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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结构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听说读写活动,但并非都是语文活动。语言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不是思维的源泉。一个人只有在面临与其思维能力相适应的内容,却不能对其进行正确有效的听说读写时,才是缺乏语文能力的表现。因此,语文能力应该是能够满足思维运行与发展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不是毫无限制的听说读写能力。这就是说,语文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凭借一定的思维内容,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思维能力的发展,但不可能替代和超越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发展。语文学科之所以不是按学问性质划分出来的具有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学科门类,而只是以文选为教材的教学科目,就是因为它不是为培养学生专门的思维能力,而只是为学生获取字词语汇并借以训练、培养其正确熟练地运用语言而设置的。选文可以部分或全部抽换,其原因就在于选文的思维内容不是直接构成语文能力的要素,而只是打开语文能力宝库的工具。教学实践早已充分证明,把课文内容看成语文能力结构的要素而使教师对其不遗余力地阐幽发微和条分缕析,是无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的。
阅读学、写作学、辞章学、语言学等等语文知识也不是直接构成语文能力的要素。它们虽有指导言语活动、加速语文能力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间接的、软性的、有限的。懂得写作理论,并不见得就会写作,同样,懂得语文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语文能力。语文知识只有经过无数次言语活动,积淀成个体自动的言语操作习惯的一部分,才成为语文能力的构成要素。由于语言是自由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因此,把语文知识看成语文能力结构的要素,从而使学生为学知识而学知识,反而会阻碍语文能力的发展。
因此,中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透彻理解和系统掌握课文内容和语文知识的能力,而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以满足思维运行与发展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它是由语言和对其正确熟练的操作行为构成的。
语言是词汇与语法构成的系统,这是对世界所有语言的最一般概括。但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点及其生成语文能力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汉语口语的单音成义和书面语一字一词或一字一语素而字形孑然独立的方块形体,使“汉语语法没有形态学和造句法这样两个部分”,完全“依靠语义、事理逻辑、约定俗成”来编织言语,[1]因而汉语各级言语单位的调配组合极其自由灵活,或者说汉语是有语无“法”的。[2]因此,汉语“运用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汇掌握的能力”[3],“对一个人来说,他所掌握的词汇越丰富,他的认识能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就越强”[4]。可见,吸纳大量而足够的字词语汇,对中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要积累丰富的语汇量却不是容易的。这是因为成熟语文能力所需的语汇量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必须主要采用读写大量的言语作品这种分散学习的办法来掌握,而分散学习语词因重复率少容易遗忘。汉语的语素又具有强孤离性,更增加了大量积累词汇的难度。
然而长期以来,在语文教育界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3000常用字可以覆盖现代一般读物字汇量的99%,因而中学生已经超越了以积累字词语汇为主的时期。
诚然,小学语文教学是要求小学毕业生要能够识到2500—3000常用字,但认识3000字不等于就掌握了这些字组合的全部语词。汉语几乎每个常用字都是多义的。一个“打”字多达23个义项,可同别的字组成161个复合词。《现代汉语词典》收双音词51419条,但构成这些词却只用了1972个字。何况大多数小学毕业生是并没有识到3000字的,更何况要在广泛的读写中真正够用,不识到五六千字恐怕是不行的。[5]因此,中学生非但没有超越以积累字词语汇为主的时期,相反,恰恰是需要大量积累字词语汇的时期。
中学生成熟语文能力究竟要掌握多少语词量,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这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定型或者说是“字本位”的语言,词与非词的界限不清楚,因而统计不可能准确;而且由于汉字出奇的多义和高度自由灵活而具有罕见的强大构词能力,在识了3000多常用字以后,判定一个词究竟是“熟字熟词”还是“熟字生词”,往往要依赖于一定的语境,因而即使有词频统计也无多大实用。这就是说,对语词的掌握不仅是一个识记过程,而且更是一个组合过程。所以,衡量中学生语文能力的高低,一般不看语词识记量的多少,而要看一定的言语行为的优劣。
今天,听说言语能力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读写能力同等重要。但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并不等于能同步发展。一般说来,母语能力的发展过程是:基础听说能力(生活对话能力)─基础读写能力─高层次听说读写能力(长篇独白语听说和研读、著述或创作能力)。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基础听说能力是在学龄时就已成熟了的,而高层次听说读写能力则要在中学毕业以后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中学生作长篇发言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如果不是要说的内容超越了说者的思维能力,那就是因为基础读写能力太差所致。古往今来能够出口成章的人不为少见,但大都是凭借相当的书面语功底锻炼出来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需要和能够发展成熟的主要是基础读写能力。
言语能力必须在言语活动中发展,不同环境条件的言语活动必须借助不同形态的言语工具,从而必然要发展出不同的言语能力。口语是轮番单向传递的,书面语则可以同时多向传递。中小学是以课堂班级制为组织形式的学习场所,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要求决定了这个阶段的言语训练必须主要采用能同时多向传递的书面语形式,从而主要发展学生的书面语能力。
一般说来,语汇量的积累同语文能力的发展提高是成正比的。口语是以声传情一发即逝的,书面语是以形达意历久不变的。而视觉捕捉和储存语汇的效率比听觉高30%左右。语文教学以书面语训练为主将更利于语文能力的提高。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在教学中摒弃和杜绝口语活动。复述、答问、讨论、质疑、听记等等,这些早与书面语教学密切配合、行之有效的口语活动,仍会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永传不衰;而第二课堂的朗诵会、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报告会等等,则更为少数有口语爱好和天赋的同学开辟了大显身手、发展个性的广阔天地。但这些口语活动不应该也不可能与书面语教学平分秋色,却是无可争辩的。
