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教学论文篇(1)

一、准确把握教科书的特点，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前提，我们认为低年级自然教科书主要有以下 几个突出特点

1.注意贯彻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自然教学大纲精神

九年义务教育自然教学大纲，改变了传统的认识。即把自然课性质由“知识性”学科，改变为“教育性” 学科。自然课的任务也由原来的“教给学生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为“不仅要指导学生获得一些浅 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学志趣及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新编低年级自然教材，注意 从各个方面体现大纲改革精神：如教科书的能力结构及德育结构是以知识结构为基础的，通过精心选择三者的 结合点，把知识教学、能力培养、思想教育紧密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2.教材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

新教材较好地渗透了人类科学认识程序的教育。教材几乎都是按照“看一看”、“想一想”、“做一做” 等程序进行的，意在指导学生体会科学认识的基本程序。也充分体现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个 别到一般的认知规律。低年级1-4册共59课，内容涉及理化、生物、天文，地学及人体卫生保健等多方面浅显的 科学知识，都着力体现了科学启蒙性。教材中的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具体，直观，看得见，摸得着，且浅显易 懂，都是小学生颇感兴趣的。如蟋蟀、小金鱼、树叶、风车、不倒翁等。低年级的《砂和粘土》、《你怎么知 道》、《土电话》等课也都是以儿童喜欢且容易找到的自然物体为教材，通过让他们自己动手，来发展智力， 培养兴趣的。而《铜铁铝》、《小水轮》等课介绍的自然现象既熟悉又陌生，促使学生很想去探索研究。教材 的编排，就是通过让学生看、想、做，使其好奇心得到满足，既可学到一些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能初步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便于“教”和“学”

新教材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针对低年级儿童的特点，课本采用了彩色版。考虑他们识字少 ，课文都加注了拼音。根据低年级儿童好动，好做游戏的特点，教材选取了贴叶画，做风车和采集种子等需要 人人动手的内容，也选取了如磁铁游戏，踩影子，认东西等采用游戏方式学习的内容。新教材十分重视发挥彩 图的作用。各项实验，观察对象及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都能用清新的画面来展示。图是文的依据，文是图的体 现，学生通过读图，做什么，怎么做会一目了然。图文并茂的新教材能够强化低年级儿童的直观感受，使他们 学有样子，动有依据，减轻了师生的负担，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点明了一条组织教学的新路。

4.教材涉及到的教具、学具简易，随手可得

亲自动手，实际操作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活动，是手脑并用的过程。低年级自然教材几乎每一课都要使用教 具和学具。为减轻教师的负担，增加学生的亲切感，课本中需要的教具，学具一般比较简单，很多都是学生身 边的物体。随手可得的材料，很容易满足教学的需要。如铅笔、尺子、文具盒等学习用品，火柴棍、药瓶、旧 牙膏皮等生活用品。

二、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结构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关键

教学结构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课堂教学结 构可以理解为一节课的组成部分（即环节或步骤），以及各部分的进行顺序与时间分配。它包括导课、新授、 巩固练习和课堂总结等。

一节课的效果如何，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课堂结构是否合理。因此，精心设计好课堂教学结构，是优化低 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关键。

设计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结构，要从整体目标出发，突出学科特点，不仅使此结构符合教学目的要求和教 学内容的需要，而且要符合教材的课文结构，并且使它不违背小学生认知规律，因此，这一结构应力求突出以 下两点：

一是结构要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积累科学探究活动经验的积极性。

二是结构要与学生的认知过程相协调，有利于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有利于完成知识教学、能力培养 和思想教育的任务。

据此，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结构一般可按如下模式设计：

附图{图}

第二部分是新授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使学生自行探究获取问题的结论。第三 部分是巩固应用阶段。通过反复有效的训练，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逐步得到巩固、强化和提高。

三、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保证

教学方法受教学思想所制约，以往把自然课的性质定为“知识性”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教给学生一些浅近 的自然知识，教材也是以叙述现成知识为职能的。教师采用的教法必然是保证学生获得这些现成知识并驱使他 们被动地记忆现成知识的。而新大纲明确规定：自然教学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低年级自然的基 本要求是：指导学生认识周围自然界常见事物的显著特征。自然课不再是单纯传知识，而是要求教师激发学生 的兴趣，为他们创设探究的情境，完成多方面的任务。只有教法灵活，得当，才能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 的。因此，恰当的教法，是优化自然课堂教学的保证。

在低年级自然教学中常用的教法是看和做。

看：即观察。观察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前提。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生动 具体的感性材料，引导学生对需要观察的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针对不同的教材内容，应采取不同的观察 形式。一般分为课内、课外和独立观察（观察目的单一）三种。前两种是在教师指导下有目的的观察，后者是

自然教学论文篇(2)

关键词电子计算机辅助学习获取知识

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是现代学习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是我国教育的目的。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基础教育，正是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现代化是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的标志，而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今天课桌旁的“无知”小童，将是21世纪世界舞台的主人。如何使21世纪的主人更好地适应“地球变小了”的时代，如何适应知识经济等问题就放在教育者的面前。让他们学会自行获取知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方法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用电子计算机来辅助学生学习是帮助学生形成主动获取知识的众多学习途径之一。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同志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学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并导致教育系统发生深刻的变化，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当前，许多国家政府都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这些动向预示未来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应当及早准备，迎接新的挑战。①

近十年，全球信息总量呈爆炸性增长，世界上每过一小时即产生二十项发明，每过一年就会新增790亿条信息，世界将进入新一个千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浪潮使全球实现资源、信息的互享共用，“地球村”的概念以不是理论的存在。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逐步了解，电子计算机将进入到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电子计算机的多方面应用带给人们一个信息量大，打破区域界限的新知识、新信息、开阔眼界的学习与交流的崭新天地。它的应用会使青少年能高效率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应用电子计算机对青少年进行教学辅导、科普知识传播、思想道德文化教育是一种现代“学习”的趋势。

二、电子计算机是符合小学生学习的心理特点及认知规律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水平。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应当超前发展。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更新急速，人们根本没有可能掌握全部的科学知识，作为小学生主要的学习方法是观察。观察是学生认识客观世界，增长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观察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持久的知觉活动，是搜集科学事实、获取感性经验的基本途径，是符合儿童的认识规律。小学生年龄小，基本上处于形象思维阶段，并开始向抽象思维发展。要使他们认识大量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应从具体形象的感觉开始，向抽象思维过渡。观察是思维的基础，能帮助学生顺利地掌握科学概念。通过观察容易使学生感知事物和现象，在这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就比较顺利。观察是培养学生认识能力的良好途径，它提供许多机会，使学生见多识广，逐步养成善于精细、全面、深入、有次序地观察事物，提高观察能力，养成勤于观察的习惯，形成一种自行获取知识的学习方法。电子计算机作为一种现代化教学媒体，它与教科书、投影仪、电视机和录象机等一样，具有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果、扩大教学范围和延伸教师功能的作用，电子计算机集合了模型、挂图、幻灯、录象等多种教具于一身，呈现知识的系统化、全局化，是一种可观察性极强的应用工具。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善于观察的习惯，有利于辅助学生自行获取知识。通过电子计算机的树形结构更有利于学生了解知识之间的纵横关系。

三、电子计算机具有解“暗箱”的作用

在小学阶段解决部分（如宇宙、人体卫生等）知识的情境设计的实现和再现。电子计算机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为教学所应用，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将更能帮助学生广泛了解一些大至宇宙的运动，小至动、植物的细胞结构的知识；也能帮助学生了解人体内部器官的运动和结构。学生通过人机交换信息，共同解决难题，寻找正确的解题思路，学会的将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助于学生学习成长的过程。在自然教学中运用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暗箱”问题并能帮助学生自行获取知识。

如在《自然》（沿海版）第九册《人的消化》一课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当学生一坐在电子计算机前，面对着一种新颖的媒体，学生的兴趣马上就集中在面前屏幕上的人体消化器官全图上,被屏幕上不停变化的画面所吸引，迅速进入学习的兴奋状态。电子计算机的一个优点就在于能一下子就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过来。这时学生处于无意注意的阶段。在这时，教师指出学习的目的是认识人体的消化器官，了解一些简单的卫生知识。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任务，求知欲望逐渐增强，通过按动键盘，屏幕上的画面变化，知识的不断显示，这样学生的注意就会结合着课文向有意注意发展，并保持学生的注意的持久和稳定，促使学生迅速感知，记忆牢固，思维灵敏，获得最佳学习效果，解决了“暗箱”课的一些处理困难的问题。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通过操作电子计算机帮助学生自行获取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强烈外在因素的优势弥补学生个人心智方面的不足，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电子计算机在学习中的应用不仅拓展学习时间和空间，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效，从而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操作能力更有效地同步发展。

