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含义篇(1)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影响方式；索洛余值

中图分类号：F224；F121.3；F124

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变动升级的，反过来，产业结构变动也对经济增长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文试图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定量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两个阶段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得到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把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进而定量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可以得到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t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α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 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满足经典假设。

显然，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率 就是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它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因此通过分析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可以得到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由于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可以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样就可得到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 Ht是t时期的产业结构状态，用产业结构转换系数来度量。e是产业结构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产业结构转换系数被定义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的变化能很好地刻画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变化越快，说明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的程度越高级。反之亦然。

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所以该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率 就只是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通过分析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可以得到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其中， h为产业结构转换系数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对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研究。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根据我国在1980-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3.1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根据上表进行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由表1可知，可决系数R2=0.99，说明拟合优度很好。

（2）总体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由表1可知，F=1864.346，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这些解释变量对我国GDP的整体影响显著。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由表1可知，lnL对应的t值为3.721618，其相应的P值为0.0006，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技术进步对应的t值为4.388737，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技术进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K对应的t值为6.867798，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

（4）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检验：由表1可知，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426599，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3.9125%，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99117，说明劳动力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426599%，物质资本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599117%。

（5）序列相关检验：由表1可知，Durbin-Watson统计量的值为2.109293，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综上所述，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很好地刻画了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根据我国在1980-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产业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3.1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根据表2进行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可知，可决系数R2=0.99，说明拟合优度很好。

（2）总体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F=1335.823，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这些解释变量对我国GDP的整体影响显著。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lnL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技术进步对应的P值为0.0093，说明技术进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K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H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

（4）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检验：由表2可知，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18506， 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2.6628%，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640043，说明劳动力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518506%，物质资本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640043%。同时，产业结构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35548，说明产业结构系数降低1%时有GDP平均增加0.535548%。

（5）序列相关检验：由表2可知，Durbin-Watson统计量的值为1.910419，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综上所述，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很好地刻画了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所以该回归方程中的技术进步率0.02662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通过分析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得到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三、回归方程的分析与应用

对于回归方程的分析与应用，具体内容如下。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之间的比较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11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6599，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117提高到0.640043，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6599提高到0.518506。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25%，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25%下降到2.6628%，下降部分为3.9125%-2.6628%=1.2497%。在回归方程①中，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3.9125%，这就是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它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在回归方程②中，由于已经包含了产业结构变量，所以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因此该回归方程中的技术进步率0.02662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其下降部分1.249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6628%，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1.249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这部分1.2497%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0926，其中0.040926=0.640043-0.599117；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91907，其中0.091907=0.518506-0.426599；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产业结构的产出弹性值即-0.535548。因此，可以把前两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而把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二）不包含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和包含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之间的比较

根据回归方程①所示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率，运用增长速度方程①，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5%，显然这就是所谓的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它包括了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

同时，根据回归方程②所示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产业结构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率，运用增长速度方程②，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4所示。

显然，在表4中，由于已经包含了产业结构变量，所以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分离出来了，因此表4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8.4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贡献率。

对比表3和表4可知，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增长速度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4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10.72%，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43%提高到50.67%，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由10.72%提高到13.03%。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贡献率，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进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对比表3和表4还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增长速度方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5%，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8.48%。下降部分为41.85%-28.48%=13.37%。在表3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1.85%是所谓的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它包括了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在表4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8.48%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贡献率。因此，其下降部分13.3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8.48%，其下降部分13.3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比表3和表4可看出，这部分13.37%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部分3.24%，其中3.24%=50.67%-47.43%；二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部分2.31%，其中2.31%=13.03%-10.72%；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82%。因此，可以把前两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而把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四、政策建议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同时，产业结构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4.4%，美国这一比重为1.6%，这一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33.8%，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很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迫切需要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层次。

我国的广义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1.85%左右，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左右。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和高质量增长，不仅应依靠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而且还应依靠科技进步。

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的确是属于索洛余值的一部分。可见忽视产业结构变动的增长速度方程，高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清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徐冬林.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6）.

[5]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2)

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

1、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3)

[关键词]质量指标体系 质量分析 建议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8-02

一、问题的实质

辽宁的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资源短缺、竞争力薄弱、成本提高等问题，客观要求转型。在经济增长方式处于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稳定性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第二，有效均衡协调性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协调，现阶段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协调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场需求的变化决定经济发展必须具有适应性，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做到正确认识不确定性因素，把握发展的主流，提高应变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实现的保障，在安全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才得以发展，降低干扰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务。最后，持续性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管理工作要做到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两型”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与经济增长数量一起产出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组固有特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表现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环境的可持续，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改进的经济状态。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性、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及持续性出发，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试图通过该指标体系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做全面的评价。具体的指标体系如下：稳定性反映经济波动状况，采用指标为波动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效均衡协调性反映经济结构，指标包括工业化率，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存款余额/GDP，贷款余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适应性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安全性体现经济保障，选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为评价指标。持续性实质是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条件，评价指标为单位地区的生产总值能耗及生产总值电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二）指标说明

（1）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指标中，经济波动率是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度量。（2）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指标中，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投资率=资本总额/GDP；消费率=消费支出/GDP；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义和公式。（3）在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指标中，资本生产率=当年资本存量/当年 GDP；劳动生产率=当年劳动力人数/当年GDP；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进行估计。（4）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耗量/GDP；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工业废弃物产生量/GDP。另外，对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可以通过OLS进行回归填充。

（三）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不可进行简单相加，不能直接进行计算，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为：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适度性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法。

三、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基础指标在固有特性指标中的权重，并根据相应权重合成含义特性指标指数，进而根据同样的方法得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包括各个维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能力很强，其中安全性和适应性等维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687%、87.876%，已经超过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强的合理意义。

利用SPSS16.0软件做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再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其计算过程为：首先，根据协方差矩阵生成各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向量；其次，计算每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开平方根，再用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矩阵除以相应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开平方根则得商向量即为基础指标对应权重，再以同样的计算方法分别确定5个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再以同样的方法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各基础指标及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向量和权重。利用的基础指标及相应权重，可以计算经济增长质量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时间序列，最后根据每个含义特性指标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后的乘积和即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终可得2000―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别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质量增长指数表明：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和安全性及持续性也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5个指标均有正负值，说明在之前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稳定极弱的经济状况，使得指标对经济的贡献为负。但是在近3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开始有了好转，各指标对经济的贡献均为正。

