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教育论文篇(1)

1“.天人合一”应用于现代教育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体现的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关联的。反映的是天（自然）决定人，人又定胜天的辩证理论，强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德育教育实践中，通过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的改变能够反映学生的想法，适应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将教育客体与“人”（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密切的联系，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在教育的形式上设立更加活泼的、真切的、轻松的体验。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和刻板（包括教师对于学生教育态度和语气）方式，传统的德育课程也好，实践活动也好，都会令学生感觉到“又在说这些大道理”老生常谈，枯燥乏味，而且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认为没有学习价值，会出现应付的心态，教育效果不好。但如果能够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新的教育方式，那么更能易于学生接受，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吸纳学生关心的、热议的话题以及社会元素，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时政实事为德育教育的新的立足点，增强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度，与时俱进，用身边的真实事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引起反思，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感同身受，主动学习、认真领悟，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2“.学思并重，循序渐进”教育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论语》中孔子关于“学”与“思”辩证关系的观点。学是思的基础，没有广泛的学习思考也就变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如果只知道学习而不会思考那也只是“虽知不广矣”。因此，不论是哪种科目的教育都是需要“学”与“思”相结合的。在现代的大学德育教育中也同样应该指导学生要“学思并重”，善于思考。目前的德育教育工作涉及面较广，教育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比较易于学生接受，但大多都是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过后德育的教育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久而久之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十分适应这种方式，形成惯性。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引导学生对每次教育过程进行思考。浪费了很多再教育的机会。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过“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就是说，学与思是不可分离的，不论学习什么，深入的思考都会推动学习的效果，而思考遇到困难，不够深入，就需要加强学习，只有做到二者并重，才能取得进步。

3“.有教无类”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论语》中曾讲到：“子曰：有教无类”，《墨子•所染》中也曾提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秉性相近，生来大体平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人性论，也是他推动贫民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在《荀子•法行》中记载：南郭惠子曾问自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答道“：君子正身以倭，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这是教育可以化愚为智，话恶为善的道理。学生是不分好坏、等级的，而且良好的道德素养也不是生来就有、永远不变的，这就像认为学习好的学生思想品行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学习不好的学生思想道德就一定有问题一样。我们曾在网页、报纸上看到多少貌似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青年其实是违法犯罪的罪犯，轰动全国的化学系高材生因嫉恨室友的才能为其投毒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个案，但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存在于优秀青年中的有关思想道德的一些问题呢？因此，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好与坏并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而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提示我们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类型的学生，应重视后天教育环境对学生影响的巨大作用。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理论联系实践。《朱子•语类》中曾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里的“知”是指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如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二千年前，希腊人曾提出“：美德可以被教会吗？”的问题，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即道德，对道德的认知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那么这样一来，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语•学而》中早已有“敏于事而甚于行”的理论论述。这与今天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完美人格都是相互关联贯通的。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曾提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这是道德的自觉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二、国学中的德育思想对德育教育的意义

1.国学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根本。清末以前本无国学的说法，它的产生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在民族危难，国势衰微的形势下，为了挽救迷茫中的中华民族，找回民族尊严与自信，多少仁人志士将这一理想寄予国学身上，希望能够通过国学达到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这种独特的精神认同和民族思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一点上看来，国学的产生便肩负起了教育国人要学习国学，热爱民族，热爱中华的重任，这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2.国学中的哲学思想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指导意义。“哲学”中的“哲”在国学中训作“知”，意思是说求知的学问，讨论哲学的内容在《子》部最多，诸子百家中的儒、道、法、墨、名都曾谈及，但以儒道二家最为突出，儒家除《论语》以外还有《孟子》《荀子》有涉及哲学的名篇。例如在我们熟知的《论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凡是要通过人的努力去达成目标；在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在教育上认为“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提倡“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等等。在儒家经典名篇《大学》中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我们在《易》经中又学习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诸如此类，在国学经典中还有很多，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当时人们学习的经典教材，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形成完整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三、总结

经典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国学经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述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3-03

