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论文篇(1)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模式，即将保险的具体经营业务和审批权限区分开来，由政府专门主管机关发挥管理与协调作用，对具体投保申请进行审批。但这一部门不宜设置过多审批层级，以避免多重管理、层层审批的现象出现。而专门的公司则负责以自负盈亏的方式经营专项具体业务。建议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但该机构不应单单行使其保险职能，而应与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驻外各使领馆保持密切合作，这样才能起到全面保护海外投资的作用。

合格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1．各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不同规定

各国的投资保险制度都要求合格的投资必须有合格的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的确定标准，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美国倾向于限定国籍和资本属于美国公民或法人所有的份额，日本倾向于限定住所，而德国的规定中包含了对于国籍和住所的要求。可见，判断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包括国籍原则、本国住所原则和资本控制论，即要求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密切的联系。但国籍原则仍是判断合格投资者最主要的标准。

2．我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界定

鉴于对美日德三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我国在对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进行界定的时候，也应当遵循以国籍原则为主资本控制论为辅的标准。其具体范围如下。

第一，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此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大陆自然人、港澳台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

第二，中国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中国法人是指依中国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其他经济组织是指较为松散的联营组织和合伙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第三，其他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和其他组织。这一规定是借鉴了美国的资本控制论而产生的。即允许部分虽为外国法人，但其资本的绝大多数由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控制的外籍经济实体参与投保。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我国保险机构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甚至通过国际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而将我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在这类企业中所有或控制的资本比例限制为95%以上的目的在于充分周全的保护我国企业所有或控制的资本的安全和我国的海外经济利益。

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

各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险别规定方面，一般仅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收险、战争险等，而不包括一般商业性风险。我国除应将以上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之外，鉴于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状，还应当对这一范围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将营业中断险、迟延支付险同恐怖主义险纳入承保范围。营业中断险也可称利润损失险，是指如营业中由于发生禁兑事故，征收事故和战乱事故使投保人遭受到有形财产损失而导致一段时期内停工或停业，所带来的预期利润损失或多支出的必要费用损失。迟延支付险包括禁止支付和迟延支付，是指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以债权形式存在但在东道国却不能被兑现或被拖延兑现的情况。恐怖主义险是指由于投资国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及其他暴力活动而给投资者的财产和权益所产生的直接损失的风险。近期国际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都给广大海外投资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也严重的打击了其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的信心。因此，应将其纳入承保范围，以排除投资者的顾虑，增强其投资信心。

合格投资的条件限定

（一）各国关于合格投资的普遍规定

合格的投资包括投资项目合格和投资形式合格及存在合格东道国三个方面。合格的投资项目一般是指投资者所要进行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利益，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限于国外新项目的投资。各国对承保投资的投资形式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美国规定合格投资的形式可以是现金投资、实物投资、权益投资；德国的规定为产权投资、捐赠资本、类产权贷款和再投资；日本的规定为股份、股本、长期贷款、不动产、采矿权或其他权利。在合格东道国方面，美国的要求较为特殊，即合格的东道国必须是事先已与美国政府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必须是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均国民收入在896美元以下。而日本和德国的规定相对较为宽松，并不以同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承保前提，但是也要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状况较为安全。

（二）我国关于合格投资的具体规定

通过对世界各国关于合格投资限定条件的比较和参考，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中的合格投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投资项目必须有利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且必须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批准并能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是“新”项目或“新”投资，包括对现有海外投资项目的扩建、现代化、技术改造和发展等；第二，投资的形式应当包括实物投资、产权投资、有形财产、无形财产以及劳务和长期贷款等。一般只要是东道国及我国法律允许的适当投资,都不应对其在投资形式上予以限定，都可给予承保；第三，必须存在合格的东道国。以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国际公约为标准，并在此范围内优先考虑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将合格东道国的范围进行这样的限定，是基于保证我国海外投资安全和便于行使代位权的需要。