四、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波动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内稳定性指数有正有负，且在2008―2010年间的稳定性波动幅度趋于稳定。由于构成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指标均为逆值标，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较大，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波动率和通货膨胀率。辽宁省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在降低物价水平的过程中，适度控制经济增长幅度。

2.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均衡协调也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协调性表现在经济结构的优化上。辽宁省的经济结构在2000―2007年指数均为负，且波动性不大，接着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说明辽宁省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变化指数上升1单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增加0.492个单位，经济结构逐年改善从而提高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消费率所占的权重为0.391，是该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基础指标所占权重最多的。对经济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的指标还有第二产业比较生产率、存款比例以及工业化率，它们在考察期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但是第一、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同时城乡收入比例和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在减小，辽宁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大。

3.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

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逐年上升，结合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权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是限制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基础指标看，2000―2010年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约是2000年的2倍。而劳动生产率却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权重还是为正的。可见辽宁省要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就业人数。

4.经济增长质量的安全性

经济增长的安全性表现在经济保障上，经济保障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因素。计算结果显示该指数对应的权重的绝对值很高，但是时间序列变化使其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主要受基础指标变化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恩格尔系数及住房面积都是影响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住房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为逆值标，二者原始数据表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消费者的偏好在逐渐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该基础指标对经济保障指数的贡献程度。

5.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

生态环境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要求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性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及单位产出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来衡量。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权重最高，说明持续性是辽宁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所选的基础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以及单位产出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对经增长的持续性影响较大，其权重均在0.47以上。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促进工业化必须重视环境改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改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有效均衡协调性、持续性等含义特性指标下表现出的经济结构和环境约束对辽宁经济增长绩效显著，而在经济波动、资源利用和经济保障上还存在问题。政策建议如下：

1.减小经济增长波动

稳定经济增长，通过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扩大就业，根据全省产业发展特点，结合产业布局，合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性劳动密集性产业及相关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容量，进一步完善各项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扶植就业；再者，稳定物价使整个辽宁省经济波动的稳定性维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加快重工业化的装备制造业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科学适用的人才培训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产业增长的动力。另外，建立高层次的人才市场，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使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配置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3.加大经济保障

不断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个人进行直接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针对性地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量，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宿条件，加强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参考文献】

[1]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

[2]温诺・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3]肖红叶，李腊生.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明[J].统计研究，1998（04）：8-14.

[4]陈浩然.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D].郑州大学，

2004.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农业；能效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333151

1 探讨农村结构变化对农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农业能源主要讲述的是单位能源在单位生产经济效益中所占的比例。广义的农业包含了农、林、牧、副、渔业。因此，本文中利用单位农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来描述农业能源效率。具体的来说，单位农业的增加值的能源消耗越少，那么农业能源效率越高。相对而言，则表示的农业能源效率越低，见图1。

1.1 探讨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对农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村经济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农业种植结构方面，使得农村的经济作物得到较大的发展。1985年我国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10872亿m2，约为总种植面积的76%，农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2009年我国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10910亿m2，约为总种植面积的69%。通过分析可得出粮食作物在种植数量方面处于持平的状态。1985年我国的农业经济作物为2322亿m2，直到2009年我国的农业经济作为增加到4938亿m2。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由图2展示。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业是农村经济的主体，粮食作物在农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粮食作物占有无法取代地位的原因有以下4个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人们消费的主要方向是食品消费；受到公社化对农业能源的制约，难以对技术经济体制进行优化；农村不仅缺乏交换市场，而且农民不能通过农作物来增加自身的收入；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影响，种植粮食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1.2 探讨广义的农业结构变化对农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狭义范畴内的农业包含种植业及栽培农作物，广义范畴内的农业还包含了林业、牧业、渔业等。自1985年起，我国狭义农业的增加值为1655.47亿元，而广义农业的增加值为2491.68亿元，其中林牧副渔业的增加值为836.21亿元，所占比例为0.5051。2009年，广义农业的增加值为35225.9|元，农作物种植的增加值为19738.7亿元，林牧副渔业的增加值为15487.2亿元。林牧副渔业的增加值与农作物种植的增加值比例如图3。

林牧副渔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跟农业经济作物的原因十分相似。经过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了我国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农作物种植业可以跟林牧副渔业进行结构上的取长补短，通过将农作物跟农林副渔业进行有效结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林牧副渔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供农民利用。

2 总结

农业产量的变化不是农业能源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农业能源效率造成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要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尽最大可能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途径，进一步提高农业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5)

关键词：弗雷泽；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47-04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西方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弗雷泽提出了一种涉及经济、文化及政治维度的三维性别正义观，三个正义维度都要求服从于参与平等这一支配性规范原则。对女性来说的三种非正义分别是：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为了消除性别非正义，弗雷泽认为需要矫正并整合三种性别非正义现象。在此过程中，弗雷泽重构了性别公平的概念，设计了一个通往性别正义的可望前景。

一、正义的三个维度以及参与平等

在弗雷泽看来，由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影响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机会，经济领域依然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分配仍旧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此相对应的非正义是分配不公，如剥削、经济边缘化、剥夺等。文化领域内的承认也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维度。“承认”概念来自黑格尔哲学传统，指的是主体间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认可或者确认。与此相对应的非正义是错误承认，如文化统治、歧视以及不承认。尽管再分配和承认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都涉及权力的不对称及从属结构，但弗雷泽还是提出了正义独特的政治维度——政治代表权。《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建构正义》一文中，弗雷泽指出：“这种二维的正义理解至今为止对我来说仍然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相信，它并不能走得足够远……一旦这一框架问题陷入争论之中，正义的第三个维度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个维度是我从前的工作中忽略的。”［1］16-17因而，弗雷泽采纳了批评者们的意见，在再分配与承认正义论中增加了代表权，即正义的政治维度。与此相对应的非正义是错误代表权。因而，弗雷泽以再分配、承认及代表权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及政治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的正义都处于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之中，但正义的每一个维度都有来自另一维度的某些相对独立性，相互之间不能还原。同时，正义理论的构建需要一个能覆盖多维度的参与平等规范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正义需要所有人能够被允许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安排。参与平等横跨当代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在内的全部领域并将其整合在一个独立的规范性框架之内。经济、文化或政治领域中出现的非正义都能成为参与平等的障碍。

