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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6-25 01:14:46

债务审计论文

债务审计论文篇(1)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修订和实施,对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快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会计、审计实务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债务重组的审计特征分析入手,探究其合理可行的审计对策,旨在对审计实务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债务重组审计的特征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对债务重组的定义为: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准则强调了债务人处于财务困难的前提条件,并突出了债权人做出让步的实质条件,排除了债务人不处于财务困难条件下等的债务重组事项,如在债务人发生困难时,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用库存商品抵偿到期债务,且不调整偿还的金额和时间,实质上债权人并未做出让步,则不属于债务重组。因此,对债务重组的审计有别于对其他会计要素的审计。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债务重组审计目标具有交叉性

债务重组审计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审查债务重组的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审查债务重组的确认是否符合真实;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否正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3、审查债务重组所涉及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在财务报告中的分类列示的合规性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恰当性等。

(二)债务重组审计风险具有特殊性

一般来说,客户经营业务越复杂,其固有风险越高,因而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出的要求也越高。修订后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所涉及定义的不同、债务重组方式的整合、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会计处理的变化还有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等新规定,对我国广大会计审计工作者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同时增加了会计责任的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债务重组审计的各种测试程序中,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态度,努力提高风险意识,以便对客户相关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正确性做出结论,并就其对客户整体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发表审计意见。

二、对债务重组审计的几点思考

针对债务重组审计的以上特征,注册会计师在具体操作时,应在熟悉各种法规、准则的基础上,善于思考,并合理应用各种审计技巧,顺利完成审计目标。

(一)适当引入审计风险模型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一种风险高、责任重的职业,针对债务重组的特殊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审计环境,注册会计师应当注意合理规避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评估债务重组交易的固有风险是否为高水平的;注册会计师应评估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注册会计师应合理确定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该水平不令人满意,或债务重组业务在客户全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概率很小,注册会计师可以采用详查法对债务重组业务进行审计。

(二)重视债务重组中公允价值的使用影响

注册会计师应审阅债务重组业务有关的协议、合同、票据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以判断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正确性。特别地,对涉及关联交易的债务重组,注册会计师应尤为重视,因为关联方交易中交易价格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弹性。因此,注册会计师对关联双方的债务重组的审计应采取详查的方式,以降低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在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对关联方之间债务重组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的欺诈行为予以披露,有效防止公允价值被滥用而产生严重的利润操纵问题,以保证债务重组中公允价值的有效使用。

(三)审查债务重组损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债务审计论文篇(2)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债务期限结构,用Dm表示。基于数据的获取情况,本文和众多研究一样,将债务期限结构定义为长期债务与总债务的比值。考虑到我国债务融资大量采用银行借款,故本文进一步将债务期限结构定义为长期银行借款与银行总借款的比值。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一:审计质量,用Aq表示。因此,本文以事务所规模大小来替代审计质量,将上市公司所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当属于国际“四大”时,Aq取1;否则取0。预计正相关。解释变量二:终极控制股东性质,用Uct表示。本文按照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类。当为国有性质时,Uct取1;否则取0。预计正相关。解释变量三:交互项,用Aq鄢Uct表示。该交互项用以反映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对审计质量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关系的影响。预计负相关。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一:公司规模,用Size表示。Jalilv和Harri(s1984)指出,大规模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冲突相对较小,它们拥有较多的有形资产,破产风险也较小;而小规模公司的部分股份通常被管理者持有,激化了内部人与债权人间的冲突,且它们的破产风险较大。因此,大规模公司更易进入长期债务市场,且债务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预计正相关。

控制变量二:资产负债率,用Lev表示。Wiggin(s1990)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较高意味着较大的清算风险,促使该类公司倾向于举借更多的长期债务。预计正相关。控制变量三:资产结构,用As表示。Whited(1992)发现抵押资产的数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相关,上市公司拥有的抵押资产越多则获取的长期债务越多。预计正相关。控制变量四:成长性,用Grouth表示。Diamond(1991)提出流动性风险假说,认为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具有长期投资机会的公司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预计正相关。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数据来源。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股票价格收益数据库》。文中采用EXCEL和EVIEWS6.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2.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7~2010年在我国深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保证所有公司均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得到了原始研究样本。按照如下原则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②剔除ST、PT类公司;③剔除发行B股或H股公司;④剔除终极控制股东类型不详的公司;⑤剔除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大于1的公司;⑥剔除数据缺损、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公司。为此,本文最终以2007~2010年连续4年均可获得相关资料的85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建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432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经验调查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

3.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见,Dm1和Dm2的均值分别为16.25%和28.88%,表明样本公司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在债务结构中比重较低,短期负债(短期借款)占主导地位;Aq的均值为3.64%,表明样本中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了非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较为分散;样本中65.33%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掌握在国有股股东手中;交互项的均值为2.48%(中值为0),表明聘请国际“四大”开展审计活动的国有上市公司数量较少。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实证模型的设定。为了综合考察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如下两个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各模型中加入了预先设定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以保证模型的完整性和结果的准确性。经验模型构建如下:模型(1)和模型(2)中:茁0为截距项;茁1、茁2、茁3、茁4、茁5、茁6、茁7为回归系数;γ和η为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干扰项。

2.实证结果。本文通过对F统计量、LM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进行检验,发现样本公司适合采用针对面板数据的混合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反映行业类别和宏观经济因素给债务期限结构带来的影响;F统计量说明本文所设置的两个模型总体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中调整后的R2说明本文的解释变量和有关控制变量一同解释了债务期限结构31.6794%和19.7392%的变异。模型(1)选择Dm1(年末长期负债/年末总负债)来衡量债务期限结构。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q的回归系数为0.04336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假设一得到验证。该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可增加报表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它使内部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小,有利于债权人防范投资风险,此时债权人愿意提供长期债务支持。Aq鄢Uct的回归系数为-0.10022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比非国有而言,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使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假设二得到验证。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的银行业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它们在向国有上市公司发放长期债务时重点考虑的是相关政治目标、政府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干预、国有上市公司特有的政策保护所带来的较低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以及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因而受审计质量的影响并不大。Dm1中指代的债务涉及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考虑到金融机构贷款在我国债务融资中占据主要地位,本文又选择Dm2(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末总银行借款)作为债务期限结构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对上述结果开展稳健性检验。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q和Aq鄢Uct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程度均未发生改变,证实以上结果稳健性较好。同时我们观察到,不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Uct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其债务期限结构较长。该结果与刘志远、毛淑珍和乐国林(2008)一致,他们发现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当这种终极控制是通过多层级控制链间接实现时,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p说明国有银行对不同性质公司发放贷款的情况存在差异(BrandtandLi,2003)。

