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导论论文篇(1)

作者：向钘 单位：毕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毕节学院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

蒙太格是第一个用模型论的方法定义和处理索引词的人，卡普兰则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索引词的演绎系统的人，蒙太格语法是逻辑语法学科群体的根本前提和开端，而逻辑语法与蒙太格语法有内在的关联性。蒙太格语法的特点是：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符号系统，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思路。蒙太格语法的产生标志着语言逻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语言逻辑的发展阶段，逻辑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英国逻辑学家萨莫斯创立的TFL系统是一个用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以传统逻辑的自然句法为主体、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为用的传统形式逻辑的代数系统，即一个自然演绎系统。[1]1-8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开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开创时期。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系统地介绍国外语言逻辑思想的同时，对语言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在5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的语言逻辑思想，开创了国内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之先河；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扩充逻辑词项、构建新的逻辑系统，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70年代末，他在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建立自然逻辑的思想，该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问题、意谓和意思、带有感彩的语句（评价语句、成功交际）；80年代以后，他逐步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明确提出应该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逻辑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功能，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2]329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邹崇理的专著《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和蔡曙山的专著《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为典型代表。周先生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预设、隐涵为核心范畴的语言逻辑体系。21世纪初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出版）为新的起点。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定义汉语特有量词的FC系统。从国内语言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来，周礼全在其中起到开创、奠基和推动的重大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萌生出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和脉络，有必要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经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下述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萌生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契机1.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可以参照的只有苏联的发展模式，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当时的首选。社会主义改造涉及面十分广泛，学校也在改造之列。蒋绍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工作”[2]189。在高等学校教育层面，这次改造工作“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3]190，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周礼全先生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正如他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所说：“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3]5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工作中，周礼全先生萌生出自然逻辑思想。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里汇集了南北8个大学的逻辑教师，这些教师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定期就如何进行形式逻辑课程内容改革的问题召开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各个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这条基本原则，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4]6对形式逻辑课程内容的改革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改革。而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这条原则，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在形式逻辑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周先生本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正如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所说：“‘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4]10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里不仅参与对逻辑学课程内容改革的讨论，同时还对改革课程的基本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独到见解，从而萌生出了形式逻辑结合自然语言的思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周先生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这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道，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修正》的四点修正意见时指出的：“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教研室时的思想。”[4]102.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催化了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期间（1949年至1952年秋）参加了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组织的，金岳霖先生召集的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每周召开一次的逻辑讨论组，该讨论组直到1952年秋天才被解散。他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极大，“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3]4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还在绕着30年代遗留的许多逻辑学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由于在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高等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中国逻辑学界引进翻译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学中学逻辑课本，聘请一些苏联逻辑学教师到中国高校授课，还把高校的逻辑学教师派到苏联去学习逻辑学知识。[2]101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学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逻辑的高潮。受此潮流的影响，国内逻辑学界也跟随苏联展开了历时10年的大规模的逻辑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但对逻辑学的学科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逻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就是在此时开始萌芽的，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50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萌生的理论之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和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推动下萌生的。正如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和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80年代后开展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期间开启端倪的。周礼全在中国最早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59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和1961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应该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中，提出了构建自然语言逻辑的设想。”[2]11957年反右风暴和之后的“左”倾错误中两度下放农村，为其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实践基础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还受到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进攻。”[3]216从那时开始，反右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运动打断，直到1960年才基本结束。周先生当时由于集中精力整理《黑格尔的辩证法》草稿而逃过一劫，但发生在周先生眼前的事实使其决心远离哲学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此外，反右运动“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4]9。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礼全先生提出了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后来该书由5个人（包括他）分章完成。反右的风暴虽然对周礼全先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而言，反右的另一后果是自己在1958年秋至1960年底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被两度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1958年秋，他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被派到河南七里营参加为期3个月的田间劳动。这也是解放后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回到北京后，他利用几天休息时间写了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哲学研究》1959年第6期）。1960年2月，他被下放到山东曲阜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年底，才带着一身浮肿疲倦不堪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周先生去上海亲戚家探亲，在没有专业文献的情况下撰写了标志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形成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该文于1961年5月26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上述材料说明，周先生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因祸得福，为自己研究形式逻辑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1958年秋至1960年底期间的两度下放，则为其直接接触工农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能够亲身了解工农兵对逻辑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了解并进一步思考形式逻辑理论与实际思维结合的问题，为其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这一名篇中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实际思维的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及他当时之所以写《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的原因时说：“具体情况已不能记忆。很可能与《逻辑通俗读本》有关。”[4]10基于此，也可以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一个独特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中央于1956年4月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确定的发展和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该方针为所有的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方针的提出不仅为周先生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为理论依据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文顺利刊发创造了良好的时机，而且也为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对形式逻辑批判和补充、探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明确提出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结合语法和修辞等思想的产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是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非常重视逻辑学的学科发展。1956年春节期间，在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对金岳霖先生说：“数理逻辑很重要，应该搞。”[2]114并建议金先生写数理逻辑方面的书，写好后送给他看。的谈话使逻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向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逻辑工作者约稿并大量刊发该类论文，全国掀起了一股宣传、介绍数理逻辑的风潮。对数理逻辑学科发展重视的同时，也很重视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学习。1958年，要求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三种性质；准确性是逻辑问题，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畴；鲜明性和生动性，不仅有逻辑问题而且还有词章问题。[2]107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同志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次提到一个学科的发展问题，说明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视非同一般，客观上必然会推动该学科的迅速发展，数理逻辑的发展情形证明了这一点。而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不可能不受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视逻辑学学科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推动。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要准确地把握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就要将他的这一思想放到当时时代背景下去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通过对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影响下，在当时我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和鼓励下，在1957年之后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夹缝中酝酿产生的，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思想成果。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源于周先生在学术上的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也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的典范。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2)

关键词:逻辑教学;现代化;先进化;逻辑教育体系;现代逻辑;逻辑思维素质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24-07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宪钧教授等学界前辈倡导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有力推动了我国逻辑事业30余年的长足发展。我们认同张家龙研究员关于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已“初步实现”的判断及其“五个一批”的判据,同时也赞同将“全面实现”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作为我国逻辑工作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应当清醒地看到,与逻辑教学与研究的先进国家(包括英语世界、西欧和北欧国家等)相比,要达到“全面实现”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任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对“目标”本身及其实现途径有比较清楚的把握。本文拟结合南京大学和国内相关高校的逻辑教学及相关工作实践,谈谈我们对“全面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一些认识。

