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法律论文篇(1)

〔关键词〕外资银行;宏观监管,微观监管

一、导论

“外资银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资银行”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外国资本的银行,我国则把总行设在我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简称为外资银行〔1〕。广义的“外资银行”则是从东道国的角度,对“外国银行”〔2〕设立在东道国境内的从事银行业务的各种组织形式的通称,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等(本文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则指广义的外资银行)。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据统计,自1979年我国批准了第一家外国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在北京开办代表处到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率先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以来,截止1997年底共批准了710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其中外国独资银行有5家,外国银行分行有142家,合资银行有7家〔3〕,作为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既满足了大量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国际银行业务的巨大需求,又带来了大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技能,扩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丰富了交易品种,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国际化。

但由于外资银行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负债比例合理,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金融技术,其融资网络也遍布世界各地,在与国内银行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不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势必给正在转变机制中的中国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压力。正鉴于此,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法规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前生效的有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下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本文通过比较各国不同立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状,讨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我国的监管体系提出初步建议。

二、对外资银行的宏观监管

宏观监管主要涉及国家对设立外资银行采取的政策原则和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管制两个问题。

(一)对外资银行采取的政策原则

各国鉴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对引进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原则。纵观各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保护主义政策、对等互惠政策和国民待遇政策。保护主义政策意在保护本国的金融业免受外来竞争和控制,最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外资银行进入,如伊拉克、利比亚、坦桑尼亚等国〔4〕。互惠对等原则表现在依据外国对待本国银行的态度有限制地引进外资银行,对其进入形式和业务范围实施某些限制。由于金融业处于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一国的社会、经济影响极大,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金融业实行国民待遇,连美英这样的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也只采取有限度的国民待遇原则。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银行都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限制到放宽限制的过程,以便使外资银行在本国金融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如韩国在1967年～1980年为了引进外资,大规模引入外资银行,在利用的同时加以限制,在严格管制的同时又采取优惠措施,如设立外币置换安排以方便外资银行和减少其汇率风险,同时又限制其额度,并限制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1984年～1990年鉴于国际收支的盈余,资本输出的增加,韩国逐步取消了一些优惠政策并降低一些政策的优惠程度,在市场准入方面强调互惠对等,在业务经营方面向国民待遇过渡。1990年以后,随着韩国金融业向国际化的迈进,对外资银行除在市场准入方面仍考虑互惠原则外,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全面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5〕。发达国家的日本和我国台湾省对外资银行的政策变化也大致如此。相反,墨西哥由于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撤销了外资银行准入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完全自由地到国内开业,使之成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政策及实践情况看,外资银行业属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其业务活动范围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这种政策原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因为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发展很快,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它们对中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让跨国银行进入中国有利于满足跨国公司的国际银行业务需要,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外资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竞争有利于中国商业银行增强竞争意识,促进中国金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未完全商业化,原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仍承担某些政策性信贷和对国有企业的呆账坏账,同时它们的服务水平与外资银行相差甚远,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外资银行竞争。所以我国才采取此种折衷的政策原则。鉴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在目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我国都会一直采取这种既开放又限制的政策。

(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

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涉及外国投资者资格、投资总额、注册资本、股权比例、数量限制、投资地区及企业形式等有关设立和登记的问题。

1.对外国投资者资格、注册资本、投资总额的要求。这包括对申请银行本身和其母行在注册资本、经营状况、资本充足率、资产总额等方面的要求。为了有效地引进外国金融资本,避免金融风险,许多国家对申请银行及其母行都规定了各种标准。如加拿大将最近5年内经营状况良好、收益较佳作为准入条件之一。韩国政府对外资银行注册资本的要求是甲类基金(银行实收资本)金额不得少于30亿韩元,乙类基金(本币)不得超过甲类基金、银行储蓄和利润留存总额的6倍〔6〕。我国《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及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对申请者的资格要求是: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为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已经成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者在中国境内已设代表机构2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设立合资银行的,申请者为金融机构,其在中国境内已设代表机构,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这三种银行都要求申请者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管理条例》还要求申请者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银行章程、所在国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最近3年年报以及其它资料。

2.企业形式和股权比例,我国目前允许设立外国独资子银行、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外国银行代表处,且对合资银行中外国投资者股份限额未作规定,显然外国银行可占多数股权。但新加坡一般只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分行和代表处,不允许设立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另有些国家对合资银行的外国银行股份规定最高限额,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10%,丹麦为30%,芬兰为20%,日本为5%,冰岛为49%,荷兰和爱尔兰也不允许外国银行占多数股权(即50%以上)〔7〕。

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有关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首先,现行法规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别、投资地区、设立银行数量等问题未作任何规定。美国在引进外资银行时,美联储在审批前均与申请机构所在国金融监管当局取得联系,要求对方明确评估申请机构的整体财务状况和管理水平等,以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美联储还考虑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注册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外资银行对本国金融资源、经济贸易发展以及对本国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本国或当地对外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美国与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所属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合作情况等〔8〕,从而控制外资银行的来源国别、设立数量和设立地区,达到充分为美国对外金融、对外贸易联系服务的目的。截止1997年底,在我国投资的142家外资银行分行在上海有39家,深圳23家,广州和北京17家,天津13家,大连10家、厦门10家,其他11个城市才19家〔9〕,从地区分布看大都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现行立法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考虑国家现实需要与经济发展战略。其次,我国未规定外国银行在国内合资的股权限额,这对我国金融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一旦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将进一步对外开放,银行同业之间的兼并和收购也会介入中国金融业,由于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太多,资本充足率实际不到8%,又未完全实行资本经营,经营效率很低,外资银行可能或多或少地控制我国的金融产业。因此我国必须完善现行法律,加强引进外资银行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和战略的协调,具体说就是要在立法和实践中考虑我国对跨国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程度,对方国家是否对我国银行提供互惠待遇,其所在国与我国贸易、投资、金融关系的密切程度,某一中心城市外资银行的数量是否太多,中西部大开发需要引进大量外资的现实,外资银行的股权比例现状以及对我国金融产业的影响等因素,避免对某一国家跨国银行的过分依赖,以降低其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对华关系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也要避免某一城市外资银行的过多发展和外国资本占多数股权以减少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太大冲击,满足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对外资银行的现实需求,从而搞好长期规划,提高利用外资银行的效率。

三、对外资银行的微观监管

微观监管问题主要涉及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和风险控制等问题,各国通过这两方面的法律规定调整外资银行的具体活动,并防止其经营风险,保护本国客户的权益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一)业务活动范围问题

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是各国金融当局对外资银行监管的重点。各国基于保持和巩固本国银行竞争地位、稳定国内金融秩序的考虑,均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实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限制,以达到既能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又能防止外资银行损害本国金融体系的目的。如韩国在1967年～1983年间引进外资银行重在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的金融业,所以不允许外资银行在韩国吸收本币存款开展韩元业务,外资银行从事韩元贷款活动,只能通过“外币置换安排”,即外资银行从其母行借入外币资金,出售给韩国银行换取当地货币资金,再转借给韩国企业或在韩经营的外国企业,由韩国银行对外资银行带入的外币资金承担汇率风险,保证一定的利润,并规定了外币置换安排的额度。1984年以后,韩国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限制才逐步放松〔10〕。日本最初只允许外国银行分行经营贷款业务和外汇业务,其中银行贷款业务是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贷款资金在外资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在70年代末达到60%～70%。外资银行经营的日元贷款则以短期为主,并且其贷款要受日本银行“窗口指导”的限制.即贷款增加额的限制。1978年4月以后,外资银行才得到允许可以从一般企业和个人吸收外汇存款。7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被禁止参加短期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由于实施上述管理和监管措施,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以利用大量外汇贷款支持本国重化工业和钢铁工业等基础产业发展,外资银行贷款的客户80%以上是日本企业,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外资银行在日元贷款和短期资本市场上与本国银行的过度竞争〔11〕。

按我国《管理条例》的规定,目前在我国的外资银行可部分或全部经营的业务有:外汇存放款,外汇票据贴现,经批准的外汇投资,外汇汇款和担保,进出口的结算,自营和代客买卖外汇,外币及外汇票据兑换,外币信用卡付款,保管及保管箱业务,资信调查和咨询及其他经批准的本币业务和其他外汇业务。直到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允许美国花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及兴业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即人民币存款,包括三资企业存款、外国人存款及对非外资企业人民币贷款的转存款,经批准外资银行还可以进入融资中心二级网进行人民币拆借业务〔12〕。《管理条例》还规定外资银行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其总资产的40%。可见外资银行主要从事外汇存款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国际结算业务,人民币业务受到严格限制,货币市场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程度极为有限。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发展外资银行主要目的是引进外资,满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需要。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成转变,经营效率较低,而外资银行一般有大跨国银行作背景,其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高,若放开人民币业务,势必进一步减少国内银行的客户和业务数量,不利于国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证券市场即资本市场上,到1995年底上海证交所已有30多家海外银行和证券公司获得上交所B股席位,可直接从事B股交易,美国花旗银行和纽约银行已帮助二纺机、氯碱、轮胎B股利用ADR方式在美国上市交易,中国证券市场的核心即A股市场,外资银行尚未进入。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到1995年5月5日为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350家会员银行中,外资银行占28%〔13〕,由于未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它们在外汇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比较有限。

我国对外资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基本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现实。但是考虑到全球金融业国际化、自由化的趋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这种限制只能是暂时的。如果要加大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促使国内商业银行彻底转制,必须考虑逐步开放货币市场,给予外资银行以人民币经营权。在条件成熟时可放宽对外资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除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进行B股发行分销外,还可以试行组建中外合资基金,让其逐步进入A股市场,并参与到企业产权交易中去,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帮助。现行外汇市场上以银行间同业拆放为主体的外汇交易只部分地反映了外汇供求变动情况,我国应考虑改进现行结售汇制,在允许企业保留一定经常项目外汇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企业间用售汇交易的二级外汇市场,以加大市场机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作用,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在资金跨国流动下的稳定性。

(二)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为了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引导外资银行健康经营,保护储户的合法权益和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各国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同时,都注意通过法规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如美国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以及外资银行对某一客户的信用贷款不得超过其自有资本和盈余总额的15%,还要求在联邦级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存入当地某一家联储会员银行相当于该分行全部负债5%的一笔保证金(即“资本等值存款制度”)。对于经营风险问题,美联储提出三项建议:改进信息公开的标准,银行必须彻底公开投资风险,使股东、债权人、董事、监事充分了解投资后果;保证银行有独立的高水准风险评估能力、风险分析的专业人员及风险评估系统,建立一套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从事衍生交易较多的银行,应及时充实自有资本,以增强承受其风险的能力〔14〕。韩国《银行法》也规定,外资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为5%以下,对当地同一存户存款总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25%,对一家企业信用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20%,对一家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的40%〔15〕。英国要求外国银行如接受英磅存款,应向英格兰银行缴纳0.5%的准备金,德国对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币和外币4年期以下的存款分别要求9.2%和15%的准备金。另外许多国家还对外资银行外汇缺口头寸、利润汇出、追加税收及聘用当地职员有特别规定。

根据《管理条例》,我国对外资银行风险管理的规定有:外国银行分行30%的营运资金,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对一个企业及关联企业贷款除经央行特许外,一般不超过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的30%;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和储备金之和的40%;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实收资本低于注册资本的,必须每年从税后利润提取25%予以补充,直至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等于注册资本;外资银行也必须提取呆账(坏账)准备金。外资银行还应聘用至少一名中国公民为高层管理人员。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外资银行的存放款利率及各种手续费,其经营存款业务应向所在地区的央行分支机构缴存存款准备金,并不计付利息;外资银行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及有关分支机构报送财务报表和有关资料,中国人民及有关分支机构有权检查、稽核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我国对外资银行风险监管与金融监管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如我国未规定外资银行资产流动性比率,未规定外汇担保限额,对外资银行负责人的任职资格也没有详细规定。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是同其总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外资银行风险的监管离不开国际合作,对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2年7月了《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规定所有国际银行集团都应由有能力实施监管并表监管的母国当局监管,东道国当局以有关银行或银行集团处于实际拥有监管能力并表监管的母国的有效监管之下为允许它们在其境内设立和维护银行机构的先决条件;跨境设立银行机构应取得东道国监管当局及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事先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母国为主,母国与东道国合作监管跨国银行的原则〔16〕。而我国《管理条例》根本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为此,我国应当修订现行的《管理条例》,具体规定外资银行的资本负债率、资产流动性比率及担保限额等重要的信贷风险考核指标,也应当加强对外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人事背景和管理业绩的审查,以确保高层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诚实可靠地履行职责。此外还应加强与外资银行母行所在国监管当局的合作,根据巴塞尔协议与其母国当局合理地分配对外资银行投资者的监管权限,如美国1991年《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就规定除非外国银行在其所在国(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管,且承诺依美国金融管理机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否则该银行不得在美国境内营业,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与美国银行一样适用美国银行法规〔17〕。我国完全应当采纳这一做法,以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果。

四、结论

从现行调整外资银行的法规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但这一体系与金融业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相比还显得单薄,因此我国必须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及时改进法律规定,对外资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促使外资银行稳健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除完善国家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外,还应注意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督机制,如建立外资银行行业公会或协会,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来履行本行业自律管理的职责,从而形成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相配合的外资银行监管体制。

注释:

〔1〕参见1994年1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2〕“外国银行”在美国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里是指任何在外国法律框架下建立的从事银行业务的公司。而加拿大1980年的银行法则对“外国银行”定义得较为宽泛。

〔3〕转引自杨子健《金融开放的助推器》,载《国际贸易》,1998(10)。

〔4〕〔13〕赵京霞、俞雄飞:《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载《管理世界》,1996(5)。

〔5〕(韩)徐宪济:《国际去来法》,426～429页,法文社,1997。

〔6〕〔7〕〔10〕〔15〕(韩)金汝善:《国际经济法》,315～320、98、365、398页,法文社,1998。

〔8〕〔14〕〔17〕SeeHal.S.ScottPhilip.A.Wellons,InternationalFinance:Transactions,PolicyandRegulation2nded.(TheFoundationPress,1955)P429～435、131～137、141.