至于控制变量,模型(1)和模型(2)得到不同结果。在模型(1)中,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资产结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而成长性却与预期相悖,表现为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公司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而资产负债率却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债务期限结构主要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的一种手段,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公司的财务杠杆较高时,为了规避风险而更倾向于运用长期债务融资。但是,债务期限结构还要受到公司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本文中所说的由于公司自身的风险信息传递给外界所导致的潜在债权人对公司风险状况的评价,这也会对债务期限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认为,公司自身风险的上升将使债权人越来越注重防范信用风险,因此在提供长期债务融资时更加谨慎。资产结构和成长性与理论预期符号一致,均为正,但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有关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是一个重点及难点问题。本文在前面的实证研究中,以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来审计质量,通过划分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来表示审计质量的高低。事实上,审计质量在实证研究中的替代变量多种多样,比如盈余管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资本市场的反应、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等,但相关评价褒贬不一,单就事务所规模大小这一指标就又可细分为多种衡量标准,究竟哪种方法或标准在我国最具适用性,学术界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可见,本文选择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来描述审计质量带有一定主观性,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为了获得稳健的实证结果,本文又采用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再次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考虑到审计收费通常是根据被审计公司总资产的百分比计算得出,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公司规模(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这一项从模型中剔除,以避免审计收费(审计质量)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样本公司同样适合混合模型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程度相比实证部分对应的回归结果基本未变。可见,当Dm1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是采用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还是选择审计收费来度量审计质量,均证实了假设一和假设二,结果较为稳健。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一仍得到验证;交互项的系数符号虽为负但t值并不显著,假设二未得到验证。可见,当Dm2作为被解释变量且采用审计收费替代审计质量时,只有假设一得到验证,结果不太稳健。可见,虽然公司的大部分借款来自银行,但选择Dm2(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末总银行借款)来替代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研究结论

有关债务融资特别是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近来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内部人和债权人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考察能否利用高质量审计这样的外部保护机制来减轻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程度,从而为公司带来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本文以2007~2010年连续4年均可获得相关资料的85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建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432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采用混合模型经验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性质不同时审计质量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高质量的审计可增加报表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它使内部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小,有利于债权人防范投资风险,此时债权人愿意提供长期债务支持。

债务审计论文篇(3)

【关键词】 审计质量; 债务期限结构; 债务组成结构; 倾向匹配评分法

引 言

债务融资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1998—2008年间,我国企业的银行贷款筹资额达到了283 490亿元,而同期发行股票(A/B股)的筹资额仅为22 796亿元(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9)。即便是作为银行贷款的补充,企业经营中的商业信用融资也达到了相当规模。以2010年末为例,我国上市企业商业信用总额达到41 411亿元(CSMAR,2011)。除了为企业提供经营必要的资金外,债务同样可以通过“利息税盾”使企业享受税收收益,并通过还本付息,控制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量,缓解问题。由此可见,负债无论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还是治理结构均有重大的意义。

债务结构,是指债务资金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王艳辉和王晓翠,2007)。按照分类标准的不同,债务结构可分为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组成结构。其中,期限结构指企业的长短期债务之比,而组成结构则代表不同来源的负债之比。由于受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债权人不可能掌握所有关于企业的信息。不完全的信息将会对债权人造成无法规避的信息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的信贷决策。不同类型的债务对应着不同程度的信息风险。从期限结构来看,长期负债一般信贷金额巨大、偿债周期漫长、流动性低下,与短期负债相比,企业无法按时还本付息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债权人对长期债务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就更大。而由于不同债权人处理信息、识别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组成结构不同的债务对债权人而言,其信息风险也不尽相同。与提供商业信用的上下游企业相比,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分析信息、识别和应对风险方面的能力更强,相对于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的信息风险更大。

会计信息是债务契约签订的重要依据(Watts and Zimmerman,1986;Barth et al,2001)。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显著缓解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债权人的信息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孙铮等,2006;陆正飞等,2008)。独立审计通过鉴证服务,保障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其可靠性和相关性(Basu等,2002;Subramanyam,1996;Teoh等,1993)。与此同时,独立审计也可以发挥保险作用,对企业的负债提供一种隐性担保(Dye,1993)。

那么,独立审计的质量是否会对企业的债务结构产生影响?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立审计与企业信贷额度(Libby,1979;Estes and Reime,1977;胡奕明和周伟 2006;廖义刚等,2010)、借款利率(Pittman and Fortin,2004;Karjalainen,2011;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等,2010),或者是债务结构与公司治理(何靖,2008)、企业经营绩效(王艳辉和王晓翠,2007)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独立审计与企业债务结构之间的研究还很稀少。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0年度我国所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独立审计质量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独立审计质量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结构,随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的比例明显上升。本文从企业债务结构的角度,再次检验了独立审计的信息鉴证功能,无论是作为对已有文献的补充,还是作为对未来研究的启示,都有重大价值。

一、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债务契约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而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则是债务契约签订的重要依据(Watts and Zimmerman,1986;Barth et al,2001)。Leftwich(1983)认为,企业的会计信息将会对债权人的决策及其产权保护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孙铮等(2006)的研究则发现,企业的会计信息与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显著相关。

然而,在现实中,受到准则建设、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并不能得到保证。更有甚者,为了获得激励性薪酬、提升职位或者达到预期盈利目标,企业管理者将有可能会人为干预会计信息系统,通过使用盈余管理等手段误导各利益相关方。质量低下的会计信息,将会对企业现有和潜在的债权人造成不可分散的信息风险。为了避免和补偿此类风险,债权人可以拒绝向企业放贷或要求与风险大致相匹配的溢价。这样便造成了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债务成本。Beatty等(2002)发现,企业在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的时候,如果要保留更多的会计灵活性,将会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Francis等(2005)则认为盈余质量越低的企业,债务成本越高。而Bharath等(2006)也通过研究发现,盈余质量低的企业,贷款的利率更高,期限也更加严格。