海外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

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

2.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3.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

4.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

5.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不断拓展需要我国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吸纳各国共通的实践做法，也要适应国情需要采取一些灵活具体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

[2]蔡志刚，《美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启示》，载于《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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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5]张志元，《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给我国的启示》，载于《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6]余劲松，《国际投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海外投资论文篇(3)

公路运输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运输途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放眼于世界的经济，中国俨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许多的国家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交往，尤其是海外项目投资这一块。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如西亚、非洲和南美的部分地区，它们当前的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一些公路上的技术也相对比较滞后，公路上的发展也不够成熟［1］。公路设施的不够完善现状依旧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的需求，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公路建设是十分迫切的。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是十分紧密的，尤其是自从我国作为金砖五国中的重要成员后，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更加深入，这对与我国海外公路投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这也为我国海外公路未来的投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的影响

众所周知，汇率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其中最直接的，也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在跨国公司中，对我国海外公路的影响又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人民币的升值究竟会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带来怎么样的不利影响呢？若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会产生以下一些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不利的影响。

2．1使公路项目的整体收入减少

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普遍经营的是一些对外承包的公路合同，对于这其中的大多数公司来说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这样看来，对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来说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倘若人民币出现升值，结果必定会导致我国海外公路项目的人民币收入减少，直接导致项目出现损失［2］。例如表2中的某项目，倘若前后按照不同的汇率计算合同款将会给项目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2．2使公路项目的采购成本增加

对于我国的海外公路项目，大多数是在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所以对于许多工程项目中所涉及机械设备常常会在我国国内购买，这样一来，当我国机械设备在出厂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民币出现升值时，兑换成美元的成本就会相对提高，这样就会导致出现机械设备采购成本增加的现象。所以，这样在无形中使我国海外公路投资建设的成本增大，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3使公路项目的人工成本加大

首先，类比于前面的例子，当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内部的劳动力的美元价格会相应的抬高。假若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其内部劳动力的价格为100元人民币，按照我国2010年平均汇率1∶6．666来计算，折合为15．1美元［3］。假设此时人民币升值10％，这时该劳动力的人民币标价虽然没有变化，但若兑换为美元价格就变成了16．5美元，这样无形之中就导致了我国海外公路项目人工成本加大。与此同时，劳动力作为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资源对我国海外公路投资项目是否能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4使公路项目的融资成本增加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海外公路项目投资的融资方式有许多种类，对于我国海外公路而言，获得国际上金融机构支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国际上的金融机构通常的做法是向国内的商业银行进行融资［4］。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倘若从银行贷取人民币，那么从海外工程甲方得到的美元收入兑换成人民币还本付息归还银行，对于周期相对比较长的工程项目来说，当人民币升值后，必将导致融资的资金成本加大。从以上4点我们不难看出，若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会产生以诸如此类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不利的影响，这样不仅使公路项目的整体收入减少，项目的采购成本增加，人工成本加大，还使海外公路项目融资成本增加，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3关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相关方案的研究

面对海外公路建设这个具有回收周期长、规模大、参与者多和潜在风险较大的行业，往往需要丰富的经验。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许多关于人民币升值对海外公路项目的影响，研究分析这些不利因素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积累和汲取前人的经验，也可以引进新的技术，也可以在对一些海外公路在投标前对其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了解各国间的汇率波动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对海外公路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针对海外公路项目的特点，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分析PPP模式在海外项目投资中的风险，以此为国外投资项目PPP模式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分析PPP模式在海外项目投资中的风险，对开拓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风险规避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也对我国海外公路投资建设指明了方向。

4结束语

海外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海外投资；经济摩擦；非市场风险；新殖民主义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约478亿，世界排名第六。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约为2457.5亿美元，是2002年的32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由2008年得12位跃居2009年的第6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近50%。

