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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7-17 10:28:14

现代化进程论文

篇(1)

在历史刚刚迈入21世纪之际,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历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现实需要的不同,回顾和总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并依据这一历史观把现代化确定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①。

现代化研究最早兴起于60年代初的美国,以后逐渐传播,但它长期是作为发展理论而受到重视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作为专题研究也一直持续不断。罗荣渠先生创立的现代化理论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不局限于已有的研究,而是把现代化作为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史学研究突破了僵化教条的束缚,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如今,现代化研究在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

遗憾的是,罗荣渠先生早逝,有许多问题的研究没有来得及深入和展开,20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其中之一。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20世纪现代化研究集中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没有包括原发现代化国家,也没有从总体上给20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总结定位。

本文认为,20世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继承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把现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并没有结束,而是在进一步发展。

二、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展开

现代化进程最早开始于西欧,并不断向全球扩散,到19世纪末,经历了四百年的时间。但是,此时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主要局限在欧洲、北美和东方的日本,处于亚、非、拉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启动。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亚、非、拉地区自身现代因素不充分,完全依靠内部因素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尚不成熟,其动力源于对欧美现代化挑战的回应,源于向西方学习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因此,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本国竭力维护传统、反对变革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二是欧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破坏和阻挠。欧美现代化的扩散,虽然一方面客观上刺激落后国家模仿欧美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现代化扩散是以殖民主义为载体的,殖民统治又阻碍落后国家的独立富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建立民族国家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条件。正是在上述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以殖民主义为载体的现代化扩散孕育着殖民体系的瓦解。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亚、非、拉地区自身现代因素的增强,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20世纪上半期,东欧和亚、非、拉一些国家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不过,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现代化的启动仍然举步维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汹涌澎湃,不仅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而且东亚、东南亚、北非和拉丁美洲一些民族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了封建制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不致力于发展本民族的现代经济,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到20世纪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主动加入或被动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这也充分证明了“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必然进程”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三、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

20世纪以前的现代化虽然不同国家各具特色,例如从动因的角度分类,西欧被称为原发性内发型的现代化,日本被称为传导性外发性现代化,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从社会制度来说,都属于一种模式,即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的现代化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首先必须提出的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尽管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理论指出,在生产关系还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会继续存在。20世纪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尚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生产力必须“炸毁”生产关系的地步。那么,十月革命的原因和意义又在哪里呢?列宁在晚年概括总结十月革命时说:“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挺身起来斗争”,“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基本条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②。列宁的这段论述对于历史地认识十月革命的意义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客观经济前提尚不成熟的特殊情况下,面临现代化严重受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推进文明进一步发展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通过在俄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外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在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一些落后国家难以按照资本主义模式达到富强的目的,纷纷选择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跃出了一国的范围。

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能否把握这个中心,关系到社会主义模式能否存在下去的根本问题。遗憾的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进入最后灭亡的总危机阶段,改变了列宁时期极其有益的探索,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导致苏联的剧变。

可喜的是,中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明确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断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还表现在新兴独立国家的探索上。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独立以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们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完全仿效重复欧美国家,在发展战略、国家干预等许多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有很大不同的传导性现代化,或者说赶超现代化的模式,其中东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赶超模式本身也不是单一的,内部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反映出历史发展既是统一的,现代化是必由之路,同时又是多样的,各个民族有必要、也有权利根据本民族的特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四、现代化进入新的高级阶段

生产力是现代化最根本的动力,也是衡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力的重大变革也引起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全方位的适应性变化,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因此,现代化是生产力推动下的全面社会变革,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从16世纪开始启动,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将人类文明的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尽管如此,和20世纪的现代化水平相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许只能算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

20世纪现代化呈现出以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它的发展水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经历了两次巨大变革: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虽然兴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是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以至有人称20世纪20年代奠定了现代人生活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至今方兴未艾。当前,又兴起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虽然对它作出全面的论断为时尚早,但它已经显露出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全面的深刻的影响。

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煤炭业、钢铁业、纺织业等,进入20世纪后,先是电力、汽车、化工、航空等部门,后是计算机、航天、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部门兴起,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增大,成为经济的增长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由于社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增多,体力劳动者减少,世纪之初为数尚少的所谓的“白领阶层”在扩大,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逐渐转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结构,中间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马克思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曾说时,工业革命创造出的生产力超过了有史以来的生产力的总和。其实,马克思的这段评价用于20世纪科技革命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更为贴切。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有效措施,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美国学者罗斯托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的后两个阶段“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政治民主化的深入。从国家政体上看,专制君主制一个个被,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民主共和制,即使保留了君主制的国家也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从民主制的内容来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区别,但不论在哪类国家中,民主的内涵和享有者范围都显著扩大。

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更新。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宗教愚昧中解放出来,运用理智和科学进行思考,人的独立性和权利日益受到尊重。传统的家族家庭逐渐解体,社会生活出现同质化的趋向,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无庸讳言,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平衡。现代化兴起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首先产生于欧美原发性国家,然后逐步向外扩散。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居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前列。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的是后者的前景,因此,后进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但是在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原发性现代化的许多特征并不适用于后发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只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创适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

五、现代化带动了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来把握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研究世界史的一个重要流派。

我国整体世界史观的创立者、已故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指出,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吴于廑先生的观点表明,整体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因此,完全可以把整体世界纳入到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之中去。换言之,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横向表现。

