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的优势精品(七篇)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1)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铜资源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后，进口铜矿原料及精炼铜占中国精铜消费量的比重基本上在65％以上，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7％，如图1所示。
中国是个铜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铜矿储量占全球铜矿储量的5％左右。中国也是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铜是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124个重要行业中，91％的行业与铜有关。中国铜消费量从1999年的155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80多万吨，2001年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大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铜资源的保障程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铜矿资源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铜企业到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在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结合投资理论及国外资源性企业投资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对策。
二、相关理论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拥有管理控制权，获取持续利润的投资方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特定优势论、核心资产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比较优势论等。
海默(stephHerbertHymer)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其特定优势，也即垄断优势，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抵消诸多,不利因素，进而获取利润。
核心资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独占核心资产，才能形成垄断优势，借助于垄断优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外环境中战胜当地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
英国里丁大学的邓宁(JohnHarryDunning)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tricTheoryofinternationalProduct)，提出了“三优势范式”，即通常所说的三项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从事国际生产的方式，只有同时兼有这三大优势时，企业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内部化理论强调，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越国界的内部化组织，借助于协调企业内部贸易来协调企业的国际分工，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代替外部的市场机制，从而克服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影响。
比较优势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优势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决定作用。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第三，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三、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条件
1.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地位提高。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9.15％，领先于世界5.98％、发达国家6.63％以及发展中国家3.84％的速度，而且自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于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GDP仍位于世界第四，但已是位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及众多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GDP仍高达30.0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
中国的外汇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211.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为中国海外铜资源投资提供了外汇支持。见表1。
2.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
中国的海外铜资源投资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中国铜企业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军的两个协定，使得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关系，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四、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回顾
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铜矿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将谦比希铜矿项目中标通知书授予中色建设集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式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分类方法把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分为两大类：绿地投资方式和跨国并购方式。
绿地投资，指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进行勘探、开发、运输、冶炼等业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海外铜矿资源，而且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劳务输出，但花费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对于铜资源国来说，由于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缺乏的问题，促进当地铜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跨国并购是指收购和合并两种不同的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支付手段，把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这种方式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始生产和经营，还可以便利地利用被收购企业之后的管理人员和市场销售渠道。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达到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的目的；也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利用合资伙伴的经验和信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明显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关系到资源性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
从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历史来看，投资海外铜资源企业主要是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中铁集团、中国金川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几家国有企业。虽说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民营性质，但其“幕后老板”是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和厦门建发，分别持有45％、35％和20％的股份，其中，紫金矿业与铜陵有色均是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说，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主体均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较少。而且，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多以购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投资海外铜资源的重要性，但中国铜企业在这近20年中海外扩张总体缓慢，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中国有色集团投资开发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及中冶集团投资开发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可这两项开发协议签署时间相隔整整10年。
六、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缓慢的原因分析
国家出于稳定铜资源供给、平衡国际收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等原因而鼓励铜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铜企业也因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等原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并为海外投资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为何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如此之慢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铜资源分布集中。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美国、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铜资源储量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59％左右(见表3)。而且，矿床类型多以斑岩型为主，勘探开发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早。这些地区的勘探程度已经非常高，且铜矿资源基本上掌握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资源所在国的大型矿业公司的手中，中国铜企业难以进入该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多是购买部分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
2.中国海外投资的铜企业具有政府背景。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现实中，西方大型跨国资源公司一般是私营企业，而中国对外进行投资的铜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及法制比较健全的拉美国家认定为受政府控制，许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说成是执行政府意图，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恰恰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受阻；2002年中石油放弃竞拍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2009年中国铝业注资沉陷债务泥潭的澳洲矿产公司力拓集团195亿美元引起澳大利亚政坛千层浪，均与中国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关。有实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变成了他们海外投资经营的不利因素。
3.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其他铜资源消费国相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起步晚，1998年才正式跨出国门，投资海外铜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中国铜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等问题暴露无遗。
4.中国铜企业没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在相关对外投资理论中，除小岛清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外，其他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是进行海外投资的必备条件之一。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以占有资源为导向的，不存在跨国投资的企业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解释资源性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来看，跨国投资的铜企业，尤其是进行绿地投资的铜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上述垄断优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转让的优势和独占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即规模经济的优势。
与国外铜企业相比，中国铜企业最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勘探与开发技术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铜矿成矿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企业形成了处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探与开发技术。虽然如此，但全球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该类型铜矿占全球铜资源储量近60％的比例。勘探与开发斑岩型铜矿相对比较简单，从而使得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勘探与开发成矿条件复杂的铜矿技术的优势不明显。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可以是中国铜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铜企业可以采取市场换资源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击败竞争对手。但反过来，中国正因为必须有足够的铜资源来满足巨大的消费，便容易受制于具有丰富铜资源的国家和企业。总的来看，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不是非常明显。
七、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研究
为改变中国当前海外铜资源投资的现状，中国铜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资源性行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中色集团、中铝、中冶集团、中国五矿、江铜、金川集团等国有大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组建民营资本占比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来淡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具有民营资本参与的铜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相对比较适应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从而淡化政府背景。
2.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储备跨国经营人才。中国铜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复合型的跨国经营人才，迅速改变目前中国铜业职工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的问题。培养人才，除选派一些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懂管理且有外语基础的人到高校接受系统的培训外，更要重视选派人员到成功的跨国公司学习与锻炼，参与跨国经营的具体业务，从实践中培养才干，积累经验。
3.加快资源性企业的重组步伐。虽然中铝、中冶、中色、江铜等资源性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大型企业，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基本上不具备投资海外铜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资源性企业只有加快重组步伐，尤其是加快具有资金、人才等优势的中央企业与具有技术等优势的地方企业的重组步伐，尽快组建具有规模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生产成本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真正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八、结论
本文对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现状、问题、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变投资海外铜资源现状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比较缓慢，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内仅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外投资。
2.中国铜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多以购买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而绿地投资较少。
3.中国具有实力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企业均为不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容易被认可的民营企业又不具备同西方大企业竞争的人才、资金、技术、成本等优势。