就社会需要和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读写来说,写作是比阅读更高因而更难掌握的能力。首先,阅读只是对语形的再认,它常常只需扫视字形的轮廊,而可以忽略其内部细节;而写作则是对语形的再现,一笔一画都必须有清晰的内存和一丝不苟的输出。因而会认的字不一定会写,能写一字则能认多字。其次,阅读只是由文到意的单向转化,而且是由显到隐、由多到少、由整到散、由精到粗的“为己”的转化,不必考虑别人的需要与可能的反应;而写作则是“物——意——文”的双重转化,它不仅有类似或等同于由文到意的转化,而且还有由隐到显、由少到多、由散到整、由粗到精的转化,因而必须考虑读者的需要和可能的反应。第三,阅读主要是对信息的筛选与索取,即抓住读物的中心、要点和必要的细节,而不必经常顾及读物的作法和技巧;而写作则是对信息的输送与装载,因而每次都必须根据目的、内容、对象和场合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技巧。第四,阅读只是脑力而非手力的操作,而写作则是脑力与手力并用的操作。可见,写作是比阅读更细致、更复杂、更富于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能力,因而完全可以说,会读却不一定会写,会写则读一般不成问题。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生活中人们总喜欢用写作的好坏来衡量一个人语文能力的高低。因此,在中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链条中,基础写作能力的发展是关键的难点环节。
由此看来,丰富的语汇积累和正确熟练地运用语汇的书面操作行为,是中学生语文能力结构的内外两个层面。
语汇的迅速积累需要经过大量而广泛的阅读——速读和熟读。熟读主要适合于从文言文中学习语言。因为文言文行文简省精练、语词密集,熟读背诵浅易的文言文,对中学生来说,是又一次集中积累语汇的机会。而从白话文中学习语言,中学生已经进入了分散积累语汇的阶段,这时只有大量而广泛的速读,才能克服阅读量大而新词新语复现时距长的缺陷。但速读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不付诸书面表达,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和孤离性强的语词就只是一晃即逝的过眼云烟,而对信息的筛选也常常只是混朦、粗疏、零碎而飘忽的内隐过程。所以,速读需要用写作来加强对字词语汇的强化与加速筛选行为的发展。而写作训练必须有写作材料和写作动力的不断支持才能得以频繁地进行。那么,以课文为写作材料,以写作要求为读写动力,让学生经常写课文提要、阅读体会、单元分析、读书报告以及缩写、扩写、改写、组写、译写等等,就不仅能迅速而牢固地扩充语词积累和解决学生常常无话可写或言之无物的写作难题,从而迅速提高写作能力;而且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学生快速筛选信息的阅读能力。这样,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就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封闭领域,而是密切配合、相互促进、节节升高的“伴侣”。可见,用写作带动速读,不仅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其阅读能力的需要。因此,在白话文教学中采用以写作带动速读的方法,能够使学生读得更加主动活泼积极有效,从而收到一举而读写两得之功。不仅如此,用写作带动速读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猎取知识的兴趣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学能力以及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有利于使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
其实,早在20年代初,先生就提出要以能作文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个标准。他认为,“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写作“是吸收的利器”。“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叙过——那种智识思想方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否则,一切感想,一切书籍的泛览,一切聪敏的心得,都象天上浮云江中流水,转眼就消逝了。[6]
恐怕可以说,以写作带动速读,或者说以写作为中心科学地组织语文教学,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和发展学生语文能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管什么事情,都会有而且只能有一个中心,只要也只有致力于抓住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其他环节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然而,1978年有人对以写作为中心科学地安排语文教学的主张,却加以彻底否定。其理由是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多中心”论。这一“多中心”论是根据语文学科杂多的性质得出来的。这种把“学科性质决定教学目的”机械地套用于语文学科的做法,加上根据“阅读和写作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行为”的认识,轻率地认定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必须各自单独培养,使得阅读教学等同于“教学生懂得课文的教学”。再加上“标准化”的盲目推广,于是便产生并发展出这么一个公式贯彻于语文教学的大部分教时: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教学生懂得课文的教学=学生听教师讲课文=把课文拆烂成无数字、词、句、段的孤立繁琐却又只是在字母中挑挑选选的练习。因此,传统语文教学的精华——多读多写、读写结合却被弃如敝屣,写作不但没有成为语文教学的龙头,反而成了学究式、猜谜式或文字游戏式的所谓“阅读教学”的附庸。结果大多数学生虽会做一些孤立繁琐的语文习题(有的甚至能拿高分),却词汇贫乏,不会写作和真正的阅读。许多初三的学生甚至连抄书也错漏迭出。尽管国家教委多次发文强调中小学要加强写字教学,但中学毕业生能把祖国的文字写得工整清秀的却为数寥寥。不仅如此,这种多中心的教学目的还使语文教学思想出现了空前的盲目和混乱:学生读写能力不过关,便认为是没有把听说与读写并重;教师讲课文时喋喋言作法、言技巧,便认为是没有转变重写轻读的观念,于是便指责那个事实上从未出现过或实验过的“把阅读当作写作附庸”的做法;课堂教学效率低下,便认为应该到课外去找出路,并美其名曰“大语文教育”;学生语文素质低下,便认为是“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似乎只有放弃对考试成绩的追求甚至取消语文考试,学生的语文素质才会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当多中心即无中心的语文教学用几十年的时间把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而前进的路子却越走越窄的时候,是否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眼光和博大无比的胸怀对“写作中心”说投以回眸一笑呢?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应编写两套教材。一套为写读课本,以思想内容为单元选编中外古今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质兼美的白话文,不考课本,以使其具有足够的使用弹性,每册起码在50万字以上。教学时以写作带动速读,考试时考适合学生思维能力的写读题。另一套为诵读课本,选编短小、精美、浅易的古典诗文,每册在2万字以内,当然也要允许有一定的使用弹性。教学时要求学生每篇都能译写和熟读背诵,考试时背诵、默写题出自课本,理解、分析题则出自课外。