弗雷泽认为，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非正义从分配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分配不公。女性由于从事着无偿的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其职业也被限定在低收入及家内服务范围内，因而在经济上也就处于被剥削、边缘化和被剥夺的处境。从承认的角度来看，性别非正义是错误承认问题。性别非正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大男子主义，也即赋予男性种种特征以特权的权威性规范建构，相反地，女性则被视作与阴性的事物相关而遭遇普遍性的家庭暴力、性侵犯以及性剥削等一系列的伤害。在这种性别等级制的文化价值模式中，女性因为其在身份等级中处于被贬低、扭曲的地位而难以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尊重。从代表权的角度来看，性别非正义存在于政治法律权力和发言权的不对称。这种非正义表现为决策制度阻止女性充分参与，以否定女性在公共商谈及民主决策制定中的平等声音等。性别非正义因而是一个多方面的、复杂的问题，它融合了分配不公、身份伤害及政治不公在内的三种伤害，这三种伤害相互影响，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中女性受歧视的实际处境。因此，对性别非正义的充分阐释必须整合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在内的所有观点。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相对独立于其它方面，而没有任何一个维度可以通过另一维度间接地得以理解领会。因而，性别上的分配不公并不是政治制度或性别歧视的身份等级制的副产品；性别上的错误承认也不是政治制度或以男权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副产品；性别上的错误代表权也并非男权主义者的身份等级制或经济结构的附带表现。从而女性以三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即经济参与、文化参与以及政治参与，与此相对应，女性在社会中拥有三种地位：经济地位

、文化地位以及政治地位。因此，女性所遭受的经济上的分配不公、文化上的错误承认以及政治排斥都会阻碍女性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最终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二、性别非正义的原因

在弗雷泽看来，女性既面临着经济上的分配不当，也面临着文化上的不被承认，还面临着政治上的错误代表权。从而性别涵盖了经济维度、文化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分配不公植根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经济结构；错误承认植根于文化领域中的文化价值结构；错误代表权植根于政治制度。从经济上来看，性别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基本建构原则，它一方面在男性所从事的有酬的“生产性”劳动与女性所承担的无酬的家务劳动及“再生产性”劳动之间进行基本的分工；另一方面，它也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高薪酬的、生产性和职业性的工作及女性占统治地位的、低薪酬的家政服务工作之间做出分工。因而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性别特征的剥削、边缘化和剥夺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从而使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在文化上，女性处于不被承认乃至恶意承认的地位。社会推崇与男性相关的种种特征的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威文化结构。这种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对女性的价值和特性予以普遍性贬低，认为将男性而不是女性作为一家之主才是合适的，从而导致制度化的社会等级从属关系。在这种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中，各种大男子主义的规范使所有领域中的女性遭受骚扰和诬蔑，遭受着性侵犯、性剥削、家庭暴力等各种各样的伤害，最终导致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与协商机构之外。因而，这种文化价值模式以等级制的建构方式排除了女性的社会参与资格并否认她们享有与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地位。在弗雷泽看来，性别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是相互交错、彼此辩证地强化的。正是由于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女性的“发言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阻碍了女性以平等的身份去参加公共领域、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及文化建构。同时，也正是由于大男子主义的性别等级制文化价值模式在国家经济体制中的制度化，导致了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在政治上，女性遭受着起源于社会深层政治结构的错误代表权。弗雷泽指出：“由于将注意力放在了成员资格与程序问题上，所以，正义的政治维度主要是与代表权相联的。”［1］17正义的政治维度涉及决策-规则及边界设置问题的本质。当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错误地将领土国家之外的女性排除在外时，当政治共同体的决策规则错误地将女性排除出公共决策过程之外时，就会出现对女性来说的政治不公，即错误代表权。 在弗雷泽看来，三个维度的性别非正义都植根于制度性地使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处于不利地位的实践和过程：经济制度否定女性所需要的与其他人同等交往的资源，阻止她们实现完全参与，从而使她们遭遇分配不当或分配不公。文化价值制度化的层级制度阻止女性实现平等的相互交往，否定她们必不可少的身份，从而使她们遭遇身份不平等或错误承认。弗雷泽指出：“我尤其认为，可能的第三种参与平等障碍可称之为政治障碍，是与经济或文化障碍相对立的。这类障碍包含了各种决策程序。这些程序从制度上边缘化某些人，甚至没有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而且可能被称为政治边缘化或政治排斥。”［2］223-224当政治边界或决策规则错误地发挥作用而否定女性和其他人一样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包括政治竞争在内的社会交往的可能性时，政治平等的障碍就出现了，从而使女性遭受错误代表权，遭受到制度性的经济、文化及政治意义上平等参与的阻碍，这些平等参与的阻碍使女性系统地处于从属地位。

三、性别非正义的矫正

在弗雷泽看来，既然女性经受着三种在理论上不同的非正义：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及错误代表权。那么她们要求三种理论上不同类型的非正义矫正：再分配、承认及代表权。

弗雷泽认为，性别作为一种二维的社会差异既包含了经济方面，同时也包含了文化方面。大男子主义的文化规范在国家和经济体制中被制度化，而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则限制了其发言权，同时也阻碍了她们平等地参与公共领域及日常生活的活动，从而导致文化和经济从属地位的恶性循环。因而，矫正性别的非正义需要同时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性别是一种二维的社会差异。既不仅是阶级也不仅是身份群体，性别是同时起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的一个混杂的类别。理解并矫正性别的