一、关于逻辑学专业研究生培育

在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的现行学科建制中,“逻辑学”属于“哲学”门类“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专业)。就逻辑学专业研究生培育来说,“初步实现”教学现代化的判定是有较充分的根据的。其显著标志是,几乎所有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都列入了现代经典(一阶)逻辑和(狭义)模态逻辑为专业必修课程,尽管实际教学水平会有所差异。我们认为,逻辑学专业教学现代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将这两大经典基础理论学习与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并能真正取得实效,使学生能够运用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从事逻辑学各方向上的研究;另一重要标志是使学生能够对逻辑学的历史发展有比较系统深入的把握,对基础逻辑、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各领域的最新进展有相对全面而又有所侧重的把握;第三个标志是学生能够在特定方向的研究中通过学术史的把握走到当代学科前沿,能够做出真正富有新意、有所建树的工作,特别是对博士研究生而言更是如此。我们认为,这三个“标志”也就是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发展,我国哲学学科招收逻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单位已达13个,招收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单位达60余个。南京大学哲学学科于198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开始招收逻辑学方向博士生,200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成立了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迄今逻辑学专业共授予硕士学位71人(其中上世纪80年代12人,90年代15人),授予博士学位25人;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16人(含美国留学生1人),在读博士研究生16人。我们在逻辑学专业设立之初,即支持并贯彻教学“现代化”的思想,并逐步明确了上述“现代化”理念,将之作为研究生培育的指针。

就当前的教学状况而言,在前述第一“标志”方面,南京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首先突出强调现代逻辑基础的严整的学习与训练,这主要通过贯通一年级全年的“一阶逻辑与一阶理论”和“哲学逻辑研究”两门课程实现;其中除一阶逻辑与狭义(真势)模态逻辑的基本训练外,也努力使学生了解数理逻辑“四论”特别是集合论和非经典逻辑学科群的基本知识,从而使学生获得比较扎实的现代逻辑功底和相对完整的现代逻辑观念。在逻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也提出一个基本要求:无论是哪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都必须继续强化一阶逻辑、模态逻辑及集合论的学习与训练,并根据生源实际落实不同层次的训练计划,其别强调了逻辑语义学的学习与训练,向学生明确这是进入当代逻辑科学研究领域的“通行证”,只有真正学会“走路”才能在研究领域“起跑”。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3)

周礼全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贡献，对于中国逻辑学界的学术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周礼全也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还坚持正确传播传统逻辑知识，否定了传统逻辑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一、逻辑的定义

在逻辑学家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什么是逻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周礼全也曾经说：“逻辑的概念是发展的，一千年前，人们大概不会认为归纳逻辑是逻辑；一百年前，人们大概也不会认为递归论是逻辑。不要争论是不是逻辑，这要看如何定义“逻辑”。”在他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中，认为逻辑是交际的工具，可以为更好的交际服务。这些话，都充分说明了周礼全的大逻辑观，认为关于逻辑的定义是随着时代得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谓大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传承而来。在我国，周礼全一直倡导发扬亚里士多德的大逻辑传统。而众所周知，在形式逻辑发展成学科之后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就是数理逻辑，周礼全在模态逻辑研究方面也造诣极高，他于198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模态逻辑方面的专著《模态逻辑引论》。代表我国逻辑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之一的逻辑学家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认为“逻辑”一词可用来谈论非西方文化中的那些与西方文化中逻辑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逻辑。这些研究思想都深受周礼全大逻辑观的影响。

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论文联盟

国内公认，自然语言逻辑是周礼全倡导的研究方向。周礼全受罗素的影响很深，他在大学期间就把重心放在了逻辑实证主义上。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萌芽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时四十年，周礼全主持编写的他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标志着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成熟。他吸收了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观点，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意义的分层理论，语境，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以及成功的交际这四个研究问题。下面我们就对周礼全的四个研究重心做具体阐述。

1、意义分层理论。周礼全认为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就是根据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规则和交际语境，语言的使用者应用这个语言形式所表达或传达的思想感情。据此定义，可以把语言的形式划分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交际语境中的话语。这四种语言形式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较为简单的语言形式的意义作为有机成分被复杂的语言形式的意义所包含。四层次理论是周先生的一个创新，是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

2、语境问题。语境是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从意义研究中发展而来。他将语境分为四种：co,cs,ch,csh.这种划分是以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角度为出发点的。co所包含的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说话者不一定知道的因素，cs表示说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h是指听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sh则是听话者和说话者都知道的语境知识，这些与预设，隐涵，意义和推理等研究都关系十分密切。

3、推理过程中情感的作用。1996年9月，周礼全在同浙江逻辑工作者的座谈中提出“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的研究课题。早在1978年，周礼全就提倡自然语言研究要带有感彩的语句，但是情感一直是逻辑研究中的，是心理学的范畴，评价语句仍然属于语句，但是情感却可以超越语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推理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成功的交际。对于什么是交际，什么是成功的交际，他都做了明确的解释：“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某种思想感情，这就是交际。”“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了说话者希望他产生的思想感情，这就是成功的交际。”而且，周礼全还给出了语言交际图式具体说明了准确的传达，成功的传达，准确的理解，成功的理解这几个概念。

三、模态逻辑研究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4)

【关键词】辩论文本 本国英语学习者 语篇逻辑性

一、引言

逻辑连接词是语篇是否连贯的重要因素，也是逻辑性思维的重要载体。而英汉语之间的形合与意合的差别则使逻辑连接词具体的使用方法产生了差别。这就导致了EF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外语的语言学习者，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在英语辩论中会出现逻辑连接词使用不当的情况，从而无法有效的表达己方观点。EP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母语的语言学习者）对于逻辑连接词的使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相比于EPL，EFL在使用逻辑连接词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哪些可以借鉴进而得到提高的呢？本文将利用X-Mind思维导图软件将EFL和EPL的辩论文本可视化，重点研究两类英语学习者的逻辑词使用，为EFL提高辩论逻辑性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逻辑连接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以提高翻译质量为最终目的针对逻辑联结词进行的研究，旨在通过规范逻辑连接词的使用，增强译文的逻辑性，从而做到信息的有效表达。其次是将中英逻辑连接词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通过观察在不同文化差别下连接词使用的频率、位置，总结造成逻辑连接词误用的原因。较为突出；最后是⒙呒连接词与各个专业领域相结合，规范连接词的使用的研究。其中涉及到英文新闻报道、外文学术期刊写作、高中英语议论文写作以及轮机英语等方面，但未见将逻辑连接词与英语辩论演讲进行结合的研究。同时，研究手段多以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为主，最终以表格呈现，不够直观且单一。

三、衔接理论

逻辑连接词体现了语篇的逻辑连贯性，在英语辩论赛中，辩手发言有良好的逻辑能够帮助其更有效的传递观点，从而赢得辩论比赛。而良好的逻辑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用好逻辑连接词。逻辑连接词有很多种类，韩礼德（1985）将逻辑连接词分为：详述（col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增强（enhancement）三大类。而国内学者廖秋中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习惯特点将逻辑连接词更加详细的分作以下几类：

