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论文精品(七篇)
金融实证论文篇(1)
内容提要:面对金融危机及政府救市措施，宏观调控法关于目标、原则、价值、主体、责任等诸多研究成果却缺乏适用性。因此，迫切需要变革研究范式，构建程序主导模式的宏观调控法，并具体拓补宏观调控动议程序制度与退出程序制度。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7][日]谷中安平.程序工争论[A].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76.
金融实证论文篇(2)
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基础，但是管理层已经意识到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的建设也有必要与时俱进，适应金融体系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内地教育体系引入的投资学课程，基本上是西方证券市场和公司金融的内容。正如张新(2003)所说的那样，西方对金融学的理解集中在以公司财务、公司融资、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的公司金融和以资产定价为核心内容的投资学；而内地对金融学的理解则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类代表性科目。在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高而银行体系又独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这一背离影响并不明显。但在A股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比重，四大国有银行和相当部分央企都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原有的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体系的金融类专业课程势必会转型为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本的本土化和专业化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在本土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成为大家关注重点的同时，课程体系的其他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既然是课程体系，势必有一个层次化或分层化教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笔者在此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一、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对各层次学生的教学要求
这些理论从简单到复杂，从开创性到发展型，从公司金融类到投资类，再到金融工程类，有纯理论的推导，也有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把这些理论全盘照搬，直接应用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之中，显然并不一定适用。因为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相同，全盘的填鸭式教学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很难奏效。显然，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要求对各专业层次、年级层次和学术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化的教学体系的设计
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的知识水平、教学要求有比较大的差异。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三四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其知识水平肯定不同，而且理论教学的深度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在知识层次方面，一二年级本科生专业还没有接触，部分基础课也只是刚刚入门；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才刚刚接触相关的专业课；硕士研究生虽然对专业课的要求有所提高，但是现在硕士研究生中不少学生来自本科其他专业，短短的二到三年时间需要补充不少的专业知识。而在教学要求方面，本科生目前主要是通才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本科生学习本专业知识内容，也要求本科生学习各专业模块的内容。相比之下，本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时间也并不算多，其理论教学侧重于面而并不精深；硕士研究生理论教学的要求较高，同时也有升学进一步深造的可能。不过，目前硕士研究生教学也在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加上部分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稍差，因此，在本科生教学基础的要求之上加以深化，由面及里侧重于线，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相结合；而博士研究生的理论教学深度较高，而且研究视角一般较集中于某一点，不再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那样发散于面或者线。因此，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的理论程度最深，显然对教学的要求也与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并不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本科生，因专业的不同对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也并不一致。比如，金融学专业学生、公司金融专业学生与金融工程专业学生的理论课教学要求势必不同，而金融学专业中银行管理专业方向、国际金融专业方向或者证券投资专业方向等，对课程的配置和相关课程的理论教学深度的配置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数理知识的教学，金融证券类专业的教学往往与数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相互交叉。但仅就本科专业而言，金融工程等专业尤其需要相对层次较高的数理知识用于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对于一般的金融学等专业，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要求可能会低一些。因此，一般的金融学专业和专业性要求更高的金融工程专业，在证券类专业课的教学上也相对应存在着不同的层次。
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分层化分析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如何针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加以分层化教学呢?笔者所在的金融学院，既在金融学专业下设置了公司金融专业方向，又主导了金融工程新专业的建设，现在又在金融工程新专业下并设证券投资的专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学院既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学专业，同时还有以投资学为主导的金融工程专业和证券投资专业方向，另外还有保险学专业，真正实现了大金融证券类专业的专业设置。同时，金融学院既有大金融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下设银行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和金融工程等方向)，还新批了金融专业硕士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对于这些不同的专业和专业方向，相应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比如，金融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金融经济学，财务管理专业将其作为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以投资学方向为主体，而金融工程专业将其作为必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会更多地以数理经济学方向为主体；对于普通的本科学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以说明、分析为主，而对于硕士研究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则以量化推导为主；对于一般的本科生可以以应用为主进行讲解，而对于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可以适当地以数理分析的方法进行讲解；而在教材的选择上，本科生可以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布莱恩·克特尔所著的《金融经济学》，该书主要以论述和图示为主，相对较为浅显，而对于不同专业层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则可以用杨云红老师所著的《金融经济学》和王江老师所著的《金融经济学》