4.与国外大型矿业公司相比，虽然中国铜企业因起步较晚而不具有明显的研发、管理、技术、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巨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铜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中国铜企业只有通过淡化政府背景、加强人才建设、加快重组步伐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外投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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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的优势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
本文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课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如何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WZY201201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与竞争优势的取得
收录日期：2013年3月6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如海尔、格力、华为、联想等。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加21.7%，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五。到2010年底，超过13，000个中国投资实体在17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本文选取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海尔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战略以及如何创造竞争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在本国经济体之外的国家的企业经营中获得持久的利益的投资。据Steph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者，跨国公司应该具有其特有的、当地企业所缺乏的优势，如生产、产品、品牌、技术等优势。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新产品最初在美国推出，服务本地市场并出口国外，最后该产品的生产将迁往国外低成本的地方，并出口回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公司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在他国生产该产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提出了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所应该具备的三个要素，即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营销网络、管理能力等；区位优势是投资目的地国家的优势，包括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潜力以及法律和政治环境；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外部市场存在交易和协调成本，企业应通过内部组织进行生产来替代外部市场。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以及投资目的地所应具备的条件。
二、海尔海外投资案例介绍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集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了“三步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1999年海尔在美国的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均实现了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目前，海尔在中国、亚洲、美洲、欧洲、澳洲拥有五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设立了21个工业园，在全球还有61个贸易公司、143，330个销售网点。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与自然资源、市场、技术和管理技能、战略资本、金融资本和效率有关。
（一）寻求市场。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子公司，以扩大国外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和潜在的消费者购买力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格力选择巴西作为第一个投资目的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巴西巨大的市场。空调的销售具有季节性，巴西与中国的季节相反，因此巴西市场还能与国内市场的销量相互互补。
（二）品牌溢价、提高竞争力。海尔在美国设厂和研发中心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转变为“美国制造”，出自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更加得到美国消费者的认可，提高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海尔品牌在国际的影响力，有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及其他海外市场的开拓。
（三）资源寻求。获得其他国家成本低、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金属、石油等是寻求资源类型投资的目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入采矿、石油等自然资源部门。
（四）战略资本寻求。一些企业为了保护或加强企业现有的竞争优势、削弱竞争对手，于是进行战略资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收购公司以取得其技术、品牌和市场，由此解决了后来者劣势与技术差距等问题。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就是一个例子。
（五）克服政策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商有时会受到进口国的政策限制。为了克服美国政府关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能耗指标及进口配额等政策限制，海尔选择直接在美国建厂生产。
四、投资目的国和投资方式
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如格力、华为、中兴等都选择发展中国家为第一个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之前先进入新兴国家的市场，这种做法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的经验。但海尔则实施了“先难后易”战略，即先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该战略使海尔在欧美市场成为一个有力的市场竞争者，然后进一步在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
进入国外市场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兼并收购现有企业两种方式。海尔选择新建投资，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生产基地来开展在当地的业务。另外一些中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而实现的，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部，通过使用IBM的专有技术和知名品牌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五、竞争优势
（一）细分市场与客户需求。海尔自从1999年进入美国市场后，在美国相继建立了美国总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和工厂。美国的白色家电行业里有许多著名的制造商，如通用电气，惠而浦和美泰克。因此，海尔将目标瞄准在当时利润率较低、大型生产商无兴趣涉足的小冰箱市场。美国大学生对小型冰箱的需求较大，由于宿舍寝室较小，大型冰箱不适合，因此海尔将大学生作为目标市场，根据这一市场需求情况，设计了体积小、带活动折叠面台的小冰箱，将冰箱与电脑桌合二为一，在小冰箱市场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海尔小冰箱的主要客户群体，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就成为海尔品牌忠诚度较高的客户。
海尔在低端家电行业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开始计划进军高端家电市场。美国高端家电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大型公司凭借强大的品牌主导了对开门冰箱市场。2006年，通用电器占有美国27%的市场份额；合并的惠而浦和美泰克公司占有30%～50%的市场份额。据估计，通用电器、惠而浦-美泰克、伊莱克斯占美国的冰箱市场的98%。另外，美国的大型家电市场是一个品牌敏感市场，由于冰箱是耐用的产品，消费者认为知名品牌能保证质量。然而，海尔只因小冰箱和空调而被人所知，缺乏高端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美国的对开门冰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海尔发现当时传统的对开门冰箱销量下降，市场趋向于新设计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推出了全新设计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传统的对开门冰箱是简单地由一个竖式隔断将冰箱左右隔成冷藏室与冷冻室，因此冷藏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十分狭长，大比萨必须对切后才能放得下。法式对开门冰箱上面是对开门设计的冷藏室，下面是两个大抽屉式的冷冻室。法式对开门冰箱的冷藏间十分大，直径70厘米的比萨不需分割便能放得下。在冷冻室的设计上，考虑到冷冻室日常使用频率偏低，法式对开门冰箱将冷冻室设计在冰箱下部，相较于简单地将冰箱隔为左右两半作为冷藏间与冷冻间的传统对开门冰箱来说，法式对开门冷冻室的设计减少了消费者使用时弯腰的频率；另一个优点就是冷冻室抽屉式的储藏空间便于冷冻肉类，如美国人喜爱的大火鸡能够整只完整地放入冷冻室。原来传统对开门冰箱冷冻室窄长的空间设计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将大火鸡放到地下室的冷柜。海尔通过调研发现了对开门冰箱市场的新需求，于是结合欧美国家客户的生活习惯设计出了受市场欢迎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取得了竞争优势。
（二）战略定位。波特的一般性战略是关于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进行的自我定位，通过定位，企业会采用一般性战略中的收益领导、成本领导和专一化战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生产的过程中，根据自身产品、消费者和市场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一般性战略。
海尔的小冰箱与法式对开门冰箱采用了不同的一般性战略。某一类型产品的市场中，由于客户经济状况、市场供给条件、生产企业等情况不同，会出现子市场。海尔的小冰箱就是采取了针对小冰箱这个子市场实行了专一化战略。由于实行广泛覆盖战略的大型国际家电生产商不能充分提供符合大学生该特定客户群体所需要的具有特别价值的产品（体积小、兼电脑桌功能），于是在该客户群体中造成了服务不充分。海尔正是发现通用电气、惠而浦等知名白色家电生产商忽略了大学生顾客群体对冰箱的体积及辅助功能的特殊需求，于是通过生产一种冰箱和电脑桌二合一的小冰箱获得了成功，获得先行者优势，并进入了美国白色家电市场。
另外，与小冰箱的专一化战略所不同的是，海尔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则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在欧美市场实施差异化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创造价值。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空间设计和使用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为了克服传统对开门冰箱冷藏室与冷冻室左右竖式分列的空间设计不合理的局限，海尔提供了超大储存容积的对开门冰箱，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技术先进、设计新颖、容积大；即使价格高，依然受消费者欢迎。它为客户提供了比竞争企业有更高消费者剩余的差异化产品，在高端冰箱市场中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除了海尔，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也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例如，格力将自己定位为收益领导者，为客户提供低能耗、低噪音空调。在巴西，尽管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格力仍以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高端客户；在东南亚的一些招标项目中，即使格力的价格较高，仍然赢过了日本产品。与此相反的是，一些中国企业，如格兰仕，则是采取成本优势战略从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技术与人力资源。在创造竞争优势上，除了创新和品牌声誉，企业要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更有效地开发和引进新的产品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技术研发和专业人才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是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
为了设计生产出符合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本地化产品，海尔在美国设立了设计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有来自全球的，包括研发、营销和物流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后来受到欧美客户认同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就是由150余名欧美设计师共同设计研发的成果。海尔的美国研发中心可以帮助海尔了解市场和客户服务，更及时准确地开发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在开发过程中，海尔首先调查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进行产品的开发。这种以客户为导向，从客户开始创造价值的价值链是韦伯提出的“逆价值链”，这不同于价值创造从生产开始的波特价值链模型。海尔正是以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向导的方式设计生产出了小冰箱和法式对开门冰箱。
六、总结
海尔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国外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选择了适合自身的战略和产品的投资目的地、进入该国家的投资方式以及战略定位。创新的产品设计与技术、专业的研发、营销人才都是海尔拥有的资源，这类资源帮助海尔创造和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在小冰箱市场上，海尔针对大学生特定的需求，实施专一化战略，并在小冰箱市场上取得了先行者优势。针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缺陷和消费者的需求，海尔采取收益优势战略，设计了高品质的法式对开门冰箱；相较于其他对开门冰箱的竞争者，海尔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格溢价。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与当地市场的需求，制定适合的投资方式，需认识到企业所具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取得并保持竞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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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的优势篇(3)
1．投资规模.截止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近370亿美元。但与同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仅为1：0.059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1：1.55和世界的1：1.093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1：0.206（注：本文的数字统计均来自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尽管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长十分迅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投资主体.就境内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而言，我国境外投资正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但大型国有企业在投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就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来看，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的结构。这些行业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行业，自然也成为中资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3.投资方式.从海外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我国海外非贸易性企业，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约占80%左右，独资的中国企业相应还相对较少。目前，虽然新建投资还占有相当比重，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跨国并购及股权置换等方式对外投资。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4.投资地域.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中国的港澳等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到周边国家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但是从另一方面，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分布看，高度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港澳地区仍是投资的热点，但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而其他地区的投资有所上升。
5.投资行业.我国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领域。就我过对外投资的存量来看，集中分布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制造业。从近期的发展态势看，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热点行业.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分析
1.建立海外营销投资模式,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有单一的国内市场走向全球性市场,如我国的三九集团.
