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权论文篇(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公司股权论文篇(2)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治理；委托

委托—理论是目前描述公司治理结构最成熟的理论之一，委托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在Mirrlees[2-3]，Holmstrom以及Grossman和Hart的共同努力之下，该理论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基本假设是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股东通过工资合同来委托管理者经营公司，同时，在不对称信息下的委托—模型中，由于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forcingcontract）来迫使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而只能通过激励相容合同来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的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委托—问题最终也就成为了一个风险分摊的问题。

基本的委托—理论只是假设公司中存在一个股东和一个管理者，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部分公司治理的问题，但由于基本模型假设的简单化，其仍然存在现实的局限性，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扩展，其中最重要的扩展之一是Holmstrom和Milgrom提出多委托人模型（MultiplePrinciples），这一模型也可以称为公共人模型（CommonAgency），模型假设博弈双方为一个经理人对应多个股东，相比于基本模型，其更加符合股份公司的实际特征。Dixit在分析多个股东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时发现：多个股东在激励公司CEO工作的时候，存在搭便车效应（Freerider），小股东可以安心放权给大股东来制定激励条款，最终可以达到社会成本最小的最优公司治理效果。

多委托人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股东之间是同质的，即股东之间只有持股比例的差别，而不存在目标和效率等其他方面的差别。这一假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可能适用，但却不一定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股东大会，而国家通常作为上市公司的发起人股，是绝对的非流通股大股东，处于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在股东大会中有绝对的表决权优势，于是控股股东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愿修改公司章程、改变分红方案、甚至任命经理管理层。而广大中小股东处于股份的绝对劣势，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达到“同股同权”的情况。这样，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东利用自身的控股权干涉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热衷于配股、增发等方案，使得控股股东尽快增加每股资产价值，凭借巨大的发行短期收益，达到回收投资成本的目的，而相应的增发、配股方案以及具体的筹资规模却疏于分析，不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可见，在股权分置改革前，中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类股东的目标相悖，非流通股东一股独大，不能很好地体现市场的公平性原则，从而影响资本市场定价功能的正常发挥，不能有效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中国股权结构的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和多样性，经济模型的建立也不能完全套用经典的委托—模型。而由于股权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的特殊规定，因此国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此类委托—问题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正是在Dixit的多委托人框架下，通过引入委托人和其目标的异质性来首次建立股权分置下的二阶委托—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型。

一、模型的构建

为分析简单起见，我们并不将公司根据股本比例分为多类股东，这里只是假设公司存在两个委托人：流通股股东p1和非流通股股东p2，存在一个CEO经理人。两个股东分别为经理人指派一个任务，然后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来支付工资。同基本的委托—模型的假设一样，这里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经理人是风险规避的，两者信息是不对称的，经理人有道德风险的问题（MoralHazard），委托人通过制定工资来激励经理人高努力的工作，而工资支付采用线性工资的形式。对于两个任务，经理人投入的努力程度分别为e1,e2，努力程度属于经理人的私人信息，委托人无法直接观测，而努力程度实际达到的效果是y1,y2，其中：y1=F(e1,ε1),y2=F(e2,ε2)，这里的ε1~N(0,σ21),ε2~N(0,σ22)为正态分布，即经理人努力的效果存在不定性，而正是因为不定性的存在才导致经理人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因此才存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激励契约。

两类努力效果y1,y2可以达到的产出分别为：

αi(i=1,2)度量了经理人在该任务下的生产效率，αi越高，说明该经理人在同等努力程度下的产出越高，即经理人的能力越强；βi(i=1,2)度量了两类努力间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若βi为正，说明委托人分别指派的两类任务在目标上是替代性的，反之则为互补性的。

同时，经理人在两个任务下的努力程度e1,e2对其带来的成本为：

这里的γ>0,δ>0,2γ>δ，根据γ和δ的大小关系，可以将成本函数分为3类：

第一类：若γ>δ，则2Ce1e2>0，任务2对于任务1的边际成本为正，两种任务带来的效果同向变化，经理人是“厌恶工作型”。

第二类：若γ=δ，C(e1,e2)=12γ(e21e22)，两种任务带来的成本效果是独立的。

经理人的收益来源是两委托人的工资支付，w=w1w2，其中：

w1=a1x1b1w2=a2x2b2（3）

委托人采用线性支付的方法，而这里的ai和bi（i=1,2）即是所需要求解的最优激励工资系数，在现实中，这种工资形式即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的模式。

二、模型求解

为了得到显示结构解，进一步的，我们假定经理人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R，且经理人的努力效果函数形式为：根据Holmstrom和Milgrom的方法，我们这里同样采用“两步法”来求解委托—问题。

步骤一

经理人选择最优的努力程度，由于经理人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R，故经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EU(x)=-E(e-Rx)

当x为正态分布时，期望效用函数可以进一步地表示为：

EU(x)=-e-E(Rx)12R2var(x)

因此，极大化期望效用函数EU(x)的等价命题为：

MaxE(x)-R2Var(x)

具体到本文的二阶委托模型其确定性等价命题（CE）函数形式如下：

上式第一部分代表经理人的总收益，第二部分为直接成本，第三部分为风险成本。根据（1）（2）（3）式，可以将w1,w2表示成ai,ei,αi,βi的函数，求解一阶条件：

命题1经理在某一任务的努力程度与该任务的工作效率正相关，与另一任务的效率的关系取决于经理人类型。证明：

直观上理解，经理人在某一任务上效率越高，获得工资越高，其更愿意在该任务上付出努力；而当且仅当经理人是“喜欢工作型”，即其在某一任务的工作会促使另外任务的完成时，另外一份工作的高效率才会对努力程度有正的影响，否则会因为努力程度的“挤出效应”造成负的影响。

命题2股东目标不一致时，提高工资并不一定能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

证明：尽管直接符号不确定，但是可以注意到，γ>δ是e1a1>0和e1a2

步骤二股东在经理人选定最优的努力程度的基础上，制定最优的激励合同来鼓励经理人努力。在这里，激励合同即意味着相应的工资水平，因此，两个股东的优化问题分别为：

这里的e*1,e*2即为（5），（6）式求解出来的函数式，代入求解最优化问题，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的工资合同。为了使得求解过程更为简洁，这里假定经理人在两个任务的生产效率相同，且两个任务的互相影响程度相同，即α1=α2=α,β1=β2=β,σ1=σ2=σ，这一假设并不会影响模型的主要结论，在系数不相等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与此特殊情况类似的结论。

求导得F.O.C条件：

求解关于a1,a2线性方程组：

命题3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使得各股东（尤其是流通股股东）在同股同权的机制下有动机寻求更充分信息，则经理的努力程度就更容易被观测（σ下降），则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可以带来激励工资（即a1,a2）整体水平的上升，从而提升激励的效率。

命题4股权分置改革前，经理效率和激励工资间关系不确定

证明：要证明命题4的结论，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例子即可。若在特殊情况下，经理工作效率和工资间的不确定性存在，那么一般情况下，不确定性将更大。这里取γ=δ，经理人的成本函数变为C(e1,e2)=12γ(e21e22)，即此时两类任务的成本效果是独立的。