实用法律论文篇(2)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陈金钊教授提出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根据当代西方法律修辞学虽可获得相应的证成，但这种法律修辞理论也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多种局限和限度：游移于分析性修辞学和法律论辩理论之间，理论进路混乱；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种价值立场因无法在法律修辞的语境下兼容而始终充满张力；构造的“法律修辞方法”无法满足法律方法论的要求，并非一种真正的法律修辞方法；勾勒的法律修辞“谋篇布局”过于模糊、残缺不全且充满内在缺陷。这四种缺陷注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难以作为完整的或真正的法律修辞理论。

关键词 ：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进路；价值立场；法律修辞方法；谋篇布局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 2015) 03 -0002-15

陈金钊教授近来通过其一系列的论文及专著（以下分别简称为陈文和陈著）提出了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体系。这种法律修辞理论不仅意味着对新修辞学的内在构造及其价值立场独特的学术改造，而且也构成了我国目前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如何建构的一种规范主义思考。它既可以为法律修辞学提供合法性的科学范式，使法治与法律修辞的可辩驳性得以良好的协调，又能为法律修辞学建构出规范性的论辩前提理论。但从整个理论体系的视角观察，“把法律作为修辞”也难以回避其根深蒂固的内在缺陷和限度，它在分析性修辞学和法律论辩理论理论进路上的混乱，其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种价值立场间的冲突和张力以及孱弱的法律修辞方法、残缺的法律修辞“谋篇布局”，决定或注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暂时仍无法形成完整或真正的法律修辞理论。

一、理论进路的混乱

陈文在构筑“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体系时并未坚守理论进路的一致性和体系性，它对“把法律作为修辞”概念的界定经常游弋在“法律话语”和法律论辩之间，因而导致了该理论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脉络和理论体系。

在法律话语意义上，“把法律作为修辞”致力于研究法律词语、概念或术语的运用规则和技巧，其旨在确立一种维护法律权威、恰当使用法律的思维方式”，实现“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它认为，“把法律作为修辞”不是重述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准确地、灵活地运用法律语词表达法律思维。法律不仅是规范体系、原理体系，而且还是语言概念体系。其中，各种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学原理、法律方法都属于法律词语体系的要素。“把法律作为修辞”并不仅研究这些法律词语的意义，而是研究它们在法律思维中的运用。在法律话语上，“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站在法治的立场通过释放法律体系的隐含能量把上述各种法律词语作为法律思维的

关键词 ，证立所有的判决，建构、证成、描述所需的各种法律命题。同时，法律人要根据相应的法律词语来定性、评价、描述各种案件事实。在修辞学的分类上，此种意义上的“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实质性修辞( the material rhetoric)，实质性修辞意指语言事实本身，即事件的可理解的描述以及人类“以言达义”的条件。陈文认为法律词语的运用本身即法律修辞。陈文在这种法律修辞定义的基础上采取的是分析修辞学的理论进路。分析修辞学与其他修辞学区别之处在于，它致力于分析具有修辞特征的复杂语言体系，试图通过自我批判的前问题（die selbstkritische Vorfrage）获取修辞学的知识论基础。Ballweg认为，实用法学兼具实践智慧的慎思特征和法律科学的科学特征，它作为一种控制论模式可为法律决定和法律证成提供各种权威的教义学意见。实用法学具有各种精确区分的教义学语言( die dogmatische Sprache)，这种教义学语言能够同时关照外部体系的严格性和内部体系的灵活性。法官在裁决上的法律约束和论证负担，要求他们须在有限的庭审时间内找到大家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教义学语言作为修辞论据，而不允许进行法哲学和法律科学的无限反思和认知。在法律分析修辞学中，法教义学语言对法律裁判的证立不涉及认知，而只有达致理解的功能，但它却能确保法律的本质主义和本体论以及法律制度化的可讨论性。这源于，法教义学作为一种不受质疑的、体系化的观点组织，它本身的语言即是一种本体化的言说方式，它能够储存并调换“主体对符号的关系”和“主体对事物的关系”对法律体系的各种影响，并能通过“观点思维”的理解和解释功能使法律裁判保持对修辞情景变化的敏感性。

在陈文语境中，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专业术语、构成要件等法学原理、法律方法等构成的法律语言是一种典型的法教义学语言。这些教义学语言可为法律修辞提供权威的、不得轻易挑战的修辞性意见，能促成当事人间信任的产生，还会便于论辩者间法律关系的分析和修辞立场的选择，并能使人们掌握、熟悉一种真正的裁判语言。尽管这些法律话语并不拒斥对修辞语境、个案正义和法律价值以及社会关系等的考量和关注，但它们的教义学属性和一般性特征要求它们在法律修辞中必须重新弥合法律在个案中的“碎片化”，修辞语境等的考量只是为了开启它们在案件事实评价上的理解和描述功能。

与此相对，法律论辩意义上的“把法律作为修辞”意味着“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因此，其对解决疑难案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要求考虑个案的情景因素，而且还要求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把法律之理讲清楚。在与其他法律方法的关系上，法律修辞本身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式，在法律方法的适用顺位上，“把法律作为修辞”须以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为基础和前提。根据“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谋篇布局”，法律修辞只有实现与其他法律方法的整体性协调或综合性运用才能满足法律裁判的融贯性要求。为了解决法律论辩的可废止性和“多解”问题，“把法律作为修辞”不能简单地根据概念、规范进行推理，而必须根据个案的语境选择使用相应的修辞论辩方法。因此，它的多种适用形式都包含着创造性因素。在修辞学的理论进路上，作为法律论辩的“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典型的实践性修辞( Practical rhetoric)，实践性修辞事关我们在实质性修辞之前如何根据各种修辞技巧和论辩经验进行有效的说服、理解、争论和下决定。

古典法律修辞学、以新修辞学为主流的当代法律修辞学都属于实践性修辞学，在它们压倒性的理念史传统中，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对法律事物尽可能客观的理解，而是试图通过法律修辞论证的实践技术操作性地影响其法律听众。实践性修辞学意义上的法律修辞学仅能在法律主体的论辩关系中发生，其关注的也是与既定的事理结构毫无关涉的法律论辩者之间在个案中的法律言谈和争辩，它除追求法律听众对论辩过程和修辞结论的赞同和合意外别无它求。因此，这引发了法律修辞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紧张性关系。但是，新法律修辞学并非就无法解决“法律约束”的问题，法律修辞作为“法律人的修辞艺术”必须回溯到法律体系自身的规范性要素内发明论题、寻找论据和建构图式。最近的法律修辞学为了平衡“符合事理”、客观性、法教义学、法治与法律修辞之间的冲突关系，对传统的法律修辞学理论进行了各种重构性改造。这些最新的法律修辞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听众或听众的合意在法律论辩中的构成性意义，它们不再是修辞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同时，它们将法律修辞学嵌入到法律体系自身以寻求法律修辞的某种规范化重构。它们更加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权威对论辩正确性或合理性的知识论意义。

为给法律修辞学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效力基础，它们对法律修辞的前提或起点进行了各种分析和分类，如有内容的前提／无内容的前提（Pramissen mit oder ohne Inhalt）、客观前提／操作性前提（Sachpramissen und operative Pramissen）、无形式的前提／形式化的前提(form-freie und formalisierte Pramissen)以及描述性前提／评价性前提(beschreibende und bewertendePramissen)，并认为，制定法是法律修辞的完全前提，法教义学是法律修辞的操作性前提；在法律修辞的论证上，它们不但将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和解释规则作为法律修辞的基本手段，而且还描述和构造了实现修辞逻各斯的各种逻辑性工具(Instrumente des thetorischen Logos)，如修辞论证的合理“布局”(Dispositio)、定义、三段论、矛盾律、命题演算法、类比推论、反面推论和正面推论以及其他理性化方式，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本身也被作为了法律修辞方泫和法律修辞图式。同时，它们还论述了一些在法律修辞中容易出现的本体论谬误(Die ontologischen Fehlschlusse)，如前提短缺、前提间的自相矛盾、语义性错误、语用性错误。与这些法律修辞学的新近发展不谋而合的是，陈文对法律论辩意义上“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更多地强调了法律本身的要素在法律修辞中的重要性，反对以法律外规则否定法律在论辩中的有效性。尽管陈文承认具体的修辞语境对法律修辞的重要性，但认为法律修辞并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对案件的思考必须坚定维护捍卫法治。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修辞必须以讲法说理的方式承认法律的效力，在法律思维过程中恰当运用法律。陈文对法律修辞与其他法律方法关系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意地迎合了法律修辞学在理性化和合理化上的不懈努力。

尽管如上所述，陈文对两种意义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论述可分别契合分析性修辞学和实质性修辞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但陈文在其理论体系的构造中始终没有对其做出清晰的界分，一方面它将法律修辞定义为构造法律话语的“法律词语的运用规则”，而另一方面又将法律修辞作为疑难案件中的法律论辩主体之间的论辩。这种混乱或模糊的理论进路忽视了分析性法律修辞学与作为论辩术的法律修辞学在本体论、法律认知、正确性标准和法教义学等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如果不对这些对立性的理论立场和知识论进行分析性的处理和离析便很难形成融贯性的理论构造。更关键的是，各种类型的法律词语①难以具备法律修辞前提或法律修辞方法的论辩功能，即使依照正确的方法用尽所有的法律词语也难以有效地解决法律修辞的争辩焦点和论辩难题。这两种理论进路的可能冲突和抵牾是陈文在修辞学进路上的凌乱和模糊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二、价值立场间的冲撞

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体系中，法律修辞的价值立场可析分为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陈文认为，在这三种价值立场之间可以做一种融贯主义的调和，并为它们间的可能冲突设定了规范主义的价值顺位。然而，“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在这三种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融贯主义立场以及为它们设定的价值顺位并不能消解它们之间固有的冲突，它对这三种价值立场的模糊界定以及对其关系的“粗糙化处理”可能会导致它们之间发生更大范围的冲撞。

首先，合法性是“把法律作为修辞”首要的价值立场。在修辞学的属性上，“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典型的“规范修辞学”，它旨在于确立一种维护法律权威、恰当使用法律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律修辞中，道德、政治、人情等因素不能轻易突破法的一般性。相反，必须“增大法律本身作为修辞的说服力”，以法律的名义维护正义，捍卫法律意义的安全性。法律作为规范体系、原理体系和语言概念体系对法律修辞必须展现出“整体性魅力”，无论是明确的和整体的法律，还是含糊的和局部的法律都可以做为法律修辞的论据。除了通过挖掘法律体系的可能意义以担保法律修辞的合法性外，若实现法律要素对法律修辞最大程度的约束，“把法律作为修辞”还需要遵守基本的逻辑规则。

合法性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在类型学上，合法性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即正当性或正统性(legitimitat)和合法律性(legalitat)，前者属于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法理学上的概念，侧重于根据内在的价值体系评判、谋划事物的应然状态，而后者属于典型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概念，意指行为或事物合乎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状态。根据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析框架，合法性又可以划分为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在商谈理论看来，内在于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无法通过既有的合法性方案获得解决，而只有借助理想言谈情景下的商谈程序才能实现真正的合法性。于是，程序合法性（Prozedurale Legitimitat）或沟通合法性又成为了合法性另一重要的维度。根据“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关于合法性的前后论述及其整体的理论脉络，陈文意义上的合法性属于学界论述的实质合法性①。在法律的思维模式上，陈文倡导“超越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从“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相结合的角度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并认为“法律不仅是法律概念体系、原理体系，还包括法律价值体系。”

其次，法律命题的可接受性是“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可接受性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具有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不同的进路。在经验主义上，可接受性指作为个体的判决听众对判决在心理上的认同和认可，而在规范主义上，可接受性是指理想听众或普遍听众基于正当化的理由对判决最终结果的信服。在陈文语境中，可接受性主要采取的是规范主义进路。陈文认为，只要满足法律修辞的合法性，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法律修辞要用更准确的法律语词构建法律，排除不可接受的结论。但这只对那些“讲道理懂法律的人”才有效。所以，可接受性在更大范围内的实现依赖于法律修辞对司法公正尤其是个案正义的满足程度。同时，“法律修辞是以听众为核心的实践论辩与论证”，这决定了法律修辞者必须努力说服或劝服案件当事人和“更为广义的听众”，只有在日常思维和法律思维之间进行某种方式的转换，用自然语言进行论辩，并以论证和论辩的方式获取法律判断，才能实现法律修辞更强的可接受性。不过，“把法律作为修辞”作为修辞者“有意识、有目的的思维建构”，它的听众主要是“专门学科的解释共同体”。