不公正，因此，需要注意分配和承认两方面。”［3］但是，两种矫正目标的对立使得其难以实现，女性主义者对经济非正义矫正方案的寻求会削弱性别的差异，对文化非正义矫正方案的寻求又会固化受歧视集体的特殊性，因而女性主义者面临一个如何能够同时既消灭性别差异又固化社会性别特殊性的分配——承认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弗雷泽设计了肯定与改造两种形式对性别非正义进行矫正。肯定的再分配与肯定的承认是在不改变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矫正社会安排不公正结果，它并不触及经济体制及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的深层结构，其结果或者是造成敌对的群体分化，或者使一种旨在矫正分配非正义的方法却造成了承认非正义而告终。改造的再分配与改造的承认致力于从经济结构及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的深层结构矫正性别非正义，改变国家对消费份额的最终分配，改变社会劳动分工，同时也通过动摇性别二分法来消除大男子主义。因而，改造的再分配与改造的承认的结合在弗雷泽看来是弱化再分配——承认矛盾的最佳策略。但弗雷泽很快就发现，改造战略尽管在原则上是更可取的，但在实践上更难发挥作用。她于是寻求一条介于计划程序上合理、但政治上不可行的改造战略与政治上可行、但实质有缺陷的肯定战略之间的中间道路——一个替代的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将肯定与改造之间最好的特色结合起来。为此，弗雷泽设计了两种同时纠正分配不公与错误承认的整合方式——交叉矫正和分界意识。前者利用阶级与身份重叠，通过一种正义维度去矫正另一维度的不正义，后者指的是社会改革对性别界限发生影响的意识。

处于全球化世界中，弗雷泽认识到，今天的女性主义对再分配与承认的诉求，已经日益与改变框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弗雷泽指出：“如果不与反对错误建构的斗争联系在一起，那些反对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的斗争将不能继续下去，更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因此，错误建构正在作为跨国阶段的女性主义政治的核心攻击目标而出现。”［1］132因而，矫正性别上的错误代表权在于祛除深层政治结构中一些制度化非正义，而将民主与正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性别非正义的矫正一方面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排除参与平等的障碍以确保女性平等的政治声音；另一方面需要对不能适当地包括在已经建立的政治组织内部的正义进行重构性讨论以改变政治组织的边界和框架。

弗雷泽主张，矫正非正义必须以参与平等为整体性规范基础从而对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三者进行整合。经济、文化及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性别非正义都可能成为参与平等的障碍，必需通过参与平等概念整合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从而将分配不公、错误承认以及错误代表权的斗争联合起来。克服非正义需要排除那些阻碍人们作为社会交往完全参与者的制度性障碍，即通过再分配以排除阻碍女性完全参与社会生活的经济障碍、通过承认祛除阻碍女性完全参与的制度文化障碍以及通过民主化排除社会交往的政治障碍。

四、性别正义的社会构想

西方女性主义自出现以来就以性别平等为目标而致力于结束性别从属的社会模式。但什么是平等？平等要不要反对差异？不同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有着不同的回答。一些女性主义认为平等就是一视同仁，平等应该拒绝差异；另一些女性主义则认为女性与男性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差异，应该重视这些差异。前者以男性作为标准在一些强调“差异”的女性主义看来会将一个扭曲的标准强加于每个人之上，后者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在坚持“平等”的女性主义看来会强化关于女性原有的刻板印象，让女性限制在现存的性别分工中。这两种关于性别公平观点的争论由此陷入了平等/差异的理论僵局。弗雷泽指出：“迄今为止，女性主义者一直把性别公平与平等或差异联系在一起。”［4］46在弗雷泽看来，这两种主张都不可能实现对女性来说的正义社会。为了解决平等/差异的理论僵局，弗雷泽主张重构性别公平的概念。

弗雷泽认为，性别公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包含与平等和差异相联系的一些概念，也包含平等与差异都没有给予应有重视的一些规范性思想。性别公平因而是一个包含不同规范原则的多元复杂概念。弗雷泽分别列举了关于性别公平的7种不同规范性原则：

1.反贫困原则；2.反剥削原则；3.收入平等原则；4.休闲时间平等原则；5.平等尊重原则；6.反边缘化原则；7.反大男子主义原则。

在弗雷泽看来，性别公平是这7种不同

规范性原则的混合物，其中的每一原则都是实现性别公平基本且必要的条件。弗雷泽指出：“除非能够满足所有这些原则，后工业福利国家才能实现性别公平。”［4］51一些社会制度安排允许同时满足几个原则而使相互干扰最小化，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则由于不同原则之间的满足会相互干扰而导致零和状况，弗雷泽因此构想了一种能够最大化满足所有这些原则的实现性别公平社会的前景，即“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的正义社会前景。为，普遍性照顾者模式既不是以男性为范型，使女性更像男性，也不是在保持男性与女性几乎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使女性的差异成为无须付出代价的事，而是要让男性公平地分担家务，使男性更像女性，使女性的生活模式成为每个人的规范。男性与女性都同样地将家计负担工作与家务劳动结合起来，以消除家计负担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性别对立，从而摧毁现存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而解构性别。在解构家计负担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对立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也随之消解了。这种普遍性照顾者模式不仅能够促进女性像男性一样充分参与工作、政治与市民社会，也能够重视与女性相关的实践，并要求男性也从事这些实践，从而要求男性做出改变。因而，这种模式既包含平等，也包含差异，它追求包含差异的平等，不仅包含男性与女性间的差异，也涉及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甚至还扩大到阶级、种族、民族、族群等相互交叉的多元差异。弗雷泽认为，只有支持这种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的发展前景，我们才有可能减少上述实现性别公平的各原则之间相互冲突，也才可能实现真正性别公平的世界。尽管弗雷泽认为这种世界不可能立刻实现，但她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拥有性别公平的世界，只有在普遍性照顾者模式前景的指导下，我们才会离这一世界更近。

结 语

弗雷泽关于性别非正义的现象、根源及其矫正的论述对全球化时代性别正义的追求有着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正义问题的不同视角。她不仅从经济，而且还从文化与政治维度来考察性别正义问题，并以参与平等这一覆盖性的规范原则来衡量不可化约的三个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以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视角对社会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错误承认以及错误代表权的交叉影响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有效地遏制了经济正义、文化正义以及政治正义的分裂，从而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诉求整合到一起，以挑战全球化世界中整体性的性别不公正。同时，弗雷泽不像其他理论家那样一开始就设计一个秩序良好的正义社会，而是从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非正义现象入手，从制度背景结构上考察女性等弱势群体及被压迫群体所遭受的非正义，致力于挖掘非正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非正义的矫正措施，这正是其正义论的深刻之处。其次，弗雷泽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差异概念。在全球化时代性别正义的追求过程中，弗雷泽不仅注意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同时还扩大到了包括诸如阶级、种族、民族等之间的差异，从而注意到多元与交叉问题，认为正义社会的目标就是致力于颠覆所有的制度性压迫结构。因此，弗雷泽号召女性主义者与其他进步的，各领域的跨国活动家一起挑战由分配不公、错误承认与错误代表权所组成的混合性不公正。这有利于女性主义挑战性别非正义，最终结束女性的从属地位。

