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调查论文篇(1)

1.就业方向调查结果表明，农村职高毕业生就业方向以民营企业为主，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寥寥无几。统计显示，民营企业就业比例占到受调查人员的78.84%，受雇于集体企业的占7.50%，政府机关的占0.48%，事业单位的占0.85%，国有企业的占1.33%，其他（含创业）占11.00%。

2.职业满意度在接受调查的毕业生中，专业对口的占38.46%，基本对口的占19.23%，毕业生对目前所从事职业满意度较低，民营企业员工流失率普遍偏高（一些企业的员工流失率在40%左右），近半数毕业生有过转岗经历。调查结果显示，愿意继续从事目前职业岗位的员工占40.21%，不愿意但会坚持的占21.56%，有转岗意向的占38.23%。

3.创业情况受调查毕业生中，有过创业经历的有86人，其中创业成功的为32人，主要集中在种植和养殖专业。创业成功者大都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家庭承包的耕地和政府提供的小额贷款进行创业，资产总额大多在50万元以下。

二、调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1.学生就业意识差，对就业市场状况认识不足受调查的学生普遍反映，毕业前对就业市场认识模糊，不能正确认识所面对的就业形势，步入职场后发现对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一时难以适应。

2.职前准备不够充分毕业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岗位要求间存在较大差距，增加了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难度。一些农村职业学校没有很好地落实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学生就业前对所从事职业的能力要求、岗位规范了解不够，职业生涯规划不合理等都使得毕业生初入职场时难以适应。

3.市场监管不到位调查中发现，一些民营企业用工不规范，主要表现如下：部分经过简单培训的农民工无证上岗，充当了生产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职生的就业空间。另外，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小型企业普遍采取生产车间分层承包的模式，企业只对产品负责，车间包工头成了实际的雇主，存在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工资等不合理现象。同时，民营企业大都为家族式管理，对员工事业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在薪酬和福利待遇方面管理不规范。

4.创业意识与能力不强职高毕业生初入社会既谨小慎微，又雄心勃勃，忽视了家庭环境和本地产业优势为自己创业创造的有利条件。一些毕业生凭着激情盲目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例如，一名种植专业毕业的女生开了一家餐馆，从选址、招聘员工到经营均无成熟的计划，开业后勉强维持半年，亏损10多万元，最后只好关门了之。

三、建议

1.深化校企合作，推进课程改革此次调查表明，农村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脱节，学校的课程设置无法适应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企业和毕业生都认为学校专业课程开设缺乏针对性、理论与实践脱节。建议深化校企合作，让企业在学校专业建设、教材的确定、教学过程、专业实习计划制订等环节全面参与，强化实习实训，实训课程要占专业课的30%左右，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其动手操作能力。

2.加强职业指导，规划职业生涯针对毕业生中普遍存在的不顾客观现实，坚持寻求与自身兴趣、性格、能力相符的工作而遭受挫折的情况，应帮助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路，掌握调整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及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调整，对自己的发展目标进行修正，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实现职业生涯的纵向发展。

农业调查论文篇(2)

关键词：农民工，调查，劳动保障

 

（ 一）、被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84家企业，共有就业人员66314名，其中农民工22655人。毕业论文，农民工。企业类型主要集中在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行业主要分布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

（二）、农民工的构成情况

1、从被调查农民工性别来看，男性656人、女性367人，分别占总数的64.13%%和33.87%,男性多于女性30.26%。

2、按农民工的年龄进行分类，最小的农民工是19岁，最大的为60岁。年龄分布为：19-30岁361人，31-40岁347人，41-50岁260人，51-55岁38人，56-60岁17人。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年龄为40岁以下的。

3、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较2007年调查数据有所提高。受调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511人、高中279人、中专、技校和职高138人、高级技工学校及技师学院17人，大专及以上文化78人，分别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0%、27.3%、13.5%、1.7%，和7.6%。较2006年调查结果数据，农民工文化程度略有提高。初中及以下文化人员占农民工的53.4%，下降3.4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的上升了2.3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的法律法规普及情况

按性别和法律法规普及情况交叉分组，发现所调查的农民工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条例》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知晓率较高，而对《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了解程度较低，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

按文化程度和法律法规普及情况交叉分组，我们通过上面一系列图表可以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对法律法规知晓度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毕业论文，农民工。

（四）、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

按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来分类，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占比高达63.5%；初级工也仅为15.3%；中级工占比为15.2%；高级工及以上的仅为6.0%，说明我市农民工职业技能普遍很低。

（五）、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和经济类型交叉分组，可以发现1023名被调查农民工中有19名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占比1.85%，主要集中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为15名和3名。有98名农民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占比9.58%；有2名农民工签订了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其余904名签订了有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主要集中在12个月（占比40.4%）和24个月（占比26.5%）和36个月（占比26.1%）。

（六）、农民工的用工形式

1、农民工用工形式，主要集中在全日制工，有833名，占比81.4%，非全日制工仅占一小部分比例，为0.6%，劳务派遣工为184名，占比18%。

2、按经济类型和农民工用工形式进行交叉分组，我们发现非全日制工主要集中在股份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工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

3、按行业和农民工用工形式进行交叉分组，图表显示非全日制用工主要在制造业；劳务派遣工主要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制造业。

（七）、农民工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渠道，主要表现在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推荐的占比最大，为39.9%，其次为自己到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占比为21.8%。

（八）、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毕业论文，农民工。从调查结果中发现，有764人，去年全年外出工作达12个月，占比74.7%；另外10个月的有97人，占比9.5%；11外个月的61人，占比6.0%。上月实际工作天数超过21天的有645人，占比达63%。上周的工作天数，最多为7天的有76人，占比7.4%，工作6天的有392人，占比42.4%。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偏多。