1.信息添加（and，too，furthermore，besides，most important…）

2.因果关系（because，for，since，as a result，therefore，according to…）

3.转折对比（although，however，still，but，nevertheless，in fact，rather…）

4.层次列举（firstly，to begin with，on the other hand，next，in the end，before…）

5.解释举例（for example，such as，namely…）

6.表示总结（in a word，briefly，in short，to sum up…）

我们将依据廖秋中的分类理论，对EFL和EPL在英语辩论中使用的逻辑连接词进行分类，逐类进行对比分析。

四、文本转写及制图

辩论文本摘自2016年度北京辩论挑战赛决赛的两位位置相同的辩手的发言，（同学1属于EFL而同学2属于EPL），通过人工转录、软件校对、人工复核，将视频资料转录为文字数据，利用X-Mind软件绘制成思维导图。

五、图例分析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EPL的逻辑思维导图内容较为复杂，形式较为多样，但思路较为清晰，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而逻辑连接词本身也比较多样，在达到目的、发挥功能的前提下，会使用相较口语化的连接词。而反观EFL，无论是逻辑结构还是连接词都较为为单一，具体的问题如下：

1.不同类别逻辑词混用。在观点部分的延伸中，为了进行两方面分析，同学一使用了firstly和and，但根据连接词的分类方法，firstly应该搭配的是second，二者皆属于层次列举类的连接词，而and只表示简单的并列，这是层次列举类和并列关系类的混用；

2.逻辑连接词缺失。在第二个论点中在进行对evidence和第一个conclusion的阐述时没有关键的逻辑连接词，使得结构不够明确；

3.逻辑混乱。同样在第二个论点当中，同学一依次进行了evidence、conclusion、comparison、conclusion的并列式叙述，但evidence、comparison、conclusion不属于同一层面，而是递进关系，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类别的逻辑连接词，造成逻辑混乱；

4.重复。由于整体逻辑的混乱，导致了延伸部分的分析与第一个论点中的分析内容重复，同时也没有使用任何解释举例类别的逻辑连接词进行提示；

六、结语

论点和例证是辩论发言的整个框架所在，它在帮助选手构建发言内容的同时，还在比赛中为评委老师提供评判思路，赢得比分。构建逻辑性强的论点和例证更是可以提高选手的逻辑思辨性，对于其他领域的工作学习也有帮助。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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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s，Martin.The Five Clocks[M].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1962.

作者简介：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5)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于ESP教学与EGP的争论就已经存在。2004年，蔡基刚在其文章中，再次对ESP的理据提出支持，指出由于中小学教育对于英语的重视，语言的基础已经在大学前打好。继续在大学阶段进行普通概念的英语教学，是一种重复性建设。同时他也指出，提出专门用途英语决不是要替代或削弱基础普通英语教学。它们不是对立的或互不相容的，基础英语教学和ESP教学是为实现同一教学目标的两个层面。在实际的教学中，长期的通用英语教育，以考试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学双方都产生了极其功利的学习态度。以ESP为主导的教学思想，在没有脱离开功利目的的学习预期之下，就难以达到良性的产出。同时，现有的外语教学模式，基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将语法、词汇、逻辑表述等分块割裂开。传统的EGP教学都是以词汇语法的习得输入为主要途径和手段。在少数的科技英语相关课程中，也只是以相关专业文章作为教学平台，注重词汇讲解和翻译训练，难以达到全面的技能提高。盲目进行ESP教学，只能是将EGP的教学模式代入，简单停留在词汇和翻译阶段，学生获得的更多仅仅是词汇压力和考试压力，于专业几乎毫无帮助。“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虽力图培养外语全能，其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往往外语不能，专业没学好，对国家和个人来说实在得不偿失”。

2逻辑数理智能与语言学习

2．1逻辑与语言

逻辑学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蔡曙山通过对数学及逻辑的发展，认为“就逻辑与数学的关系而言，逻辑不必假定数学，而数学却需要假定逻辑;就逻辑、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并非所有学科都要使用数学，而所有学科都必须使用逻辑。”也正因为逻辑学时众学科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逻辑学作为一级学科，列于各学科之首。金岳霖先生曾说，为了工业化不可只注重工程学和经济学，一定要同时发展纯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金先生主张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展逻辑学。国内逻辑学者提出，逻辑学的研究要注意结合自然语言，注意语言的表述意义、表现意义和激动意义。形式逻辑要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结合自然语言不单是用逻辑翻译自然语言，而且要研究丰富的语言中的逻辑形式。语言逻辑的研究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导致逻辑学的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近年来，逻辑学又发生了认知转向。当我们将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逻辑、语言、认知，实际上就是第二语言教学中最需要关注的三个层面。以逻辑为主导的语言教学，既符合逻辑学的发展趋势，也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更符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考虑的大脑认知能力的各种理论和假设。

2．2逻辑数理智能与语言智能

霍华德•加纳在其著作《多元智能》一书中提到智能的多重构成。其中，语言智能(Linguisticintelli-gence)、逻辑数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intelligence)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的逻辑类型中，最常见的是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科学方法会综合运用两种类型的逻辑:假设通常由演绎推理发展而来，而结论则是建立在归纳思考的基础上的”。教师在向学生讲授和解释英语语言中的形式逻辑，主要应向学生解释逻辑检验中的论证是如何建构。在教授逻辑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心智，帮助学生了解逻辑的各个环节是否有效，证据是否充足。事实上，逻辑数理智能和语言智能是智商测试的主要基础，传统心理学家对这两种智能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这两种智能被认为是可以跨越不同领域或专业解决问题的“原始智能”。在其他智能的开发中，语言智能和逻辑数理智能都是基本智能。多元智能理论中谈及的智能还包括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及自然认知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智能的开发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基础的语言和逻辑数理智能。作为语言教学，首先注重的是语言智能的开发培养，并注重逻辑数理智能的同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辅以其他智能的开发。例如，通过团队合作，就可以很好的开发人际关系智能;通过个人演讲和表演等形式的任务布置，则能够将学生的自我认识智能进行提升。