随着近些年国内流行的国学热，理论界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时下我们没必要过于厚古薄今，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有必要也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就不得不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经过人工检索，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还并没有非常关注。在学术界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输入国学经典的价值字样，发现有些国学经典的价值、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国学经典与学校德育、高校国学教育以及如何在高校有效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教育的关系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

时下我们未发现将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专著和教材，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专著和教材。现在，我们就学术界对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和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述综。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述综

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国学经典当代形态与定位。袁行霈教授指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袁行霈教授在文中还论述了国学的当代意义。林蔺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她还指出只要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2.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的当推北京市骨干教师纪连海学者。他认为国学经典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内容上，就是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其内涵内容。他认为：“国学经典的主要内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常识层面、二是学术与记忆层面、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四是民族精神层面。”

二、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认为：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已经成为很多教育者的共识。高建新学者指出：《幼学琼林》还是推广和普及成语的一种媒体，青少年读了它，不仅自己掌握了许多常用成语，而且又通过他们的口语或文章，对社会大众进行放大传播，许多成语之所以家喻户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和间接地学习《幼学琼林》所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中华民族的常用成语，就是了解了许多民族文化之精义。”夏帜红学者认为：国学文化教育宗旨在于培育人们美好的心灵，纠正偏差观念和不良言行举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谭新军学者认为：经典诵读是人文教育的最佳载体。也就是他赞成国学经典在学校应该采用诵读方式进行。饶艳华则觉得应该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采用“把漫画请进国学课、把流行歌曲唱进课堂、把动画送进课堂”的方法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于晓伟谈到“经典诵读，丰盈心灵和师生共读，提升自我”的方式来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许世明认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采取“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有选择地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和教师进行国学教育的措施和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3.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胡定荣副教授指出国学经典教学存在几个误区：①“反中国”的误区；②“反历史”的误区；③“反教育”的误区；④“反教学”的误区。杜霞博士认为：从价值功能上看，应科学理性地看待国学经典教育的功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或贬损；从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看，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根气的同时与现代观念意识进行智慧对接与整合，而不是简单地泥古、复古、照搬经典；具体到教学方式和作用途径上，则应力求让国学经典教育成为“唤醒”与“激励”，而不是“灌输”与“规范”。张晨学者认为：在研究、学习国学经典时，对圣贤们的遗教，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应该把中国伦理文化作过分的、不恰当的夸张。这是国学经典教育教学应该反思的。

4.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方面。张三夕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并认为“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付金才副教授认为“目前培养创新能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引用西方的，尚未本土化。”我们“要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学经典所蕴含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思想资源。”、韩立菊两位则认为：读成诵—自我实现的创新和举三反一—能常模的创新”。我们可以在诵读国学经典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先祖们智慧的积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从国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青少年“正德”、“修身”、“启智”、“雅行”，对于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效。

三、国学经典与高校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教育有必要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进高校的途径以及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三是国学经典与大学生的素质形象的关系；四是探究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研究。

这是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安徽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俞香云的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财经类高校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学术文章；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赵雪波、赵利利两位学者的《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一文；太原理工大学令狐国芳，赵建利两位学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学术论文《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以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中医学院新药中心陆海、张雯艳两位学者在《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学习的归因研究》一文中对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分析。

上述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忽视了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层面的探究，需要单独立项展开专门、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是基于时下“国学热”的价值再思考、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进一步发挥改善当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作用，把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并把它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国学今论·序[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谭平，万平.国学经典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3]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0）.

[4]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纪连海.国学经典的价值[J].文化博览，（紫光阁），2008，（12）.

[6]刘浩辉.倡导国学经典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04）.

[7]高建新.《幼学琼林》的特色及对国学的推介价值[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8]夏帜红.论国学经典与现代儿童德行教育[J].神州民俗，2011，（176）.

[9]谭新军.学校国学经典教学实践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10，（12）.

[10]饶艳华.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J].课改在线，2010，（8）.

[11]于晓伟.国学润心田—浅谈学校国学教育[J].专题研讨，2009，（11）.

[12]许世明.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J].教育教学，2011，（01）.