（九）、农民工加班及补偿情况。绝大多数农民工存在偶尔加班，占比73.1%，有164人反映没有加过班，占比16%。在加班费的问题上，总体情况较好，有98.3 %的农民工都能拿到加班工资，仍有少部分拿不全或拿不到。

（十）、农民工带薪年休假情况。数据反映情况良好，没有安排带薪年休假且未补偿的有187人，占比18.3%，其余均安排年休假或给予了补偿。

（ 十一）、农民工社会保险情况。农民工社会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情况较好，有1020人参加了，占比达99.7%；其次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加保险人员占比分别达94.3%、93.5%和92.6%。其余几项保险参加人员较少。

（十二）、农民工劳动报酬及工资拖欠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农民工平均每月实际得到的劳动报酬在580-850的有26人，占比2.54%；850-1000元的有143人，占比13.98%；1000元-1500元有466人，占比45.55%；1500-2000元有274人，占比26.79%；2000-3000元有96人，占比9.38%;3000-6000元有18人，占比1.76%。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每月实际得到的劳动报酬低于1500元。

工资拖欠方面，总体情况较好，2007年12月31日之前，有5名农民工被拖欠过工资，占比0.5%，拖欠金额分别为50元，100元，不超过200元。今年以来共有13名农民工被拖欠过工资，占比达1.3%，拖欠金额为50-200元不等。

发生工资拖欠时，农民工首选解决途径是劳动监察的有355人，占比34.7%；选择找工会的有293人，占比28.6%；找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267人，占比26.1%。

（十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在外出务工之前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只有577人，占比为56.4 %，在城里找工以后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有810人，较前增加了233人，提高比例22.8%。毕业论文，农民工。在城里接受的职业技能培训期主要是以短期的为主，一个月以下的，占比72 %，一个月以上有227人，占比28%。

基本结论

我市农民工以男性为主，主要是40岁以下青壮年，半数以上的企业农民工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文化程度相对偏低；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8。毕业论文，农民工。7%、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都在93%以上，比上年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工资报酬基本得到保证，这充分说明我市贯彻落实农民工相关劳动保障政策取得了积极进展。毕业论文，农民工。

但是以下五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平均期限偏短，合同期限主要集中在12个月（占比40.4%）和24个月（占比26.5%）和36个月（占比26.1%）。农民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只占比9.58%；二是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月实际工作天数超过21天的，占63%；周工作6天的，占42.4%，最多为7天，占7.4%，；三是企业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相对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每月实际得到的劳动报酬低于1500元，还存在少部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四是企业农民工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五是企业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在外出务工之前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56.4 %，在城里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也只有22.8%，他们对职业技能培训有较强的需求。

针对以上问题，重点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建立健全维护企业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督检查，进一步探索和建立以劳动保障监察为主、其他部门组织协作配合的农民工维权执法联动和监督检查机制，形成强有力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网络。二是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多方投入的教育培训体系，将农民工纳入不同阶段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与自我维权的能力。三是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可以转移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提高农民工的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

农业调查论文篇(3)

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社会调查；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145-02

实践教学是法学专业愈来愈强调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变过于强调纯理论知识的灌输和探讨的教学模式，强调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主要是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实际分析及处理法律实务案件和实际解决纠纷能力的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

社会调查方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τ泄厣缁嵯窒蠼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而言，法学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的理论研究都比较多，且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和系列论断。学者黄本莲、刘慧频在《试论社会调查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指出：“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法学思维范式及研究方法，也为法学教育方式的更新提供指导意义。社会调查在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可在法学教育中广泛应用。”学者胡辉、周世中在《社会调查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法学专业‘需求导向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成果之二》指出：“社会调查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对提升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程皓、杨熠在《社会调查与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指出：“将社会调查方法纳入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法学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在法学教学中实施社会调查，应当积极发挥院校组织作用，重视师资队伍培养和配套课程建设，完善调查过程监控，及时总结调查成果。”学者郭庆珠、黄国富在《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指出：“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有很好的契合性，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思辨能力，有助于现代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社会调查的反思性可以促使法律价值的规范性表达更为科学化，并且能够打破法学理论自我封闭的趋势，扩大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为实定法的完善提供动力。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社会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与教学活动实现良好的互动。”学者付胥宇在《论法学专业学生在社会调查中的“五个结合”》指出：“社会调查是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提升社会调查能力要考虑法学专业的特点，强调“提出问题”与“大胆假设”的结合，调查方法和调查目的的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无涉的结合，调查信度与调查效度的结合，注重积累和善用工具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形成科学的调查结论。”以上研究对于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农民工权益保护简述

农民工对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劳动保护权、子女受教育权、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恰恰这个选题，十分适合法学本科学生，作为社会调查技能训练的样板。

学者曾书琴、陈绍华在《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调查――以东莞8个特色工业园区为例》中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农民工社会权益的角度对东莞8个各具特色工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权益的缺失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提出了‘积极践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教育平等权，创新保障住房模式，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等对策，以期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学者严静在《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岳阳地区为例》中总结：“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薪酬保护、工伤赔偿及保险、社会保障制度、遭受不法侵害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该文以岳阳地区为例，从三个视角进行调查分析：一是基于需求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二是基于供给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三是基于现实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主要从立法层面分析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从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例如工资发放、生产安全、社会保险等，已经逐渐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绩。这些成就也能给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学本科学生提供正能量的主流价值观教育。