另一门金融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金融市场学，由于课程主要的目的在于介绍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基础知识，因此，其教学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也应该有不同的内容设置。比如，对于本科生，它是金融学入门课程，可以以介绍各金融市场的划分、功能实现和相关金融产品的运作实现机制为主进行教学，以便本科生对金融市场有初步的认识；而对于已经了解了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产品运作模式的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可以进一步讲授金融合约理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的模型的结论，以使其了解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制度等运作，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进一步了解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本因；而对于更高层次的学生，如博士研究生和个别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法与金融学等各方面理论，构建制度内生观点的金融制度分析理论框架，讲授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金融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也可以涉及金融体系的选择和设计，充分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变迁因素
作为一门内容相当全面的资本市场专业课的投资学，也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投资学Ⅰ、投资学Ⅱ和投资学Ⅲ进阶课程。对于本科学生，可以重点讲授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均衡理论，让学生了解最基本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于高年级的本科学生或硕士研究生，可以专门设置相关基本面的证券分析内容和资产组合管理内容进行讲解；而对于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或者已经经历过前两个知识阶段投资学学习的学生，可以进一步讲授普通的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的基本定价知识
金融工程作为专业课程，也应该分层次进行教学内容的设置。比如，对于普通的金融类专业本科学生，可以以介绍金融工程工具、手段和策略为主，同时恰当介绍部分较为浅显的衍生工具以利于讲授金融工程的手段和政策；而对于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其他硕士研究生，则可以进一步相对深入地介绍部分金融工具创新和产品开发，同时讲授更高层次的金融工程手段和策略。相应的期货、期权与衍生证券这一课程也可以进行分层教学。普通本科学生以介绍简单的衍生证券为主，以利于入门；对于相对专业的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则可以作为金融工程这类专业课程的进阶课程，进一步介绍较为复杂的期权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方法，以及介绍新型期权、指数期权、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
事实上，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还有一类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是实训课程。证券类专业课程有必要加强具有时效性的内地金融市场的实际案例，联系相应的理论加以体会。其一，对于本科学生要加强证券分析类实训课程的培养，辅助以大量的A股证券分析方法应用的实例；其二，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学生，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尽量以实证为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三，对于更高级的学生，金融工程等证券类专业的学生，由于其未来的就业很可能就是证券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纯粹的投资行业或投资岗位，因此，有必要在专业课内加强金融证券专业应用文写作教学，尤其是诸如研究报告这样的应用文的写作
至此，应该说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分层化教学的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既是系统化的，又有针对性，有助于这些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实行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分层化教学的对策
1 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要求对各专业层次、年级层次和学术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化的教学体系的设计。现代金融理论从简单到复杂，从开创性到发展型，从公司金融类到投资类，再到金融工程类，有纯理论的推导也有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而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相同，全盘的填鸭式教学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很难奏效
2 各层次学生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的不同要求进行分层化教学体系的实践。金融证券类专业各层次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要求有着比较大的差异。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还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其知识水平肯定不同，而且理论教学的深度对各层次学生的要求也不一样
金融实证论文篇(3)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 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 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 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 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 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 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 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 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 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军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军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 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 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政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金融实证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数学 投资组合
一、金融数学相关理论
（一）投资组合理论
该理论是于1952年由马尔柯维茨提出的，其主要通过利用方差来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计算，即投资组合理论主要是指在特别时间内的方差最小点与最大点之间集合，同时指明当无差异曲线能够与某投资组合有效边界发生相切时，那么其选择的投资组合决策为最佳，反之，则最差。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该理论是由著名专家学者夏普、林特纳以及默顿经过多年探讨所得，其主要以投资组合理论为根本，研究和提出证券投资回报率与投资风险之间存在必然关联，进而根据研究分析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当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选择适合的股票时，其所选择的股票应能够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所得函数与证券走向线相切，而所得相关切点值和市场线中的斜率是取得最佳资本资产定价的重点，也是资本资产定价的核心。通过金融产品选择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使其能够在证券选择、投资估算、资本预算以及投资风险分析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