最后，“把法律作为修辞”还追求法律修辞合理性。合理性同样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根据与语境的关联程度，合理性可分为普遍意义的合理性( rationality)和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前者要求的理由具有普遍性，与规范性的和超越性的理性相连，因此是一个具有规范内容的概念。而后者不要求具有超越情境的普遍性，仅要求在一定的语境中被接受。同时，依据达致合理性的路径，合理性可分为个体主义路径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义路径的合理性。前者表现为实践推理，通过从个体的层面分析理由的普遍性和语境依赖的差异来实现合理性。后者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将合理性的判断标准、理由的普遍性和语境依赖的差异建立在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之上。

陈文认为，“根据法律的思考”与“案件个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求，在法律修辞中必须适当地融入价值、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质性内容，“追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把法律作为修辞”负载了很多实质主义的说理成分。我们不能仅根据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的分析来获取法律与案件的协调，我们需要在案件语境中重新思考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法律的可废止性以及法律浯词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在法律修辞中必须对各种相关的情景要素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而且“一切适合推动对现实调整问题与裁判问题的论辩的、换言之适合引导对其具体问题的正反论证的实质观点或者修辞论辩”都应该进入法律修辞的言谈之中。因此，“把法律作为修辞”所持的合理性立场属于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

陈文在这三种价值立场间关系的处理上持一种融贯主义的调和立场，并为它们间的可能冲突设定了规范主义的价值顺位。“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认为，合法性、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皆并非法律修辞的唯一考量因素，“法官的决策不仅仅是法律的，而且应该是正义的和可接受的。”在法律修辞中，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一般不会构成冲突关系，其中，“合法和合理在多数场景下是重合的”，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通过其合法性来实现。同时，“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也为它们之间的冲突设定了如下的价值顺位：第一，若合法性与合理性发生冲突，司法裁判首先根据法律进行说服，“道德的、政治的、人情的因素等不能轻易干扰法律的安全性”，为了更全面地把法律和道理的一致性说清楚，我们才需要进一步证成合理性。法律论辩的

关键词 和最终落脚点是法律语词，道德、政治、人情等只应在法律修辞的过程中出现。第二，陈文认为，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以通过合法性和司法论辩的公平性来实现，后来又认为，在法律可废止的情况下只有把实质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法律修辞的恰当性与可接受性。

但是，这三种价值立场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语境中难以获得陈文所设想的融贯状态。首先，只有在法律商谈或法律论辩的框架下，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才有可能实现“结合”，因为它们都诉诸于商谈程序或论辩规则，追求论辩层面的法律真理。质言之，只有程序合法性或沟通合法性、合理的可接受性或规范主义进路的合理性、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或交互主义路径的合理性才属于同一理论层面上的价值立场。实质合法性与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均是脱离法律论辩的价值立场，一个属于法律的“有效性”，另一个属于法律的“事实性”，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甚至必要的张力。

其次，“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合法性是为了扩大和增强法律体系内的要素在法律修辞中的论据效力和说理功能，而合理性是为了保证法律体系外的实质要素进入法律修辞的可能性，使法律修辞对修辞语境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敏感性。但是，两者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交叉的”。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体系中，构筑合法性的法律要素不但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即“外部体系”，而且包括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即“内部体系”。根据合理性的价值标准，进入法律修辞的实质性论据既包括伦理性的论据，如价值、道德和文化要素，也包括功利性的论据，如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其中，伦理性论据与“内部体系”的关系若不借助“承认规则”或相应的论辩规则根本难以理清。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陈文为合法性和合理性设定的价值顺位的意义。

而且，“内部体系”的法律要素并不能被“发现”，它们的“多解”状态、更强的可废止性以及其间频繁的冲突决定了它们只能被“诠释”、“建构”、“具体化”或“权衡”。在进入法律论辩之前，它们不能自动形成可被参照和遵守的“闭合体系”。这也决定了在法律修辞的开始和中间过程中合法性立场本身的弱化以及合法性初步优先于合理性的“客观不能”。

再次，在商谈的分类上，“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运用性商谈(Anwendungsdiskurse)。在运用性商谈中，规范的情景相关性无法事先预见，而只有将论辩的语境与可运用的规范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地判定规范的情景恰当性。陈文为合法性与合理性安排的价值位序明显属于论证性商谈层面的规则，它是从修辞具体的情景依赖性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它只对非常典型的标准情形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而对未来非典型的情形它难以提供确定性的指引。

最后，可接受性与合法性和合理性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撞。在陈文中，与合法性与合理性相对，可接受性主要是通过作为专业听众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认同来实现的，而且它也可以通过判决的合法性和个案正义等“正当化理由”来实现。因此，陈文意义上的可接受性是一种基于法律论辩的合理的可接受性(the rational acceptability) 。因此，可接受性与独白性质的实质合法性具有不同的理论路径，尽管各种法律体系要素有助于法律修辞可接受性的达成，但它们无法在法律商谈的层面上相互转化或支持。同样，可接受性与合理性也无法在法律论辩的过程中直接“沟通”，由于合理性的语境性、经验主义特征可接受性与合理性甚至会发生无法回避的冲突。所以，可接受性既无法通过法律修辞的实质合法性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法律修辞语境性的合理性来落实，而只有在理性的商谈程序中才有机会达成。

三、孱弱的法律修辞方法

法律修辞学的关键在于为争议点的解决和法律论辩的进行提供规范性的修辞方法或修辞图式。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价值立场及其上述理论进路相应，陈文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构造过程中也论述了各种所谓的“法律修辞方法”。经过相应的体系化梳理，这些“法律修辞方法”可做如下归整：

（一）法律人的修辞须用法律词语或“法言法语”作为

关键词 ，所有判决的证立、案件事实和法律行为的描述、定性和评价以及事实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确立都需要根据法律词语或“法言法语”进行。法律词语的运用除了遵循语法的基本规律外，还应遵循修辞的一般规律以及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二）法律修辞不仅是法律思维中的遣词造句，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的重点并非司法过程中所有的语言运用，而在于根据修辞规则、解释规则与逻辑规则恰当运用法律术语或概念；法律词语运用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论证、论辩以及与各种关系的平衡；（三）“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把法律作为论据，用法律进行说服，在论辩中通过规则和程序形成判断，其具体包括：把法律概念作为

关键词 ，把合法、违法当成基本的说服手段，把具体的法律规范当成说服论辩的论据；（四）“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释放法律的隐含能量，法律知识、构成要件、法律关系等法学原理是“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前见性基础和法律说理的工具；（五）法律方法、技术是法律修辞的基本说服工具，法律修辞的进行需要法律逻辑方法、法律修辞方法、法律论证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等的综合运用和相互配合，单一的法律方法难以决定案件的命运，而且需对法律方法论进行划界，准确地适用法律方法；（六）法律修辞还需考虑待决案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语境因素，法律修辞的进行需要语言学、法学、逻辑学和修辞学以及社会学等的综合或协同运用。法律修辞绝非法律的机械运用，道德、价值、社会关系等实质内容经常会融人法律论辩，法律人也不能拒斥它们进入法律论辩；（七）“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平抑政治话语和道德言辞对法律修辞的过度影响，政治言辞和道德言辞须经过认真的论证或论辩才能进入法律判断而不能被绝对化，它们在法律修辞中只起矫正的作用；（八）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注意法治区隔的意义，在理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基础上讲法说理。

陈文虽然提出了上述各种规范性的“法律修辞方法”，这些方法本身也旨在纠正法律修辞学对修辞语境和听众要素的过度依赖，但这些“法律修辞方法”却难以作为或转化为真正的法律修辞方法或法律修辞图式。首先，不管是以法律词语证立判决、描述、定性和评价案件事实和法律行为还是以“法言法语”判断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都是对法律实证主义、规范法学或法教义学的一种重复和强调。即便如陈文随后补充指出的那样，法律词语的运用需要遵循“法律修辞的一般规律”，法律修辞主要是一种“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但究竟何为“法律修辞的一般规律”和“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陈文却始终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论述和交代。

其次，释放法律在法律修辞过程中的“隐含能量”，把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法律知识等作为法律修辞的论据、前见性基础或法律说理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可以转化为法律修辞的论辩前提或论辩起点理论，但其只是是关于修辞论据或前提的指导性原则，并不具备可作为修辞方法直接适用的内在特质。在修辞前提的分类上，尽管法律概念是一种完全的前提，法学原理、法律知识作为关于有效法的法律学说和教义性知识，具有根本的教义学属性可构成一种特殊的操作性前提。但是，法律概念并非皆为分类概念，其中的类型概念、价值开放的法律概念(value-open legal concepts)、法律原型范畴或功能性概念在其“概念边缘”或“中立语义域”上只具有部分的语义界限，它们的适用会带来或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或可废止性。若不按照相应的词义推论规则对它们展开“语言分析性商谈”，这些法律概念并不能径直作为论辩前提或法律论据适用。否则，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语义相关性或语用相干性便无法完全确立。同时，构成要件、法律关系、犯罪论体系和请求权体系等法学原理、法律知识尽管作为“广义的法律”具有相当的融贯性、确定性、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但这些教义学功能会由于法教义学体系本身的可辩驳性而只能在部分意义上被维护。法律知识和法学原理作为修辞论据或修辞前提并不能完全解决法律论辩的争议点甚至有时会引发法律修辞更大范围的可辩驳性。因此，在法律修辞方法上，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法律知识作为法律修辞的论据或论辩前提都具有自己固有的局限性，陈文既没有正视这些潜在的问题也未厘清它们之间在修辞论据或修辞前提上的性质差别、适用顺位关系。

再次，尽管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反面推论、类比推论和正面推论等这些经典的法律方法可以作为法律修辞的“基本工且”或论证方式，但因传统法律方法论在理论预设上的“独白”特点，法律解释学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解决各方法间的效力冲突以及各方法间的选择和排序问题，法律续造自身的证立问题若不借助法律论证理论同样也得不到解决，这些传统的法律方法只有根据法律修辞的语境和听众的信服反应转化为或重构为法律修辞学特殊的推论图式和相应的法律修辞图式或法律修辞方法，如历史论证、目的论证、体系论证、矛盾论证、相似性论证、心理学论证、经济论证等，在法律修辞中它们才能具有真正的方法论意义。在法律修辞中，“单一的法律方法难以决定案件的命运”，法律修辞方法须与法律逻辑方法、法律论证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等相互配合或协同运用，这本身就是法律论证之融贯性或“整体协调性”的要求而非法律修辞自身的方法性原则。

最后，在法律修辞过程中关注和考量个案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语境因素，并将道德、价值、社会关系等实质内容融人法律修辞之中，这只不过是对法律修辞之“问题性思维”或“情景关联性”的一种强调。几乎所有的法律裁判基本上都无法由制定法单独决定而必须借助某些预先存在的实质性内容才能获得证成。在法律修辞的论辩中，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实质交错关系，但如何在保持两者胶着状态的前提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反思性均衡”并最终理性地证立修辞结论，这是法律修辞学最棘手的问题或最大的难题。因此，政治言辞和道德言辞等作为法律外要素进入法律修辞必须经过认真的论证或论辩是一种正确的理性化道路。但是，这种论证或论辩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具有哪些规则和程序，才是最为关键的法律修辞方法问题。法律修辞学作为一种“有根据的言谈”理论（Theorie vom begrLindenden Reden）在修辞论辩上只有遵守规范性论证理论在外部证成或证立性商谈(Begrundungsdiskurse)上所设定的各种论证规则，且在外部语境要素(die AuBerungssituation)和法律体系要素间进行某种融贯性商谈(Koharenzdiskurs)，才能有效地解决外部语境要素(die AuBerungssituation)介入修辞的适当性问题。

尽管法治与民主以及法治的各种“区隔”，如合法与非法、胜诉方与败诉方、人格与财产、公共性与隐私性、主权与人权、国内法与国际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力与权利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区隔对某些法律修辞图式的进行具有一定的指引意义，但这些抽象性的、哲学性的“一般法律学说”作为法律修辞方法的意义极其有限，它们难以消解上述各种实质性内容在法律修辞中的“过度影响”。至于“实质法治的方法”（如价值衡量、利益衡量、外部证成、实质推理和社会学解释）与“形式法治的方法”（如文义解释、三段论推理、体系解释、语法解释和内部证成）的划界，虽说对法律方法论体系的类型化整理具有相当的参照性意义，但在法律论辩中其几乎不可能承载任何修辞方法的功能。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紧张关系在法律修辞中可以更具体地转化为“问题性思维”和“体系性思维”或法教义学与修辞语境的冲突，它们各自麾下的各种法律方法彼此间的竞合关系和适用顺位根据程序性法律论证理论可得到更加细致的并切合个案语境的“规定”。因此，“实质法治的方法”与“形式法治的方法”的区隔在法律修辞中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的方法论功能完全可以由上述其他修辞方法更好地替代。