考查经理的工资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即：当α0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经理人成本效果独立的情况下，当且仅当α=β时，经理人的激励工资达到最大值，这即是说，经理人的效率与激励工资间并不是单调关系，股东无法根据经理人的工作效率制定出相应的工资水平，同样的激励工资有可能招到两类不同效率类型的工人，股东目标的外部性带来了工资与效率的不定性，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正如前面的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使得股东利益目标的趋同，即β趋向于零，在边界情况β=0时，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发现，激励工资收入与工作效率呈现单调负相关关系，即高效率的工人不需要高的激励工资，可以通过固定工资达到成本补偿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也从制度层面上缓解了公司治理问题中的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事实上，在股权改革后，随着市场监督能力的加强，市场收益的逐步明确，大股东将越来越注重公司的市值，这一点与广大小股东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股权分置改革将使得大小股东目标趋同。在模型中，我们便可以将大小股东两个委托人简化为单一委托人的情形。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后，模型将简化为单一委托人和单一人的基本结构，根据Holmstrom和Milgrom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可以建立完备的契约来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激励的不确定性也可以消除。

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

三、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改良效应

就微观层面来讲，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是产权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了产权改革的目标，股权分置改革也就失去了其最终的重要性，亦即，股权分置改革为产权改革在资本市场上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高尚全认为：产权界定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8]而产权界定对于公司治理方面，尤其是经理人激励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大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证检验表明，股权的集中可以保证大股东的监督积极性，更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的委托—问题。然而，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无论具体采用哪种支付方式，其在一定程度上都“稀释”了股份，降低了股权的集中度，对于缓解上市公司委托—矛盾似乎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同时，被“稀释”的股份通常是国有法人股，因此，市场上也存在对改革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以及对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环境改善的怀疑。而本节正是通过建立二阶委托—模型来比较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指出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公司激励存在的最大弊病，即激励合同的不确定性。

管理层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所构建的二阶委托—模型重点解决的也正是如何制定管理层激励工资的问题。公司股东制定的激励工资有两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工资来甄别经理人的类型，选择适合自己公司的管理者，希望解决经理人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Adverseselection）；第二则是通过工资来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希望解决在位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hazard）。

模型的主要结论是股权分置造成了上市公司经理人激励的不确定性，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东无法找到惟一确定的最优激励合同，因而经理人的怠工、大股东的疏于监督可能会造成公司经营的进一步恶化。出现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非流通股大股东与流通股小股东之间存在目标差异，小股东关心公司价值，以股份权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而国家作为公司大股东存在较高的成本，且国家并不完全是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纪人”。在公司权益分配中，人获得的是规定权益，而委托人获得的是剩余权益，因而“经纪人”对剩余索取权的追求是股东监督的源动力，也是保障大股东控制型公司治理效率的前提条件。在西方的大股东控制型公司中，经理人以牺牲股东利益而谋取私利的行为会受到股东的极力抵制。而我国国有企业的情况是，企业的绝大部分剩余索取权归国家所有，国家的直接监督成本太大，往往存在监督不足的情况，因此，经理人并没有维护股东利益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大股东自身目标的不明确，小股东“集体沉默”，经理人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善的关键在于股权结构的合理化，一味地加强激励程度和监管水平并不能从根本上带来治理结构的改善，但是借助这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通过股东目标一致化、股权的分散化和未来的股权全流通来解决困扰已久的国有股独大的问题，并纠正其公司目标，进而由市场来判断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是合理的，上市公司的治理难题最终也会得到部分解决。

而在股权结构合理化之后必将从制度层面上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给投资者带来信心。在如今中小投资者缺乏专业投资技巧的市场上，小股东可以安心放权给大股东或机构投资者，从而达到股权结构从改革前的相对分散到改革时的分散，最后达到集中。从而以退为进地达到股权集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这时候，机构投资者将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角，其话语权将显著增强，不再需要靠类别股东表决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通过机构投资者这一中介，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委托—问题将会得到较好地解决。另外，相比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信息方面更有优势，决策更加准确，这样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上的盲目投机行为，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表示成下面的图形，见图2所示。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东与经理人的选择机制由以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变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这势必带来公司治理结构乃至资本市场的巨大改善。

1.统一了股东目标

一直以来，股权分置导致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利益取向存在严重的分歧。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其所持股份不能上市，他们为了自身所占有资产价值的快速增加，不考虑股价的下跌而实行股权融资，利用股权分置来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但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所持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其利益取向就因而转为股权价值的最大化，通过整个公司的实体经营来提升股权价值。尽管股权分置改革不能立即实现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完全一致，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非流通股股东仍占主体地位，但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控股股东与现有流通股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会逐步扩大，会极大地限制了控股股东利用自身强势地位来侵蚀中小股东利益，抑制了其通过证券市场单纯靠融资活动来牟利的企图，促使其加强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过程的管理，增强了流通股股东对证券市场发展的信心，从而反过来也促进了双方信任机制的建立。

2.建立管理层激励制度

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一直是困扰着上市公司的两大难题，在控制道德风险和信息披露透明度方面，公司治理一直未能提出较好的措施。而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全体股东与企业经营管理者利益趋向一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配套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可大大抑制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等现象，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充分发挥内在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自身经营业绩的提高，从而促成整个证券市场的繁荣，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应该来讲，配合股权激励措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会是一场彻底的、立体化的公司治理革命。这将会给上市公司股东和公司高管带来双赢的局面。事实也证明，在刚刚进行股权分置的试点企业当中，多家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也与管理层激励问题相捆绑，各家公司分别在其改革方案中引入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层期权激励计划等配套措施。应该说，这种捆绑式的改革举措对深化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有着促进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机构将会出台相应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指导意见，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3.加强了公司市场化的监督

众所周知，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未来成长能力是其股东价值的基本源泉，并对股价的高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所有股东的利益趋向一致，股权流动性将显著加强，股东所持股份价值将主要体现在股票市值上，原先的非流通股股东同样能够从股价的涨跌中获益或受损。这样，在证券市场运行规范的情况下，当某一个上市公司股价低于实际价值，或者经营业绩不佳时，就有可能退市或引发并购，公司原有的董事会与经理管理层将会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甚至有可能被置换，从而达到强化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制衡，促使上市公司改善和健全运行机制，形成市场化的监督。而股权分置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上市公司之间的竞争，使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更加透明化，资本的流动性也得到提升，必将极大地加强了市场的定价功能，促使在二级市场上实现大规模并购变得更有可能。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各上市公司不断改善公司治理效率，提高公司的业绩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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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rrlees,James.TheOptimalStructureofAuthorityandIncentivewithinanOrganization［J］.BellJoinnalofEconomics，1976，（7）: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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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论文篇(3)

