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论文篇(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经过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1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绿色文科、绿色学报的办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学报定位为“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二是相关期刊数据继续前移，权威文摘转载量稳中有升。学报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来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类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荣膺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栏目。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召开

中国地质论文篇(2)

关键词：资源环境科学；文献计量学；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发表论文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发表论文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发表论文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较高。

中国地质论文篇(3)

一、中共理论家将“两半”概念舶入时两者所指对象和含义不相同。

应该说，“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的发明权和理论界定权，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列宁在提出与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前者指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后者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时，必然会从马列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中共的经典作家在从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那里舶人这“两半”概念用于说明中国社会情况之初，基本上是恪守了导师原来理论界定的对象和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提出与使用的是“半封建”概念。从目前所见材料可知，恩格斯早在1851年写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就曾用“半封建半官僚”来说明普鲁士邦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首次用“半封建”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整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中国同时又存在着“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正在“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半封建”这一概念，后来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舶来，用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阶级关系等问题。蔡和森在1922年写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及1924年写的《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剖析》两文中，分别指出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或是“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周恩来在1926年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的我们》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斗争，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斗争”；而在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则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稍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曾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可见，无论是恩格斯、列宁，还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在讲“半封建”概念时，都足统一地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性质的——由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状态。

“半殖民地”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用它来说明近代中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列宁在1915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最早提出“‘半殖民地’国家”是指“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次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又强调半殖民地国家是从独立国到殖民地的“中间”过渡形式或附属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并再次明确指出“处在列强瓜分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他还谈及农民苏维埃问题，并两次说到农民的“半封建依附地位”与“半封建的关系”问题。显然，列宁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内容是不相同的：半殖民地概念仍然是指国际地位而言，半封建概念则是指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即制度)。李文称：“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说法是不对的。

列宁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在弱肉强食国际关系中之国际地位的这一表述，稍后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沿用。共产国际在1922年11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共的领导人在此前后期间，也在著述中广泛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如1922年夏秋间。中共“二大”决议中曾出现有“半殖民地”概念，指明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则说：“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3年后，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分别所写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北京政变与商人》中，都曾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并由此出发沦述了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之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白恩格斯、列宁到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标准，前后一脉相承：前者均指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后者则皆指其社会性质，两者对象和含义不同。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二、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

革命理论的概括和创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认定和作出概括，其目的则是为了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廷和封建帝制，但却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仍是半封建社会，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随着大革命运动而高涨。蔡和森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还对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及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作了较明确的说明。这是蔡和森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突出理论新建树，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6至7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同时，讨论了“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大会虽然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但与会代表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概括，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指出这是中共“六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成果。显然，该通告已将“六大”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正式形成为我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其影响不可低估。

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苏华在1933年9月的《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抓住土地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并强调“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吕振羽在1934年6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在同年9月的《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

综上可知，自蔡和森于1926年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后，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理论家的认同；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中共党内及其理论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李文称：“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此理论概括归于何氏名下，显然是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和错误的。

三、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中国地质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水工环地质学科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的理论体系核心是通过原始的分散型、局部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理论成果革新，然后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普遍性，全局性，集中型科技创新与发展，并得到了高度综合与集成而形成的当代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学科。

一、水工环地质的概述

水工环地质调查和研究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环境变化和被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推崇的大背景之下，各国都将其引入更广阔的空间。伴随着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全球经济、资源、环境，各国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方向和部署都进行了调整，相对的，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的内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的界限在传统意义上被打破，现在发展的趋势就是对水工环一体化的研究，它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广泛，信息量大、功能多样的态势不断出现，环境地质学日益突显其重要性。

二、水工环问题的防治对策

深入了解，因地制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治对策。以下分别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三个方面阐述具体的防治对策：

(一)水文地质问题的防治对策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工业活动的日趋频繁，使用水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在不断遭受污染，水质恶化破坏地下水的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水文地质问题，所以必须做好防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一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地下水可开采量的计算精度应该达ND级以上的储量要求，并且论证开发利用的条件以及开采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预测，在开发利用是还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开采的过程中时刻了解地下水含量变化以及空间变化规律，并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防止过度开采底下水，造成水位下降导致含水层变千形成降落漏斗，对于已经形成降落漏斗的区域应该及时采取人工回灌等补救措施。对于水质污染问题必须要对地下水的污染状况进行实时监控，查明主要污染源并且了解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与运动规律，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对水质污染进行有效控制。