在20世纪上半期,整体世界虽然已经形成,但仍然属于自发阶段,人们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更没有采取顺应整体世界形成的措施。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整体世界发展规律所造成的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人们开始认识到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性,由此诞生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整体世界开始制度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日益紧密。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整体世界的发展更加迅猛,全球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整体世界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增多。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民族自决权由理论变为现实,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相互平等的主体,少数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同文化越出民族的范围接触交流,相互吸收融合。整体世界的发展也带来了资源、环境、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

但是,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居于世界前列,在整体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形成了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阻碍了整体世界的发展,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必须予以改变。

回首20世纪,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人类历史上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人类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进,而且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通过总结20世纪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将人类历史推向新的进程。

篇(2)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苏北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精神性维度上,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与现代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界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也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体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哪个地区思想解放得快,主体性意识觉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最强烈,哪个地方市场化进程就快、经济发展也就快。张家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着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们的主体性精神。张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许多突破性的飞跃,比如“没有名次就没有地位”,“不能吃饱肚子,空了脑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声音喊到底”,“不是要我发展,而是我要发展”,这些新观念渗透到许许多多人的头脑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苏北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得慢、主体性意识较弱,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尽管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苏北经济还是长期发展不上去。要想推动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首要的,要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意识,彻底抛弃“等靠要”的观念,让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篇(3)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

[3]史记·鲁周公世家

[4]张兆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M].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版

篇(4)

论文摘要:如何认识和运用现代化理论指导历史教学,本文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涵、借鉴现代化理论构建近现代史体系、现代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实践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近年来不少学者以现代化理论为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新课程教材也运用这一理论来审视和评价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时在高考中这一理论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正确理解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涵

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迄今经历了三种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从16世纪开始,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就是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它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主体内容。

通常情况下,现代化和近代化意思相同,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其动力是工业化,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化是一系统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生态各个方面。这一过程既包含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指工业化)、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指民主化),还包括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指城市化)、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化(指世俗化和理性化)等内容。纵观中外历史,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传导型,即内在因素不成熟,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击而走上现代化对国家,如日本等。

二、以现代化理论为借鉴,构建近现代史线索

新课标采用了模块专题体系,这一体系弱化了历史知识的时序性和综合性。国家考试中心颁布的新课程历史《考试大纲》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来编写的,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主体内容与历史《课程标准》基本一致,主张构建体现时序特点的通史体系,现代化观点即可作为构建近现代史线索的借鉴。

如何以现代化观点构建近现代史?有学者认为可以把18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崛起而开始起动的新型现代化。教学过程中,可依据这种观点对中学历史教材进行阶段划分。如以中国近现代史前半期为例,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端;洋务运动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器物变革,工业化的起步;维新变法是进入制度层面的变革,是全面推动现代化的尝试;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和阶段;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文化领域对现代化的全面呼应。

就世界历史教学而言,可参照钱乘旦先生所构建的五阶段划分世界近现代史的体系作为近现代史教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阶段自14世纪至15世纪,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农业文明的逐渐瓦解、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二个阶段自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的发起,如英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欧现代的起步将整个世界推进到一个新时代。第三个阶段自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如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完善、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与发展。第四个阶段自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阶段。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现代社会迈进时,现代化也在全球扩散。第五个阶段自20世纪以来的历史,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而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

三、关注现代化理论,科学备考

在历史教学及高考复习备考过程中,应关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吸取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化的观点来规范、校正教学与复习备考。对复习备考过程中对新课程教科书借鉴的现代化理论,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岳麓版必修Ⅰ第18课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整体变化的艰难历程,即是引用现代化理论的典型案例。传统观点认为清末新政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衰亡、抵制革命而设置的“骗局”,但新教材吸纳了现代化理论认为这一事件“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做了一些准备”,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甚至认为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过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近年来,现代化理论在高考试题中也多有体现。如2007年高考广东新课程卷第29题材料二:近二三十年来,有些学者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1840年以来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可以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理论作解释。题目要求根据材料二,即按照现代化理论来评价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答此题,就需要借鉴现代化理论从其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和工业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可见,在复习备考过程中,运用现代化观点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是极为必要的。如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应从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来认识;复习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要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其在资产阶级民主化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复习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农奴制改革过程中,应对其推动本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要有清醒的意识。此外对于李鸿章此类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理性看待正传统观点对其“刽子手”、“卖国贼”身份的界定,要注意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化历程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在课堂教学及复习备考过程中引入现代化理论,对这一理论的把握和运用要注意与其它理论相联系。如在构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线索时应结合“列强侵略面前中华民族的抗争与探索”这一线索。中国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没有民族独立,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复习这一线索的过程中,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多种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更有亚非拉民族独立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冯一下.现代化范式与中学历史教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篇(5)

新时期以来是各项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文艺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但笔者又同时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就没有问题了,相反,如果我们多关注些问题,就会发现,当前中国文艺理论不仅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对此再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极有可能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造成根本上的戕害,职是之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这些问题予以清理,以引起疗治的注意,反思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学术意识缺乏。学术意识就是一种以学术为重的学术关怀意识,具体表现则为,在对待学术问题上,多一些站在学术立场上的讨论与沟通,少一些从个人私欲出发的意气用事、党同伐异的非科学态度。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不乏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本来,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对待理论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正所谓真理是越辩越明,问题是越辩越清,并且有利于学术活动的正常与深入开展,关键是要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与名利意气不相水火的。但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在当前中国学界,谈文学与文论研究的学术意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身处的现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与名利意气相裹挟的低俗风气日盛,而严肃认真的学术意识日见匮乏。