四、电子计算机教学能兼顾对待个别差异

在教学过程中，不管讲课、提问，还是练习、复习，教师必须照顾全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又要照顾个别差异。一位教师要面对40多名学生，而且其中接受能力的不同、学习上有障碍，如何区别对待，如何达到素质教育中的面向全体。现在存在教师把学生分为“尖子”、“中下生”和中间一群三部分来进行教学。在教学中进行辅导，这样做好吗？学生只是分三类吗？能正确对待差异吗？答案是明确的，学生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学习能力不尽相同，学生中没有一定的“尖子”和“中下生”，被认为是中间的一群学生的能力也不一样。电子计算机在教学的应用就会给我们一个提示，电子计算机在教学中成为每一位学生的电子老师，它会不厌其烦地为每一位学生服务，可以不断的显示出学过的知识，多次地显示学生不能了解的地方，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存在的学习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电子计算机正好充任于一个忽略个性特征的“教师”，这位“教师”只会按照课件设计者的思路而进行工作，正好是转变只重视少数尖子生而轻视大多数学生，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的教学观的尝试。

五、电子计算机能提高学习效率

如小学《自然》（沿海版）的第十册《眼睛的科学》的一课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让学生用计算机了解眼球结构和瞳孔对光线强弱的变化。学生用鼠标点一下眼球内部，眼球内部相应的名称出现了，这使学生具有对在屏幕上所看到的事参与的能力。学生带着“如果我碰了这里会发生什么事”的问题——使他的好奇心持续高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与潜在的知识体系相结合，使学生更投入学习，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观察、想象、分析和判断能力。在两点之间的任何线，不论是直线，还是曲线，都是路。这种学习方式是让全体学生从兴趣进入，引发有意注意，进行学习，是一种“直线”；如果中途出现学习障碍，学生对知识的了解不清晰，出现了对眼睛的结构不了解等问题时，学生可以通过重复学习同一知识点的方式进行“曲线”学习，那么他们同样都能学会了应有的科学知识。在教学循环过程中可以看到，教学评价源于学生掌握传递知识的程度，一般通过考试、考查或运用知识的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判定，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主要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可存储的特点。因此采集学生接受知识程度的样本、施行所传递内容掌握程度的测试、综合成绩判定、包括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模拟等，电子计算机实现起来比人工获取要客观和实时。传统教育过程中优秀教师总是善于考查自己的教学效果，以便修改自己的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方法。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无疑提高了教学效率。而正是由于效率的提高，才缩短了教学过程的时间，能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软件是根据教学目标而设计的计算机教学程序，它是能让学习者进行交互作用的一种媒体，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多媒体计算机软件。为了使每个知识点的教学达到的预定教学目标，教师除用传统的教学媒体外，还常常选择幻灯、投影、电视录象、录音等电教媒体进行课堂辅助教学。而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中，由于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把文字、图表、图象、活动影象和声音等多种媒体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和管理，将计算机、电视、广播、录音、录象技术融为一体。利用电子计算机根据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要求设计一些练习题，对学生进行考核，从而了解学生对内容的掌握程度，起到强化、矫正和定步的作用。利用电子计算机程序中的可选择性，进行学生的自我选择，那么学生就会因应自己的问题，在电子计算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知识，不了解的可以多次观察屏幕上的演示。这样，一方面学生就能通过老师的辅导和电子计算机的提示和回顾学会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老师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辅导部分学生。因此，电子计算机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解决处理差异学生时的繁重劳动，提高老师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学”的能力和学会学习的方法。

六、电子计算机是学生自行获取知识的辅助学习途径

古人说：“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世界上的科学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新的知识在迅速增长，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况且今日的小学生，未来的去向各不相同，所需要各异，准备多少现成的知识对于未来的需要而言，总是不足够的。只有在教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学习探求知识的方法和应用知识到实践中去的能力，他们才能受益无穷，达到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因此，教师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促使学生产生学习的精神动力，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推动学生的求知欲，使学习真正成为学生的自觉要求。在自然教学中，教师要提供自然界的事物，让学生认识，创造必要的情境供学生去探索，而不应把书本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在教学中满堂灌，把学生造成只会死背硬记应付考试的书呆子。通过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给学生以丰富多彩的信息刺激，无疑会为学生的想象思维创造广阔的空间，促进学生全脑的开发。

学习不是一个人仅在教室里或老师监督下才做的事情，对一个要满足求知欲或解除疑惑的学生来说，现在要找到合适的信息，有时会是困难的。如果电子计算机连上信息高速公路，那么电子计算机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给学生提供一切途径，使学生得到看上去似乎无穷无尽的知识。电子计算机会使学习变得充满乐趣，允许不同的学生沿着有一定区别的途径学习，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将得到特殊照顾。无论学生的能力如何，每一个人都能按自己的速度学习，使每一个学生自行获取一定的知识。电子计算机辅助学习的另一个益处是使许多学生改变了对测试的看法。对许多学生来说，如今的考试制度、考核评价方法相对落后，考试相当压抑，造成学生思想负担重，考试与不足感相联系：“我考了低分，”或“我没有准备好。”这样一段时间之后，许多没有考好的学生心里就会存在一定压力。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中，允许学生在任何时候，不冒任何风险的环境下自己测试自己。测试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出错不会招来责罚，而会诱发学生寻找并克服他的错误之处。应用电子计算机来学习有助于了解自然科学中一些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问题，使学生能亲自感知一些时间非常长，肉眼很难觉察的现象，因而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并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难以感知的知识。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强大生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不仅扩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而且使学习者从大量烦琐的基础性学习中解脱出来，学习方法上的操作性得到了有效的加强，从而使认知能力和操作能更有效地同步发展。电子计算机辅助学生自行获取知识将使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打好基础，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的自觉性，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让学生有更大的学习自由度、自由活动空间、信息空间、有更多机会与教师交流，从学什么走向怎样学。这样，学生现时和未来不仅可以继承一些必要的前人积累的知识，通过实践使自己成为信息和知识的主人，转向对知识的分析、判断、选择和创造性运用，达到改变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

七、存在的一些问题

1、在教育上说，如果学生弄电脑不好，这不是学生问题，而是软件问题。学生只要一般地掌握就可以了，学会电脑不等于学习电脑。

2、电脑提高了信息的量与质，提高了信息传递、加工的速度不等于提高学习效能。把信息解放给学生，学生仍然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仍然是教学的关键。

3、电脑不可以代替教师。电脑只是在获取信息机会上人人平等，处理信息的速度相对还是年轻人占优势。老师对信息的优势很快就消失，知识再难以保守，对知识获取机会均等，老师不再是先学、先知。而学生存储信息的功能逐渐减退。信息时代信息如此之多，就不能和以前一样死记硬背，“填鸭子”逐渐消失，这使教师真正的功能更加突出。

4、教育软件制作必须有的放矢，集中力量，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老师是配合，软件也是配合。

5、电脑不等于人的聪明，使用它是人脑指挥的反映，应用它是人脑的互动。教学改革，不是改进教学手段。

主要参考文献

1尚凤祥著.教学的基本价值及其相互关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李新主编.心理学原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自然教学论文篇(3)

在自然教育中，主体性教育显得尤其特出，因为在自然教学中，我们不但要让学生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经历获取知识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启发学生自行探求和应用知识，也就是指导学生“搞科学”。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通过观察、实验、思考、讨论等科学研究的方法自选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同时激发学生的科学志趣。然而，在低年级的自然教学中要实施主体性教育，真正完成以上的任务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如何实现呢，就我个人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要从思想上彻底转变观念，要改变对低年级学生的认识，不要一味地认为低年级学生年龄小，知识和经验少，能力更差，在教学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上，很少让学生充分地进行观察和实验，就是让他们进行观察、实验，教师也不放心，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指挥，讲一步学生做一步，而应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学科的认识主体是儿童，教师应该指导儿童去认识，但不能替代儿童去认识，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有了兴趣，才能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去探求科学知识，兴趣则成为他们学习的最直接最实际的动力。例如：我在教第二册“春天在哪里”这一单元时，我就带领同学们走出教室，来到田野、公园，让学生自己在大自然中去观察，去发现春天，哪怕是找出一点的春天的影子，我就给予肯定，这样，学生学习的热情高涨，兴趣一下子就来了。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常采用低年级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讲故事、猜谜语、观察、实验、儿歌、竞赛……使儿童始终处于积极、高兴的氛围中，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第三、教师要精心，让学生有东西可“玩”。在苏教版的自然课本中，有很多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去观察、去实验，而自然的基本方法就是先把东西给学生，让他们按一定的要求先去探索，去研究。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样，教师就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精心准备足够的学生感兴趣的材料。如：我在教学第二册的《动物吃什么》一课时，我准备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小图片（卡片）及各种动物所吃的食物的图片，让学生分组找出各种动物所吃的食物，并放在一起，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让学生根据动物吃动物、动物吃植物，两样都吃再来分组。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东西可玩，才能为学生自行探究和应用知识提供必要的前提。