注:
[1][3]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语文学习》1993年第3期。
参阅申小龙:《语文的阐释》,第412、462页。
[4]张静主编:《现代汉语》下册,第2页。
【内容摘要】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毕业生心理变化往往呈现出自信、自知、自负、自卑、自弃等多种状态。为了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有必要采用“负反馈结构”来控制语文复习过程。负反馈结构重视对认知前提、情感前提、教学质量三大教学变量的调控,通过前馈、中馈和后馈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学本身形成一个自我反馈矫正系统。负反馈结构具有六个教学环节:标的、前馈、实施、中馈、后馈、达成;具有四个特点:中介性、操作性、参与性、可控性。运用负反馈结构的目的是让师生双方“耗费最少的必要时间和精力而收到最佳效果”,使他们的素质都得到充发的发展。
【关键词】毕业生心理状态语文复习课结构负反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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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毕业班的复习课,社会上非议较多。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观念和方法的变更问题,只要立足于充分发展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基础之上,复习课同样会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复习课,尤其是高三年级的语文复习课,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从复习内容上讲,它不是原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系统地呈示教学内容的结构;从复习方法上讲,它不是盲目地死记硬背或题海演习,而是有目的地进行语言理解表达能力的再训练;从教育目的的角度讲,不应当只给少数尖子学生“吃偏饭”,而应当在复习过程中使每个学生的素质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语文复习课的教学结构(或叫教学过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不但受到复习内容、复习方法的影响,更受到学生心理状态的直接影响。
中学生进入高三阶段后,由于受以前的学习基础和学校、家庭、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一般说来,大致有自信、自知、自负、自卑、自弃等几种类型。自信者,学习成绩长期保持优秀,学习方法灵活而有效,有冷静而愉悦的学习心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有饱满的学习热情,有远大的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感、审美感、理智感等社会情操。自知者,学习成绩较好,学习刻苦认真,但方法不够灵活,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并设法提高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习热情高,有崇高的社会情操。自负者,学习成绩时高时低,学习情绪时冷时热,学习不肯下功夫,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有时盲目自满,个人修养和社会情操的表现也都随他们情绪的波动而发生明显的变化。自卑者,学习成绩不太好,学习认真但效果不显著,学习心境经常受到各种思绪的干扰,学习时面部表情痛苦,经常因处于后进而缺乏自信心,他们一般都遵守纪律,有集体荣誉感。自弃者,学习成绩差,不爱学习,学习时不专心,一般对社会上的一些庸俗现象很感兴趣,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良行为对他们影响太大,他们纪律性不强,说话表里不一,缺乏自尊心,没有责任感,但有时对集体活动特别热情,会突然萌发一些上进念头并有所行动,可是不能持久。学生的种种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学习的质量,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应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基础,不同的心理状态,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便使每个学生都有所进步。
在复习课上,我一般采取前馈、中馈和后馈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教学过程,我把它叫做“负反馈结构”,目的是尽可能地及时了解和控制每个学生的学习行为,以便提高复习的效率。下面分别从理论基础、教学功能、复习程序、结构特点、复习要求等方面试做简单的阐述。
理论基础
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控制系统中,如果系统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差值越来越大,离目标越来越远,就是正反馈;如果差值越来越小,与目标完全或基本上吻合,就是负反馈。以教学目标为出发点的教学过程,经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在学生身上产生一种学习行为,教师及时把这种行为与原定目标相对照并找到偏差值,这个过程就叫做形成性检测,或者叫“中馈”。中馈重视的是教学过程中对存在问题的及时发现、对教学措施的及时调整和对学习行为的有效控制。中馈只依据达标情况与原定目标的偏差信息对教学过程进行控制,而不考虑影响达标的干扰因素是什么,这有利也有弊,因而给矫正措施的执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一个“前馈”环节。所谓前馈,就是在进行新的教学任务之前,对学生的认知前提能力和情感前提能力进行诊断测试和了解,对发现的缺漏及时进行补偿,为学生适应学习任务做好准备。有了前馈和中馈相结合的信息准备,一般就能够顺利进行复习过程的控制,但是,要实现复习目标的达成,还必须进行单元复习目标终结性检测,这就是“后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把前馈、中馈和后馈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教学过程就会始终是合目的的,教学的输出信息和输入信息的差值就会很小,也就是说教学过程出现“负反馈”,这就是“负反馈结构”命名的理论基础。
教学功能
负反馈结构着眼于学生素质的充分发展,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充分发展,具有明显的教学预决效应。运用负反馈教学结构的目的是让师生双方“耗费最少的必要时间和精力而收到最佳效果”。这种教学结构主张以目标为中心来组织复习活动,整个过程从明确目标开始到达成目标结束。教学目标以训练思维能力为主线,以训练听读说写协同发展的语文能力为重点,以文体训练为阶段。负反馈结构重视对认知前提、情感前提、教学质量三大教学变量的调控,主张通过前馈、中馈和后馈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学本身形成一个自我反馈矫正系统;重视以情感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对教学过程的影响,注重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和调动,主张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这种教学结构的功能还在于主张学生学习负担的优化,提倡教师在保证有效完成复习任务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措施尽量减轻学生沉重的学习负担。