2.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直接在境外设厂,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如华源集团.
3.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如海尔集团,由中国名牌成为世界名牌.
4.海外并购资产-品牌,通过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当地市场的海外投资模式.例如我国的TCL.
5.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指我国那些具有得天独厚的品牌优势企业,例如,北京同仁堂,品牌誉满海内外,商标已受到国际组织的保护.
6.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大型能源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推动,注重的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例如,我国三大石油巨头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是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问题。
7.海外研发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的制造企业或资源开发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具有居国际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例如我国的华为集团。
截止2002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已达到6800多家，投资范围扩大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165亿美元。其中，中方企业投资91亿美元，主要是对我国港澳地区和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达到一年40亿美元。主要是在确保能源及家电行业的对外投资。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亿美元，其中636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约占世界FDI总流量的75%，20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只占FDI总流量24%.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产权明晰、金融管制松、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市场准入限制小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主要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且政治稳定，工业基础较好，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渐减少。格兰仕、德隆等企业坚持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充分发挥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商业运作，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而转化产业优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福耀和万向的选择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及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但加大了国外市场开发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垒，不受反倾销法的限制，减少征税风险。而海尔的自建营销体系模式就是坚持“世界品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竞争力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国际化的形象及包装等，在经营自有国际品牌的同时，利润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还要规避各种风险，选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适当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三、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择方向及原则
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来看，企业投资的金额不大，范围却过于广泛，平均每个国家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特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这就使得投资的区位选择获得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投资主体将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性和政策性投资除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首要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原则：避免盲目投资，选择投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产品导入型，市场发展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行业的性质和进入国家的政策导向，确定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要素和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阶段，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对多元化发展要慎重；出资方式尽量灵活，多筹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资金，选择理想的投资伙伴，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及商标的使用，维持自有的技术优势；实现经营管理当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资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
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国际投资经验少，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还是存在诸如多头审批管理问题，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繁琐，缺乏有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约体系，导致在一些热点市场上出现某些国内企业无序竞争，信息咨询服务欠缺，境外逃资增多等问题，到目前为至，中国还未明确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行业规划、产业倾斜政策、投资行业导向。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现极不对称性，比例为1∶0.0597，而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状况为：1∶1.55，发展中国家平均是1∶0.206，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发展，使经济增长失去强大的拉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应以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管理方式改为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过渡到间接的监控、监测，最终形成以企业为投资主体，中介结构为服务导向，政府宏观监控的管理体系。
四、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大力提升中国跨国直接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如技术垄断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品牌及营销优势、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等。提高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国内、东道国、国际三种筹资渠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必要的战略举措。
五、企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战略
1.巩固的国内市场是国际化战略的基础。中国的国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对选择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来说，如何巩固国内市场份额是个重要的问题。
2.制定明确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强调跨国经营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把国际化发展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结合，企业的每项投资和经营必须服从整体。
3.在海外投资项目选择上，要合理取舍产业链条，确定经营方向，从资源重组角度出发，以降低成本为基点，开拓海外市场或寻求海外资源和技术，将资源开发、技术开发、耗能高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转向境外相关地区。
4.着力完善跨国经营管理制度。跨国经营的战略管理和控制制度，是实现企业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5.加强成本管理和战略控制
6.高度警惕和防范跨国经营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
预案，通过快速反应机制，应对风险的发生并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7.企业对外投资离不开充沛的资金来源。
结论：中国对外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虽然总体规模尚小，但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地区分布逐步扩大，行业流向重点突出，经营层次逐步提高的良性发展格局。合理的战略安排能促进中国企业更有效率的进行对外投资，这包括对外投资产业、区域和方式的选择，政府的服务和促进措施能够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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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娟老师上课课件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4)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将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动机主要归纳为四大类：市场寻求型、增值资产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其次是增值资产寻求型，然后是资源寻求型，而效率寻求型的海外投资很少。Caves（1996）指出，对外投资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因此明确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是关键。
一、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
市场寻求型的海外投资是指以占据和扩大海外产品市场为目的的投资行为。《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显示，中国跨国企业以规避贸易壁垒为目的的海外投资占36%，利用国内生产能力的海外投资企业占40%。此外，我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调查和由世界经济和政治所鲁桐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的调查结果均显示，“开拓市场”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动机。企业开展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的动机可能是受东道国各种贸易壁垒的限制，为了保护出口市场，被迫转向目标国投资设厂；可能是跨国公司将自身所具有的垄断竞争优势向海外市场延伸，以在新市场获得垄断利润；也可能是将本国处于产品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品转向国外，延长产品生产周期。此外，还可能是一些寡头垄断企业向海外投资，为了维持自己与这些竞争对手在市场上的相对地位，同行业的其他厂商往往采取“跟随领头者”的行动。
（一）驱动力
中国企业开展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主要来自于国内的推动力。首先是国内竞争的推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轻工行业如玩具、摩托车、自行车和塑料制品制造；机电行业如家电、农机和仪器仪表制造；纺织服装行业、食品制造等行业都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市场竞争日趋饱和，开拓国际市场势在必行。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这些行业基本进入买方市场，供大于求趋势明显。根据商务部2005年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商务部监测的84种纺织品、服装中，86.9%的商品供过于求；73种家用电器中，87.7%的商品供过于求；19种五金电器商品全部供过于求。国内600种消费品市场中，纺织品、家电、鞋等商品市场需求减弱。其次是政府鼓励性政策的推力。为了有效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如1999年政府出台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指导意见。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又陆续推出了一些支持政策。2003年，商务部推出一系列措施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审批环节和内容。 2006年又出台国家各部门对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的鼓励政策。第三是规避目标国贸易壁垒的推力。作为发展中的贸易大国，我国一直面临国际上频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WTO下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约束，我国一直是反倾销措施最大的受害者。据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告显示，我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为了保护这些出口市场，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在海外投资设厂。