第四是合理指导，让学生自行探究。在教学活动中，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是一种独立的活动，主动的认识过程。而低年级学生的能力相对要低、知识少、又喜欢玩，根据这些特点，教师更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让学生切实自己去探索，去研究。例如：我在教第一册的《沙和泥土》这一课时，学生不能仔细地比较沙和泥土的颗粒和黏性，我就让同桌的两个同学分别用沙、泥土做两个小玩具，再来让他们自己评价一下谁的光滑。然后再交换做一次，再让他们自己评价。这样，学生从两次的对比中，懂得了沙和呢土颗粒的大小不一样，黏性也不一样。

自然教学论文篇(4)

教师是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语都会受到学生的关注。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采取风趣的讲课方式，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减少学生上课的紧张感，同时也可以提高教材讲解的效率。如在正式开始上课前，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从古至今有三个有名的苹果，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吗？”大多数学生都摇头，纷纷说不知道。教师趁机解释：“第一个苹果，被夏娃和亚当吃了；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了；第三个苹果，就是苹果手机啊！我们现在没有苹果，但是可以看看牛顿被苹果砸了之后，为物理及自然科学做了什么贡献。”教师的讲话会让学生觉得很有趣，同时对物理及自然科学课堂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时，教师就可以讲解教材内容了。教师风趣的讲课不仅可以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而且可以增加学生对物理及自然科学的喜爱之情，这都有利于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好奇心

好奇心能够驱使人们积极思考，通过努力获得答案，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努力思考和认真听课。如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不同物体下降时的速度一样吗？它们会同时落到地上吗?”学生一时难以肯定地回答教师的问题，于是教师就可以做一个实验，选取几种不同的物体在同一时间从相同的高度抛下，然后与学生一起观察实验结果。当实验结果与学生的认知发生冲突时，学生一定很想弄清楚原因，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入教材内容，解决学生的疑问，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教材内容。

三、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加强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之所以让学生觉得很难，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实践，难以验证和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动手实践有利于学生巩固课本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中等师范的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多自己动手。如在讲关于摩擦力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动手，采用不同的物体做实验，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然后再根据教材内容的讲解验证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猜想。亲自动手可以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而且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动手，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强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四、总结

自然教学论文篇(5)

1.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并没有高质量地实现课堂效率。教师会制作课件，利用PPT教学，但只是将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并没有真正将技术融合到教学中，学生更多的时候是观赏者，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学生课堂学得精彩，但是课后不能及时巩固，知识未能内化。构建“互联网+”家校共育，以真挚的爱心和科学的方法教育、引导、帮助学生成长进步，同家长配合，实现高效学习。2.新的教育思潮、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不断出现，如MOOC、微课、翻转课堂，但是很多教师不知如何应用。教师应有更多机会去学习、掌握制作技巧，制作出适合学生学情的资源包，更好地服务教学。3.学生的视眼较小，接触信息化的环境有限。英语学习，最好是在语言环境中习得，但是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的知识和技能都来自于课堂，课上的知识重点有限，学生要想拓展，需要更多的英语资料，很多家庭不能实现；而教学中的难点，课后家长不会辅导，越积越多，学段越高，掉队的学生越多，“学困生”增加。对待“学困生”，学校和家长要多沟通，可以成立“一对一”小班，帮助他们找到学习的方法，创造乐学好学的学习环境，实现整体进步。同时，利用多媒体为每个学生进行成长记录，关注成长，激发学生热情，培养学生认真对待学习、对待考试的态度。多从学生中发现刻苦学习的榜样，形成踏实、努力上进的正能量。4.一些学生家庭条件有限，外来务工人员信息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英语的学习效果。学生接触新技术，如平板电脑，网上学习等机会少，学生能拥有的就是“人人端”———手机。小学生自制力差，利用手机打游戏，浏览不良网页，影响学业。教师布置线上英语作业要规定好时间，并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监督学生在家使用的手机，逐步养成学生正确安全使用手机的习惯。

二、利用信息技术搞好小学英语自然品读法词汇教学的途径

（一）在自然品读法词汇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呈现新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授课模式下，上词汇课主要是利用卡片，方便时也利用实物来呈现新知，久而久之，这种单一的方式让学生提不起兴趣。而现在运用班班通，就可以制作色彩鲜艳、生动有趣的课件，在上课伊始就吸引住学生的眼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在教授词汇环节，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有更多时间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体

一般情况下，上词汇课教授新词时，主要是采用“教师领读示范，学生跟读”的形式。这种形式机械单一，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效果也不理想。现在借助信息技术，自然品读法词汇教学也可以变得丰富多彩。学生不用机械地跟读，自主学习的时间增多。

（三）记忆的巩固环节，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多种方式的训练

没有班班通之前，在单词的复习巩固环节一般会采用英汉互译、快看快说、大小声读、开火车读、分组读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学生在熟悉这几种模式后，兴趣就慢慢减弱了。现在利用信息技术后，复习巩固环节经常成为词汇课上的高潮部分。简言之，利用信息技术，在复习巩固环节，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自然教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宗教/进化论/基督教

【正文】

在西方知识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数百年来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来说，没有哪个理论能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那样对基督教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倍受关注。本文试图结合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进行分析，来说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模式。

关于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1979年，摩尔(james r.moore)在《后进化论的争论》一书中曾提出过三种反应类型：基督教反对进化论(christian anti-darwinism)、基督教达尔文主义(christian darwinisticism)和基督教进化论(christian darwinism)。1982年，桑顿(leo sandon)在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模式：神学反对进化论、进化论的神学(theology of darwinism)、神学与进化论不相干(theology above darwinism)以及神学与达尔文主义和谐一致(theology and darwininsticism in concert)。与摩尔相比，桑顿不但考虑到达尔文时代的自然主义，而且还透过伦理道德问题解释其反应的认识论根源。([1],p.111)

然而，桑顿的模式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们还不能揭示出这些反应的变化过程。它们不能说明进化论学说是如何被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来理解，又如何被掺杂进其它内容变成一种哲学神话。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分析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关键。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的《基督与文化》一书则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板。

在上述著作中，尼布尔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基督徒对社会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从对世俗文化影响的敌意的排斥，直到对那些影响的完全的顺应。”([2],p.435)从而揭示了某一时期的宗教思想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在谈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尼布尔提出了“五种典型答案”：宗教反文化、文化宗教、宗教与文化不相干、宗教与文化的悖论以及宗教改变文化。威尔金斯(walter j.wilki-ns)则在摩尔和桑顿的基础上，分析了基督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类型，并比照尼布尔的第五种“典型答案”指出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其进行推广，并认为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模式。

一、宗教反对科学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对，主要是因为“进化论导致了对设计论、人类处境、伦理的基础以及《圣经》权威的一连串的质疑。”([7],p.126)但是，他们反对的理由又各不相同，美国宗教哲学家霍奇(charles hodge)以苏格兰哲学中的“常识实在论”(common sense realism)和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质疑。

霍奇认识到真正对宇宙目的论和设计论构成威胁的不是进化论学说的结果，而是作为进化机制的自然选择。物种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并没有否定神的设计，以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生物进化，才最终排斥了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受瑞德(thomas reid)的常识哲学影响，霍奇认为，任何知识和科学都必须建立在自明的原理的基础上，而这些原理则是人们依据常识所作出的判断。他强调“人类的直觉和不可抗拒的信念”（转自[1],p.44）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科学理论不应该与常识相矛盾。在霍奇看来，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自然界中处处存在着设计的迹象，其背后必然有一个设计者，这与一本书必定有其作者一样明显。基于这种观点，霍奇认为，对宇宙目的论和上帝的存在产生质疑的进化论违背了作为认识基础的常识。

