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发展论文篇(1)

1.1我国需要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口数量巨大

心理咨询最一般、最主要的对象是亚健康人群。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较快，人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因利益分配、竞争压力、观念冲突引起各种矛盾剧增，由此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越发值得关注。2007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对全国21个省（直辖市）的39个城市取样研究报告表明：11%—15%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能具有轻度心理问题，应及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2%—3%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差”，可能具有中度到重度心理问题，急需获得心理咨询与治疗。［2］据此推算，我国需要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口数量巨大，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1.2我国心理咨询的专业基础比较薄弱

心理咨询的专业基础是心理学，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比较滞后，心理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心理学理论研究比较滞后，心理学专业人才比较少，心理学培训机构的实力较弱、社会机构的建设不够壮大。由此导致我国心理咨询的发展在知识普及、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行业规范等方面受到很大制约。心理咨询的专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当前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将来心理咨询行业的成熟和规范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1.3我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咨询有着深刻影响

心理咨询作为心理科学在咨询领域的应用，反映了一定的超文化的科学性，然而，具体的心理咨询理论、技术、取得的一些经验性的成果局限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我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心理咨询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风格等方面影响着我国民众的心理。由此导致西方的某些心理咨询理论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或者对中国民众的心理辅导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传统文化对心理咨询的影响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2我国心理咨询的发展取得的成绩

2.1我国心理咨询的研究初具规模

近年来，我国在心理咨询的宣传方面取得一定进步，翻译和编著出版的介绍心理咨询技术和心理咨询知识的书目已多达几百种，刊登有关心理咨询的文章的学术类与普及类期刊之和多达数十种，包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健康心理学杂志》、《心理与健康》、《大众心理学》等。关于心理咨询方面的文章在近几年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集2001年到2008年期间的文献，以“心理咨询”为主题搜集，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083条；以“心理咨询”为篇名搜集，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33条。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国心理咨询的研究初具规模。

2.2我国心理咨询的宣传取得一定成果

就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来讲，我国公众对心理咨询经历了从怀疑到初步认同的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缺乏了解，一提起心理咨询，人们总是想到精神疾病，公众对心理咨询持漠视和怀疑态度。最近几年，各方面关于心理咨询的报道使公众对心理咨询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我国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越来越积极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有所改善，持逐步接受态度。2008年零点调查公布的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共10个大城市3254名常住居民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存在心理问题时，35.1%人愿意寻求心理医生帮助，38%的人视情况而定，有26.1%的人明确表示不去看心理医生。［3］以上数据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心理咨询的宣传取得一定成果，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成为心理咨询的对象。

2.3我国心理咨询专业化建设取得较快进展

我国心理咨询起始于医院，其后在高校取得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心理卫生协会成立了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委员会，促进了心理咨询在我国的发展。近年来为了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我国启动了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机制，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当前，我国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已经遍布全国。有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7月，全国共有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112个；截至2006年9月，全国共有心理咨询机构149个；到2007年9月，我国心理咨询师队伍已壮大到12万人。［4］我国心理咨询机构的完善和心理咨询师队伍的壮大促使我国的心理咨询沿着专业化的道路较快发展。

2.4我国心理咨询的法规建设逐步加强

当前，我国心理咨询建设逐步法制化。近几年来，我国心理咨询的管理颁布了很多标准，心理咨询机构的建立趋于完善，人才的培养初具规模。2001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正式公布。2002年，心理咨询师被列入《国家职业大典》，同年7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正式启动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工作。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启动国家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项目，培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2004年4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鉴定在全国正式进行。2005年10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2005年版）》的颁布，从此正式为心理咨询师确立了职业规范。2007年制定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用文件的形式颁布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标准》（第一版）和《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进一步完善了心理咨询的管理体制，规范了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的职业行为。

3.我国心理咨询存在的问题

3.1我国心理咨询的市场需求不旺

虽然我国公众逐步趋于对心理咨询的认同，然而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民众比较保守，出现心理问题时，宁愿自己去面对困难，也不愿意求助咨询人员的咨询服务，加之我国心理咨询服务市场良莠不齐，增加了一些人的顾虑，另外心理咨询要收取不菲的服务费，也让一部分人对心理咨询望而止步。2007年中国一些地区就出现了由于缺乏咨询对象，心理咨询机构处境艰难的状况。［5］［6］心理咨询的呼声较高但有效需求不足的“冰火两重天”的问题制约了我国心理咨询的蓬勃发展，是我国一线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3.2我国心理咨询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偏低

