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化教育篇(1)

关键词：城乡；教学信息化；教学信息化能力；教学

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差异的现实不容忽视，认清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差异的现实需要我们以客观现实为基础逐渐减小差异，推动城乡教育体系协调发展。同时，乡镇地区教育工作者的信息化教学水平的提高一定要根据现有条件，自发地探求并研究出拥有乡村特点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乡村教育从业者不可以等到教学水平提高了再来增强自身信息化教学水平，而应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农村信息化教育水平。

1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化发展水平深层次的研究越来越透彻，促进了信息化教育水平内涵的深入探讨。当今，常见的狭义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含义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李天龙教授给定的，主要表现在老师基于信息化教育氛围中进行授课，并在学生学习中利用信息技术上课，并在各种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能力。上述能力与实际教学过程紧密相连，因此，信息化教学能力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和课程融合水平、信息化教育设计水平、信息化教育资源设计与挖掘水平、信息化教学实际操作水平、信息化教学品评水平、信息化教学控制水平等主要方面。

2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针对发展滞后的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我们常常关注制约原因：(1)相对于城市学校，乡村学校的数字化软硬件环境较差，教育者们不能开拓数字化教育模式；(2)乡村学校数字化资源的欠缺，对教育人员通过数字科技进行授课和提升教育水平也是一种制约；(3)乡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敏感度相对较差，而且对信息技能的训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2.2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瓶颈

影响乡村教师信息化教育水平低下的因素包括两方面：教师个体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而内部原因包括教育者的教学理念、信息技术认知以及信息技术水平等方面是制约乡村教育体系信息数字化教育水平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其中，内部原因中的教学理念方面是增强乡村教育者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最主要限制因素。而且，乡村老师也没能充分调动个体的主观积极性来提高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在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方面的态度不够坚决，而且信心不足导致主动探究的实际行为跟不上，这也阻碍了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水平的提高。

3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协同发展的路径依赖

3.1送教下乡

为了积极展现骨干教育力量的标杆功能，共同利用高品质的教学资料和教育力量，同时加强城市教育资源面对乡村学校的融汇。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适当协调并部署重点初高中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下乡任教。这不仅是城市教育力量支持乡村教学工作的关键，而且应该成为教育工作长期坚持的工作核心。这一工作实行的方式包括：示范教学、专家点评及报告、校内培训等方式，而且应该努力做到有效、实际、实惠。

3.2加强城乡学校的互助合作,为培养乡镇教师的信息教学能力创造条件

城市学校老师的信息教学水平毫无疑问在乡村老师之上，而乡村老师大多都是民办转公办的。大多数的民转公教育者长时间驻扎于穷困地区辛苦工作，为乡村的教育工作奉献自己的一生。然而，随着年龄的慢慢变大这些教师也暴露出观念陈旧、知识欠缺等不足，难以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所以，强化城市与农村学校和睦关系，促进城市与农村老师的沟通，完善城市农村教育人员的协作机制，既有利于促进城乡学校协调与合作,也有利于教育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在教学水平方面进行交流，在教学理念方面进行沟通，可以促进老师们互相学习，也可以促进教育人员自我信息教学水平，也可以提升学校的全面发展水平。而且，对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等情况，构建城市农村校际兄弟关系有利于让农村教育人员得到到城市学校培训的机遇，而且经过沟通和互动有利于增强乡村老师的信息教学水平。由于社会的进步国家越来越关注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地区学校早晚要完善基础设施，因此，农村地区的教育人员一定要增强信息技术水平，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

3.3增强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的培训技巧

(1)加大培训力度和针对性。对培训内容而言，应该关注连续性和针对性。在教育人员的信息技术的搜索水平、数据整理能力、对各种软件的掌握上提高培训的强度，努力弱化乡村老师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之处，增强乡村老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2)培训方式多样化。以现有培训形式为基准，丰富培训方式，将多个教学形式融合在一起，例如：信息技术平台的协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等形式，根据乡村教师的自身特点以及培训内容、培训目标、培训力度等计划出最适合的培训方案。培训人员要起到督促作用，通过与受培训者面对面的交流，或采用QQ、Email等网络工具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受培训教师的学习进展情况，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3.4提高应用综合效益

为增强乡村地区教育人员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必须构建“城乡学校共同体”,促进城市农村教学工作一体化，并提高数字化设备的完善以及利用，重点强化信息化教学建设的综合效益。同时提高自主参与意识，调动乡村教师积极性，增强教育人员的信息敏感度，将学用融会贯通，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多种模式培训，增强乡村地区教育力量的信息教学技能及水平，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3.5紧贴教学服务师生

紧跟教学,直接为一线教师和学生服务。丰富的资源是网络的生命，在资源建设中，紧贴教学实际，一方面融合现有资源，对现存资源库群进行整合，建成教育信息管理数据库。另一方面，发掘与开发各种优秀资源，开辟“名师在线”专栏，组织特级教师讲学，拍摄新课改示范课及中考、高考考前专家辅导讲座等，使农村、山区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享受和城里一样的优质教育。

4结语

乡村地区教育人员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在增强乡村地区教育数字化、减小城乡信息化差异以及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会长时间受到阻碍一定是多方面复杂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同时需要多方面协调共同促进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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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陆.信息化教育研究中的新内容：互动关系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1-17.