(二)工程地质问题的防治策略

工程地质问题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例如泥石流、地震、滑坡、岩溶以及崩塌等，这些都会对工程的安全和使用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防治工作的关键就是要事先做好地质勘探工作。调查工作区域地质构造，特别是活动构造，地震活动等，对区域地壳的稳定性作出客观评价。主要的防治对策要围绕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的原则，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工程地质问题采取适宜的防治方法。

(三)环境地质问题的防治策略

近年来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环境地质研究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在进行防治时首先需要查明自然地质作用与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初步调查天然建筑材料，旅游景观资源的分布，对开发前景作出正确估价。对适宜于生活和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地的地质条件进性客观评价。另外对区域环境质量作出综合评价与趋势预测，对重点防护地区要进行环境地质调查以及脆弱性评价。

三、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基本形成。核心理论以找水打井应用技术为中心，为工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全国拥有近400个大中城市以开采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在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中，北方利用地下水占80％至90％，其中，农业用水中地下水平均占38％，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与应用技术得到飞跃性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指导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调查、勘查、监测与保护，取得的成就巨大。目前，我国地下水天然资源量大于1984年评价的8716．84亿立方米／a，占我国水资源总量的31％，这个比例与世界地下水储存量的平均值相近似。

随着科学的发展，水文地质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开创了若干新领域，例如：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与工程学院及湖南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大队等专家、学者在八五期间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洞庭湖区构造沉降一淤积系统分析”进行攻关，对洞庭湖的演变、构造沉降、泥沙淤积与筑堤围垸三方面作用进行综合研究。利用多学科、多种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得出湖区年总构造沉降量为1．88亿立方米，大于当年1．61亿立方米的年总泥沙淤积量。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并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这一攻关项目的成功，得到中国工程院陈梦熊、谢鉴衡、袁道先等9位专家教授的鉴定认可。对张人权等的研究成果高度评价：“其运用多学科联合开展湖泊演娈系统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创了生态环境水文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洞庭湖生态环境水文研究新途径新领域至今还在延续新内容与新课题，例如2009年湖北省水文地质大队教授级高工陈国金研究题为“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区洪灾形成与防治的环境地质研究”在对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区地质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构造沉降作用，泥砂淤积作用，人类工程作用及管涌崩岸作用之间有密切关系，对洪灾形成的影响和控制，提出了在地质作用条件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水沙重新分配的防洪减灾思路与对策。水文地质学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发展与相关类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己得到了全面广泛地应用和发展。2005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林学钰、廖资生、赵勇胜、苏小四编著的《现代水文地质学》刚一书问世，标志水文地质学由传统的理论向现代生态水文地质理论发展标准目标转型。现代水文地质学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对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现代应用数学与水文地质学的结合，特别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模型研究成为水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岩溶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医学环境地球化学、污染水文地质学以及数学水文地质学、水资源水文地质学。新技术、新方法都得到普遍应用，推动了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结束语：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都是地球地质大学科的支学科，两个支学科的共同持点与目标相互一致，为地球的永生及人类与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用自身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去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水工环与岩土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互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同属自然科学。用学科过硬知识与技术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学科的理论体系还得依靠多支学科合作，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水工环与岩土工程技术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将有新的重要突破。

参考文献：

［1］蒋江丹 论水工环地质勘察中GPS RTK的技术应用[期刊论文]-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6)

中国地质论文篇(5)

近几年我国科技论文数连年大幅度增长，已跻身世界科技论文数10强之列，而“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然而，细细研读“以论文数计算”，笔者感到中国科研能力亟待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亟待改革目前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 近年来，随着对科研评价的日益重视和量化评价方法的普遍运用，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氛围，这种习惯也侵袭着学术界的清净，影响着部分学者的良心和操行。在此情形下，许多人抛弃了严谨的学风，部分人的投机心态滋长，科研欺诈之风日盛，从而导致学术腐败。可以这么说，“学术造假”事件频出，与科研教育体制的一些弊端有关，官本位的体制导致学术评估权力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他们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对学术成果做具体的评估，他们会数论文的数量，却不看科研工作的质量，从而刺激了各种各样的浮夸、造假。