2008年秦漠教授等对我国六大区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调查表明：我国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让人担忧，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学历背景为心理学的仅占总体的34.8%。秦漠教授分析认为，许多人可能是在接受了一些在职专业培训后进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工作的。［7］和国外咨询人员一般要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并且经过长达5年以上的专业训练相比，我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专业基础非常薄弱。学校部分从事心理咨询的人员是从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员转来，这些人员虽具备心理学背景，却缺乏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和实践；医院心理门诊的医务人员多是医学出身，没有系统地接触心理学知识；社会团体的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素质同样让人担忧。从专业背景看，我国的心理咨询师大多不是学习心理学专业，而是其他专业的心理学爱好者；从接受专业培训情况来看，咨询师的接受的培训时间短，专业素养与严格意义的咨询师的从业要求相差较大。我国心理咨询人员专业素质较低的问题制约了我国心理咨询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的培训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3.3我国心理咨询缺乏有效监管

我国心理咨询的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然而，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规范发展也存在较大隐患，原因在于我国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服务缺乏有效监管。具体表现在：第一，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认证和资格审查不严。有些未经心理咨询资格的认证的人员或只经过简单培训的人员也进入咨询领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第二，心理咨询行业职业资格缺乏统一标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心理咨询员”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认定，卫生部有“心理治疗师”从业认定，中国保健协会和人才交流中心又推出“心理保健师”的人才评定。［8］第三，我国没有建立起心理咨询工作效果评估和督导体系。我国一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标准未启动，心理咨询的督导工作缺乏专业人员的完成。［9］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心理咨询服务行业管理比较混乱，我国心理咨询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制约着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要国家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协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3.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咨询任重而道远

我国现有的心理咨询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多引进于西方，而针对我国人民的心理特点所进行的研究不足。由于文化差异，西方心理咨询的一些概念仅仅是西方心理咨询发展的特定环境的产物，翻译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并非完全适应我国人民的心理。有鉴于此，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强烈地呼吁加强心理咨询理论的本土化，创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心理咨询理论，并为此做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工作。199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心理辅导国际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较大关注，并引发出广泛的研讨。［10］2001年12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华人文化与心理辅导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大陆等地的一百多名心理咨询专家和临床学家热切地讨论了心理咨询本土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治疗技术、方法。［11］近几年，诸多的学者撰文对我国心理咨询的本土化从发展历史、结合文化到创新技术、培养人才诸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有意义的思考和探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建立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咨询的目标相差较大，我国心理咨询未完成适应国情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不成熟，还需我国心理咨询人员特别是专家在此方面作出贡献。

4.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心理咨询初步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并走上了专业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心理咨询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心理咨询市场推动力不足，咨询人员专业素质偏低，职能部门监督管理有待加强，以及心理咨询本土化转型未完全实现，因此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实现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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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发展论文篇(2)

多种迅速发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模式有同有异，受体制和从业人员等因素的限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一)心理健康教育手段化

综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实际工作的描述，如学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学校可以开展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等方面的工作。许多研究者把开展工作的一些手段称为模式，混淆了模式与手段的概念，未能区分出模式是一种成熟化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活动;而手段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方法。

(二)封闭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只是围绕学校、系、班级及宿舍展开，从学校开始在学校结束，呈现出封闭式的特点，现有模式忽略了心理影响因素的开放性和心理问题来源的时间持续性与复杂性，致使心理健康教育脱离于家庭、社区、医院、专业心理教育机构之外。

(三)形式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现阶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基本上遵循心理普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开设心理课程———开展心理咨询的线路上，一方面，缺乏理论模式指导下有效评价教育效果的体系，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仍停留在事后补救阶段，重视诊断治疗、事后干预和单个咨询，却忽视了学生的整体性和发展性教育。