复习程序
1.标的教师要根据复习内容确定十分具体又便于操作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并以恰当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教学,使学生形成一定的目标意识。确定标的有两点要求:一是要系统化,因为语文课本以文章为主要内容,文章之间、单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文基础知识和能力训练点散见于各册课本,需要分类集中。所以教师要以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为依据,对语文复习目标进行系统化、结构化处理。二是要具体化,对每一节课、每一个单元的复习目标要表述得十分具体而又便于操作,不但要适合教师的教学操作,而且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操作。
2.前馈在复习单元内容之前,要对学生有关的知识基础、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等进行诊断测试;如果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对学生比较了解,也可以凭经验进行预测。针对诊断测试或经验预测所发现的问题,教师要提前进行补偿教学。前馈补偿不但可以改变学生的认知前提,消除学生认知方面的缺陷积累,而且可以改变学生的情感前提,增强学习的动机,获得学习的乐趣,确立学习的信心等。前馈诊断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选择不同的测试内容和测试方式。对自卑、自弃的学生应选择基础的常识性内容,使他们可以回答或稍加点拨便能回答,并及时肯定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对自负的学生应选择一些好像简单但又让他们回答不上的问题,以抑制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使他们冷静地对待即将进行的复习。对自信、自知的学生应选择一些具有启发延伸作用的问题,以培养他们的志趣,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前馈补偿为复习新的内容准备了认知前提和情感前提的条件,为学生全面积极地参与复习过程打下了基础。
3.实施这是复习课的中心环节。复习的内容包括语文知识的系统梳理、确定要素、辨析区别和思维能力、语言的理解表达能力的深化训练。知识的梳理、确定、辨析虽不是复习的重点,但它是培养提高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基础。复习语文知识并不是对各册语文知识的重复,而是要把分散的语文知识点条理化、结构化、系统化。要使学生在复习中掌握结构化了的整体知识,并深化对知识层次之间、知识点之间联系作用的辨析和易混淆概念的区别。因此,对语文知识的复习过程,同时也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的过程。对课文的复习,必须纳入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语言训练的轨道,这也同样面临着能力训练的结构化、系统化问题。如对语感的训练,对文学鉴赏能力的训练,对不同文体的文章的阅读能力的训练,对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的训练等等。在复习实施过程中,对复习目标的确定和复习内容的选择也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水平而定。因此,整个复习实施过程,就是围绕复习目的使全体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水平都得以提高的过程。
4.中馈无论是课时复习还是单元复习,在复习过程中要随时进行形成性测试和评价,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矫正解决。在复习过程中,要围绕复习目的,选择恰当的内容,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设计不同程度的测试题或问答题;要鼓励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复习过程,要尽可能把学生内隐的思维活动转化为可观察的学习行为。教师要根据测答情况和学习行为的反馈信息及时进行矫正教学。矫正教学分为集体性和个别性两类,前者是针对班级存在的共性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后者是针对个别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中馈是对复习目的、复习过程、学生参与程度的有效控制环节。
5.后馈一个单元内容的复习结束以后,必须依据预定目标进行终结性检测。后馈环节的关键是编制测试题,一份好的测试题应达到以下标准:第一,测试内容要与复习目标相对应,要围绕一个知识点从多角度、多侧面、多数量制题。第二,测试题排列要有层次性,按智力目标的记忆、理解、分析、综合、评价的顺序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以填空、选择、简答、写作等题型来体现。第三,要以测试语言为重点,在主要测试语言的理解表达能力的基础上,还要涉及思维能力和语文知识的测试。第四,还要照顾不同水平的各种学生,可用必答题和附加题的形式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不同需求。另外,还应注意到情感原则,试题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阅读和写作的内容要尽量接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6.达成教师根据终结性检测的反馈信息,对没有达到复习目标的个别学生,要设法进行个别辅导;对大多数学生没有掌握的内容,教师应进行集体补救性教学。个别辅导和集体矫正仍然要围绕复习目标进行,不过需要变换复习方式,变换复习角度,变换检测试题;也可利用群体学习的氛围,培养良好的班级学风,形成互帮互学的小气候,使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认知和情感诸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确保复习目标的达成。
结构特点
“负反馈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1.中介性负反馈结构是教学控制理论和语文教学实践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具有提高教学效率、发展教学理论和促进教学改革的功能。
2.操作性负反馈结构不仅有清晰的程序,而且有简约的操作规定,具有一般水平的教师均可操作运用。
3.参与性负反馈结构强调教师、学生和教学目标导引下的教学内容三者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对教师学生素质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4.可控性负反馈结构强调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和操作性,强调教学过程中前馈矫正、中馈矫正和后馈矫正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因而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复习要求