四、残缺的“谋篇布局”理论

法律修辞学的谋篇布局或布局( Arrangement，Die Dispositio)源于古典修辞学之“修辞五艺”或修辞法则(The Canons of Rhetoric)中的布局(dispositio)。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修辞布局分为“序论”、“提出陈述”、“说服论证”和“结束语”四个部分。后来拉丁语修辞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对修辞语篇的结构进行了更详尽的划分，认为修辞布局由引言、陈述、提纲、论证、反驳和结语六个部分构成。西塞罗认为修辞者在修辞布局时不仅需要依据特定的顺序，而且需要按照问题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主观判断对论辩素材做出灵活的取舍和安排。修辞布局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对开题发现的各种论题、论据或其它论证素材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取舍，使它们以最恰当的顺序和方式呈现在听众面前，从而确保论证对听众最大可能的说服。修辞布局也对修辞的分析性和生成性目的(analytical and generativepurposes)具有重要意义，即为论辩的批判和修辞教育提供相应的模板和模式。在现代修辞学理论中，修辞布局理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它不再仅是演讲中所观察到的顺序或规则，而是涉及到所有类型的论辩尤其是更大规模的论辩在安排或排序中所有的考虑事项。修辞布局被简化为四个部分：引言、陈述、论证和结语。Corbertt认为，在进行修辞布局时应注意以下因素：第一，语篇的种类，语篇属于法律、政治议论还是道德宣讲？第二，主题的性质，论辩的主题是科学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第三，修辞者的个人特质，包括修辞者的个性特征、道德观念、世界观、自身的禀赋和局限；第四，受众的特点，即受众的年龄、社会阶层、政治团体、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当时的情绪等。

“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尽管主张应根据法律进行论辩，但也反对简单地根据法律进行修辞，认为“把法律作为修辞”作为一种系统的修辞行为应注重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由于法律思维的复杂性，在对当事人说服的过程中，法律修辞者应通过甄别各种观点的争辩，找出最能解决问题的、最具说服力或最具“分量”的关键环节和

关键词 ，对整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统筹考虑，并对根据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利益衡量、法律关系分析等方法得出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协调。“谋篇布局”决定了，我们在法律修辞中不能容易否认某一判断的正确性，而须寻找能被其旨在说服的听众接受的最优说辞，在法律修辞过程中，任何规则和程序都不能被忽视。法律修辞的整体结构要求不能仅通过单调的逻辑分析来阐释事实的法律意义，而需要结合案件的修辞语境并通过衡量当事人的具体诉求、法律体系的融贯性要求、法律受众的社会心理、法律权威等来寻求和“发明”相应的修辞起点，设计合理的修辞格局，以构造出各方当事人都可接受和理解的修辞

关键词 和修辞表达‘引。

“把法律作为修辞”并非简单地根据法律的思考，也不是基于概念和规范的简单推理，而是一个融贯的体系性构造。我们需要“从案件所涉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所处的‘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出发，而不能仅将某一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修辞的唯一或最终依据、理由”。同时，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还要求摆脱对法律概念和规范的机械适用，在具体的修辞语境中运用更加细腻的思维超越法律的概括性，以增加说理讲法的深度。“把法律作为修辞”虽关注案件的枝梢末叶，并寻找能被接受的最优说辞对当事人进行劝导，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是法律性的，在劝导过程中，各种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都不能被忽视，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应被置于更为宏大的法治思维之中，把各种看似是矛盾的判断放在一起进行优化选择，以克服根据法律思维的简单化倾向。

“把法律作为修辞”提出的上述“谋篇布局”虽然也可归入法律修辞布局的范畴，但它难以构成修辞布局的完整形态，而是一种残缺的并具有内在缺陷的“谋篇布局”。完全的法律修辞布局由引言、陈述、论证和结语四个部分构成。“引言”是修辞布局的第一步。“引言”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受众走进某个语篇，告知其该语篇的观点和主题，并让听众对接下来的论证产生初步的信任。修辞者在“引言”的布局上应运用相应的策略或方法。Richard Whately总结了五种关于“引言”布局的方案：第一，设问性的开头，即激起听众对语篇的好奇心和了解的兴趣；第二，诡论式的开头，即提出与普遍认可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并指出它的合理性；第三，矫正式的开头，即明确地告之听众自己将要主张的观点；第四，铺垫式的开头，即向听众说明自己将以一种不同一般的方式论辩，并解释这么做的原因；第五，叙事性开头，即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唤起听众的听讲愿望。

“陈述”是修辞布局的第二步。“陈述”在修辞上的作用是为听众充分提供其理解论证语境所需的信息。在“陈述”部分，除了总结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修辞者还可以着意介绍接下来将要支持或反驳的观点。“陈述”并非对事实的简单和枯燥列举，它本身是一种有力的说服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对某些事实的故意强调或有意忽略形成相应的论证效果。在所有的语篇类型中，“陈述”对于法律修辞显得尤其重要。在庭审中，辩护律师通常会在程式化的开场白之后随即进入事实陈述阶段，把案件的基本事实一一列举出来，他们经常通过使用特定的语言或对特定事实的强调或忽略来帮助他们的案件和当事人。“陈述”的长短取决于全部语篇的长短和主题的难易，如果主题复杂，语篇较长，那么“陈述”也应同比例地加长。昆提利安认为，“陈述”的篇幅应根据具体的修辞语境调整到刚刚好(just enough)的状态：在合适的地方开始陈述；略去所有不相关的细节；剔除看似相关、但无助于受众理解的枝节。

“论证”是修辞布局的第三步，也是整个修辞布局的主体部分，它具有阐述主题、实现修辞目的的功能。修辞者在开题阶段所发现和搜集到的论辩素材通过“论证”将得到有序的整理和编排，因此，修辞者若想有效地实现其修辞行为的目的必须进行合理的“论证”布局。在结构上，“论证”一般由两部分构成，即证明（Beweisfuhrung）和反驳(Erwiderung)。“论证”的合理构造和布局要求修辞者遵守特定的规范论证规则并使用特定的反驳技术，如前提的预防技术、分别针对描述性前提和评价性前提的反驳。

在证明阶段，具体论据间的排列共有三种顺序：逐渐增强的顺序，即从最弱的论据开始逐步提出最强的论据；逐渐减弱的顺序，即最强的论据开始逐步提出最弱的论据；基督教派的顺序(the Nestorian order)，即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出最强的论据，而把其余的论据留在中间。有些修辞学家建议，在议论性的文体中，最好从较弱的论据开始，层层推进，最后提出最有力的论据。这样当论证结束时，修辞者的论辩仍会在听众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一开始便抛出最强的论据，以至于在最后只能提出最弱的论据，那么论证的力度便会深受影响，这也会反过来影响听众对修辞者论证的信任。但佩雷尔曼认为，这三种论证顺序都有各自的不足，并没有独立于听众不变的论证顺序，所有的论证安排都应该满足修辞对听众的说服目的，每一论证需要在其最有影响力的时候被提出。

在法律修辞中，我们所有的论辩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对手或一个隐性的对立面。若将这些对手的相反主张或潜在的对立论据完全置之不理，而只顾树立自己的观点，则很难说服听众。如果对手或相对人已通过相应的修辞行为使自己的观点被听众接受，那么修辞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驳斥对方的观点，再论证自己的主张，否则听众根本就不会接受修辞者的论证，无论它是否正确。即使对方的观点根据无法成立，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之后，修辞者也需要反驳对方的主张。至于具体选择何种反驳方法，需要修辞者根据个案的修辞语境做出选择-55 ´。

“结语”是修辞布局的第四步。这一步骤具有如下功能：总结主要的论点；帮助听众记住演讲；呼吁听众采取特定的行动；清楚地结束演讲；以一个肯定的基调结束。为了更有效地和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论点，亚里士多德建议修辞者应按照如下四个原则安排“结语”：第一，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听众对修辞者的好感，并巩固和强化听众对相对人的反感；第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在语篇的各个部分提出的论点和论据；第三，进一步调动听众的情感；第四，简要地总结语篇各个部分所列举的事实和提出的观点，结束全篇。同时，若有需要“结语”还应在对语篇“重述”的基础上提升和扩展论辩的主题和结论。“结语”的篇幅须与整个语篇的长度相称，但一般情况下“结语”要尽量简短。

根据上述完整的修辞布局结构，“把法律作为修辞”所提出的各种“谋篇布局”并非完整的修辞布局形态，它仅属于修辞“论证”阶段的布局，而忽视或放弃了“引言”、“陈述”和“结语”这三种修辞布局要素，它们都是完整的法律修辞布局不可或缺的步骤。因此，陈文和陈著所总结的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注定只是一种残缺的修辞布局，它无法充分挖掘和发挥修辞布局的全部功能和修辞意义。这种论述的“片面”其实无可厚非。但即便如此，“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为修辞论证所建构的这些“谋篇布局”也不太可能发挥其“论证”布局的功效。

尽管它极力主张通过“甄别各种观点的争辩”、结合案件的修辞语境“衡量当事人的具体诉求、法律体系的融贯性要求、法律受众的社会心理、法律权威等”以及对各种法律方法的合理协调来找出最能解决问题的、最具说服力的修辞起点、关键论证和“

关键词 ”以及合理的修辞格局。但这仅是提出了修辞布局的目标和理想，至于通过什么的方法、以什么样的方式构造修辞起点、找出最具说服力的修辞方法，以及以什么样的论证顺序安排和组织各种法律修辞方法才能最有效地说服、打动法律听众，“把法律作为修辞”反而对此语焉不详，没有任何交代。法律论辩的事实争议点和法律争议点会引发多种相互支持或对抗的论证图式在法律修辞中被论辩双方抛出或提出，但案件核心的争议点、论辩前提体系和修辞者的修辞策略、修辞计划以及最终说服听众的目的都会指引修辞者选择线性的论证结构( Lineare Argumen-tation)还是辩证的论证结构(Dialektische Argumentation)[58]，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修辞者最终选择什么样的论证顺序，即逐渐增强的顺序、逐渐减弱的论证顺序还是基督教派的顺序。法律修辞的对话或商谈结构决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根本不可能进行“概念和规范的简单推理”或“法律概念和规范的机械适用”。

法律修辞的语境性及其与体系性思维、法教义学的复杂纠葛也注定了，法律修辞必须在“具体的修辞语境中运用更加细腻的思维超越法律的概括性”，单一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也难以成为“法律修辞的唯一或最终依据、理由”。这样的要求也许对中国当下判决书修辞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纠偏”或“诊断”意义。但此种“布局”只是法律修辞理论的“题中之义”或直接引申。在正面意义它缺乏方法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

法律修辞的对话或商谈结构也意味着所有的法律修辞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相对人或一个隐性的对立面，这些相对人作为法律听众不会仅在接受者的意义上消极地任凭修辞者展示或表述自己的各种论证。在法律修辞的论证布局上，修辞者不能“只顾树立自己的观点”而完全将相对人的相反主张或潜在的对立论据置之不理。如果论辩相对人已通过相应的修辞行为对自己的论辩做出了对抗性反应，修辞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对相对人的反对论证进行反驳，然后再论证自己的论点，否则修辞者的论证不管是否正确，都不能有效地使听众产生“信服”。即使对方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之后，修辞者也需要反驳对方的主张。在法律修辞学中，修辞者对相对人的反驳需要遵循特定的反驳技术，其中对论辩前提的反驳，对描述性论述的反驳以及对评价性论述的反驳都有各自的特定形式，而且它们之间的反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至于具体选择何种反驳方法，需要修辞者根据个案的修辞语境做出选择。“反驳”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谋篇布局”中是完全缺席的，这导致了其所努力建构的修辞布局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有内在缺陷和瑕疵的。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4)．

[2] See Joao Mauricio Adeodato, The Rhetorical SyLlogism in Judicial Arg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12, 1999.

[3] Vgl. Ottmar Ballweg, An.alytische Rhetorik,Rhetorik, Recht un.d Phitosoph.ie, Peter Lang, 2009,S.XIV.

[4] Vgl. Ottmar Ballweg, Art.alytische Rhc>torik,Rhelorik, Recht un,d Philosophie, Peter Lang, 2009,S.XVI-XJX.

[5][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张青渡译，法律论证学[M]．法律出版社，2014. 66 - 67 ,75.

[6] Vgl. Ottmar Ballweg, Analytische Rheitorik,Rhetorik, Recht und Philo.sophie, Peter Lang, 2009,S.XX.

[7]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

[8]陈金钊．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J].现代法学，2013，(5).

[9] See Joao Maurfcio Adeodato,The Rheton:cal Syllogism in Judicial Arg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12, 1999.

[10] Vgl. Fritjof Haft,Juristische Rhetorik,Alber,1995,S.9.

[11] Vgl. Wolfgang Gast,Juristische Rhetorik,C.F.Muller,Juristischer Verlag,2006,S.47 - 77.

[12] Vgl.Wolfgang Gast,Juristische Rhetorik,C.F,Mtiller,Juristischer Verlag,2006,S.238 - 410.

[B] Vgl. Fritjof Haft,’lurLstische Rhetorik,Alber,1995,S.130 - 152.

[14] Vgl. Carolin Weirauch,Juristische Rhetorih,Logos Berlin,2004,S.64 - 120.

[15]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16] Alex L.Wang,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egitim,acy: En,vironmental Law an,d Bureaucracy in China,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37.

[17]杨利敏．寻找法治体系的合法性，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3卷[M].法律出版社，2011. 63 - 6；42.

[18] Vgl. Eder Klaus,Prozedurale Legitimitat: modern,e Rechtsen,twickhrn,g je zseits von, formaler Ratiorzalisierung,Zeitschrift fur Rechtssoziologie 7(1986).