独立审计,通过提供鉴证服务,保障了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可以明显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Becker,1998;蔡春等,2005),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相关性(Teoh and Wong,1993)、持续性(Subramanyam,1996)、稳健性(Basu,2002)以及对未来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Minnis,2011),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债权人所面对的信息风险,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Pittman and Fortin(2004)利用美国企业数据研究表明经审计质量更高的六大所审计的企业,其贷款成本较低。Karjalainen(2011)利用芬兰公司贷款数据研究表明,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债务成本较低。我国一些研究也显示,独立审计质量与企业贷款利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等,2010)。

对于期限不同的债务,债权人在作出信贷决策时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短期负债所涉及的信贷金额小、流动性高、期限短,债权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低,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就较低,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不高,故独立审计在债权人短期信贷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有限。而长期负债的信贷金额巨大、还款周期漫长,企业按时还本付息的不确定性远大于短期债务。因此,对债权人而言,企业的会计信息在其长期信贷决策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独立审计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为重要。可以预计,随着独立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将更加容易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长期负债比例随其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提高而上升。

同样,对于获得渠道不同的债务,不同的债权人在作出信贷决策时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存在巨大差异。各类债权人分析信息的能力不同,防范信息风险的手段不一,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和关注程度也不同,因此,独立审计在其信贷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所差异。与商业信用的提供者相比,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分析企业会计信息时更加专业,有更好的渠道获取企业的私有信息(Bharath等,2008),并可以通过寻求抵押、担保以及对贷款企业信用评级等手段防范信息风险,保障债务契约的有效履行(孙铮等,2006)。因此,独立审计通过鉴证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增量,对商业信用提供者而言,其作用更为巨大。可以预计,随着独立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商业信用的提供者更愿意对其发放资金。由此,得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商业信用比例随其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提高而上升。

二、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为研究独立审计质量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验证前文研究假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如下实证模型:

qixian/zhucheng=β0+β1big4+β2owner+β3b-

hshare+β4ind+β5growth+β6ppt+β7cfo+β8size+β9

soe+β10lev+β11dual+βt■industry+βj■year+?孜

(1)

上式中,β0为截距项,β1—βj为回归系数,?孜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qixian代表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Barclay和Smith(1995)用偿还期大于或等于三年的债务比上总债务的方法量度债务期限结构,Schiantarelli和Srivastava(1996)则将债务期限结构定义为期限大于一年的债务与总债务之比。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扣除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预计负债以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后的长期负债与总负债之比代替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变量如此设计的原因有二:一是本文所指的负债均由借贷关系所产生,在上述各科目中,负债的含义不同于本文所指;二是由于我国上市企业在年报中并未披露其长期负债年限,无法按照债务周期对长期负债进一步进行划分。zucheng指代的是企业债务的组成结构,与衡量债务期限结构的方法类似,本文将债务的组成结构定义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三者之和与总负债的比值。解释变量big4为虚拟变量,当企业聘请的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取1;否则取0。前期大量的研究显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DeAngelo,1981;Defond,1991;Lennox,1999),因此,本文以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独立审计的替代指标。此外,参照以往研究,本文同时选取了企业规模、成长性以及盈利水平等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文中所涉及变量的定义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二)自选择问题的控制

在实证考察独立审计质量对债务结构的影响时,很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Sample Selection Bias)的干扰。也就是说,存在一些未考虑到,或不可观察的因素,影响样本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进而导致研究出现自选择偏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用倾向匹配评分法(PSM)进行控制(Rosenbaum and Rubin,1983)。首先,对以下模型进行Predict回归:

big4=β0+β1owner+β2bhshare+β3ind+β4gro-

wth+β5ppt+β6cfo+β7size+β8soe+β9dual+ε (2)

式(2)中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上式进行回归之后的概率拟合值即为企业自主选择独立审计师的倾向匹配得分(PS),将PS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式(1)后,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本文实证模型的自选择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三年期间在我国沪深两市所有挂牌交易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行业代码J),以银行为例,银行的负债大都来自于储户的存款,不同于本文欲研究的负债;(2)剔除股票名称前被冠以“ST”的企业样本,“ST”企业样本大都财务状况异常;(3)剔除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绝对值高于100%的极端企业样本;(4)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此外,本文进一步剔除当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3 606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抽样与企业年报数据交叉印证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另外,本文所用计量软件为STATA 10.0版本。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按照企业的外部审计师是否来自于“四大”,本文对3 606个观测样本进行了细分,其中,“四大”分样本的样本量总计357个,而“非四大”分样本的样本量则为3 249个,这种分布表明了就客户数目而言,国际“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上的占有率较低。表2列举了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各项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样本间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Wilcoxon秩和检验的结果。从表中来看,我国企业长期债务只占到其总债务的6.8%,而商业信用则占到了38.4%,这说明了我国上市企业主要运用短期工具进行债务融资。此外,在“四大”分样本组中,企业长期负债比例与商业信用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大于“非四大”分样本组(长期负债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之差均在1%水平显著,商业信用比例的中位数之差在10%水平显著),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说明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将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和组成结构。另外,在两组分样本之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同时发行B或H股、独董比例、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国有控股以及两职合一等变量之差也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说明规模越大,负债越高,交叉上市或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所,而当企业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时,其寻求外部监督的动机减弱。