霍奇这种强调常识的论点在培根的科学方法中找到了方法论上的依据。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建立在对感觉和实在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而感觉又依赖于常识，归纳必须包括所有的事实。基于上述认识，霍奇以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所依据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他排斥了真正的知识所必须的其它类别的证据。他还认为，达尔文没能正确地区分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他说“进化论者所依赖的全部事实，对于科学领域的人们来说，是早已熟悉的，所有的变化只是主观的变化。”（转自[1],p.45）是以作为进化手段的自然选择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发生了变化。霍奇进一步认为，达尔文没有认真地对待培根的科学方法，当考虑到所有事实时，他的进化论只是一个不能被证实的假说。因此，霍奇得出结论：进化论既不符合常识哲学的认识论，也不符合培根科学的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糟糕的认识论和粗糙的方法论。([1],pp.43-45)事实上，这正是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步的体现。达尔文以“假设－演绎”的革命性方法取代了培根科学的“经验－归纳”法，动摇了常识哲学的基础。

在反对进化论方面，正如霍奇被认为是达尔文派的代表一样，布朗逊(orestes brownson)被认为是罗马天主教派的代表。布朗逊对进化论的抨击再现了罗马天主教的认识论和预定论。他在“科学与学科”一文中对那些认为培根的分类和归纳法是科学的人们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康德已证明本体不可能从现象中推论出来，因此上帝也不能从宇宙中推断出来。他把攻击近代科学的方法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他论述道，近代科学的缺陷是在方法上处于分离状态，偶然性与必然性分离，经验与观念分离。“它（近代科学）的归纳和抽象只不过是对现象或具体事物进行不科学的和武断的分类。”（转自[1],p.47）他指责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认识论上把观念排斥在解释领域之外，在方法论上把上帝排斥在解释宇宙之外。

布朗逊认为，任何真正的科学都始于上帝的创世行为，然后从这个整体深入到各个部分。如果没有天启的帮助，理智就不能正常地工作。信仰有助于理解科学所必需的自然法则，而这些自然法则又源于超自然现象，因此，必然有一个依赖于上帝创世行为的偶然存在物。如果在方法论上否认上帝的创世活动，就不能理解或解释自然法则。这样，布朗逊就提出了用信仰弥补和完善人类知识这一罗马天主教立场。

布朗逊清楚地认识到进化论及其哲学解释对宗教信仰的威胁，他将达尔文的学说与斯宾塞等人的进步发展理论混为一谈，把进化论转变成情感上、道德上的问题，并以《圣经》为依据对其进行抨击。

与霍奇和布朗逊一样，当代的宗教哲学家反对进化论也是出于对其哲学解释的恐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创世论者”，其代表人物是莫里斯(henery morris)。1974年，莫里斯发表了《科学创世论》一书，它的目的是通过批评进化论学说，提供一个替论，即科学创世论。在该书中，莫里斯首先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物种起源而不是物种进化的问题上，试图以科学方法的核心——观察和可重复性——来否认证实物种起源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认识自然现象中信仰的重要性。其次，他以创世论和进化论都不能被证实为由，否认进化论的科学地位。第三，他从著名科学家批评进化论的教条主义和不可反驳性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选取一些论点来支持他的论证。于是，他得出结论：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它试图以简单地说“适者生存”来解释所有的事物。

在批评了进化论之后，莫里斯提出他称之为“科学创世论”的观点。他认为，宇宙处于一个从最初的完美世界不断向低级退化的过程中。这个最初的完美世界只能来自某种特殊的创造行为。“这些特殊的创造和整合过程已不再运转，一旦完成了创世，这些创世过程被一些守恒过程所代替，这些守恒过程是上帝为了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而设计的。”([3],p.12)为了符合他的科学标准，保护他的上述论点免遭质疑，他进一步说，“真正的科学必须被限制在对现在的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显然，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过程和描述它们的规律在过去或在将来是否总是同样的。”([4],pp.12-13)这样，莫里斯实际上是否认了普遍规律的存在，从而“放弃了在科学共同体内对话的机会。”([1],p.63)

二、科学的宗教

在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应中，与霍奇等人不同，19世纪“人类宗教”和20世纪“自然主义宗教”的倡导者们，不但不反对进化论，而且还试图以进化论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前者在美国的代表是弗罗星汉(octa-vius b.frothinghan)、阿博特(francis e.abbot)等。后者则以韦曼(henry n.wieman)作为代言人。

弗罗汉星是自由信仰协会最杰出的领导人。尽管他的科学和进化概念主要受惠于黑格尔哲学和浪漫主义而不是达尔文学说，但是，他声称所有的宗教思想都必须以进化的事实作它的坚实基础。他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都是上帝的精神，”([1],p.67)主张对古典教义进行重新解释以适应时代的精神。他并没有因为达尔文学说的反宇宙目的论倾向而排斥进化的思想。相反，他认为进化论所揭示的从低级到高级形态的发展，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他把社会想象成一个系统地发展着的创造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进化的规律。尽管弗罗星汉也认识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但是他认为这与进化理论给人类带来的自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人类的充分发展作为他建立“人类宗教”的目标，并以科学规律和进化理论的名义，用他的“人类宗教”清除任何超自然神的传统概念。他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赞赏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主张在对自然过程进行科学解释时，排除任何神的干扰。但是，他并未能摆脱超验主义，他关于发现真理的观点更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1],p.70)

阿博特是自由信仰协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及其对信仰的影响进行严格的分析上。在认识论问题上，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特别是现象与本体、知识与信仰的划分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是《科学的一神论》，在该书中，阿博特声称他的“关系的客观性”和“有洞察力的理解”是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唯一出路。他认为，近代科学和科学方法证实了“事物之间客观关系”的存在，只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科学通过描述宇宙中的客观关系证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理解性，而关系论是允许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知识的唯一的哲学体系。

阿博特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无限智慧的关系系统，并认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明宇宙的含义。有机体和机械的概念是设想这一系统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完美的关系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活着和生长：它进行自我设计，使外部力量服从它自己的目标，从而实现自我生存。阿博特把宇宙看作是有机体的思想是以“进化的事实”为基础的，但他反对机械的进化观。他认为，进化论确立了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可理解的关系系统，并且在自然过程中几乎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但是，这种机械的进化观仍然允许用最初的神奇创世行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在他看来，所有机械自然观的失败在于它们排除了宇宙目的论而恢复了外在的创造者。

然而，有机的进化观需要宇宙目的论的思想：“它仿佛是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部有规则的思想进行曲——宇宙观念的发展。”（转自[1],p.73）对处于联系中的有机体来说，它自己就是它的目的。与此同时，它也是宇宙有机体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一个有机体的存在，既是为了实现自我又是为了完成宇宙有机体的使命。前者要求有机体进行自我保护，而后者则需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因此，阿博特认为，从宇宙目的论的角度，理解生命和进化论是哲学上理解达尔文学说的唯一出路。

谈到自然选择，阿博特认为，达尔文确实在解释物种适应环境所产生的进化方面排除了设计论，但是，他没有说明自然系统作为整体为何会以它所采用的方式发展。阿博特则把它解释为“规划的统一”(the unity of plan)，它来自力的统一性和规律的统一性。科学是揭示力和规律统一性的唯一手段。这样，阿博特把宇宙的目的视为上帝的存在，而要揭示上帝的存在，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博特把科学作为揭示上帝预言的先知，即他的“科学的一神论”(scientific theism)。

与弗罗星汉和阿博特一样，美国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韦曼也在认识论上接受了进化论的暗示，并结合实用主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柏格森的进化观，创立一种关于宗教思想的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

韦曼认识到，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已经破产，要解决人类的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通过观察发现和明确界定当人们谈论经历和信仰时他们意味着什么。与杜威一样，他也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通过观察预期结果的经验方法，“因而不必注意所谓超验的领域，而应注意在我们对世界的历时体验中实际发生着的事情。”（转自[5],p.78）在他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不但提供了发现自然规律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并且应该成为宗教思想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韦曼深受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影响。柏格森反对机械决定论的进化观，声称在自然界中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在起作用。他提出了创造性进化论来代替机械论和目的论。他认为在自然界中“有着不受因果律和决定论束缚的真正变化和真正自由的活动余地”([6],p.64)。在《自然的概念》一书中，怀特海提出了“创造有机认识论”(organice-pistemology of creativity)，将“事件”作为精神和目的创造“新奇”的场所。虽然韦曼反对怀特海的上帝的概念，因为它含有超自然的成分，但是，他接受了柏格森和怀特海的概念，并将其与创造性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创造行为是最高利益，为了维持创造过程，人类必须牺牲某些具体利益。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包括那些具体地界定最高利益的概念，并以此来调节人类的行为。既然所有形式的知识都容易发生变化，宗教必须不断地变革自己以便在变化的文化中阐明它的信条。因此，他认为科学与宗教应该合作，将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科学理论（如进化论）作为宗教思想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韦曼、弗罗汉星和阿博特在进行他们的尝试时，抛开了与传统宗教思想的联系，而这正是下一反应类型的基本立足点。