（二）企业特征
目前，这类市场寻求型的海外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机械、电子等行业。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机械、家用电器、轻工、纺织、服装等行业均属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类市场往往已经进入全球性市场竞争，市场进入门槛低，主要体现为价格竞争，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初级劳工成本。由于受这类产业冲击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初级劳工，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对象，因此该行业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容易受到反倾销或反补贴等限制。
从投资主体看，除了投资落后国家的企业总体表现为规模小，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外，我国许多实力强，有一定信誉的国内生产企业也在海外投资设厂以开拓海外市场。这类企业通过海外投资，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内生产能力的竞争优势，同时也积极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水平，或通过树立全球品牌形象最终实现企业全球发展战略。
（三）海外投资方式
目前我国市场寻求型的海外投资企业主要采取境外加工的贸易方式。在这类投资中，中国采用投入机器设备等股权参与方式，不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机械设备出口，还提高了原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
（四）投资区位选择
我国规避贸易壁垒的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为两类。一类是该类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如欧美一直是纺织品、服装及家电的消费大国。为了避开他们设立的贸易壁垒，许多中国企业直接在这些国家投资设厂。另一类是利用原产地规则选择第三国。如一些中国针织企业选择投资土耳其是因为土耳其是欧盟海关联盟的成员，具有享受出口欧盟优惠关税及无配额的优势；一些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或牙买加建立外衣生产厂也主要是为了获取该国无配额限制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而在斐济投资则主要是为了进入澳大利亚市场。转移我国国内过剩生产能力或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五）影响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由于这类产品主要处于成熟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初级劳工成本，因此竞争优势也很难保持。从事境外加工的企业往往处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前沿，因此要求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产品、管理和市场优势，有比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目前我国境外加工企业总体存在附加值低、品牌竞争力弱的问题。例如，我国纺织服装业中，只有近10%的生产能力是自主品牌生产，出口加工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因此从长远看，企业能否走高附加值和自主品牌之路，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转变是企业海外投资成败的关键。
二、增值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
增值资产寻求型的海外投资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追逐战略资产，以获得新的所有权比较优势。所谓战略性资产是指企业拥有的不同于竞争对手且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殊资产，如技术能力、快速产品开发周期、品牌管理、对分配渠道的控制或优先取得、有利的成本结构、购买者和销售者的关系、企业分销网络、研发能力、企业售后服务、声誉、信息技术等。《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显示，增值资产寻求型的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动因。
（一）驱动力
增值资产寻求型的海外投资的驱动力既有来自国内的推力，也有来自国外的拉力。从推力看，当前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是市场开拓能力、管理技能和技术诀窍。获得新资源和新生产能力被认为是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邓宁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显著的变化是战略性资产海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企业更多地通过跨国并购或战略联盟等方式来增加战略资产”。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普遍处于竞争劣势，而国内战略性资产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成为获取战略资产的重要途径。除了国际竞争压力下的推动，一些企业领导人国际化经营的文化理念也是进行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从拉力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知名品牌等丰富的战略型资产吸引大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来欧美投资。
（二）企业特征
目前我国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中等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如汽车、电信、电视、计算机、电子等。这些行业多属于全球性行业，产品多属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所要求的产品开发费用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较大。这种全球行业的国际竞争不是在一国一地之间展开，而是表现为跨国公司体系与跨国公司体系之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竞争。很显然，在全球行业里，企业必须走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销售。在全球行业，存在全方位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不仅争市场，而且争资金、争技术、争战略伙伴。由于规模经济和经验曲线的效应，跨国公司占有极大的优势，又由于全球行业产品的贸易可行性强，国内供应关系和世界供求关系紧密相关，全球行业的行业结构通常表现为几个跨国公司占统治地位的“寡头”竞争结构。
（三）海外投资方式
绿地新建投资和并购是我国增值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的两种主要方式。1979-2003年，绿地新建投资一直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占80%左右。近年来，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200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猛，并购比重上升到31.8%，2005年并购比重约四成。在绿地新建的独资和合资方式选择中，中国企业主要采取合资形式。
1.绿地新建投资
海尔是采用绿地投资获得战略资产的典型企业。海尔1999年4月投资4000万美元在南卡莱罗纳州建立海尔工业园，至2004年工厂年产家用冰箱达40万台。此外，海尔还在纽约建立市场开拓中心，在洛杉机和波士顿建立研发中心。此类投资除了考虑规避贸易壁垒外，主要还是实施公司的全球品牌战略。
如果技术是一种默示技术和技能，合资方式通常成为公司获取战略资产的途径。华为在2003年11月通过3.3亿美元股权参与方式成立了华为-3COM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华为持股51%。该合资企业不仅为中国和日本市场提供更广泛的以IP为基础的网络产品组合，而且也将华为品牌下的产品推向国际。受益于3COM公司在网络行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华为-3COM公司将研究、发展和制造数据通信产品，通过战略联盟开拓国际市场。可见，多数股权的合资企业大大提高了华为的全球竞争能力。
此外，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的绿地投资在中国资产获取型的海外投资中也很突出。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不仅能获取国外技术资产，而且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技术集聚和创新中心等外部规模经济，可以说是企业战略性投资目的的体现。
2.并购
与绿地投资相比，并购方式能更快速地获取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和研发能力。近年来，并购方式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被越来越多地采用，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
（三）国际投资区位选择
中国增值资产获取型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德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除了具有优越的投资环境，还具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研发能力。“产业集聚”效应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区位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影响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由于该领域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核心竞争力更多地来自企业的市场运行能力，品牌价值、管理经验和技能，创新生产能力等非价格竞争。目前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并购经验，战略规划和管理水平较低，使其在并购过程中面临信息缺失、法律风险和文化冲突等不利因素，往往容易导致并购失败或结果不理想。根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有67%的海外并购不成功。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言，中国的海外收购正处于学习阶段。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失败，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在于管理水平，“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在收购经验上很难与欧美相比”。
因此，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品牌增值能力和企业的融资能力，尤其是并购后能够快速有效整合资源的能力是该领域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资源型海外投资
资源型的海外投资是指获得稳定而相对便宜的原材料的投资活动。资源寻求型的海外投资可能出于国内稀缺资源的限制，而转向海外投资以获取这些稀缺资源；或出于对国际原料市场的价格和供给的不确定性，通过在原料生产国投资，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性。
（一）驱动力
中国资源型的海外投资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国内资源紧缺和政府这两大推力。从国内资源推力看，尽管中国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拥有量有限，尤其是在国内需求量极大的铁矿石、铝、铜、石油、木材等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资源稀缺问题越来越突出。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200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16287万吨，同比增长19.6%，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因此企业迫切需要海外投资来获取这些自然资源。从政府推力看，由于海外能源开发是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步骤，因此政府也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二）企业特征
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中的石油、矿产和渔业。这些资源在各国分布很不平衡。由于属于国家重要自然资源，这些行业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同时自然资源的开采多属于资金密集型，初期投资高，投资回收期长，投资风险大。
目前我国资源型海外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重点能源企业，如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国家五矿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海洋渔业公司等。
（三）海外投资方式
资源型投资尤其是矿产和石油等资源，往往需要购买当地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投资规模巨大、风险高，企业通常采用兼并东道国企业的资产或股权的方式进入。此外，项目合作方式也多被运用。如近三年来三大石油巨头与国外的很多合作项目采取的是“份额油”的方式，即中国石油企业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石油进口数量以及价格的稳定。