中国学界曾经有过严谨的学术意识传统,即便是在新时期以前,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朱光潜、蔡仪、吕荧等美学家也进行过相互论争,却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性质,少有意气之语,更无谩骂之辞。尽管随着的发生,这种严谨的学术意识传统有所中断,但从新时期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学术界的论争与批评还是非常严肃认真、重学术的。那么,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传统渐行渐远而名利意气之风愈行愈烈起于何时呢?笔者以为,要联系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来作出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文化体制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这无疑有利于中国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权力场域作更深层的剥离,从而确立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也使中国的学术被裹挟到了一种市场化、甚至非学术化的状态下,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受到侵蚀。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特别是之后,学术的政治化曾使中国的学术惨遭“政治”暴力,真正的学术成了“真空”,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的市场化则使中国的学术再度迷失自我,学术具有了商品的市场价值,并与学者的切身利益相联系,现在的学术探讨与论争已经不再那么纯粹。在这种市场化的背景下,遵循商业的逻辑,确实如有学者所说的,许多人“干脆随波逐流,参与文化市场炒作谋取利益”

[1]

。不少人以学术之名,行个人之利,商业批评盛行,铜臭气息十足,用“相当严重”

一词来形容,并非是骇人听闻,在很多人眼中,个人利益远比学术清誉重要,学问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关键是自身利益不能受损,否则,当然要还以颜色。同时,也不能否认,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可能也根本没有一些人所揣度的所谓“阴谋”动机,而在事实上,背后则可能还是要牵涉到探讨者与论争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利益分配、资源重组等问题,故此,很多人在学术问题上,有着唯我独尊的心态,并不欢迎别人的质疑与批评,因为质疑与批评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学术水平低下,进而影响到他的学术声誉及与之相关联的种种利益,一旦受到质疑与批评,心理自然也就接受不了,遑论学术立场上的宽容与心平气和的学理探讨,甚至出现气急败坏式的谩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问题意识缺乏。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因此,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所提出的问题,是实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状况与实践需要的变化,使基于这种变化的重新发问成为必然。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是什么?不少人是在没有搞清楚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如在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化研究等话题的态度上,都有此种表现。在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大势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无视一度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的审美性向日常生活渗透与扩张的事实,一概否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而另一方面,又有人看不到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事实,盲目夸大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样也是无视现实,很大程度上只是照搬挪用西方理论,而“结合中国当下具体实际的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尚不够自觉”[2],这样“把人家的理论观点、理论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3]在对待文学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文学自身在当代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扩容与越界事实,以坚持文学与文艺学的既有边界;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则无限放大这种扩容与越界,以至人为取消“文学”,也同样是不尊重事实。在对待文化研究的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当代文艺理论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必然引发的文化转向问题,否认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因素,而对文化研究大加挞伐;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将文化研究万能化,无视其它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合理存在。凡此种种,都不是基于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提出的问题与发出的议论,因而,只能是“假”问题与“空”发的议论。

另外,还如有关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作为问题的提出[4]。该论者认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话语”,我们“失语”了。那么,果真如此吗?首先,引进西方理论话语,包括西方文论话语,并不意味着我们“失语”。若从话语资源的来源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种西方话语,作为主流话语,我们“失语”了吗?

在“失语”论者看来,我们只有不使用西方的话语,换言之,只有拒绝西方的话语,将它们拒之门外,我们才不会“失语”,那岂不是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可以说,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国门是要打开的,西方的话语资源也要引进的。而实际上,任何西方的理论话语在进入中国时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重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经过了基于主体需要的某种“扬弃”而获得“认同”,因而变成了某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话语。全球化的语境下的任何西方理论话语,都经历了并正经历着包括中国等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重塑与再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语”了吗?

这是西方话语进入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是作出任何发问的前提与基础,很明显,“失语”论者误读了这一发问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失语”。可能有论者认为,“失语”论者所谓的中国文论“失语症”是有所特指的,指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但笔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真的“失语”了吗?其实,历史与传统是一个不断由过去、现在到未来不可割裂的连续体,可以说,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现代转型的历史。在这个贯穿整个世纪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

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初以“启蒙”与“救亡”为主调,到文艺学政治化,再到学科主体性的三次大的转换,[5]而这三次转换都是在置于中外古今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是在中国民族文化和话语结构的根基上进行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历史发展与现实的需要,也正因此,“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转换也转换不了”,而“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6]并在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逐步形成一个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7]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8]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话语,在当代并没有消亡,并融入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传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论“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9]。这是当代中国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状况,对中国文论及其古代文论的“失语症”诊断从何而来?显然,作为发问的前提与基础,又遭到“失语”论者的再次误读。 三是世界意识缺乏。所谓世界意识,就是一种放眼世界、融入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所秉持的一种开放而平等的世界交往与交流意识,从而为不同民族国家文化文论间的对话沟通与共同进步提供可能。在当代中国,打开国门,放眼世界、融入世界,这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问题在于,在放眼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不少人并没有形成这种开放而平等的世界交往与交流意识,而是多了拜倒于西方中心的崇洋意识。