摘要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股权融资并没有发挥其优势，对上市公司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本文结合中国股权融资现状，分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存在的风险，进一步提出险防范对策。 关键词上市公司 股权融资 债券融资 不同的融资体制规范着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制约着企业的融资形式和取向。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相对其他融资方式，股权融资必然有其为上市公司带来更大收益和减少风险的好处，但是，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上市公司的成长也有不利影响，给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带来一定风险。 一、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融资结构中，内部融资所占比重普遍较低，外部融资所占比重较高，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98-1999两年则出现高负债融资现象，2000年以后股权融资比例有所提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首选方式，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大多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于零，仍然渴望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融资。 二、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风险 (一)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对股权融资带来的突出问题是资本使用效率不高，即大量廉价权益资本的流入，使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非常随意。在公司上市以后，轻易地把资金投到自己根本不熟悉，与主业毫不相干的产业中，放弃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转而千方百计迎合市场喜好，在项目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又随意的变更投资方向，这样做的行为，从长远看，必然影响公司的盈利，影响公众投资的回报，最后会影响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二)资金风险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企业发展越好，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大，无论何种模式，公司上市的目的都包含了融资的考虑。股权融资是通过发行股票进行的融资活动，在股权融资活动中，提供资金者即股东，对入股资金不能需求偿还，但可从公司的收益中得到回报。从短期看，满足了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取投机收益的可能，但从长远看，它必然影响公司盈利，影响公众投资的回报。 (三)运作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成熟，证券市场上对股权融资的投向审批不严，上市公司管理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从事证券的发行、交易、管理或者其他活动中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不少见，主要表现在: 首先，证券欺诈行为的存在。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很完善，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容易发生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等现象。 其次，其他违规行为。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违规行为出现新形势，呈现新特点，主要有:(1)上市公司擅自回购本公司股票。指上市公司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行为。(2)为股票交易违规提供融资，就是指某些证券经营等金融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规，为股票交易提供融资的行为。 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风险防范对策 为防范因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风险给公司自身发展造成巨大伤害，上市公司应采取正确的防范对策。 (一)健全上市公司经营方式 首先，保持平和的融资心态。公司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同时也降低了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发展，因此，一定要高瞻远瞩，经营策略要真正从企业的长期利益出发。其次，建立针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公司经营管理者从公司经营利润中得到的商业利益是上市公司实行激励机制采用的重要措施，例如:采用经营者持股，实行薪酬激励制度。最后，强化经营者的股权融资成本意识。上市公司应该统筹考虑，平衡处理，促使其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更多地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资本扩张。 (二)完善证券市场 健全股票市场的整体有效性，使股权融资在其筹资效率方面发挥其优势，必须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首先，完善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完善组织制度，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是发挥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关键。其次，加强证券监督，使证券监督层不断完 善对公司的股权融资监督，建立股权融资档案，通过提高证券市场运作效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加快实现证券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最后，严格审查股票发行条件。为了维护股票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股票交易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正常、稳定秩序，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也必须严格符合一定条件和法定程序。 (三)完善政策法规 现有相关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和约束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这表面看来是一个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其实隐含了上市公司体制不到位的实践问题，应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信息质量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坚决禁止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进一步从本质入手，完善法律制度，健全上市公司体制问题，制定全方位的有关政策法规，优化市场环境，为上市公司科学和自主的融资策略提供基础。 总之，目前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虽然股权融资有助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但是股权融资在防范风险方面并没有发挥其优势，从目前我国股权融资方式来看，只有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及内部融资结合，各方面政策制度健全，才能为上市公司风险防范增加保证机制。 参考文献: 张宗益.公司管理热点透视与实证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包庆华.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技巧解析.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版. 梁筠.试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北方经济.2008(6)

公司股权论文篇(4)

这一制度安排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说，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股权分置造成的实质上的“同股不同权”现象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复杂化了。在股权分置情况下，非流通股股东往往在公司中拥有控股地位，流通股比例过小，因而形成了所谓的“一股独大”的情况，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很容易被大股东侵害，并形成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分裂。这种分裂进而又造成了企业控制权的分裂，使得控制权不仅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分配，也在所有者之间分配。这一多重复杂的委托关系不仅增加了公司治理的难度，也增加了公司治理的成本。

其次，股权分置也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这是由于股权分置对定价机制的扭曲和通过强制政策而非市场对公司大股东的保护引起的。由于非流通股股东取得股票的成本远低于流通股股东，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同股不同价”现象。同时，由于可供自由买卖的股票只占公司股票的一部分，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也很难如实反映公司的真实价格。由于这种扭曲，股价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与公司的业绩发生了脱离，从而使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价格机制的这种失效不仅削弱了激励机制在上市公司中的应用，还影响了并购机制发挥作用。证券市场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的实质是通过并购来实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如果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引起公司股价下跌，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强行介入公司治理，从而防止经理损害股东利益，并向中小股东提供保护。但在股权分置情况下，由于非流通股的存在，即使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外部力量也很难通过并购方式取得公司的控制权，这在实质上也就意味着证券市场很难通过自身的力量对糟糕的经理层进行惩罚和替换、保护股东的利益。而且，由于价格机制的失效，市场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妨碍了并购的实现。

因此，如果股权分置改革获得成功，将改变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加”的现象，对我国的公司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使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在世界成熟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公司业绩提升而导致的股价上涨来完成。在中国股市，大股东的股权主要是以非流通股的形式存在，小股东的股权以流通股形式存在，这种割裂的股权结构导不仅使大股东的资产价值与业绩无关，而且股价的涨跌和大股东也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大股东当然不会有动力去不断地关心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相反，由于大股东的股权定价是以每股净资产为基础，大股东的利益主要通过“圈钱”的方式来实现，其利益机制演变为适当的利润指标-高溢价再融资-每股净资产提高-大股东股份增值。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非流通股的价值实现不再是账面价值，而是市场价值，公司股价将成为公司股东统一的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将趋于一致，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均取决于公司市场价值即股价的最大化，公司全体股东的财富都具备了统一、客观和动态的衡量标准。从而促进上市公司股东关注公司价值的核心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上市公司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改革后，各类股东，尤其是大股东将更切实地关注公司利润的提高、财务指标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增长，将更关注与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促使决策主体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经营和投资决策，这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和决策效率，提升公司业绩，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控股股东如利用其手中的控制权来获取不当利益，将导致其资产的更大损失，这就在制度和利益机制上制约了非流通股股东损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行为。优化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抑制一股独大结构下的大股东权力滥用

改革前的股权结构使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一股独大”、中小股东权利弱的特征。因此也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常见的“内部人控制”、“隧道效应”等问题。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许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从绝对控股变成相对控股，改变了原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股独大的现象，优化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合理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各股东之间的决策制衡和利益平衡，大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问题有利于委任更有股东基础的董事会和选举合格的管理层，并购机制也会发生作用，从而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随着证券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大股东优良资产有变现动机，优化了上市公司资产质量，避免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股改中实行管理层股权激励等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管理层激励和约束机制

公司股权论文篇(5)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直接投资；盈利模式

1私募股权基金简介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EquityFund，以下简称PE）包括了：发展资本（DevelopmentFinance）、夹层资本（MezzanineFinance）、管理层收购或杠杆收购（MBO＼LBO）、重组（Restructuring）和合伙制投资基金（PEIP）等。

PE是相对于纯粹通过股市买卖上市股票赚取价差的上市股权基金的概念。早期的PE只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后逐渐延伸到包括透过私下交易方式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行为，有些PE甚至也经由股市买进上市股票作为并购投资的部分手段。由于国外PE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这种有限合伙的形式下，其股权是不公开交易的。

PE的其他翻译还有私募资本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私募融资、股权直接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为：

（1）通过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使得所投资的公司增值，是相对长期的投资，是实质性的增值，而非证券投资的纯粹的资本运作。

（2）资金来源广泛，如富有的个人、风险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战略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有低利率的资金来源，得益于财务杠杆，一方面可以以小搏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报酬率。