3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逻辑教学设计

鉴于逻辑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语言教学中进行显性逻辑的相关教学即成为必须。在初高中阶段，具备基本的词汇积累之后，学生的基本语言能力达到自觉输出和惯性反应的前提下，可以在英语课堂中进行逻辑教学的补足。事实上，也只有在足够的心智支撑和语言积累的前提下，逻辑教学才称其为可能。当高考入学为教学指挥棒的前提下，在初高中英语课堂开展逻辑教学模式，存在一定客观难度。而在大学中开展相应的课程，既能使大学英语教学脱离“空心课程”的怪圈，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学术思维训练和专业实践提供基础的智力保障。大学英语在目前阶段要求多数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必修，是在大学基础教育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人文学科课程。在语言教学中，有目的的导入逻辑教学，可以对处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逻辑判断，对热点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而非盲从书本和权威。鉴于初高中英语教学中，对于逻辑思维培养的忽视，在大学阶段以相关性课程进行逻辑智能的培养，可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强调大学英语中的逻辑教学，并非是要用英语进行逻辑学授课。多数逻辑学的论文及著作中都存在大量的公式，而这会让文科背景的教师产生认知恐惧，且缺乏足够的数学基础，阅读此类文章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更遑论进行教学。将逻辑带入英语教学课堂，主要是从语言本身的规律出发，帮助学生理解实际语言使用中存在的逻辑问题。由于在中国逻辑的发展中，各种类型的逻辑混杂，界限不明，且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对于语言结构的形式逻辑没有独立出来，而这才是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教学和解释的重点。基于以上讨论，结合教学实践中的一些积累，笔者提出对大学英语课堂的逻辑训练可做以下尝试。

3．1逻辑判断测试训练

英联邦国家通行的雅思考试(IELTS)中，其判断类题型在很大程度上考察的是学生的语言逻辑能力。学生在实际做题中，对于NotGiven的概念模糊，其根源在于逻辑能力的欠缺。此类题目曾经在四六级考试中出现过一段时间，遗憾的是现在已经被剔除出测试体系中。这种题型，即可作为基本的语言输入教学的材料，对学生进行训练。例1:(原文)Manylecturesfindtheirjobveryrewarding．(题目)Themajorityof/all/someofthelecturersgetsatisfactionfromtheirwork．此例中涉及对于全称量词(universalquantifier)和存在量词(existentialquantifier)的差异理解问题。most和many的问题如果独立出来，从数学集合的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虽然这一概念在数学集合概念中已经习得，但是学生显然没有将其转移到语言分析中。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却很快的跳入后句的词汇含义的比较，或依旧无法摆脱翻译式阅读的定式，缺乏对基本的集合和逻辑概念的思考。例2:(原文)Inthebusymodernworldwelivein，itisveryeasytotakeforgrantedmanyofthethingsourforebearshadtostruggletoachieve:adequatelyheatedhousing，andsufficientfoodonthetable，tonamebuttwo．(题目)Ourlifearebetterthanthoseofpeopleinthepast．此例中如果对于内涵(intension)和外延(extension)的概念模糊，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进行形而上的逻辑判断，将温饱简单等同于生活质量。此例也比较典型的反应出学生在进行判断时，缺乏对比较信息的构成分析。这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即使脱离开语言教学的环境，学生也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误导同时缺乏逻辑判断而被谣言欺骗。国内学者研究中发现，在二语句子加工过程中，词汇意义的激活和提取先于句子意义的建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句子意义和词汇意义的交互过程中遵循词汇优先的原则。藉由类似测试训练，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建构起逻辑的基本概念，让学生初步体会语言逻辑严谨的魅力，和多数人所存在的常识误区。

3．2语篇逻辑训练

国外语篇分析学者认为，英语语篇的思维模式有三种，即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utionPattern)，一般－特殊型(General-ParticularPattern)和匹配－比较型(MatchingPattern)。王墨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发现，中国学生最缺乏的语篇思维是“一般－特殊型”，而对于问题解决型的语篇模式掌握较好;语篇思维模式与英美本族人相比，带有隐伏型思维模式，即阐述时不从主题入手，而用采取多种暗示，最后才回归主题。该调查的时间距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是其揭示的问题在目前的英语课堂上依然存在一般－特殊型的语篇是英语中十分普遍的语篇类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论说文中常见。可以说，这是在学生脱离英语课堂教学以外，最可能接触到的文体类型，也是他们在以后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要大量接触到的文体类型。赵崇华认为，由于学生的语篇思维模式的问题，学生在阅读稍长的文章时，对于段落间的内在关系不能有效辨识，影响阅读效果。具体表现为虽然词句不存在理解障碍，但是对篇章结构不熟悉，失去方向感，抓不住文章的重点。此类语篇在段落与段落间，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大体表现为因果，排序，分析，例证，对比等，环环紧扣主题。在教学中，对语篇逻辑的侧重，可以采取以下循序途径:a．引导学生对于不同的逻辑结构方式的引导词寻查，训练学生对于此类结构的敏感性;b．归类段落功能，就上下段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认知;(参考IBT阅读同类题型)c．在乱序的段落主旨中，要求学生对各段及相应主旨进行配对分析。(参考IELTS阅读同类题型)通过对语篇逻辑的训练，学生在自主阅读中，应可以较快把握篇章的逻辑结构。同时通过发现特定语篇内在的逻辑漏洞和证据缺失，让学生养成批判性阅读的思维习惯，不再拘泥于权威知识，形成独到见解。

3．3语言逻辑输出训练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慎思明辨”。对于现代的语言教学而言，不外就是以清晰的逻辑思维对事物进行分析、思考、辨析，并形成自己的思想。在语言输出教学中，大学生普遍出现的问题是言之无物。虽然通过专门的应试训练，尤其是CET序列的考试模式训练，学生的写作可以套用不明所以的模板，写出在语篇逻辑结构上基本合理的文章，但是切合到具体的观点、论据等问题，又是一头雾水。究其根本，语言逻辑、思维逻辑和知识与文化的逻辑这三要素的缺失，导致输出失败。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口语输出上。金利民就提出，在辩论中的论点(claim)，论据(evidence)，论证(warrant)三个环节中，学生最弱的就是warrant，反映出来的就是思辨能力(analyticalability)的不足。而经过一年的辩论学习后，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观。同时，文秋芳指出，教师的命题视野和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如果还囿于教材或教辅材料提供的时效性较差的话题中，学生的参与度自然较差。90后学生通过网络，接触大量的外国文化产品，同时又通过社交网络，频繁接触各种热点话题，却在课堂上缺乏类似的释放平台。基于此，用学生关心的热点来进行语言的输出训练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下例为美剧《生活大爆炸(TheBigBangTheory)》中的一个片段:Sheldon:Allright，I＇mreadyformynextquestion．Amy:Inaworldwhererhinocerosesaredomesticatedpets，whowinstheSecondWorldWar?Sheldon:Uganda．Amy:Defend．Sheldon:Kenyarisestopowerontheexportofrhinoceroses．ACentralAfricanpowerblockisformed，coloni-zingNorthAfricaandEurope．Whenwarbreaksout，noonecanaffordtheluxuryofarhino．Kenyawithers，U-gandatriumphs．Amy:Correct．Myturn．这种纯粹为达到戏剧效果而编写的对白中，暗藏了逻辑与思辨的最基本要素:立论、证据、及证据对立论的支撑。藉由类似话题的导入，教师可以重设讨论话题和讨论场景，由学生与教师讨论设定话题;由学生为主导，对话题进行深入的资料寻查，主要是阅读输入;进而根据热点话题抽象为辩论话题，分组进行辩论，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个体学生通过对论点的把握，认知，进而产生个人的书面或口头语言输出。