教师对复习目的的确定与表述一定要做到具体清晰,显示可操作性。复习过程中要注意听读说写能力的协同发展,要把对语言的理解表达作为复习训练的重点。反馈矫正的各个环节要加强训练,要注重不同水平学生的不同需求,以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书目
①[美]格朗兰德《教学测量与评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美]加涅《教育技术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朱智贤、林崇德《思维发展心理学》,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④张铁明《教学信息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⑤查有梁《教育模式》,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关键词】法权结构;现代经济法;权力;权利
【正文】
一、法权结构的界定
1.法权结构中的“法”。法权结构中的“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主体认知的“法”,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学者对规则及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民众对于规则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体现为学理性的著述、大众的信念;二是法律规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国家机关、国家授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三是现实表现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动者实际确立、维护并遵守的实践规则。以上三个层面分别构成法权结构的不同形态: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1]
2.权力和权利。根据政治哲学和社会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权力更强调一种“控制权”,而权利则意指一种“行动的自由”。[2]权力和权利的本质利益属性,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或资源,而扩大到了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源。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任何公民个人、团体、国家机关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资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同意,自然就会产生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时,权力与权利除了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响、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势下发生的互相转化、二者在具体场域中的不同组合,等等。
总体而言,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极端:互侵与互动。所谓“互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极化的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个体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对或者武力反抗,以及个体权利对原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的侵犯。所谓“互动”,同样是从两个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的尊重与信任;二是指有组织的、自治的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监督与信从(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础之上的配合与服从)。一般说来,法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法权结构表现为由“互侵”到“互动”的变迁。权利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也从屈服、盲从,逐渐演变为反对、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参与,再到追求自治、积极参与、严格监督,等等。当然,这是理想的变迁描述,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甚至倒退亦在所难免。
二、经济法的法权结构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就是包含或体现在经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经济法”存在应然、法定、实然等多个形态,相应的法权结构即经济法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存在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三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层次。
笔者将法权结构在性质上界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传统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侵”,与之相对,现代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动”。以此为基础,“传统法权结构和传统经济法”与“现代法权结构和现代经济法”可以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传统经济法”,从理念维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奉行单向度的“国家干预”的集权思想和“全权计划”理念,对国民经济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计划和安排;在西方社会则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绝对自由和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排斥。所谓“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互动”,表现为秉承“协调互动”的理念,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民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互动”等,在促进和张扬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体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预和市场的有限自治。当然,与传统法权结构和现代法权结构一样,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都只是一种大致的、笼统的理论概括。
三、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基本层次
(一)应然态:从共生到协调的经济法理念