（3）投资回报率高，PE获取回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公开发行上市、售出或购并。根据汤姆逊金融服务公司（ThomasFinancial）的统计，截至2006年6月，相比标普500指数6.6%的年回报率，私募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高达22.5%；过去10年，两者年回报率之比是6.6%对11.4%。

2股权直接投资意义重大

2.1创新才露“尖尖角”

50家证券公司2006年报显示，2006年实现净利润高达180.53亿元。但是亮丽的成绩却掩盖不住严峻的现实：证券公司整体并未摆脱靠行情吃饭的宿命，尤其是小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成为其脱贫的唯一法宝。年报分类数据显示，50家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两项收入合计318.39亿元，占总收入的75%。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虽有发展，但对总利润贡献仍微乎其微。从2004年8月证监会正式启动创新类试点证券公司以来，虽然创新类证券公司数量已经增加至19家，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仍主要集中在集合理财、权证创设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

由于已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证券公司数量有限，权证创设也是在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产物，只有集合理财开展的规模比较大。不过，集合理财虽然属于创新业务，但其与以前的委托理财有些相似。如果在市场行情出现巨大波动时控制不善，不仅不能盈利，反而会导致损失。

统计显示，除中信证券外的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新兴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共实现收入8亿元，仅占总收入的2.5％。不过，包括权证创设收入的投资收益一项达到35亿元，虽然仅占8.3%，但同比却增长了133％。另外，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在财务顾问、股改和研究所等其他业务上也收入了2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5％。因此，进一步加大业务创新、建立多元化、稳定的盈利模式，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2.2股权直接投资深具影响

股权直接投资是眼下繁荣的中国证券市场盛宴中的顶级盛宴。监管层将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支持证券公司进行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并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司开展融资融券、直接投资等业务的个案试点。

伴随着新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出台，PE的设立已经有法可依。在税收方面，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已经明确了合伙企业的征税原则，即合伙企业的所得税按照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的原则，这就避免了双重征税，有利于促进PE的发展。

股权直接投资可以为证券公司开辟新的盈利模式，有利于发展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是投资银行本质的回归。证券公司现在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创新，做大做强。尤其是面对国外投行的大举进入，要尽快打造出能与国际投行相抗衡的本土证券公司。否则，就会沦落成像我国台湾、香港市场那样，成为外国投行的“天下”。

外资投行主要利润来源中，承销费仅占一小部分比例，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股权的投资收益，如高盛60%的收益都来自于此。以高盛、美林等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在中国伺机而动，参与了许多PRE-IPO的投资，收益丰厚。放开股权直接投资后，国内证券公司将同国外投行一起分享股权投资的高溢价收益。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有利于取得参与非上市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权，可以给公司有关部门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通过投资国有企业和其他行业各个成长阶段的企业，有利于加快行业兼并收购的整合进程，有助于推动国内的一大批新兴跨国企业的崛起和全球扩张；此外，可以加快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打破国内的传统国企垄断、行政垄断，并成为中国整体市场经济转轨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外力。

3两种模式之比较

中信证券在2007年1月24日公告，宣布董事会通过议案将与胜达国际集团（SICO）合资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于境内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双方合资的承诺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各方将出资5亿元人民币，各占50%比例。国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国金证券、广大证券、东方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都在积极备战股权直接投资，筹备各自的方案。

各家证券公司拟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并入证券公司的业务体系，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证券公司是直接投资业务的主体，既可以直接运用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开展业务，更可以专项资产管理形式募集资金，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二是证券公司设立专门的机构，通过子公司来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如中信、招商、光大等。

两种模式的比较：

2007年1月底，证监会证券公司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直接投资监管法规已经下发到各交易所和几大证券公司处征求意见，创新类证券公司股权直接投资试点有望获批。证券公司的资本金规模和风险控制能力是此次证监会遴选试点的主要标准，中金、中信和中银是最有希望获得首批试点资格的三家证券公司。

4未雨绸缪迎接证券市场的盛宴

从国外专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运作PE的经验来看，股权直接投资对人才和制度的要求极高。中国PE还面临着外汇管制、贷款、人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中国PE品牌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各阶层的连接、与银行的关系都很脆弱。目前证券公司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4.1澄清观念

股权投资基金不受金融法规和条例的监管，只受民法和一般企业法规的监管。根据美国的经验，美国对PE没有特殊的监管，PE是在相关法律的豁免条款下生存的。监管部门监管的是各种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主体，如果投资的行为主体是银行，则受银监会的监管；如果是保险资金，受保险监管部门监管。所以中国对股权直接投资的监管也应当效仿国外，不必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而只需明确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的监管内容。

4.2加快人才储备

人力资本是PE的制胜法宝。该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思路敏捷，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如很快对交易的结构做出评价和判断，具备非常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该类人士需要兼具投资银行、法律和金融财务等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国内证券公司人力资本滞后，缺乏这类专业人才，因此加大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需齐头并进。

4.3严格风险防范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极易导致利益冲突、风险失控。所以证券公司需要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各部门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防止利用内部信息为己牟利。自有资金的投入，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证券公司应当借鉴国外PE的成熟经验，熟悉PE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形成一套独特的项目筛选、价值评估、企业管理与控制的运作流程和制度体系，建立全面的风险控制制度。另外可以考虑引进国际知名的PE和投行，进行合资，共同开拓国内市场。

4.4放宽资金限制

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国内突出的问题，因此发展股权直接投资应主要用好国内资金，目前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邮政投资PE已经先后个案获批，今后应当从法律上放宽限制，允许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涉足该领域。

国内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借贷市场基础薄弱，缺少债务融资渠道的支持使得国内大型杠杆并购交易稀少。债务融资对并购交易举足轻重，因为在杠杆并购中，并购方通过债务融资增加股本投入。债务是以被收购企业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做抵押，发达市场中，债务总额一般为投资者自有资金的三倍，由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但国内贷款机构不愿意向无法提供大量实物担保的债务人提供贷款，中国破产法滞后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加快相关法律建设，银行逐步建立项目融资和评估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4.5品牌的长期树立

私募股权投资吸引众多资金的秘方是良好的业绩和知名的品牌，只有经过历练的国际知名投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才会振臂一挥，应者云集。国内证券公司最初开展股权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募集资金达不到预期规模的情况，而只能依靠自有资本运作，但证券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又有限。所以，如何在短期内塑造自身的金字招牌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杨如彦，刘孝红，董政茂.证券公司融资渠道的比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2］卢岚.我国证券公司融资模式探讨［J］.财经科学，2004，（1）.