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是要提倡的,但是如果一味地盲目崇洋以致民族身份迷失却是危险的。在当前中国学界,许多人对西方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亦步亦趋,顶礼膜拜,奉西方理论为标新立异之圭臬。诚然,就如有学者所说的,其中不乏一些人“一门心思只顾照搬翻炒外国文论以显示学问获得实惠”[10],但如果从文化心态上来看,这无疑又是一种十足的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崇洋意识,体现出了民族身份的丧失。而这又不仅仅表现在对西方理论不加分辨的追捧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文论提出的许多理论命题,诸如,“‘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11]丧失了民族身份,在这种盲目的崇洋意识与心态下,当然只能是匍匐在别人的理论脚下,拾人牙慧而当作美味,体现出一种理论盲从的奴性,这显然与我们所主张的开放而平等的世界交往与交流意识相去甚远。诚如有学者所言:“即使西方二流学者来到中国,就有些人崇拜之极,西方人自己也觉得十分了不起。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12]甚至让人怀疑:国人是否就真是天生的“奴性”?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代中国文论不能与西方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导致的“失语”,就不能简单归结为话语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民族“根性”上的“失落”问题。这确实与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身份不相称,也与当代中国崛起的事实不相称。那么,反对崇洋意识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不是就是要回到本土中心的民族保守主义的道上去呢?在当代中国,这种倾向与崇洋意识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一样,也是值得引起足够注意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和‘读经热’在中国大陆迅速盛行起来,儒学热中裹挟了民族主义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重新崛起”[13],并给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们对古代文论研究的重新重视,但同时也滋生出了一种文论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号,以本土中心,抵制西方中心,将中国与西方重新推到了相互对立的位置。显然,这同样是与我们所倡导的世界意识相背离的。可以说,本土中心的民族保守主义与崇洋意识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在当代中国相互竞胜,但却都不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当代中国所缺乏并需要的,是超越这二者的一种开放而平等的世界交往与交流意识,它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也是对狭隘的本土中心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超越,主张不同民族国家文化文论,包括中西文化文论间进行开放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而不是以哪一个为中心或是片面的对立与封闭自守,从而促进不同民族国家文化文论间的共同发展。

四是创新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是和学术意识、问题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缺乏相联系的。缺乏应有的学术意识、问题意识与世界意识,就缺乏创新意识生成的动力与反思基础,创新就无从谈起。

当然,任何创新都不是天外飞来之物,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已有文明成果的充分吸收与利用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当代文论并不缺乏吸收与利用的理论资源。新时期以来,如前所述,国门打开,中国文论界引进了极其丰富的西方文论资源,这种丰富性表现在中国文论界用近30年的时间引进了西方几千年来生成的古今文明成果,这种引进,一方面固然由于时间短、速度快、数量多,而使中国文论研究来不及对其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更遑论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即如李西建等所谓的“过度理论移植”所导致的问题;[14]而另一方面,西方文论资源跨越古今的如潮涌入,也使西方文论的历时性生成,在中国变成了共时性存在,这种共时性存在,一是体现在西方文论的内部关系上,就是众多西方文论在当代中国的跨时代并存;二也体现在西方文论与当代中国其它文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就是这众多的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共时性并存。而这可以说,为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在当前并不是资源匮乏的问题,而是创新意识缺乏的问题,这也导致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不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论,有“破”(破除过去各种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模式),有“引”(引进西方文理论的古今资源),尽管也有“建”,但与“破”、“引”相比,后两方面的推进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在“引”的方面更是几近于与西方理论的产生同步,但如上文所述,盲目崇洋、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者多,而自身理论的重新建构却显得相对不足,即便是那些影响较大的理论命题,如文学主体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也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从整体上看,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并不多见”。[15]二当前中国文论的研究与发展,为什么会有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呢?笔者认为,究其病根大致有二,一是文论研究中顽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与学术市场化的利益驱动相联系)。二是在研究的立足点上,许多的研究与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相脱节(包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能基于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提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并作出有效的理论应答,缺乏理论创新的增长点。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前中国文论研究学术意识日益减少,问题意识、世界意识与创新意识匮乏。列出病症是为了疗治的需要,反思不足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当前中国文论的出路何在?

它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如何才有可能?针对病根,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并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

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是什么?大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其文化形态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状态。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与文论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相联系,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西方理论及话语资源的生搬硬套与对民族文论传统的抛弃,是否会导致民族立场的丧失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出现?二是传统保守主义的抬头,是否又会出现保守的本土中心主义,从而阻碍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三是如何理解后现论,特别是其中的差异性观点,一旦与这种传统保守主义实现文化结盟,是否会加速这种阻碍?