4结语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6)

周礼全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贡献，对于中国逻辑学界的学术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周礼全也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还坚持正确传播传统逻辑知识，否定了传统逻辑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一、逻辑的定义

在逻辑学家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什么是逻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周礼全也曾经说：“逻辑的概念是发展的，一千年前，人们大概不会认为归纳逻辑是逻辑；一百年前，人们大概也不会认为递归论是逻辑。不要争论是不是逻辑，这要看如何定义“逻辑”。”在他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中，认为逻辑是交际的工具，可以为更好的交际服务。这些话，都充分说明了周礼全的大逻辑观，认为关于逻辑的定义是随着时代得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谓大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传承而来。在我国，周礼全一直倡导发扬亚里士多德的大逻辑传统。而众所周知，在形式逻辑发展成学科之后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就是数理逻辑，周礼全在模态逻辑研究方面也造诣极高，他于198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模态逻辑方面的专著《模态逻辑引论》。代表我国逻辑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之一的逻辑学家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认为“逻辑”一词可用来谈论非西方文化中的那些与西方文化中逻辑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逻辑。这些研究思想都深受周礼全大逻辑观的影响。

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

国内公认，自然语言逻辑是周礼全倡导的研究方向。周礼全受罗素的影响很深，他在大学期间就把重心放在了逻辑实证主义上。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萌芽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时四十年，周礼全主持编写的他的代表作《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标志着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成熟。他吸收了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观点，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意义的分层理论，语境，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以及成功的交际这四个研究问题。下面我们就对周礼全的四个研究重心做具体阐述。

1、意义分层理论。周礼全认为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就是根据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规则和交际语境，语言的使用者应用这个语言形式所表达或传达的思想感情。据此定义，可以把语言的形式划分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交际语境中的话语。这四种语言形式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较为简单的语言形式的意义作为有机成分被复杂的语言形式的意义所包含。四层次理论是周先生的一个创新，是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

2、语境问题。语境是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从意义研究中发展而来。他将语境分为四种：co,cs,ch,csh.这种划分是以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角度为出发点的。co所包含的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说话者不一定知道的因素，cs表示说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h是指听话者知道的语境知识，csh则是听话者和说话者都知道的语境知识，这些与预设，隐涵，意义和推理等研究都关系十分密切。

3、推理过程中情感的作用。1996年9月，周礼全在同浙江逻辑工作者的座谈中提出“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的研究课题。早在1978年，周礼全就提倡自然语言研究要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但是情感一直是逻辑研究中的禁区，是心理学的范畴，评价语句仍然属于语句，但是情感却可以超越语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推理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成功的交际。对于什么是交际，什么是成功的交际，他都做了明确的解释：“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某种思想感情，这就是交际。”“说话者应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听话者，从而使听话者产生了说话者希望他产生的思想感情，这就是成功的交际。”而且，周礼全还给出了语言交际图式具体说明了准确的传达，成功的传达，准确的理解，成功的理解这几个概念。

三、模态逻辑研究

逻辑学导论论文篇(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穆勒《逻辑体系》及其文化向度研究”，项目编号：14BZX076

中图分类号：B56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33-08

穆勒（John Stuart Mill）逻辑观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工业化社会转型阶段，集中体现在他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简称《逻辑体系》）一书中，这部名著从1830年开始构思，分为3个阶段写作，直至1843年出版，前后经历了写写停停、不断思考的13年，甚至正式出版后又几经修改、再版，不难看出，穆勒对此书的良苦用心。

虽然同为英国思想家的培根已于200多年前就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奠定了归纳逻辑方法，但穆勒是在英国社会文化乃至整个欧洲社会文明从早期现代性发展向成熟现代性转型之际进行的逻辑体系建构，因为转型时代迫切需要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来为复杂的历史转折提供新的思想方法及理论资源。正是承载着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穆勒以富有创新内涵的逻辑体系来回应时展对思想方法的呼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理性路径。同时，穆勒将逻辑学研究及其应用领域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使逻辑学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思想转向。穆勒逻辑观是社会文化转型需要的反映，具有对逻辑传统的批判反思精神、自觉超越意识以及思想价值回归等时代特征。

一、对逻辑传统的批判性反思

穆勒的《逻辑体系》被誉为一部在诸多方面都具有革命性的著作，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真知独立于观察和实验，能够通过直觉或意识被心灵认识”[1]（P134）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逻辑的目的，如同导言中所定义的那样，是要弄清楚我们如何获得我们非直观的那部分知识（最大的一部分知识）并且在非自明的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依据来区分已证明的东西和未证明的东西、值得相信的东西和不值得相信的东西。就自发出现需要我们进行探究的各种问题来说，有些可以从直接意识中得到答案，而另一些若要彻底解决就只能通过证据的方式来解决。逻辑关注后面这类问题。但在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有必要探究自发出现的那些问题是什么、可以想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探究人类已经获得了答案或者可以想象有可能会获得答案。这一点通过对命题的考察和分析就再清楚不过了。”[2]（P20）这里，穆勒将他在《逻辑体系》一书导言中关于逻辑的定义进行了展开，明确指出逻辑不是关于直觉的东西，而是通过论证来探究解决问题的答案。穆勒的《逻辑体系》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他认为关于人类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先验论观点在当时的英国是十分流行的，而《逻辑学体系》却提供了一套截然相反的理论，即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这种理论给予直觉论者理论上致命的打击，使许多骗人理论和不良制度提供知识支持的陈旧哲学卸下了伪装。因此，《逻辑学体系》表面上是一本逻辑学著作，实际上对处于由农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英国来说起到了提供智力上支持的作用。它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去分辨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而不是沉湎于农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道德说教。《逻辑学体系》成功的秘诀可能就在于此”[3]（P170）。显然，穆勒基于实验科学基础对真知的来源问题展开反思，强调观察和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先验论、直觉主义，尤其指向社会生活中的空洞说教。