但是，弗雷泽性别正义论也面临诸多争论。首先，在凯文·奥尔森看来，弗雷泽正义论会导致出现“赋权悖论”。参与理念的目的是让包括女性在内的公民平等地参与，而平等参与的公民既由商谈所假定，同时又是商谈的目的性产物，从而参与条件与参与结果之间存在循环论证以致产生悖论。其次，尽管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论将性别作为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构原则，但她将分配不公完全归因于经济不平等，从而忽略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才是社会非正义最深刻的根源，因为物质生产在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生产出了社会关系，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必然会导致分配不公乃至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对此，朱迪思·巴特勒指出：“对女性主义来说，性别必须被理解为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抛弃这种来之不易的见解将是毫无意义的。”［2］51再次，尽管弗雷泽提出了一系列矫正性别正义的措施，但她最终是以使群体差异解体或模糊作为解决方式，也即通过结构的改变以消除群体差异，在一些学者

来，这似乎又回到了自由主义对普遍的、无差异的人的预设。

总之，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论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女性主义正义社会的构建。尽管其思想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且面临诸多理论上的困惑及操作上的困难，但它也为西方女性主义昭示了一个更加人性化和平等的正义未来。

参考文献：

［1］南希·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高静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南希·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

［4］南希·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于海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余 青

research on gender justice of nancy fraser

xiao aiping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6)

[关键词]原始经济体；经济流；经济流剩余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19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35-06

笔者曾在“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参见《时代经贸》2011年9月）一文中，明确提出对经济现象进行动态的整体性观察的理论主张，并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以人类祖先的生存行为现象为观察起点，引出“转换”与“吸收”两大功能，进而得出“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抽象，还对原始经济体进行了深层功能结构分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及其成长进化问题做出理论描述。

经济体是一个功能体，视之不见，搏之不得，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因此，现象世界中包括人体在内的一切要素，均应被视作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1 人体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可区分为人、社会、大自然3个层次。人，是经济体得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决定性的、第一层次的体外环境，直接与经济体相关联。一物是否为有用之物，完全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不是相对于人体的有用之物或无用之物。

同样是作为经济体体外环境的社会和大自然，无论其结构如何复杂、规模如何庞大，都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作用，它们都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体。

人的行为是经济体体内功能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人及其维持生存的行为，便无所谓经济体的存在；没有人的成长，也无从谈起经济体的成长；没有人的进化，也便没有经济体的进化。要深入了解和把握经济体，必须要首先了解人。

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生物。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比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更多。甚至于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类自己还仍未完全确认自己的祖先。但经过几代人类学家一百多年的努力，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现在人类学家们几乎可以确认：人类的祖先是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用双腿从某种“神秘境界”里“走”出来的。中间经历了4次身体结构上的变化：南猿——能人——直立人——智人。

我们无力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做出更为详尽的描述，现仅就与经济体相关联的人的一些基本属性，做一个归纳。归纳过程别注意到要将迄今为止人类所认识到的自己的最早祖先南猿也包括进来。

我们把人的构成区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6个要素，即眼、耳、鼻、舌、身、意；第二部分，包含也6个要素，即见、闻、嗅、味、触、识。

包含在这2大部分中的所有要素，并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眼见一体、耳闻一体、鼻嗅一体、舌味一体、身触一体、意识一体。

眼见一体，以眼为体，以见为能；耳闻一体，以耳为体，以闻为能；鼻嗅一体，以鼻为体，以嗅为能；舌味一体，以舌为体，以味为能；身触一体，以身为体，以触为能；意识一体，以意为体，以识为能。

眼、耳、鼻、舌、身归于人的肌体；见、闻、嗅、味、触归于人的体能。肌体在意识的统领下发挥出体能，形成人的行为现象。

识，是人在面对外在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感觉、印象、记忆、判断、思维、想象等活动的能力；意，则是这种能力的来源。

远古人类祖先的意与识，在原始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限制下，是浑然未分的，处于蒙昧状态。其生存活动中的行为动机，与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随着人类的进化，本能将逐步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将逐步为智能所取代。

与经济体体内功能相联系，意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肌体，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吸收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识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体能，则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转换功能的动力来源，见图1。

随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与进化，体现在经济体中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将随之成长和进化。可以这样来形容：体能、识是经济体之“父”；肌体、意是经济体之“母”。为便于与经济体相对照，我们将人的肌体、体能、意识，统称为“人体”。

1.2 种群

社会，是经济体第二层次的体外环境，也是经济体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必备环境。但它永远不会成为经济体的直接环境。无论人类社会形态进化到何种程度，无论今后经济体的结构方式会变得多么复杂多样，人体是经济体的直接环境，这一点是始终不能改变的。

但社会又是人体赖以生存、成长、繁衍和进化的直接环境，是要对人体发生直接作用的。因此，社会对经济体的作用是通过人体间接地得以实现的。

与原始经济体相对应的社会环境是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种群。这里，需要强调远古人类祖先种群的2个特征：①种群内部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人体种群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因为，人类社会制度现象，其本质含义就是确定人体与人体之间的区分，男人与女人则是种群中人体与人体之间的最初的区分。②种群与大自然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种群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见图2。

制度现象、文化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其中的科学和技术现象，反过来作用于人体，通过人体又作用于经济体，促进着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1.3 大自然

大自然是经济体最后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广大、最为基本的体外环境。以经济体为本位，大自然首先是指日、地、月系统。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也都应当包含在大自然的概念之中。大自然与人体、人类社会一起提供了经济体赖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全部资源。

可将蕴含于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全部资源归结为3个基本要素：

第一种，是可以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以固体、液体和气体形态占有一定空间和质量的东西，譬如山泽之中与人类祖先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动物、植物、水、土、石、空气等，我们将其统称为物质资源。

第二种，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释放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间接地获得的做功的能力。譬如发自于天空的风雨雷电和来自于太阳的光线，以及来自于地下的热量等，我们将其统称为能量资源。

第三种，是蕴含于整个宇宙的信息资源。信息，20世纪才为人类所认识；关于信息的本质，说法也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息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的，区别于物质与能量，并与之相并列的第三种存在。