而这些问题在当前中国文论的研究中都是存在的。如一些人弃中国实情与其它文论形态的存在而不顾,生搬硬套西方文论话语,而导致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语境的误置,典型的如,不问中国国情、被有些人盲目放大为万能主义的文化研究理论等。而在传统保守主义那一方面,如“失语”论者对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分析,从其思路与逻辑上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才是中国文论的本体,而把其它文论排斥在外,尽管

可以撷取西方现代文论的有益养分,也是以中格西,实际上是落入了东方—中国中心主义、而且是古代东方—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不过是晚清以来力主“中体西用”的传统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复活,不仅不合时宜,其所谓思想原创的创新性也非常值得怀疑。而另外有些人则生吞活剥后现论(也因此,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或简单地奉之为理论圭臬,以标举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念,[16]或截取其中的差异性观点与传统保守主义的文论观相移接,为传统保守主义的文论观寻找现实的理论依据,却同样是落入本土中心主义的泥淖,实则加速阻碍了现代性进程。可以说,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与发展中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显得尤为复杂与尖锐,这也是当代中国文论发展正面临的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对待当代中国文论关涉到中西、古今几个维度的关系问题上,“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17],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使许多人在处理中西、古今文论的关系问题上,往往陷入某种地方性或历史性的中心主义之中,并与权力、利益相纠葛,而使不同文论话语之间的对话成为不可能。

因为对话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与基础之一就是双方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以哪一方为中心,否则就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语言”暴力,谈不上什么对话。而“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没有不同文论话语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基于平等的对话沟通,何来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因此,如果说中国文论研究与发展需要有问题意识,那么,首要的就是必须对这一极具普遍性与根本性的思维层面、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要有充分的自觉与反思,并予以破除。如何破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破除,首先要做到两个超越。一是在中国文论界的内部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层面的纷争与纠葛,在对待问题分歧时,多一些学术立场上的彼此宽容与理解,少一些计较个人、集团利益的排挤与打压;多一些学术意识与学术关怀,少一些权力之争与利益、资源分配的考量,从而消除某些利益驱动的话语霸权中心。二是在对待古今中外不同文论话语的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或西或中或古或今的时空区隔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理解,放眼世界的同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上,着眼于现实问题,从根子上解构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中心主义。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问题,而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文论都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不应构成什么中心。

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解构任何形态的中心主义,是进行对话交流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最为基础性的第一步,但这只是为不同文论话语对内对外间的对话交流提供可能的平台,这种平台一旦建立,那么,在这一平台上对话交流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对话交流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知识与理论的反思过程。知识与理论的反思是为了知识与理论的发展、创新与完善,知识与理论的反思首先得从概念的反思开始。笔者认为,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首先值得反思的一个概念是“现代性”,因为它关系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如果不予以澄清,当代中国文论的何去何从就成了大问题。

何谓现代性?从历史学角度看,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连续中的断裂;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填(帕森斯),乃整个社会大文化系统的跃迁;从心理学角度看,现代性乃现代人对现代(时间意义上的)变异的种种体验与认同。但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可看出,时间在“现代性”中占据着最深层的基础地位。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18],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19]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也由此,可以说,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20]),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可以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 “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

[21]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22]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24]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5]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极左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

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26]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的。 三。

对现代性持拒斥的态度,是不行的,那么,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27]这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就如有学者所看到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一个民族,它的任何行为,不仅经济的,而且文化的、艺术的,都将成为‘世界的’”,但是,在事实上,“‘全球化’并不能将一切整合划一,它在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紧紧夹裹在一起的同时,也使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更加突出和鲜明”。[28]现代性是我们需要的,民族性也不能丢。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当代中国文论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甚至产生所谓“失语症”的隐性焦虑,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29]从而导致“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无根性危机与古代文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篇(6)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蓬勃开展,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最为关注并为之而奋斗的宏伟事业。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现代化研究在美国兴起,十来年后便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思潮。60年代初,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在箱根就“现代日本”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处在封闭状态中的中国学术界从有关这次会议的只言片语的报道中获得国外现代化研究的最初信息,当即认为这是对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资产阶级思潮,给予了批判。此后,在二十年时间里,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无人提及。进入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展,现代化研究突入中国学术界,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重大乃至首选课题,全国掀起一股“现代化热”,以至有的研究者提出,对现代化的探讨已日益成为“显学”[1]

中国史学界为现代化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从80年代中期起,他即全身心地投入现代化问题研究。90年代,出版了《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等重要著作。在西方,现代化研究主要是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是微观的政策性研究,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至于从宏观史学角度进行整体性考察的,则几乎没有人尝试。而罗先生研究的特点,正是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进行整体研究。经过艰辛的创造性的研究,罗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现代化作出了更为科学的界定,勾勒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不仅大大拓宽了现代化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把现代化作为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史学研究突破了僵化教条的束缚,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2]。早在1988年初,罗先生就发表文章指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我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3]。这一呼吁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我国学术界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果。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现代化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构建。范式亦称范型,是学术研究中的解释模式,它是理论、范畴和方法的集合体。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革命就是从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转换。罗荣渠指出:“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即唯一的解释模式。”“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范式。[4]”现代化范式对我国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已产生巨大影响。以著名的北京大学为例,该校组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开设了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的课程,招收了以现代化进程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外国留学生),出版了现代化方面的教材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其他一些大学,尤其是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预言,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发展,现代化范式对我国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影响还会更深刻、更广泛。

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仍然是一种“革命史范式”。多数历史教师对现代化研究的进展知之不多。史学观念陈旧,不仅与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与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包括专业历史教育和公共历史教育)严重脱节,甚至对高考历史试题中出现的某些体现了现代化观点的题目(如关于美国西进运动、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内外政策评价等)也难以适应。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学历史教学都应该关注现代化研究,吸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教与学。

在中学历史教学(主要是中国和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中运用现代化范式,能在以下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现代化范式可以为我们认识近现代史提供新的视角。