[19] See Aulis Aarnio,Essaysonthe.Doctrin,al Study of Law,Springer,2011,pp. 170 - 171.

[2]蔡琳．裁判的合理性：语境主义还是普遍主义[A].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九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92 - 95.

[21][德]伯恩·魏德士，丁晓春，等译．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2003. 277.

[22] See Eveline T.Feteris,The Ration,ality of Legal Discourse￡nHa8erm,ass Discottrse Theory,Informal LogicVol. 23，No．2(2003).

[23] See Mark van Hoecke,Law as Commun,ication,Hart Publishing,Oxford,2002,pp. 195 - 197.

[24] Vgl.Agnes Launhardt,Topik und Rhetorische Rechtstheorie Eine Untersz.tchung zu RezeptLOn, und Relevanz der Rechtstheorie Theodor Viehwegs,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Juristischen Fakultat der Heinrich - Heine - Universitat Dusseldorf, 2005,S.186 - 187.

[25][德]哈贝马斯．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三联书店，2003. 266 - 269.

[26]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J].山东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

[27]陈金钊，法律修辞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 1，(5);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28]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我要给你讲法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29]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30]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

[31]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我要给你讲法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32]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33]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C.F.Muller, Juristischer Verlag, 2006, S.50.

[34] See Aleksander Peczenik,ATheory of Legal Doctrine, Ratio Juris, 14, 2001.

[35]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Auslegun,g, Begrun,dun,g, Subsum,tion.,R.V. Decker´s Verlag,1997．S.101—232.

[36] Vgl. Carolin Weirauch, Juristische Rhetorik, Logos Berlin, Aufl.,2004, S.21 - 27.

[37] Vgl. Hans-Joachim Koch, Helmut Rtl[3mann, Juristische Begrun,dungslehre: Ein,e Einjuhrung讥Grun,dprob-leme der Rechtswissen,scha[-t,C.H, Beck, 1982, S.257 -261.

[38]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Auslegung, Begru:ndun.g, Subsum,tion.,R.V.Deckers Verlag,1997 ,S. 222 - 232.

[39] See Eveline T.Feteris, 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Ljica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Springer, 1999, pp.54 -55.

[40] Vgl. Agnes Launhardt, Topik und Rhetorische Rechtstheorie Eine Untersuchun,g zu Rezeption, un,d ReLevan,z der Rechtstheorie Theodor Viehwegs,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Juristischen Fakultat der Heinrich-Heine-Universitat Dusseldorf, 2005,S.184 - 187.

[41]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修辞学[M].三联书店，1991.9 ,13.

[42]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m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278.

[43] Cicero, De Oratore,Books I,E.W. Sutton,H. Rackham(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31.

[44] Gideon O.Burton, The Forest of Rhetoric: silva thetoricae,“Silva Rhetoricae”,rhetoric. byu. edu

[45]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rrersity Press,1990, p.278.

[46]陈金钊．法治思维及其法律修辞方法[M].法律出版社，2014. 368 ,380.

[47] Richard Whately, Elements of Rhetoric:Comprisin,g an, An,alysis of the Laws of Moral Eviden,ce an,d of Persua-sion, SIU Press, 2010, pp. 142 - 172.

[48]篮纯，修辞学：理论和实践[M].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2010. 170 ,167.

[49] Brett&Kate McKay, Classical Rhetoric 101:The Five Canon,s of Rhetoric-Arrangement, February 26, 2011, Manly Knowledge.

[50]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299.

[51]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Huthig Jehle Rehm,4.,neubearbei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2006,S．315 - 324.

[52] CH. Perelman, The Realm of Rhetoric, 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1982,p.148.

[53]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p.300 -301.

[54] CH. Perelman, The Realm of Rhetoric, 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1982,p.149.

[55]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2.

[56] Chapter l:The Canon,s of Rhetoric, pp. 25 - 26, catalogue. pearsoned. co. uk/assets/hip/gb/…/0205943586. pdf.

[57]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8.

[58] Vgl. Fritjof Haft, Juristische Rhetorik, Alber, 1995,S.102 - 109.

实用法律论文篇(3)

关键词：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6C-0078-02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系统化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学在职业类院校的定位应该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处于基层和服务前沿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法律专业发展来看，我们逐步完善着专业的设置，朝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三年学习成果检验手段之一的毕业论文环节却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高职法律专业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对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法律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高职法律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在历史沿革和专业发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随着我国1999年开始高考扩招，法律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高职院校开设，这样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这个“高大上”专业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呼职院）开设了法律专业（包括法律事务和法律文秘专业）。高职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侧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对法律专业的定位主要表现在：1.法律高职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及生活紧密联系，侧重应用。法律高职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定位，社会对法律职业需求什么岗位，就设置什么专业，如经济法律事务、司法文秘、法律英语等专业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应需而设”的特点。2.法律高职教育比较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换言之，法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我们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注重灌输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设置目的

毕业论文对于大多数文科专业来讲，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在以培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为教育理念的高职法律专业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写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过程。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为例，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具体写作目标。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对学生而言，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寻找自己论文的基础支撑材料，然后根据具体写作目标进行甄别和思考，最后形成论文写作的大纲和思路。这是一个 “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以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反馈。综上所述，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也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自2007年指导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至今，我发现学生在论文的选题、写作和答辩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涉及到学生的态度、能力、论文的形式、论文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给定的题目索引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题材选择过于集中，论文题目选择重复率高

很多学生在选择写什么方面的论文时并未仔细思索自己是否有兴趣并擅长或有能力创新，而是选择一些成熟甚至陈旧的内容，理由是这样的文章多已成型，观点表述上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且答辩的时候能够对答如流。这样会导致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等论文题目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的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没有创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论文格式不规范，甚至有的学生在出了两稿后论文的字体、行间距等基本规范问题仍未改正。有的学生在论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规范内容存在滞后性，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在毕业论文中提出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自我认识或对现行法律法规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出现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的行为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中，有的抄袭他人作品，但未做标注或说明，有的将几篇文章进行拼凑形成自己的论文，最为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诚信缺失、学风不严谨、不求勤奋上进与求真务实、缺乏锐意创新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学校和教师在就业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学生的论文失范行为

学校虽制定了毕业论文答辩的管理文件，但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戒措施。很多学生虽知抄袭论文的做法不正确，但这样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照样答辩毕业。因此，法律专业学生“不守法”的论文失范现象与有效的惩治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

（五）学生论文写作中资料查找途径单一，论文缺乏有力基础支撑

大部分同学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通过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甚至直接将要写作的内容从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载“引用”，对资料的真实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别和考证。学生在资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识欠缺问题，缺失学习的主动性。

四、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改进对策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当下国家对法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深化对毕业论文存在意义的探析，改进毕业论文的写作，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和授课内容上的不同，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使我们对学生在理论层面的知识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目前，我们的论文题目索引给定的题目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在课程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确立论文题目库，给出学生偏实践性的指引。其实，除了现有的毕业论文写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运用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结业考察。换言之，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或实训单一或组成团队针对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这个过程既能使学生全程参与也能体现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学生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教师可以在答辩或交流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并给出成绩。

（二）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净化校园学习环境，建立诚信校园

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路径可以在新生入学之初的教育培训中体现，也可以在日常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道德的建设和学校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诚信校园建立后，大家都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诚信做事。长此以往，心存侥幸的同学就会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羞耻，从而纠正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完成大学期间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保障毕业论文设置目的的实现

学生自我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远。除此之外，对于学校而言，应该出台管理文件，对于在毕业论文环节态度不端、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教育、纠正和惩治。就业率的确能体现出学校的成绩，但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优秀的人才，优秀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问题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一个完整科学的惩罚和有效纠正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失范行为的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挥指导教师的督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教师，身肩“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为人师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创新是学生的一面镜子。近些年来，职称评审条件高门槛及的高难度导致在学界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行为，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言之，教师学术声誉的重建和学术责任的承担能够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学生分配给导师之后，导师要能够时刻起到督导作用，无论从论文题目的遴选还是论文逻辑的架构以及论文内容的创作上都需要认真对待、实时关注，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逐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在论文基础资料检索时途径过于单一的问题，一方面同他们的惰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的指引和学校资源平台的不完善。我们的图书馆中专业课程图书的存量不足和网络资源平台数据的更新不及时也是制约学生资料收集的原因之一。为此，索引知识的技能培训在论文写作前是必要的，另外，还需加大学校在教学资源上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资源平台并对学生适时免费开放。换言之，完善的“后勤”可以使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

上述毕业论文写作改进对策并不能涵盖高职法律专业在这一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环节完善上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实现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需求的“无缝对接”，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实用法律论文篇(4)

一、讲授法教学方法的特点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是一种对学生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能够全面锻炼学生实体法、程序法、法律文书写作、表达和法律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般来说，模拟法庭教学要经过六个程序：确定案例；分派角色；分组讨论；诉讼文书的准备；正式开庭和总结评析。其中，确定案例和总结评析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确定案例时，教师应当选用经济法分论中典型的具有可辩性的疑难问题，最好是真实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在总结评析阶段，教师应当首先组织学生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地总结或讨论，让亲自参加庭审的同学及旁听的同学分别发表对该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材料、法律文书、适用法律及庭审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对庭审过程和庭审表现进行全方位点评，如案件的事实是否调查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庭审程序是否进行完整正确、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准确得当、今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实用法律论文篇(5)

（1．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天津300300；

2．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法学方法论近年来有渐成我国法学界的显学之势。但是，学术界对该论题的名称、内容、作用乃至理论预设均存在争议。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陷入了形而上的议论中，难有实在的发展。法学应当主要被看作一种关于法律知识的创造方法、理解方法或分析方法的学问。法学方法论应当在不同于法学研究方法的约定意义上为人类创制和适用法律、改进法律提供方法指导。法学方法论应当包括：法学方法论的起点、法学提供的认识、创制与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学方法论与部门法研究。实践是法律创制的决定因素，是法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预设。

关键词 ：法学方法论；作用；内容；实践；立法意图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7-0002-13

收稿日期：2015 -03 -10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5年5月25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项目《天津市海陆空多式联运的法律问题研究》( 2012ZD38)；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开放式基金项目( HK2012ZD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立志（1972-），男，甘肃庆阳人，法学博士，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胜军，男，陕西渭南人，法学博士生，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方法论（有人称为“法律方法论”）近年来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门词汇，但是，什么是法学方法论，为什么专门研究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应该研究什么，法学方法论具有哪些作用或意义，法学方法论的理论预设是什么等等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至今尚未厘清。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论前设，人们在讨论法学方法论时往往各说各话，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因此，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或许有助于学界取得某种“同情的理解”。

一、对法学的理解

法学是什么，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对法学的理解立基于对法的理解。世界各国的法律大家们纷纷对法做了各自的解释。笔者在此无意去讨论法是什么，也就不去罗列和分析各家关于法的言说。但是，本论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学方法论有关问题，自然需要先讨论法学是什么。

关于法学的概念，我国学者从中外词源、法律专家的解释等视角做了分析。比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指出，中国先秦时的“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为我国早期的法学。而“法学”“在中国的广泛使用则是近代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之后的事情”。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除提及中国的“法学”词源外，亦提及Jurisprudentia这一拉丁语词源。

就对法学的理解来看，学者们基本从法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此也不再摘录，有兴趣者可参阅我国学者的法理学著作。但是，无论学者们如何争论不休，其基本共识是，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知识体系。就学科分类来看，此种理解并无错误。但是，这种理解存在的先见是：法学是对法律研究的抽象存在，因而法学是法律专家从事的学问。知识是什么？简言之，是人所理解的规律和信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对人类活动的指导具有规律性，是人所掌握和理解的信息体系，因此，法律本身属于知识范畴。那么，法学究竟是法律知识本身还是探索、分析和认识法律知识的学问？显然，从认识论的结果来看，法律是一个知识体系，而我们同时认为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知识体系。这种认识会导致一个明显的问题：法律：法学。这样的等式令人诧异。因此，将法学视为法律知识体系本身存在着逻辑不足。

在笔者看来，法学应当主要被看作一种关于法律知识的创造方法、理解方法或分析方法的学问。法学研究的内容决定了其是方法之学。

首先，法学是关于法律产生、存在和运作的方法之学。我国法学家的共识是：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而“法律现象是法的产生、存在和运作的各种表现形式。”因此，法学以法律的产生、存在和运作的各种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法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法律是如何起源的，是对法律的历史进行研究，其研究无非是对历史史料的挖掘并做出分析，此种研究显然不是法律知识的自在证明，而是通过历史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等得出法律的起源镜像，使我们了解法律规范的根源及其产生过程。故此，对于法的起源的研究是历史的方法论等的应用过程。而关于法的存在及其运作的研究则催生出了概念法学、社会法学等诸多不同法学方法论下的法律知识体系。

其次，法学是创制社会需要之法律规范和发展、改造不适宜的法律规范的方法之学。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否适宜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这种判断，不能单纯依靠对法律规范的研究获得。国家创制、修改社会所需要的规范过程中，其核心是法律创制与修改的技术、需要考虑的维度与向度、效益分析与利益衡量过程、以及步骤、方法等。法学所提供的立法方法为法律的创制与修改提供了路径。