三、宗教与科学协调一致

在谈到基督教与进化论的关系时，这一类型的宗教哲学家保留了设计论，恢复了宗教体验在宗教思想中的地位。他们不仅接受了进化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直接暗示，而且还吸收了与进化论有关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作为他们调和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来源。在这一部分，我们选取费斯克(john fiske)和泰亚尔(teilhard de chardin)，分别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类型的代表。

费斯克的主要观点往往被称为“宇宙哲学”。它以康德的相对真理观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费斯克反对基于神学教条的创世论和物种不变论，赞同斯宾塞将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他把进化看成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不断平衡。他认为，有机体的生存和进化取决于它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对人类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调整而不是生理上的调整。他意识到，接受进化论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建立起人类与低级生命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建议通过对社会进化的研究将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联系同低级生命与人类的联系进行对照，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更好的推理和想象能力。这样，费斯克既回避了达尔文的遗传问题的实质，又修改了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他称赞说：“达尔文理论第一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人类的产生和完善是如何作为大自然不懈努力的目标的。”（转自[1],p.97）在他看来，生存竞争的普遍存在体现了宇宙的目的，即我们通过调整自身，适应自然法则，摆脱野蛮状态，达到永生。这样，费斯克既保留了传统宗教思想的设计论，又将宗教与进化论调和起来。

耶稣会古生物学家泰亚尔表述了一种被巴伯称之为“趋同性”的进化观。他先后两次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这使得他对重建达尔文学说权威的“新综合”理论知之不多，但是他却得到“新综合”的权威人物朱利安·赫胥黎的称赞。因为后者曾为泰亚尔死后才得以出版的《人的现象》作了序，并肯定了他的大多数论点。

泰亚尔把宇宙的进化分成了四个相继的阶段：物质、生命、思想、社会。他将他的“人的现象”作为物质通过生命到达思想和社会繁荣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在世界中，不是已经以一种模糊和原始的方式存在过的东西决不可能以终级的形式突然出现，横贯进化相继越过的不同门槛……每一种东西都以自己的一种极其微弱的形式在最初瞬间就存在着了。”([7],p.502)尽管他也同意进化过程中有许多分界线或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都是达到新层次的突破，但是就其整个过程来说是连续的、渐渐展开的。

谈到进化的方向性，泰亚尔认为每个进化阶段都具有趋同性。“复杂性规律”(law of complexification)是泰亚尔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是指随着内部的进一步统一和聚集，有一种朝向增加结构复杂性的趋势。他认识到“生存竞争”和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适者生存”在解释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它们忽略了“生命体内部”的过程。他把进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摸索”，一种“得到引导的机遇”的过程。其中，大量的个体在探寻它们的特定目标中进行了种种尝试，“靠亿万次尝试和错误”，通过有机体自身的因素，使有利的组合得以积蓄和改进，从而产生进化。

在解释了进化的方向性之后，泰亚尔又把进化过程推广到未来。他认为，进化过程的趋同性发展将会聚为他所称的“终点”(omega)，即万物在上帝之中的一种超人格的统一。([2],p.337)在他看来，上帝是宇宙最终的而不是起始的原因，他吸引万物趋向与他自身之中的完善。这种“吸引”就是泰亚尔所说的“辐射能”(radial energy)，它源于上帝，体现在“事物内部”，并在进化过程中起作用，它就是上帝之爱。这样，泰亚尔既肯定了进化论，又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且根据进化过程创立了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学说。

四、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干

这种反应类型的主要论点是科学发现对真正的宗教信仰不会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并在伽利略和培根的著作中找到依据。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中，持这类观点的宗教哲学家试图结束科学与宗教界的论战，保持这两大知识领域的完整性。在这一部分我们选择鲍恩(borden p.bowne)和莱·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为代表。

在鲍恩之前，持这种观点对进化论作出反应的有“格雷学派”的基督教科学家。在美国最早接受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家之一是长老会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他通过强调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中立，认为科学发现与宗教信仰无关，并提倡进化论，他的学生赖特(chauncey wright)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强调科学在哲学方面的中立，他晚年的朋友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赖特(frederick wright)试图建立一种方法论，来区分科学与宗教的任务，将两者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他们更主要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来关注这一问题的。

鲍恩的哲学观点往往被人们称为“个人唯心主义”。他深受康德和洛兹(lotze)的影响，反对斯宾塞的认识论和进化哲学，并对常识实在论提出了批评。1882年，鲍恩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他主张将实在区别为现象的和本体的，并认为前者属于归纳科学研究的范围，后者属于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他强调科学研究无需形而上学的干预，但又同时指出如果科学家将他们对现象之间的一致性研究作为一个自足的和完备的规律体系，那么科学家就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但不会相互冲突而且会相互补充，“它们之间的所有冲突完全是误解和愚昧的结果”。（转自[1],p.139）

鲍恩并不赞同康德的主客观二元论，他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基本力量”(basal power)来克服这种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的二元性。在他看来，这种“基本力量”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它可以在思维领域找到一种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的实在。思维领域的核心是因果关系，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同一事物的先后因果联系；二是不同事件的相互因果联系；三是一种动因的自我因果联系。归纳科学关注的是第一类因果联系，它揭示事件发生的顺序。这种科学解释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知识，但它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原因”的完整理解。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先前事件与后来结果的“动态决定关系”，我们才达到了对因果关系的真正理解。科学的因果关系以过去的外推来解释一个事件。而动态的因果关系以智慧对事件的选择而面向未来。当科学以发生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些规律时，人的心灵需要“一个一元的存在，它假定和维持它们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转自[1],p.140）通过这一存在，每一事物有了它存在的真正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鲍恩对科学与宗教活动进行了明确地区分。他认为，对任何事件都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问题，科学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发生的，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则是它意味着什么。这两类问题是有区别的，不应该被混淆。与创世论者相反，鲍恩断言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与宇宙目的论无关，也不会对宗教构成任何威胁。相反，科学能帮助我们摆脱无知和迷信，对宗教提供很大的帮助。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鲍恩主要集中在达尔文学说和其它进化理论在哲学方面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他认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进化论描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秩序，但在哲学方面应该对因果联系保持沉默。这一理论面对的是科学事实和争论，任何人都能接受它。在他看来，在进化论问题上产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哲学之间的战争”，是对进化论所进行的不同形而上学解释之间的战争。他分析到，斯宾塞进化哲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独自的自足系统；并把自然规律看作是支配自然的必然物”。([1],p.141)然而，自然的因果关系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之间并无逻辑上的联系。他反复强调，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问题不能被混为一谈，必须将它们严格地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中。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宗教与进化论的冲突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与鲍恩不同，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家莱·尼布尔是从对人类本质的极大关注进而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受欧洲新正统神学的影响，他强调不同知识领域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本世纪的科学有一种向形而上学和历史领域扩张的趋势。这是人类对科学的信心增强的表现，也是人类为了避免关于人类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模糊性所作的努力。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同一词，描述具体过程的科学理论常常被当做形而上学的原理来解释任何事物。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看作是宣布了宗教神话的破产，甚至否认了宗教存在的必要性。面对这样的形势，宗教思想家不应该坚持宗教神话的科学准确性，应该避免与科学发生的任何可能的冲突。他尖锐地批评了创世者的论点，“这种将宗教堕落成一种糟糕的科学的做法激起了科学时代的正当反抗。同时，它也有助于诱导科学变成一种糟糕的宗教。”([8],p.33)在他看来，适当的反应是对创世作圣经意义上的理解，在自然和理性的因果关系领域之外坚持这一神秘的事件。