在总额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也进一步扩大。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超过70%，而且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在行业分布上，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类、批发零售业、运输业、采矿业这几个行业。另外，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增幅较大，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101%。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良好的理论支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一定是有利可图，中国海外投资也不例外。那么，究竟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利在于哪，以及中国海外投资可以保持一个发展良好的态势，原因可以从五个理论中寻求到支持。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攀升，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良好的重要促进因素。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中国的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即中国的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中国往往投资在地理位置相近、生产条件相似的国家的原因。但是，现今小规模技术理论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中国的小规模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这种比较优势无法确定，而且建立在低福利低成本基础上的这种小规模优势的持久性不容乐观。

（三）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实现工艺升级或者产品升级。投资企业的全球市场销售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的工资率是其投资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足够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较高的行业工资率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得。

根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两种方式，可以分别分析一下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溢出途径。（表1）

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研发分支机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然后通过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途径从东道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而以获取技术能动为动机的跨国并购和一般的跨国并购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一般资产，而在于获取被收购企业的专利技术，以及可以使技术持续和完善下去的研发团队和专业人才。并购取得的研发资源与自身要素相结合能产生技术上的协同效应，然后并购企业通过内部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来培育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从而实现技术的跨越和企业价值链的升级。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也的确通过这两种途径在海外投资中获取收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上建立技术搜索型、追踪型的研发和信息收集机构，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这类投资逐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表2）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很难否认中国企业从这种海外投资中所得到的一个逆向技术溢出收益。

三、中国海外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似乎理论上中国海外投资可以发展得一帆风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实际操作上中国海外投资屡屡受挫。大致上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风险，具体表现为权益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商品风险，任何的国际贸易都存在这样的风险。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所遇到的非市场风险。

海外投资论文篇(5)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open economy， China becomes the emerging pow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inuesly increase. This paper tak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Haier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uses western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and according to developing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to explain China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utlooks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海尔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China；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Haier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10-04

0 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对其具有经营管理权的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理论成果有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理论等。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合理解释顺梯度的国际直接投资，强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有东道国企业不具有的专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没有严重过剩，产业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整体上并不具备优势。但是，整体实力的相对孱弱，不代表我国没有优势明显的个别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够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现象，这些取得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阐述的必要特点。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为例，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它之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形成了综合的理论框架，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主流学派的最终形成。随着邓宁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他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一步模型化，解释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国际化生产的行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符合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一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1 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为特定市场或多个市场提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身拥有的或能得到的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如有形资产上的优势，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价值、管理和组织技能、融资能力、人力资本经验的储备等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如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有效配置资源、稳妥规避风险过程中全面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必须足以弥补在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1.1.1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

8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产业刚刚起步，海尔就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1985年的“砸冰箱”事件集中体现了海尔在设计、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上的精益求精；1990年，海尔向当时世界制造冰箱水平最高的德国出口冰箱，海尔冰箱和德国名牌冰箱去掉商标后摆在一起，经销商从中选出的最好的冰箱是海尔冰箱；1993年，海尔在德国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基金会”的抽检中，成为获得“+”最多的冰箱。海尔出色的产品质量优势，使其有了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同台竞技的基础。

1.1.2 海尔的技术创新优势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是其技术优势的体现，技术优势是质量优势的前提。海尔超级节能无氟冰箱，既符合国际市场冷柜全无氟制冷的环保要求，又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节能技术指标超过了意大利、丹麦等世界制冷王国的水平。法国经销商曾要求海尔提供适合法国人生活习惯、功能最先进、能移动的空调，海尔在5个月内就把符合要求的产品搬到法国经销商面前。海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海尔产品完善升级、质量提升的坚实后盾。

1.1.3 海尔的投资路径优势

投资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制定能力。海尔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而是先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尝试。海尔从199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海尔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菲律宾建立了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海尔正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做出了正确的对外投资路径选择，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有形、无形资产优势。