公司股权论文篇(6)

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配股和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方式。近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对配股和增发新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进一步降低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财务指标要求，提高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市场化程度。随着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条件的宽松、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中出现了上市公司积极申请再融资的状况。2001年6月14日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减持国有股主要采取存量发行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公司)向公众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这样，增发新股又与国有股减持直接联系起来。在当前国有股股东普遍放弃上市公司配股权的条件下，配股和增发新股本身都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即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上升和非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下降。但是，这一比例的变化程度如何，在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方面有无显著意义，上市公司能否利用再融资方式优化股权结构并实现对经理层的激励，在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方案出台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应如何借再融资这一契机来改善其股权结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及其再融资特征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框架下进行的，按照这一改革框架，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按照所有者的性质进行了划分，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都属于国有股权。国家对国有股和法人股有明确的规定，即要保证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控股地位。为保持上市公司的国家控制权，作出了国有股暂不上市流通的初始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保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股市的二元结构，即纯粹市场化的流通股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国有股市场。截至2000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发行的总股本已达3709亿股，市价总值已达48473亿元。但是，沪深股市的流通股仅为1329亿股，占股本总额的35．8％，有2380亿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其他少量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处于沉淀状态，占股本总额的64．2％；流通股市值仅为16219亿元，占市价总值的33．46％，非流通股票市值高达32254亿元，占市价总值的66．17％。在非流通股份中，国有股所占比例超过80％。

我国向国有股倾斜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畸形状态。上市公司股份过度集中于国有股，使得其难以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仍然是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企业，对大股东负责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负责；又由于这种持股主体是一种虚拟主体，它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缺乏内在动力，上市公司的经营体制出现向国有企业复归的现象。另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不同和持股集中度不同，导致了“同股不同价”和“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为了使上市公司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管理绩效，股权结构的调整有其必要性。

2．特殊股权结构下的上市公司再融资

资本结构理论认为，融资方式的选择受资本成本影响。对债务融资而言，债务资本成本与债权人所要求的收益率相关；对股权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与股东所期望的收益率相关。在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公司的管理层受到股东的硬约束，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并不低，而且由于债务的避税作用，债务成本往往低于股权筹资成本。它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一般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外部股权融资。我国上市公司虽然也表现出优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的倾向，但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和国有的控股股东普遍不到位的现象，已经严重削弱了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导致经理层过分追求对资本的控制权，其结果必然是上市公司对股权再融资有明显的偏好；再加上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息压力，外部股权融资成本即成为了公司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所以我国上市公司一般将国内债务融资的顺序排列在外部股权融资之后。前几年，由于新股增发比配股审批困难，配股自然也就成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1998—2000年深沪市场A股筹资规模的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近几年配股融资和增发新股在我国资本市场筹资中所占的地位。见表1。

表11998-2000年A股筹资规模统计年份市场筹资总额（亿元）配股筹资总额（亿元）配股占市场筹资额的比重（%）增发筹资总额（亿元）增发占市场筹资额的比重（%）

1998736.12286.8138.9648.296.56

1999809.25290.5635.9056.316.96

20001535.63500.1932.57297.2019.34

资料来源：深交所巨潮资讯网。

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配股、增发与其特殊的股权结构有关，但是反过来，配股和增发也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配股和增发导致的股权结构变动程度如何呢?我们通过下面的实证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上市公司再融资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1．上市公司配股融资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上讲，配股是向公司的原有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发行股票，如果全部股东都全额认购，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会发生变动。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往往会放弃配股权。因为在国有股股东配售的股份仍是非流通股份的情况下，国有股股东若与流通股股东按照相同的价格配股，容易造成股东资金的沉淀，其结果自然是国有股股东不愿意参与配股；再就是有的国有控股股东在发起成立股份公司时，已经将资产全部投入，配股时根本无力参配。而在非流通股股份普遍放弃配股权的同时，流通股的配股往往由券商进行“余额包销”，所以一般都能够全额参配。在这样的条件下，势必造成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的相对上升和非流通股股份的相对下降。

2000年沪市上市公司中实施配股的有82家，在此其中只有13家公司国有股股东实现了全额参配，其余69家公司的国有股股东均部分或全额放弃了配股权。我们对这69家公司配股前后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考察，以分析国有股放弃配股权对股权结构变动的影响情况，并进行了公司配股前后股权结构变动的配对T统计检验，以查明这些公司在配股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是否显著。见表2。

表2配股前后流通股所占比例变动的检验项目样本个数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

配股前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690.190.690.3540.112

配股前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690.220.70.4050.114

T值（双尾检验）19.043

显著性水平0.001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表。

结果表明，由于持有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放弃配股权，使得这些上市公司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相对上升，平均上升了5．1％(即0．405—0．354)；与此相对应，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平均下降了5．1％；进一步，配对样本检验结果也显示配股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01，双尾检验)。

2．上市公司转配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实证检验

转配股是上市公司在配股时，国有股或法人股股东将配股权转让给社会公众股股东，由社会公众股股东认购的股份。而放弃配股则是指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既不参与配股，又不将配股权转让与他人的情况。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4年4月5日发出的《关于在上市公司送配股时维护国家股权益的紧急通知》规定：（1）有能力配股时不能放弃，以防持股比例降低；(2)在不影响控股地位时，可以转让配股权；(3)配股权转让的限制及通过购买配股权认购的股份的转让办法，均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10月27日颁发的《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指出：“配股权出让后，受让者由此增加的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转配股这种做法在1995—1997年间最为集中，1998年停止。由于国有股、法人股股东转让配股权后，转让的部分不得上市流通，因此，随着上市公司送股、转股和配股的实施，待处理转配股的总数逐渐增大。我们对96家转配股的沪市上市公司由于转配而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能够看出转配股份对股权结构的影响程度。见表3。

表3转配股前后股本结构变动的检验

项目公司数级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

转配这前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960.520.450.970.680.13

转配上市后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960.610.320.930.590.13

T值（双尾检验）10.99

显著性水平0.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证券报》公布相关数据整理。

结果显示，转配股使非流通股份(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平均降低了9％(即0．59—0．68)，配对样本的T检验表明转配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0，双尾检验)。从股权结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的配股权还是允许转配为好。这是因为，在允许转配的情况下，股权结构的变动程度要明显强于仅仅是放弃配股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如果允许将配股权转让给其他机构投资者，将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极为有利。

3．上市公司增发新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实证检验

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除配股之外的另一种再融资方式，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沪深上市公司增发了A股。1998年5月，太极实业、申达股份、上海三毛、龙头股份和深惠中5家纺织业上市公司开创了增发A股的先河，之后，新钢钒、上海医药相继增发。1999年，上菱电器、深康佳、真空电子、东大阿派几家电子类上市公司也完成了增发，并且在发行方式上进行了创新。2000年，吉林化工、深招港、江苏悦达、风华高科、托普软件、南通机床等公司进行了增发。到2000年底，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35家。增发新股与配股的区别在于前者面向所有投资者，后者只面向公司现有股东。增发新股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公众，既面向公司现有股东也面向所有新的投资者，在1999年的增发中，还引进了战略投资者的概念。

三、上市公司再融资与股权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1．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优化资本结构能够实现国有资本的退出

有数据表明，目前上市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大股东有56％是国有股股东。由此看来，国有股比例过高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导向确有相悖之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作为上市公司主要发起人的企业通常可以用20％～30％的资本调动、支配70％～80％的其他资本，而我国资本市场中国家用62％的国有资本仅调动38％的社会资本，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目前上市公司国有股主动放弃配股或将配股权转让，以及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既是相对降低国有股比例的有效途径，也为上市公司进行国有股回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能够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实证分析表明，放弃配股、转配、增发新股公司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幅度为5％～10％不等，按照我国公司现有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占较大比例的公司应能经得起两次以上这样的“冲击”。另外，对于国有资本拟进行战略性退出的上市公司来讲，上市公司利用配股和增发的资金进行国有股的回购或配合增发新股直接出售部分国有股，将国有股的比例降至30％左右甚至以下，保持相对控股地位，应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退出方式。