(二)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表3是文中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到,国际“四大”变量big4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显著正相关(1%显著性水平),与商业信用虽成正相关关系,但却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独立审计质量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规模较大以及由各级政府控股的企业具有更高的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比例。另外,债务人倾向于对固定资产比例越高的客户企业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而在对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治理结构有所缺陷的企业发放长期贷款时则较为谨慎。高成长性、高经营绩效以及交叉上市的企业则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最后,在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以及各个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远小于0.8,表明本文所设计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使得本研究更加稳健,增加说服力,本文分别对原模型以及加入倾向匹配评分值(PS)后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到,本文所使用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35%以上,说明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强。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不控制自选择问题时,解释变量big4与企业的长期负债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长期负债比例的相关性在1%水平下显著,与商业信用比例的相关性在5%水平下显著),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以后,独立审计质量与企业商业信用比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有所下降,却依然在10%水平显著,从而说明了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对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商业信用获得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另外,在模型的各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政府控股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债权人更愿意对较大规模或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发放贷款,而bhshare、growth、cfo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则表明交叉上市、成长性高以及现金充裕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商业信用或者短期债务进行融资。dual的回归结果则表明债权人在长期信贷决策中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更为重视。

(四)稳健性检验

1.更换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本文以如下两种方式更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1)以中注协网站公布的“百强事务所”前十名作为高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以虚拟变量big10表示,当企业聘请的审计师来自“十大”时,取1;否则为0。刘峰等(2007)的研究则显示,面对极低的执业风险,国际“四大”在我国的行为出现变异,其审计质量甚至不如国内“十大”事务所。故本文以big10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2)将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由虚拟变量转变为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以同一行业内各个企业支出的审计收费占此行业总支出审计费用的百分比替代审计师的行业专长,用变量符号special表示,为控制特殊值,对special进行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的Panel A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将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更换为big10还是special,均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2.替换债务期限结构的替代指标

借鉴肖作平和廖理(2009)的做法,采取了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衡量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以变量符号qixian1表示。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的Panel B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解释变量big4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0%水平显著,从而再次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三年期间在我国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所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独立审计质量和企业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独立审计的质量对企业的债务期限和组成结构均有明显影响,随审计质量的上升,企业长期债务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显著提高。本研究同时发现,债权人更倾向于向规模较大或者由政府控股的企业发放贷款。交叉上市、高成长性和现金流量充足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利益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进行融资,而企业的治理结构对债权人长期债务决策的影响显著。

目前学术界对独立审计质量和企业债务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稀少,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以往的文献作了补充,同时对未来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启示。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具体而言,企业的债务亦可分为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者是信用贷款等类型,对每一种贷款类型,独立审计在债权人作出信贷决策时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不一致的,而本文却对此没有加以区分。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春,黄益建,赵莎.关于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0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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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奕明,唐松莲.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J].审计研究,2007(6):74-84.

[4] 胡奕明,周伟.债权人监督:贷款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来自上市公司的一项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06(4):49-60.

[5] 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52-63.

[6] 肖作平,廖理.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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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stes,R.,M. Reimer. 1977.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Qualified Auditors’ Opinions on Bankers’ Lending Decisions.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8,250-259.

债务审计论文篇(4)

【关键词】地方债务;风险管控;融资平台

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今年宏观政策方面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这引发了各界对于我国地方债务情况的关注。过去半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纷纷对各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发出过警告。决策层开始担心,地方债务问题可能会成为4万亿元投资和9.6万亿元银行天量信贷的后遗症,并危及中国经济的安全。

财政审计是政府审计的主要内容,监督地方债务管理是政府审计的本职工作。审计部门2010年首次公开披露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从已披露的数据结果看,截至2009年底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级的政府性债务余额竟高达2.79万亿元。7省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364.77%,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但关于审计参与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还不足,这正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一、研究现状

目前,理论界关于地方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地方债务风险的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地方债务已经取代金融风险成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实际上,地方负债和金融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晓雪(2010)指出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举债主体过于分散,政府性债务脱离人大监督,债务资金投向不合理,投向公共服务的比例较低。王俊(2010)指出目前地方政府债显现的风险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省一级和乡一级的债务规模较小,地市和县一级风险较大,东部地区的风险比西部地区的风险要小。陈宁远(2010)认为关注地方债务的法律和财务风险,是舍本求末。各级政府权力太大,而无制衡。

2.关于地方债务风险形成原因的研究

李晓雪(2010)认为造成地方债务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体制方面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投资过热的冲动、管理不到位等。胡子昂(2007)也认为现行财政体制缺陷是主要原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王诗文(2010)认为地方债务规模之所以在2009年迅速膨胀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唐云锋(2005)认为从公共选择角度看,地方债务形成的真正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的“漠视”,地方政府的预算与效用最大化追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汪芳(2004)认为我国大量地方债务的出现,客观原因是中央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失衡,主观原因是地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泛滥。

3.关于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的研究

基于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际情况,李晓雪(2010)提出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债务统一归口管理、严格控制债务投向、完善举债和偿还债务财政激励机制等建议。胡子昂(2007)提出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完善的地方债务偿还机制、建立规范的债务信息充分披露制度、开辟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渠道应是重中之重。

王诗文(2010)认为应想尽办法力求将风险萌芽尽可能地消除,譬如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机制,同时建立地方政府融资授权制度,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与相关业绩考核体系。彭润中、赵敏(2009)指出中国作为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总结与学习其他政治、经济和法律类似发展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地方债务管理经验和教训将显得尤为重要。郑华、王军波(2002)认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是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健全地方财政信用机制,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

张澜(2005)认为从地方政府融资制度的情况来看,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有效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和明确的偿还与救援机制是地方债务市场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江丛干(2010)认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必须激活民营资本。类承曜(2010)我国地方政府发债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地方债务。张运彬(2010)以荣昌县实践为例指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重点应放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上,通过建立管控机制,让“负债”政府能够真正“负责”。杨海艳(2005)综合考虑当前化解地方债务、防范财政风险的任务,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两大项;一是要处理好债务的存量问题,即对于已有的债务特别是一些历史性陈债如何做好清欠工作;二是处理好债务增量的问题,即在政府继续产生新的债务不可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如何规范新的债务的产生和规范债务的借贷方法。

综上所述,地方债务规模过大、盲目、分散的现状已为理论界广泛认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学者们从体制上、地方官员的政绩驱动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等方面进行了归结,但就如何防范债务风险问题上,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内容

政府债务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从债务是否可预见的角度可分为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世界银行专家汉娜・波娜柯娃在1998年较早地将政府债务按照两个标准区分为四种类型:

1.显性直接债务

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通过信用手段取得的债务收入,即会计学意义上的政府债务。其主要内容包括:地方政府以政府名义、由财政部统一借入并管理的用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国外债务,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地方政府向国内金融组织、单位或个人借款,国债转贷资金,还有各地政府拖欠行政单位、中小学教师工资、工程款项等。

2.隐性直接债务

主要涉及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和未来公共项目再融资,它常常作为对政府支出政策的推定结果而在长期中发生,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公众期望等因素考虑,承担这类债务。主要包括:跨年度公共项目的追加投资、未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

3.显性或有债务

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弥补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缺陷、社会公平等经济社会方面的客观需要提供担保所引起,由担保方式自身特别所决定。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投资信托公司等政府融资性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支付缺口,长期以来粮食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挂账,国有企业拖欠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它政策性担保如学生贷款、农业贷款等。

4.隐性或有债务

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充当最后支付人角色,应对和化解系统性公共风险。主要包括: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和所有未偿债务、地方非国有金融机构未偿债务的最后清偿、行政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以政府名义融资违规运作形成的或有债务、地方国有商业银行和部分国有企业的救助、对非公共部门债务的清偿、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救助等。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种类

根据上述地方债务特点,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性债务由于规模过大或流动性太差而导致的到期债务无法完全清偿的风险。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

2.结构风险

结构风险主要是指各类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之间、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之间结构失衡。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虽然或有债务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不需要地方政府现期偿还,但由于上述方式都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潜在风险很大,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在总债务中的比例过大,不可控因素加大,加大了结构风险。

3.效益风险

效益风险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可能导致不能从债务资金的使用收益中获得有效的风险补偿,此外还包括由于债务资金的管理效率不高所导致的债务资金不能有效使用的风险。从我国地方政府对政府债务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来看,因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使用手段,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益风险水平较高。

4.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所引发的其他衍生风险。当地方政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可能会挪用其他财政支出资金、增加税费或进一步举债、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等,从而引发其他财政支出项目资金缺口,甚至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爆发。

四、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的建议

1.摸排统计各类形式的地方债务

现在我国地方债务的规模有多大,尚无一个官方的统计说明,只有一些官方显性直接债务的统计和学者们的粗略估计,具体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所以,针对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庞大、层级多和债务形式复杂的特点,摸清家底,对各级各类地方债务进行分类统计汇总,才是当务之急,只有摸清家底,对各类债务统计清楚,才能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提供准确信息。在进行债务清查时,应注意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显性债务后隐形债务、重点放在或有债务和隐形债务上;应注意统筹组织安排,成立专项小组,必要时吸收财政等方面的专家,重点放在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审计上。

此外,我国各类政府担保非常混乱,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由地方财政的显性或隐形担保为条件,在《担保法》明确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的规定下,许多地方政府通过人大会议决议把平台公司融资后的还款计划纳入财政预算从而提供贷款保证的方式,绕过国家机关不能担保的法律问题。在债务清查过程中应该对各种形式的实质上地方政府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行为进行统计,摸清或有直接债务。

2.加强对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针对我国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效果差,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应结合工程项目审计、财务收支审计等,大力查处违法占用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截留和项目运作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融资前审计机关的参与可能被行政机关说成是干涉地方正常行政事务,审计机关“不务正业”,而且提出的审计建议可能被说成是“危言耸听”,无法比较审计建议前后的效果,造成地方政府对审计机关的轻视和“不屑一顾”,审计机关如果在资金的使用效益上多下功夫,如项目的决算、验收之前等款项未付出之前严格把关,可以形成强烈的对比,审计之前应付多少,审计之后纠正了多少,审计机关的作用就可以量化,审计效益一目了然,地方政府对审计机关的倚重也会有所增加,而且损失也未形成,皆大欢喜。

3.建立健全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各地应根据区域具体情况,尽快研究确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线,将各地区的债务负担率及其它风险指标在政府内部进行通报,提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劝诫和约束其举债行为。地方政府债务监控预警系统应以地方政府的财政及债务信息化为基础,对地方政府财政在地方经济运行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全面实时监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目标是根据地方债务风险现状,构建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实现债务风险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体而言,预警机制应该达到三个目标:首先是通过确定一系列预警指标及判别标准实现对债务风险预警功能;其次是通过对债务的项目结构、地区结构实行实时监控,对负债的变动趋势做出分析评价;再次要根据每一项负债的参数以及债务违约可能性,确定未来偿还债务对财政资金的支出需求,形成一个长期的、滚动的债务预算。

4.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资产整合过程的监督

实际中,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存在着资本金不足、资本金不实以及抽逃资本金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采用各种变通手法向“平台”注入不实资产滥竽充数,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了“骗取”款项的一种工具,“运作”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所热衷的一种时髦行为。我们要下大力气在地方融资平台的组建过程就进行严格的审计,对不实出资和虚假出资者进行审计监督,夯实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而且对于不能注入融资平台的行政资源、公共资源等要予以剔除,以提高抵押资产的可清偿性。

5.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债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审计机关应加大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审计力度,并且就如何完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审计建议。针对地方债务融资投资等相关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审计机关首先应该加大地方债务风险相关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其次,应该督促融资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对信息披露不及时和不真实者,加大处罚力度。针对地方行政领导只追政绩、不问后事的现象,审计机关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应与债务专项审计相结合,并推进债务风险的终生追究制,对举债当时的主要责任人“走到哪里,追到哪里”。

参考文献:

[1]李晓雪.地方债务风险不容忽视[J].现代经济.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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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5)

关键词:政府性债务 研究综述 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府债务管理理论得到较大发展,提出“政府隐性债务”概念(哈维・罗森,1992年提出存在隐性债务),并将财务管理理论运用到政府债务管理上。关于政府债务结构与风险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 Brixi(1998)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在矩阵中,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显性”和“隐性”或有负债概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承担负债的不同类型,为判断、分析和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构建了清晰框架。Coen Kruger(1998)提出通过维持良好的宏观环境;提高财政透明度;建立流动、高效的金融市场等措施以防范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债务预警方面,Ma Jun(2003)通过对美国、巴西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以及哥伦比亚的“交通信号灯”系统进行案例分析,为一个假想的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套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Wales(2006)、Smith和Charle(2008)以美国弗吉尼亚的Fairfax省为例,介绍了运用计算机系统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仿真预警系统的方法。国外风险预警机制与我国国情差距较大,不做评述。