[13]胡定荣.警惕国学经典教育五种误区[J].中国教育学刊，2012，（11）.

经典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现状；对策

1 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提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十报告中再次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代背景，更多的教育者认识到中学阶段积极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增强其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而且能够有力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和平侵略，对于实现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学阶段传统经典教育呈走热之势。各地中学都不同程度的开展了传统经典教育实践活动。部分学校在活动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同时更多的学校在活动中也遇到许多问题，如：传统经典教育目标不明确、教育内容随意、教育方法单一等。那么，当前中学阶段传统经典教育的现状究竟如何？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本文以原州区中学为例对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针对中学经典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本课题研究的传统经典是指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淘涤而沉积下来散发着思想醇香的历史典籍，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调查选取了原州区的四所中学为样本学校，在样本学校随机选取部分教师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法，选取的调查对象包括教学一线的教师和教学管理教师，其学历、年龄、学科各不相同，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8份，回收率98%，有效问卷96份，有效率96%。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学校开展传统经典教育的目的

根据回收的96份有效问卷显示，认为学校开展传统经典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办学特色的教师占50%，认为是为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师占27%，认为是为了民族与社会发展的教师仅占15.6%。

3.2 学校开展传统经典教育的途径

在对学校开展传统经典教育途径的调查中，选择“自习时间诵读”和“课堂讲授”的比例分别为89.5%和94.7%，而“家校合作”和“参观学习”仅为7.3%和4.2%，明显偏低。

3.3 教师进行传统经典教育内容的选择

对传统经典教育内容主要来源的调查显示，90.6%的教师选用的是学校推荐或编制教材的内容，仅3.2%的教师选择的是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内容；而对选择教育内容的首要依据调查中，认为“促进学生道德发展”和“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比例分别为31.3%和39.6%，而“培养学生民族自信心”和“塑造学生高尚人格”的仅为5.2%和9.4%，明显偏低。

3.4 教师进行传统经典教育采用的方法

在对教师进行传统经典教育采用的方法调查中，选择“课堂讲授”的教师占9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而选择“讨论、评议”和“配乐、情景互动”的教师仅占28.2%和7.3%。

4 中学传统经典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数据分析，中学传统经典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4.1 教育目标不明确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内容，教育内容决定教育方法，只有在教育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才能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实现教育的实效性。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学校对教育目标定位不明确，教师对传统经典教育目标的关注不足，影响教育效果。

4.2 教育途径单一

中学阶段学校传统经典教育的主要途径依然表现为自习时间诵读和课堂讲授，但基于应试教育的缘故，分配的时间并不充足，导致教育效果并不显著。同时忽视学生的自主性，不能很好利用主题班会、家校合作等多元教育平台推进教育活动。

4.3 教育内容随意

传统经典教育内容的主要来源是学校编制的校本教材或推荐教材的内容，而自主选择明显不足，显现出教师在教育内容选择上过于被动，缺乏主动性；而对于传统经典教育内容的首要依据的选择则明显注重道德和文化素养培养，其他价值培养重视度不足。

4.4 教育方法单一

教师进行传统经典教育的方法不够丰富，依然以诵读和课堂理论讲授为主要方法，作为已经具备一定理解力和思维力的中学生，简单的诵读和理论讲授会使其感到枯燥乏味，失去学习兴趣，并不能真正意义上传承文化精华，当然也就不能实现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目标。

5 加强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对策分析

5.1 明确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目标

明确的教育目标能够有利的促进教育实效。作为中学阶段，传统经典教育的目标主要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扬弃继承，传承文化。民族存在的根本在乎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今伴随着对技术教育的过度重视，中国文化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本土文化，在中学“哈韩”、“哈日”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了解却知之甚少。因此，中学阶段以传承民族文化为教育目标，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而且能够有力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和平侵略。

（2）道德养成，健全人格。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生命个体价值的实现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传统经典内容的“仁、义、礼、智、信”不仅包含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尽忠报国的爱国情操还包含着大爱为仁的人道主义。中学阶段依此为教育目标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提升其综合素质，实现健全人格。