农业调查论文篇(4)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转贴于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农业调查论文篇(5)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发布了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计划。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本文由收集整理术支持，更需要人才支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肩负着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人才的历史使命。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传统及优势专业。长期以来，专业人才的培养始终处于如何体现优势、特色与兼顾就业的两难境地，人才培养的正确定位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专业方向设置和课程设置上离农现象严重，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其他经管类专业相比，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及农村就业环境及政策的改善，目前该专业大学生投身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愿望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本文基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试图根据学生需求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提高学生自身能力，从而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情况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原来分为农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和林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才将这2个本科专业调整为1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不同农林高等院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侧重，通常农业院校（ 如中国农业大学等） 构建的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偏重于农业经济管理，而林业院校（如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 则偏重于林业经济管理。但都有涉及农林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实践教学环节等构成，具体课程设置情况见表1。

实践教学环节 基础会计学实习、统计学原理实习、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农林业概论实习、技术经济学实习、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 暑期社会实践、中期论文、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查——基于学生的调查

本研究对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发放问卷165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51份，有效问卷率达91.52%。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体认知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情况、对专业优势及就业方向的认知、对专业喜爱程度的变化情况、未来就业方向的选择等。调查发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第一志愿的学生只有75人，占调查总数的49.7%。认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其次认为专业知识面涉及农业、林业、经济、管理四大学科范畴，师资队伍强、拥有课题多，提供的综合实习等机会多也是该专业的主要优势。对未来就业方向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2人，占调查总数的1.3%；基本了解的学生有115人，占调查总数的76.2%；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19.9%和2.6%。与刚入学相比，17.9%的学生越来越喜欢该专业，17.2%的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该专业，而64.9%的学生认为和之前差不多。在“未来的就业方向”这一问题上，选择在一般企业就业的最多，其次分别是事业单位、公务员和考研，而选择大学生村官、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自己创业的较少，另外也有少数在校学生表示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就业方向。说明目前学校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部分学生对该专业没有充分的了解。学生长期以来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投身于“三农”的愿望往往较弱，其就业去向选择绝大多数与“三农”无关。

2.对课程设置的看法与要求

（1）对课程体系总体上的看法与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完全了解的学生仅有4人，占调查总数的2.6%；基本了解的学生是110人，占调查总数的72.8%；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23.3%和1.3%。从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来看，仅有1.3%的学生感到非常满意，41.7%的学生感到较满意，49%的学生感到满意，仅有8.0%的学生表明不满意。当问及该专业最需要加强的是哪方面的课程时，有40.4%的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实践类课程，30.5%的学生认为是农林类课程，15.9%的学生认为是管理类课程。当问及目前急需补充的知识是什么时，53.6%的学生表示急需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39.7%的学生急需补充通用知识，剩下6.7%急需补充其他方面的知识。

（2）对公共基础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体育类和思想政治类课程。其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英语类、数学类、计算机类需要加强教学力度，尤其是计算机类和英语类课程。在计算机类课程方面，学生希望可以开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库等课程。关于英语课，仅有6%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很有效果，38.4%和32.5%的学生分别认为有些效果和效果一般，认为不太有效果和没有效果的学生占23.1%。可见，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课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当问及英语课开设几个学期比较合理时，有56个学生选择“6个学期”，53个学生选择“4个学期”，35个学生选择“2个学期”，其余7人选了“其它”选项。当问及数学课难度如何时，认为很难的有5人，占调查总数的3.3%；认为较难和一般的分别有48人和83人，分别占31.8%和55%；认为较容易和很容易的学生占9.8%。可见，有相当部分同学对目前英语课安排4个学期不太满意，有37.33%的学生希望延长英语学习时间；有45.1%的学生认为数学课程偏难，应适当降低难度。

（3）对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设置的看法与要求。本次调查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相关内容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总体上，学生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满意度较高，但相比之下，对课程的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满意度相对较低，有12.6%的学生对课程的授课方式不满意，11.9%的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满意，18.6%的学生对考核方式不满意。当进一步问及“如果对授课方式不满意时，应增加哪些授课方式”时，有68人作了回答。选择“增加案例教学”的有46人，选择“实习、实验室模拟”的有45人，选择 “综合性课程设计”的有30人，选择“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的分别有27人和21人。在回答“若不满意，认为教学内容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时，有64人做了回答。选择“知识面很宽，但缺乏深度”的有45人，选择“内容枯燥、过时，缺乏热点问题”的有41人，选择“不同课程之间，部分内容经常重复”的有27人，选择“教材不统一，不够系统”和“重经济学，轻管理学”的分别有23人和19人，而选择“重国内理论，轻国外理论”的仅有8人。在回答“若不满意，应增加哪些考核方式”时，有46人作了回答。选择“撰写小组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9人，选择“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有11人，而选择“开卷测试”和“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的分别有6人和2人。可见，学生对改革目前传统的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单一的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的呼声较强，希望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多样化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表2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满意度调查（单位：%）

指标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开设数量 8.6 55.0 28.5 7.3 0.6

开课学期 5.3 58.3 29.1 7.3 0

学时安排 4.6 49.0 42.4 4.0 0

难易程度 4.0 50.0 40.0 6.0 0

授课方式 4.0 43.0 40.4 11.9 0.7

教学内容 4.0 45.0 39.1 11.9 0

考核方式 4.6 37.7 39.1 16.6 2

3.对实践教学环节的看法与要求

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所开展的实践环节，42人认为最有效果的是“农林业概论等课程实习”，35人认为是“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实习”，也有35人认为是“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32人认为是“毕业实习”，而选择“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和“暑期社会实践”最有效果的分别仅有4人和1人，余下2人觉得以上实践活动均没有效果。由于综合实习是农林经管专业的一大特色，且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历练作用，因而对综合实习作进一步了解。调查结果显示，60人认为综合实习的时间“两周”最宜，52人认为是“一周”，21人认为是“四周”，18人认为是“三周”。当然，学生也反映目前综合实习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有：综合实习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经费不足，补助标准过低；难寻合适的实习单位；时间安排不合理；缺乏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依据；实习地点偏远；人数安排不合理等。