2．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优化资本结构能够使公司治理机制更加有效

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就权的竞争而言，股权集中程度有限或大股东仅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其他股东就有能力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致使经营能力低下、经营业绩不佳的经理得以更换。其次，就监督机制而言，对于有相对控股股东的公司来说，股东具有对经理进行有效监督的优势，在经理是相对控股股东的人的情况下，其他大股东也会因其具有一定的股权数量而具有监督的动力。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来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或利用募集到的资金进行股权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实现国有股持股比例相对降低，由绝对控股股东变为相对控股股东(笔者认为控股比例在30％左右较为理想)，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是有利的。

3．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优化资本结构能够实现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资料显示，上市公司董事中有近40％零持股，总经理中有20％左右零持股；即使有的董事、经理持股，平均持股量也很低。不可否认，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为数不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对公司负有重大的责任，这样，如何克服经营者与众多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现象，如何避免决策行为的短期化，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股权激励的办法能使经营者处于类似股东的地位，可以促使他们着眼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使得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制度在推行中遇到一些障碍，而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符合法规规定的股票来源。如果上市公司利用企业资金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会与《公司法》中“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的规定相抵触；如果不能从二级市场购入实施经营者持股所需要的股票，公司只能将发起人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经营者，这又会与《公司法》中“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相矛盾；如果在激励制度中使用非流通股份，则又会由于股票不能在市场上变现、经营者不能得到实际利益而大大降低激励效果。但是，上市公司若在再融资过程中定向将部分股票配售给管理层成员，管理层持股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所以，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优化资本结构时，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股权激励。

四、结论与建议

1．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通过再融资实现国有股的相对减持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在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实现资本结构优化的设想，对于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我国上市公司是适宜的。我国上市公司在配股过程中，可以通过国有股股东放弃配股权、转让配股权等方式使国有持股比例进一步降低，通过增发新股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样，上市公司在再融资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使股权结构得以优化，可谓一举两得。进一步，我们还认为，再融资过程中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者素质的提高等因素，有利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后管理绩效的提高。

公司股权论文篇(7)