穆勒在对经验直觉与科学理性进行对比的过程中，还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传统进行了反思，穆勒“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有异议。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讨论了十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领有、动作、遭受。这些范畴是作命题谓词的最大的类。密尔指出这样的范畴划分是不完全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范畴不能表述心灵，如愿望、喜怒哀乐、思虑，以及声、气、味。他还进一步说，要说谓述，用‘物’、‘性质’两个范畴就足够了”[4]（P10）。当然，在穆勒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对他的帮助是不容否定的，但因其遭到质疑，而有必要进行分析。他说：“我以同样方式读完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Computatio sive Logica），此书比经院逻辑学家的作品思想更加高深，父亲推崇备至……他认为在学习三段论法逻辑学时尤其应该如此，因为三段论法逻辑的有用性遭到许多权威专家的责难。……我最初能自如地运用智力，表现在对错误论点的分析上，找出谬误的所在。虽然我获得的这种能力来自父亲坚持不懈地对我进行的智力训练，但是，经院派逻辑和研究这派逻辑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这种训练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也是确实的。我相信，在现代教育中，没有任何学科比适当运用经院逻辑学更能造就善于把握词和命题的精确含义，并不被空洞含糊或模棱两可的词句所蒙蔽的真正思想家。被过分夸张的数学研究的作用根本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在数学演算里不会出现象正确的三段论法推论的那种真正困难。经院派逻辑还特别适合作为初学哲学学生的研究课程，因为它不要求初学者必须经历由经验和思考获得自己的有价值思想的缓慢过程为先决条件。”[5]（P20）

穆勒指出了经院派未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的思想力量挖掘出来，而是停留在简单的词句理解上，这对于正确理解和运用三段论造成了困难。他还表示：“单从逻辑观点来看，我受益的主要概念就是‘逆演绎法’的概念，它主要适用于复杂的历史和统计题材。逆演绎法不同于普通的演绎法，它不是运用一般的推理得出结论，也不是使用特殊的经验（如自然科学演绎法中的自然程序）证明结论，而是以特殊经验来校核以得出一般性结论，然后断定此结论是否符合已知的一般原理，并加以证实。”[5]（P125）这里，穆勒强调了与普通演绎推理有别的逆演绎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其重视对复杂历史与特殊经验的考察，即指出了传统演绎方法的局限性。同时，“穆勒给予归纳推理的任务是发现和证明一般性命题，或从小的一般性命题发现和证明大的一般性命题。他说归纳推理要从已知的真理推出未知的真理，是一种获得新知识的方法。穆勒的这个思想，是为他提出的以归纳逻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服务的。因为只有归纳推理才能满足推出新知识的这个要求，这是‘真理逻辑’的标准部分。为了强调归纳推理要有新知识，他明确指出以前的所谓完全归纳法，它的结论只是前提的综述，没有增加新的知识。如考察了每一个行星自身不发光，而借太阳发光，从而得出所有行星都不发光，这个推理没有增加新知识，算不上真正的归纳推理”[6]（P152）。但无论如何，穆勒对归纳推出新知的推崇，体现其逻辑体系倡导科学精神。

穆勒认为：“《逻辑学体系》提供了当时迫切需要的相反理论的教科书。此种理论认为，全部知识来自经验，一切道德和智慧的特质主要通过联想的途径去获得。我和别人一样，对于那种认为逻辑过程的分析或可能求证的法则的本身就能指导或校正认识活动，评价不高。这些分析和法则如与其它必要条件相结合，我确实认为有很大用处。但是，无论这些分析与法则的真正哲学有怎样的实际价值，几乎都不可能去夸张一种伪哲学的弊害。那种认为外在真理可以不用观察和经验，单用直觉和意识就能认识的观念，我相信，在这些时间里，给予骗人理论和不良制度以巨大的知识上的支持。在此种理论支持下，任何不知来源的顽固信仰和强烈感情就可以逃避理性的审查，因而它们便成为证明自身正确的充分证据和理由。从来还没有人为使根深蒂固的偏见神圣化而设计出这样一种工具。”[5]（P133）不难看出，穆勒对知识来源的审视激发了其对归纳法的推崇热情。他强调知识来自经验，反对离开观察和经验的直觉或先验的方式指导认识活动。如果说人因为有思想而富有尊严、变得高贵而伟大，那么逻辑也因为能够为思想提供方法而表现为不可或缺，这一点从逻辑学说的诞生及其价值指向上都有充分体现。孕育于古希腊哲学的逻辑理论与方法，反映了西方理性文化的本质特征，以思辨、沉思的方式探究世界的本原与人生的意义，以分析、解释、推断、论证的方法唤醒思想自觉、求证人生价值；现代社会，人生内在价值的实现越发依赖于公共生活中的对话、交往及共识，需要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澄明思想，使逻辑智慧以自由自觉的方式得以展开，并内化为人文智慧，在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的选择中有所担当。

二、建构具有超越意识的逻辑体系

穆勒曾说：“我最强烈的感情就是热情为人类谋福利，当然还夹杂其他种种思想情绪。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阶段，我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理论性见解上，还谈不上出于真正的仁慈或对人类的同情，虽然这些品德已在我的道德准则上占有一定地位。我的热情也与向往崇高理想的高度热忱不一样。虽然我非常容易受这种感情的感染，但在当时感情的自然滋养料――诗歌的陶熏――中断，而接受的是与感情相反的锻炼――逻辑与分析。”[5]（P68―69）显然，在思想活动中，他推崇逻辑所内蕴的分析方法与规则意识，将遵循规则的自由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价值关怀。他指出：“我们绝大部分知识，无论是普遍的真理还是特殊的事实，都是推理的问题，几乎不管是科学，还是人类的行为，都应服从逻辑的权威。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人时刻都要探知没有直接觉察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事实附加到知识储备中的普遍意义，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对于人们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2]（P9）不难看出，他关注内蕴规则意识的理性与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逻辑既是人们有效思维的工具，同时也以逻辑精神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穆勒逻辑体系内蕴着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力量，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和社会责任感。当然，这也是因为“近代自然科学是在通过实验等手段，取得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这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近代产生了一种实证的科学方法论”[7]（P355）。可以说，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孕育了穆勒的逻辑体系。

在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穆勒受他父亲的影响较大，他说：“父亲认为只有柏拉图是赋予他精神文化的作家，他向年轻学生最经常推荐的也是柏拉图的作品。我自己也能提出同样的证明。苏格拉底式的表达方法――柏拉图的对话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作为一种训练手段，用以纠正错误，澄清悟性……它那种严谨缜密的对话方法，使概念胡涂的人不得不使用明确言词整理自己的思想，或者被迫承认自己言不由衷；它用特殊的例证不断检验所有的一般陈述；它对含义广泛的抽象名词的意义，择定某些意义更广泛的并包括前者在内的同类名词加以逐层分析，直到达到要求的目的――在它和由它不断派生出去的每个性质相似的词之间划定一连串精确的区别，以标出它的界限和定义。所有这一切，作为培养精密思想的教育手段来说，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甚至在我当时年龄，所有这一切已经牢牢占据我的心灵，成为我自己思想的一部分。”[5]（P21―22）