乡村数字化教育篇(2)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乡村数字化教育篇(3)

【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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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化教育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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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化教育篇(5)

关键词：语文教学；乡土教学；教学特色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教育的区域差异仍然突出。当今的农村学校仍然面临着师资、生源、办学条件等严峻问题。首先是生源问题，大多数均为迫于无奈而不得不就近就学，且多为留儿童；有的学校的教师大多老龄化，教学设备短缺，部分学校仍有危房。在这样的办学条件下，他们同样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同样在不断的考试中排位反思。新的理念尚未成型，新的精神又要来临。我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一些办学基础薄弱、条件较差的农村学校，如此积极的实施一系列的教学动作，条件容许吗？效果好吗？我是一个长期工作在农村学校的教师，亲历了众多的教育变革及发展，一直关注农村教育。我以为，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就应立足语文基本功，力避盲目与浮躁，主动打好农字牌，倡农村教学特色，做足乡土文章，维护生态，蓄势待发。那么，我们应倡导怎样的教学特色呢？

一、让生字卡、小黑板、录音机这些土教具重焕生机，让课堂教学实在实效

第一，生字卡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张王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字卡悄悄地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消失了，这对识字教学带来不便，尤其在低年段，没有生字卡的辅助，对教学生字的效果明显减弱。生字卡对每一个生字的字形、结构、笔画笔顺都有比较详尽的说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了它，对所要学的生字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掌握起来更准确。由于教材中没有配套的生字卡，从学生书写的情况来看，普遍出现对汉字字形、结构、笔画笔顺的模糊，书写质量普遍较差，到了六年级，许多学生在书写时前后左右不分，写出来的字失去了汉字的特点，这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由于农村教学设施尚未配套、完善，师资缺乏，一些先进的教学设备尚未到位，同时也缺乏操作人才，在人们的意识里小黑板已经过时，其实不然。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更好的教学辅助设备尚未装备，抑或不能很好地使用，此时既方便又实用的小黑板应积极推崇，充分发挥其便利的作用。

第三，由于大多数语文教师长期在农村教学，会带有乡音、土语，加上朗诵水平尚有欠缺，这对学生的朗读能力的训练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语文教师还能借助录音机放磁带，以此弥补教学中的缺憾，而今，旧的已故，新的不来，语文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认为，农村学校在一定时期内仍应使用好录音机、语音磁带，在课余时放配乐广播，在课堂中放录音，对于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极为有益。

二、上好书法课，过好写字关

写字是学习上的脸面，是学习的基本技能。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追求着分数中的极端利益，忽略了书写训练，学生书写能力普遍较差。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许多人几乎不提笔写字了。由于语文教学少了练字环节，导致有的六年级学生对持笔的基本姿势、技法一无所知，所写的字不堪入目。与此同时，由于书写能力差，作业格式上的一塌糊涂，从而失去学习的信心和勇气，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过去的学生，每周都有定期的钢笔、毛笔字训练课，表面上是为练习写字，实质上更是对汉字间架结构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随着现代化的办公条件的改善，手写量相对减少，但语文教学的流程不可或缺，缺少了其中的哪个环节，对语文教学来说都是缩水，有弊而无益。况且，过早的强调分数效益，未免有失重心。

三、农村的教育教学要尽量剔除浮躁的思想

乡村数字化教育篇(6)

1.1现状

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一项用数字技术组织的，以网络形式的，具有双向使用功能的文化创新工程。也是一项惠民工程和德政工程。它将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网络传送到城市农村的基层文化单位，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公众所享用，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工程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实现以国家中心、省级中心为龙头，市级分中心为枢纽，县、市公共图书馆为基础，农村乡村和城市社区文化站、图书室为重点的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和农村乡村的公共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网络。汇聚其它文化机构的各类优秀文化资源，以及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让公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通过“天网”或“地网”可以方便快捷的享受文化信息资源。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在新形势下实施的造福亿万农民群众的一项功在当代、惠及长远的富民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