5.2 构建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途径

教育部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计划、周课时数有着明确规定。结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合理利用学校教育平台，构建多元教育途径，有力推进中学传统经典教育实践活动。

（1）优化学校教育平台。结合学校教学计划，诵读应化整为零，每天选择晨读或下午自习中的10-20分钟坚持进行，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积极利用课堂教学，构建专题教育与学科渗透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专题教育每月依据教学计划设置一到两节，由专任教师承担，每节课教育目标明确，内容精心设计；学科渗透教育则是利用其他学科，如地理、音乐、美术等课程，在教学中融入传统经典知识，提升教育实效。

（2）积极倡导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利用校外时间，自主多渠道的学习传统经典。利用寒暑假布置传统经典教育主题作业，如阅读部分书籍撰写读书笔记，参观游览名胜古迹了解传统文化，开学组织学生相互交流；推荐优秀学习视屏，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5.3 梳理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内容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经典，中学阶段不可能全部学习。因此，教育者在教育内容上需做出合理选择。依据传统经典教育目标和传统经典自身特点，教育内容的选择应考虑以下方面。

（1）儒家学派为主流的各学派经典著作。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源远流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文化的精华包含着中国文化太多的思想内涵。而“四书五经”作为核心代表著作，应是学习的首选内容。除此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如道家的逍遥、墨家的兼爱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教师可选择这样一些核心经典著作作为教育内容，通过学习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人格，实现民族文化传承。

（2）美轮美奂的经典古诗文。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美的语言，脱俗的意境，借景抒情、寄画寓意无不体现出民族文化的魅力。作为中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其对语言的运用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可选择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字数不多，朗朗上口，易于识记的篇章指导学习。

5.4 丰富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方法

中华传统经典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表现为以课堂为载体，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填鸭式”，面对多元的传统经典教育显然很难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丰富中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教育方法是提升教育实效性的有力手段。

（1）稳步实施诵读法、抄录法。诵读法、抄录法是目前中学阶段学习传统经典教育采用的主要方法。诵读、抄录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不高，通过反复诵读和不断抄录使学生形成知识积淀，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该方法，教师需要为学生选择适宜的学习内容。

（2）积极倡导指导法、读议法。指导法通过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进行目标指导进行。要求教师需掌握较高的理论素养，每周应抽取固定时间（至少一节课）进行集中问题答疑，解决学生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读议法，即通过学生自学，创造平台让学生自主评议，达到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可以结合指导法共同进行，在自学基础上，先由学生相互交流、自主评议，最后由教师做出方向性指导，实现教育目标。

（3）有条件采用配乐、表演、展示法。古代礼乐不分家。因此，条件成熟应当在教学中结合游戏模拟、配乐情景剧、演讲讨论、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感受经典内涵，把握经典精神。带领学生参观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博物馆、历史古迹等，通过实地体验式教学方法提升教学实效。

传统经典教育肩负着传承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理念的更新，经典教育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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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淑云.浅议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其现实意义[J].观察思考，2010（4）.

[5]顾之川.中小学经典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0（3）.

经典教育论文篇(4)

 

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回归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上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学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典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具有天然的逻辑与历史的联系。但是，目前很少有人提出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现在的古文经典教育教学，还处在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的阶段，秉承“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缺少了关注现实、关注当今社会问题的担当和勇气，变成了金字塔内的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国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很充分，多侧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方面，此与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还有些微联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很多，古文经典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璀璨的瑰宝，本文也就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应该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上来，是对学界研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不仅有助推进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方面的改革，又对青少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古文经典不应该是为古人而停留于古人之上，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链接起来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只要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从根本上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只要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争夺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动力和强大后盾。而且，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扎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扎根当今时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牢把握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方能开展出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以“社会现实”克服“为古而古”，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并由此展开对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典的当代意义的历史分析。再是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沿道垂文”的辩证观，尤其是古代文学经典，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的关注，更应该有“道”的提升，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中传统价值观，由此展开古今之间交流对话。

 