（四）投资区位选择
目前我国主要投资于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拉丁美洲，中亚、南非等。如2005年中石油以4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2006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等。
（五）投资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类的投资首先要作好前期资源勘探。虽然我国资源型海外投资总体是成功的，但仍不乏一些失败的例子。如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收购哈萨克斯坦第二大石油公60%的股份，期望这次收购能为他们带来七八百万吨产油量，结果只产油250万吨。其次是关注政治风险。一方面是因为能源和矿产资源分布的全球不均衡，这些资源多集中在非洲、拉美等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政局很不稳定，罢工频繁，政治风险大。几年前，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独资购买了一个油田，但是在委内瑞拉左翼新政府上台之后，中石油在这个油田的所有权被强制性地从100%压缩到25%，仅仅给予象征性的一点补偿，相比最初的投资而言，中石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并非个案。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国家能源战略，该行业也往往有更大的政治风险。如2002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基母尔石油公司，在最后时刻因为俄政府与商界联手，迫使中石油不得不放弃收购。2005年，美国国会以“美国的能源安全”为由否决中国购买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被迫退出收购优尼科的竞争。因此除了考虑目标国资源外，我们还要进行合理的政治风险评估。
四、效率寻求型海外投资
效率寻求型海外投资旨在建立全球生产体系，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跨国公司通过对价值链各个环节进行全球性最优配置来增强竞争优势。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演变为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下的整个生产体系的竞争，而不是单个工厂和企业之间的竞争。《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显示，效率寻求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动因中最不重要。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对跨国公司管理的职能特点的划分，国际生产体系可以分为“技术驱动”，“生产驱动”和“营销驱动”三种类型。如英特尔借助芯片生产技术，整合全球生产体系。目前，该公司在七个国家拥有13个制造工厂、11个装备与测试基地。在当前这个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充当“世界加工车间”的角色。这表明我国企业还尚未达到通过技术、生产能力或品牌管理等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价值链的配置主体的要求，因此中国企业效率寻求型的海外投资尚待时日。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当前海外投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更多来自内在的推力，这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更多来自外部市场的拉力不同。根据海外直接投资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一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既可能来自国内的推力，也可能来自国外市场的拉力。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更多来自国外市场的拉力因素，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更多来自内部市场的推力。无论是市场寻求型的海外投资、增值资产寻求型的海外投资还是资源型的海外投资，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国内市场资源的限制和政府的大力推动等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力。特别是政府行为对我国海外投资的推动影响很大。1998年以前，我国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采取严格监管和限制的政策，少部分的支持性政策也只有大型国有企业能够享受到。1998年后，政府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投资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第二，中国海外投资呈现一种明显的跳跃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一般走一条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的发展道路。调查显示，亚洲地区将仍然是中国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港澳地区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向的首选之地。此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之前基本都有各种形式的国际经营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在我国国内市场化还不完全而且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海外投资整体上又体现出显著的跳跃性。首先是我国海外投资增速发展非常快，2002年至2006年间，非金融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60%。其次战略性资产的海外投资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企业在海外市场还未累积足够经验就开始大范围的海外并购。第三在投资区域上，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我国企业的目标市场。因此我国海外投资整体呈现“难易结合，远近结合的跳跃式发展”。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5)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综述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John Dunning，198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特定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的阶段。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Small―scale Technology Theory，Louis T.Wells，1983)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
按照威尔斯的研究结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薪金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同时，由于对企业形象的重视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厂房建筑方面节约了大量支出；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些投资往往以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建立，利用母国的当地资源，使用传统知名品牌，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并且能够在侨民散布的世界各地投资经营。
小规模技术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特征相结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空间。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利用世界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特性，通过技术创新和适当的经营战略逐步获得竞争优势颇具启迪意义。
(三)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
与威尔斯的分析视角相同，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同时，差异化产品和规模经济在现实经济中也广泛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些可能拥有的技术优势表现在，通过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成熟技术进行地方化的应用与改进，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拥有更好地顺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条件和产品质量要求的技术，可以生产更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可以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差异化产品。这些技术优势还能够通过与本国廉价劳动力、大型家族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结合而获得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额外优势。
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形成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企业技术创新。在劳尔看来，正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口技术的适应性改造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反映了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于欠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具备了竞争优势。与威尔斯相比，劳尔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过程在竞争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尤为重要。
(四)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John Cantwell(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0)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性动态演进过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投资的累积增长直接相关的，技术能力的积累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其对外投资的形势和增长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根据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深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及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生产要素创造某些优势，从而提高了竞争力和综合优势来实现的。该理论构造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技术积累为基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对外投资结构在相互促动中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有力地诠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体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五)小泽辉智(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
该理论试图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与开放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到一起。他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这种阶梯等级结构为发达国家创造了转移知识和技术的机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赶超机会，他提出了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这种选择应能够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从吸引外资中提高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断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小泽辉智的理论是继垄断优势论、投资发展周期论、产业选择论、比较优势论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要同国家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的理论优点在于，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选择原则和实现的步骤，即要以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为基础，以出口导向为条件，这是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大贡献，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学界对于近些年来我国的海外投资一直比较关注，但注重的是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很少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框架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对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的分析，中国的海外投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一方面是从总量和地区分布上，第二方面是从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上，第三方面是从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上，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投资总量和地区分布。