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纵观上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区别在于出发点和侧重点的不同，都只是截取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史中一个阶段来应对现实状况。从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发展历史来看，经历了由个体到全体、由个别到一般、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主要出现了医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教育学模式、心理学模式及“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整合模式［10］。医学模式、社会学模式及心理学模式都注重部分有心理问题人群的测量、矫正、治疗及社会适应等方面;教育学模式则针对全体学生，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处理学习和生活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模式既重视解决学生的个体问题，又重视全体学生的发展，是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这一模式重视学校氛围、学校政策制定、教师对学生援助和心理健康课堂教学四个方面的内容，四个内容间互为补充，共同形成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完整体系，由关注个体发展到学生群体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心理潜能的开发。上述各种模式从微观层面建构了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未涉及宏观层面的资源利用和整合方面。从宏观的资源利用方面来看，出现过学校家庭合作模式、学校社会合作模式和学校—家庭—社会整合模式［11］，学校家庭合作模式的侧重点是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学校社会合作模式的侧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家庭—社会整合模式集家庭、社会、学校的力量为一体，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发展趋势，也应成为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模式，该整合模式纳入了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全部因素，在动态化的过程中研究学生的心理变化，将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心理素质、发挥心理潜能与学校、心理机构、家庭及人际关系结合起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国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上述两个模式中的某些特征，要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结合微观和宏观模式，走出整合“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模式和“学校－家庭－社会”模式的道路。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发展方向

(一)本土性

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理论和模式均来源于西方，因此，杨国枢等许多心理学家主张加强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充分考虑本土的文化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对民众与研究者的影响。所谓本土化就是以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对西方心理学观点中的合理成分进行改造，使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并成为本土心理学一部分的过程［12］。仲穏山指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大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将国外引进的心理健康理论与技术进行必要的转化和替换，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13］。任何心理学理论都应从本土文化圈出发，预测、解释及干预人们的心理生活［14］。教育者要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本土化应从多个方面着手:(1)指导思想的本土化，即充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教育方针为指导，实现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目标;(2)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理论相结合，贴近中国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充分挖掘儒、道等传统文化的优点，并统一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活动中;(3)注重心理测评工具的本土化，制定出适合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测量工具。

(二)发展性

心理发展论文篇(3)

内容接要：网络消费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方式，不仅在于其价格的实惠、消费的便利性，还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具体说来：网络消费迎合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快节奏化，暗合了消费时代享乐主义消费观，契舍了个体认同的需要，吻合了个性化消费的回归，耦合了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符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个体释放压力的心理需求。鉴于此，笔者认为网络商店应充分认识并主动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来影响网络消费者的心理，以便促进网络消费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网络消费社会心理原因网络营销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消费正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流行于世。所谓网络消费，从广义上说，指直接或间接利用互联网进行的买卖商品或劳务的行为，包括网络购物、网络教育、在线影视、网络游戏在内的所有消费形式的总和。仅网络购物这种消费形式而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lC)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网络购物用户人数已经达到7400万人，意味着近25％的网民有网络购物行为，而且相比2007年的4600万人，网络购物人数的年增长率达到60％。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网民将进行网络消费，网络消费正成为一种比较时尚的消费方式。

1网络消费流行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网络消费的便捷性迎合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节奏也在加快。据CNNIC的调查，网络消费人数最多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大城市。最先参与网上消费的消费群体多为大城市中“朝九晚五”的白领一族。对于惜时如金、工作繁忙的白领来说，传统消费要经历从家到店铺的路程、在商店

走动和停下来选择商品、付款结算、包装商品、取货送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消费者为购买商品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体力。而网上商店365天、24小时营业、网上支付或者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送货上门等服务带给消费者许多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消费的缺陷，能够很轻松地实现随时随地消费。据CNNIC2004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53.9％的消费者基于节省时间进行网络购物。

(二)网络消费的乐趣暗合了享乐主义消费价值倾向

Babin(1994)提出个人消费价值倾向可以分为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消费倾向于享乐主义消费。享乐主义倾向的消费者较为主观，比较注重消费的趣味、愉悦、感觉、美学、情感等因素。网络消费主要在以下方面充满乐趣：

感官享受的乐趣。Hoffman和Novak(1995)认为，个体在浏览网站与计算机互动流畅时，会产生沉浸的状态，忘却时光的流逝与彷佛亲临现场，会失去自我知觉并产生喜悦的感受。目前，一些商家通过制作精美的图片，以及动之以情的促销策略，再配以轻松舒缓的音乐，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起到某种情感唤醒的作用，使消费者产生乐趣。

社交的乐趣。对消费者而言，网络消费可以在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过程中与店主进行虚拟互动，享受商家温情脉脉的服务，满足个体人际交流的需要。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社区或聊天室等与其他消费者互相交流购买心得，分享更多的商品信息，增加人际交流。最后，网购者还能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网购时有趣新奇的信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情谊。

议价的乐趣。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最有乐趣的莫过于寻求物超所值的商品，可以尽情与商家议价，匿名情形下无需考虑议价有失面子问题，体验寻求折扣与优惠的乐趣。