莱·尼布尔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生活的深层，强调了自然过程与人类历史的差异。他指出，科学分析可以解释生命的过程和描述这些过程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人类生活深层的人类自由是不能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人类生活深层的自我也不是一个空间的客体，任何将其作为客体和试图用理性解释的企图都将降低它的地位。这种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类自由之间的矛盾为神秘的创世活动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莱·尼布尔强烈地反对将进化论推广到人类历史领域。一方面，他谴责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适者生存”变成一种道德法则；另一方面，他又指责费斯克等人将进化论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和宗教的乐观主义进步观。他认为“必须将自然领域和人类历史领域从根本上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的理由就在于人类自由的独特性。”([9],p.199)“无论是称之为‘科学的’或‘哲学的’进步观都掩盖了人生戏剧中变幻无穷的自由与必然间的相互作用。”([10],pp.1493-4)对他来说，人类历史是神性活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与上帝相遇，接受审判和再生，它们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莱·尼布尔就将科学排斥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外，显然，科学与宗教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这种反应模式虽然保全了科学与宗教各自的完整性，但是它仍然断绝了这两大知识领域对话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既然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双方也就没有了解对方的强烈愿望。而另一方面，双方为了防止对方的侵入又必须了解对方的发展状况。因此，这种模式至少在操作上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五、宗教与科学相互渗透

通过以上分析，人们不难看出，上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四种模式各自都存在着某种缺陷。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威尔金斯认为，尼布尔关于宗教与文化的第五种“典型答案”——“基督，文化的变革者”(ch-rist,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可能是建立科学与宗教关系第五种模式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尼布尔关于神的创造力通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结构起作用的论点，可以作为这一新模式的思想基础。这种新模式将对科学与宗教进行认识论和社会学分析，通过强调知识的历史性、相对性和不完整性，承认科学和宗教表述在认识论上的多元性。这种模式将一贯地强调科学与宗教共同寻求对实在的理解。

威尔金斯注意到，最近的几项研究表现出人们试图趋向这一模式。嘉斯塔弗逊(james gustafson)建议在宗教概念和重要的科学理论之间建立一种相似的、语法上一致的模型。巴伯的“批判实在论”为建立一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模式提供了哲学基础。它认为科学与宗教各自提出的关于世界的真理是不完整的。既然基督教的范式的确提供了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并且确实唤起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那么上帝的模型必须适合于科学对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理解。因此，巴伯认为怀特海和哈特索思(c.hartshorne)的过程哲学是最有能力提供这种模型的。

皮考克(arthur r.peacocke)的近期研究也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他认为“在对实在的探讨方面，科学与宗教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启发的。”（转自[1],p.165）在他看来，科学所揭示的实在是一个已进化了的等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等级越高越复杂。宗教关注的是这一等级体系的高层，它必须考虑（但不是屈从）科学对系统底层的理解。这样，科学与宗教都主要是对相应层次的认识，共同对认识实在这个等级系统作贡献，从而使两者的对话成为可能。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第五种模式已被找到了呢？威尔金斯认为，巴伯和皮考克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可能建立起这一模式的线索，而真正建立起这一模式仍需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的确，1988年于荷兰召开的第二届欧洲科学与宗教学术讨论会就曾把议题定为“一个世界”，这表明一些学者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1]　walter j.wilkins,science and religious thought,michi-gan,1987.

[2]　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何光沪、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henery 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san diego,1974.

[4]　henery morris,a symposium on creation,michigan,1968.

[5]　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reinhold niebuhr,faith and history,new york,1949.

自然教学论文篇(7)

【关键词】科学/宗教/进化论/基督教

【正文】

在西方知识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数百年来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来说，没有哪个理论能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那样对基督教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倍受关注。本文试图结合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进行分析，来说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模式。

关于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1979年，摩尔(james r.moore)在《后进化论的争论》一书中曾提出过三种反应类型：基督教反对进化论(christian anti-darwinism)、基督教达尔文主义(christian darwinisticism)和基督教进化论(christian darwinism)。1982年，桑顿(leo sandon)在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模式：神学反对进化论、进化论的神学(theology of darwinism)、神学与进化论不相干(theology above darwinism)以及神学与达尔文主义和谐一致(theology and darwininsticism in concert)。与摩尔相比，桑顿不但考虑到达尔文时代的自然主义，而且还透过伦理道德问题解释其反应的认识论根源。([1],p.111)

然而，桑顿的模式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们还不能揭示出这些反应的变化过程。它们不能说明进化论学说是如何被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来理解，又如何被掺杂进其它内容变成一种哲学神话。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分析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关键。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的《基督与文化》一书则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板。

在上述著作中，尼布尔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基督徒对社会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从对世俗文化影响的敌意的排斥，直到对那些影响的完全的顺应。”([2],p.435)从而揭示了某一时期的宗教思想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在谈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尼布尔提出了“五种典型答案”：宗教反文化、文化宗教、宗教与文化不相干、宗教与文化的悖论以及宗教改变文化。威尔金斯(walter j.wilki-ns)则在摩尔和桑顿的基础上，分析了基督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类型，并比照尼布尔的第五种“典型答案”指出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其进行推广，并认为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模式。

一、宗教反对科学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对，主要是因为“进化论导致了对设计论、人类处境、伦理的基础以及《圣经》权威的一连串的质疑。”([7],p.126)但是，他们反对的理由又各不相同，美国宗教哲学家霍奇(charles hodge)以苏格兰哲学中的“常识实在论”(common sense realism)和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质疑。

霍奇认识到真正对宇宙目的论和设计论构成威胁的不是进化论学说的结果，而是作为进化机制的自然选择。物种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并没有否定神的设计，以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生物进化，才最终排斥了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受瑞德(thomas reid)的常识哲学影响，霍奇认为，任何知识和科学都必须建立在自明的原理的基础上，而这些原理则是人们依据常识所作出的判断。他强调“人类的直觉和不可抗拒的信念”（转自[1],p.44）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科学理论不应该与常识相矛盾。在霍奇看来，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自然界中处处存在着设计的迹象，其背后必然有一个设计者，这与一本书必定有其作者一样明显。基于这种观点，霍奇认为，对宇宙目的论和上帝的存在产生质疑的进化论违背了作为认识基础的常识。

霍奇这种强调常识的论点在培根的科学方法中找到了方法论上的依据。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建立在对感觉和实在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而感觉又依赖于常识，归纳必须包括所有的事实。基于上述认识，霍奇以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所依据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他排斥了真正的知识所必须的其它类别的证据。他还认为，达尔文没能正确地区分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他说“进化论者所依赖的全部事实，对于科学领域的人们来说，是早已熟悉的，所有的变化只是主观的变化。”（转自[1],p.45）是以作为进化手段的自然选择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发生了变化。霍奇进一步认为，达尔文没有认真地对待培根的科学方法，当考虑到所有事实时，他的进化论只是一个不能被证实的假说。因此，霍奇得出结论：进化论既不符合常识哲学的认识论，也不符合培根科学的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糟糕的认识论和粗糙的方法论。([1],pp.43-45)事实上，这正是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步的体现。达尔文以“假设－演绎”的革命性方法取代了培根科学的“经验－归纳”法，动摇了常识哲学的基础。

在反对进化论方面，正如霍奇被认为是达尔文派的代表一样，布朗逊(orestes brownson)被认为是罗马天主教派的代表。布朗逊对进化论的抨击再现了罗马天主教的认识论和预定论。他在“科学与学科”一文中对那些认为培根的分类和归纳法是科学的人们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康德已证明本体不可能从现象中推论出来，因此上帝也不能从宇宙中推断出来。他把攻击近代科学的方法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他论述道，近代科学的缺陷是在方法上处于分离状态，偶然性与必然性分离，经验与观念分离。“它（近代科学）的归纳和抽象只不过是对现象或具体事物进行不科学的和武断的分类。”（转自[1],p.47）他指责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认识论上把观念排斥在解释领域之外，在方法论上把上帝排斥在解释宇宙之外。

布朗逊认为，任何真正的科学都始于上帝的创世行为，然后从这个整体深入到各个部分。如果没有天启的帮助，理智就不能正常地工作。信仰有助于理解科学所必需的自然法则，而这些自然法则又源于超自然现象，因此，必然有一个依赖于上帝创世行为的偶然存在物。如果在方法论上否认上帝的创世活动，就不能理解或解释自然法则。这样，布朗逊就提出了用信仰弥补和完善人类知识这一罗马天主教立场。

布朗逊清楚地认识到进化论及其哲学解释对的威胁，他将达尔文的学说与斯宾塞等人的进步发展理论混为一谈，把进化论转变成情感上、道德上的问题，并以《圣经》为依据对其进行抨击。

与霍奇和布朗逊一样，当代的宗教哲学家反对进化论也是出于对其哲学解释的恐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创世论者”，其代表人物是莫里斯(henery morris)。1974年，莫里斯发表了《科学创世论》一书，它的目的是通过批评进化论学说，提供一个替论，即科学创世论。在该书中，莫里斯首先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物种起源而不是物种进化的问题上，试图以科学方法的核心——观察和可重复性——来否认证实物种起源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认识自然现象中信仰的重要性。其次，他以创世论和进化论都不能被证实为由，否认进化论的科学地位。第三，他从著名科学家批评进化论的教条主义和不可反驳性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选取一些论点来支持他的论证。于是，他得出结论：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它试图以简单地说“适者生存”来解释所有的事物。