在论文写作中编造数据捏造事实，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请人捉刀等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近年来身陷“抄袭门”者，多半顶着显赫的光环，或是教授、院士，或是校长，而且在剽窃案中，大多是他们的学生执笔操刀。由于论文数量和质量作为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大都与科研人员的职级晋升、学位申请、荣誉地位、奖金待遇等挂钩，与相关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也较普遍地存在，致使以论文数量衡量学术绩效的评价制度也饱受诟病。甚至有舆论认为，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下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因此，为论文“减负”，让论文价值回归学术本位，就必须转变评判标准和考核机制，只有把论文考核由“量”转到“质”，才不失为维护学术风气的治本之策。 如果我们不是严肃地对待和处理这类学术不端与腐败的行为，甚至熟视无睹，不仅会使中国学界丧失信誉，使学术丧失尊严，而且也会阻碍中国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更会摧毁学术以及学术界本身存在所具有的意义。目前，备受诟病的是我国SCI论文数量国际上排名靠前，但平均被引频次却远远靠后。

对此，我们不否认，论文质量并非与数量成正比。笔者的思考是，多有两种情况，一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事创新性研究，取得成果多；二是为而发表，低水平的跟踪模仿，也容易发表较多数量的论文。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仅以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应有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 现代大学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大学科研能力、创新水平的竞争，一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必然是在科研上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大学的科研竞争力决定了大学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的地位，乃至于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只有大学的科研水平真正提高了，才能使大学在教学和服务社会上的能力有真正的提升，从而真正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论文质量的提高要靠整体科技实力的逐步增强，更要遏制以追求功利、物欲为目的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垃圾论文”。这一方面有赖于学术规范的加强和完善，另一方面则应注重学术评价的导向作用，摒弃单纯以论文数量来评定绩效的片面做法，更加注重论文质量和创新水平。附注：29日，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举办国庆60周年成果会。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介绍，以论文数计算，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重庆晚报》9月30日）论文出处(作者):

硕士论文后记

博士论文写作总结

中国地质论文篇(6)

周文除学识浅陋外，还表现了一种浮躁的学风，让人感觉做学问很不老实，既投机取巧，又张扬卖弄。

比如说，关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的“发明权和理论界定权”，前人早有论述，他却只字不提，夸夸其谈恩格斯、列宁之类，好像就他知道似的。其实，我开篇就写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在马恩原典中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接着才介绍列宁的看法。

比如说，周文写道：“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时，必然会从马列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这当然不假，但他忽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现实历史背景，最直接的乃是大革命，而大革命是国共两党共同搞的。这期间，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吸收马列主义的某些思想，并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而周，这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对国民党方面的内容，不着一语，只字全无。如此复杂的历史内容，就这样变成了“无”。

比如说，他引证的列宁论述，与拙文毫无矛盾，而他却照引不误。我以为这样做是不那么地道的。而且，他说，“半封建”这一概念，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舶来”的。采用“舶来”一词，很不恰当。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正是革命导师列宁亲自指导创建的，在世界革命的理论下，本来是一家，何来“舶来”？

比如说，谈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源，就不能不谈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交待清楚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也不能不谈中国托派在这上面的观点，而周文对此是照样只字不提。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莫斯科大交锋与这个理论的形成没有关系吗？中国托派到哪里去了？

比如说，周文写道：“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分明是本人及其他学者早就得出的结论，他倒好，俨然成了他的考证成果。

比如说，周文写道：“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然后便引六大为说。老实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蔡和森的提法与六大的决议有关系。从理论源流说，从逻辑关系说，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是，你说蔡的观点为“中央领导认同并沿用”了，好像很自觉似的，这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况且，既然“认同并沿用”了，你后面又凭什么说大会“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

既然“认同并沿用”了，那周恩来为什么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六大时，还是个严重的问题？

既然“认同并沿用”了，那为什么党内还有不同的讲法，而且新思潮派尔后还专门就这个问题作探讨？

而且，我要问周先生，你谈六大时打着引号的那些话，是出自什么地方？难道是六大决议的原文吗？我在六大的所有决议中，就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