冒险的乐趣。网络消费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没有进行过网络消费的消费者来说，网络消费能刺激和满足其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并激发其体验探索冒险的乐趣。据CNNIC2004年的《中国互联网络热点调查报告》表明24.9％的受访者被试感觉好奇，从而进行网络购物。

(三)网络消费契舍个体的认同需要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还具有符号价值。商品所具有的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就是它的符号价值。一件商品，越是能够体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越是能够将消费者与他人区别开来，它的符号价值就越高。当今，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已不再仅仅基于其使用价值，而是更为了追求其符号价值，即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行为。

网络消费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符号消费，人们通过消费方式的选择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品位，建构着自我认同的社会阶层。据调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lC)2008年6月的调查数据：全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用户比例仅有36-2％，网购用户中大专及以上用户比例已高达85％，网购用户的学历水平远高于网民平均学历水平。CNNIC的调查还显示，网购用户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高于全体网民平均水平。中国网民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用户比例为26％，网购用户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用户比例已超过半数。网络消费的主体具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特点，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社会精英，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表现出某种殊荣和优越，成为社会群体文化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或区分的标记，为众人的效仿创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以致社会的其他阶层也会效仿进行网络消费，“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与社会中某个优势群体的所谓一致性，从心理上提升消费者自我形象、角色地位、群体归属的认同需要。

(四)网络消费吻合了个性化消费的回归

近代以来，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将消费者的个性淹没于大量低成本、单一化的产品洪流之中。消费品市场发展到今天，消费者所选择的商品可能已不再仅仅是商品的实用价值，还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的需要。网络消费的时尚性和消费的私密性吻合了个性化消费的回归，因此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因而得以流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

网络消费的时尚性。网络消费就其形式来说，是一种时尚而新颖的消费方式；就消费内容来说，代表了需求的变化倾向。

在网络销售中，许多店铺会提供有些在实体商场、店铺所不能买到的特色商品。这类特色商品的崇尚者在购买商品时，重视“时髦”、“奇特”和“潮流”，他们常常会通过网络消费来满足自己追求时尚个性化的消费心理。网络消费的私密性。对于那些购物经验少、又不愿意自己的消费过程被人干扰、对消费的商品不想让人知道的消费者，网上购物的隐秘性，特殊性质产品可由网络平台的隐密特性加以消费，恰可满足无需与人面对面互动的尴尬，消费者无拘无束地运用网络满足内心欲望，又可享受完全安静、不受打扰的主动消费，无需在意社会礼节规范的标准。

(五)网络购物耦合了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个体有五种需要，其中第五种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布希亚认为，个体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其实就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的因素在内。部分网络商店实行会员制度，满足了消费者的自我价值的需要。而且向他人炫耀在网络上买到物超所值或省时便利的商品，备受他人的羡慕，成为信息分享领导者，也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

(六)网络消费符合了个体释放压力的需要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个体的生存压力也在增大，网络消费可以轻易的脱离现实而进入另一个虚拟世界，处于一种抽离状态，即网络消费能提供从例行性日常生活中转换的一个机会，并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网络消费可以暂时使消费者脱离现实，转换心境，能快速达到压力释放与自我满足的状态。虚拟世界里的消费主要是在网络游戏中的消费，对部分消费者说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幻想，从而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越是紧张、充满着激烈竞争的社会，人们就需要通过幻想和憧憬来达到舒缓的目的和愿望；而网络消费者的年龄大多处于18—30岁，相对来说，该年龄阶段的幻想倾向越明显。网络消费往往能满足年轻人对缓释压力的要求。

2促进网络消费持续发展的营销策略

(一)注重网站建设，打造互动的人机界面

网站是网络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的基础，通过有特色的网站，一方面可以树立企业形象：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新顾客，沟通老顾客，而这一点又直接影响到网络营销的效果。首先，网络商店无法像传统商店那样，通过地点的选择与利用门面、招牌、橱窗设计及外部灯光使用等要素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产生心理联想，因此，网络商店的外部形象设计能否满足消费者寻新求异的心理，是吸引消费者登录浏览商店、产生和形成购买行为的基础。其次，由于网络商店所经营的多数商品，消费者只能通过视觉或听觉来感知商品的相关信息，所以产品的特点介绍越详细、产品展示图片越清晰，用户的兴趣才有可能越高。最后，要注意简化流程操作，不能去考验用户的耐心，而应该尽量让消费者心情愉悦地进行每一步操作，并快速得到想要的结果。