（三）B-S期权定价公式
B-S期权定价公式是在1973年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其通过多经研究与努力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并不依赖于投资者喜好，且与当前值和未来预测相关，并根据研究总结提出能够计算期权定价具体公式，称其为B-S公式。B-S公式的提出为期权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发展提供了依据，并由于该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证券产品开发与定价。与此同时，著名专家默顿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股票支付红利期权定价公式和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
二、金融数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新进展
（一）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各国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相关随机问题，进而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应用于其中，且通过利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概括得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时，通过对该理论的应用和分析发现其是连续时间内解决最优投资问题的重点内容。因此，在随后的应用中对其进行深化的研究，并发现其在假设连续型交易条件下会随着交易的变化而发生连续变化，这是其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证券投资的典型差别。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弱化连续变化下最优控制理论存在的相关问题，致使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产生。我国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专家彭实戈经过不断研究，使得我国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二）鞅理论
当前世界各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研究和应用都以鞅方法定价理论为基础。鞅理论提出在证券金融市场有效假设的条件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同时，各专业学者在以等价鞅测度概念为前提条件下，制定了一套用于解决金融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方法，有效规范了金融市场的定价计算和良行运作。我国郭文旌等著名专家也对鞅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最优停时理论
最优停时理论是概率理论中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随着该理论在概率方面的广泛应用，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投入其中，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应用，加快了我国金融行业和产品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合理化应用和分析最优停时理论，有效解决了由固定交易费用证券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概括归纳出投资决策简化算法，同时将最优停时理论与投资组合等理论相结合，优化理论理念，简化方式方法。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金融数学新问题
金融数学模型建立在以假设为根本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这些前提条件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和不合理现象，因此，这些假设前提的存在就变得极不合理，并且需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理论方面内容对其进行完善和优化。由于各国金融背景和经济形势都明显不同，其普遍根据自身国家的金融情况来明确金融模型和方式方法。同时，即使这些假设条件能够与实际相符合，顺应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其金融产品和社会需求也随之创新和变化，进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有差异，金融理论和数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多。
（二）明确实证研究方向
实证研究主要强调数据的重要性和真实有效性，即所选择数据应由金融市场现实数据信息所得，通过金融类型建立有效的金融数学模型，以该模型为分析基础，总结得出相关数据信息存在的规律性，最后对所得数据信息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假如数据并非金融市场中实际存在的数据信息，仅仅是根据研究人员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其专业经验来确定数据信息内容，或者根据研究人员逻辑推理所得，而这些数据分析难以准确地、客观地揭示出金融市场真实发展规律。
（三）金融数学研究展望
当前金融系统普遍由多元化、不确定性等多元素构成，因此，其对金融数学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前金融市场行业发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一方面，金融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信息不对称、波动等情况都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来解决。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情况主要是体现在随机方面，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波动现象。除此之外，随机最优控制和随机微分方程这些方式也在不同的金融领域中被广泛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同样应用于金融行业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难以通过数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处理，但一些对策理论能够很好的与金融行业应用相结合，比如：统计学和计算机学已在金融数学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从此可以发现，金融数学的全方位研究和应用能够更快的推进国家经济形势发展以及创新金融产品类型。
四、结束语
在当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过程中，金融数学并不是万能的，但其又是必不可少的。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金融数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把金融数学研究和金融管理发展作为当前国家大事、要事来抓，我们坚信其一定会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宗岐，刘宣会.金融数学概述及其展望[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9（6）：24-27.
金融实证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 实践教学 改革
【论文摘 要】本文主要强调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加强金融实践教学的三个主要的思路：改革金融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彻底扭转过往错误的实践教学理念。
1.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金融学专业创办于2001年，设有国际金融和投资理财两个专业方向，现有在校生1102名，是我校办学规模最大、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专业。因此，我校金融专业能否办得好，不仅关系我校大部分学生的前途命运，也直接关系到作为民办高校能否持续经营的命门所在。
从广东的就业形势来看，每年广东人才市场都对金融类专业人才有大量的需求。然而，从用人单位的使用情况来看，金融类的学生未能达到用人单位的预期。作为金融学的毕业生，很多人不知道股票为何物，对常见的金融类软件不了解和对身边重大的金融事件毫无理解，导致用人单位要用很长时间再次给学生进行再培训才能满足岗位需求，更为严重的是，令到部分金融用人单位认为金融系毕业生毫无专业特长可言，安排类似影印等“万金油”岗位。这一方面是对金融系学生四年的学习努力不予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在金融教育投放的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如何在学生在校期间加强金融专业技能，加强动手能力，令到所学金融知识和社会实践尽可能衔接一致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2.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主要思路