1.1.4 海尔的规模经济优势

海尔在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前，已经是中国家电市场的领头雁，国内激烈的竞争和大量市场需求使得海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海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为它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使得海尔有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庞大的生产规模使得分摊在产品上的成本大幅降低。

1.1.5 海尔的企业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并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通过企业制度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可以激励员工奋发进取，形成发展动力；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力。

企业文化优势也是企业管理技巧优势，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文化形成的长期性，使得这种优势不能被迅速复制。

海尔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它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助推器。“真诚到永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品牌是帆，用户是师”等理念贯穿于海尔经营的始终，“赛马不相马”的人才观让每个员工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此外，海尔始终追求卓越，坚持打造国际品牌，用宽广的国际视野、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1.1.6 海尔的产品营销优势

海尔秉承“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用户”的服务观，销售的不仅仅是质优的产品，更是精致的服务。海尔建立了完备的服务体系，力求每件产品的完美，甚至进行定制营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海尔的员工坚持微笑服务，传递海尔的真诚。

海尔坚持品牌战略，不做贴牌生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国际市场上，有品牌才有发言权，海尔深谙这一规则，树立优秀品牌形象，重视品牌宣传和推广，使它能在发达国家立足。

海尔本土化的市场调研是它成功的一大法宝。欧美上流人士藏酒、品酒是交际的需要和品位的体现，但是美国市场上大多是与厨具相连的嵌入式酒柜，不能彰显它的独特。海尔从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商机，设计生产了可以放在客厅的独立酒柜，实用、时尚，并不断升级换代，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打开了美国市场。

1.2 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的发挥，企业可以避免不完全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绕过外部障碍，让所有权优势有效发挥。企业使中间产品在组织内部转移，可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成为了中间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尔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和强化的内部化优势主要有：获取战略资源和突破贸易壁垒。

1.2.1 获取战略资源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是不易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和通过市场交易不能获得、只能通过内部化获得的资源。前者如知识、技能等资源，其中的核心和精华需要长时间、近距离言传身教才能发生转移，将知识资源内部扩散、吸收、利用后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后者如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只能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将它们内部化，并且以较低成本在组织体系内部转移。

海尔在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等地的销售中心雇佣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大多来自当地发达国家，他们了解市场偏好和需求，有丰富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经验，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海尔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品牌优势，利于高屋建瓴、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海尔在美国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就是利用了当地创新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获取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

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采取新建投资这一唯一渠道，还采取了并购、合资等方式。2001年6月，海尔在意大利收购了迈尼盖蒂公司下属的一家冰箱厂。通过收购，海尔可以获得该冰箱厂的管理团队、营销网络、企业关系资源等，加快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减少进入时间的耗费，同时降低了进入欧洲的资金成本。2002年，海尔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建立了三洋海尔株式会社。通过合资，可以规避日本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借助当地合资伙伴三洋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手段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快地占领日本市场。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不但投入资本较少，而且共担风险，使投资的安全性提高。上述种种好处，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取的重要战略资源。

1.2.2 突破贸易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的商品因成本领先、价格低廉远销海外，但是经常遇到发达国家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使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发达国家地区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原产地证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海尔在美国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从事生产活动，海尔的产品就是美国制造，它通过巧妙地利用内部化手段避开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1.3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是企业获利程度。企业获利程度的判断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还应考虑长期总体盈利水平。东道国为企业提供的区位优势是其固有的、不可转移的，如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市场偏好及需求状况、实际消费能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海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能提供给它的区位优势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需求多样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发达，劳动力素质高，金融市场发达且容易进入，政府干预少、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市场竞争公平高效，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大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成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海尔抓住了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海尔将工业园设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该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雇工工资税抵免、房地产税减免、销售税减免等。此外，南卡罗来纳州的劳资关系比较稳定，是美国工会组织最少的州之一，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工人工资低于全美平均水平。再如海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该地是欧洲的门户，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研发的软硬件条件一流，极大地促进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此外，从企业长期利润来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利于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提高整合利用战略资源的能力，利于稳定和提高企业在母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行业地位，获得长远收益。