(二)设计个性化产品，提供个性化服务

要充分发挥Internet在网络消费中的营销优势，利用网络的一对一交互式功能，进一步了解消费者需求及其变化，提供附加值高的信息，引导消费者在网上参与产品设计，共同创造和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网络商店经营的重点不在于吸引人潮，而是如何挖掘那些想要在网上购物的人，这就要求企业提供人性化服务。如热情地招呼好每一位在线顾客，适时提供良好的产品建议，注重培养顾客的安全感与信任感，以含蓄的方式建立网上社团并在社团内建立情感纽带等，同时要建立更加快捷迅速、服务周到的售后服务机制。具体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积极主动的沟通，开展深层次的客户服务。在网店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应积极回复买家的提问，主动进行市场调查，及时寄发简洁的成交与发货确认信息，诚信经营，树立起网店良好的品牌形象与信誉。同时，重视一对一沟通，针对每个客户的特征和要求提供不同的服务，客户的意见能得到及时的处理，让客户时时感到被关心和重视。这种沟通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良好互动关系。著名商务网站Amazon业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心理发展论文篇(4)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心理发展论文篇(5)

．民主的管理方式

民主的管理方式是最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的，专制型和放任型的管理方式都不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当代中小学生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表现在思维活跃，上进心强，自我意识特别突出，另一方面他们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差，这又使他们的心理脆弱，依赖性特别严重。由于上述各种心理因素的相互矛盾，他们既反感专制型的管理方法，也不喜欢放任型的教育形式，他们渴望民主型的学校教育。民主的管理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才能的天地，满足其自我表现的欲望。还能够使他们在民主的气氛中感受到学校的温暖，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帮助。这样，他们的心理就会长期处于一种积极，欢畅，平和的状态之中，会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并形成各种正常的心理机制。如果实施专制的教育方式，就会造成学生的心理障碍或导致不良的心理健康状态。因而，实施素质教育，采取民主的教育管理机制，是培养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重要手段。

．积极的期待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告诉我们：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积极期待会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使他们产生良好的心理状态。不少的研究也表明，教师的期待影响他们对待学生的方式，不同的对待方式又影响学生的学习及心理健康。如果教师对某个学生的期待是积极的，即使他不用语言明确的表达出来，学生也会不知不觉的感受到这种积极的期待信息，心理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从而能健康地发展。反过来，如果教师对某一个学生采取消极的期待和失望的态度，即使他不明确的表达出来，这位学生也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到这种信息，从而产生消极悲观的，灰心失望的心理状态，影响其心理的健康发展。可见，积极的期待效应不仅仅是教师的一种工作方法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一个教师用什么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去教育和影响他的学生的问题。

．适度的学习压力

适度的学习压力会使学生产生中等的学习焦虑，心理学认为，中等的学习焦虑可以使学生产生适度的学习紧张，易于集中注意力，调动学习积极性，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过重的学习压力会造成学生极度的焦虑、忧郁、惶恐，长期经历危机状态可能导致心里不健康。当前中小学普遍存在着家长望子成龙，教师追求高分，学校内部、学校与学校之间竞争激烈，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一系列的强化学习的措施，无休无止的测验考试，纷繁复杂的家庭作业，压得学生喘不过起来，这种过重的学习负担无论是对差生还是对优生，都感到压力重重，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焦虑、担忧、挫折等等不平衡状态之中，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起到了巨大的摧残作用。素质教育呼唤扎扎实实地提高课堂分钟的教学质量，切切实实地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给予他们以适度的学习压力，使他们的心理能够健康发展。

心理发展论文篇(6)

心理学的发展是在追求其学科的科学化基础上，对心理现象进行科学、实用和有效的研究，以此来为社会民众服务,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路线。世界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始于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这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一条既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科学实证主义。虽然冯特在学术生命的最后20年完成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将心理学一部分分成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另一部分分成研究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的群体的民族心理学。但是，19一20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已经很难改变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所主导的自然科学取向被标榜为科学的化身的结局，科学研究就等同于客观的实证研究。世界心理学的发展的哲学根源沿袭的正是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罗素和弗雷格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以及卡尔纳普和亨普尔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实证主义哲学最终还是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实证主义的道路，这种重视实证材料积累，忽视心理学理论建设的倾向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心理学整体的发展。中国早期的科学心理学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模仿、复制和跟随，也未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研究实证主义化的困境。

纵观心理学各个分支学科，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欧美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很难找寻到中国心理学家的足迹，这让本国心理学工作者感到很悲哀。因此，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问题在20世纪末期曾引起过港澳台三地学者的广泛探讨，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但是，直至今日，对此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如，中国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道路发展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心理学之理论挖掘与理论独创问题等。

