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学论文篇(1)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梳理出了实践哲学框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有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闪烁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后，葛兰西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形成了著名的《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葛兰西把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在狱中，他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理论研究，涉及领域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一、研究现状

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对此也有诸多研究。其研究多是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产生渊源；二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三是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指出：“‘市民社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前提”“‘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力量”“‘阵地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基础上，结合欧洲革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出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内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最终让民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达到顺理成章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3］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批判性吸收了克罗齐的伦理哲学。”［4］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指出，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5］。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阵地战”策略

在葛兰西的政治革命思想中，阵地战是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里发动的先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形式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的革命，这是在对比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与中、俄社会现状中得出的结论。在分析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中，葛兰西比较俄国十月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结果，分析出两种命运不同的根源所在，即源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属性的差异。他认为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少市民社会这一中介，所以是由国家主导一切，因而不存在文化领导权问题。只要通过暴力专制统治，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社会结构，革命也就可以成功，以俄国十月革命论证这一点。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国家机器不能完全取得革命成功，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导致文化领导权依旧支撑着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完全胜利，并且他认为这影响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在分析东西方革命不同命运的根源问题，葛兰西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提出“阵地战”策略，指出“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6］19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原因在于西方市民社会拥有文化领导权，所以传统的运动战策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暴力革命不能像在东方那样一经成功就可完全取得胜利。“阵地战”策略就是指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进而服务于国家领导权的获得。

（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阵地战”的执行力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和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定义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在文化领导权中所体现的部分。葛兰西通过社会关系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认为“因此，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6］4，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者、革命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建设者、组织者。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隶属于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全面的统治，政党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发挥作用。在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也强调了政党的革命性，这与他强调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实践性是一致的。他认为政党同领导权的形成有巨大联系，是培养领导艺术的便利手段：“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人”［6］246，同时政党应着重把自身的干部教育为知识分子：“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的社会集团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6］10这里的教育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起到文化启蒙的功能的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创造“新人”，进而实现人民的思想解放。

（三）文化领导权“同意”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前提是群众自发而非强制地接受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文化领导权，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问题。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整合其他阶级知识分子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制定的道德标准要与各个阶层的实际契合，在满足其需求中引导其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在学习内化中认可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合法性。“同意”问题的核心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获得依靠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是一个从“受影响”到“去捍卫”的过程。并且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运动无法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链”［6］194。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哲学

关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解读，有倾向于葛兰西是出于防止法西斯对自己书稿检查的目的而选择将实践哲学代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研究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显然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并通过文化领导权中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并不独立于革命理论之外，而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反对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范畴，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精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而这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强调了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批判历史宿命论：“人就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地，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6］36强调实践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在看待实践问题上容易滑向唯意志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但其始终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具体模式上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他虽然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是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集体意志”时指出“‘何时才能说唤醒和组织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必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历史（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并且‘戏剧地’表现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醒集体意志所采取的种种尝试及其相继失败的各种原因。”［6］94可以看出对待集体意志，葛兰西并没有脱离经济和历史，并要求从经济历史方面去分析，这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辩证法，并且葛兰西在关于知识分子论述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不可使得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独立于大众之外的领导，提出促进全体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概念：“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集团”［6］24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史观。同时葛兰西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思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地方。

结语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侧重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阵地战”策略、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市民社会群众的文化“同意”问题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10）：87．

［2］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2）：49．

［3］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长治学院学报，2020（5）：43－44．

［4］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论坛，2020（3）：10．

［5］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J］．甘肃理论学刊，2020（4）：31－35．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2016．

领导学论文篇(2)

1.1有助于加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党的十以来，科学发展观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政治领域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在社会领域，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都无不从人的角度出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领导干部问责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以人为本”，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有助于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实现。

1.2有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高其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领域中对领导作风建设进行了阐述，认为要加强作风建设，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就是要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的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的出现，通过问责制促使领导干部养成廉政意识，做到为民服务，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1.3有助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指出，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大难题，那就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那些不作为、不进取的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终身保留职级，这不利于人事的管理，不符合现今人事的流动机制。为此，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这一问题地解决，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行政效能的提高，进而有助于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2当前领导干部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2.1问责主体不明确，同体问责乏力，异体问责缺失