“革命史范式”是从革命亦即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正如罗荣渠所说:“按革命史的传统范式,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被概括为‘两个过程’论。……在这个革命史框架下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反帝反封建,论及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突出帝国主义如何压制这一萌芽的成长。……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的历史定位。[5]”也就是说,现代化范式要求我们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综合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这就提供了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新视角,以此视角,我们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史划分为两个时期:(l)1840-1949年的早期现代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按资本主义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艰难推进的,主题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6]。与之相应,工业化与文化现代化同步艰难伴行。(2)1949年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其主题是经济建设。历史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包含着多种关系,仅仅从一个角度去审视往往难窥全貌和实质。现代化范式所提供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复杂的历史现象。如在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一批又一批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但如果按现代化范式的框架来审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通商口岸还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技术中心、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心,因而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或者说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心”[7]。通过多角度的审视,我们对通商口岸的认识就更全面和更深刻了。对于具体的历史现象尚且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若要探索近现代史发展的规律,全面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更需如此了。

第二,现代化范式为历史评价提供了新的参照坐标和评价体系。

历史评价是历史认识的核心内容。培养学生的历史评价能力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评价要有参照系,要有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革命史范式提供了一个评价标准,那就是:有利革命的,肯定之;不利或阻碍、反对革命的,否定之。但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全都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问题。仅用这一标准来评价近现代史上的问题,难免简单化。我们还要建立新的参照坐标,提供新的评价体系。现代化范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参照坐标和评价体系。

现代化范式为我们提供的参照坐标和评价体系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准。有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者,肯定之;反之,则应予否定。因而具有根本性。其二是从历史发展,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综合评价。凡有利于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文化的理智化和科学化的,肯定之;反之,则不应肯定。因而具有全面性。但这里所说的全面,又不是求全要求。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只要从某一方面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都应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的评价。

由于现代化范式所提供的评价体系具有根本性和全面性的特征,用其评价历史就更加实事求是。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李鸿章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参与过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是卖国贼。但李鸿章是很复杂的人物,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他的活动又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按现代化范式提供的标准来评价,他又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充当了“主角”[8]。20世纪初始,清朝政府推行了十一年的“新政”。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标准评价,这是清朝统治者为挽救衰亡、抵消革命设置的“骗局”。而一些学者按现代化范式提出的标准进行评价,却得出如下结论:“自二十世纪初开始以来的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就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中国此后历史的影响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就这一全国性的变革运动对现代化宏观研究的理论价值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均超过十九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和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9]

这里要强调指出,其实革命史范式所提供的评价标准与现代化范式所提供的标准并不是不相容的,更不是对立的。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现代化范式是“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综合分析框架”,所以,现代化范式提供的评价体系包含着革命史范式所提供的评价体系。当然,后者难以包含前者。这也正是我们提倡运用现代化范式的评价体系评价历史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现代化范式为近现代史的教与学提供了更多的科学的方法。

运用革命史范式学习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视矛盾分析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学派,也重视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与此同时,还重视整体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过程分析方法的运用。吸收和运用这些方法,可以丰富教师教历史和学生学历史的方法。

现代化范式将“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进行整体考察”[10],重视对现代化进程的整体研究。而在这一点上,现阶段的中学近代现代史教学是有缺陷的。表现之一是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相互分割。这不仅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材体例和内容上。长期以来,中学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浓缩版,而世界近现代史则有一点综合史的味道,二者明显不合拍。表现之二是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分割,前者讲“革命”,后者讲“建设”,未有统一线索将其贯串起来。而如果我们运用了现代化范式的整体研究方法,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统观中外近现代的历史,整体性就可以大大提高。按现代化理论,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史,而中国现代化史是世界现代化史的组成部分。这样,历史就整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转贴于 现代化范式重视系统方法,把现代化进程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从纵向来看,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以时间为顺序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又可分解为经济现代化进程、政治现代化进程、文化现代化进程,或英国现代化进程、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进程等子系统。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同一阶段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大系统,如20世纪现代化就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又可分解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子系统,或20世纪英国的现代化、美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等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着现代化的发展。借鉴现代化范式研究的系统方法,加强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引导学生从纵横两个方面构建知识系统,形成立体结构,不仅可以提高知识学习的效率和质量,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系统思维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在吸收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后,系统思维已成为辩证思维的新的支撑点,因而十分重要。

现代化范式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中外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用了很大精力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纵向发展比较中,揭示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规律;二是从横向并存比较中探索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形式,归纳现代化的典型模式,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彼此借鉴。相对而言,现代化研究者尤其重视横向并存比较,在比较各国现代化的前提、结构、条件、道路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不少著作。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强调可比性,防止牵强附会的简单类比,注意把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两国比较和多国比较相结合。比较不是现代化研究的特有方法,但现代化研究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有自己的特点。以往,中学历史教学中师生也常用比较方法,借鉴现代化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可以提高师生运用比较方法的水平。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它本身又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在现代化研究中经常运用过程分析法。不过,因现代化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会,因此在进行过程分析时,“并不是在进入现代社会本身的剖析之时,先把由来和发展的历史叙述一番,而是在总体研究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对于一些说明这些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关键问题,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予以研究”[11]。此种方法可以称为回溯性过程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学近现代史教学,尤其是高中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中很值得借鉴。一方面高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内容相对独立性要强一些,另一方面学生初中所学古代史的内容已经淡忘。因此,在讲近现代史的某些重要的关键性问题时,“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予以说明很有必要,如讲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追溯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讲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追溯到李自成的“均田”口号,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土地政策等,都有必要。