近年来的欧盟国家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引起了专家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普遍关注。国内学者对政府债务的研究以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政府债务”、“公债”、“国债”这些定义并没有严格区分,更没有“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分税制的实施使得中央与地方的预算之间、债务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央政府债务也被学者分开来研究。当然,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还是集中在中央政府债务方面,此后,随着中央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等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超出了对中央政府债务研究的数量。

二、研究综述

综观学者们2007年以来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宏观角度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如:以刘尚希、赵全厚等组成的课题组(2012)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匹配格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公共投资边界调整等因素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的压力测试;冯进路、刘勇(2012)借鉴国际上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和控制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及“十二五”时期的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的指标估算;杨志安等(2012)以辽宁省为例对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这些研究一般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形势不容乐观,并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借鉴。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探讨,主要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如:彭润中、赵敏(2009)对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哥伦比亚、巴西地方债务市场监管经验的介绍;财政部预算司考察团(2008)在对美国、加拿大州(省)地方政府债务考察基础上,对两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的经验总结和启示;张淑霞等(2012)对日本、巴西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借鉴;马广军(2012)基于国家审计的视角对美、日、法三国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方面的探讨;另外,实务工作者如王玉建(2012)对地方债务的规范管理进行的制度设计也较有特色。这些研究一般能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中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研究报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对策(2010)》,在对我国地方债务规模与构成、债务来源与用途等地方债基本情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借鉴美、日、韩等国经验,全面具体地提出了化解地方债务、预防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伏润民、王卫昆、缪小林(2008)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可持续性规模进行探讨。黄国桥、徐永胜(2011)从财政安全的视角,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生成机理,揭示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提出多策并举、标本兼治的政策建议。另外,巴曙松(2010),谢清河(2010),何杨、满燕云(2012)等均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唐洋军(2011)从财政分权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和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问题,认为仅从金融机构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角度入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刘艳华、洪功翔(2011)全面梳理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的理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进一步指出公私合作制是实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的有效机制。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证方面的研究多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的研究。(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刘星等(2005)采用政府债务指数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综合风险,并通过一些辅指标测算政府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裴育、欧阳华生(2007)从财政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几个方面,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划分为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两大类指标。谢虹(2007)从直接债务与间接债务的角度选取了12个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了预警。孙芳城、李松涛(2010)基于内部控制视角设定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预警指标。石亚琴(2011)基于审计免疫系统理论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李昊、迟国泰(2011)基于“公共资源+财政收入=支付义务+偿债义务”这一平衡理念出发,从“存量”、“流量”两角度确定的预警指标。冯进路、刘勇(2012)借鉴国际上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和控制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及“十二五”时期的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的指标估算。(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财政部预算司(2008)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的指标及美国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州风险预警模型经验的借鉴。赵晔、杨志安(2009)采用多变量判别分析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的预警分析。李昊、迟国泰(2011)利用Fisher判别分析法建立了静态视角下适用于小样本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同时利用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建立了静态视角下适用于大样本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洪源、刘兴琳(2012)构建出基于粗糙集-BP神经网络集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非线性仿真预警系统。(3)地方政府债务预警监测。刘星、岳中志、刘谊(2005)通过其建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对重庆市政府债务的预警监测。伏润民、缪小林、王卫昆(2008)在西部129个县(市、区)的债务样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Q型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样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判断和评价。谢征、陈光炎(2012)建立了基于灰色关联理论―BP神经网络算法集成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预警模型。同时选用我国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在2007-2009年期间的27个样本数据,运用该方法对已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监测。

(四)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包括:于凌云(2008)、史朝阳(2012)从经济增长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机制的研究;孙芳城、李松涛(2010)从内部控制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探讨;从审计角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研究主要始于2010年后,审计署2011年审计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10万亿元的“家底”摸清后,总负债规模近7.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起更多关注,张龙平(2010)指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规范,政府审计机关不能缺位”。同时“社会审计应从程序性审计变为实质性审计”。石亚琴(2011)基于审计免疫系统理论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李玲、卢红柱、牟遥(2011)在对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历史作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问题的主要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进行的审计思考。袁洁、夏飞(2012)基于审计的视角提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三、政策建议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可分别从以下三个层面归结各方学者提出的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对策:

(一)中央政府层面。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中央政府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政策环境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为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应根据物价形势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相关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信贷政策,在物价出现向下趋势的情况下,要适度放松银根,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提供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2)体制机制方面。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把政府由“全能型”转为“服务型”,进一步“简政放权于市场”,将政府有限的能力放到其应尽和可尽职责上;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公共事业领域,从源头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应借鉴发达国家在公共项目融资方面的经验,为地方政府融资开辟多元化的渠道。其次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辖区财政责任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债务风险合理分担机制,整体提高政府应对债务风险压力的能力。应合理确定事权与财权,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应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综合信用评级较低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税收返还。(3)债务管理方面。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国家债务管理范畴,强化管理。由于发展中国家独特的政治与经济特征,中央政府在地方债务管理的事前和事后管理框架中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事前监管时,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具体的:设立全国性的政府性债务管理专门机构;构建以财政为枢纽的政府投融资预算约束机制;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应遵循预算原则。应将债务融资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政府公共预算应该是一般收支预算与债务预算的有机结合。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大多实行硬预算约束,以防止其过度负债,同时防范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4)制度建设方面。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逐步推行中期预算管理;改革政府会计制度:完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建立高效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开征以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为地方政府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二)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地方政府应严格遵循“适度举债,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全过程动态监管体系。同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借用机制、偿还机制等。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中的土地抵押担保行为,避免作为地方融资平台资产和抵押担保物的土地价值被高估。(2)有效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具体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逐步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合理空间的评估体系;加快建立偿债基金制度:建立地方债偿债机制,地方财政部门应通过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调剂以及债务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的划转等途径,建立地方债偿债基金,专门用于各种地方债务的偿还;构建系统化的政府性债务风险监管框架和责任机制:目前的多头借债导致举债行为不规范,监督困难,应将所有债务归口财政部门管理,地方政府举债必须经过财政部门审核,纳入财政部门的债务专项预算,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3)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债制度,实现地方政府一级财权,一级债权。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要对现行法律框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和风险防范机制。具体的:首先需要全面编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其次需要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革“任期内负责制”等不科学的官员考核机制,完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同时,建立严格规范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再次,健全地方民主监督,强化地方政府向当地纳税人和债券投资人负责的意识,债务融资项目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4)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对政府收支状况、赤字状况和债务状况等方面可以更全面、更详细、更及时地向社会公众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和不信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方面,预警信息取得困难,也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信息系统构建与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应充分考虑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预警的信息需求,强制地方政府公开披露债务信息,力求建立一套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以确保信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可靠性。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层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是明确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分别设立以政府融资目的为主的“平台”载体和市场化企业两类。二是增强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意识,探索建立比较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重点监测企业长短期债务比例、收益项目与非收益项目的比例、土地出让金收益占还款比例等指标,防止过度融资。三是拓宽平台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筹资融资格局。强化平台公司融资配套机制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的作用,实现各融资平台银企信息的互动与共享。加强商业银行间的沟通和合作,防止对平台公司的盲目多头授信或过度授信。四是建立偿债保障机制。建立专门的偿债基金,将全部的债务资金投资收益,以及土地出让收益、经营性项目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政府性基金等收入按比例纳入基金,并在每年年初预算时从地方的经常性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安排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缺口。