三、对策建议

1.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

调查发现，学生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未来的就业方向等均不是很了解，而且“轻农”思想较为普遍。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册和师生交流会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专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同时，应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尤其是就业指导，改变其传统的思想观念，增强学生对该专业的热爱，培养学生的“三农”情结，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工作，尤其是到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选择大学生村官作为将来的就业方向。使大学生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2.根据学生需求适当调整公共基础课

各类公共基础课中，学生认为最需要加强计算机课程。除《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基础》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外，建议增设办公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和数据库等较为实用的课程。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调查显示，约37%的学生希望英语课能开设6个学期，因而可以适当增加英语学时，或者延长英语课的学习时间，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学习的机会。此外，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降低数学课的难度。

3.改革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和考核方式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大学生的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学生寄予了厚望。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要加强改革力度。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的授课方式，增加案例教学，实习、实验室模拟，综合性课程设计，课题讨论、辩论和专家讲座及论坛等授课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重视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其次，要改革教学内容，教师应经常性的开展教学讨论，注意避免不同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重复，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适时加入热点问题，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要改变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的性质，有选择地采用撰写个人论文或研究报告、考试和撰写论文结合、开卷考试、口试等考核方式，以测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农业调查论文篇(6)

[关键词] 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13-08

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相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几乎是全景式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半个世纪中国的缩影。始终将其视野建构在时代性和社会性双重基点上的《东方杂志》，无疑有更敏锐的感触和领悟，引领性地率先对乡村社会变迁以及乡村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并由此扮演着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怀”的角色。

1927年《东方杂志》以“农民状况调查”为题，举办第一次定期征文，要求应征者的文章要“注意于农民疾苦实际情形之说明……当以报告事实为主，切勿流于空洞”。①随后，根据征文情况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农村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从如此大篇幅的专题栏目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乡村问题首次聚合为杂志关注的重点。这当然不是农村“大革命”风潮的正面呼应，而是对隐然而见的乡村危机现状的一次广泛求证。这次征文可以看做是《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的第一次清晰呈现，但它对乡村的关注却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

1904年创刊后，《东方杂志》主要是以“选报”的形式来刊载其他媒体的一些文章，极少有原创作品的发表。该时期选择的作品中就不乏关于农业与乡村的文章，例如节选自《羊城日报》的《论考察农业》（1907年第3卷第6号）描述了日本农业的基本情况，主张向日本学习农业基本技术；再如《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1907年第3卷第10号）一文，节选自《商务官报》，描写了中国农业的衰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农业衰落的描写和对立国事业的初步思考。1910年前后，《东方杂志》则呈现出对于乡村民变记录的高潮，1909—1910年两年，各地民变的记录共有40余条，平均每期达3条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社会状况。

1912年之后，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基本消失，政治动荡与社会动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的成立而转移。但《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报道和记载的文章却并没有消失，其探讨的问题反而显示出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此时《东方杂志》上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大多译自外国学者的专著，所论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农业发展迟缓问题方面，并且普遍都将中国农业停滞不前归因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农业技术的改良，尤其是对农业机械化的提倡等等。“现代之农民，则用脑力多而用筋力少。观于美国之农民，其农圃机器之发达，良足令人惊异”。②此时的论题都未曾触及现代化压力下的中国乡村问题，而只是对农业技术发展提出一般性建议（并没有一个深入且系统的政策建议）。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期，杂志上关于乡村社会动乱的报道比较罕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以及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造成的区位势差，使得近代中国乡村问题日趋呈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乡村问题进行关注并发表言论，但其时尚未成为社会的焦点；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势的研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时政问题上。

进入20年代后，《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问题关注的篇幅日渐增多，几乎每期都有专题研究和讨论。1920年《东方杂志》开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开始集中讨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严重的米荒及其相关的乡村问题。1920年夏，上海米价突然暴涨，引起低收入阶层的暴动，工人罢工、饥民抢米、商家歇业、穷人自杀等事件不断发生，遂促发上海及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动荡。这是民国后上海发生的首次粮食恐慌，它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强烈反应，“各种报纸都有详细的记事，并且有许多讨论的文章”。③《东方杂志》特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汇集著名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如穆藕初、①邹秉文、②董时进、③杨端六④等人，以专题文章方式探讨米荒问题。他们并没有就米荒而言米荒，而是透过这次米荒论及中国农业、中国乡村的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普遍认识到，表面上这次米荒由，托名军米，私运出洋，导致米谷匮乏、来源不继而造成，但从根源上讲，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衰落，人口的暴涨，粮食流通的不畅，经济作物挤占农田，近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再加上“外米之输入益甚”，⑤这些才是造成米荒的根本之因，解决米荒的“积极的治本方法将奈何，曰惟务农而已”。⑥