两者之间能够建立链接关系，主要在于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中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古代文学经典能够在当今社会继续作为“经典”而存在，必然有其与当今社会价值观一致的地方，在文艺座谈会说，“传承中华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可以通过梳理古代文学经典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处在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历史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辩证关系，以解决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主导方向的具体问题。

 

例如，古文经典中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性，主要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以古文经典在过去现在能被认可的根本原因作为立足点，可以知道古文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特别是其所普遍呈现的价值观念、精神灵魂或风骨(即中国精神)，由此归纳出传统价值观中一些主要的成分。古今时空差异甚大，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有共通的情感价值与理想和精神，这是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典中普遍呈现的“民胞物与”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可以构成脉络相通的中国精神价值体系。

 

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中，应该适应时展的趋势，有效地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平台，丰富教育教学手段，扩大古文经典的传播面，还可以通过现实的或者网络虚拟的读书会、宣讲会等，交流心得体会，借势培育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方法、手段方面有很多新颖的做法，但目的性方向不能改变，就是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上来。我们如此提倡，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第一，社会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需要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沟通和链接中，建立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逻辑联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或风骨，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中，专门提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这就是探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的典型意义。

 

第二，学理意义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多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中，要在古今文学经典生成路径以及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辨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关系。如从逻辑上讲，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往往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逻辑的统一;而从历史上讲，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体现出的传统价值观又“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展现当今时代精神，实现历史的统一。

 

第三，教育教学改革意义上，当前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尚不明晰，很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研究生阶段的文学经典精讲精读课程，往往是按照惯例从学术本根角度出发，更偏重于对过去时代的“了解之同情”，而有意无意忽视了其完全可以参与到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实际上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是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参与意义。确定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改方向，则能摆脱经典教育教学课程特别是古代文学经典教学过程中的历史脱节、断裂之弊端，让广大教师即使是古代文学的教师都关注当代文化精神建设，让经典教学在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构筑起精神桥梁，学生也更乐意关注现实，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意识形态的凝结，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归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方向上来，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为民族复兴增强精神凝聚力。

经典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经典 韩国 传播 “世界公民”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8-0073-03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汉语国际化进程中的跨文化冲突研究”（12532188）；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培育基金“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冲突研究”（SXP2010-03）；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李睿（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海外汉学研究。

王锐（1977―），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一、序言

目前韩国人的常用词中，“经典”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包括所有宗教的圣典经书，狭义的指称儒家思想的经书。不过，一般所说的“经典”是指以中国“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书，以和佛教经书“佛经”、基督教经书《圣经》区分。一般韩国人心目中会把经典之说和孔孟之说一视同仁，由此可见韩国人用词受儒学影响之大。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韩国历来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可惜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传统经典教育忽然消失，儒家经典也被埋没。最近韩国重视汉字教育及人性教育，但因种种因素，只重视汉字教育，而人性教育、礼节教育、爱国爱民教育等方面却有不足，无法达到教育本身的目的。许多韩国汉学家认为，为了文明的进步，需要重新检讨传统东方教育与现代西方教育的交流和融合。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中国儒家思想在高丽时代及以前的传播，之后探讨朝鲜时代的经典教育，最后指出儒家思想教育在当代韩国的传播问题及其走势。

二、儒家思想在三国及高丽时期

（一）早期经典的传入

儒家经典是什么时候传到韩国的？这和汉字的传播有必然的关系。虽有异见，各具理论，但是韩国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汉字的传播可能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后期，而流行在汉四郡时候。尤其在后期乐浪郡遗址（今平壤市贞柏洞），出土了竹简《论语》，其中364号墓出土了叫《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的木牍，初元四年是西元前45年，在竹简《论语》中，能看清文字的是《先进》《颜渊》两篇，其体制与内容和通行本《论语》大致相同。这很可能与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关。

高句丽灭汉四郡，建立独立国家，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加以设立博士官，叫经、史、文词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高句丽还设立了“扃堂”，这是一种民间教育机构，《旧唐书》说：“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可见，儒家经典在高句丽颇为流行。