四、小结

通过归结国内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我们认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不仅是财政部门的职责,审计部门、银监会、地方人大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优势。应建立审计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财政部及其派驻各地的监督机构“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联手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管。其次,强化预警系统,把风险控制在事前。不仅地方政府层面需要建立债务风险预警系统,通过有效的债务风险预警模型监控本级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微观层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应通过有息债务占GDP的比重、有息债务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等指标监测自身债务。最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的责任人的制约。可以从审计角度,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充分关注债务筹集、使用、偿还和绩效等指标,关注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把经济责任审计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控制联系起来,强化问责机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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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6)

关键词:非审计服务 审计师独立性 影响 分析

会计学科中很早就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非审计服务(NAS)和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影响。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不仅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而且为审计师带来严峻挑战,审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且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在风险防范工作中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审计师的非审计服务(NAS)与审计师独立性,更多学者研究这两方面的关系,但至今在理论方面并未形成一种统一观点。大部分此类研究明确指出,非审计服务(NAS)规定淡化了很大比例的调查对象的独立性观念。然而,其它一些研究却表明,非审计服务(NAS)和审计师独立性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另外,还有其它一些研究也表明审计师独立性不受非审计服务(NAS)影响。

为了分析非审计服务对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本文通过调查了2010年至2012年期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105家英国上市公司,在参阅了大量审计师独立性文献,在“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回归模型以对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讨论。结果显示,审计费用与非审计费用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表明非审计服务可增强审计师独立性。

一、 假设:审计和非审计费用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下述是回归模型的公式:

Ln (AF) =a + b1Ln (NAF) +b2Ln (TA) +b3TD/TA +b4CA/CL +b5ROA +b6ROE+b7Opinion +b8Big4 + e

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a + b1非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b2总资产的自然对数+b3债务总和与总资产的比例+b4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例+b5息税前利润和总资产的比例+b6股本回报率+b7建议+b8四大会计事务所+e其他,其中:因变量:Ln (AF)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自变量:Ln (NAF)非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控制变量:Ln (TA)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D/TA债务总和与总资产的比例;CA/CL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例;ROA息税前利润和总资产的比例;ROE股本回报率;Opinion建议,已收到合格或修改过的报告的公司 (1)和其他(0);Big 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 (1)和其他 (0)。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表1显示的数据如下:2010年,样本公司支付的平均审计费用是1,602,000英镑,2011年是1,609,000英镑,2012年是1,659,000英镑;2010年平均非审计费用是1,273,000英镑,2011年是1,321,000英镑,2012年是1,309,000英镑。该表也记录了不同控制变量的统计数字。最近三年的股本回报率、资产收益率和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的平均值是基本相同的。而且,近三年的非审计费用与总费用的比值也基本保持在45%。由于所有公司都收到了不合格报告,因此决定从公式中删除意见项。

表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变量\&Audit fee\&审计费用\&Non-audit fee\&非审计费用\&ROE\&股本回报率\&ROA\&资产收益率\&CA/CL\&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Total Asset\&总资产\&Big 4\&Big4\&NAF/(NAF+AF)\&新账户形式/(新账户形式+账户形式)\&Year \&年份\&Mean\&均值\&Median\&中值\&Std. Dev\&标准差\&Maximum\&最大值\&Minimum\&最小值\&]

共线性指的是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当各个解释变量高度线性相关时,回归参数的精确度会受到影响。因此,在使用逻辑回归模型之前必须测定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

表2:相关系数矩阵

[Predictor\&预测因子\&Constant\&常数\&NAF\&新账户形式\&ROE\&股本回报率\&ROA\&资产收益率\&CA/CL\&流动资产与流动债务比\&TA\&总资产\&Big 4\&Big4\&Coef\&系数\&]

注:在p值分别小于等于0.10、0.05和0.01时重要性级别分别为*,**和***。

在该表中,回归结果显示2011年和2012年NAF的p值分别为0.032和0.008,它们是分别小于等于0.05和小于等于0.01的正值,即使2010年0.735的NAFp值不重要。一般来说,NAF与AF极其正相关,而AF与假说一致。对于股本回报率,2011年和2012年的p值为分别小于等于0.01和0.05的正值,2010年的股本回报率不是特别显著。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值和AF正相关。三年的总资产p值低于0.01,表示总资产和AF极其正相关。由于三年p值都大于0.1,资产回报率和AF及Big4和AF非正相关。对于以上数据,回归模型结果证明非审计费用和审计费用正相关。