本文将信息定义为：人体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得越多，信息量就越大。两棵果树，这棵树上果子多些，另一棵树上果子少些。第一次在另一棵树上吃到少一些的果子；第二次，在这棵树上吃到多一些的果子；第三次就会再次来到这棵果树下。果子所处方位的不确定性在减少。

大自然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关联，与社会环境一样，也必须通过人体才能发挥出对经济体的资源保证作用，见图3。

资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指的是经济体体外环境中所蕴含的全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狭义的资源则是指作为人类生存行为直接获取对象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体，如果说广义的体外资源是广大或无限的，那么，其狭义的体外资源就总是有限的了。

与远古人类祖先生存状态相伴随的原始经济体，其狭义上的体外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既不包括能量资源，也不包括信息资源，只包括物质资源中极小的一部分，其全部内容也仅限于生长于山泽大地之中的、可供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

2 经济流

2.1 经济流的概念

人类祖先要维持生存，就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不断地重复其“摘吃果子”、“掘嚼根茎”、“擒食鸟兽”等进食行为。原始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资源要素，在加入人类祖先重复不断的进食过程，从而也是加入原始经济体体内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之前，本是一种与经济体无关的游离状态下的存在。一旦通过人体的行为被加入进来，处于游离状态的资源要素便会沿着两种功能相互作用所规定的方向，形成一股有序的流动。

我们将被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体外资源，称为经济流，见图4。

2.2 主流与潜流

原始经济体的经济流可区分为2个层次。原始经济体是以可供人体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为其直接转换与吸收对象的，因此，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是原始经济体体内经济流的主流。然而，伴随主流一同被纳入原始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还要包括部分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以及能量流和信息流。这部分经济流，并不与人体的行为目的直接关联，而是处于一种不为行为主体所知的潜藏的状态，因此可称之为潜流，见图5。

经济流中包含潜流，这一点是由经济体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有限性与体外环境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广大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蕴含于规模广大的体外环境之中的各种资源要素，其结构方式要远远复杂于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物质、能量、信息在体外环境中本是一种难以分解的混合状态下的存在，当狭义上的资源要素以主流身份被纳入经济体时，能量流、信息流以及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也必然潜藏其中。

2.3 经济流的流向

如前所述，在本文的图示法中，转换为先，位于经济体的右侧，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位于经济体的左侧，背向经济流的来源。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转换好似一面法力无边的“魔镜”，突然将体外资源要素的游离之“魂”，化为一股有序的“流”，摄入经济体体内，再抛向吸收的“胃囊”。经济流的流向与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则是相反的，见图6。

2.4 经济流的冷与热属性

流经经济体的经济流，要经受经济体体内2种功能的同时作用。从转换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由无用之物变为有用之物的过程，正是其原有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不断发生着改变、分解或释放的过程；从吸收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以有用之物被耗费或吸收的过程，则是其处在不断释放、分解和改变过程中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又在不断消失或隐没的过程。经济流在转换与吸收的功能作用下，亦生亦灭。我们比喻地称：处于转换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热”性；处于吸收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冷”性。

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变化，直接体现着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区分，因此也可以说，转换功能具有热性，吸收功能具有冷性，见图7。

在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紧密合一的。因此，流经其间的经济流，在同一瞬间既要表现出热性，又要表现出冷性。除非是转换与吸收之间发生了实际分离，否则，经济流冷热属性的变换并不会表现为经济体整体上的冷热更替。

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观念上将转换与吸收做一个暂时的分离，使两种功能各归其固有的结构方位。假想：有一股经济流正非常缓慢地以极为松散的粒子状态流经经济体。

当有一颗经济流的粒子流经白框时，见图8，黑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转换功能正在发挥作用，吸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热性，或称经济体呈热性。

当这颗粒子流经黑框时，见图9，白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吸收功能正在发挥作用，转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冷性，或称经济体呈冷性。

伴随着这股经济流的持续流动，经济流将会发生“热转冷”、“冷转热”，往复不断地交替变换。经济流密度越大、流速越快，冷热交替的频率就会越高。冷热交替的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经济流既要呈冷性，又要呈热性，结果就是动态的冷热均衡。

我们将这种冷热均衡状态，称作经济流呈中性，或称经济体呈中性，见图10。

转换与吸收，一体两面；经济体、经济流与行为现象，三位一体。转换、热性、动，三者相对应，为一面；吸收、冷性、静，三者相对应，为另一面。

转换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热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动的特征的时刻；吸收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冷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静的特征的时刻。

因此，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和行为现象的动静特征，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描述。当我们描述经济流的冷热属性的时候，也就是描述了人体行为的动静特征，同时也正是在描述经济体的功能结构。

2.5 经济流剩余

源自经济体体外环境，包含着主流、潜流两个层次和物质、能量、信息3个要素的经济流，在流经经济体之后，有2个而且仅仅是2个去向：①被彻底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之内，消失于经济体；②因无法进一步被转换与吸收，而被排出人体，留存于人体之外。被排出人体的经济流，同时也可视为被排出经济体。

留存于人体之内的经济流，将直接形成人体，维持人体的存在、成长和进化；留存于人体之外的经济流，将会直接造成人体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将会反过来间接地造成人体的变化。我们将第二个去向的经济流称为经济流剩余，见图11。

经济体作为功能体，本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其自身并不含有、也从未留存资源要素中的任何因子。因此，作为经济体功能实现产物的经济流的实体，并非果真是留存于经济体之中，而是留存于经济体的体外环境之中，即留存于作为生存行为主体的人体之内或人体之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但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实现过程与人体的行为过程却是同步进行，毫厘不差的，因此，完全为人体所吸收，留存于人体的经济流，可视为形成人体，而消失于经济体；被人体所排出经济流，也可视为是被经济体所排出。

经济流流经经济体之后会产生剩余。这一点，与经济流中包含主流与潜流的道理一样，也是由经济体体外环境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相对的广大性和复杂所决定的。假如经济体的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与体外环境完全吻合，则根本就没有转换与吸收体外资源的必要。经济体体外环境中处于复杂的、混合状态下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经济体体内功能的作用下，化作经济流之后，一部分得到了彻底的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没有得到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形成经济流剩余。

2.6 剩余的构成

经济流区可分为主流与潜流2个层次，进一步还可以区分为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4个构成。