第三，法学是解释和分析已经存在的法律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之学。法律一旦制定，其条文表现为不可更改的语言段落及其整体，但法律以文字形式表达，决定了其表意的模糊性和错误可能。因此，法律解释成为必须。但是，以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效果。法学需要提供解释方法，并指导法律人按照一定的方法获取对法律规范合理和恰当的解释。法律除了表现为静态的条文外，还需要结合事实，实现条文向社会规范的转向。单纯以条文形式存在的法律如果不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必然只能是文字而已，无法规范社会行为，自然就不属于社会规范。因此，只有与事实相结合，亦即法律适用、执法、守法的存在，才能使法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法学同样为法律运动提供方法论，如法条如何与事实结合以规范人的行为，如法律逻辑；法律运动的规律认识方法等均需要法学提供。法律本身无法提供其运动方法，这或许是孟子所说“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另一种解释可能。

第四，法学是弥补错漏法律规范的方法之学。法律存在漏洞或失误是正常现象，这是法律的遗传基因所致。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使法律基因突变，成为完美无瑕的规范。因此，努力追着法律的影子，修剪其体型，使其投射在社会中的影子更符合社会需求，需要特定的方法。法律自身一般无法提供自我修复的方法。即使提供了，也往往是一种与其错漏基因妥协的方法，难以应付法律错漏所产生的社会失望。比如，台湾地区“民法”第一条即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法律可能出现的漏洞规定补漏方法的措施。但问题是，所谓习惯、法理的确定却没有方法规定，如何寻找适当的法理与确认习惯的存在，仍然需要法学贡献方法。

第五，法学是法律规范所导致的社会利益分配是否公正的检讨之学。法律本身无法评价其确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公正，而只能评价社会利益分配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因此，必须借助法学方法分析和检讨法律利益分配机制的公正性。特别是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与利益衡量理论、权利理论对于法律规范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评价意义。

当然，法学并非仅仅是方法在法律认识上的应用，法学不可能放弃法律知识本身，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贯通往往是在利用法学所提供的方法论进行法律知识分析的结果。换言之，通过法学所提供的方法论，我们得以获得法律知识。因此，法学的核心是方法论，而其结果往往是法律知识的认识或产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学作为法律知识体系是忽略法律知识产生过程的认识，是结果主义的认识，静态的法学，而非动态的法学。而这种对方法论本身的忽略，使我们失去了认知法学实质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法学既然被定义为方法之学，是否还有必要再研究关于“法学方法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一般的法学是利用具体方法对法律现象与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而法学方法论是关于法学所使用的方法的学问，是创制、修改、解释、应用法律、验证分配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的总体学问。而法学是在法学方法论指导下创制、修改、解释、应用法律、验证分配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的具体学问。二者的关系类似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关系。

二、法学方法论还是法律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是关于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这一定义涉及两个基本要素：法学与方法论。在前文中已经解释过，法学是一种关于创制、修改、认识、解释、应用法律、验证分配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的具体学问。而方法论，一般意义上是指关于方法的一般性理论，是对具体方法的选择条件、适用过程、与其他方法的配合与关系等的理论说明。“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采取的特定的活动方式，既包括精神活动的方式，也包括实践活动的方式。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就是方法论。”至此，只要将“法学”与“方法论”的意义叠加，似乎就可以得出法学方法论的理解：法学方法论是对法学所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得出的一般性理论。然而，此种理解未免过于粗疏，尚缺乏法学方法论内容的支持。只有在确定了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之后，才可以真正理解什么是法学方法论。

但是，要确定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需要先解决一个基本的争论：关于我们正在言说的对象究竟应该是“法学方法论”还是“法律方法论”？如果称为法律方法论，则其研究内容应当不同于法学方法论，尽管二者必然存在重复的因素。

德国学者习惯使用“法学方法论”称谓，这可从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 Karl Larenz)的著作《法学方法论》看出。事实上，德国法学界基本采用了一致的称呼，如萨维尼、考夫曼等均在其著作中设法学方法论论题。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谢晖、陈金钊教授在《法理学》教材导言中指出，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将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两者互用，甚至混淆，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因为法学方法是有关学术研究和探讨的方法，而法律方法则是有关法律实践（包括法律制定和运用，特别是后者）的方法。两者虽然具有相关性，但绝对不能相互替代。与此相反，林来梵等学者认为，法学方法论在我国常常被误解为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事实上，“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的方法虽非风马牛不相及，然在其整体的理论框架以及言说的脉络中，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未成为‘法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对象。”

在笔者看来，法学研究的方法是法学发展的方法，是法学作为一个学科所需要的工具、程序，比如如何发展民法学的方法，即是法学研究方法。而不是法学本身对法律认识的方法。换言之，法学的发展存在两个层次的方法问题：一个是发展法学自身的方法，即法学研究方法；另一个是法学提供人们认识与适用法律的方法，即法学方法（也有称法律方法者）。前者是法学学科得以成立、发展和提高的方法，是法学成长的工具与程序。后者是法律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知识并反馈到法律以适用、创制、修改法律等的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法学方法如法律续造、漏洞补充等方法，而法学研究方法一般限于实证分析、价值分析等学科发展方法。当然，这二者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具有相通性。比如法学研究的历史方法同样为法律解释提供历史解释工具，当然二者也并非完全相同。但是，无论如何，法学研究方法并非法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与层级。就目的而言，法学方法论关注法学具体方法的一般性理论，即研究创制、修改、认识、解释、应用法律、验证分配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的一般性方法原理，对创制、修改、认识、解释、应用法律、验证分配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提供方法论指导。而法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发展法学学科，以便能够建立、促进法学的发展。当然，就终极意义而言，二者均追求正确的法律认识，正当的法律创制，妥当的法律运行。就层级而言，法学方法论属于对具体方法的研究理论，因而是关于具体法学方法的上位知识。而法学研究方法则是具体的方法，与具体法学方法属于同一知识位阶。

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德国学者将法解释学归结为一种方法论，认为法学方法论是对法律解释适用的方法论，与法解释学为同义语。”德国学者对于法学方法论的认识是法律解释学，因而并不关注法学研究方法问题。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方法作为具体方法，同样需要方法论的研究。但是，如果将法学研究方法列入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必然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好在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论自然应当在学科方法论中去研究，特别是在法理学、部门法理学中研究，而不是在法律认识方法的一般性理论中予以研究。

回到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争议上来。我国学者郑永流建议使用法律方法论，林来梵先生建议使用“法律学方法论”或在“法律学方法论”概念的约定意义上使用“法学方法论”，焦宝乾先生亦赞同使用法律方法论来指称法律应用的方法。日本则以民法解释学或者民法解释方法论指称法律应用方法问题。德国及台湾地区一般使用“法学方法论”。台湾地区也有称为法学方法的，如王泽鉴、黄茂荣等。

法学是研究法律产生、存在和运行的方法，如果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下另行建立所谓法律方法论体系，将其与法学研究方法并列起来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法律方法论本身也不是法律知识体系，仍然是一种方法之学。只是听起来似乎更具有实践性。但是，作为一种不同于规范自身的规范应用方法理论，“法律方法论”并不比“法学方法论”更具有实践品格。相反，后者所包含的并不限于法律应用方法理论，还包含法律创制与修改的方法理论，更宽泛地倡导对实践的回应。因此，“法学方法论”之谓并不存在理论上不可调和的问题，相反，“法律方法论”较窄的范围不能体现法律对方法论的需求。

三、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

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学界有不同认识。有论者认为，“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法的渊源、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漏洞的填补、法的体系等。”而胡玉鸿则认为，“有关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部分，法学方法论的意蕴。研究法学方法论的内涵、特征、价值；分析法学方法论必须确定的哲学立场，如‘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问题；明确法学方法论必须采取的基本理论预设。”“第二部分，法学方法论的具体内容。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学总体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社会实证方法等，研究它们各自的分析角度与理论陈述格式，并比较其优劣；研究博登海默等法学家倡议建立‘统一法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二是研究法学的具体方法，如社会调查、历史考察、经济分析、比较分析、语义解释方法，揭示其各自的研究价值。”“第三部分，法律解释方法，这一部分既可属于法学研究的技术分析方法，同时又是狭义的法学方法论内容。”“第四部分，法学方法论与部门法研究。关于这一部分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法学方法论对部门法研究的指导意义；(2)部门法学研究方法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论补充；(3)分析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问题。”

笔者并不认为法的渊源作为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毫无疑义，相反，法学方法论对于法的渊源的研究超越了其任务或功能。前引论文认为，“法律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必须是现行有效的，那么，在一个特定国家里，哪些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法律规范是有效的，必须遵守的，哪些只具有说服力？或者说法律人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选择法律规范？以及如果法律人发现了同一个案件事实所要适用的同一个规范性文件中或不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法律规范发生了冲突怎么办？这些问题属于法的渊源论。”然而，讨论法律的渊源，实际上属于法理学的范畴。诚然，法律人必须适用有效的法律，因此，在判断法律事实的法律效力之前，必然存在寻法过程。因此，寻法过程属于法学方法论的范畴，但在何种范围内寻找法律，则是法理学或部门法理学的任务。因此，寻法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范畴，但法的渊源则不是。

至于胡玉鸿先生的观点，笔者大部分是赞成的，但是，其第二部分存在法学研究方法内容，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它与法学方法论存在差别，不宜归人法学方法论之中，而仅应将有关法学方法部分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法学方法论应当研究以下内容：

第一，法学方法论的起点。这部分与胡玉鸿先生的主张类似，主要研究法学方法论的内涵、特征、价值；分析法学方法论必须确定的哲学立场；明确法学方法论必须采取的基本理论预设。作为法律适用方法研究，法学方法论的起点，如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并不显得像法律解释那么必要，但事实上，法学方法论如果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仍然应该有其理论起点。此外，哲学立场也为法律解释、法律续造等提供基础性指导。因此，法学方法论的理论起点仍然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的对象。

第二部分，研究法学所提供的认识、创制与适用法律等方法。法学方法同样是实践性的。法学方法以法的产生、存在和运作为服务对象，而法的产生、存在和运作是一个动态一静态一动态过程，从立法实践到法律公布再到法律运行，在法律实践的两个阶段均存在方法问题，并不能因为其使用了“法学”而非“法律”的定语而失去实践品性。此外，法学方法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因此，法学方法不存在固步自封的方法封地，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

第三部分，法律解释方法。严格来说，法律解释方法应当包含在第二部分。但是，由于法学方法论一开始主要就是法律解释学，因而这部分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就法的运行来看，法律解释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法律解释方法存在着自身的独特结构与问题，与其他的法学方法，如归纳法、类推法具有明显不同，比如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存在着修辞学意涵，修辞学在法学发展中的意义不容忽视。显然法律解释与普通的形式逻辑具有一定区别。故此，可以单独成为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

第四部分，法学方法论与部门法研究。这一部分同样与胡玉鸿先生的看法无异。

四、法学方法论的作用

法学方法论虽然在我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目前，相关论文、著作、集刊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一片热闹景象。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学者对法学方法论的作用持有怀疑态度。为此，笔者不得不在此为法学方法论的作用辩护一二。

第一，从学科地位来看，法学方法论应当定位为法理学的姊妹篇，法哲学的下位学科。从法学方法论的定位来看，它与法理学一起，构成法学的基础。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认为，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此，法学方法论似乎应当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成为法理学的姊妹篇。但细读其关于法学方法论的章节，其所谓法学方法论不过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及其理论说明而已，并非本文所谓法学方法论。在笔者看来，法理学探讨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而不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法学研究方法论。它主要解决法是什么、法应当是什么、法的一般渊源等法的本体问题；法的起源问题；法治原则；法的作用与价值、法的运行一般理论和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法论说明。而法学方法论则主要为法的产生、存在与运行提供方法论说明，如果说二者存在重合的话，也主要是在法的不同阶段上的重合。比如在法律适用阶段，法理学提供法律适用“应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应当是什么”的说明，而法学方法论提供如何使法律适用成为“什么”的工具及其理论。因此，法理学是蓝图描绘型，是设计者，而法学方法论是构图思路与工具，是法律构建与应用之路。因此，二者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共同构成法哲学的两个重要下位学科。

第二，法学方法论为人类创制和适用法律提供方法指导。法律的创制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过程。主观上，法律的创制涉及立法者的立法水平、意图与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民众对社会实践的认识与愿景，立法者对民众意图的态度、立法者的理论素养等；客观上涉及社会实践，以及民众意图进入立法者视域的途径等问题。如何使这些主观与客观因素对立法产生积极影响，如何创制最符合立法者与民众意图折中点的法律，如何使实践与立法产生最紧密的贴合，需要法学方法论在立法方法上提供理论指导。此外，法律适用不是简单的照搬法律条文的过程，需要寻法、法律行为解释、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的过程，这些过程同样需要一定的工具、程序方可实现。而这一任务由法学方法论来完成。

第三，法学方法论为法律自身的基因缺陷提供后世的良药。法律必然存在漏洞，这是法律自身的基因缺陷，已经成为人们对法律完美的理想最有力的否定。然而，如何改进存在漏洞的法律？法学家们与法官们提出了法律漏洞补充、法官续造法律等方法，成为法律应用中对现行有效的、有漏洞的法律进行改进的司法手段。但作为成文法，司法上对立法的改进又往往导致司法擅越立法权力的抨击，特别是在非判例法国家，以及司法权与立法权分立的国家尤其如此①。因此，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成为人们对法律缺陷进行弥补的一种常态。然而，修改法律与制定新法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同的着力点。修改法律的核心是考虑法律无法照拂的新的社会实践、法律制定时立法者意图与当下立法意图冲突之处、其他法律与欲修改之法律的冲突之处等。如何将这些因素妥当地体现在新的立法之中，是法学方法论的任务。