2.1 改革金融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进一步体现金融实践性要求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授予金融学士学位要求普遍为在规定的学习期间，完成规定的学分和学位课要求，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和答辩，即可授予学士学位。这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导致许多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普遍弱化，令到不少学生上课前被辅导员“赶鸭子”（担心学生到课率不高），上课期间老师对学生“填鸭子”（金融理论知识流于板书和说课形式），学期末“烤鸭子”（学生习惯平时不认真听课，期末针对老师的“温馨提示”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这样的教学模式很容易导致学金融的不会搞客户理财和证券投资的奇怪现象，根源在于一种常规化的书面考核方式本身就无法凸显金融实践性强的学科特点，而且还很容易导致高分低能学生的成批次出现，加上近些年高校招生大幅扩张，这种没有实际操作能力的高学历型“农民工”更加是造成就业难和“大学无用论”盛行的根源所在。
好的考核方式，才是好的教学指挥棒。为此我提倡在授予金融学士学位的条件上实现三点改革。
第一，对于一些金融的专业核心课，必须采取“书面考试”和“口头答辩”的“双考核”方式。学生除了完成期末考试等理论测试的之外，还必须与授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口头答辩考核。一方面，授课老师可以根据该学生的书面考试成绩和口头答辩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最大限度上避免了“高分低能”的学生和“平时不上课，考试很高分”的“投机型学生”的出现；另一方面，通过口头答辩的形式，可以锻炼学生的即场反映和口头表达能力，对所学知识更加深刻掌握。
由于这种考核方式必然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授课老师的教学负担，所以必须用在金融专业核心课上，这部分的课程应该是金融学的灵魂所在，诸如《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西方经济学》、《证券期货外汇模拟实验》、《财务管理》等。
另外，在师资配置上，对“双考核”的课程可以考虑由两名的教师负担，以减轻教师在“口头答辩”的负担；在师资质量上，尽量由担任过企业金融工作的专业教师负责，而非一味强调副高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
第二，必须同时取得“毕业证书+技能证书”才准予毕业的培养模式，同时适当提高技能证书的标准。目前“双证”毕业的模式主要在中专和大专类院校比较多，但是笔者觉得“双证”毕业有很多的好处，应该在本科类院校全面推广。所谓“双证”培养模式，就是要求学生在大学规定的学习时间期间，既要完成专业教学计划的学习任务要求，也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行业的技能考核考试，取得资格证书。这种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将来毕业后免去在工作期间还要参加资格考试的沉重负担，让资格考试在学生时代完成；另外一方面，透过专业考试，也可以让学生学到最贴近社会实际的专业知识，获得的专业资格证书也为未来的就业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部分高校可能选择一些容易通过的证书来作为技能证书，学校可以根据自己专业的生源质量，对学生考取的技能证书作出一定规定，尽量难度适中，过于容易或过于困难都不合适。
2.2 提高专业教师质量，实现“双师型”师资队伍
没有一支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不太可能培养出一批动手能力强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既然金融学生要提出“双证”毕业的考核标准，那么教师队伍应该实现“双师”的教学资格认定，从事金融教学的老师除了完善自身的学术修养，提高职称之外，还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完成部分社会认定的金融从业资格证书，以充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此外，金融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定期到金融机构学习和进修；如果不具备此条件，学校或教研室也应该聘请金融实务部门中实践能力强的领导或者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或培训班，提高教师的实务金融素养。
2.3 彻底扭转过往错误的实践教学理念
教育部在《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理念”。
在笔者看来，理念往往是改变事物的关键，纵有先进的硬件设备，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理念配合，其效果也是大打折扣。举个例子，以前有个农夫看到汽车跑得比自行车快，于是买了部汽车，一段时间，农夫很困惑地问汽车的销售员：为什么汽车没有脚踏板，为什么汽车的转盘下面没有刹车开关——很显然，虽然农夫有了辆汽车，但是他的思维理念还是停留在自行车上。这样的例子同样发生在金融专业的实践课上，广州大学松田学院虽然建成了初级规模的综合实验室，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的经费。但是，部分老师在讲授金融实践课上，喜欢像上理论课那样按部就班，将证券软件一步一步的操作教会学生，然后布置课后作业。结果，学生也好像上理论课那样机械地听课和完成作业，这显然是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实验室的硬件措施不配合，就好像一个农夫仍然将自行车的驾驶经验套在汽车身上，令到汽车的作用大打折扣。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金融实践教学上，作出一些调整。我先教会学生基本的买卖指令。之后，我只是提供一个证券思维的框架给学生，让学生组成小组作专题式的讨论和研究，学生自己上网搜索资料，自己利用实验室的软件进行摸索和研究，最后得到研究报告和其他同学一起探讨，和老师进行答辩。通过这样的形式，笔者发现，学生对金融知识的实践理解强化很多，笔者觉得真正好的实践教学手段，应该是激发学生主动探索和参与实践的热情，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实训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史金联.高校实践教学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0(24).
金融实证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金融实证论文篇(7)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Arestis P， Luintel A D， Lutinel K B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CEPP working paper， 2005
[2]Crotty J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5
[3]Milberg W. Shifting sources and uses of profits： sustaining USFinancialization with global value chai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37（3）
[4]Orhangazi O 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 1973—2004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5]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6][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的金融化与危机吴娓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8]刘志彪，吴福象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2）
[9]鲁晓东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金融研究2008（4）
[10]宋仁霞“经济金融化”的评价方法研究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5）
[11]孙天琦储蓄资本化、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资本金增加与宏观经济增长：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一个解析金融研究，2008（9）
[12]吴晓辉，叶瑛，姜彦福资本自由化、企业绩效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层面的中国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8（5）
[13]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8）
[14]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光明日报（理论版），20100622
[15]赵玉敏世界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国际贸易，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