上海米荒问题提供给人们一个深入思考中国乡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契机。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对某些问题的强调或重视程度，会影响社会和受众的注意力……形成无可替代的中心议题，不仅增加人们的关注程度，而且影响人们的议事日程，甚至直接引导事物的发展。”⑦《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上海米荒问题的集中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米粮的问题，不独为国民经济上的一大问题，实为我国家存立之根本问题”，⑧从而更深切地体察到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深层困惑，使我国乡村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民食”的缓解，“米荒”问题讨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于农业问题的思考却被延续下来。“192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农业观察家发出农业正面临危机的警告”，⑨但由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乡村所面临的困境，频以“乡村危机”之言惊醒时论。1922年8月，《东方杂志》推出“农业及农民运动号”专栏，刊载了9篇有关农业及农民运动的文章，其中吴觉农所著《中国的农民》和邹秉文所著《农业与公民》二文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乡村面临的各种危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其他文章则分别从关注一战结束之后日、英、意、德、俄等国的农民运动入手，探讨在世界范围内战争对农业的影响以及世界和平与农业的关系。虽然，“乡村危机”的社会认同此时尚未形成，但《东方杂志》“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努力，却不无先鞭之功。直至1927年，因应着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风卷潮涌的情势，中国乡村问题突出摆在了国人面前，时人对乡村问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东方杂志》“农民状况调查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该期“农民状况调查号”刊载各地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运用了一些简单的调查方法，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地农村的生存状况。这次调查活动涉及内地10多个省30多个市、县、乡，但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见表1），这与《东方杂志》的发行覆盖范围有关，同时也因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进程及乡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较深，各种矛盾在此地区更加凸显，乡村危机也表现得更加深刻相关。

这些调查报告多由当地居民所写，他们亲身描绘和述说农村的生活景观和生存状况，内容详细，感情真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整体上看，几乎所有调查报告都力图以事实向社会表达一种信息，即“我国的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①在征文启事中，《东方杂志》就规定了这些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应包括农民分布状况、农民生产收入及纳租情形、农民消费情形、农民金融流通情形、佃户与地主之关系、农民组织、农民之习惯迷信、农村妇女状况、军事对于农民之影响、其他各地农民特殊情形这十个方面。由于主题的基本确定和相对集中，所以在之后刊登的调查文章中，读者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影像也大体相似。可以说，这几个方面大致概括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些“社会调查以不同的方法揭示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给出了许多我们的双眼看不到的现实”②情景：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当莫过于今日”；③农民缺乏知识，受教育水平低，因为他们的“最高的希望，是要子弟识几个字，他们以为洋学堂是讲形式而不讲实用的”；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地主压迫农民的程度日益加剧，结果中国农民大众，要向无地化的过程前进，而农村的经济将沦为瓦解的境地”；⑤农民生活习惯愚昧保守，“一遇水旱的灾异，他们便祷神礼佛，以求庇护”⑥等等。由于作者多是当地居民，所以文章多是对农村现状、农民生活状况的一种直观描述和现实感受，对于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发展，以及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研讨文章则比较少见。

除了实地的调查报告，《东方杂志》作为一种学术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期刊，它在文学作品的取材上也体现出对中国社会下层尤其是对农村、农民的关注。鲁迅著名作品《祝福》中那个愚昧、可怜的祥林嫂的形象最早就是见之于《东方杂志》。⑦1920年代中期以后，王鲁彦、许杰、蹇先艾、王任叔等乡土派作家群的作品在《东方杂志》上的见刊率颇高，像王鲁彦的《阿卓呆子》⑧、许杰的《赌徒吉顺》⑨、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⑩、王任叔的《孤独的人》{11}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家族衰败典卖妻儿，或愚昧无知任人摆布，勾画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真实、悲惨的众生相。

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的中国乡村危机到30年代达到顶点。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为减少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筑起贸易壁垒，同时向东方的落后国家倾销工农业产品。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短缺，物价大跌，粮食进口数量急剧增长，外国粮食的输入使中国的粮价大跌，粮农大量破产，再加上30年代年年有巨大的水旱灾害发生，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而国内的政治环境又使得农村的破产更加严重。于是，“复兴农村”成为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每个政党和组织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的主张”。{12}同样，新闻媒体也在这股强劲的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公报》和《益世报》在1934年分别推出副刊《乡村建设》和《农村周刊》。进入30年代之后，《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刊载着有关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在1935年特开辟“农村救济问题专栏”，集中而深入地探讨乡村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其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和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了。同时，从1935年开始，《东方杂志》开设“农村写实”专栏，每月一期，共18期85篇，由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代编，选登描写全国各地农村景况的文章。此次“农村写实”专栏涉及区域较1927年“农民状况调查号”大为扩展（见表2），调查范围虽仍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但对其他地域也予以适当关注。该栏文章只是对农村基本景象的描写，包括家庭生活、农业生产、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它并非是严密的社会调查和深刻的专业分析，但是他们形象生动的描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农村基本生活状况的窗口，特别是有些文章中还附上了照片和插图，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除了正文部分，《东方画报》还配发照片：形销骨立的灾民、乞食的儿童、吞食衣絮的农妇……每一个形象都是崩溃中的中国乡村的缩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入30年代后，左翼文学高涨，有关农村与农民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此时获得了时代性进展，从另一个侧面亦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的关注。1932年1月，《东方杂志》在国内首次译介了美国布克夫人（即赛珍珠）那部描写中国皖北农村生活的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大地》，也许编者附在小说前的一段按语最能代表时人对中国乡村危机的关怀与乡村问题的思考：

中国是三万万余劳苦农民所集成的国家。中国生活的中心应立在于农村而不在于都市。中国的农村被内战、兵灾、水旱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破坏了。在穷苦无知和痛苦的生活中的农民的与挣扎，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东方杂志》编者对该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情节的变幻”，“对中国旧礼教弱点的深刻的描写”都值得国内作家学习，他呼吁国内的作家也应该走进乡村，希望在此之后，“有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解释来描写中国农村衰落困苦及农民意识中土地观念转变的事实”的优秀作品。①编者的呼吁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社会情状的深度关怀与前景的强烈期待，揭示着承负现实意涵的现代文学的使命价值。正是在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之中，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成了人们对于乡村危机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关怀。同时，乡土文学的高涨，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读者通过活跃于乡间社会的一个个可悲而又可笑的人物形象，深刻地领悟和感知着中国乡村的实况和前景！——它将“乡村危机”从学术和政治层面的关注延引到社会关注层面。