按照问责的主体划分，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或者行政系统对其党员干部或者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是人大、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各级人大常委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但是当前的领导干部问责的事件大多是同体问责，而由于同体问责的上下级之间往往存在着特定的共同利益，使得最后的问责结果有失公正，最后问责的结果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异体问责往往是缺位的，人大的问责往往是事后行为，意义不大，而对于公民的问责途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机制，至于司法和社会团体的问责更是少之又少，媒体的问责常常因为信息的不准确而未能作为有效的参考标准。

2.2问责的客体不明确

问责的客体就是指被问责需要承担责任的对象。现实中，领导干部的职责划分并不是很明确，职责不明确，在被问责时就找不清被问责的对象，即使找到了，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就解决了。我国的地方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市长是行政首长，同时也担任党委副职，而真正的核心权力往往在党委正职手中。地方的一切重大决策往往是党委正职决定的，但是在出现了重大问题需要追究责任时，往往是由行政首长承担。党委和政府之间的这种权责不明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问责客体的追查。同时，问责时往往是针对重要的领导干部，而对于执行的其他干部由于任务不明确而无从追查，使得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种种事件草草了事的结果只能让民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质疑。

2.3问责的范围略显狭窄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有关问责的范围的阐述是这么限定的，其基本上限定在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领域。从近几年近百起问责事件来看，事故灾难问责和公共卫生事件问责比较多，对于那种无作为的行为却没有问责追究，可见问责的范围比较狭窄。出现重大的事故或者事件，对官员进行问责是必然，但是对于那种不发生事故、不出现具体过错的无作为行为就不问责，这着实存在着些许的不合理。

2.4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欠缺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对领导干部复出要求的表述为“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自“非典”事件以来，很多领导干部因为重要大事件或开除、或引咎辞职，但是也有些官员不清不楚地又出现在政坛。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悄然复出，任职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在被撤职不久就担任了县长助理。种种领导干部“高调辞职，低调复出”的事件时有发生。“暂行规定”中对于领导干部复出的条件要求着实偏低，对于公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性，也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度，从而弱化了问责的效果，这也势必影响到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3完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对策建议

3.1提高同体问责监督力度，强化异体问责

领导干部问责制需要明确问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权力”。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宗旨也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民众在问责制中的作用。首先，作为民众代表的人大要做好监督工作，如质询、辞职和罢免等；其次，在人大的监督下，作为司法系统，也要做好司法监督工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以及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最后，在发挥人大及司法系统的监督工作的同时，还要引导新闻媒体发挥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历来被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3种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所以作为新闻媒体，要以自身客观公正的态度来针对官员的不轨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保证事实的真实可靠性，真正作为公众的眼睛，为民办事。

3.2理清客体，正确划分党政之间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权责

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之间在权责上要有明确的划分，只有这样在涉及问责时才能明确区分。具体而言，就要求政府内部要理顺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明确设定横向与纵向之间的职责权限，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在涉及问题时，能及时查处问题来源和归结，避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现象的发生。对于党政之间的关系要尤为重视，分政职责权限，不管是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首要的就是要理清二者的正副职责，这样避免出现问题时问责错客体的现象。

3.3合理扩宽问责范围

我国现有的问责制往往是属于过错性的责任追究方式。问责的范围基本上集中在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公共安全责任事故上，显然这是不够的。对于领导干部的问责不应只局限在行政问责上，还要涉及行政决策和用人等方面；不仅涉及的行政作为，还要涉及那些故意拖延、互相扯皮的不作为行为；不仅要追究那些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安全责任事故，还要追究领导干部的政绩问题，改变过去总是追究有过错的领导干部的现状，将对无过错但是无为的领导干部的追究纳入进来；不仅是经济上的问责，还要包括政治上的问责，只要不断完善问责的范围，才能更好地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顺应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3.4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的复出机制

领导学论文篇(3)

（一）行政实践能力是行政管理人才最基本的能力

近年来，各工作岗位对工作人员的实践能力要求大大提高，各行都在不断提高实践能力，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加不能脱离实践。在课堂上作为小组成员（被评价者）亲自参与无领导小组讨论实践，体验讨论操作全过程，为日后成为领导者（评价者）更准确地评估其他人员的能力奠定基础。

（二）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相适应，提高专业学生的创新学习能力

“无领导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与传统的理论教学相比较，有很多好处。改变了一度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的单调烦闷，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学生在活动中实现自主学习，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创新学习。这样的方式使实践与专业知识理论相结合，更利于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平。我国一直在努力将制造大国转变成为创新大国，正因为如此，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教学的不懈追求“，无领导小组讨论”在活跃了课堂气氛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与时俱进，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教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协调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领导能力，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这两方面。