第四，法学方法论为法学质素的提升提供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法律人如欲提高法律素养，除了在法的知识方面不断加强之外，尚需掌握法的产生、存在和应用方面的基本工具与程序。一个不懂法律解释方法的法官将无法使案件与法律产生联系，一个不懂法律漏洞补充的法官将无法依据成文法裁判所有案件，一个不懂法律论证的法官将无法写成一份使当事人信服的判决书。而掌握法学方法论的法官却有可能做到这一切。这是因为，在这些目标与法律之间，法学方法论为法官提供了一条连结的桥梁。

五、法学方法论的理论预设——实践是法学方法论的唯一基础

（一）立法、实践与立法意图

即使像水土流失这样的客观现状，也往往渗透着人类意识的影子。法律的创制立足于它被创制时的社会实践与立法者对实践的指引意图。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物质对意识的最终决定作用，我们都不能否认：如果抛开立法者意图和（或）民众意图的话，作为物质与精神世界统一体的实践对立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实践是物质的，因为实践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实践又是精神的，因为实践是主观参与下的实践，这种参与或者推动实践发展，或者阻碍实践发展，使实践停滞不前，或者使实践出现暂时性的历史回溯。

立法受实践的影响至深，如果不考虑立法者和（或）民众意图的话，甚至可以说，实践是法律创制的决定因素。该论断来自于以下考量：

第一，立法的需要由实践决定。需求产生创造。如果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实践产生的特定社会效果，并存在通过法律规范固定此种效果或排除某种效果的需求①，法律就没有必要创制。比如制定一个外星人与地球人结婚的法律，在目前看来，除了科幻小说可能存在外，现实中尚未发生，人们并不需要这样一部法律。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并在某一天产生了与地球人大量和亲的情形，则地球上的国家就有必要制定外星人与地球人通婚的法律。

第二，立法设置什么样的制度由实践决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个人财产极其罕见，几乎除了衣服、被子、锅（大炼钢铁时私人的铁锅甚至都成了公家的生产原料）、少量生产工具（如铁锹）外，农村人的房子、可能还有一点儿自留地与宅基地外，没有什么个人财产。那时，婚前财产制度就几乎没有什么实践存在，因此，我们看不到相关的法律规定。但随着社会制度变迁，个人财产逐渐丰富，而婚姻关系也越来越不如之前那么稳固，离婚时夫妻之间为是否存在婚前个人财产往往争吵不休，也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此时，个人婚前财产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现在的《婚姻法》设置了相关制度。由此可见，不仅仅立法是否必要由实践决定，创制什么样的制度同样由实践决定。

第三，法律实现由实践决定，对法律实效的预测需要立足于实践。在张文显先生主编的《法理学》中，葛洪义先生指出，“法的实现是指法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被转化为现实。”作者同时指出，法的实现是法的实效和法的实施的统一，并举例指出：“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是实施法律，判决的实际结果则是法的实效问题；而判决转化为当事人的行为，才是法的实现”。立法时需要考虑法律能否实现，法律实效会如何？不能实现的立法是无意义的；法律实效较差的立法是蹩脚的。但是，立法毕竟是尚未实践（修改法律时除外，但一项新的法律制度的创立则同样缺乏制度实践的基础。）因此，立法者只能依靠对未来在该制度下法律的实践可能尽可能地做出全面的假设和预测，并判断在确定的立法语言表达的法律条文下，法官可能做出的判决，以及当事人对判决的可能态度，以此来预判法的实现可能性。当然，立法者也可以通过当下的实践及其趋势做出法律实现可能性的预判。由此，实践对于法律实现具有预判功能，这进一步说明了实践对于设立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作用。

第四，其他相关立法的实践对新立法具有重要影响。制定一项法律，并不是仅仅考虑该法律欲调整的实践就足够了，还需要考虑与该法律相关的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实践情形。这是因为，作为一国的法律，各部法律之间具有内在的体系强制，使各部法律之间和谐共存，各自调整一定的对象，并相互配合，合理指引人的行为，建立理性行为模式。因此，制定新法，需要考虑其他相关旧法的规定及其实践，以使新法与旧法协调。同时，如果旧法的实践已经发生极大改变，或者改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是考虑与旧法的协调问题还是考虑通过回应旧法调整对象的新的实践或其趋势，与旧法做出不同规定，就成为新法需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如果考虑立法者和（或）民众意图的话，实践对于立法的影响就会变得不可捉摸。我们可能只能在具体的立法中判断立法者和（或）民众意图是什么，这种意图对实践的影响或评价是什么，以及立法者和（或）民众意图对立法的影响有多大。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立法，纳粹立法几乎完全不考虑实践，也不考虑民众意图，仅在法律中宣扬纳粹主义。此种不考虑实践的立法很可能导致恶法出台。

在考虑立法者和（或）民众意图的情形下，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立法者是否接受民众的意图？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则是立法是否经过讨论或征求民众意见，所征求的意见对于法律的制定产生何种影响。在民众利益分配的视角下，民众的意图总是会表现出各种差异，立法者采纳哪部分人的意见，是立法者愿意采用民主立法时立法者意图向民众意图的转换过程。立法者对民众意图的选择性接纳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图。无论多么民主的制度，我们都不可能说，立法者的意图以民众的意图为依归。无论如何，在不计较实践因素时，立法者的意图总是左右着立法。但是，在多个立法起草人之间，讨论往往会使法律草案缺乏立法意图的完整性和体系性，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意图，这可能导致意图对冲下的制度难产或制度缺陷。因此，在技术上独立的单个立法起草人总是能够更好地体现相对完整的立法意图。

（二）法律创制后的实践与立法意图

实践的发展必然导致立法语境改变或丧失，换言之，法律创制时所赖以作为根据的实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从极端的模型来看，法律一经创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实践基础，而多数情况下，法律创制之后，其存续有效期间就是其存在的实践基础不断丧失的过程。情势变更不仅仅在合同订立后发生，在法律创制后同样会发生。

或许这样的判断并不突兀：法律并不能或有时不能正确处理现实问题，因为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实践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事实是，实践的改变多数情况下并非突飞猛进的，而是极其缓慢的，有时甚至数百年才改变一小部分，特别是那些具有民族性的实践。

正是基于实践变化的过程性的认识下，法律才会对实践做出真正的规制。然而，实践往往是在博弈(game)下进行的，因而在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实践者会改变行为，使得规则无法禁止其获得利益，或者使实践者成为规则的操控者。如此，法律的适用将丧失基本条件，所谓归入或涵摄思维将无用武之地。法律也将丧失其功能。此时，只有在那些少数守法者或者不主动改变法律事实以规避适用对其不利的法律者之间，法律还仍然起着作用。

然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毕竟仍然是有效的，尽管社会实践可能会超越法律设定的适用条件。因此，在法律设定的适用条件与实践存在差别时，法官面临两条道路：一是宣布自己无能为力，对所请求事项无力裁判，因为依据当下的社会实践，法律并无行为指引规范。二是努力寻法，或者对法律依据某种确定标准进行解释，或者续造法律，以期解决争讼案件。第一种选择将面临违法宪法的指控，因为宪法规定，法院应当解决提交给其的争议，这是其基本职责。因此，法官不能因为法无规定而拒绝审判。因此，法官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即解释、续造法律或补充法律漏洞。

就立法者意图而言，立法者受其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保证其正确认识立法时的实践，或对立法后的实践不能正确预判，或者在不正当的立法意图驱使下立法，不正当的分配利益，或者对立法草案的讨论会使立法者意图丧失或改变。这种立法时立法意图所面临的窘境体现在法律创制之后，则表现为法律已经无法系统地反映立法时立法者的意图。因此，法律一经创制，就不再是立法者意图的体现。

立法意图在法律运行中唯一的作用是在进行法律解释、续造法律或法律漏洞补充时，为法官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标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立法意图是在立法时的语境下形成的，并体现为当时立法者的意图，很难证明是民众或多少数人的意图；同时，法律运行时语境的改变使立法时的意图——即使可以根据某些因素加以判断——已经丧失了语境基础，此时再参照立法时的立法意图，并不具备合理性。因此，德国有学者“以工会在《德国民法典》中地位通过司法解释发生的变化为例指出，新法律的解释要注重立法者的意图，而老法律的解释则需要运用系统性解释，而不是拘泥于立法者的意图。”笔者并不赞成在解释法律、续造法律或补充法律漏洞时考虑立法者的意图。特别是那些法律公布时间到实施时间之间长达半年或一年的立法，立法意图解释只会变为法官个人意图的解释。

（三）法律存在的两个可能的假定

由于法律在创制后，其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已经或正在消失或改变，立法意图已变得无法捉摸或丧失存在的语境，因此，法律本身有效性的基础丧失或正在改变，这导致法律从其创制开始就在实质上趋于无效。

然而，这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法律人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笔者揣摩，法律存在以两个基本的假定为前提：一是法律在未被明确废除或依照特定规则废除之前应当是有效的，而实践在法律废除之前是没有改变的，否则法律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二是立法者的意图没有被改变。只有承认立法者意图的存续性，立法者才能继续维持法律的有效性，否则立法者将有借口朝令夕改，从而使秩序荡然无存。

对于第一个假定，虽非真正的现实，但实践改变的过程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种假定的物质基础。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但当法律创制较长时间后，此种假定就成为真正的假定，而不再是存在现实实践基础的判断。但是，既然作为假定，我们就不可能将其视为虚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逻辑或义理推演。

然而，假定毕竟是假定，这一假定的结果只能使我们相信法律是有效和稳定的，但不能使我们相信法律创制时所赖以存在的实践真的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无法不面对真正的情势正在改变的现实。因此，当我们确立了法律有效的前提后，我们非常矛盾地回头，去审视实践改变所带来的法律漏洞，并以某种方法和程序填补该漏洞。

第二个假定，只是追求法律稳定性的必要前提。但这并不能为立法意图解释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几乎没有学者或法官会否认立法意图对法律解释的重要性，这也是此一假定存在的主观基础。然而，对立法者意图的揣测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的法律人可能依据不同的条文，或者依据不同的草案起草人的说明或文章，或者根据立法机构的说明或相关立法的材料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几乎无法确定哪些材料是真正反映立法意图的材料，甚至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重要程度，从而为立法意图在矛盾时提供一个判断或甄别的优先次序。哪些宣称找出立法者意图的法律解释往往参杂着其自身的先见、理解甚至误解。因此，将法律问题依据捕捉立法者心理进行解释的方法是极其危险的。尽管如此，第二个假定仍然是必要的，因为立法者一旦认为法律丧失了稳定性，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恣意地废除法律。

（四）法学方法论的比较实践理论

正如我们所揭示的那样，法律完美只是一个美丽的理想；法律对实践的回应总是慢了几拍，法律制定时的实践往往与法律应用时的实践截然不同；立法意图明确与存续往往只是法律稳定性的策略性假定。这些法律无法克服的问题导致法律面临漏洞、不完备，甚至难以调整实践。因此，必须依靠法律方法论提供可供裁判的法律依据，否则将面临法律与实践难有交集的情形。

可能有人会认为，实践的改变并不都是迅速的、激变的，因而不见得法律适用条件与事实无交集。如果我们忽略一些事实改变的细节，这种判断在多数场合是准确的。然而，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将导致事实解释的需要增加，并且随着法律存在时间的延长，细节的变化和增加将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实践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变化极度缓慢，以致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此种变化，则法律实质上将保持有效性，而不是假定有效。

法学方法论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哲学立场，都是基于立法时对主体利益维护的选择上。这种哲学立场不得不考虑的是立法者的意图。而立法者意图的猜测对于已经创制的法律而言是不可能甚至是危险的。与其这样，笔者更倾向于忽略立法者欲优先保护那部分主体利益的意图，而是考虑实践对法律的推动作用。盖因立法者的意图是不可靠的，因而不适合作为法律发展的依据。实践是变化的，但却容易把握。

法学方法论之所以必要，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活动，对立法做出实践回应，对应用过程中的法律做出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对法律不完备之处进行漏洞补充，以裁判案件。由此，法学方法论以立法与法律应用为目的，其核心是法律实践。因此，实践是法学方法论唯一的基础。

法学方法论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呢？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法律续造、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创制时的实践与法律应用时的实践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导致法律适用无法像“法律适用机器”那样进行自动的售货，因为货物发生了改变，而售货机中并未输入货物的相关信息，因此，自动售货将无法实现。因而需要进行一定信息加工和输入，才能够实现自动售货。因此，法学方法论即需要对发生变化前后的实践进行纵向比较，从而为法律续造、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等提供方法论基础。

具体而言，即比较法律创制时的实践与当下的实践，看当下实践是对以往实践的改进还是倒退，如果是前者，应当解释为符合法律，如果是后者，应当解释为违反法律。这是从事实解释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从法律视角来看，以上两种情况都是法律落后于实际生活的表现，可以认为法无规定或法有漏洞。此时则需要将实践比较的结果，即实践的改进或倒退作为法律续造、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等的前提。存在实践改进的，应续造出肯定性评价的法律规则、补充规则或做出肯定性评价的解释效果；反之，则应续造出否定性评价的法律规则、补充规则或做出否定性评价的解释效果。