2.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

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心理学学科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的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主线的，无论是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早期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惠特海默和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主要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哲学基础。虽然人文主义心理学重视理论的研究，但是很多时候,它仍然承袭了欧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导致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心理学所追求的经验证实原则和客观的研究立场。

传统科学方法论是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长工具客观地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观的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其实揭示的只是人类全部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内容，很多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心理现象必须借助于非实证的研究。格根等人就曾指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挑战是，从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冯特虽然推崇实验的心理学，但是他并没有对实证的心理学研究达到崇拜的程度，他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的心理学根本无法揭示全部心理现象，因此也就有了经典的《民族心理学》。这部使用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习俗、信仰、语言、神话、宗教进行研究的着作，已经证明了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遗憾的是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心理学者无法容忍非经验证实和有主观参与的理论研究，最终将心理学推向了实证的极端。

然而,20世纪后期，随着实证心理学研究弊端的显现，心理学理论研究再次受到重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5年理论心理学国际协会在英国的成立，它表明世界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理论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者也在这一旗帜影响下开展了一些心理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港台学者杨国枢先生的团队所进行的本土心理研究产生了强烈反响'大陆潘菽先生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学建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21世纪初，一批年轻的心理学理论研究者，如葛鲁嘉先生对中国心性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形成了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体系m;汪凤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形成了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彭彦琴对传统佛家心理学思想进行发掘，形成了禅宗的心理学思想体系m。这些研究对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就只做理论而不做实证研究，而做实证研究的就不做理论研究？

以笔者观察，在中国心理学界，大多数研究者都是要么做理论要么做实证，很少有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的，不过北师大金盛华教授所提出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是一个例外,他既做理论也做实证研究。但更多的学者仍是专攻其一。我们翻看国外很多知名学者的简历会发现，他们不仅在自然科学上有所造诣，而且在人文社会学科上也有建树，这让我们国内学者汗颜。科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只有在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之以严密的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才能对某一心理现象做到全方位的研究m。在这一点上国内心理学者做的还很不够，因此就有了我国本土心理学发展是否应该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割裂开来的问题。一般来讲，理论心理研究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但同时理论心理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或做出的预测能够为实证心理研究提供课题，而对该课题的实证研究又可支持理论的假设。这样看来，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心理学实证研究不应该各行其是、互不相干’而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中国本土心理学也应该在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相互配合，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品味和质量,才能更好地融人国际心理学的阵营。

3.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

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仍是我国本土心理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探讨心理学为何会分裂和如何分裂的问题，必须首先澄清心理学学科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处于争论之中。从学科归属上来讲，心理学学科目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心理科学既不为自然科学接纳，又不愿依附于人文科学，而不得不沦为“准自然科学”。综合西方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关于心理学学科归属的界说:一是自从冯特用实验的方法建立科学心理学，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以来，心理学就被人们看成一门自然科学；二是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它们与社会文化又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有些人又将之视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是有些人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均不妥，便把心理学看作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综合科学。因此，心理学史学家墨菲就打比方说：“心理学独立之前曾经像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那么，在心理学独立之后，在科学共同体中，心理学仍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它的研究领域不断被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瓜分，已经失去很多本属于心理学自身的研究领域。

在国内也有相关的理论探讨，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和张春兴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认为“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无比重要的一门学问，凡百术统在其后”；潘菽先生则明确指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性质,是一种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车文博先生主张树立大心理观，“把心理学视为介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中间科学,采用主观客观统一的研究方法，重视实验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的结合……至于心理学的分支，有的可作为社会科学如社会心理学,有的可作为自然科学如神经生理心理学”;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从系统科学思想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包含在思维科学之中。思维科学除了心理学外，还有人工智能、认识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文字学、科学方法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算法论等。

从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学学科的不同归属的界定来看，学科归属的模糊是心理学学科分裂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出现了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不懂实验心理学，做实验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理论心理学；做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不了解人格心理学，做人格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认知神经心理学；做人文心理学的学者看不懂做自然科学学者做的研究，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屑于与做人文心理研究的学者为伍。这种学科的分裂进一步表现为: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分裂、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分裂和心理学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分裂。这种学科间的分裂不仅阻碍了学科之间的沟通联系，更重要的是使心理学学科之间越来越独立,互不往来，统一的愿望将很难实现。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斯彭斯所言：“在我的一个可怕的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分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当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业学院抢走，心理疾病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长此以往，心理学研究领域被其他学科瓜分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增大。