在建立新的逻辑体系过程中，穆勒一方面继承了培根的归纳思想，并从归纳逻辑的视角分析演绎推理的前提，进而论证归纳与演绎的关系，强调归纳方法在演绎推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引导人们摆脱先验、直觉的思维方式，避免盲从的思想活动；另一方面，穆勒试图超越前人的研究理念与研究范式，将逻辑界定为推理的科学与技术，并从组成命题的名称分析入手，通过对事物进行定义，使名称包括专有名称，能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一致性的联系，从而形成相应的各种类型命题，在对命题的论证过程中，体现归纳与演绎的二者缺一不可的作用。穆勒认为，推理“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命题不是作为最终结果而是作为确立其他命题的手段而处于其中的过程。因而，我们可以期待展示普遍命题在其用于实际用途时所显现的含义的方式会极好地表现命题在推理中所起的作用。与之相应，在推理理论中，看待这一问题――即将命题视为断定一个事实或现象是另一个事实或现象的标记或证据的问题――的方式将会被发现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对推理理论来说，定义一个命题的含义的最佳方式并不是最清晰地表明其实质上是什么的那种方式，而是最明确地让人想到可以由该命题进一步得出其他命题的方法的那种方式”[2]（P117）。显然，穆勒很看重推理的过程，以及推理带给人们对其他命题的思考。穆勒还认为：“尽管具有一种归纳特征的推论不使用指号也是可能的，但没有指号，这样一种推论就绝不能在我们刚刚所描述的那种非常简单的情况之外来进行，即绝不能在大致构成了那些对约定语言一无所知的动物推理之极限的那种非常简单的情况之外来进行。没有语言或某种与之等同的东西，充其量就只能有不借助于普遍命题所能发生的自经验而来的推理。现在，尽管严格说来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推出一个新的个别情况而无须经过普遍命题这个中间过程，但没有普遍命题我们很少会记得我们有什么样的以往经验，而且很难会知道经验将保证什么样的结论。”[2]（P665）这里，穆勒更加明确了演绎对归纳在实验中所获结论的检验性作用。显然，他很重视归纳的有效性。

在穆勒那里，逻辑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及个人获取幸福不可或缺的理性力量，一方面是由人的思想、情感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由逻辑体系及其思想的丰富内涵来决定的。涵盖逻辑精神的思想智慧，一旦成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理性支点，就会贯穿于人们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思想与言行的选择中，就会在思想活动中自觉进行理性分析、充分论证，提升人的思想品质，这与人文精神的本质要求相契合，更能彰显人文精神的魅力，帮助人们将逻辑智慧转化为人文素养，推进社会文明的理性发展，影响一种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弘扬。

穆勒指出：“我在自然科学里探索因果方式的尝试中很快懂得：在较完善的科学中，通过个别事物的一般化，上溯至所考虑的一个个原因的倾向，然后再从那些独立的倾向向下推理至那些原因结合所产生的结果。然后我自问，什么是这种演绎过程的最后分析？普通的三段论法肯定不能说明问题。我的做法（从霍布斯和父亲那里学来）是从我能找到的最具体的实例中研究抽象的原理，我发觉力学中‘力的合成’是我正在研究的逻辑方法的最完善的实例。于是我着手研究当思想应用‘力的合成’原理时思想上起什么变化，结果我发现它起了单纯的加法作用……现在我懂得，一种科学究竟是演绎的还是实验的，要根据它所涉及的领域内各种原因联合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是与同样原因在分散时所产生的结果的总和相等。由此可见，政治学一定是演绎的科学。”[5]（P97）从中不难看出，穆勒逻辑思想中蕴含着对演绎与归纳的双重肯定。正如倪鼎夫先生指出的那样：“在穆勒以前，归纳和演绎两者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在逻辑史上唯理论者只讲演绎法，经验论者只讲归纳法，他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战，都没有能很好地处理演绎和归纳的关系。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把归纳和演绎的联结看作他的重要之点，他说，要把有关一门学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过的零碎断片连贯组织起来，必要时提供中间环节使它们得以互相联系，这就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创造性思想。可见穆勒解决归纳和演绎的关系，是他全部著作的精华所在。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6]（P105―106）显然，对穆勒逻辑的认识，一方面应该从他对归纳与演绎的关系出发，同时，要结合他对逻辑的界定来进行分析。

在《逻辑体系》的导言中，穆勒指出逻辑是推理的科学，这表明“他正确地把研究推理作为逻辑科学的主要任务，但是有哪些推理是有不同意见的。不矛盾逻辑只研究演绎推理，真理逻辑既要研究演绎推理，重要的还要研究归纳推理。正是这样，穆勒的《逻辑体系》把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并举，作为逻辑推理的两个部分加以阐述。穆勒指出，人们对推理的一种看法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这是威廉姆?哈密尔顿等人的看法。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从已经承认的一些断语引出另一断语。在这个意义中，归纳当然就可称为推理”[6]（P149―150）。虽然穆勒对归纳和演绎的比较，时而不区分方法与推理，但他对这二者的同时肯定，将逻辑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值得肯定。穆勒在归纳法与命名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他说：“命名在归纳中的作用，特别是普遍名称在归纳中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每一个完全恰当的归纳推论对于整个一类事例都是恰当的；这种推论要是能比仅仅将两个观念黏合在一起更好地保证其正确性，实验和比较的过程就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必须考虑整个一类事例以及某种在自然过程中进化出来并被确定了的齐一性，因为这样一种齐一性需要作为甚至在一单个事例中来得出推论的正当依据。因而，可以一劳永逸地来确定这种齐一性，而一旦得到确定就可以将其记住；在各种特殊的事例中，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定则（formula）来得到由先前的经验所保证的所有那些推论。但只有通过将普遍指号、全称命题、普遍名称和普遍命题这些永久指号作为中介记录下那些大量的齐一性，我们才能保证它们得以被记住或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将它们记住（从这种情况的性质来看，永久指号并不是关于个体事实的，而是关于齐一性的，即关于无限多个彼此相似的事实的）。”[2]（P666）由此可见，穆勒在归纳的命名问题上，努力将经验与先验区分开，凸显经验的重要作用。