关于百济的记录不多，可是百济是高句丽后裔所建立的，而且更接近于中国，跟山东半岛及辽西地区尚有联系，自然而然受到汉字及儒家经书的影响。《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近肖古王》说，“百济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早已消失的这个“书记”大概就是用汉字记事的。

新罗较晚成立，距离也远，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比高句丽、百济晚一些，5至6世纪才开始用汉字。《梁书・诸夷・新罗》说，新罗没有文字，中国人要和新罗沟通，要经过百济，所以新罗朝廷决定直接派学生到中国去留学。当时唐朝的长安，有不少自新罗来的僧侣和高官子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善德王》9年（640年）说，“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是时太宗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新罗统一三国后，于682年设立国学，接受唐朝教育体制。《三国史记・杂志・官职》详细地说明新罗国学的教学内容，其中说：“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由此可知，儒家经典对新罗政治和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之大。655年左右出生的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三国史记・薛聪列传》）在韩国金海新罗遗迹里，又出土了《论语》木简。 后来以《讨黄巢檄文》名闻天下的崔致远（857年生），返国后大大介绍儒家经典，成为韩国儒学的鼻祖。

综上所述，汉字传到朝鲜半岛来一千年，儒家经典渐渐成为知识的重要部分，尤其五经和《论语》《孝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高丽时代的儒家经典

三国时代儒家经典传至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具有影响力，可是不能因此认为韩国早已变成儒家天下。到新罗末期，儒家思想、佛教和民间信仰依然共存，三者鼎足而并行，正如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高丽王朝始终崇奉佛教，儒家经典学问的发展处处面临困境，而且当时人学习经典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恳求学理而在于科举，注重词章学，大部分学人只追求及第。儒家经典学术的发展还要等待高丽后期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

三、朝鲜时期的儒家经典

（一）程朱性理学的兴起

1123年，宋人徐竞访问高丽首府开城，回家后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高丽的学风“大抵以声律为尚，而于经学未甚工，视其文章，唐之余弊。”（卷40 《儒学》）大元征服世界，高丽也避免不了此祸，政治社会大大受到元朝影响，程朱理学自然传入朝鲜半岛，新兴的士大夫都接受了这股风潮。当时知识分子很频繁地来往北京，带着所谓“性理之书”返国。以《四书集注》为代表的新儒学掀起高丽的新，以居敬与穷理为主的朱子学逐渐代替前日的词章学，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关心从五经移至四书。代表这个的李穑（1328年―1396年）， 郑梦周（1337年―1392年）， 权近（1352年―1409年），吉再（1353年―1419年）等人 ，既聪明又有成就，以深厚的学问基础，成为一代宗师。

他们培养的学生们成为建立朝鲜的重镇，他们都排斥佛教，从程朱理学找到了新的政治理念，重视四书。

（二）朝鲜各种学校的经典教育

到20世纪中期，韩国很多地方还有书堂。今天在韩国南部智异山幽谷里有一群人反对现代化而仍然维持着朝鲜时代的生活，那里也有书堂，名字叫青鹤洞书堂。“书堂”是很早出现的私立小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建立，随时都可以关门。一般而言，书堂学童从《千字文》开始学习，接着学《童蒙先习》《启蒙编》《击蒙要诀》等，了解基本汉字或解释简单句子，这样结束初级过程。

中等及高等教育机关的区别不很清楚。地方公立学校叫乡校，地方私立大学叫书院，可是很多书院直接接受结业书堂的学生，而且有影响力的书院经常压迫乡校。首府公立学校叫四学，设在首尔东西南北，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可是四学比起公立大学成均馆，规模也小，教育内容也较简单。

九斋是大学斋、论语斋、孟子斋、中庸斋、书斋、诗斋、春秋斋、礼记斋、易斋，这就是读经顺序，以《大学》开始，以《易经》结束。每一两年，学子经过考试，一步步上进，通不通都是以“句读精熟，义理融贯”来判断。

