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篇(1)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世界史论文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批判并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学说的观点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绝对的思想和精神，但是黑格尔本人是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含义，他的学说里面带有辩证法的成分，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上，因此他的辩证法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就是精神与主观意志的物质化，世界就是纯粹精神构造的存在。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将世界历史等同于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很显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这样定义的结果是将世界历史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意志，从而使得世界成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马克思在研究该问题的时候，有限地继承了前人的学说，但并不是全部复制或者全面批判，他承认这个命题的结果，但否认了前人对于过程的思考，而是以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并解释世界历史的存在以及发展。可以说，两种世界历史理论只是在方法论上面产生了分歧，对于存在的基本事实都未加以否定。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由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世界

历史理论到唯物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过渡黑格尔在最初就十分崇尚理性，所以他更加相信世界历史只是精神的延续，他认为通过观察能够得到一种合理的发展过程，而且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精神。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继续从“绝对精神”的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实践，即物质的生产与交换的独特视角，利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解释世界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从物质的视角来证明思维的存在，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并非是某种思维的作用，而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存在而产生的改变和进步。

(三)都承认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承认世界历史并非是简单的数学之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历史书上写的那样纯粹和简单，它不是单纯的相加，世界历史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哲学上所讲的世界历史。黑格尔本人对这种思维过程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一直试图去说服他人来信奉自己的假设。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整体关联性，并且表现在诸如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力一定会由于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断地得到提升，交通工具与传媒手段的发展都会将社会固有的矛盾凸现出来，而世界也将联系为一个整体。

二、哲学的基本争论与历史观的差异

(一)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争论

说到底，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相同命题的不同解释来源于逻辑起点的不同，这是哲学上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矛盾。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的逻辑推演，缺乏物质基础，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运动。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提到“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观点，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理性与精神，他还用举例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与他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诠释这个命题，认为世界历史并非是走了一个漫游的旅程，他觉得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才让各个民族与地区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因此，生产方式的演化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才是真正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力量。

(二)纯粹的精神无法改造世界，劳动创造了历史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之所以形成是由于精神与观念的影响，他由精神世界去解释现实世界，认为行为或者世界历史的出现无非是精神的作用。是人民主观精神的必然结果，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或精神的展开与实现，这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用他惯有的那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起点来对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做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判定，同时这也是黑格尔论述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与出发点。马克思经过长期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所谓精神创造改变了物质世界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历史只是人们自我改造以及改造物质的过程而已，劳动作为组成人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特征，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整个历史的推动力，所以，宏观的来说，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差异在于哲学观念的最基本矛盾，微观的来说，就是“绝对精神”与“劳动生产”的对立。

(三)黑格尔拥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了否定

黑格尔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但是其辩证法的主张并未完全被贯彻，重要的—个原因就在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起步于东方并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达到日耳曼所在的西欧，从此迈进了充满活力、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期。因此他虽然突破了以往狭隘的论调将世界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来分析，将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但是却把世界历史终结在了欧洲，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学说，意在抬高西方民族而贬低东方民族。而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学说，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从而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资本主义不论当时多么先进，它的弊端都很明显，最终会被更加先进的共产主义所代替。

结语

世界史论文篇(3)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世界史论文篇(4)

一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

《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世界史论文篇(5)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世界史论文篇(6)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在19世纪初century圣洁思想、意识形态历史观的颠覆和“Eurocentrism”的重建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这个　基本的　所容纳之物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是　这个　世界　历史　基于　在…上　资本主义　工业的　文明　驱动　通过　这个　全体的　发展　属于　生产率　和　沟通，并以实现沟通为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个　属同时期的　价值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有　曾经　论证　通过　这个　发展　想法　属于　“以人为本”　这个　重要性　属于　表达　在里面　这个　想法　属于　人类　社区　属于　命运以及历史材料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实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革命。随着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世界交往作用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思维的理性内核，颠覆了黑格尔倒转的唯心史观，打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重构。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个体”，都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某种联系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黑格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位杰出的黎明。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分享这个新时代的喜悦。当时一种高尚的情感激动着人们，一种精神的热情震撼着全世界，仿佛“神圣的事物”与“世界”的和解第一次完成了。”[1]459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逐渐从国家-地区历史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资本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出现，共通的普遍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各国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重要论述：“如果机器是在英国发明的，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数百万工人的饭碗，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那么这项发明将成为世界性的事实。”88-89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思维考察世界历史，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的动力和本质，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性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体现为“世界精神”，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不同实现程度决定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由意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艺术，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逐渐发展自由感的过程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大学知道所有人（人都是人）都是绝对自由的。”[1]17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开来，至今仍未走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倒转的《绝对精神》的颠覆本体论，揭开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思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从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出发，解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鬼魂的抽象行为，而是一种完全可以由经验证明的物质行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为。”[2]89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马克思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理论体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最高理论成果，但它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亚洲东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它最终通过古希腊和罗马到达西欧。欧洲中心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1]45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充满了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的尺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国家。站在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总是存在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因此，世界历史不存在先验中心。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区域性的、狭隘的民族历史通过普遍传播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周游世界,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和完善补充了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成果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晚期的探索成果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蒂凡尼早餐》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虽然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但它仍然是一套内容丰富、逻辑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认为“世界史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但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3]28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写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总是如此。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在大型资本产业的出现和各民族国家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等级资本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有民族和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都难以突破地理环境的自然屏障。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相对孤立和封闭关闭状态。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蒸汽动能为核心的蒸汽机被用于工业生产。大型机械工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资本扩张引发的交通革命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民族间的隔离被打破，狭隘地区的民族史开始向世界整体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过去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2]114。