应然态的法权结构是主体认知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在应然层面,体现为经济法理念对于互动的诠释。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笔者以为,经济法的互动理念从法理角度看体现为共生,从制度角度看体现为协调。
经济法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关系,在法理层面都是共生的反映与体现,是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动的高级形态,在有些场合,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甚至是互以对方为条件、须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会的组织运作中,商会对成员的组织、管理的权力与商会成员参与商会运作的权利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协调作为一种理念,其内涵也在于强调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共生。作为制度层面的理念,协调强调的是互动的制度化的理论表达,包括主体的协调、行为的协调、责任的协调等等。主体的协调是指分享经济法权力的主体与分享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在机构设置、资格认可上的对应;行为的协调是指经济权力主体行为与经济权利主体行为之间的配合;责任的协调是指权力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与权利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利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匹配。
(二)法定态: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
法定态的法权结构是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立法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于法定层面,主要体现为各种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寻求功能之间的组合以形成协同效应。就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而言,即是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将体现不同理念和原则的经济法律规范进行组合,并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节予以落实。实现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互动,在法定层面上最关键的就是完善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规划行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等经济权力必须与民众获得生活保障、获得再就业和再发展的经济权利相共生、相协调,才能发生互动的效果,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制度之间的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拆迁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发展制度之间的配合。
(三)实然态:从“互侵”中探寻通往“互动”之路
实然态的法权结构是指社会现实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来的权力与权利二者的关系,与应然态和法定态的法权结构不同,它是法权结构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表达。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层面上的法权结构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实现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因而这个层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法律的现实运行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实然态法权结构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从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现实生态来看,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实然层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协调,准确地说,在性质上离互动还相差甚远,“互侵”的现象反倒更为常见。比如商会组织不健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映了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职能错位、功能失效等状态。因此,对实然态的法权结构进行分析,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入手,从二者之间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协调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寻实现“互动”的路径。这一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理顺法权结构三态之间的关联,使得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次之间彼此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良性循环。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具体特征
(一)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
现代法权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要分散化,权力的主体也必须多样化。经济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权力、经济支配权力、经济强制权力、经济处罚权力、经济监督权力”,[4]随着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权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渐淡化,个体、社会与国家在对公共经济事务的支配上都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特别是在主体上,经济权力的分享机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经济权力、专门性机构的经济权力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等等。