在批评了进化论之后，莫里斯提出他称之为“科学创世论”的观点。他认为，宇宙处于一个从最初的完美世界不断向低级退化的过程中。这个最初的完美世界只能来自某种特殊的创造行为。“这些特殊的创造和整合过程已不再运转，一旦完成了创世，这些创世过程被一些守恒过程所代替，这些守恒过程是上帝为了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而设计的。”([3],p.12)为了符合他的科学标准，保护他的上述论点免遭质疑，他进一步说，“真正的科学必须被限制在对现在的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显然，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过程和描述它们的规律在过去或在将来是否总是同样的。”([4],pp.12-13)这样，莫里斯实际上是否认了普遍规律的存在，从而“放弃了在科学共同体内对话的机会。”([1],p.63)

二、科学的宗教

在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应中，与霍奇等人不同，19世纪“人类宗教”和20世纪“自然主义宗教”的倡导者们，不但不反对进化论，而且还试图以进化论作为的基础。前者在美国的代表是弗罗星汉(octa-vius b.frothinghan)、阿博特(francis e.abbot)等。后者则以韦曼(henry n.wieman)作为代言人。

弗罗汉星是自由信仰协会最杰出的领导人。尽管他的科学和进化概念主要受惠于黑格尔哲学和浪漫主义而不是达尔文学说，但是，他声称所有的宗教思想都必须以进化的事实作它的坚实基础。他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都是上帝的精神，”([1],p.67)主张对古典教义进行重新解释以适应时代的精神。他并没有因为达尔文学说的反宇宙目的论倾向而排斥进化的思想。相反，他认为进化论所揭示的从低级到高级形态的发展，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他把社会想象成一个系统地发展着的创造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进化的规律。尽管弗罗星汉也认识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但是他认为这与进化理论给人类带来的自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人类的充分发展作为他建立“人类宗教”的目标，并以科学规律和进化理论的名义，用他的“人类宗教”清除任何超自然神的传统概念。他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赞赏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主张在对自然过程进行科学解释时，排除任何神的干扰。但是，他并未能摆脱超验主义，他关于发现真理的观点更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1],p.70)

阿博特是自由信仰协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及其对信仰的影响进行严格的分析上。在认识论问题上，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特别是现象与本体、知识与信仰的划分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是《科学的一神论》，在该书中，阿博特声称他的“关系的客观性”和“有洞察力的理解”是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唯一出路。他认为，近代科学和科学方法证实了“事物之间客观关系”的存在，只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科学通过描述宇宙中的客观关系证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理解性，而关系论是允许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知识的唯一的哲学体系。

阿博特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无限智慧的关系系统，并认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明宇宙的含义。有机体和机械的概念是设想这一系统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完美的关系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活着和生长：它进行自我设计，使外部力量服从它自己的目标，从而实现自我生存。阿博特把宇宙看作是有机体的思想是以“进化的事实”为基础的，但他反对机械的进化观。他认为，进化论确立了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可理解的关系系统，并且在自然过程中几乎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但是，这种机械的进化观仍然允许用最初的神奇创世行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在他看来，所有机械自然观的失败在于它们排除了宇宙目的论而恢复了外在的创造者。

然而，有机的进化观需要宇宙目的论的思想：“它仿佛是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部有规则的思想进行曲——宇宙观念的发展。”（转自[1],p.73）对处于联系中的有机体来说，它自己就是它的目的。与此同时，它也是宇宙有机体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一个有机体的存在，既是为了实现自我又是为了完成宇宙有机体的使命。前者要求有机体进行自我保护，而后者则需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因此，阿博特认为，从宇宙目的论的角度，理解生命和进化论是哲学上理解达尔文学说的唯一出路。

谈到自然选择，阿博特认为，达尔文确实在解释物种适应环境所产生的进化方面排除了设计论，但是，他没有说明自然系统作为整体为何会以它所采用的方式发展。阿博特则把它解释为“规划的统一”(the unity of plan)，它来自力的统一性和规律的统一性。科学是揭示力和规律统一性的唯一手段。这样，阿博特把宇宙的目的视为上帝的存在，而要揭示上帝的存在，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博特把科学作为揭示上帝预言的先知，即他的“科学的一神论”(scientific theism)。

与弗罗星汉和阿博特一样，美国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韦曼也在认识论上接受了进化论的暗示，并结合实用主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柏格森的进化观，创立一种关于宗教思想的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

韦曼认识到，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已经破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必须通过观察发现和明确界定当人们谈论经历和信仰时他们意味着什么。与杜威一样，他也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通过观察预期结果的经验方法，“因而不必注意所谓超验的领域，而应注意在我们对世界的历时体验中实际发生着的事情。”（转自[5],p.78）在他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不但提供了发现自然规律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并且应该成为宗教思想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韦曼深受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影响。柏格森反对机械决定论的进化观，声称在自然界中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在起作用。他提出了创造性进化论来代替机械论和目的论。他认为在自然界中“有着不受因果律和决定论束缚的真正变化和真正自由的活动余地”([6],p.64)。在《自然的概念》一书中，怀特海提出了“创造有机认识论”(organice-pistemology of creativity)，将“事件”作为精神和目的创造“新奇”的场所。虽然韦曼反对怀特海的上帝的概念，因为它含有超自然的成分，但是，他接受了柏格森和怀特海的概念，并将其与创造性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创造行为是最高利益，为了维持创造过程，人类必须牺牲某些具体利益。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包括那些具体地界定最高利益的概念，并以此来调节人类的行为。既然所有形式的知识都容易发生变化，宗教必须不断地变革自己以便在变化的文化中阐明它的信条。因此，他认为科学与宗教应该合作，将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科学理论（如进化论）作为宗教思想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韦曼、弗罗汉星和阿博特在进行他们的尝试时，抛开了与传统宗教思想的联系，而这正是下一反应类型的基本立足点。

三、宗教与科学协调一致

在谈到基督教与进化论的关系时，这一类型的宗教哲学家保留了设计论，恢复了宗教体验在宗教思想中的地位。他们不仅接受了进化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直接暗示，而且还吸收了与进化论有关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作为他们调和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来源。在这一部分，我们选取费斯克(john fiske)和泰亚尔(teilhard de chardin)，分别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类型的代表。

费斯克的主要观点往往被称为“宇宙哲学”。它以康德的相对真理观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费斯克反对基于神学教条的创世论和物种不变论，赞同斯宾塞将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他把进化看成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不断平衡。他认为，有机体的生存和进化取决于它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对人类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调整而不是生理上的调整。他意识到，接受进化论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建立起人类与低级生命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建议通过对社会进化的研究将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联系同低级生命与人类的联系进行对照，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更好的推理和想象能力。这样，费斯克既回避了达尔文的遗传问题的实质，又修改了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他称赞说：“达尔文理论第一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人类的产生和完善是如何作为大自然不懈努力的目标的。”（转自[1],p.97）在他看来，生存竞争的普遍存在体现了宇宙的目的，即我们通过调整自身，适应自然法则，摆脱野蛮状态，达到永生。这样，费斯克既保留了传统宗教思想的设计论，又将宗教与进化论调和起来。

耶稣会古生物学家泰亚尔表述了一种被巴伯称之为“趋同性”的进化观。他先后两次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这使得他对重建达尔文学说权威的“新综合”理论知之不多，但是他却得到“新综合”的权威人物朱利安·赫胥黎的称赞。因为后者曾为泰亚尔死后才得以出版的《人的现象》作了序，并肯定了他的大多数论点。

泰亚尔把宇宙的进化分成了四个相继的阶段：物质、生命、思想、社会。他将他的“人的现象”作为物质通过生命到达思想和社会繁荣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在世界中，不是已经以一种模糊和原始的方式存在过的东西决不可能以终级的形式突然出现，横贯进化相继越过的不同门槛……每一种东西都以自己的一种极其微弱的形式在最初瞬间就存在着了。”([7],p.502)尽管他也同意进化过程中有许多分界线或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都是达到新层次的突破，但是就其整个过程来说是连续的、渐渐展开的。