在探索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立场，从现实的人的实践中考察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力进行工业生产，利用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劳动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认识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分离。”104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竞争的普遍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加剧了国家间的商品竞争，进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加深了普遍性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相互依存，世界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整体，历史正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分工和通信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除得越彻底，历史就越会成为世界历史。”88

马克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结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首先，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改善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商品出口逐渐被资本出口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这一世界性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来解决。第二，社会化分工和工作的普遍发展LDWO交流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交流成为世界交流，以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所有民族参与竞争斗争时，我们才能维持创造的生产力。”“[2]108最后，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世界无产阶级。竞争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失去了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但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国家中都有相同的利益，国家的特殊性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分离和对立的阶级。”[2]114-115“无产者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护。因此，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共同的有意识的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然后解放全人类。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某一理论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往往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其时间价值并没有消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野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4]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工业条件、商业条件、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推动的。可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和通讯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现实的人”才能实现从国家区域存在到世界历史存在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联系。”276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人民独立取代了人民对人民的依赖，而人的发展和解放则受到资本异见势力的制约。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完全转化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人的异化和片面的经济基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摒弃了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谋发展，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深刻现实内在地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扩大世界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实现了人类地域生存向世界历史生存的发展。

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词来阐明交流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动态作用。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和大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分工逐步成熟,，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对外交往，开放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传播，历史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形成。“物质生产也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世界文学已经从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634马克思认为，生产全球化和普遍交流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有我、我有你的文化格局马克思笔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独立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由民族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两极格局大学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加速发展。从物质交换的角度看，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各国际行动者加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实施普世价值等文化霸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最后晚餐”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个从历史、时代和人类的高度真正思考全球化未来趋势的“建设性计划”。[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普遍物质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家间荣辱相依的现实背景出发，主张加强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合作，构建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分享深化物质交流的发展经验，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分母，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关于民族间精神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质是正确的在理论阐释中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各民族、各国家的精神交流，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相互学习超越文明冲突，共存超越文明优势。指出，“没有优劣文明之分，只有特色和地区”[7]544。文明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人类未来共同体思想坚持“每一种美都有它的美，美美与共”对人类文明繁荣的理论阐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你有我，我也有你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而且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各国交往关系提供了理论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因此，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面纱，实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革命性变革本体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传播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阐述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是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不仅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精髓，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回响。全球化构建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新的全球问题。一方面，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分工、消费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扩大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人类社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核扩散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人类分享了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提出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社区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念改善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通过改变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缓慢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未来社会发展世界图景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合理回应和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必要把握和逻辑延伸。

[1][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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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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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刘同舫。为历史唯物主义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社区的最初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

世界史论文篇(7)

   自从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诞生以来，反对“欧洲中心论”（或曰“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便成为我国世界史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并提出要对之有所超越。可以说，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极大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但是，诚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欧洲中心论”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影响及其反思，近年来一些学者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试图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史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各种看法的回顾与梳理，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海宗、周谷城等老一辈学者便举起了反“欧洲中心论”的旗帜。雷海宗1954年撰文指出，“地理大发现”一词中“‘发现’一词乃纯粹欧洲立场的名词”，建议改称“新航路的开辟”。1961年周谷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批判“欧洲中心论”，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也没有忘记反“欧洲中心论”，如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世界史》明确提出要“破‘欧洲中心论’，恢复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本来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吴于廑先生便是代表。他提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架构，力图以此摆脱世界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论”影响。近年来，随着全球史兴起和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随之深入。综合目前我国世界史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认识来看，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对我国世界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第一个层面主要关注世界通史的内容比例，认为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著作中西方所占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史为主轴的历史。周谷城指出：“我写世界通史之前，曾翻阅了许多著作，发现其中有一共通之点，都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谓之古典世界。古典世界之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作法便是欧洲中心论。”这种现象在世界近现代史编撰中更为明显。有学者曾做过认真统计，并以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为例，指出“该编上下两卷6章24节共910页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余79%基本上都是有关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其中“58%的篇幅给了欧洲，只有4%涉及中国”。因此认为，这反映该著作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的关注点在于世界史研究中的社会发展标准，认为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所确立的标准为圭臬”。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经常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第三个层面的反思则从世界史研究中一些概念工具人手，认为我们现在用以表述世界史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源于西方经验，而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叙述非西方的历史，也是“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都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遍论、进步论之上，反映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元叙述。不仅西方学者用诸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等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也被非西方世界广泛接受，我们的历史研究同样无法摆脱。马克垚先生评价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我们历史科学使用的概念、范畴、模式、理论、规律，都可以说是出自西欧的。”