我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与西方心理学体系相一致，学科归属、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也并没有太多变化。我国心理学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国外心理学，历史上曾经历过对国外心理学的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以及三次批判和反思。但是我国本土的心理学显然是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心理学过度地引进和介绍国外心理学的进展，而很少将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和理论研究介绍到国外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始终未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学科归属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也就不能最终解决中国本土心理学学科分裂的问题，最终也会出现欧美心理学学科分裂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本土心理学与其尴尬地逡巡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边缘学科之间，不如抛弃传统科学观，以宽广的胸怀,宏大的视野,树立系统科学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目前心理学的发展。

4.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

在《中国心理学城乡分野的文化心理学批判与反思》一文中，笔者曾就我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文化根植性、文化差异性以及文化适用的问题做过讨论?。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曾有过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引进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美国心理学）为主。第二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受政治形态影响，以前苏联心理学马首是瞻，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说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的代名词。第三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又重新开始大量地引进、介绍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引进发达国家心理学对于一个发展较缓慢的地区来说,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发展速度，节省发展时间，另一方面也使该地区的心理学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和创新性。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心理学者发现了复制来的美国心理学研究理论和内容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因此才有了杨国枢先生的致力于发展本土心理学的重要宣言。

心理学的发展原本就没有脱离开文化的范畴，它存在着文化品性问题，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品性是有区别的。心理学的自然品性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追求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二是依赖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三是确立实证方法的中心地位。心理学的自然品性作为心理学本身存在的两个属性之一，在使用研究物理现象的手段来研究主观自觉的心理现象时，不免会使人类内在心理产生隔膜，使心理学的适用性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从文化品性的框架来界说心理学的发展，目前有三种提法:一是文化心理学，二是跨文化心理学，三是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强调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对其进行理解，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与心理和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跨文化心理学是以文化为变量研究心理和行为异同的，通过跨文化比较,对心理学的某些概念、理论和假设予以文化上的比较和检验，从而找到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跨文化一致性及心理与行为的普适性。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说明了文化间确实存在着文化心理的差异，心理学确实存在着文化不适用性,但是它的目的却是检验主流文化中的心理学理论在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其实质仍旧沿袭了心理学的自然品性。本土心理学则是在跨文化心理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文化特征进行的研究。对心理学本土化的讨论也多见于20世纪末期，虽然有倾向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有倾向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但是笔者仍坚持主张建立“内发性本土心理学”，其目标是要根植文化传统，挖掘文化资源，建立起特定文化中的特定的心理与行为解释方式，为特定文化中的人所服务的本土契合性心理学。虽然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目前仍只重视实证资料的积累而忽视本土理论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是建立在本土文化特征之上的。目前仅有的少量的理论建构却只注重挖掘古代心理学思想，其目的不过是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寻找或提供中国文化中的证据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无法回避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研究的本真就在于“求真”(做最好的研究）、“求存”(解决生存问题）、“求用”（与实践相结合），而求真、求存、求用这六字也揭示了中国心理学最终目的是要用于实践、服务社会的。

5.心理学发展道路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

如前文所述，心理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是我国心理学发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即中国心理学究竟是应该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决定了心理学发展的目的，而西方心理学体系不能完全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民众的心理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也是我国心理学发展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有三种观点：一是对西方心理学采取默认态度，这主要集中在进行基础实验研究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中间，他们往往不关注现实和实践问题，将心理学基础实验作为不受文化影响的研究来做。二是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走与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差异，必然存在文化心理的差异，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典型的心理现象，进行独立的理论创新和研究。三是折衷主义,认为中国心理学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成果，也应该采取自主的理论创新，这种观点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内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身上。

这三种观点反映的是我国心理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的不同态度，有排斥也有吸收。我国心理学前期发展走的是吸收的道路，通过三次较大的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缩小了我国心理学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后期应该走独立自主创新的道路。当然笔者基本支持第三种观点，主张合理但不过度吸收国外有益的心理学成果，不盲从，毕竟我国心理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学术资源，只有吸收有益的资源才能促进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可见，心理学的西方化倾向既有利也有弊，西方化容易使心理学研究迷失自我意识，缺乏创新，但同时也会给心理学发展带来学术资源。心理学独立创新同样也有利有弊，独立创新容易形成闭门造车，与外界隔绝的发展境地，但同时也可以提高一国心理学发展的独创水平。因此,心理学的发展需要资源，这种资源既是国外同行带来的学术资源，也应该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基于这样一些资源之上进行的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创新，才能够既与世界心理学接轨，又能有效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心理现象，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6.结论