作为过程,现代化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科学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不但不应将现代化理想化而且必须注意到人类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现代问题”,如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和谐失调,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军事后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力等。但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现代化进程中去解决。这样的过程分析方法同样值得历史教师借鉴。

第四,现代化范式为历史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综合开辟了广阔天地。

综合化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度重视课程的综合化。高考科目改革,“3+X”模式的推出,文科、理科和文理科综合能力测试三个新科目的设置适应了这一趋势。中学历史教学也应增强综合性,以适应这一趋势。其具体作法,一是加强学科内的综合,包括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之间,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之间,中国史和外国史之间的综合;二是加强学科间的综合;三是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与综合。现代化范式在提供综合的条件、创设综合的情境、设置综合性的问题等方面,比之革命史范式明显地具有优越性。

现代化范式之所以能为学科综合提供广阔天地,一是因为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变革过程。现代化“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中所包括的其他方面”[12],它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产物,是国内条件和国外条件的复合变奏,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交相作用的结果。二是现代化理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未来学等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研究的成果,综合性很强。

第五,现代化范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

罗荣渠在谈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招生情况时说,近年,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情况很不景气,报名人数逐年减少,而现代化研究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报名者十分踊跃,一些外国留学生也前来攻读这方面的学位。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历史的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学生本应有吸引力,而实际上历史课在中学教学中的地位并不高,学生学习历史不够积极主动。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固守传统范式,脱离现实、脱离社会需要、脱离学生实际,是重要原因。调查表明,很多学生之所以不重视历史学习,其主要原因是认为学历史没有用。多年来,在引导学生提高对学习历史的重视性的认识上,教师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效不大。今后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过仅此是不够的,要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还必须改革历史教学。引入现代化理论,运用现代化范式是改革历史教学的必要举措。这样做,可以大大加强历史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帮助学生认识和解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让他们更实际、更具体地感受到学习历史是有用的。

以上我们实际上是论证了中学历史教学引入现代化范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现代化范式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是具有改革性质的开创性的工作,需要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去探索,去实践。在起步阶段,应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者首先使用。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创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包括理论和范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要运用的现代化范式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基础上的解释模式,我们不应把现代化范式与唯物史观、革命史范式对立起来。

其次,加强对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在近期,现代化理论应成为历史教师继续教育和进修的重点内容。《历史教学》月刊先后发表过《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20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简论》等文章,为历史教师了解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范式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应继续加强。

再次,教材建设中可以运用现代化范式。

在教材已经初步多样化的前提下,多数教材依然按革命史范式编写,但应吸收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些成果,修正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可以有一两套教材按现代化范式编写,亦即按现代化这条主线讲述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

最后,历史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运用现代化范式。

历史教师可以、也应该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化范式,但运用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方法运用,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使用现行教材进行教学时,主要是吸收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观点,借鉴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方法。而在受教材限制较小的教学活动,如活动课教学、高三历史复习教学、课外活动中,则可以更多地运用现代化范式。活动课可以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主题,复习课可以现代化为线索,课外活动可举办现代化进程方面的专题讲座等。

注释:

[1]陈紫华等著:《梦想与辉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杨宁一:《20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简论》。《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

[3]参见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101-102页。

[6][7][8]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l66、157页。

[9]萧功秦:《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载《战略与管理》创刊号(199年11月),又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参见朱英等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8页;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第242-243页。

[10][11]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116页。

篇(7)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3-0025-04

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重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社会发展学说,对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概述: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欧,是在西欧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与环境的矛盾不断走向激化以及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进程之中应运而生的。有两个根源刺激了这一理论的问世,一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支配,二是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资本逻辑萌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资本逻辑追求短期回报,环境改善需要长期规划,二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随着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普遍确立及其矛盾进入不可调和状态,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必然也会形成全球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不仅造就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且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也造就了对自然保护的更大和更为普遍的关注,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式的关注恰恰是以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为前提条件的。”[1]正是这种工业文明的生态二重性,催生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此外,世界环保浪潮的高涨以及西欧各国环境变革的不断深入,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发展理论,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也有效地影响了学者们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立。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之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问世。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从胡伯和耶内克的创立期,到摩尔和斯帕加仑等人的发展期,再到今天逐渐将理论应用于西北欧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从诞生之日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就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有批判其属“欧洲中心论”的,有批判其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及不可实现性的,等等。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回应这些批判以及与其他社会发展理论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成为现今影响诸多西北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与环境变革的一项重要理论。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自身的未来课题。在发展进程中,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在未来课题上明确了目标和方向。一方面,在索南菲尔德等学者的研究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开始面向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探索在纸浆和造纸业等产业方面开展生态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深化对于全球环境流程的理解,促进环境变革新领域的开拓。此外,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还系统讨论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环境变革,强调生态理性及其确立。通过这些努力,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迅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展领域里的一股重要的生态思潮,并对欧洲多国的环境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反思: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挑战的主流理论,涵纳了许多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方案和要素。但是,事物都具有相对性,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有两条:其一,这一理论并非是一种彻底的批判性理论。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内在本质,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彻底批判。其二,因为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也就不会形成对社会转型认识的彻底性。