2 竞争优势理论的解释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内部的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表现。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的“钻石”形态有关，即一国国内要素供给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竞争情况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等都会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击败对手，需要依靠国内激烈的竞争，因为激烈竞争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和精致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生产线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制造业是中国竞争较充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尤为激烈，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海尔一方面强化自己生产、服务的优势，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市场，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波特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高差异和低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他提出了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采取了差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惠而浦、GE等全球性跨国公司几乎占领了整个美国冷柜市场，但是它们生产销售的冰箱大多是大型冷柜，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单身人士喜欢小冰箱，海尔抓住这一市场契机，生产销售小冰箱，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小冰箱进行不断改进，先后推出了带活动台面的小冰箱和电脑桌小冰箱，迅速拥有了市场份额，提升了市场地位。

海尔成功地运用差异化战略打开了美国市场，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了美国人对海尔的品牌认可度和忠诚度，利于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为拓展生产品类奠定了基础。

3 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解释

威尔斯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灵活的、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当地化改造，形成和发展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开展海外投资。利用经过地方化改进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适合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发挥差异化优势，并且这种技术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前文提到过的海尔生产新型独立式酒柜和小冰箱，就是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灵活性、适用性的特点，满足大学生、上流社会人士等细分市场的特定需求，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的缝隙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解释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动力。投资的地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道。

上文提到的海尔对外投资路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升级的动态过程，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再转向发达国家投资。

5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认为，企业拥有的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性，使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呈现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涌现了大量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大型贸易集团，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首钢集团、春兰集团等生产型企业集团和以高科技为后盾的民营企业华为等。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现代企业制度会不断完善，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提高。增加的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借鉴、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战略资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

6.1 宏观层面的建议

我国不是资本过剩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处于发展初期，大量企业还缺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和实力，处于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摸索阶段。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外，还应为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6.1.1 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过分限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机构不仅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保持货币政策自主，防止企业承担过多的外部风险，还要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持，督促并协助我国企业增强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其次，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明确划分审批机构各部门权责，杜绝多部门交叉重复审批的情况，提高审批机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降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体制成本。

此外，要建立与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要保障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同发达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协定的步伐，为我国企业走进发达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1.2 政策支持

为鼓励我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出口退税和国外纳税额扣除政策等；信贷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支持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专门基金、降低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贷款利率等；对外投资保险政策，包括设立专门保险险别、设立亏损准备金等。

政府的政策支持利于帮助我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经营净利润，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对外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尖端化。

6.2 微观层面的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在强调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某些优势才能进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应遵循这一规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盲目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必然失败。

6.2.1 夯实所有权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夯实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要首先在国内的本行业内具有独特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价值，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不可替代性。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映了企业整合战略资源和创造价值的独特能力。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前，可以强强联合，组成大型综合产业集团，共享、强化所有权优势，以强大整体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

6.2.2 培养内部化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将企业已有的优势运用到发达国家市场，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区位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新优势的过程。因此，我国企业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人力资本内部化，通过内部化将战略资源转移到企业集团内需要的部门或领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6.2.3 利用区位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区位优势，提高本土化和差异化经营能力，强化品牌意识，争取东道国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是依赖。

6.2.4 理性对外投资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理性、审慎地制定远期战略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研发能力强，可以依靠竞争优势获取丰厚回报，但是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应客观评价自身实力，在具备了比较优势、时机成熟时再投资也不迟。此外，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形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稳健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简言之，培育潜在优势、强化已有优势、拓展综合优势，会让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桑百川，李玉梅.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张海东.国际商务管理（第四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2.

