krugman p.2003,IstheEconomic Crisis a Crisis For Economics[Z] slate.省略/id/7881/.
[11]krugman p.1998,“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 Crise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311-325.
[12]Kindleberger,C.P.,Manias,Panics and Crashes.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la[M]:London:Macmillan, 1978/1996(3rd ed.).
[13]Minsky,H.P.,A Theory of Systemic Fragilityln,in Financial Crises[M].ed. by E.I. Altman and A.W. Sametz (New York,NY: Wiley) 1977.
[14]Michael p.Dooley,1997,a model of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R].Nber working paper NO.6300.
[15]Obstfeld,M,1996,Rational and Self-fulfilling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72-81.
[16]Paul Masoon,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Spill-
overs 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R].IMF Working Paper WP/98/142.
[17]Saunders,A.and B.Wilson,1996,Contagious Bank Runs:Evidence from the 1929-33 Periodle,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5(4),409-423.
[18]Waldo,D.G.,Bank Runs,the Deposit Currency Ratio and the Interest Rate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5,269-277.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危机；危机管理
我们要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千方百计把化解矛盾、消除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不断消除现实社会中各种不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对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加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2](P23)。
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发展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个阶段既具备了进一步发展和飞跃的基础，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挑战。如随着改革的深化导致利益和权力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整合，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内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经济秩序调整，人们的心态极易失衡，出现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解构和信仰危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以及国际极端势力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各方面的危机。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因此，提升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对危机事件的应对和管理能力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及其前途命运，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首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在危机时能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安定有序是我们所要努力实现的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如果政府能在危机爆发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缓解甚至化解危机，就能稳定公众的恐慌心理，将社会由无序引向有序的正常运转轨道上来，还公众一个安定样和的社会局面。其次，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在危机时能敢于负责任，提升自己的公信力。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和支柱，政府以诚待人，取信于民，可以引导整个社会的诚信，有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共处，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责任政府”的形象树立起来后，就会收到强效粘合剂的作用，将全社会的信心和能量拧成一股绳，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共同应对危机。再次，构建和谐社会还要求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尽量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经济发展。任何时候物质基础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社会极易发生动乱，不安定因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当危机爆发时，其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各部门，引起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破坏经济运行规律，并致使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放慢。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危机，及时采取措施，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和力量，全力应对危机。可见，危机时期政府能否做到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经济恢复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公民普遍缺乏安全感，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将其归咎于政府的危机应对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缺乏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有67．6％的人对政府的危机管理现状不满意，认为其投入不足、重视不够、急需提高。我国现有的危机管理体制对于提供安全、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危害、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1．缺乏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我们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多的是非典型性危机。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倘若事先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人们就会显得措手不及和极度恐慌，对应对危机极为不利。譬如，2003年春我国“非典”疫情的扩大，除了受卫生技术条件的制约外，在初发时对“非典”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及普通民众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2．缺乏独立常设的危机管理与协调机构。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的行政设置，缺乏常设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或部门。一旦危机爆发，各个部门往往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将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协调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应急运行规则，跨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每当危机发生后，便临时成立工作小组应付危机。这种临时工作小组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不具有连续性，危机处理后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临时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与危机处理操作方案。
3．缺乏法制规范。要让政府的应然选择变成积极负责的必然行动，尚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近几年公共危机处置的教训，借鉴国外危机管理的经验，针对我国突发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需建立准备充分、反应快捷、高效控制、信息沟通、保障有力的应急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用法律保证危机处置的高效快捷。我国已经有一套用于危机事件处置的法律文件，但是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专门针对危机处置的专业法律。因此，我们在大力加强对已有相关法律的宣传、执行和督察力度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各种危机实行依法管理。只有把危机管理法制化，在面对危机时采取的措施才能有法可依，才具有权威性。
4．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我国现有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存在错位问题，常常出现“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现象，往往直接引起危机者受到惩罚，而在体制上令危机发生者却安然无恙。在我们的绩效考核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理性行为却是尽量“捂盖子”，各行其是，无法明晰职责。地方政府对一些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体制中存在很多纰漏。如对于领导干部的绩效考评，过多地依赖于一些单纯的经济指标，而忽视了一些综合性社会指标。这也使得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只要本地方的经济管理得好就万事大吉了。在危机面前，地方各级领导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隐瞒事实，保全自己，而不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危机，挽回损失。
经济危机的理解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教学方法 后金融危机时代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着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数学分析以说明现象的本质为前提。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重视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进一步说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数量关系，它是量变到了一定的度后引发的质变，包含着丰富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不能没有更没有减少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能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数学分析简化了定性的经济分析，避免由于言语上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各方经济学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效率。
但我们要跟学生讲清楚，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现象的复杂程度提升，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前，确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性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论的科学性就体现在此。将数学分析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的应用的前提和思路介绍清楚，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经济现象、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道德的、历史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通过数学公式被精确推导出来的。如果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而如果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无法实现优化，经济研究方向单一化，不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性质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是服从于经济矛盾规定而加以运用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2007(9):2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