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权力生态的繁荣,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中构建一个针对多元化权力本身的监管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个监管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应是“经济元权力”的创设及其制度化表达。所谓“经济元权力”,也可以称作“经济权力的权力”,即创设经济权力的权力,它是所有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在制度化设置及运作中的终极性的价值标准。经济权力是特定主体对国民经济运行施加支配性、强制性影响的资格和能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行政主体而言,其享有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权力,其从事的经济干预(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5]规范经济权力、约束经济行为的关键在于为相应的权力和行为寻求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寻求的实践进路则是探索“规则”、“元规则”[6]在经济权力和经济行为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只有确立并遵循“经济元规则”及其衍生的“经济元权力”,各种具体的、分散的经济权力才能在根本上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经济权力社会化、泛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规范与正当,从而实现与经济权利的互动。
(二)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权利是经济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获得的,实现经济目的的,满足物质利益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经济权利的发生往往并不依赖于经济法律或经济合同的规定及约定,特别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实然态的法权结构都包括了经济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权利。
与经济权力不同,经济权利不需要“经济元规则”、“经济元权利”的制约,相反,最大化地实现权利、发展权利才是经济权利的本质内涵,也是互动式法权结构的根本要求。经济权利的问题在于私权的滥用同样会造成法权结构的失衡,在经济权力缺位、越位、错位的场合下,个体的经济权利往往会因为空间的无限和监管的缺位而挤占公共空间,结果或是个别的权利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侵犯了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或是若干权利主体通过不正当联合或结盟实行垄断、限制竞争,比如价格卡特尔等,从而损害互动的法权结构,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显然,同权力一样,权利自身也要具备实现互动的要件,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构建实现经济权利的规范化,即对私权滥用的制止。比如经济法中宏观调控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主体力量之不足,市场规制法则主要是对越出正常范围和幅度的私权进行纠正或惩戒。规范和监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极、被动的,互动式法权结构还要求实现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促使个别、零散的经济权利主体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经济权利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个有组织的、自治性很高的权利网络还可以自发地形成自我规范,有效地节约权利监管和规范的成本。
(三)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即社会中介组织掌控及享有的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社会中介组织在结构上连接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替代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制造及传输以产出中立、客观、社会性的经济评价。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会,后者的代表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咨询和信用评级组织。但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容易发生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变成政府的代表,沦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权力触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种官办产业协会;而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商会组织内部发生经济学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选择”,沦为个别成员谋求私益、掌控话语权的工具,社会经济权力被个别权利主体挪用,社会权力的空间被个别权利主体挤占。
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具有经济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利主体的资格与能力,这一点使它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互动之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是实现及保障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关键。然而,这种双重的资格与能力也造成了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的重大难题,因为单向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管机制此时已经难敷其责。要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应是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权限是“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总和”。[8]经济权限强调在经济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力与权利的复合,事实上是看到了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仅有经济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支点完善法权结构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个支点就是义务。通过将义务同时附着在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之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倚赖,保障法权结构的互动格局。因此,经济权限本质上是一种法权结构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经济权限制约机制,是解决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权力及权利监管难题的关键。