海外投资论文篇(6)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海外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资源基础理论；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海外市场

一、 引言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企业将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及其他资源转移到海外市场时的制度安排。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建方式看，绿地投资与并购是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两种基本模式。根据《金融时报》DI Markets数据，2016年前4个月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地投资来源国。尽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投资水平依然较低（吴晓波等，2016），探讨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仍具有现实意义。

从当前理论研究看，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的探讨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但是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一直未达成共识（Dikova， Brouthers，2016）。本研究试图做出如下贡献：一是，回顾学者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类别的划分，梳理分类逻辑，澄清分类标准；二是，总结并分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对比不同理论的优缺点，为后续学者理论选择提供依据；三是，从企业自身、行业、国家、东道国四个方面梳理影响因素，并分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四是，从加强理论整合、探讨因素交互作用等方面提出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类

1. 进入模式的分类。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下简称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许可经营、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Hennart和Slangen（2015）从新建方式角度，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建立新公司或者通过并购海外现有公司进入海外市场（新建模式）。吕萍和郭晨曦（2015）认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为绿地投资、并购、合资三种。此外，根据母公司对海外机构的所有权类型可以分为独资进入与合资进入（所有权模式）。是否新建、是否独资都是市场进入模式的不同视角。

2. 不同进入模式的优缺点。绿地投资是指在东道国新建一个公司，并购是指企业购买东道国本土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从优点看，绿地投资具有控制力强、风险水平高、监督成本低、长期收益高等特点（吕萍，郭晨曦，2015），此外还可以保护母公司的技术与资源；从缺点看，绿地投资尽管前期成本较低但是速度较慢。绿地投资需要管理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熟悉当地习俗、消费偏好、法律、政府以及供应商，以此来建立稳定关系，实现外部一致性，这容易失去市场机会，由于额外的生产力还会招致当地企业的报复。与此相反，并购面临的问题一是较高的前期投入金额以及兼并后的整合问题（Cording et al.，2008），但优势在于快速进入、渗透市场。

三、 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资源基础理论。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需要有效管理它们有价的、稀缺的、无形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战略选择取决于公司拥有的资源，即公司会根据资源基础调整自己的战略来开发现有优势或者发展其他优势。资源基础理论的两大假设是：一是，公司之间拥有的资源具有异质性；二是，资源不会在公司之间进行顺畅流动。总体来看，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基础理论。

2. 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命题在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制度环境一般包括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企业进入海外时，这些规范、规则与价值观会形成一种嵌入同构压力，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企业需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习惯来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存活率。合法性是指一个实体行为在由价值观、信念、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被看作是适宜的、恰当的和可取的。制度理论成为解释东道国因素、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影响的重要理论。

3.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视角强调垄断优势、知识传播交易成本最小，当交易特征复杂时，采用内部一体化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上有固定缺陷，交易成本理论关注最小化各类交易成本，忽略了不同进入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差异。此外，交易成本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不够清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Brouthers等（2008）也认为，交易成本理论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况：进入时机的把握、高不确定未来的长期回报、投资和进入策略的灵活性。

4. 实物期权理论。实物期权理论认为可以把投资看作是对未来增长机会的索取权。根据实物期权视角，应该根据环境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在多种进入模式上进行权变选择。当汇率、需求、经济不确定性小时，强调内部一致化的独资模式来提高市场占有率、技术开发效率，独享潜在利益；当不确定性高时应采用合资等进入模式来实现风险共担、资源互补、交互学习。

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试图将不同的理论并入一个通用性框架来解释进入模式选择。该理论主张：市场进入模式受到三种优势因素的影响：所有权、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Dunning， 2000）。所有权优势包括内在优势、公司特点等，可以分为两大类：资产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即投资目的地的特点与吸引力，这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否决定将所有权优势、自身能力复制到该目标国。公司希望投资到那些拥有与母国公司互补性资源丰富的国家。区位优势包括市场规模、文化距离、投资风险、东道国经济水平等。