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即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经过经济体转换与吸收的部分，以化学能或生物能的形式留存于人体之内；未能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主要以粪便或体热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在人类祖先谋求生存的活动中，奔跑时无意中碰到的石块，攀爬树木时无意间触动或折断的树枝等，以及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人的肌体的各种活动本身，都应被视为经济流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显然，这部分物质流是不能被原始经济体进一步转换和吸收的，因而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一只果子或一块兽肉，当其被纳入经济体而成为转换与吸收的对象时，其生长和成熟过程中所转换与吸收的太阳能、化学能等等，此时都具备着被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含义，此即所谓能量流。此外，日复一日的奔跑、攀爬等觅食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和流动过程，因此，也应一并被视为能量流。能量流，除被人体吸收的部分之外，剩余的部分均以热能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与我们关于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描述相联系，在摘吃果子这样简单的行为过程中，也包含着信息的流动。我们的那位祖先起初并不知道哪里有果子可摘。经过一番寻找，才来到一棵果树下。在整个过程中，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一切，已经作为“印象”或“经验”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下一次饿了的时候，他会很快找到这棵果树。没有找到这棵果树之前，这棵果树的方位对他来说是不确定的，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地减少了。这就是信息在流动。由人类远古祖先穴居的山洞通往果树的那条蜿蜒小路，就是信息流经的“印迹”。

与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经济流中的信息流是没有剩余的。人类祖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存活动中，通过感官和心智所体察到的一切，都意味着相对于他来说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的减少，都将以印象、记忆、经验、知识的形式日积月累地留存于意识之中。即使会有所遗忘，而遗忘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现象。因此信息是不能被排出人体而留存于人体之外的。

经济流剩余由物质流剩余和能量流剩余2部分构成，不存在信息流剩余。可以对经济流剩余做一个归纳，见图12。

3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在我们的描述中，转换与吸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功能存在，不难看出，关于原始经济体的描述，只要稍加改动，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动物，甚至是植物的生存行为。但必须牢记：我们所描述的原始经济体，其最直接的体外环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人体，而不是其他动物或植物。其他动物和植物均被视为存在于大自然的物质资源，都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有用之物。

原始经济体是针对远古人类祖先单个人体的生存行为所给出的一种功能描述。无论是其结构规模，还是其流量规模，都取决于单个人体的胃口容量，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原始的转换与吸收所能够推动的经济流，其主流是物质流，并且仅限于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

人类祖先生存于种群之中，这种社会结构是十分松散的，至少在觅食过程中，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在通往未来经济生活的大道上，人类祖先总是群体出发，又分头行动，各自头顶一点“黑白闪烁”的原始经济体之光。

此消彼长、冷热更替、动静有常的经济体，是这样一种功能体：其自身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却带来了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流动；其自身是物质、能量、信息循环流动的必经之路，物质、能量、信息却未在其中有一丝一毫的留存。“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①。经济体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伴随着经济流的累积，造成了包括人体在内的体外环境的变化。

经济体体外环境的变化，首先是人体的变化。人体的变化集中表现于其生存能力的增强。原先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四处寻找果子，如今早已知道果子生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摘到更多更好的果子；原先只能吃到一两种果子，如今早已知道还有哪些种果子也可以食用；原先吃不到或只能吃到野兽的生肉，如今发现偶尔拾到的被野火烧熟了的兽肉更加可口。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和深度在扩大和加深。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人体的成长又会反过来造成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原始经济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意味着原始经济体在成长。

因为人体在成长，所以原始经济体必然要成长，但其成长不是没有限度的。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要受到来自5个方面的约束。

第一个约束：结构规模的有限性。人类祖先的肌体、体能是有限的。这集中体现为其胃口容量的有限性上面。尽管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在扩大，但一次进食所能够转换和吸收的食物数量毕竟有限。

此外，人类祖先的意识也是有限的。在远古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下，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人类祖先除了直接觅食以外，其余的一无所知。人体的肌体、体能、意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有限性。原始经济体本身无法突破这种局限，因此，在本文的图示法中，用以表示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由黑白两色所构成的方形面积的大小，在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是不能改变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不表现为图形面积的扩大。

第二个约束：原始经济体体内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两相对等。无论原始经济体成长到何种程度，绝不会出现转换大于吸收或吸收大于转换的情况。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黑色面积与白色面积，始终是相等的。

第三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体内的结构方位固定不变。转换为先，永远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永远背向经济流。不可互换。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右侧；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左侧。

第四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相反，即两种功能的效用各自由大至小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表现在图形上，就是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右向左，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左向右。箭头的方向不可改变。

第五个约束：转换与吸收二体合一，不可脱离。一旦脱离，则意味着经济体的消失。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白色和黑色，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

原始经济体的6个属性：规模有限、功能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此消彼长，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前5个属性都不可能发生变化，唯一能够发生变化的，是两种功能之间的相互消长关系。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曾假定两种功能的相互消长呈线性变化，现在我们仍保持这个假定，通过图形来推演原始经济体成长的整个历程，见图13。

由体内功能增强所带来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并不表现为图形中黑白两色乃至整个方形的面积的增大，也不表现为两相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这些属性的任何变化。而是仅仅表现为：伴随着经济流的持续流动和循环累积，两种功能相互消长关系的变化。消长关系变化的结果，是两种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中的地位关系的改变。

在最初状态下的原始经济体中，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是单一而有限的，人类祖先没有进行食物选择的自由，原始经济体的体内功能极为有限，两种功能的地位关系是：吸收完全从属于转换，转换完全决定着吸收。表现在图形中，就是代表转换的白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吸收的黑色完全处于下方，参见图13-0。

伴随着体内功能的增强，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在逐渐扩大，此时，人类祖先开始获得更多的食物，并可以有选择地进食。吸收对转换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转换与吸收的地位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由此开始逐步让位于吸收功能。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原先处于上方的代表转换的白色，逐步让位于原先处于下方的代表吸收的黑色。这就是原始经济体成长的全部含义。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将其划分为6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体内的功能结构都处于不同形式的平衡状态。图13显示出7种平衡状态。

图13-0中，转换功能完全处于上方，吸收功能完全处于下方。这表明吸收完全由转换来支配。我们把这种平衡状态称为原始经济体的“初始平衡态”。在初始平衡态下，食物种类单一，数量有限，人体之外不存在选择机会。此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极为微弱的，属于经济流累积的初期。前面那位人类祖先的第一幅进食图景，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2），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此种状态。从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上，观察不到明显的阶段性区分。此时的人类祖先，严格地讲，远没有具备人的本质特征，是蒙昧状态下的生存本能在支配着人体的生存行为。