比如说，周文写道：“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话很有趣。所谓“苏华”，即刘苏华，曾经批判过郭沫若，他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而非“当前的中国”）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这里，“半殖民地”是作为“半封建”的定语出现的，哪里是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所以，他才又说，“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封建经济”，社会的性质却“尚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即是和经济的特质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区隔得不是很清楚吗？后来，沈志远在1935年发表《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竟然连措辞都和刘苏华一致。其实，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也不是什么30年代才“出现”。我敢说，“苏华”这个名，是从高军先生主编的资料集子上抄来的，不然他应该点出苏华就是刘苏华。

靠一部资料集子来论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不去翻原始文献，不去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李泽厚这样干过，我很怀疑周也是这样干的。

谈到这期间学者的观点，我不明白，周先生既然如此自示“博雅”，占有材料如此“丰富”，为什么不提李立三、瞿秋白、李达、潘东周、王学文、向省吾、李一氓、伯虎？难道他们没有此类言论吗？

我是通过对上述学者，包括周文所提到的全部学者观点的考察，仔细翻阅了14大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及《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以及《向导》《布尔塞维克》等旧期刊，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才提出：“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点的。周先生似乎以为我没有见到过他所说的那些学者的观点，把我当作见闻不广、搜罗不周的腐儒村学究了。

得指出周文中的硬伤：“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错。应该是“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第3大队毕业学员”。而且，也根本不是什么“强调说”，而是通盘的、全面的阐述。由此一点，我敢推断，周某人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这篇演讲。苏东坡曾谓：“须知酣放本精微。”周某之卤莽灭裂，可见一斑。无精微，何以为史学？须知，“酣放”之“出”，原本“精微”之“入”。这，还需要我来教你吗？

中国地质论文篇(7)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040-07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很难将物质因素与国际变迁结合起来，很难用物质因素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迁。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既有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解释变迁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观念因素的视角之上的。本文试图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给以部分解释。首先，本文以社会科学中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已有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规律。然后，本文将会分析以观念因素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不足，以及导致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困难的原因，并将指出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必要性。本文特别强调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能否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在列举新近的几个试图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理论之后，本文特别强调这个转向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国际关系变迁相关理论的规律

本文对国际关系变迁理论中的规律的分析，需以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旨在寻找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基础范式”之间彼此可能存在的联系。

1.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认为，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它们分别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化、冲突范式、和谐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各种学派或理论实际上是基础范式经过组合后得出的结果。一个学派的理解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学派能够有机地整合基石性范式的能力。但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

2.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

笔者经分析发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一个并不绝对的规律，即物质主义范式往往与冲突范式及静态的或循环的理论相联系，而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往往与和谐范式及变迁理论相联系。当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中的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它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循环，并且缺乏时间维度；而当一个学派中的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或者越采纳社会化范式时，则往往越表现出乐观的、变迁的或进化的特点。好像只有借助于观念因素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回顾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是以各个理论中的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范式二者在本体论上的比重（也包括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作为分类标准而进行回顾。

1.纯粹的物质范式与纯粹的观念范式

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基本上可以说都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的理论。新现实主义的学者所理解的国际政治无非都是新旧权力分配的交替，即国际体系永远是一轮又一轮冲突的循环。新现实主义所论述的“变迁”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在时间上的质的改变，只不过是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权力结构的转换，或不稳定状态与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都依然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最终支撑。或者说国际制度只能延缓权力结构变化的作用，但最终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国际体系的变化最终还是取决于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

2.基本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特别强调观念的作用，而物质因素则受到极其明显的忽视或贬低。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自由理想主义、英国学派、自由建构主义和过程建构主义。早期的自由理想主义强调以好的规范为指导来建立国际组织。理想主义都认为规范可以脱离权力而单独发挥作用，将变迁完全依赖于观念因素，贬低利益、权力等物质因素。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也都是纯观念主义范式的，而且越到后来观念主义越强，和谐范式特征强于冲突范式，并且常体现西方中心论中的进化或进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建构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 constructivism），就本体论的比重来讲，它是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的结合，非常善于解释变迁。此外，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要的创新之一。过程建构主义的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基本符合笔者总结的上述规律。