四、 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1. 企业因素。

（1）M织规模。根据产业组织经济学，组织越大有助于公司克服进入障碍，绿地投资能够降低反托拉斯阻碍的概率。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组织规模越大使得公司越有能力进行兼并。赵晶和王根蓓（2013）发现，企业规模经济突出、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Dadzie和Owusu（2015）证实了企业规模与绿地投资模式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资源与能力越强，能够促进兼并后的公司整合问题以及更好的处理控制权问题。

（2）高管团队特征。Hambrick和Mason（1982）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与认知心理学提出了高阶理论，认为企业是高管团队的缩影，高管团队的价值观、认知基础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以此看来，高管团队特征会影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高管团队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团队异质性，前者包括教育水平、平均年龄、职业经验、任期等，后者则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化程度。

（3）技术资源。研发强度是指每年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具有知识与技术资源的企业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军海外市场。公司通过绿地投资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专利资产，防止该资产流入到竞争对手手里，降低组织竞争优势消减的概率，降低再培训成本，通过绿地投资开发这些资产的交易成本要比并购模式低。没有技术优势的组织通过并购进入模式来节约开发这些技术的时间与成本。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自主创新能力与绿地投资正相关。Klie等（2016）元分析也证实了母公司拥有的知识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当对知识资源进行细分时，只有技术资源与绿地投资意向正相关。

（4）市场能力。市场资源丰富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与进行并购，认为通过并购能够更好的实现母子公司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市场能力（广告强度）强的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营销能力，结合并购的品牌进行市场推广。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市场能力强的母公司应该利用绿地投资进行品牌推广。吴先明（2011）认为以营销能力为主要竞争优势、获得海外市场为目标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Dikova和Brouthers（2016）综述中发现，有4项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另外两个研究关系不显著，1研究结论相反。

2. 行业因素。

（1）行业需求不确定性。Brouthers和Dikova（2010）采用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行业需求不确定性会影响模式选择。在行业需求不确定性高时，应该采用绿地投资，绿地投资的前期成本较低，能够进入市场进一步收集信息。

（2）行业发展速度。新兴行业市场还不成熟，绿地投资更加合适，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后兼并更加有利于，因为兼并能够降低行业已有公司的抵制。Chen（2008）认为在行业发展速度很快或者很慢时兼并更加有效，因为兼并能够提高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速度，控制能力的扩散。

（3）行业集中度。行业集中度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行业集中高时，成立新的企业将遭到已有企业更大强度打压，绿地投资不利；另一方面，集中度高时，提高了东道国行业内企业的议价能力，不利于并购。Slangen（2011）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测量行业集中度的方式一般是最大公司占行业的比例，或者进行主观评价，未来有必要比较不同的行业集中度测量方式是否影响了研究结论的不稳定性。

3. 国家因素。

（1）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经验有助于能力与知识的积累，降低不确定性，提高识别国外市场机会的能力，同时提高处理兼并后文化整合问题。国际化经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国家化经验，即不针对具体国家的一般海外运营经验（Slangen & Hennart，2008）；东道国经验（Larimo，2003），针对特定国家的海外运营经验；进入模式选择经验，即以往有关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决策经验。

一般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拥有的类似资源不再感兴趣，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入海外市场，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我国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但国际化经验相比于规模经济、所有权优势对进入模式选择上的解释力很弱，吴先明（2011）也发现国际化经验对我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拥有东道国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进行兼并。Larimo（2011）发现相似的国际化经验与兼并模式正相关，不相似经验与绿地投资正相关。但是国际化经验的测量方式不同，有的采用国际化活动的时间、国家数量、海外分支机构数量、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重等等。

（2）制度差异。制度理论强调，制度是游戏的规则，东道国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交易规则，保证透明性、可预测性以及合同履行。从操作概念看，制度因素包括东道国风险、腐败指数、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等指标（吴亮、吕鸿江，2016b）。发达制度下，兼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制度质量与兼并正相关。