“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动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②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对乡村问题关注的基本特征之一。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

如果说20年代《东方杂志》上集中刊载的“农村状况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农村土地问题仍然是传统生产关系下的土地集中问题，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对土地问题的关注则是将其置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探讨。该时期对土地问题的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例如，针对1935年阎锡山提出的《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1935年第32期《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土地村公有乎实行增值税乎》《土地村有不可能》《土地村有问题》等文章都是对这一土地公有制度的讨论。

在对这些文章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集中和价格暴涨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整个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在都市中，土地投机盛行，地王坐享自然增值，不劳而获；他方面乡村农业破产，十户九贫，田地抛荒，流亡载道”。①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制度性建议，有针对农村土地提出的公有化建议，也有针对城市土地提出的收取增值税的建议，体现了时人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巨大关注。

在农村经济和生产方面，当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深广地波及于中国时，时人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农产物价格的跌落，是由于市场关系的变动；农田价格的降落，是由于因农民贫乏而起的失田的增加；农产物的输出的减少，是由于世界经济恐慌所给予中国农业的打击；至于其他的诸现象，不论其发生或救济，都已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或技术问题的范围。”②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加速度地商品化使农村中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愈加须仰给于充满着舶来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使他与农业脱离而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前者增加了农民底（的）支出，后者减少了他底（的）收入，因此农民便易于受到饥饿底（的）威胁。”③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中国也出现了经济恐慌，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发生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较落后国家的经济恐慌的“本质是在帝国主义底（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底（的）双重剥削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他所表现的形态是农业底（的）颓废，生产量底（的）不足和慢性的饥馑与死亡”。④

“惟农业建设事业之成败，端赖于从事农业工作之人员，而农事人材之优劣，又全系于农业教育之良窳，此至浅至真之逻辑，当无人能加以否认。”⑤然而，“中国的农村，教育幼稚不堪，所有的农村教师，一半是头脑冬烘的老学究，一半是学识简陋的浮华青年”。⑥2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农村教育衰败的状况，认为应开展农业教育。总体看来，对于农业教育的目的，学者们也有深刻的认识：“农村教育不惟教育儿童，也要教育成人；不惟教农民识字，也要教他们有农业学识，有公民常识。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良好公民，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效率很高的生产者。”⑦问题在于，自近代采用新式教育制度以来，“农业教育，最被视为无足轻重”，后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社会基础动摇，“各方始■然于国家经济基础之农业，非速加改进与发展，将不足以图存，农业教育始呈显著进展之势”，但是往往集中注意力于高等农业教育的整顿与高级农业学校的扩充，而直接对农民的教育，却被忽视了，“此种本末倒置，头重脚轻之措置，适足以窒碍农业生产之改进，剥夺农业建设之成功”。⑧

针对这种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人们提出了不少改良措施，有主张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的；有鼓励妇女接受教育的；也有建议普及农村小学教育以提高农民子弟文化素质的。对于我国的中等农业教育偏重理论而忽视直接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状况，有学者提出：“中等农业学校为造就农业干部人材，其工作之对象为农事与农民，工作场所则为广大之农村，直接改良农事与直接指导农民，实为其当然之任务。”⑨针对中国新式农业教育不切实际的作风，学者们提出“农业教育之最后目的，在沟通科学农事理论与实际农事工作，使广大农民群众，均能应用科学农事方法于实际农事活动，农业方有普遍改进与发展之可能”，他们认识到“农业教育之重心，实在于农民”。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30年代开始，人们对于乡村危机的恐慌已经转变成了对于乡村建设的积极热情。这种热情不只表现在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热切呼吁上，更多的还表现在他们为乡村建设所设计的种种方案上。“我国农业的亟待改善，经营方法的急需革新，这是谁都承认的；可是改革的方法，头绪纷烦，农业不良的地方，又触处皆是。”{11}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乡村问题的原因及探寻乡村建设道路的思考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东方杂志》等媒体为载体，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各路学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乡村建设的方案和构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读到当时兴盛的自治思想、合作思想、民生思想、教育思想、农业科学思想等。正是《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乡村危机的全面呈现和对乡村建设的积极呼吁，才使得乡村建设得以突破知识精英群体的局限，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以及复兴乡村的深度介入和引领性讨论，体现出了社会舆论对乡村危机的深刻关怀。这种关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危机以及近代社会舆论特点都有重要意义。

其一，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从1927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号”开始，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就成为《东方杂志》中的特色专栏之一。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它就重视对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如在辛亥革命前几年中专门设立“调查”一栏，举凡国内的军事、铁路、农政、学堂、财政、华侨等内容无不涉及。进入民国之后，《东方杂志》更是有意识地举办了各类调查征文活动，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对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各类调查。以现代实证科学为导向的这种调查之风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大学生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主动投入到农村调查当中。经常在《东方杂志》上发文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翰笙，后来回忆了他在1930年前后在上海搞社会调查的情况：“我们便转到农村作社会调查，积累了大批资料，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读物。商务印书馆由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为宣传新思想提供了阵地，发表了不少我们写的调查文章。”①虽然这些调查所依据的理论有限，也不试图抽象出某种系统化的理论，况且，“中国的国土太广大了，各地的情形太复杂了。单从这么一点粗略的材料是不足以考查中国农民问题的实际的。”②但是它们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材料。“每个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事实上是从特定的侧面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状况。”③探究农村社会的结构、农民生活的情况，以及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当时许多卓越的知识分子持有的信念。正是抱着这样的关怀和信念，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个案，由角度各异、文野各别的众多调查记录，使我们能从不同侧面看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幅幅生动真实的图景。