二、“无领导小组讨论”在教学应用中应注意问题的设置

（一）尽可能做到高仿真，评测过程真实

尽可能模仿企业、政府等各种社会上的工作岗位来设置题目，让学生能够体验到“无领导小组讨论”在社会中对选拔人才所起的作用。

（二）多用社会热点进行问题设置，与时展相适应

行政管理专业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管理专业，本科层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以培养能从事多方面实际工作的高中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要提高本科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应该注意在教学中结合时政要求。

（三）题目难度适中

题目太难会使讨论无法顺利进行，或者讨论需要过长的时间，不利于在课堂上完整完成整个流程。同时也会给被评价者过大压力，难以表现出真实水平。题目过于容易，会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分出水平差异。题目不要过于广泛也不要过于狭隘，给被评价者充分的自由表现空间。

三、“无领导小组讨论”在课堂教学实施中应避免的误区

（一）讨论题目缺乏争辩性

讨论就是从小组意见分歧到最后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如果题目缺乏争辩性，小组意见趋于相同，讨论激烈程度会大大下降，测评者也就难以表现出自身的真实水平。

（二）流程不规范

虽然是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的讨论，但是也要保证流程的规范。在讨论小组拿到题目正式讨论之前，评价者应先向被评价者宣读无领导小组测试指导语和步骤及要求，并提醒小组成员之后评价者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在准备阶段，一般有5分钟左右由小组成员独立思考；在阐述阶段，利用4分钟左右进行小组成员的轮流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讨论阶段，小组成员间围绕主题就不同的观点进行交流，最终得出小组的一致意见和解决方案，一般为30分钟左右；最后阶段，由小组成员共同推荐的一位代表代表小组向评价者进行总结陈述和汇报讨论结果，时长为3分钟左右。

（三）不公平性

不公平性首先体现在小组成员性格差异方面造成的不公平“，无领导小组讨论”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活动。很显然，对于擅长人际交往的性格外向的学生就比不擅长人际交往的内向的学生更具有优势，他们的性格会掩盖了能力表现的真实性。其次，不公平性还因为小组成员对“无领导小组讨论”测评方式熟悉程度的不同，熟悉的学生更能掌握一些技巧，做好表面功夫，而那些不熟悉的学生就处于劣势。这就是造成评测不公平的两大原因。

（四）评估的不准确

领导学论文篇(4)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若干理论的概括分析，即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深入探讨这些理论在中国教育文化土壤下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教育领导管理的启示，即在中国的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郑晓明.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j］.人力资源，1999，11.

［2］peter·g著.王力行，王怀英，吴纪明译.卓越领导力—十种经典领导模式［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领导学论文篇(5)

一、本次论坛基本概况

28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占群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忠云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顾问那仁敖其尔教授，宜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覃兆凡，三峡大学副校长黄应平教授等领导出席并致辞。开幕式由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领导科学论坛》执行主编周振国教授主持。

白占群副会长代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对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并为领导科学发展指出了研究方向。他指出，领导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跳出“学科”这个小圈圈，开展多学科研究，并建立相关的互动机制。坚持中国道路，坚持理论创新，对于推动领导科学的不断发展，激发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李忠云常务副会长代表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社向高峰论坛的开幕表示了最衷心的祝贺。他说，这次会议既是全国领导科学界中青年专家展示成果、探讨重大问题的盛会，也是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的聚会。“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这一时代主题正摆在我们面前，围绕这一重大主题开展重大课题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作出重大贡献。

经过评审委员会认真遴选和评审，本次论坛共评选出36名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并颁发了荣誉证书。会上收到近40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中，刘炳香、洪向华、李春林、王春玺、韩勇等16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主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理论探讨。

本次论坛召开得热烈、庄重、节俭、紧凑、成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时机选择恰当。全党正认真学习贯彻十精神，同时全面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近期中央提出要围绕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中央精神为研究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指明了方向，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内容。本次论坛研讨成功必将深化对中央精神的认识，同时对领导者的领导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主题宏大鲜明。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这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研讨，也不是日常操作层面的工作研究，而是事关中国道路中国梦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领导问题的研究。论坛主题及选题体现了时代精神，突出了学科特色，宏大鲜明。

三是学术成果丰硕。这次围绕主题，提交大会或在会上交流的论文，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研究深入、论述独到，让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和很高的学识素养。