谈到进化的方向性，泰亚尔认为每个进化阶段都具有趋同性。“复杂性规律”(law of complexification)是泰亚尔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是指随着内部的进一步统一和聚集，有一种朝向增加结构复杂性的趋势。他认识到“生存竞争”和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适者生存”在解释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它们忽略了“生命体内部”的过程。他把进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摸索”，一种“得到引导的机遇”的过程。其中，大量的个体在探寻它们的特定目标中进行了种种尝试，“靠亿万次尝试和错误”，通过有机体自身的因素，使有利的组合得以积蓄和改进，从而产生进化。

在解释了进化的方向性之后，泰亚尔又把进化过程推广到未来。他认为，进化过程的趋同性发展将会聚为他所称的“终点”(omega)，即万物在上帝之中的一种超人格的统一。([2],p.337)在他看来，上帝是宇宙最终的而不是起始的原因，他吸引万物趋向与他自身之中的完善。这种“吸引”就是泰亚尔所说的“辐射能”(radial energy)，它源于上帝，体现在“事物内部”，并在进化过程中起作用，它就是上帝之爱。这样，泰亚尔既肯定了进化论，又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且根据进化过程创立了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学说。

四、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干

这种反应类型的主要论点是科学发现对真正的不会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并在伽利略和培根的著作中找到依据。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中，持这类观点的宗教哲学家试图结束科学与宗教界的论战，保持这两大知识领域的完整性。在这一部分我们选择鲍恩(borden p.bowne)和莱·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为代表。

在鲍恩之前，持这种观点对进化论作出反应的有“格雷学派”的基督教科学家。在美国最早接受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家之一是长老会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他通过强调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中立，认为科学发现与无关，并提倡进化论，他的学生赖特(chauncey wright)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强调科学在哲学方面的中立，他晚年的朋友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赖特(frederick wright)试图建立一种方法论，来区分科学与宗教的任务，将两者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他们更主要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来关注这一问题的。

鲍恩的哲学观点往往被人们称为“个人唯心主义”。他深受康德和洛兹(lotze)的影响，反对斯宾塞的认识论和进化哲学，并对常识实在论提出了批评。1882年，鲍恩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他主张将实在区别为现象的和本体的，并认为前者属于归纳科学研究的范围，后者属于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他强调科学研究无需形而上学的干预，但又同时指出如果科学家将他们对现象之间的一致性研究作为一个自足的和完备的规律体系，那么科学家就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但不会相互冲突而且会相互补充，“它们之间的所有冲突完全是误解和愚昧的结果”。（转自[1],p.139）

鲍恩并不赞同康德的主客观二元论，他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基本力量”(basal power)来克服这种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的二元性。在他看来，这种“基本力量”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它可以在思维领域找到一种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的实在。思维领域的核心是因果关系，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同一事物的先后因果联系；二是不同事件的相互因果联系；三是一种动因的自我因果联系。归纳科学关注的是第一类因果联系，它揭示事件发生的顺序。这种科学解释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知识，但它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原因”的完整理解。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先前事件与后来结果的“动态决定关系”，我们才达到了对因果关系的真正理解。科学的因果关系以过去的外推来解释一个事件。而动态的因果关系以智慧对事件的选择而面向未来。当科学以发生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些规律时，人的心灵需要“一个一元的存在，它假定和维持它们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转自[1],p.140）通过这一存在，每一事物有了它存在的真正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鲍恩对科学与宗教活动进行了明确地区分。他认为，对任何事件都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问题，科学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发生的，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则是它意味着什么。这两类问题是有区别的，不应该被混淆。与创世论者相反，鲍恩断言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与宇宙目的论无关，也不会对宗教构成任何威胁。相反，科学能帮助我们摆脱无知和迷信，对宗教提供很大的帮助。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鲍恩主要集中在达尔文学说和其它进化理论在哲学方面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他认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进化论描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秩序，但在哲学方面应该对因果联系保持沉默。这一理论面对的是科学事实和争论，任何人都能接受它。在他看来，在进化论问题上产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哲学之间的战争”，是对进化论所进行的不同形而上学解释之间的战争。他分析到，斯宾塞进化哲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独自的自足系统；并把自然规律看作是支配自然的必然物”。([1],p.141)然而，自然的因果关系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之间并无逻辑上的联系。他反复强调，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问题不能被混为一谈，必须将它们严格地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中。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宗教与进化论的冲突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与鲍恩不同，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家莱·尼布尔是从对人类本质的极大关注进而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受欧洲新正统神学的影响，他强调不同知识领域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本世纪的科学有一种向形而上学和历史领域扩张的趋势。这是人类对科学的信心增强的表现，也是人类为了避免关于人类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模糊性所作的努力。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同一词，描述具体过程的科学理论常常被当做形而上学的原理来解释任何事物。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看作是宣布了宗教神话的破产，甚至否认了宗教存在的必要性。面对这样的形势，宗教思想家不应该坚持宗教神话的科学准确性，应该避免与科学发生的任何可能的冲突。他尖锐地批评了创世者的论点，“这种将宗教堕落成一种糟糕的科学的做法激起了科学时代的正当反抗。同时，它也有助于诱导科学变成一种糟糕的宗教。”([8],p.33)在他看来，适当的反应是对创世作圣经意义上的理解，在自然和理性的因果关系领域之外坚持这一神秘的事件。

莱·尼布尔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生活的深层，强调了自然过程与人类历史的差异。他指出，科学分析可以解释生命的过程和描述这些过程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人类生活深层的人类自由是不能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人类生活深层的自我也不是一个空间的客体，任何将其作为客体和试图用理性解释的企图都将降低它的地位。这种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类自由之间的矛盾为神秘的创世活动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莱·尼布尔强烈地反对将进化论推广到人类历史领域。一方面，他谴责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适者生存”变成一种道德法则；另一方面，他又指责费斯克等人将进化论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和宗教的乐观主义进步观。他认为“必须将自然领域和人类历史领域从根本上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的理由就在于人类自由的独特性。”([9],p.199)“无论是称之为‘科学的’或‘哲学的’进步观都掩盖了人生戏剧中变幻无穷的自由与必然间的相互作用。”([10],pp.1493-4)对他来说，人类历史是神性活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与上帝相遇，接受审判和再生，它们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莱·尼布尔就将科学排斥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外，显然，科学与宗教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这种反应模式虽然保全了科学与宗教各自的完整性，但是它仍然断绝了这两大知识领域对话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既然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双方也就没有了解对方的强烈愿望。而另一方面，双方为了防止对方的侵入又必须了解对方的发展状况。因此，这种模式至少在操作上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五、宗教与科学相互渗透

通过以上分析，人们不难看出，上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四种模式各自都存在着某种缺陷。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威尔金斯认为，尼布尔关于宗教与文化的第五种“典型答案”——“基督，文化的变革者”(ch-rist,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可能是建立科学与宗教关系第五种模式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尼布尔关于神的创造力通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结构起作用的论点，可以作为这一新模式的思想基础。这种新模式将对科学与宗教进行认识论和社会学分析，通过强调知识的历史性、相对性和不完整性，承认科学和宗教表述在认识论上的多元性。这种模式将一贯地强调科学与宗教共同寻求对实在的理解。

威尔金斯注意到，最近的几项研究表现出人们试图趋向这一模式。嘉斯塔弗逊(james gustafson)建议在宗教概念和重要的科学理论之间建立一种相似的、语法上一致的模型。巴伯的“批判实在论”为建立一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模式提供了哲学基础。它认为科学与宗教各自提出的关于世界的真理是不完整的。既然基督教的范式的确提供了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并且确实唤起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那么上帝的模型必须适合于科学对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理解。因此，巴伯认为怀特海和哈特索思(c.hartshorne)的过程哲学是最有能力提供这种模型的。

皮考克(arthur r.peacocke)的近期研究也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他认为“在对实在的探讨方面，科学与宗教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启发的。”（转自[1],p.165）在他看来，科学所揭示的实在是一个已进化了的等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等级越高越复杂。宗教关注的是这一等级体系的高层，它必须考虑（但不是屈从）科学对系统底层的理解。这样，科学与宗教都主要是对相应层次的认识，共同对认识实在这个等级系统作贡献，从而使两者的对话成为可能。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第五种模式已被找到了呢？威尔金斯认为，巴伯和皮考克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可能建立起这一模式的线索，而真正建立起这一模式仍需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的确，1988年于荷兰召开的第二届欧洲科学与宗教学术讨论会就曾把议题定为“一个世界”，这表明一些学者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1]　walter j.wilkins,science and religious thought,michi-gan,1987.

[2]　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何光沪、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henery 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san diego,1974.

[4]　henery morris,a symposium on creation,michigan,1968.

[5]　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reinhold niebuhr,faith and history,new york,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