Solomon (1990)总结出关于审计和非审计费用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四种解释。第一,如Simunic (1984)所说,问题公司可能需要较大量的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第二,Palmrose (1986)认为一些非审计服务可能改变客户的公司结构,其需要额外的审计工作且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第三,Solomon (1990)指出,如果非审计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将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并且客户将被要求获取相关的非审计服务。第四种可能解释了审计事务所和合伙人薪酬。根据Solomon(1990),正相关的一种解释是公司需要更多审计或非审计服务的问题。在该解释中,可以用于衡量公司审计费用模型的影响因素包括资产收益率、股本回报率、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值和总资产。股本回报率、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值和总资产的系数是显著的,然而最近三年的资产收益率却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相关的解释。

进一步的假设和计算支持了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由彼此的规模决定的观点。对于审计费用而言,更多的顾客有更多的贸易和审计的资产负债。审计员有更大的风险,但能从高质量的审计中得到更多。同样地,对于非审计服务,这些大客户有更复杂的业务方式,更复杂的税务问题,更可能筹集资金,并且热衷合并收购,因而,他们也有许多在这些情况下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审计员。(Hay,D, el,等等,2006)此外,这一结果与Solomon(1990)指出的结果相似。

本文也以模型的方式分析了审计和非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证明了NAS和审计独立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样地,在本模型分析中,由于问题公司可能需要大量的审计和非审计服务,问题公司在非审计模型中的措施包括资产收益率和目前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比值。考虑到总债务和总资产的比率,不仅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资产,也包括有形和无形资产,过去常常通过判定公司有多少资金是由债务提供来判定公司的财务风险。在非审计费用模型中,审计变化的虚拟变量和非审计费用或自变量无关。

此外,本文有一些不同于以前研究的变量,例如,先前的研究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子公司数量的平方根,它能产生更多精确的数值来分析假设。上市也是现在不考虑而先前研究考虑的因素,这个因素关注的是该公司是不是上市公司,这就意味着先前的研究把不同规模、不同情形和不同类型的公司考虑在内。先前的研究也将INVERC(存货清单数额和应收账款分别对总资产的比率)考虑在内,应收账款指公司销售行为已发生但未收到的账款,该因素非常详细,因为它通过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结构。先前的研究也将意见看作一个因素,但在本文模型中,查找的100多家英国公司均未收到不合格评价,因此不使用这些意见。此外,还使用资产收益率、总债务与总资产比和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比支持本文假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测定非审计服务规定和审计报告意见的联系,调查非审计服务是否会破坏审计独立性。基于以上分析和讨论,允许审计员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提高他们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的怀疑态度。

建议审计委员会因负责监督审计员的独立性,包括审核和批准由其审计员提供的服务。全球一致的服务清单也是根据四项核心原则发展和评估的,其反映了经过同意的对独立性的折中意见。实际上,规定的可允许服务的清单是不适合的。仅依据小部分专业知识而限制审计员提供的服务,公司潜在地被剥夺了获得专业知识的机会。因此,审计委员会应决定审计员是否可提供可允许的非审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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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审计论文篇(7)

今年下半年全镇将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为确保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镇实际,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村级换届之前对村干部任期和离任责任进行全面审计,为村级换届工作作好准备,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村级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维护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核心,坚持依法依规按政策办事的原则,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弄清村级经济实力,理顺财务关系,明确村干部的经济责任迎接村级换届,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二、组织领导

本次村级财务审计工作由镇人民政府负责领导,各党工委负责具体组织审计工作。镇成立联合审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另行文),在本次审计中发现问题较突出,并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相关党工委要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县联审计小组报告。对审计出的问题要按照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理。对侵占、挪用、私分、贪污、挥霍集体资财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主管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三、审计的范围和方法

(一)村级财务审计的范围,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重点是审计*年村委会换届以来村级财务活动情况和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问题,可追查到以往年度,立案逐项进行审计。

(二)审计方法:抓住“三个重点”,把牢“四个环节”。“三个重点”一是财务收支帐目,采用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进行顺查与逆查;二是货币资金和有形资产,采用直接盘点现金与实物的方法;三是债权债务,包括承包合同结算兑现,采用核对、复核、查询的方法。

“四个环节”:一是把牢各项收入帐的清查,是否有漏收或收八不入帐;二是把牢各项费用,是否有虚假开支;三是把牢货币资金盘点核对,银行帐户、库存现金是否帐实相符,是否有白条抵库及挪用公款等违纪问题;四是把牢债权债务帐户核对,是否与帐户相一致。

村级财务审计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党工委组织进行审计,做到五个结合:审计查账与走访群众相结合,审计查账与核查实物相结合,审计与化解村级债务相结合,审计与处理问题相结合,审计与建帐建制相结合,确保审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四、审计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一)审计内容

1、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审查村级各项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重点查明收入是否及时入帐,有无被侵占、挪用;非生产性开支是否严格控制,有无挥霍浪费;村内各项工程的决算情况;未入帐的费用情况;村公益事业资金、土地补偿费收入和政府有关部门下拨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村财务收支是否按时如实上墙公开;民主理财制度是否健全等。

2、集体资产、资源、资金及专业项目管理情况。审查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严格执行,帐款、帐物、帐帐是否相符,集体资产、资源和专业项目的承包标的、期限、方式等是否经集体经济讨论决定,标的较大的是否引入了招投标机制,承包或租赁者是否按合同及时缴纳承包款或租金,有无因管理不善造成集体资产和资源的损失浪费。

3、村级债权、债务情况。查清债权、债务增减变化及拖欠占用情况,摸清帐外债权、债务情况。重点审查有无借款举债用于违背政策规定的非生产性支出,是否新增村级债务,有无存在盲目举债情况,有无将集体资金擅自借给个人、企业和外单位,有无擅自为个人、企业和外单位提供担保或抵押等。

4、村级民主决策情况。审查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是否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集体班子会议讨论决定,有无“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存在。

5、群众要求审计的其他问题。如村干部任期内的经济活动和责任目标完成情况、村干部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等群众要求审计的问题。

(二)审计步骤

1、准备阶段。对被审计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前三天下达审计通知书,要求村(居)委组织好人员,并由审计人员确定审计工作重点,拟订审计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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