二、本次论坛研讨的主要问题

围绕“中国道路与领导科学”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交流，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

1.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制度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集体交接班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建立了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和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了退休制、任期制，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交班创造条件；建立有利于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制度，恢复中央书记处制度，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接班创造条件；健全党内民主选举程序，为中央集体交接班提供科学的选人机制。在实践中，党中央领导集体几次集体交接班顺利实现，形成了高层权力交接班的中国特色。

2.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思维创新。中国道路与领导思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领导的战略思维使中国道路变得更加清晰，领导的辩证思维使中国道路在前行中更加具有理性，领导的创新思维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有的学者认为，当前领导思维的创新，应从发展导向到信仰导向；从官主导向到民主导向；从行政导向到市场导向；从威权导向到法治导向；从求稳导向到求变导向；从国情导向到国际导向。

3. 关于中国道路与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与会专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保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规律的时代要求，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统一。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必须认真执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与原则。民主化决策要求：一是增强民主决策意识，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二是注意营造民主、平等、协商、沟通的决策氛围；三是在方式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大胆实践。

4. 关于中国道路与提高领导文化素养。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必须把领导文化建设和领导文化素养修炼置入中国道路的历史大坐标中。首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位指向和价值取向，正确把握领导文化修养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拓展领导文化修养的内容，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能力。再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强领导文化修养，在加强领导文化建设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5. 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与会代表指出，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催生了中国特色领导科学，是中国特色领导科学不断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路，也是中国特色领导科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之路。没有中国道路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发展。没有中国特色领导科学的应用，也就没有中国道路。

6. 关于中国道路与提升领导力。有的学者提出，中国道路呼唤责任型领导力，这是领导角色转变的迫切需要、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条件、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责任型领导力有三项基本修炼。一是培育伦理意识：判断“善”的能力，识别“真”的水平；以“价值观”和“道德”为指南，做出审慎的判断。二是创造共享环境：营造开放式沟通、互信互责的组织伦理氛围；建设利益相关者共享（价值）的组织文化。三是传递责任形象：利用角色模型作用，发挥责任影响力，创作、讲述和分享责任故事。

7. 关于中国道路与党的群众路线。与会代表认为，第一，群众路线教育是中国特色领导学的核心命题。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特色领导学，离开或者回避群众路线，就一定会脱离中国道路，就不可能真正有效推进中国特色领导学的科学发展。第二，群众路线教育是探索中国道路领导规律的内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紧紧依靠人民，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道路。第三，群众路线教育应当有一个领导学的视角。广大人民群众在群众路线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集中体现在中央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教育的总要求上。

领导学论文篇(6)

论文摘 要：西方高校的文化型领导理论很难运用于中国，原因是：中国注重“和而不同”；时下中国正遭遇信仰危机；中国高校遭受的非文化性因素干预太多。分享式领导理论则可运用于中国，原因是：分享式领导追求民主、公平，这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向；分享式领导利用集体智慧，有利于激励教职员工并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分享式领导的基本策略与中国社会传统及现实相吻合。

近几十年来，随着高校间国际交流工作的开展，西方教育界的一些相关理论逐渐被引进国内。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如何借鉴西方高校理论为我所用，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课题。本文仅以文化型领导理论和分享式领导理论为例，对此稍作探讨。

一、文化型领导理论难以运用于中国高校

斯米瑞奇（Smiricich）是文化型领导理论的提出者。他认为文化是“组织凝聚的粘合剂”，一个组织一旦形成统一的信仰与价值观念，此组织便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其文化功能相应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给予员工组织认同感；第二，提高员工的团队责任；第三，增加社会的稳定性；第四，促进员工对环境的了解。施因（Schein）则把文化定义为“群体或组织内部全体成员共享的基本潜意识假定和信仰”。他们都把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文化是高校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

笔者认为，文化型领导理论难以运用于中国高校。理由如下：

（1）中国文化注重“和而不同”。中国包容性极强，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各自争锋；当代中国文化仍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存同求异”，追求个性。20世纪初，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招揽各色名家，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仍能在北大各成一派。时至今日，求异思维仍盛行于各大高校，追求文化多元，追求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仍是他们的一贯目标。如学者王立军所言：“高校领导成员由于学术背景、工作阅历和个人秉性的差异，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对事物的认识、对人的看法、处理问题的思路等也往往不同。”［1］在求异的文化背景下，以求同为核心的文化型领导理念，恐在中国高校碰壁。