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实施的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促进教育均等，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惠民工程。

这三项工程的实施，给基层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1.2存在问题

1.2.1财力资源的重复投入和发展不平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都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虽然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实施的，但国家财政部均参与其中，其设备的投人均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的投人占有较大的比例。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互补隶属。虽然牵头实施的部门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三者的服务对象是基本上是农村最基本的群众，在服务平台、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终端设置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经过几年建设，贵州省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中心现已具备资源接受、制作、、人员培训的能力，数字资源总量近6.8TB。贵州省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从2006年10月全面启动以来，目前已建立了省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收集整理了可供基层收看学习的各类教学节目2800多个小时，建成乡镇、村和城市的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终端站点18000个，计划到2007年底完成终端站点16000个，约占全部建设任务的90%,2008年将完成全部终端站点建设任务，基本形成全省城乡一体的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贵州省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也基本上普及到村级小学，基层网点也达到20000多个。目前，我省已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这三项工程中，无论是建立的乡镇和村级网点，还是数字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一个村既有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点又有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现象普遍存在，且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比较，设备投人和发展状况也不平衡。

1.2.2受人才资源的限制，工程的效益发挥不够理想

三项工程基本上都是依托计算机网络或者卫星传输、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为手段的高新技术来实现资源共享的。但是，在农村，特别是在贵州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县、乡镇的计算机人才十分缺乏，甚至有的乡村干部对计算机的认识还停留在表象阶段，威宁县支中心仅有3名工作人员，下属650个村级网点，几乎没有人懂得计算机的一般操作程序，各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工作人员也是有教师兼任的。各乡镇、村技术人员因工作关系，经常变动，往往接受共享工程培训的人很快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由于人才匾乏，一些偏远山区的乡镇因操作不当，造成设备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需要花很长时间到县城维修，甚至有的因经费困难干脆不去维修，形成设备闲置。据2007年9月的调查，威宁县650个村级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点，正常开展活动的不足70%，甚至个别村几乎全年役有开展活动。这种状况不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造成国有资源极大的浪费。

1.2.3数字资源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都把数字资源建设作为工程实施的重点，各自都在建立自己的数字资源。虽然各自的资源建设重点不同，但由于役有统筹规划，有许多数字资源仍然是重复的，打开各级各自的网站和镜像站，相同或者似曾相识的数字资源随处可见。特别是电子图书、影视节目等数字资源重复量较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资源传输也随之多样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远通联发[2006]1号)和贵州省委组织部、省远程办、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全省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黔组通〔2007]10号)要求，加强对“两项工程”的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推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网络优势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步骤。通过对“两项工程”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组织管理等资源进行整合，将有效地扩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覆盖面，丰富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目前，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汇集各类资源达35TB;“十一五”期间将达100T$以上，每个基层用户将拥有5万种以上电子图书、9000部以上数字视频节目和40个以上多媒体数据库的文化资源)，提升“两项工程”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2加强三大资源整合是县级公共图书馆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当务之急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相比较，虽然目前的发展规模、普及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就数字资源建设看，无论是数字资源数量，还是涉及社会领域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就成了当务之急。

令人高兴的是，进行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多次出台资源整合的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必须坚持“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充分整合各系统各部门现有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管理队伍、站点场所、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多方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因此，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的资源整合，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扎实做好资源整合，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正确政绩观，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作用，构建“远教搭台、部门唱戏、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多赢，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健康协调发展。最近，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文化厅已经就资源整合问题发出通知，拉开了资源整合的大幕。共享工程贵州省分中心还与省农业厅、省计生委、省环保局、省科协、省烟科所、省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商讨我省资源库建立的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全力配合共享工程贵州省文化资源建设。利用共享工程平台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我认为:资源整合，要立足于实现“多赢”，坚持统筹规划、密切合作的原则，明确资源整合工作任务，重点加大整合和协作力度，真正使“几张皮”变成“一张皮”。

2.1整合墓础设施和网络资源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在省、市、县三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上进行对接，实现远程教育资源与文化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终端站点同时作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基层服务网点，为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播放文化信息资源。实行“一站(点)两牌”，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实现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共同使用。中小学远程教育播出平台要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播出平台对接，让文化信息资源和党员干部教育资源进校园。

我省于2006年底建立遍及遵义全市的“文化共享工程”县级分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初步搭建起市、县(区)、镇(乡)、村四级网络构架，成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运行五年来，第一家达到了“全区域覆盖”的地级市。2007年，国家中心再次向遵义市8个县配送了8套文化共享工程设备。2008年，8个县下辖114个乡镇全部配备文化共享工程设备，进一步完善了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