内容提要: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企业形态，兼具合伙、无限公司等无限责任企业人合性的特点，又以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其本质特征。由此导致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的关系较其他企业形态更为复杂，对通过公司自治解决有关矛盾冲突的要求也更高。股东除名制度发源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企业形态，通过赋予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剥夺股东的股东资格的权利，强化公司自治能力，保障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文通过对股东除名制度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现实需要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特点的股东除名制度，以解决广泛存在的股东欠缴出资、滥用股东权利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在论述股东除名制度的过程中，本文也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尤其是股东义务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本文包括前言与结语，正文五章共七个部分： 在“前言”中本文就股东除名制度的来源和作用进行了简要介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运行面临的现实问题，初步阐明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随后，本文对已有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说明，并指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重点将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等方面。 第一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概念”中，本文简要勾勒了期望建立的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股东、制度运行的法律后果是股东身份权而非财产权的剥夺等基本问题。着重论述了股东除名权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指出除名权的属性不是由其自身，而是除名制度的具体设计决定的观点。 第二章“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理由和依据”中，本文首先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治理的现实需要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足论述了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理由，并特别强调不主张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建立除名制度主要是出于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现实考虑，而非在公司法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其次，本文从我国合伙企业法、三资企业法中有关除名类似制度的设计、公司法中存在的除名股东的理论空间和比较法上的广泛经验三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依据。 第三章“除名股东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本文核心。文中从价值判断层面提出除名股东正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包括“引发除名的事由是股东的行为”、“股东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害”、“无其他更缓和解决方式”三个原则。就前两点而言，本文与以往学者观点有较大分歧，其根本原因是本文不仅关注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更强调其有限责任的资合性本质。同时较以往研究成果，本文在第三点“无其他更缓和解决方式”问题上提出了更切实可行的考察标准，使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以发挥实际价值。 第四章“法定除名事由与公司章程对股东除名的规定”中，本文明确了包括“股东长期欠缴出资”、“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和“股东担任公司管理职务而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在内的三种法定股东除名事由。其中，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义务的有限性的理解，本文关于“股东担任公司管理职务而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问题的观点相比于以往论述更切合有限责任公司的本质特征。最后，本文讨论了“公司章程对股东除名的规定与法定除名规则的关系”问题，主张给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充分尊重并设定必要的限制。 第五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设计及其运行中的问题”以股东除名程序实际运行流程为指引，对“除名前置程序”、“除名程序的启动”、“股东除名决议”、“被除名股东股份的处理及公司债权人保护”和“股东除名的司法救济程序”五个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并就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解决思路。整个制度设计不仅充分参考各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有益经验，更注重与我国现有公司法及合同法、侵权法相关规范及制度的结合，力求以最小的制度建设成本获得最佳的制度运行效果。这种充分考虑本土已有法律制度的态度和思路在以往的股东除名制度论述中并不多见。 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特别指出股东除名制度的价值不仅在于除名股东，更在于以有力的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督促股东积极履行股东义务、谨慎行使股东权利，并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后主动、全面的弥补其造成的损害以缓和公司和股东的紧张关系。股东除名制度发挥作用得最佳的状态，就犹如一把悬在股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其威慑力而非破坏力促进股东行为的自我约束。 关键词: 股东除名 有限责任公司 价值判断标准 法定除名事由 除名决议 前 言 股东除名制度，最早出现于商业合伙、无限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商业主体中，目的是解决股东个人行为能力或债务承担能力减损，危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或者作为打破公司僵局中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以求尽量维持企业存续。其主要但非完全是一种企业内部冲突解决机制，也包含对无力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的淘汰功能。其特点是针对股东的身份，而非财产权利发生作用，目的是将某一股东从企业投资团队中剔除出去。同时，除名追求一种强制性，即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见而剥夺其股东身份。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一种公司形态，是法学家为填补合伙与股份有限公司间的空白，同时发挥人合性在企业管理和有限责任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而设计出的企业形态。相比于合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再以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法律对其个人行为能力与债务承担能力的要求并不严格。但是相比于股份有限公司强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公司中却普遍存在着股东兼任董事、监事，公司“所有者”亲自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布往往相对集中，大股东和几个股东的联合就可以在公司决策中形成多数票。这些特点都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股东的个人行为就可能影响公司的运营，乃至将公司拖入无法维持的境地。因此，为平衡单一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影响力，防止其利用股东权利或管理者身份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随着公司法制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源于无限责任企业的股东除名制度逐渐引入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同时，虽然受到公法的较多关注，有限责任公司仍是股东自愿投资设立的团体法人，无论从社团法还是合同法的角度观察，公司章程都是公司运行、管理和内部冲突解决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司章程对股东身份，包括其除名的规定的效力，也是许多国家有限公司法的普遍做法。 反观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存在“所有者管理”，股权分布集中等特点，股东借管理者身份之便侵害公司利益、滥用股东权利、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等问题相比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关公司法制却相对薄弱。例如在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方面，仅规定了侵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程度不及一般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公司法允许异议股东通过股权回购方式退出公司，也允许股东在公司僵局情况下请求解散公司，却唯独不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将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个别股东剔除出去。其结果是要么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利益得不到完整的保护，受害的股东最多只能“用脚投票”，要么忍无可忍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让公司、所有股东和雇员为个别股东的行为买单。而引入股东除名制度，不仅可以加强对股东不当行为的追究力度，例如允许公司将长期欠缴出资的股东除名，其威慑力将远比现有的仅要求欠缴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大得多；而且也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解散公司的替代手段。可说股东除名制度是极大的缓和了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冲突解决体系的落差。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多篇论述谈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问题。较早的有律师董红海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然人）能否被“除名”》，法官刘炳荣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教师吴德成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等，在旧公司法的背景下讨论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齐爽在其毕业论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论述了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设计了除名制度的大体框架。2008年，叶林老师在其论文《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中从有效解决股东欠缴出资的立场出发，呼吁引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同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刘德学在其毕业论文《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深入、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德、法、意、比利时等国家包括人合公司（主要指商业合伙和无限、两合公司）与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并对股东除名的事实前提、除名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专门的分析，应属至今为止大陆学者在该领域最全面的比较法研究成果。以上论述都不同程度的指出了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行为规范上的不足，充分阐明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在刘炳荣、齐爽和刘德学的论述中，还特别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站在过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需要考虑的特殊问题——如“除名决议异议股东的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相反学者讨论较为成熟，大多形成共识的如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引入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本文将仅在有新意的角度——如从我国现有公司法体系内寻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基础及适用空间——提出自己的见解。第1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概念 1.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 学者对于股东除名的定义较为丰富，具体表述有“除名，是股东被迫地脱离公司，其基本理念乃在于藉由除名，以确保公司存在的价值及其他股东继续经营公司的权益，所以，公司除名权，可说是股东集体性的防卫权”；“股东除名是指股东在不履行股东义务，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该股东从股东名册中删除，强制其退出公司，终止其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关系，绝对丧失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指基于法定事由，将有限责任公司某一股东开除出公司，它是被除名股东以外的公司股东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强制性决定”；“除名意指将与本人的意思相反，强制剥夺其社员资格的其它社员的自治性意思决定。”本文认为，对于股东除名的多种定义和其差异，首先来自于“股东除名”这一名词的理解。在各种学者的定义中，有些将股东除名作为一种行为进行解释，强调除名股东的动态过程——如杨君仁、吴德成所言；有些对整个股东除名制度进行解释，说明其是一种怎样的法律制度——如刘炳荣言；还有从除名决定的法律属性的角度作出定义的——如韩国李哲松。此外在刘德学博士的著作中，直接以“除名权”为切入，通过分析其权利属性和特征界定其范畴。这些定义都较全面地体现了除名制度的内涵，总体而言也对股东除名的特点形成了共识，如除名的强制性，除名的结果是丧失股东身份等，但不同的出发点使各个定义在表述重点上存在分歧，使人无法准确把握“股东除名”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在对股东除名进行定义以前，有必要明确所做定义的切入角度。 其次，股东除名作为从合伙法发展起来的制度，其存在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例如就除名的事由而言，在合伙法上就包括特定的股东行为和股东自身情况的改变——如丧失行为能力等，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上也区分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两大类事由出处；就除名的决定者而言，也存在由公司决定和必须请求法院裁决等两种方式。若考虑股东除名的类似制度，如德国有限公司法上的延迟缴付出资而强制丧失出资归公司的制度和比利时法上少数股东强制购买被除名股东股份的请求之诉的制度，则除名问题就远非上文所列的某一定义所能涵盖的了。同时，有限责任公司有其自身特点，除名制度在其中的形态和所需发挥的功能也与合伙、无限或两合公司中的不完全相同。因此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必须建立在针对该类企业的专门除名制度设计——这需要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相结合的特点——的基础之上。