其二，强烈的理性精神与“问题意识”。《东方杂志》的办刊风格以保守、中立著称，但是这种保守却给了它一种更加平实和理性的风貌。它对乡村危机的呈现以及对乡村建设的探讨，都在尽量避免对“主义”，对激进革命的单向度的宣传和选择。《东方杂志》文章观点、立场的选取方面，皆比较中立，例如当其他民营报刊在30年代前期对苏区农村社会讥贬挖苦的时候，《东方杂志》则保持相对超然的立场，尽量全面地呈现各方观点，不去参与鼓噪，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可取的。这与其政治立场以及办刊理念有关，其编者多持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念，反对激进的政治革命，反对空谈“主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渐进的社会进化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存在，他们认为应该着力于一个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一点一滴、细水长流式的社会变迁累积而成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问题意识”，是其思想逻辑的一个自然终点，同时又是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行为起点，可以用来弥补激进主义者的一些不足，可以适度舒缓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革运动带来的紧张感。

其三，乡村危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引发了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尽管对复兴乡村、建设乡村，不同政党、不同流派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对于乡村危机的认识却是共同的，对乡村危机的关怀也是全社会共有的。这种关怀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由通商大埠到穷乡僻壤，由知识精英到农民百姓，由空谈主义到实地调查，那种单纯以解决城市问题，引进外来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思想逐渐被抛弃，代之以投身乡村、建设乡村、团结民众、凝聚民族，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救亡道路。早在1921年，《东方杂志》就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认为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除有觉悟的青年男女，大家去‘归农’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回归农村的呼声，号召时人，尤其是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效法19世纪英法德俄等国青年深入乡村，“点着希望的火把，引着农民到自由的地方去”，①以实际行动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从20年代末大批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城市舒适生活，投身乡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史实来看，《东方杂志》等媒体“回归乡村”的呼吁，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

30年代末期以后，乡村建设活动推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乡村建设”一词也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时人对建设乡村的思考也进入成熟期，涌现出了很多乡建派别，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作了全方位的设计。遗憾的是，正当乡村建设轰轰烈烈展开之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探索乡村现代化道路的运动被迫中止，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乡村的设计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复兴乡村的议题被更为紧迫的救亡图存的议题所取代。受政治局势、舆论环境以及杂志自身定位的影响，《东方杂志》在此时的舆论焦点也转变到了抗战上来，对乡村问题关注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战时农村政策方面，或探讨如何通过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以调动其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同时，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检讨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深刻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对运动式的乡村建设发出了警告。

传统农业大国中人们文化上的“乡村情结”促使中国人始终关注乡村的命运，也试图从乡村——中国文化的根系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新的契机和起点。所以，虽然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展和深入，“乡村危机”、“复兴乡村”等话语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危机的关注、对乡村命运的现实关怀的思想成果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思想认识和现实取向的历史性起点。

【作者简介】王先明，男，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

吴瑕，女，江西宜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The Social Care for the Crisis of Rural Area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king Eastern Miscellany as Center

农业调查论文篇(7)

关键词 本科教学 教学改革 农林经济管理 复合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2.091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课程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提出要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培养体系，将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和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作为改革的试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过去偏重于经济理论分析型人才培养，面向农业宏观管理。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使该专业面临生源萎缩，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以高等农林教育改革方针为指导，主动适应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改革人才培养体系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唯一的出路。

对大多数本科农林院校的农经专业来说，复合应用型人才是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主体。关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专业发展、提高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四所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方法对学生视角的课程和教学情况开展调查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教学改革，提高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调查采用问卷方式，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大二（含大二）以上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就复合型人才培养和专业课程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时间为2015年5月，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大二学生进入春季学期后半段，面临选择专业方向和导师等问题，个人发展定位已经迫在眉睫；所有被调查学生均已了解培养计划和专业课程。调查的高校包括沈阳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调查的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对专业课程与教学现状的认知、态度；对自身能力、复合型人才及相关能力的认知等问题。调查采用网络问卷方式，即方便快捷又能避免外部干扰，保证客观的反映自己的态度。调查共有177名本科生参与，收回有效问卷175份。

1 农林经济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下专业课设置现状

我国农林高校普遍开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个别综合性大学亦有该专业。但其基本课程体系相似，属典型的“三层楼”构架，即底层为公共课，中间层是专业基础课，最上层是专业课。以某校为例，课程平台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教学五部分。其中后三个课程平台是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与复合型人才需要的动手和实践能力密切相关的课程。

调查发现，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趋向，大部分农林高校对专业课进行了划分，大方向是将科研能力与素养导向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划分开来。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按市场需求和就业去向划分为：工商管理或农业企业管理、现代农业、农村公共管理、信息管理、农产品营销与物流管理等。本科生三年级后按培养方向进行课程教学。

针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教学三类，专业基础课包括必修和限修课，专业课有必修、限修和选修三个层次，实践教学属于必修课。对调查结果总结分析，认为当前课程设置特点是：（1）必修课设计宽泛，包括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课程，也包括工商管理学科中会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核心课程。（2）方向课设计集中，几乎都是某领域的专业课。（3）实践教学受到重视，以就业需求为导向设计，均为必修。因此，农林经济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框架已基本合理，未来提高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重点要优化课程门类、合理设计学时、改革教学手段和教学法。