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中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投资地区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其中对美国投资最多，55,898.73万美元(项目个数也最多：329个)，其次是香港地区47,316.81万美元、加拿大39,175.31万美元、澳大利亚31，131.01万美元、秘鲁19,956.05万美元、俄罗斯12,965.52万美元。从地区分布上看我国在亚洲地区(包括香港)投资最多，达到113,361.56万元，其次是北美、拉美和大洋州。
2.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
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专业化生产配套，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始走向世界，主要在海外从事国内稀缺性资源的开发，并逐步建立起国际化生产经营体系。另一类是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主要是一些出口产品量大，在同行业中生产规模、产品性能和质量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以及特色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利用自己的产品优势，先以产品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而在东道国或大市场的临近地区，重新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建立带料加工和本地化生产基地，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张的经验。
3.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比较多，由于我国产业规模大，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不在少数，但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不能全部反映出来，仅就了解的情况进行概述。自然资源开发(油气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渔业资源等)，主要在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秘鲁等国。农业、商业(养殖、种植业的生产加工、商场、宾馆、餐饮业等)，主要在独联体和一些东欧、亚洲、非洲国家。一般加工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电器、小型机械、摩托车、五金工具等)分布比较广泛。高科技开发项目(如通信技术、光电技术、软件开发、家电产品的研发等)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
以上的归纳分析说明，无论是政府出于宏观战略思考有意识地引导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还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主动的海外投资扩张行为，都已经客观地运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方法论。虽然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特点，对外投资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步伐，但是我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发展基本上遵循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规律。
三、加快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
尽管理论本身仍然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也不可能机械式地照搬某一理论来解释和指挥实际经济工作，理论的适宜与否具有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因此，在对外投资促进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应着重在以下方面改进和强化对外投资促进措施。
第一，规范信息服务,加强技术援助
我国在提供海外投资信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信息的采集不规范，缺少信息资料的加工整理，信息服务没有明确的机构，信息缺乏权威渠道。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直接影响了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影响企业的跨国经营决策。信息服务的改善不仅可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亦可为政府提供海外投资援助提供可靠的依据，使有限的援助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区别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同需求
根据我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实力与目标，应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不同类型主体对政府援助的需求是不同的。培育中国大型跨国公司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大型企业自身往往具备对外扩张所需的信息搜寻、资金技术供应等商业条件，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为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加强双边政府合作，由本国政府出面，与外国政府达成市场准入许可；争取国外的大型投资项目等，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政府的上述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则需要政府较为具体的扶持，例如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政策性融资、贴息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人员培训服务等。
第三，加强对外投资鼓励的区域导向
发达国家虽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市场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我国企业现有的特定优势与这类国家的区位优势的匹配度相对较好，能吻合双方的利益与需要。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应与外交政策与区域合作政策有机结合，采取区域、国别导向与协调措施，既实现重点布局，又要避免“一窝蜂”现象。应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大、资金供应缺乏等具体困难，着重在投资担保、融资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目前，我国现有投资保险覆盖范围很小，主要只是针对直接带动出口的境外带料加工项目，尚未建立起海外投资保险体系。提供投资保险是促进海外投资的基本措施，除了加大政府担保力度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O)的作用。MIGO是为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担保的重要国际机构，可对不同形式的投资提供灵活的保险服务，保险期最长可达20年。
第四，建立健全投资促进机构，促进资本内、外流并举
我国各地的投资促进机构(IPAs,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在促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迄今为止，其工作重点尚集中于促进内流投资。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模式的转变，应加快整合投资促进的资源，增加投资促进机构的职能。事实上，内流与外流投资促进所需的资源虽各有所侧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互补的，例如，投资促进的信息服务网络、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渠道、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可共享资源，建立内流、外流投资相互融合的促进体系，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投资促进效果。
总之,无论是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企业生存发展的微观层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投资都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方勇等著：《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陈洁蓓、张二震：《从分歧到融合：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江小涓、杜玲：《国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世界经济》2001年第6期。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6)
［关键词］研发中心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
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的合资研发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华首家研发机构。此后，研发机构逐渐增多。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研发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2006年非金融领域设立的外资企业41478家，实际使用外资额630.21亿元，增长4.47％。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约750余家。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和研发国际化已经是一个趋势，研发中心的投资是外商投资中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研发中心的分布地区差异大，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的特点。
一、 总体上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量的不均衡
外商在中国投资地域发展不均衡和地域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改革开放的战略以设立沿海特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此带动内地经济的有一定关联。
参照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在2001年和2002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各省分布不均。外商投资在湖北，2001年实际投资额总计164，535.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有142，665.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达21870亿元；2002年外商投资总计179，658.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156，886.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22，772.00亿元。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为9.97%，其他投资增长率为4.12％。而东部区域的上海，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427，229.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又增加到546，849.00元，直接投资增长率为28%。同时期华南的广东，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1，133，400.00，外商其他投资达197732.00，总计1，331，132.00，2002年直接额782，294，间接额227，041.00，总计1，009，335.00亿元,总额增长率为－24.18％，直接投资增长率为-30.98%。东北的辽宁，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41，168.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82，410.00亿元，增长率为－17.22％。只从投资量可以显示反映外资投资在各省的活动。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是稳步上升的，2001年湖北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12.59%。反映出外商在中国各省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量的不均衡。
从这些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湖北外商投资与其他各省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和广东、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相比。这与湖北以往的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外商投资数额、外商企业数目、投资总额等等数据看，湖北也落后辽宁一大步。而其他省份包括湖北都没有分到一杯羹，这就需要分析对导致这种非均衡的原因，进一步才能对外商投资以及设立研发中心的动因进行探悉，分析外商投资差异的原因。
二、 分析研发中心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的原因