简言之，学者需要做的不是提出某一股东除名制度的定义，再设计相应的制度，而是进行相反的过程。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这一制度为对象，通过分析该制度的基本框架、主体、法律后果及作用，明确其内涵。 1.1.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股东除名制度的具体形态是较为丰富的，为便于理清脉络，本文先简单描述拟设计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关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本文希望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其目的在于驱逐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股东，保障公司的正常发展。当股东行为满足法定或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如长期欠缴出资，滥用股东权利，利用所处的管理岗位之便假公济私时，其他股东可在例行股东会或专门召集的临时股东会上依据专门的表决机制，通过公司对前述股东实施除名。除名作为公司的决定，自通知送达被除名股东之日起生效，即刻发生被除名股东的股东身份丧失的法律效果。随后，公司和被除名股东将依据专门的定价程序，就强制回购或转让其股份达成协议。若处理被除名股份不导致公司减资，则除名程序自股份交易结束时终止。若导致减资，则触发向相应的债权人保护程序。如果被除名股东对除名决定或股份定价有 异议，可在专门诉讼时效内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公司决议或重新定价。 1.1.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被除名股东之外的其它股东。 必须承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是催生其股东除名制度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合性不可避免的表现为“股东间有着相互信任的关系” 。但是，建立除名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或者说仅仅是为了保证股东间的愉快合作。而是一方面，法律为了“沿袭人合性企业组织的一些特点而（对有限责任公司）做了某些特殊制度安排，如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股东转让股份须经过一定的严格程序等，”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完整的董事、监事机构设置和信息披露等资合性公司原则方面有所缓和。其共同结果是股东很容易直接介入公司管理或者说现实中或多或少的，股东不仅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影响着公司利益。这就导致相比于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能的“破坏力”要大得多，自然也需要更严格和全面的规范机制。 进一步，在充分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点基础上，不能忘记其本质仍是由有限责任决定的资合性企业。公司本身是由股东投资建立起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法律在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除及时足额缴纳出资外并未要求股东承担其它特殊义务，尤其是不存在与其它股东“精诚合作”或“相互信任”的义务。因此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不同于没有法人地位的合伙企业，其对外以自身资产承担无限责任，对内以独立人格与股东建立法律关系，具有除名股东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每个股东都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形成对内仅存在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投资法律关系。新股东进入公司虽然要经过其它股东同意，但其是签署公司章程，承诺向公司投资，而与其它股东没有建立实质的契约关系。因此，股东间可以是陌路人，而除名股东的决定需要由公司，而非哪怕是其它股东全体做出。 当然，实际操作上公司意志应由股东会形成，但不同主体对应不同法律关系。例如在被除名股东对除名决定提出异议之诉时，被告就应是公司而非其它股东或其整体。另外主体的确定也影响除名事由正当性的判定，因为只有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除名事由。而仅仅是股东间的矛盾，即使非常尖锐，如一名股东因私人恩怨杀害另一名股东，也很难成为正当的除名事由。此外有国家规定除名须经法院裁决。但这里的强调的是权利行使须经司法程序，也就是所谓的形成诉权，提起除名之诉的主体仍应是公司。 1.1.3 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 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简单来说即被除名股东丧失股东身份，这也是除名制度的价值所在。正如学者所说，“股东除名解决的是股东的身份和资格问题，而不是股东的财产权问题，针对股东资格。并未针对出资额。”[11]这种先解决身份，后解决财产的处理方式，也正是股东除名和其他股东退出机制，如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重要差别。同时，“股东权利可简称为成员权。成员权是以社团成员之身份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股东的成员权可衍生出复杂的具体权利形式，但若脱离了对于成员权的依附，都无法持续地独立存在。”[12]因此一旦通过除名剥夺了股东资格，股东在公司内基于其身份所享有的各项权利都将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往往担任某些公司职务，这些职务不是股东权的一部分，是否也应在股东除名是一并免除。本文认为，理论上公司管理职务与股东权没有必然联系，其免除不是股东除名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方面股东被除名往往与其特定的管理身份相联系，正是因为存在直接管理公司的机会，股东才由机会对公司造成必须将之除名的重大损害。另一方面，除名股东是一种严重的公司冲突解决机制，很难想象其他股东能够容忍被除名股东继续在公司担任要职。而且，有限责任公司法并未要求公司管理者必须是股东，如果有必要，其他股东大可在除名后再将被除名股东招聘回来。因此，不妨直接在股东除名的过程中一并免除被除名股东的公司职务。 除丧失股东身份外，多数学者还承认在除名决议生效后，被除名股东获得一种“股份收买请求权”，即被除名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13]应当承认，“除名时股东丧失的仅仅是股东资格，财产权并没有丧失。”[14]各国立法也普遍承认被除名股东的财产利益并注意保护这种利益 不被侵害，只有极特别情况，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至25条规定的滞纳出资股东被除名时，其已付款项可以收归公司所有。 最后，除名股东以股东对公司利益严重损害为前提，其出现往往伴随着违约及侵权法律关系。如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二款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和第28条第二款产生的违约责任。这些责任由被除名股东以个人身份承担，虽无股东身份不可能产生，但在被剥夺股东身份后也不应免除。其原理就像政府官员渎职犯罪，在被免除行政职务后仍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一样。但是以股东身份为基础承担的法定义务，如组织清算的义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例如竞业禁止义务，自股东资格丧失时起当为免除。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就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作如下定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就是允许公司在法定事由或章程约定的正当除名事由发生时，强制剥夺公司股东的股东资格和公司职务，使其退出公司的法律制度。 1.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 1.2.1 除名股东是法律赋予公司的一项权利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这样一种自由，即当股东的行为对公司利益产生严重损害时，公司可以将股东除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称其为自由，因为公司对股东行为的追究不同于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其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保护自身利益，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或者单纯的忍受。因此本文认为将股东除名对于公司而言，符合“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15]的描述，是一种民事权利。 1.1.2 股东除名权主要是形成权 进一步，就本文所设计的股东除名制度而言，行使除名权直接导致股东与公司间的投资法律关系解除，应属“当事人一方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16]的情况，即股东除名权是一种形成权。同时，“根据权利的行使是否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形成权可以区分为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前者如合同解除权，后者如债权人的撤销权。”[17]则本文所称除名权应是狭义的形成权，而如德国商法典对无限公司的除名规定——“在某特定股东身上发生的某种事实严重影响到共同目的的实现，以至于其他股东无法容忍该股东继续留在公司之内，多数股东可请求法院将股东除名”[18]，则属于形成诉权。 当然，确认股东除名权为形成权不等于其行使不受约束或不承担义务。相反，正因为形成权对法律关系直接产生影响，法律对其行使总是附加苛刻条件的。就股东除名权而言，公司往往在除名前需履行充分沟通和适当容忍、警告的义务，并以“无其他解决办法”为前提。但形成权的本质是一旦权利有效行使即可改变法律关系，而对除名权行使的种种前置条件，严格说来不是行使权利的过程，而是获得行使权利资格的过程。这就好像合同法第47、48条赋予相对人撤销权但又要求其必须“善意”一样，公司在除名股东前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股东在被除名后获得“股权收买请求权”，这类似于过错方在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后仍可能拥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19]也不对除名权是形成权的界定构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特殊的除名制度设计下，如葡萄牙商法典242条，除名权的形成权属性会受到影响。“根据该法典第242条第3款的规定，在法院的除名判决确定后三十日期限内，公司应当将被除名股东在公司中的出资销除，或者是由公司取得或使第三人取得该出资，否则有关的除名判决失效。因此，除名判决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只是构成公司实现股东除名的必要执行名义。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至有关的措施(出资的销除或公司或他人取得出资)实行前，股东仍然保留其股东身份。”[20]这种情况下，虽然剥夺股东资格仍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也不需要其辅助，但公司在除名之诉结束后须履行相应的股份安置义务才能实现其目的，即义务成为除名权行使的一部分，则不符合典型形成权的要求了。 除名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即由公司一方作出决定即可改变投资法律关系，由此形成对股东行为的规制，达到公司自我保护的目的。但形成权不等于处罚权，不能简单理解行为是单方强制作出的，就是对另外一方的处罚。除名权是否具有处罚性，要结合依据的除名事由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因股东长期欠缴出资而将其除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合同法根本性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的角度进行理 解，此时公司除名股东，可认为是解除与股东的投资法律关系，则仅仅是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很难认为具有处罚性。依据公司章程规定而进行的除名也具有这类特征。相反，对于因股东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如滥用股东权利、负担管理职责而进行竞业行为等侵权类事由，则侵权的基本责任承担方式是损害赔偿，除名股东作用于身份关系的解除，对于公司既有损害的弥补并无意义——当然，侵权行为可能持续，公司除名股东可能是基于对未来不受进一步侵害的考虑，但是不能排除股东未来不再事实侵权行为的可能——则被除名股东承担的是其侵权责任之外的，额外的身份关系责任，应当说是一种处罚。最后，在除名权的处罚性方面刘炳荣在其论述也有提及，但本文认为其第一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表现在股东身份上”[21]，没有区分具体的除名事由情况，太过笼统；第二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还表现在股东被除名后还要承担作为股东的义务和责任”[22]没有对“义务和责任”作具体说明，而股东义务主要是出资义务，在除名后当然免除；其他如（欠缴出资）违约责任、（滥用股东权利）侵权责任，只是“具有股东身份才可能产生的责任”，是股东的个人责任，不能称为“股东义务和责任”，因此不知所指为何。 注释: 以上论文皆可通过“中国知网”（www.cnki.com）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搜索获得。 杨君仁 著：《有限公司股东退股与除名》，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117页。 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版，426页。 吴德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102页。 （韩）李哲松 著，吴日焕 译：《韩国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128页。 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页。 （德）卡尔 拉伦茨 著，王晓晔 邵建东 程建英 徐国建 谢怀栻 译：《德国民法通论》（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190页。转引自 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6页。 叶林 段威：《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及立法趋向》，现代法学，2005年1月第27卷第一期，58页。 有观点认为有限公司股东须对公司和其它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9页。但本文认为这种所谓的忠实义务，无非是不侵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不滥用股东权利，在强度上未超出一般的诚实信用范畴，不足以成为股东的一项特殊义务，只不过是一般民事不作为义务在有限公司股东身上的别称。 如葡萄牙商法典，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8页。 [11] 杨君仁：《论有限责任公司之退股与除名及其法政策上之建议》，中原财经法学，2000年第5期。转引自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版，426页。 [12] 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86、88页。 [13] 参见：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葛仲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除名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版，428页。 [14] 张宝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0页。 [15] 王利明 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22页。 [16] 同上引，131页。 [17] 同上引，131页。 [18]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3页。 [19] 虽然除名股东与解除合同不是相同的法律行为，但学者多将合同解除视为股东除名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参见 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23页；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1页；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7月第16卷第4期，122页，关于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解读。本文认为，这种理解起码对于因欠缴出资而除名股东和依据公司章程除名股东的情况具有较强说明力 [20]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54页。 [21] 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版，430页。 [22] 同上，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