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建立以来，各支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利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为改变遵义市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欢迎，被有关媒体誉为“流动的数字图书馆”。

为确保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的资源利用最大化，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得到实惠，遵义市开拓思路，强化全局意识，打破条块和部门的局限，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与遵义市广电网络、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整合，实现了“多网合一、一网多用”的目标，创建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探索出一条西部地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在2006年6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经验交流会”上，被国务委员陈至立誉为“遵义模式”。

2.2整合数字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省级“先锋在线”播出平台主页面，设置“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题栏目，播出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提供的资源。在各地州、县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大量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中小学远程教育服务，并不断开发整合资源。在数字资源建设上，根据各自的工作重点，既有分工，又有协作。

2.3整合基层站点管理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的组织管理上，各县级支中心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规划，相互协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要科学制订基层站点的活动安排，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妥善处理相互的关系，合理安排收看时间，统一组织服务活动，确保服务管理和组织活动健康有效开展。要积极探索和总结工作规律，努力形成基层站点正常运行和维护的长效机制。

乡村数字化教育篇(7)

城乡供水一体化

措施：2011年9月，独山县在距县城11.2公里之外的甲摆河建设应急工程。2012年初，又建设日供水10万吨的县城供水扩建工程。规划将全县分为北部、中部、中南部、南部四个供水区域进行科学供水，推进供水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时通过招引民资对国企供水体制进行改革，实施供水一张网工程，供水管网向镇、村延伸。

成效：“十二五”时期，共完成水利投资4.7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2倍；甲摆应急供水工程、谭尧中型水库已建成投入使用，告别“旱城”历史；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人口15万人；甲摆、洋蒙、尧弄、打渔河等一批大中型水库正加快规划建设。

城乡公交一体化

措施：按照“南北延伸、东西扩展、无缝连接、分步推进、全面覆盖”的总体要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全面实施村村通油路（水泥路）工程；科学布局城乡公共交通线路，合理设置农村公共交通候车亭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公共交通枢纽客运站点，优化城乡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公交改革，优化便民服务，进行班线车改革。

成效：已建成通村油（水泥）路119条870公里，比全省提前3年、全国提前5年实现村村通油路（水泥路）；成功引进城市公交、出租车上市营运，“的士进城、公交进镇、面的进村”全面覆盖。基本形成了以高速公路直达客运为主干，县际班线客运和城市公共客运为联接，农村客运为节点的通达城乡、互联互通的城乡客运网络。

城乡教育一体化

措施：2011年起实施“科教强县”战略，按照“小学分散、初中集中、高中聚集”布局，实施“三名工程”（名生、名师、名校），推行幼教集团化办学模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修建全省第一家县级大学城，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同步发展；积极推行集团化办学模式，开放式办学。

成效：独山大学城一期完成，目前已入住上万学生；先后与广州大学附属学校、贵阳兴农中学等签署教育发展、联合办学协议，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与江苏海安县、南京师范大学等展开教育合作；突破了28年来独山学子没有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历史”，全县初中、高中教育成绩节节攀高，跻身全州前列。

城乡医疗卫生一体化

措施：积极探索实行集团化办医，对影山、基长、上司、下司、玉水、麻尾六个中心镇卫生院的医疗业务交由独山县医院和中医院托管；加强医务人员、资源配备和管理，结合县区划调整，从社区医院调配部分人员到中心卫生院，保证中心卫生院基本医疗业务开展；实行医疗业务和学习“双向制度”，县级两家医院下派专家到所托管医院进行“传、带、教”服务，四所分院轮回选派人员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实现规范业务技术和诊疗水平。

成效：城乡医疗卫生一体化实现了群众就近就医的意愿，实现了“常见病不出乡”的目标；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成功创建二甲医院，县内留诊率达到86%；全民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计划生育实现“双降”目标。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措施：积极调动金融、通信、广电网络等资源向镇村延伸，推进公共服务网点遍及全县每个村居，实现金融服务“镇镇有”、通信服务“户户通”。扩大金融覆盖面、加强城乡金融网点建设，促进全县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全面统筹发展有线宽带、无线宽带的普及应用，积极推行宽带进村入户的发展战略；全面启动有线数字电视县乡联网工程。

成效：目前已建成金融机构6家，全县共有银行服务网点49个，遍及所有乡镇；全县光纤覆盖率达100%，所有行政村及自然村通了宽带，解决了广大农村通信难、上网难等致富瓶颈问题；启动有线数字电视县乡联网工程，新建干线280公里，全县原18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实现全覆盖，新增农村有线数字电视用户5000余户，建成乡镇四位一体化广播影视综合服务站四个，农村电商实现村村有。

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