外商投资量与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40家较大规模R&D机构中,北京有20家,上海有14家,广东占了6家,分别占总数的50%,35%,15%。从供求角度分析：
1.市场的需求是主导因素
研发中心的设立由诸多因素促成，其中有重要作用是市场和研发的互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体现在外商在本地的投资活动、当地居民消费倾向和地域性特点；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往往会推陈出新推动企业、产业和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当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因为一些研发中心是从原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形成现有的研发中心，如武汉长飞公司是和荷兰菲利普公司在1988年底共同创建、现与荷兰德拉克控股公司共同经营的一家生产和销售通信用光纤光缆德高科技合资企，近年来独立发展一个研发中心。所以研发中心的设立有一部分是通过外商投资设厂然后自然发展形成。
2.研发供给上的条件因素
研发供给上的因素可以国内影响研发力量的分布。
这些年外商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投资力度，但研发投资的条件也会对外商产生影响。考虑科技机构的整合等情况，虽然科技机构数不能完全反映供给条件，但机构的总量和结构还是影响研发供给。从科技机构人员（全市各类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人文科学人员）总数看，1999年湖北科技人员2973人；上海科技人员3742人；广东科技人员12883人；辽宁3785人。到2004年，湖北4005人；上海6627人；广东37001人；辽宁3395人。科技活动人员方面湖北处于劣势，而广东处优势。但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会对分析结果有一定影响。不过这个因素也会对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产生相当的影响。
因此，不同地区的研发供给能力有很大差异。
三、用直接投资理论揭示来外商研发中心区位分布的不均衡性
从理论角度看，直接投资理论是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思想渊源。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学者邓宁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后又进行了进步的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s) III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而后，巴特利特和戈夏尔将产品周期理论进行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本土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公司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的因素结合起来也弥补了弗农理论的缺陷。
上述几点思考都归结于这几个理论，对“研发中心”的这种直接投资的新动向被囊括在其中了。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能细分市场，采用东道国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能够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我国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进行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参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深与国内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和巴特立特和戈夏尔的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研发中心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四、地区引资中的非均衡发展的弱势省份――湖北的条件分析
用供求关系和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研发中心分布的非均衡现象，能指导地区科技政策制定和促进引资的高级化。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处于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之一核心省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发展，自然少不了鼓励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这个有力措施。同时，外商作为理性人，在设立研发中心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得失，也就是湖北与其他省份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在湖北设立研发中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湖北的区位优势：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市而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全国中部地区，实际是东部和西部的一个“分水岭”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地理优势，武汉市是全国少有的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电信于一体的重要交通、通讯枢纽。便于将湖北及周边省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二，武汉市科技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这是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武汉市拥有48所高等院校，736个科研设计单位，10个部级重点实验室，45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50万在校大学生，人才济济，劳动力素质较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近十几年来，武汉市高科技突飞猛进，武汉东湖地区是仅次于北京东关村的，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在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五大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第三，湖北的商务成本较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产价格低。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为从事商业活动降低了成本;二是劳动力价格低。武汉市劳动力成本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比广东沿海也要低。湖北省人均可耕地面积偏少，不愁没有劳动力资源。由于具备了独特的地理交通便利条件，武汉市不仅可以消化湖北省自身的劳动力，而且能够吸收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三是生活消费水平与服务价格低。第四，研发成本也较低，研发能力较强。与低商务成本形成对比的是，武汉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术的水平较高。在不同国家从事R&D活动的成本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研发投资往往指向需巨额成本的高新技术产业，节约研发成本就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R&D投资的重要因素。综合这几个方面，再加上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这样部级的高技术开发区。这样的条件为武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智力和科研优势，使得武汉的研发能力相对较高，与这样的研发能力相对比的是武汉的低研发成本。
当然，武汉之所以没有和上海、北京、广州一样成为外商设立研发的聚集地，必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第一，产业的发展状况：武汉是中国老工业基地，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现己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状况却没有发挥其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武汉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上海市对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大，三次产业比例相对协调；而武汉市的步伐却相对缓慢，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没有达到最佳。这就大大影响了武汉的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第二，消费能力：由于R& D的职责通常是非结构化的，需要研发人员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不断通过大而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协商，集体解决研发中的问题。因此，决定R&D区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未来的消费者就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全体，消费者就意味着市场。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每年10827元但仍然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有很大的差距。这里的消费者对价格较敏感，那些在他们承受能力内的商品销售要比奢侈品牌好。第三，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完善。武汉市金融业总体规模小，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总体水平偏低。银行在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证券、保险占金融业比重偏低。外资银行引入较少，外资融资能力较弱，而武汉市仅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2户，外资银行代表处4户，金融业总体水平,融资的便利程度,资金的运作的速度等等都会成为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考虑因素，因此武汉在金融业上的劣势也将影响大大武汉吸引外商设立研发中心。
参考文献:
[1]中国外资网:省略，2007.01
[2]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7)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企业将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及其他资源转移到海外市场时的制度安排。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建方式看，绿地投资与并购是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两种基本模式。根据《金融时报》DI Markets数据，2016年前4个月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地投资来源国。尽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投资水平依然较低（吴晓波等，2016），探讨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仍具有现实意义。
从当前理论研究看，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的探讨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但是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一直未达成共识（Dikova， Brouthers，2016）。本研究试图做出如下贡献：一是，回顾学者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类别的划分，梳理分类逻辑，澄清分类标准；二是，总结并分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对比不同理论的优缺点，为后续学者理论选择提供依据；三是，从企业自身、行业、国家、东道国四个方面梳理影响因素，并分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四是，从加强理论整合、探讨因素交互作用等方面提出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类
1. 进入模式的分类。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下简称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许可经营、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Hennart和Slangen（2015）从新建方式角度，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建立新公司或者通过并购海外现有公司进入海外市场（新建模式）。吕萍和郭晨曦（2015）认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为绿地投资、并购、合资三种。此外，根据母公司对海外机构的所有权类型可以分为独资进入与合资进入（所有权模式）。是否新建、是否独资都是市场进入模式的不同视角。
2. 不同进入模式的优缺点。绿地投资是指在东道国新建一个公司，并购是指企业购买东道国本土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从优点看，绿地投资具有控制力强、风险水平高、监督成本低、长期收益高等特点（吕萍，郭晨曦，2015），此外还可以保护母公司的技术与资源；从缺点看，绿地投资尽管前期成本较低但是速度较慢。绿地投资需要管理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熟悉当地习俗、消费偏好、法律、政府以及供应商，以此来建立稳定关系，实现外部一致性，这容易失去市场机会，由于额外的生产力还会招致当地企业的报复。与此相反，并购面临的问题一是较高的前期投入金额以及兼并后的整合问题（Cording et al.，2008），但优势在于快速进入、渗透市场。