心理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维果茨基；幼儿园教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2-0134-03

维果茨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真诚地指出：“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从事认知过程研究的每一位心理学家都应该承认维果茨基著作对自己的巨大影响。”[1]除了对心理学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外，维果茨基的理论对幼儿教育的许多方面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从教学领域的视角出发，在概述维果茨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当今幼儿园教学的启示。

一、维果茨基理论的主要观点

早在1927年，维果茨基就从批判人的心理及其发展的生物学观点出发，要求把历史研究作为建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从而提出了“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无论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心理活动的发展应被理解为对心理机能的直接形式，即‘自然形式’的改造，以及运用各种符号系统对心理机能的间接形式，即‘文化’形式的掌握。”[2]

有学者将维果茨基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波焦娃（Bodrova，E.）和莱翁（Leong，D.J.）将维果茨基学派理论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归纳为四个方面——儿童建构知识；发展与社会背景不可分离；学习能引导发展；语言在心理发展中起关键作用[3]。国内学者王光荣也将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概括成四个要义——社会文化是影响认知发展的要素、语言是促进认知发展的工具、内化是推动认知发展的机制、最近发展区代表认知发展的潜力[1]。笔者将这两种划分法进行了分析和整合，把维果茨基的主要观点与儿童发展相结合，概括出如下几点：

1.注重心理机能的内化，让儿童在理解的基础上建构知识。维果茨基是内化学说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在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理论中，内化指人们心理之间的过程向个人心理之内的过程的转化。”[1]在教学中，若要儿童完成这一过程就必须重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新知识，获得发展。

2.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可分离。维果茨基将人的心理机能划分为两种：低级心理机能和高级心理机能。“低级心理机能的获得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高级心理机能的形成则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1]。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都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儿童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发展，在教学中适当地创设社会情境以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

3.注重儿童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最佳期限。维果茨基十分重视前人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佳学习期限”，他指出人们不仅要关注儿童接受教学的最低期限，即身心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还应注意到实施教学的最佳上限期。相对应的，“任何教学都存在最佳的、也就是最有利的时期”[2]，早于或晚于这个时期，都会导致儿童发展的滞后。

4.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促进儿童发展。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建立在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他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解答进行了分类：以皮亚杰为代表的教学顺应儿童发展的观点、以詹姆士为代表的教学即发展的观点、以考卡夫为代表的综合观点——通过兼收并蓄的手段将上述两种观点结合以克服它们的极端。

维果茨基驳斥了以皮亚杰为代表的科学史式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中心原理是儿童发展的过程不依赖于教学过程，教学是一种纯粹外在的过程，本身并不参与儿童的发展[2]。但是维果茨基认为这种完全排除儿童原有经验和知识的影响以及教学的作用，以期获得绝对纯粹的儿童发展规律的观点是一种被推引到逻辑极限的谬误。而教学即原理的观点虽然与皮亚杰的观点有所差异，但是都没有摆脱一种思想：发展规律是教学应当遵守的铁律，只是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教学和发展这两个过程均等、平行地进行着，教学中的每一步与发展中的每一步是一致的[2]。对于第三类观点，维果茨基认为考卡夫等人只是简单地将上述两个观点进行结合，而没有解释清楚很多矛盾与分歧点，也是不可取的。

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维果茨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教学应促进儿童的发展。确定发展过程与教学可能性的真实关系时，至少应该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第一种是儿童的现实发展水平，即儿童能够独立达到的水平；另一种是儿童的潜在发展水平，即儿童在成人的帮助下能够达到的水平。二者之间的区域就是最近发展区，儿童的发展就是不断地把潜在发展水平变为下一个最近发展区的现有发展水平的过程。

最近发展区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让人们重新审视儿童的发展。“最近发展区将帮助教育工作者确定儿童的明天，确定他发展的动态，这样不但可以查明发展中已经达到的状态，而且能够发现他正在成熟中的状态。”[2]

5.语言对儿童心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维果茨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并以语言为中介。“语言习得的最终结果是在人类个体身上形成了动物所不可能具有的言语思维，自此，言语具有了思维的内核，思维具有了言语的形式”[4]。就儿童而言，词语是现实的概括反映，随着其概括作用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儿童的心理机能便逐步向高级阶段过渡，最后形成高级心理机能系统[5]。所以，语言的发展对于儿童心理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