【注释】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4]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5]单飞跃:《经济哲学论纲——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建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9页。
[6]规则,又称“规则的规则”,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面对迅速变化、激烈竞争的环境,要求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流程、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各种管理体系都要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来运作。作者通过多年在“五大”之一德勤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经验,发现我国很多企业基础管理中的战略、组织结构、流程、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各管理体系没有融为一体。例如,企业的财务部门是财务管理工作的牵头者,但是财务人员却往往限于会计核算而忽视了财务管理职能,使财务难以起到辅助决策的重要作用。本文介绍在财务管理中融人组织管理的方法,以使财务管理体系与组织结构体系形成有机结合,从而为拓展财务人员的思路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乃至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
为便于理解,作者建立了在财务管理中融人组织管理的模型,如下面五角星图所示(略):
五角星图左上角:组织结构本身要在财务管理中融人组织管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企业分工与协调的基本框架与形式,是对企业人财物、销等一切资源与流程的指挥协调系统。组织管理,就是要使组织对环境变化迅速作出恰当反应,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调整,减少无序和混乱,从而保持竞争优势。
组织结构就象企业的骨胳系统,承担着企业内外各种压力。组织结构设计可以分为五个步骤进行,即明确各管理层的分工与定位、设计部门职责和每个岗位职责、分配权力使责权对等、根据管理线条设计沟通协调渠道、设计规章制度。
五角星图上角:从组织结构影响战略的方式来优化财务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应根据战略进行总体设计,并确保企业各管理层在战略制定上没有重大分歧,这要求财务预算和预测尽可能准确,为战略决策提供财务信息等支持,以财务专家的水准提供内部管理的专业意见;其次表现在能够形象化地表述财务意见,充分地与管理层进行沟通,从而使财务真正成为企业家的左右手。
战略实施中各级管理人员应配合默契,这要求针对不同业务的特点设计财务报告,落实基层业务部门应提供的财务信息种类和加工传递流程,使财务信息充分反映战略实施的情况,从而使财务配合组织结构管理在战略实施中扮演重要角色。管理风格与企业文化相匹配,要求财务管理风格适应企业文化氛围,财务部门应在财务信息保密的基础上,对其他部门开放财务信息,改变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隔阂的局面,使其他部门更多地了解财务部门,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其他部门的业务活动和管理风格,使财务管理风格与企业文化相匹配。
五角星图右上角:从组织结构影响流程的方式来优化财务管理体系各部门业务管理线条应清晰有效,要求设计各类业务凭证和单据时,要做到清晰、规范、全面,既方便业务人员操作,又易于获取财务信息,使财务信息重点反映业务部门所关心的问题。会计核算工作最难的就是分类。财务人员需要对业务进行科学、清晰地分类,提供能够纵向、横向多种方式汇总的财务表格与报告,让非财务专业的人员能够读懂财务报告。这样做能够促使财务管理深入业务当中去,提升财务管理的地位。
决策者应熟悉业务而使管理具有针对性,高效的管理决策要求各级财务人员熟悉业务,不能光靠形式上的严厉控制而要以合理的低控制成本去控制业务流程上的关键点,从而科学地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营造更加规范的内部控制环境,使业务、财务、人事、质量管理等各专业管理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保持和谐、信任的关系,以事前预算、事中追踪、事后审查的全程管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全流程跟踪控制,实现营造崇尚效率、业绩与能力的氛围。
五角星图左下角:从组织结构影响人力资源的方式来优化财务管理体系组织结构设计要求权力文化鼓励创新和打击守旧势力,财务部在配合人力资源部设计考核指标时,就要在充分反映业绩的基础上,增加对创新、效率等方面指标的考核权重与考核力度。企业领导都喜欢熟悉业务、稳健成熟的人才。但是,企业在当今激烈变化的环境中,被动地守业是要不得的,只有主动地创业才是生存之道。正如海尔董事长张瑞敏所说,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就象斜坡上的球体,向上的推力一旦减弱,企业就会下滑,再想阻止企业下滑的趋势,就会难上加难。企业需要创新人才,不仅局限于业务部门,管理部门也是如此。因此,设计对创新、效率等方面的考核指标,为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提供相关的信息,是财务管理有效的增值服务之一。
管理人员的无能、过于保守、不负责任,应能够从其财务报告、考核指标中得到明确反映,这要求财务考核指标体系必须全面,可以通过引入平衡计分卡的方法进行设计,以做到奖惩分明。
五角星图右下角:从组织结构对财务管理的直接影响出发来优化财务管理体系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应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其管理层次包括从母公司到各部门、事业部、子分公司等各个层面;管理范围应当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等各类活动;管理内容应当包括预算与计划、资金管理、财务指标考核、采购与销售管理、会计核算、财务风险预警等;而支撑这些的则是财务信息系统。
组织结构是一种辩证法,它包含着集权与分权、集中与分散、调和与对立、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这四对基本矛盾,这就要求使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去设计财务管理体系,以确保财务管理能够与组织结构无缝连接,具体表现在下面五个方面:
1.各管理层的定位应当是,基层管理人员以遵循制度进行督导为主,中层管理人员注重通过改善获得实效,高层管理人员则需要不断创新以推动企业发展。这要求合理配置财务决策权,在确保有效控制的基础上,企业规模越大,技术越复杂,则应赋予中层管理人员更大的财权,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2.部门设置的依据是业务活动的内在逻辑关系,这要求会计核算的成本中心、利润中心等也根据业务活动的逻辑关系设置,使财务分析能够深入业务,实现会计核算与业务活动的无缝连接,为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3.根据每个关键岗位业务流程中的关键控制点设置其权力与责任,做到责权对等,这要求仔细分析主要业务活动的所有关键控制点上都有适当的财务控制并切实得到有效执行。同时,重要管理岗位的相互兼职不能破坏财务控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