3.介于前两种理论特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介于上述两种理论特征之间，即物质主义、观念主义在本体论比重上均占据重要分量的中性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认为它们是中性理论，是因为尽管这些理论中的观念因素大多是物质因素的附属，但恰恰是其中的观念因素使其理论体现了变迁的性质。这些理论既包含了冲突也孕育了和谐，既体现了循环也暗含了变迁。

（1）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观念两种因素的结合，寻求两种力量的平衡。其理论主要关注于现实，但也包含对变迁的讨论。它不完全是静态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历史视角并憧憬未来。从总的世界观上看，古典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冲突中寻找维持和平的办法，冲突是永恒的，但和谐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理论坚持了弱物质主义的特点，而且明显包含了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和平不能仅仅靠权力的均势来保证，观念能使和平更为可靠，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能够制约权力。

（2）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大体是冲突的，但绝不是静止的、循环的，它具有很强的历史维度以及历史进化论的性质。大致地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上述规律不完全相符，它是物质主义范式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它从生产力角度解释国内发展和国际变迁。它强调生产力、经济等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政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冲突范式为主，同时兼具和谐范式，但和谐仅存在于阶级内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兼具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两大范式，而它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循环与周期，也强调从现存的、冲突的国际政治到理想的、和谐的国际政治的进化，因此也属于前面所说的中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国际秩序变革中主观革命的作用。

（3）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支柱：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相互依赖理论是一个以物质主义范式占主要比重的理论，尽管观念会对相互依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是前面所述的规律的一个例外，也是长期以来少有的能够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基欧汉曾列举了几个可能导致和平变迁的重要因素，即相互依赖、政府功能、信息、国际制度和规制等等。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国际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实际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更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变迁。就国际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明显体现变迁的过程。国际制度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这一过程中，物质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关注的却是国际制度形成后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物质的作用，也有观念的作用。物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相互依赖的深化、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制度通过改变理性国家的偏好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而观念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从国际制度中产生的国际规范与准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兴趣。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并未体现出太多的对国际制度形成后的国际变迁的研究。大体上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性的，它以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及其对行为体的作用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变迁，认为国家间有可能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国际进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变迁的解释，既有物质上的因素，也有观念上的因素。

（4）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对国际问题看法比较乐观的一支，其内部包括很多学者提出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两难存在，但并不一定导致冲突或战争，而导致这一乐观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观念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并且能够对此给以一定的解释。概括地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仍然是从观念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变迁的原因。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以观念来解释变迁，但它们要比纯观念主义范式的理论以及前几种中性理论相对要好。因为它们讨论国际政治的基点是物质性的利益，而非观念上的身份、认同，其理论根基较为稳固。另一种则是从物质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即物质因素的制约机制或者进化机制，请读者见本文第五部分。

三、对已有部分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反思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一些批判理论，都将对国际关系变迁的解释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这就导致了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问题，要么很难解释变迁，要么带有偏见地将西方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变迁的终点。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才有了近些年来关于变迁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仍然以观念因素解释变迁，主要是通过心理学路径。第二个方向也是以非物质因素解释变迁，但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而构建非西方特色的理论。第三个方向是国际变迁研究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主要从物质因素自身的变化机理来解释变迁，并结合部分观念因素，这就可以尽最大可能避免上面所说的四个问题。

1.物质主义范式为何难以解释变迁

物质主义范式之所以难以与变迁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物质因素和物质主义范式本身的特点所致，二是由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与简约化的结果所致。目前的理论局限和未来的理论突破主要指在第一个方面。

第一，物质因素本身难以与变迁相联系。物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性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给定因素，是不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话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也是非历史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物质因素默认为静态的、不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各个国家的物质资源、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的变化只有一种取向，即数量上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单个国家的物质权力也就只能有增长或衰退的变化。而除此以外，物质因素很难再有其他的变化取向。一旦解决了这个理论难题，使物质因素的变化取向得以拓展，就会使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起来。物质主义范式更多地与冲突范式相联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物质资料最早地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多具有固定性以及明确的归属，特别是物质因素难以避免稀缺性和零和性。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冲突都是由于领土问题和资源问题导致的。物质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悲观的和循环的理论。