二、“欧洲中心论”反思中的认识误区

以上三个层面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影响问题的认识。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该将世界通史类著作中欧洲部分所占比重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

“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与欧洲（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强势地位密不可分，但对西方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对此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近年来，不少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马世力先生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确实曾经在西欧或欧洲，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承认世界近代史中心曾在西欧或欧洲同“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用否认历史发展有中心的作法去反驳‘欧洲中心论’，也不能用否认欧洲在近代曾经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或把其它什么地区说成是中心，甚至否认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历史进步性的方法去批判‘欧洲中心论’”。李义中也认为强调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与 “欧洲中心论”两者之间只是形式上相似，而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从真正历史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考察欧洲或西方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影响及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完全站在非历史、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利用历史（学）以宣扬种族、文化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许多人往往只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外在形式或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相似而无视其本质区别并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

在正确认识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再来看通史类著作中世界各个地区所占比例问题，就会有更加理性的看法。世界史当然不是各个地区或国家历史的累加，更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每部通史著作都代表了作者对世界过往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必然会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体系”。不论是五种社会形态观、整体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都代表了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但不论哪种体系，求真应该是唯一的原则。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弗兰克等，他们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有了不同的认识，并取得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笔者认为，即使这样，这些学者也只是把欧洲领先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对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多种体系构建历史，但任何一部求真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忽视欧洲的重要地位。相应地，在内容比例上，欧洲的内容也必然会在这一时段占据较多比重。以工业革命为例，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一事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偶然性，并强调英国的好运气，但对偶然性的解释应该无损于对其重要性的强调，不能因为其发生有偶然性因素，就对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意义及其影响加以贬低。如果一部通史著作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只是略有提及并轻描淡写，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不应该的，也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特定时期对西方作用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不能因为通史类著作中西方在某部分占了较多比重就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当然，对西方过于强调和突出也是不合适的，削减其他地区的内容而时时处处突出西方的特殊性，甚或认为其他地区没有历史不值得记载的做法才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反对。至于西方部分在通史著作中究竟占多大比例才合适，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应该看到，新近出版的通史著作在处理各地区所占比例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马克垚先生的《世界文明史》为例，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农业文明时代”总计376页中，关于欧洲的内容有129页，所占比例为34%；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7页，占66%。在“工业文明的兴起”部分双方比例发生了变化，共计557页中关于欧洲北美的内容有315页，占57%，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2页，占43%。笔者认为，在近现代史部分发生的这一变化较好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趋势，也充分显现出我国世界史学者对于通史类著作中不同地区所占比例问题的新的思考。

（二）源于西方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欧洲中心论”也应有所区别

“欧洲中心论”固然是近代以来欧洲（西方）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影响。但我们在看到“欧洲中心论”狭隘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欧洲（西方）思想的全部。在博大精深的欧洲（西方）思想文化的诸多体系和流派中，除了“欧洲中心论”狭隘思想之外，还有众多非常有价值、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尽管源于西方并植根于西方历史和经验之上，但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确切的真理性，因而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有着根本区别。如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的思想理论，但却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其许多理论和概念被世界各地人们广泛使用，并与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样，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现代化等概念尽管也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用来表述历史发展和进行研究，这些概念与“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壶先生谈到：“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我们应该明确区分源于欧洲（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欧洲中心论”。

以“现代化”为例。罗荣渠先生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变动；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用高效率途径赶上先进工业国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过程。众所周知，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是率先在西欧完成的，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可谓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其理论也源于西方。但这并不能成为妨碍我们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来表述历史和进行研究的理由，也不能因其来源于西方而将其视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它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一系列改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所涵盖的内容及其方向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当然，现代化并非西化。世界现代化既有共性，又由于各个地区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其特殊性。“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 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我们所建立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这一概念源于西方经验，但其与“欧洲中心论”却没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民主、自由、文明等概念和范畴也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是源于西方的理论成果，但这些概念同样有其进步性和普世性，是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范畴及其理论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将其使用在对历史的表述中并不必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必须加以区分和明确。事实上，中华文明一直具有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佛教最早源于印度，但异域文化的出身并不影响它与我国本土文化的水乳交融，而它对我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化、民主等概念源于西方，就简单地认为凡使用这些词汇来对历史进程进行表述就一定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而应该予以具体鉴别和区分。

由上可见，我们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如果对上述问题不加区别，便有可能陷入反“欧洲中心论”的认识误区，从而导致反“欧洲中心论”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只有克服这些认识误区，才能更好地处理通史类著作中各地区所占比例问题，也才能辨明源于西方的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区别，从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三、对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