首先,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就观念来讲,衍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现代化方案必然是机械的。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价值观念源始于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利益驱使下的机械发展观。对此,恩格斯早有论述:“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2]因此,在没有破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其所持的只能是机械地对待自然的发展观,即认为自然界的先在性与客观性并不是重点,其可用性与实在性才是重点,自然界应服从人的需要,是为进一步的现代化服务的。尽管学者们强调自然界不再被当作一个垃圾回收槽,不应负担过重以失去平衡,但是自然界仍然被视为人类的附属品。在他们看来,生产条件应服从于“超工业化”,自然应以资本的形态在进一步的现代化中得到衡量。就其自然观来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难免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其次,问题解决方案中的矛盾。认清问题的根源才能得出合理的解决方案。由于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实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只能在社会制度外去寻找解决方案。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有通过协调生态学与经济学、在进一步的现代化或“超工业化”中才能得到解决,“生态现代化的提议者认为并非摧毁工业社会的基础,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对这个星球的生活资料的持续使用――完全开发财富创造的潜力”。[3]262这种解决方案中本身就含有了一种不可持续性的内质,它过分依赖于技术,认为科学能够设计出更为友好型的环境,造就可持续的社会技术体制、制度、政治和政策安排以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事实上,科学并非万能的,没有彻底的社会批判与彻底的社会转型,生态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愈是强调不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而仅仅强调生产、消费、技术、增长等问题,就愈显示出它在经济、政治和生态等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正是出发点的局限性决定了其解决方案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理论适用性的问题。就理论观点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确提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例如,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技术革新以及生态理性的运用,这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适用性。但是,这一理论的其他许多思想和对策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并不见得适用。例如,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理论根基和经验范例基本都来自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强调有变革能力的企业对效率和污染的控制,这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成熟市场与经济主体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则很难实现。“似乎可以相信的是,它将会在某些政治背景下(具有开放的输入结构和融合性精英战略的强大而且政治上包容的国家)对某些环境难题(相对简单的难题)有效,但不会在其他背景下(例如虚弱国家)并且只是在一个有限程度上对其他难题(更加复杂或基本的难题,比如无限速驾驶、航空交通或肉类消费)有效。毕竟,一个在科学、商业、政府和环境运动之间的话语联盟,预定了一个共同难题的界定和对解决方式的共同战略。然而,对高度发达的人类中心主义社会(无限速驾驶、航空交通或肉类消费)基本成就的破坏,不太可能成为这些共同难题界定或者解决战略的组成部分。”[4]理论的施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且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5]。尽管该理论近些年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见,将理论范畴逐步扩展到研究北欧以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但是,其欧洲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因此,适用性也有待考察。

总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若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理论矛盾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超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的攻坚时期。这样的现实背景决定了当前的工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要推进现代化建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其他方面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的持久发展。另一方面,要推进强化生态建设,促进生态和谐与社会和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这些环境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牵制经济发展,破坏现代化事业的成果。因此,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注入生态化的发展要求,争取全面、平衡、和谐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提出来,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仅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而且要在生态层面上实现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建设要求具备高水平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果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此,要明确生态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方向。

首先,促进经济领域的生态变革。促进经济领域生态变革,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是经济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一要确立科学的市场机制,予以合理把握,努力克服市场自身的局限性,引导其发挥生态变革的主导作用。二要激发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力,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生态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商会以及公司等等。这些行为主体是生态重建和环境变革的承载者,践行生态变革并直接影响生态变革的效果,在生态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通过引导这些行为主体树立科学、可持续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吸引其参与到生态变革的事业中来。三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科技创新在生态变革中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强调科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早期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技术乐观主义。我们强调的科学技术是指那些既能产生生产力、又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例如清洁技术、回收利用技术等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渐推进,这类环保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四要推行经济生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是有利于扩展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绿化的支柱产业,需要进行大力开发。在国外,有机农业、清洁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具有十分看好的发展潜力以及产业竞争力。在未来的中国,随着生态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类产业领域将会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其次,推进政治领域的生态变革。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现代化,包括自治、权力下放等等,并认为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的资本主义是可实现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不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产生不出绿色的资本主义制度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建设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完善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进行政治领域的生态变革。具体来讲,要做到: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尊重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职能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做到这四位一体,将政治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同步提升。

再次,促进文化领域进行生态变革。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植入生态原则与生态理性,通过在文化领域进行生态变革,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指导与价值引导。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科恩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生态现代化进展良好的国家,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科学认同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加大科教提升力度,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民。此外,还要普及生态文化知识,提升生态伦理意识。具体来讲,就是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能源的理念、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进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平衡发展的关系体系。

最后,推进社会领域的生态变革。推进社会领域的生态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消除贫困,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根基。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6]贫穷不仅影响了人作为社会的人所应该具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的物质条件,而且会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代谢活动,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消除贫困与进行生态建设是相联系的。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提倡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消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合理的理念――生态理性。该理论强调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认为这是生产和消费的经济进程得以被重新组织、分析和判断,并引起经济和政治理性的变革的根据。生产领域的生态理性在经济建设中较为突出,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事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举措之一就是倡导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倡导公众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接受环保产品、进行绿色消费。此外,还需健全社会管理,促进公众生态责任、实现权利和利益共享,从而解决生态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3]Renato J.Orsato and Stewart R. Clegg, Radical Reformism: Towards Critical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3, (2005).

[4]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