（2）时下中国社会正遭遇信仰危机。“五四”以来，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优秀的文化因子被错误地抛弃。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高校管理工作的精神指导。但现今贪污腐败、堕落退化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虽数量不多，比例不大，但它严重挫伤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如何加大反腐力度，恢复、提升共产主义理想的号召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树立牢固的精神理念，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文化型领导理论把高校共同的文化信仰设定为全体成员共同的精神追求，但时下的中国高校领导层正面临着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挑战，文化型领导理论将举步维艰。

（3）中国高校遭受的非文化性因素干预太多。余承海、程晋宽曾说：“中国高校的管理显得僵化有余，灵活性不足。多数中国高校的管理依然在历史的惯性推导下运作，缺少生机与活力。”［2］这里的“历史的惯性”指的就是高校管理受行政干预成分太多。过多的行政干预会打乱高校已有的战略部署，冲击各教职工原有的脆弱的文化信仰。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但还存在学术权力弱化，党委与行政职责边界划分不清等问题”［3］现今，中国高校的领导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一些管理政策经常摇摆不定，高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限制于行政体系。因此很多教师都选择闭门造车，远离管理系统，高校也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信仰体系。

二、分享式领导理论可运用于中国高校

分享式领导理论又叫分散式领导理论或分布式领导理论，它追求集体成员间的联合作用，强调努力方向和所用资源的相合与一致，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参照其他成员的计划，调整行动，以求达到同步。这种理论应用于高校管理领域则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特征，负责全局的校长评估不同教师的不同能力，然后因材施用，把相应的人才放到最合适的位置，调整集体为了一个共同任务和目标而奋斗。

笔者认为，分享式领导理论在中国有着良好的运用前景。理由如下：

（1）分享式领导的实质是民主、公平，这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向。综观历史，由专制到文明的发展路

线已成为社会前进的共同指向。分享式领导权力分散、共同参与的管理理念，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学者刘延庆说：“关于高校领导人才的遴选程序的改革，关键是要使遴选程序进一步体现公开、透明以及多元化、民主化的精神”。［4］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里所说的“民主化的精神”并非局限于选举时公开、公平、任人唯贤等选举原则，在未来成熟的高校管理理念当中，这种精神更当包含普通教职员工分享管理权力，“领导”概念相对弱化，而共同参与、联合作用等概念将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2）分享式领导的管理策略是利用集体智慧，共同参与管理，这有利于激励教职员工，并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当今很多高校，管理权过于集中，很大一批教职员工失去了参与管理的机会；学校管理大多成为领导阶层的事，出台的相关政策得不到员工的全力支持。蒋园园在《学校分布式领导概念新思维与领导力实践体系的集成》一文中就说：“显而易见，某些学校领导任务和事务必须得由那些担当正式领导角色的人来完成。但是更重要的，成功的分布式领导的关键在于使教师们参与到共同指导和规划教学及制度发展的过程中。”［5］从西方高校的发展经验来看，成功运用分享式领导理念的高校发挥团队领导的优势，利用高级管理人员和集体的共同智慧，相关决定、制度日趋集体化，其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3）分享式领导的基本策略与中国社会传统及现实相吻合。秦汉时期，政府权力分割给九卿共享；魏晋以后，尚书分曹治事，分工合作；隋唐以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独立，各司职能。分工合作的管理方式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管理体系之中，社会各阶层对这种管理模式还是非常认可的。在现今的民主社会，专制主义失去了生存土壤，这给高校实行分享式领导提供了可能。综观当今中国各大高校的管理模式，分工合作依然是共同模式，这也给高校实行分享式领导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总而言之，如何放眼未来，杜绝行政命令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如何让部分高校领导放弃家长制作风，真正实现权力的平等分享；如何转换思想，实现由“领导”向“合作”的转变，将成为分享式领导理论能否在中国高校取得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立军.传统文化对我国高校领导行为的影响［J］.齐鲁学刊，2009（6）：42.