对于以前没有的实践，法律当然没有规定（除非在极少数具有前瞻性的立法的情况下才有规定），则看此种实践对与其相关实践的影响，再将相关实践与法律创制时的实践比较，或者将具有相似性的实践与法律创制时的实践进行比较，如果后者是先进的，则视为合法，否则，基于当下的实践对相关实践具有影响力的缘由，或者基于相似实践具有相似法律效果的理由，视为当下实践具有违法性。比如赋予一直照顾老人、与老人存在长期的、亲人般关系的保姆房屋居住权的行为，我国立法未有规定，其与遗赠抚养行为实践具有相似性，二者比较的结果是，居住权制度与遗赠扶养行为都具有鼓励扶助老人、帮助穷人、改善我国老龄社会问题、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等优点，具有合理性与先进性。相应的，从法律的视角，可以与前述新旧实践变化时采用相同的法律续造、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规则。

对于立法而言，法学方法论存在两种情形的实践变化：一种是修改法律情形下，此种情况类似于法律续造、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所需要的仍然是实践的纵向比较，即对旧法创制时、存在时和新创制法律时的实践进行比较，从而决定立法技术的选择、立法取向的确定等。另一种情形是完全创制新法。此时所需要的是将法律创制时的实践与立法前的实践、相关国内立法实践进行比较，从而确立立法目标等。

实用法律论文篇(6)

一、成文法国家中案例研究的基本理论与价值

（一）案例、判例与判例法

与会者首先对论坛的主题是称“案例”还是称“判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每一个完整的案件都能叫做案例，不管其结果怎样、由谁处理、表现形式怎样。与法治现代化有关联的案例不仅包括法院处理的案件，还包括其他机关处理的案件，如工商机关处理的案件。所以，案例的范围过宽，从本次论坛要讨论的几个专题看，恐怕称判例比较合适，因为经过法院判决的案件就是判例；还有的学者谈到，成文法国家并不一定就要排斥判例，所以不用羞羞答答地不敢称判例，因为判例与判例法是两个概念。判例法是一种司法制度、法律体制，在实行判例制度的国家，判例是法的渊源。在我国，判例不是法的渊源，经过一定程序创设的判例对以后的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的拘束力；有学者认为，每一个生效的判决都是案例，但案例不一定都是判例，判例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可以援引，并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或裁定。案例比较宽泛，更具有普遍性，在法律实践、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均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在本次论坛这个语境下，还是称案例比较恰当。其实这些观点并不矛盾，正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武树臣所说，“不管是称案例还是判例，我们对其作用已达成了共识，也许肯定其在司法中的作用正是从这些术语的争论开始的”。与会者就此基本上取得以下共识：

1.与法治现代化相联，称案例更确切，这里的案例是指法院案例。

2.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我国是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不宜照搬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但不应排斥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3.我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可供后来者遵循的判例。

4.案例是十分丰富和重要的法律资源。我们应当加强案例研究，充分发挥案例在各方面的作用，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进程；通过研究案例，将那些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能体现一定法律原则的案例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判例，赋予其与司法解释同等效力，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对统一司法、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二）案例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在本次论坛开幕致辞中关于案例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指出：

1、案例研究是指导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囊括社会现实中的所有情况，当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法无明文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形，法官就需要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理解立法者的意图及法律的精神，并且正确解释某些条文的含义来适用法律，由此形成的案例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案例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不能直接作为审判的依据。但案例是审判活动的反映，是法律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性和实际性，是将抽象、原则的法律条文变成形象、具体的行为规范的解释过程。案例是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具体化、实在化的重要载体。它可以使审判人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从而达到指导审判实践的目的。

2.案例研究是法院司法解释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基础之一。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但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法律所调整的对象，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的滞后性也是明显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成文法的不足，但因其也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因而有时也存在局限性的问题。根据实际生活本身及其发展变化，应及时赋予法律新的含义，对法律及时进行补充、修改，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审判实践中既能充分体现法律规范的公平、正义基本原则，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典型案例，就起到了弥补成文法不足的作用，成为修订法律和制定新的法律的基础材料，并对法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案例是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的真实反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通过审理一件件的案件来进行和完成的，案件处理的好坏，反映着执法水平的高低，案件的变化情况，也反映着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变化情况。可以说案例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面镜子。

4.案例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应用法学研究更是如此。法学研究脱离具体案件是不行的，应从具体案件人手，从具体案件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案例研究是 应用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应用法学研究中，不论是对法律的理解与阐述，对法律规则的创设与构想，还是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探讨，同样都离不开案例。

5.案例是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外，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的增强也是极其重要的。法律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但法律通常是以抽象、原则的条文来表示的，一般人不容易掌握其含义和精神。案例是法律原则和规范的直接反映，更是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抽象转化为具体、从静态转化为动态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人们可以从案例中来明确某种行为的具体限度，从而就可以在实施该行为时，以此来约束自己。

6.案例研究可以改进法学教育的方法。我们要培养的是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学人才。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学教育主要是讲授法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从而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法学基础理论。但是法学教育，尤其是针对法官的培训的目的，最终要落实到调整、规范、解决社会关系上来，因此也就不能不重视案例在教学中的作用，案例研究特别是案例教学法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7.案例研究有助于推动裁判文书的改革，促进司去公正。我们强调司法公正，进行审判方式改革，这些成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裁判文书体现了法官对立法的理解、法官的法律意识、执法精神、分析能力等。法官可以通过案例研究，学习好的经验，发现不足，提高业务水平，增加裁判文书的透明度，公正司法，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性。

（三）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20世纪以来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大法系正在不断渗透、融合、接近，判例法和成文法各有利弊，需要相互补充。在保持我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体系，是法律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武树臣说，我国历来具有以成文法为主导，以判例为补充的传统。我国古代经历了判例法时代（西周和春秋时期）、成文法时代（战国时期和秦朝），至西汉时期进入混合法时代，直到清末，并影响到近现代。近代以后，我国法制在理论上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倾斜，但在实践中仍注重判例。我国现行法制，主要是制定法，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具体问题的解释以及对于具体案件的解答、批复等，就其作用来讲，已具有判例的色彩。两大法系逐渐趋同的潮流表明，我们不应拒绝判例的研究，只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进法治现代化进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柴建国提出了“成文法+立法、司法解释+判例”体系构建的新设想。具体是指：在我国构建以成文法为主，以立法、司法解释为辅，以判例为补充的法律体系；在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和立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尚无立法或不宜进行立法、司法解释或难以进行解释的某些法律事实，对那些具有典型性、普遍性、指导性的判决或裁定，通过创制判例，进行规制；只要案件基本事实相同或相似，就必须以判例为范例予以处理。他认为建立这个体系具有以下意义：1.能够有效弥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不足；2.能够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克服司法权力地方化，维护司法的统一性；3.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4.有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改善法学教育质量。

许多与会者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在对大量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某些案例上升为判例是可行的。多年来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案例的研究经验，为判例的创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谈到，我们是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对判例的适用要慎重。判例的创设要有严格的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判例的收集筛选、编辑整理、审核批准、公告工作。判例的审批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创制判例要注意法的统一性，要坚持及时与审慎相结合的原则。要注意保持判例的稳定性、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可随意撤销或者变更。应当注意处理好判例的可操作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关系等等。

二、案例教学与法学教育改革

在本次论坛上谈的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学教育的改革。北京大学的王小能教授谈到，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立足于具体案例，司法者和教育者善于个案分析，但停步在抽象概括面前，面对新生事物显得不知所措。中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内容着重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面对新生事物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应取长补短，特别是民商法研究应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再回到生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军教授提倡讨论教学，“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是其主要内容：教师将要讨论的案例及讨论题事先让学生预习；在课堂上，教师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讨论的组织者、引导者，知识的传授将通过教师对于讨论对象的筛选以及对讨论的引导来进行，主要是培养学生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人认为，法学教育改革是相对于外国的法学教育和相对于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而言的。美国法学院普遍采用的是“判例教学法”，该方法一般在课堂上没有序言、概论、定义等这类理论性的教学，而是通过实践的判例分析讨论来理解法律理论和原则，整个教学都是建立在以提高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上。任何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都应该是和该国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美国的法律教育是属于大学本科基础教育后的一种职业教育，它的法律教育的特点是其法律制度的体现。我们目前的法律硕士教育与其有着相似之处，可以借鉴这种教学模式。我们以前的案例教学法是“以案释法”，多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概念或者一个问题，这种做法固然主题突出，然而没有摆脱偏重法律知识传授的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因而往往是依据需要，虚构案情事实或者对真实案件依其需要作了增删，使千姿百态的真实社会现象化为僵化的概念。海淀法院近年来派法官到法学院开设案例实务课，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基于培养法律职业人员，使其在依据传统的法学教育，根据教师的讲授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实务课，学习法官如何将法律适用到这些鲜活的具体个案中，培养的是综合能力。它有别于以往有些法学院开设的案例教学-以案说法，因法选案。这里是以法说案，因案说法，注意的是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的学者认为，法学教育的改革通常与国家的司法改革相联，案例在整个司法中的地位决定了案例在教学中的份量。

与会者就此问题达成共识：总结我们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方法，开阔思路，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多层次的法学教育模式。仅就案例教学来说，针对初学者还是要重视法学理论、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辅之以案例，以案说法，使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对具有系统法律知识者，特别是针对法官的培训应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案例教学法，开展开放式的案例讨论教学，从案例中推导出法律原则和法律推理的方法，应用于法律实践。

三、案例研究与律师实务

贺海仁律师认为，律师是重要的法律实践者，因此，律师是案例形成并推动案例发展的重要主体。案例包含了案件的形成、发展及终结各个阶段，综合了程序法与实体法以及道德、政治等诸因素。律师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法律证据和理由作出了先于法官的回答。律师的立场虽然可能使他在其辩护词或者词的阐述中产生较为明显的“功利性”和倾向性，但不妨碍他对焦点问题，尤其是法律认识问题作出精辟的论证。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判决书首先应对当事人的所有请求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审查和判断双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发现和查找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对证据和法条作出解释，这是案例形成的主要过程。事实上，一个优秀律师的优良的辩护词或者词就是一份判决书的前奏，或许结果并没有满足辩护词、词的预设，但对判决书是同样重要的。律师在诉讼中的活动和意见是形成案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的意见基于立场的不同而往往有别于法官的全面判断。但立场不同不意味着一定是偏颇的、不完整的，法官正是在这种具有对抗性的意见中易于找到案件的焦点问题，启发了法官的思路，拓宽法官对案件的视野。另一方面，贺海仁还认为，加强案例研究或者引进判例制度，对律师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判决书的透明度会更高，律师的辩护意见也会成为人们，！评论的对象，因此，律师也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实用法律论文篇(7)

3、法律实践（社会实践）的内容应限定在立法、执法与司法范围内。参加毕业实践活动的学员应根据法学专业的特点，结合毕业论文的选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实践。实践单位和形式自己选择。4、法律实践（社会实践）的成绩考核以学生提供的书面材料为依据。字数不少于20__字。

5、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经审核合格后给予相应的学分。没有参加社会调查、未交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者后成绩不合格者不计学分。

6、对法律实践书面材料考核的内容有：法律实践时的基本情况与表现：书面考核材料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法律实践成绩评定办法：

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由指导教师凭此规定成绩。电大分校负责法律实践书面考核材料的成绩审核。

注：法律专科要求撰写的是：社会调查；法律本科要求撰写的是：法律实践。

二、毕业论文：

1.毕业论文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

2.学生毕业论文安排在修完全部专业主干课程，已修课程达到最低毕业学分80时进行毕业实践环节。

3.毕业论文是实施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实现培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实践性环节，是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

4.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律专业的特点。选题时应当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选择应用性强或者当前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鼓励学生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

毕业论文的形式应为学术论文，本科字数不少于6000字，专科不少于5000字。

6.毕业论文的要求：学生应在事实求是、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应观点明确，材料详实，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语言通顺。

7.毕业论文评分标准为：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等，凡是成绩在及格以上者，给予5学分。

（1）优秀：观点明确，论述充分，论证严谨，有一定的独创性，科学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格式规范，答辩中回答问题正确，重点突出。

（2）良好：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理论性，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语言流畅，答辩中问题回答正确。

（3）中等：观点明确，内容较为充实，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论证较为严谨，逻辑性较强，文章结构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4）及格：观点明确材料较为具体充分，能运用所学的知识阐述自己的观点，结构较为完整，层次较为清楚，语言流畅，格式较为规范，答辩中问题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5）不及格：有下述情形之一者为不及格：观点不明确或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材料空泛或虚假，论证片面、紊乱、无逻辑性、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楚、语言不流畅、文章体裁不符合规定，字数少于要求的字数，有剽窃、抄袭、由他人或者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答辩中不能回答问题或者表现出对自己论文的内容完全不熟悉。

注：本科的学生要求100的答辩，并且在答辩时用幻灯片的形式演示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专科的学生不要求答辩，省校对学生的论文按30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复查，如果有成绩不符者，要求对所有的论文重新进行审查。

三、相关的要求：

1、学生应该和指导教师及时联系，有任何的问题和指导教师联系。

2、学生最好每次给老师提供打印稿，论文要求有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论文和实践的定稿要求用A4的纸、宋体4号字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