第二，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主义以及简约化的结果。物质主义往往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即物质因素总是比观念因素更加容易衡量，因此更适合作为理性计算的标准。而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又都是物质主义决定论，排斥建构因素。因此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的理性就是执行与自身物质资源（即权力）相符合的外交行为。能够研究变迁的理论，要么是完全抛弃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代之以观念主义和建构主义，要么是实现理性主义与观念主义的通约。而物质主义与变迁的联系则很少有人探究，只是近期学界才有少量的理论涉及到。

2.物质因素与变迁的联系

尽管建构一个能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理论结合起来的逻辑存在很大困难，但物质主义范式，即使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仍然可能有助于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提供重要解释。当然，笔者只是认为，从物质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要比观念因素更为可靠，并非认为只有物质因素才能导致变迁。而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

与观念主义相比，物质主义范式基础上的进步式的理论更为可靠，由观念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变迁，结果既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凡是那些将变迁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解释的理论，都刻意忽视了退步的存在。物质因素导致的变迁，基本上是与国际政治的长时段的历史相联系，其进步的性质更为可靠。观念因素可以导致国际关系的变迁，但无论结果是进步还是退步，都必须在由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的具体时间段上发生，不能超越这个时间段。具体的由观念因素导致的进步或退步只能由物质因素的变迁提供基础，不可能超越这个基础。

四、以物质主义范式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尝试

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即开始逐渐由观念主义范式和社会化范式转移到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国家之间的物质因素的某些变化取向，本身就是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甚至根本力量。如果构建新的理论，使其能够解释变迁，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目前较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有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以及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等等。

但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或进化又是复杂的，物质主义范式不可能直接与和谐范式结合起来，冲突范式对和谐范式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在物质因素导致变迁或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概括地说，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导致的社会进化，主要体现为冲突（或竞争）与合作的交织与统一，通过冲突引向合作。下面例举几个相关研究的重要努力与尝试。

1.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相互依赖理论是第一个比较系统的从物质主义范式角度研究国际变迁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缺陷。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相互依赖看作是权力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学者论述的权力观，实际上就是将权力理解为经济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和平、进步、相互依赖都是相对容易的。但这又是不完整的，一个好的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应该包含对经济和军事要素的考虑，因此还需要完善。

2.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前面说到，防御性现实主义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它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本部分仅探讨从物质因素角度解释国际变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攻防平衡理论，以及对国家间物质制约机制的研究。攻防平衡理论认为，当具有防御性属性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进攻将变得难以发生，从而缓解安全两难。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是从近几十年来国家间的物质制约机制的维度来探讨当代世界的变迁的。在当代世界，国家间的平衡“机制”会遏止扩张行为。

3.社会生产力与国际变迁

布赞等人强调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来解释历史的进步。英国学派在解释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再到世界社会的变迁中，主要是观念主义范式的。布赞继承了英国学派的历史主义研究传统，以社会生产力（主要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国际体系的演变，在英国学派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强调了生产力在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布赞用上述逻辑论证了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联系，尽管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导致国际变迁的动力和机制。

4.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是从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唐世平将社会进化范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稳固地进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一转变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唐世平的研究中，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征服或被征服”导致的国家数量减少与国家规模扩大，以及征服变得困难）主要是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出发点的，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变迁与进化。

5.体系功能理论

杨原的体系功能理论是从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是体现了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国际关系变迁或进化二者相结合的较成功的研究。这个理论合理地综合了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杨原认为，国家功能理论揭示出了国际政治进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能够为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进化提供很好的解释，从而完善国际政治进化的理论。他认为，国家功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国际政治本质的全新视角：国际政治曾经可能是冲突的，但它总是在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如果大多数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彼此有差异的国家功能，就会形成和谐状态。

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

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现状修正国”或“侵略国”，以遏制中国作为其政策建议。例如权力制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霸权稳定论、霸权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战略文化理论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等。前面回顾的这些现有的以观念因素来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大部分也是美国的理论，这些变迁理论很难为中国所用。尽管中国的学者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也在注意对其逻辑进行批判，但我们很少能提出真正能让西方学界和政界信服的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论。以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为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看不到国际关系的变迁与进步，只看到国家之间争夺利益以及权力制衡或是霸权转移，在外交政策上只能教导美国如何维护霸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此本质相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以美国的价值观的观念因素来解释变迁的理论，实际上都是要将世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只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有指导作用，难以对中国有指导作用，只可能使我们落入理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