三、 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资源基础理论。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需要有效管理它们有价的、稀缺的、无形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战略选择取决于公司拥有的资源，即公司会根据资源基础调整自己的战略来开发现有优势或者发展其他优势。资源基础理论的两大假设是：一是，公司之间拥有的资源具有异质性；二是，资源不会在公司之间进行顺畅流动。总体来看，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基础理论。
2. 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命题在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制度环境一般包括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企业进入海外时，这些规范、规则与价值观会形成一种嵌入同构压力，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企业需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习惯来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存活率。合法性是指一个实体行为在由价值观、信念、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被看作是适宜的、恰当的和可取的。制度理论成为解释东道国因素、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影响的重要理论。
3.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视角强调垄断优势、知识传播交易成本最小，当交易特征复杂时，采用内部一体化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上有固定缺陷，交易成本理论关注最小化各类交易成本，忽略了不同进入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差异。此外，交易成本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不够清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Brouthers等（2008）也认为，交易成本理论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况：进入时机的把握、高不确定未来的长期回报、投资和进入策略的灵活性。
4. 实物期权理论。实物期权理论认为可以把投资看作是对未来增长机会的索取权。根据实物期权视角，应该根据环境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在多种进入模式上进行权变选择。当汇率、需求、经济不确定性小时，强调内部一致化的独资模式来提高市场占有率、技术开发效率，独享潜在利益；当不确定性高时应采用合资等进入模式来实现风险共担、资源互补、交互学习。
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试图将不同的理论并入一个通用性框架来解释进入模式选择。该理论主张：市场进入模式受到三种优势因素的影响：所有权、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Dunning， 2000）。所有权优势包括内在优势、公司特点等，可以分为两大类：资产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即投资目的地的特点与吸引力，这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否决定将所有权优势、自身能力复制到该目标国。公司希望投资到那些拥有与母国公司互补性资源丰富的国家。区位优势包括市场规模、文化距离、投资风险、东道国经济水平等。
四、 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1. 企业因素。
（1）?M织规模。根据产业组织经济学，组织越大有助于公司克服进入障碍，绿地投资能够降低反托拉斯阻碍的概率。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组织规模越大使得公司越有能力进行兼并。赵晶和王根蓓（2013）发现，企业规模经济突出、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Dadzie和Owusu（2015）证实了企业规模与绿地投资模式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资源与能力越强，能够促进兼并后的公司整合问题以及更好的处理控制权问题。
（2）高管团队特征。Hambrick和Mason（1982）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与认知心理学提出了高阶理论，认为企业是高管团队的缩影，高管团队的价值观、认知基础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以此看来，高管团队特征会影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高管团队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团队异质性，前者包括教育水平、平均年龄、职业经验、任期等，后者则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化程度。
（3）技术资源。研发强度是指每年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具有知识与技术资源的企业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军海外市场。公司通过绿地投资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专利资产，防止该资产流入到竞争对手手里，降低组织竞争优势消减的概率，降低再培训成本，通过绿地投资开发这些资产的交易成本要比并购模式低。没有技术优势的组织通过并购进入模式来节约开发这些技术的时间与成本。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自主创新能力与绿地投资正相关。Klie等（2016）元分析也证实了母公司拥有的知识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当对知识资源进行细分时，只有技术资源与绿地投资意向正相关。
（4）市场能力。市场资源丰富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与进行并购，认为通过并购能够更好的实现母子公司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市场能力（广告强度）强的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营销能力，结合并购的品牌进行市场推广。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市场能力强的母公司应该利用绿地投资进行品牌推广。吴先明（2011）认为以营销能力为主要竞争优势、获得海外市场为目标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Dikova和Brouthers（2016）综述中发现，有4项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另外两个研究关系不显著，1?研究结论相反。
2. 行业因素。
（1）行业需求不确定性。Brouthers和Dikova（2010）采用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行业需求不确定性会影响模式选择。在行业需求不确定性高时，应该采用绿地投资，绿地投资的前期成本较低，能够进入市场进一步收集信息。
（2）行业发展速度。新兴行业市场还不成熟，绿地投资更加合适，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后兼并更加有利于，因为兼并能够降低行业已有公司的抵制。Chen（2008）认为在行业发展速度很快或者很慢时兼并更加有效，因为兼并能够提高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速度，控制能力的扩散。
（3）行业集中度。行业集中度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行业集中高时，成立新的企业将遭到已有企业更大强度打压，绿地投资不利；另一方面，集中度高时，提高了东道国行业内企业的议价能力，不利于并购。Slangen（2011）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测量行业集中度的方式一般是最大公司占行业的比例，或者进行主观评价，未来有必要比较不同的行业集中度测量方式是否影响了研究结论的不稳定性。
3. 国家因素。
（1）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经验有助于能力与知识的积累，降低不确定性，提高识别国外市场机会的能力，同时提高处理兼并后文化整合问题。国际化经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国家化经验，即不针对具体国家的一般海外运营经验（Slangen & Hennart，2008）；东道国经验（Larimo，2003），针对特定国家的海外运营经验；进入模式选择经验，即以往有关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决策经验。
一般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拥有的类似资源不再感兴趣，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入海外市场，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我国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但国际化经验相比于规模经济、所有权优势对进入模式选择上的解释力很弱，吴先明（2011）也发现国际化经验对我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拥有东道国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进行兼并。Larimo（2011）发现相似的国际化经验与兼并模式正相关，不相似经验与绿地投资正相关。但是国际化经验的测量方式不同，有的采用国际化活动的时间、国家数量、海外分支机构数量、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重等等。
（2）制度差异。制度理论强调，制度是游戏的规则，东道国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交易规则，保证透明性、可预测性以及合同履行。从操作概念看，制度因素包括东道国风险、腐败指数、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等指标（吴亮、吕鸿江，2016b）。发达制度下，兼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制度质量与兼并正相关。
（3）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主要是以刻板印象、民族符号的形式出现，主要源于两国不同语言、种猪、宗教信仰、社会规范不同引发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由Kogut和Singh于1988引入战略领域，并介绍了文化距离的计算方式。多数研究认为文化距离高的情境下，兼并的成本较高，绿地投资能够允许员工挑选员工，使得员工匹配公司的价值观，从而降低管理冲突的概率。对于文化距离高的东道国，跨国公司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进入（Drogendijk， Slangen，2006），Slangen（2011）基于沟通理论，认为两国的语言沟通距离提高了技术交换、母子公司协调、监控海外分支机构的成本，在此情境下，绿地投资更有吸引力。
4. 东道国因素。
（1）东道国制度。制度环境可以通过调节机制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调节机制包括法律、法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一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影响企业进入模式，在部分国家政府是合法化的最主要参与者，而在另一些国家更多受到供应商、工会、行业协会影响，总之，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独资进入当地市场。
（2）东道国市场。对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更倾向兼并的方式，这更加直接与快速。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高的地区更适合采用绿地投资，此外绿地投资适合于东道国目标子公司规模小的情境下（李善民、李昶，2013）。对我国民营企业的调查发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小时，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绿地投资，否则更可能进行并购。
（3）东道国企业。Ang等（2015）研究证实了母公司在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时，会受到当地企业的影响。陈谦勤和刘言言（2014）结合银行业竞争特点分析了我国银行海外扩展的方式选择问题，在深入分析顾客转换成本、初始进入成本、附加费等因素后，认为当东道国中资企业足够多时，绿地投资将成为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的最佳模式。
五、 未来研究展望
1. 整合进入模式相关理论。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资源基础理论具有情境适应性，应该进一步探讨该理论适用的边界条件（Kraaijenbrink et al.，2010）。当前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众多，有必要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指导框架。例如将资源基础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能够提高我们对公司具体优势与产业特点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解。此外，未来还可以从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进行探讨。
2. 探索进入模式的潜在前因。从企业因素看，现在的研究更多的从人是理性的角度出发，而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有限理性的，未来对进入模式选择中应该更多的考虑人的因素（Dikova，2012），例如高管团队、CEO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行业因素看，当前研究的样本大都是混合行业样本，未来应该对样本行业类型进一步区分，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果。从国家因素看，未?碛Ω每悸怯跋煨畔⒊嘧值钠渌?因素，如沟通差异、管理差异、人口统计学差异、经济地位差异等。从东道国因素看，目前的研究大都关注外部合法性，即东道国对新近企业的认可程度，而对内部合法性的关注不足。从概念操作化角度看，不同的研究根据不同的理论，选取的变量不同，未来应该谨慎使用新的变量，或者将已有的变量加入，探讨新变量的增益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