（3）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主要是以刻板印象、民族符号的形式出现，主要源于两国不同语言、种猪、、社会规范不同引发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由Kogut和Singh于1988引入战略领域，并介绍了文化距离的计算方式。多数研究认为文化距离高的情境下，兼并的成本较高，绿地投资能够允许员工挑选员工，使得员工匹配公司的价值观，从而降低管理冲突的概率。对于文化距离高的东道国，跨国公司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进入（Drogendijk， Slangen，2006），Slangen（2011）基于沟通理论，认为两国的语言沟通距离提高了技术交换、母子公司协调、监控海外分支机构的成本，在此情境下，绿地投资更有吸引力。

4. 东道国因素。

（1）东道国制度。制度环境可以通过调节机制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调节机制包括法律、法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一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影响企业进入模式，在部分国家政府是合法化的最主要参与者，而在另一些国家更多受到供应商、工会、行业协会影响，总之，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独资进入当地市场。

（2）东道国市场。对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更倾向兼并的方式，这更加直接与快速。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高的地区更适合采用绿地投资，此外绿地投资适合于东道国目标子公司规模小的情境下（李善民、李昶，2013）。对我国民营企业的调查发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小时，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绿地投资，否则更可能进行并购。

（3）东道国企业。Ang等（2015）研究证实了母公司在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时，会受到当地企业的影响。陈谦勤和刘言言（2014）结合银行业竞争特点分析了我国银行海外扩展的方式选择问题，在深入分析顾客转换成本、初始进入成本、附加费等因素后，认为当东道国中资企业足够多时，绿地投资将成为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的最佳模式。

五、 未来研究展望

1. 整合进入模式相关理论。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资源基础理论具有情境适应性，应该进一步探讨该理论适用的边界条件（Kraaijenbrink et al.，2010）。当前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众多，有必要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指导框架。例如将资源基础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能够提高我们对公司具体优势与产业特点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解。此外，未来还可以从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进行探讨。

2. 探索进入模式的潜在前因。从企业因素看，现在的研究更多的从人是理性的角度出发，而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有限理性的，未来对进入模式选择中应该更多的考虑人的因素（Dikova，2012），例如高管团队、CEO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行业因素看，当前研究的样本大都是混合行业样本，未来应该对样本行业类型进一步区分，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果。从国家因素看，未碛Ω每悸怯跋煨畔⒊嘧值钠渌因素，如沟通差异、管理差异、人口统计学差异、经济地位差异等。从东道国因素看，目前的研究大都关注外部合法性，即东道国对新近企业的认可程度，而对内部合法性的关注不足。从概念操作化角度看，不同的研究根据不同的理论，选取的变量不同，未来应该谨慎使用新的变量，或者将已有的变量加入，探讨新变量的增益效度。

3. 探讨进入模式选择前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公司资源的关注更多的关注单一类型的资源，缺乏资源之间协同对公司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研究（Klier et al.，2016），可以进一步探讨企业资源、能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技术传播类型可能在技术强度与进入模式选择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技术以模块化叠加方式传播时，高技术强度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兼并（Hennart et al.，2015）。未来应该进一步分析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东道国因素对企业资源、能力与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聚焦研究对象范围，强调模式选择效果。从研究范围看，当前的研究更多的从全球范围考虑，而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明显，未来可以将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已有研究成果聚焦于我国情境，进一步探讨地域公司在国内不同省份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与实施效果（宋铁波、吴小节、汪秀琼，2016）。从模式选择的应用价值看，未来应该在探讨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进入模式的绩效差异，并通过动态追踪研究设计探讨两者的优劣势，这能在一定程度说明，不管是使用什么理论，存在一个有条件的最优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 李善民，李昶.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3，（12）：134-147.

[2] 周茂，陆毅，陈丽丽.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5，（11）：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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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lier H， Schwens C， Zapkau F B， et al.Which resources matter how and where？ A meta analysis on firms' foreign establishment mode choice[J/OL].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