三、以逻辑精神涵养思想方法

所谓逻辑精神，就是指人们在推理、论证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讲理的自觉意识，具有科学求知与人文关怀的融通特征。在穆勒那里，逻辑精神是以文化启蒙、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思想活动。逻辑所内蕴的思想方法，是历史的产物，积淀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智慧，因此，逻辑精神的养成，对于改善人生境遇、构建具有规则意识的现代文明社会、形成并引领人类理性进步尤为必要。显然，在穆勒看来，逻辑精神给人心智带来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古希腊唤醒逻辑精神的自觉，到近代思想启蒙对逻辑精神的彰显，直至当代公共生活需要逻辑精神的凝聚，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越来越离不开逻辑精神所赋予的思想力量。逻辑精神的培育，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逻辑观念、掌握有效的论证方法、增强个体的推断能力，正如冯友兰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养成清楚的思想”、“养成怀疑的精神”[8]（P172），这也是逻辑精神的价值所指。

穆勒的逻辑观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还具有将逻辑理论用于现实生活的论证等特点，这与社会转型期需要借助于逻辑方法增强思想的力量有关。穆勒不但深刻论证了人的自由这个由洛克思想发展而来的问题，还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与幸福的条件进行了拓展性的逻辑分析，完成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过渡，其中，逻辑精神对思想方法的涵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穆勒生活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他的逻辑思想除了受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影响之外，还与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密切相关。在穆勒看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必然引发逻辑功能的转变，即逻辑不仅仅满足于作为证明的工具，还应具有以科学态度澄明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就逻辑精神的载体而言，是由逻辑知识、逻辑理论转换而成，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周礼全先生曾指出：“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是任何正确认识和任何学科都必须应用和遵守的，因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地反映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9]（P535）有逻辑精神的引导，更能帮助人们自觉进行由已知推未知的思想活动，具有理性的前瞻作用。逻辑精神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通过人的思想活动体现出来，反映在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等特征方面，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穆勒逻辑思想的现实关怀，延续、发展了古希腊的逻辑传统。回溯古希腊逻辑思想，会发现穆勒逻辑的基本特征与古希腊逻辑具有内在的思想渊源，同时又以其鲜明的时代质感超越了逻辑传统。古希腊逻辑根基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几何学的土壤，形成于爱智慧、尚思辨、重德性的文化氛围，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蕴含多向度的思维方法论的整体，不仅构筑了日常思维、科学论证的逻辑话语系统，还在纯思的视野中，从德性的层面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其对个体思维的关注表现为不断改进和完善人的理性自我倾向，凸现逻辑方法对思维结构的分析功能，形成相关内容之间充满逻辑联系的抽象的言说方式，进而借助其普遍有效的推理、论证方法去获得新知。古希腊的逻辑言说方式是在适应日常论辩和科学论证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求知特征。由于穆勒将逻辑作为激发人思想动力的有效方法，用于塑造民族精神，这种鲜明的精神文化特质引起严复的极大关切。“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严复奉献给中国人的最大精神财富：他为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工具，满足了国人寻求真理的需要；他为国人提供了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以身作则，率先展开对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为国人指明了出路，发出了变法维新的呐喊，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主张，指示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方略。”[10]（前言P2）严复将穆勒逻辑引入国人视野，旨在通过科学方法实现思维方式变革，进而挺立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文化。基于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离不开精神挺立这一认识，以及对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中西文化碰撞的思考，严复以文化救国为突破口，引介并传播穆勒逻辑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从融合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逻辑观念这一深层文化要素入手，将逻辑精神注入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之中，打开国人眼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的新纪元，使逻辑从思想的工具内化为人的文化观念，拓宽近代文化革新路径，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反思与重建提供有效方法，以挽救文化危机，进而拯救民族危亡。应该说，严复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在他试图通过文化革新以挺立民族精神，而他对穆勒逻辑思想的译介，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重建注入了特有的逻辑力量。中国近代社会也是一个转型的社会，其文化必然是转型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是近代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反映，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变化性和过渡性，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又有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眼中，社会的落后因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因思维方式的落后，思维方式的落后因思维方法的落后，由此，西方逻辑方法成为他们更新思维、重建文化、变革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需要在公共意识上达成共识，而公共意识的确立和公共秩序的信守需要富有说服力的说理、论证，即符合逻辑要求的思想表达。同时，通过对前提性思想进行反思、辨析，为新思想提供依据，进而在经过反思后的前提性思想与新思想之间建立联系，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推断与论证。

西方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推进，逻辑的工具理性作用得到蓬勃发展。穆勒逻辑思想形成于英国的实验科学基础上，他曾说：“在1837年当年，就在我忙于这些事务的同时，我重新着手写《逻辑学体系》。自从上次写到归纳法时把它撇下以后，有五年时间没有接触这个题目。我逐渐发觉，要克服写这个题目的困难，所需要的就是对整个自然科学全面而精确的理解。我怕为弥补这个缺陷需要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由于我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什么指南才能使我懂得各种科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我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各种各样书本里，尽我所能，自己去吸取知识。幸运的是休厄尔博士在这年年初出版他的《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它，发现其中讲到的几乎就是我需要的东西。”[5]（P123）不难看出，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与把握，是穆勒逻辑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更全面地反思和更多地面临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古希腊逻辑所内蕴的价值理性也受到了穆勒的关注。他指出：“推理似乎不能理解逻辑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逻辑一词的使用表达了论证的理论。逻辑的范围包含几种智力活动。”[2]（P5）显然，穆勒将推理与论证做了区分，在他看来：“逻辑是有关智力活动的科学，是有效的求证活动。这是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2]（P12）他进而又将这种智力活动与知识进行了区分，指出：“逻辑和知识不是一回事。逻辑是大众法官，也是特殊的审判者。它不能保证发现证据，但能决定证据是否被发现了。逻辑不是发现，不是发明，而是判断。”[2]（P10）不难看出，在他眼中，逻辑是对人类生活进行有效推断、求证的活动，也是澄明思想的工具。不仅如此，穆勒的逻辑思想涵盖着对人的命运、人类幸福以及追求幸福的思考。穆勒在强调逻辑方法的科学性的同时，又凸显逻辑方法的思想性，将思想的活力注入其逻辑体系中，使富有思想关怀的逻辑融入人的自我意识及社会发展中，用以涵养人的理性自觉，提升社会的精神品质。因而被盛赞为“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5]（序言P4）。穆勒关注逻辑与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联系，将严谨的思考和论证作为人类有价值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说：“我们绝大部分知识，无论是普遍的真理还是特殊的事实，都是推理的问题，几乎不管是科学，还是人类的行为，都应服从逻辑的权威。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人时刻都要探知没有直接觉察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事实附加到知识储备中的普遍意义，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对于人们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2]（P9）无疑，在穆勒那里，逻辑与生活密不可分，人的自由与幸福成为其逻辑价值的关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