领导学论文篇(7)

领导管理科学是一门集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学科。它具有宏观上的战略性，也具有实践过程中的操作性；它有着理论上的震撼力，也有艺术上的感染力。《领导管理科学新论》的主旨就是在上述大前提下，构建新的领导管理科学理论体系。

《领导管理科学新论》是在新时代综合了世界各国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

2008年作者吴炳新曾出版《消费通论》，其领导管理新论的主旨思想已基本形成。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曾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学者认为：《消费通论》中的领导管理思想真正是中国自己的领导管理理论，它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用了两年时间，全面拓展了《消费通论》中的领导管理思想，形成现在的110万字的《领导管理科学新论》。

《领导管理科学新论》的学术创新和启迪

赋予领导管理科学的学科新义。《领导管理科学新论》认为领导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是由一系列的领导管理理论、原则、形式、方法、制度等组成，是领导管理实践活动在理论上的概括和反映。领导管理科学来源于领导管理实践，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如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活动中积累和总结出的一系列领导管理经验和领导管理概念。

揭示了领导与管理动态互补的辩证关系。《领导管理科学新论》认为领导学与管理学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两门无法分开的学问。“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1954年在他出版的《管理实务》中，把领导与管理看作是一体的，他认为领导和管理具有很强的复合性和相容性。领导就是管理，管理就是领导。领导与管理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是互补的。领导职能关注的主要是组织活动方向的正确性及其价值意义，管理职能关注的主要是组织活动秩序的稳定性及其效率，领导职能的使命是确保做正确的事，管理职能的使命是确保正确地做事。二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两者交互作用可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种互补性恰恰体现了其一体性。所以，该书认为领导与管理密不可分，二者共同构成领导管理科学。这可以说是吴炳新先生对此的独特见解。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领导管理战略理论。过去的管理战略理论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借鉴，而该书则把中国传统领导管理思想同样纳入战略范畴，从而形成一个融东西方理论精华为一体的新的领导管理战略理论体系。

该书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天人感应，管仲的天道、地道、人道，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孔子的仁政德治，到孙子兵法、三国谋略等进行了全面梳理。

该书还借鉴和改造了西方的组织理论、规划理论、竞争理论、激励理论、控制理论、目标理论。在此基础上，也融进了中国古代优秀的领导管理思想，特别是管子、老子、孔子、孙子等人的领导管理思想。同时还针对中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用人战略、文化战略、公关战略等理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领导管理战略理论体系。

强调了实践哲学应当是领导管理过程中的第一哲学。书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实践哲学形成发展的路径，阐释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实践的价值观、实践的世界观、实践的发展观、实践的创新观等。在当今时代中，进一步确立实践哲学的地位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发扬实践哲学的主体论思想，丰富实践发展观，推进实践操作的规范研究，追求实践创新的带动效果。

该书论述了三大规律，并提出了围绕消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领导管理科学新论》提出并论述了三大规律，即：自然经济规律、市场调节规律和宏观调控经济规律。书别对国家主导经济的宏观市场调控规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围绕消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作者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并强调了六个目的、三个手段、二十个要素。

《领导管理科学新论》具有中国本土理论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汲取了各种领导管理理论之长，避免了各种领导管理理论的短处。吴炳新认为，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领导管理理论，只能借鉴，不能照搬。探索中国特色领导管理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离开了中国国情一切无从谈起。

吴先生认为西方理论诞生在西方，是西方人研究出来用于领导管理西方人的，它对于东方人来讲未必就是适合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史、有自己的和民族习惯。实践证明，过于西化的领导管理风格在中国的企业里效果并不理想。中国人讲究“仁、义、礼”，在经营中国企业、领导管理中国工人的时候，更好的手段、方法还是“人治、情治”附以相关的领导管理规定和领导管理制度。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研究方法遵循了“追根溯源，以正本清源”的原则。该书对很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如人类消费、认识论与方法论、实践哲学、领导管理思想、消费社会生产力、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等，都从历史文化的源头上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领导管理科学新论》赋予实践哲学以崇高的学术地位。作者在第二篇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实践哲学，梳理了实践哲学形成发展的路径，阐释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实践的价值观、实践的世界观、实践的发展观、实践的创新观等。

该书本身就是一门融理论修养和实践品格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对领导管理理论、领导管理艺术、领导管理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把悟性灵感引入认识论的科学掌握与运用，是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还具有战略意义和普遍意义上的宏观导向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领导管理战略理论。它把中国传统领导管理智慧纳入实践战略范畴，从而形成了融东西方理论精华为一体的新的领导管理战略理论体系。

本书理论性与应用性、学术性与实践性兼备。作者运用多学科原理来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形成体系，从而让自己的理论站在了时代的高峰，并成为指导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和深化改革实践的导向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