2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教学现状

（1）课堂阐述仍占主导地位，学生分组完成一项综合任务的方法应用最少。教学方法对引导学生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具有重要作用。调查显示，教师单方面灌输教学内容，进行课堂阐述仍是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其平均综合得分为5.68；其后依次是案例教学或留课后阅读等口头学习作业、课上汇报或讨论；平均综合得分最低的是学生分组完成一项综合的学习任务。然而，有72.57%的学生对老师常用的教学方法的态度为一般满意，仅8.57%的同学对老师的教学方法不满意，这说明传统阐述式课堂教学依然得到大部分师生的认同，但只有18.8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因此继续改革教学法非常必要。

（2）学生对专业课学时安排分歧较大，复合型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学时安排体现了课程对本科生的难易程度和重要程度。对学时安排是否合理的调查中，认为必修课、限修课和选修课合理的学生分别占51.43%、38.29%和34.29%；认为必修课学时多或少的人数大体相当，认为学时多的略占优势；但是对限修和选修课，更多人认为学时偏多。这说明课业负担与学生主观的收获和个人成长是不匹配的，可能是教学效果和质量让学生感到学时浪费，也可能是学生个人发展认知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带来的结果。

在全部样本中，38.8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学时安排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最大。有81.14%的被调查者对这样的学时安排是否有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持否定态度或者不清楚。因此，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学时安排、培养方向的凝练和突出程度还有待提高。

（3）课程考核方式满意度高，实践考察是学生最期望的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是检验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程度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衡量教师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形式。调查中有77.71%的被调查者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的考核方式表示一般满意，14.29%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满意，同时有6.86%的被调查者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考核方式比较不满意。这说明目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考核方式被大部分学生认同，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的考核方式，调查设计了“您认为哪种考试方式有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问题，结果显示：70.86%的被调查者认为实践考查（例如通过完成作业、答辩或完成调查等方式）更有助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其后依次是理论考查（如写论文、调查报告等）和开卷考试，分别占14.29%和10.29%；只有4.5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闭卷考试。可见，在闭卷考试居主导情况下，学生认为更公平合理，也比较满意，但却更加渴望实践。

3 本科生对课程设置认知及态度

（1）专业课设置不能满足复合型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需要。专业课程是针对本专业才培养目标设置的，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50.86%的被调查者认为专业课的设置不是很满足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5.14%的被调查者认为满足不了；同时44%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满足。这说明本科生对农林经济管理的专业课看法明确，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当前课程设置没有达到农经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2）复合型人才能力培养效果按知识、能力、技能的顺序渐弱。对“您认为目前开设的农业经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能培养哪些方面的能力？”问题的回答显示，获取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和对农林、农村知识的广泛了解两项得分最高，分别为5.77和4.57；其次是学习能力、对统计学经济学等必修课的综合运用能力、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分别得分4.21、3.51和3.17；得分最低的是分析和认识“三农”问题的能力、口才和表达能力，得分只有2.85和2.38。

（3）实践教学环节对学生能力培养不均衡，满意度不高。对“您认为目前开设的实践课程最能培养哪些方面的能力？”问题的回答显示，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能力、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得分最高；其后依次是人际关系和交往能力、一技之长（如计算机、英语、写作等）、团队合作能力；得分最低的是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1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所开设的实践课程能够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60.57%的学生认为无法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可见实践教学环节是专业课设置中非常薄弱的环节，虽然注意到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但各种能力培养程度不平衡，距离学生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4）专业课程设置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有41.71%的被调查者认为专业课程设置与本专业的就业方向紧密程度一般，占比最大；认为不紧密和非常紧密的被调查者均为16%；25.71%的被调查者认为紧密。这说明复合型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的就业导向没有受到重视，本科生在专业课程与就业之间感到脱节。优化专业课程设置除继续关注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以外，应以就业为导向提高复合型人才能力培养的针对性。

4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与教学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受到了重视，但仍存在突出的问题。首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特色不鲜明，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定位不准确，导向不具体。对实践和动手能力培养没有受到实质性重视，课程设置形式高于内容。作为一个元老级别的专业学科，过去更重视理论和宏观管理人才的培养，教学方法陈旧；无法及时与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衔接；课程考核方式无法灵活的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无法较为明确的考核学生在知识运用、解决问题能力、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水平和效果。其次，专业课程设置忽略了复合型人才双面性的特点，缺乏与就业相衔接的契机。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设置只是考虑到了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无法通过这些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其他能力。

提高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水平，首先要明确培养导向。应将该专业的社会服务导置于重要地位，将服务学生就业作为必要条件，并在教育教学中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一是要深刻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市场需求与就业导向，明确社会和就业市场对人才理论宽度、知识广度和能力的要求，进而形成培养的总体目标。将总体目标分解为细化具体目标作为制定相适应的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的指导。制定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要依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所具有的特点与优势，前瞻社会发展潮流和人才市场形势，提高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耦合程度。

二是专业课程体系要以“坚持为三农服务”作为出发点，将“为生态文明、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科技贡献和智力支持”作为改革的导向。注重理论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农林、农村知识的通识教育，为学生在农业农村领域创新创业提供帮助、创造条件。提高专业课中综合运用等相关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加与就业的紧密性。

三是要改善教学方法手段，有效的提高复合型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的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改变传统方式的教师一言堂阐述的授课方式，与学生讨论、互动频繁使课堂氛围活跃，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或分组完成一项综合任务的方式来提高学习兴趣。考核方式中，增加实践考查环节的占比，例如通过作业、答辩、调研等方式，结合理论内容考试、课程论文等方式相结合来全方位的综合考查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掌握情况和能力水平提高情况。

最后，强化实践课程、增加实践机会。实践教学不仅要进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验室建设，更要重视实践课程内容建设，紧密结合“三农”实际和人才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设计实践课程能力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

沈阳农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14-49；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UPRP20140098；2014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 JG14DB35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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