图13-1和图13-2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对等过渡平衡态”。图13-1显示出经济体开始成长。此时，人类祖先的觅食能力有所提高，与时同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有所增强。在这种增强的同时，吸收功能的地位有所上升，吸收不再完全为转换所支配。在图13-2中，吸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转换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对等过渡平衡态”下，由于食物种类增加，人体之外开始出现选择机会，但人体之内尚无选择意识。

图13-3中，转换与吸收之间的地位关系完全对等，这也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地位对等的机会，称为“对等平衡态”。“对等平衡态”下，食物种类的多样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体之外存在着足够的选择机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即将生成又尚未生成。

图13-4和图13-5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临界过渡平衡态”。在这种平衡态下，两种功能已经开始转向了各自的反面，转换功能开始让位于吸收功能，吸收功能反过来开始支配转换功能。食物种类进一步增加，人体之外的选择机会进一步增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开始生成。

选择意识一旦生成，则意味着本能开始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开始为智能所取代。本能的行为动机开始为欲念支配下的行为动机所取代；蒙昧的行为方式开始为智能的行为方式所取代。一块生肉和一块被野火烤过的熟肉，这位祖先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生肉，或同样是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熟肉。从外在现象上看，动机不为欲念所支配。但体内的真实感受会告诉他，下一次要选择那块熟肉。再有机会的话，欲念就会发生作用了。有选择意味着有欲念，能选择意味着有智能。欲念与智能的生成是原始经济体成长带给人体的最显著变化。

在欲念的支配下，人类祖先开始有选择地吃到更多种类和充分数量的食物。再也不是摘到什么吃下什么、摘得多少吃下多少。这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幸福”时光即将来临。行为过程的阶段性区分，从这里开始逐渐显露。

图13-6所显示的状态，称为“临界平衡态”。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完全处于下方。此时，受到各方约束的原始经济体所能够实现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完全让位于吸收功能。这也是行为现象上的阶段性区分最为明显的时刻。前面的那位祖先的第二次进食，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3），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这种状态。这位祖先在他图中的演示过程中，无意之间画出了一道人体体表的分界线，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发现和确认转换与吸收这两种含义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功能存在。

人体中的欲念已经形成。狭义资源上的有用之物的种类，已经为人体中的智能区分完毕。我们的远古祖先终于迎来了“想吃什么，就摘得什么”、“想吃多少，就摘得多少”的好时光。

“福兮祸所伏”。我们的祖先此刻正沉浸于幸福时光，尽情享用着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赐美食。但他们也许不会想到，就在此刻，与其生存行为形影相伴的功能体——原始经济体，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自初始平衡态，随着经济流的累积，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地位关系始终在发生着改变。但这种改变，在前述5个约束条件下，经历了6个步骤，来到如图13-6所示的临界平衡态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入了一个“死结”，达到了成长的极限，再也无法成长了。即使耗尽全部体外资源，也无法在维持经济体原有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解开这个死结。

经济结构的含义篇(7)

[关键词] 林业；可持续发展；含义；对策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含义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国家一味追求高经济效益，过度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使全球生态危机、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克服危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行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含义单一因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可追溯到 18世纪。1713年德国的卡洛维茨（Carlowitz）提出了森林永续利用理论，1867年哈根（Hartig）提出了森林多效永续经营理论。这两个理论认为木材采伐量不能超过生长量，实际上就是木材采伐单一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思想。1947年美国首任联邦林务局长苹乔特（Pinchot）提出的资源保护伦理学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首要原则是现在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与未来的消费者之间应合理地分配，最大可能的利用而不是浪费资源，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雏型。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领导之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报告里提出了我们应致力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且对可持续发展作了明确的定义：既满足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而自然条件的优劣往往又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

二、我国林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林业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林业的初期发展阶段，（1949-1978），即传统林业发展阶段。这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大量采伐原始林的过程。第二阶段是林业发展的探索阶段（1978-1992），这一时期的核心活动是在集体林区和其它非国有林区进行“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但由于对改革的目标认识不足，林业改革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其它部门，迄今未走出一条可行之路。第三阶段始于1992年，受世界环璄大会和国际林业转轨的发展态势以及我国环境恶化的现状的影响，我国的林业迈向新的发展之路，但这一过程非常漫长。特别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林区分布不均匀。一般说林区多在山区，而这些地区也是经济上最贫困的地区。因此，基于经济的诱惑，各地破坏性掠夺式采伐利用仍时常发生。这一时期林业的发展必须落实到林业的科学经营上。这也就提出了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经营模式。

三、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综合评价

1.林业的生态效益的重要性

林业的生态效益是指林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方面的正面影响。森林兼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等三种效益。在这三种效益中，经济效益往往最先受到关注，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生态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林业的生态效益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实质上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林业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时一致的。

2.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二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忽视生态环境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时期，尽管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但后期的经济发展却受到了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而增长环境恶化的巨大报复，使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萎缩。在既重视经济效益又注重生态效益的时期，不仅当期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后期的经济增长也能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当然，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注重，并非消极的注重，而是积极的注重。如果采取消极的注重，即单纯注重生态环境而放弃必要的经济增长，那么，终究会因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而导致经济效益滑坡，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撑会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失去现实意义或物质基础。

四、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依靠科技发展林业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策略是科技的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与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那么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建立林业科技创新体制

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以促进林业生产力提高；有人提出了“数字林业”的概念，即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推动林业经营和管理的精确化、科学化，加快实现林业的现代化。

3.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

坚持科研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林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与生产建设脱节的问题。要鼓励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联合开发、创办经济实体等形式，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4.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一要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的监测；二要抓好良种壮苗和树种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良种苗培育水平；三要研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木材加工、制造、利用技术，尽快提升木材工业总体技术水平，增加木材和林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5.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物质保证。在第一产业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促进以低层次原料加工向高层次综合精深加工转变的步伐；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业、花卉业的发展。要大力调整生产力布局，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型产业，推动产业重组，解决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整林产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发展优势产品，努力开拓木材林产品的新用途，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解决林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调整企业布局和资产结构，实施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