朝鲜性理学虽然很重视个人修养和穷理尽性，但是也不疏忽经国经世的帝王之学。我们看朝鲜各实录，不难看出每个帝王都强调《大学衍义》，太祖、太宗在经筵时，每以此书为主。

四、韩国的经典教育问题

1897年朝鲜高宗皇帝宣布成立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此帝国，朝鲜消失如烟，传统儒家经典教育随着消失无踪。

儒家经典毕竟是中国原著，中国之强盛引起韩国经典教育的兴盛，中国之衰落导致韩国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近代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一直走下坡路，且因意识形态的摩擦，韩中两国有很长时间的割裂，又在经济支配全局的近代化过程中，韩国人遗忘了中国，也遗忘了修身养性的经典。相对的，韩国大大倾向于美国，在社会各个领域西方的东西压倒了中国的东西。念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比念孔、孟、荀的人多得多。一百年前的韩国读书人都知道黄宗羲（1610年―1695年），很少人知道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现在的韩国一般读书人知道《哈姆雷特》，而几乎不知道《明夷待访录》。

当然，现在韩国不重视经典教育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内部，一则儒者本身，二则韩国的处境。朝鲜末期，西势东渐，大部分儒生排斥西方文化，说尊王攘夷、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卫正斥邪，坚持锁国排外态度，以为救国救民的良方。这样错过开放的机会，又忽视融合文化的机会，引起新时代的反感，酿成排斥经典的态度。另外，韩国处于强大国家中间，历来受到压制，为自求谋生，经常依赖或听从强国。近代化过程中，韩国仍然处于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的中间，20世纪前半部不得不听从日本的压迫，后半部不得不接受美国的熏陶，韩国人学日语、学英文，跟从美国，并没有余地关心汉字及中国来的经典。

不过，也有不少儒生参加抗日战线，也有不少学者接受西方文化，也有不少儒者闭门读书，研读经典。比如金昌淑（1879年―1962年），坚持儒家精神，参加抗日运动，解放后号召全国儒生设立儒道会 ，又积极募捐建立成均馆大学，以继承朝鲜儒学精神。因有他们的辛苦，1955年汉文出现在中学国语教科书里面，在正式教育机构重新开始教汉字。自1973年开始，汉文课从中学国语课中单独独立了出来，之后各大学渐渐设立汉文学科及汉文教育科，目前韩国成均馆大学、檀国大学等十个大学有汉文教育系，高丽大学、釜山大学等十一个大学有汉文学系，他们都很重视经典教育，很积极地讨论如何提高经典教育的效果等。

五、结语

文化没有优胜劣汰，文化不是冲突的，文化是融合的。现代世界需要融合东西文化而造出新的理想，我们不应歧视或低估任何一种文化。经典教育也一样，我们不能排斥西方经典，也绝对不能忽视自己的经典，而应以自己传统的经典教育为基础，吸纳世界各地经典教育的优点，创造新的教育方法，来培养所谓的“世界公民”。

参考文献：

[1]金忠烈. 高丽儒学史[M]. 首尔：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1984.

[2]琴章泰. 现代韩国儒教与传统[M]. 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2003.

[3]张铉根. 君子与世界市民[J]. 欧洲研究通卷，1997，（5）.

[4]李昊. 对儒教经典教育的序说的考察（1）：儒家经典教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J]. 东方汉文学，2002，（22）.

[5]金容载. 儒教文化及儒教教育的活化[J]. 儒家思想研究，2008，（31）.

经典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六艺；尚礼好古

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没有明显的教学体系和课程组合，还没有独立，是含于提高文化教养，成就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之中。其美术教育思想史以“尚礼好古”为主要思想的经典教育思想。

一、“六艺”与百工

礼、乐是“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礼记》曲礼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尊卑亲疏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论语》阳货云：“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记》乐论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中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情感，以通伦理。“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

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六艺”教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六艺”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天文、历算、医术、匠造等技艺、技术，则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由从事相应职业者，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并且世代继承。《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些“执技以事上者”，社会名誉不高，“不贰事”即不能迁业，“不移官”即不能入仕，“出乡不与士齿”，与“士”相比，他们没有地位。由此，规定了中国古代百工的基本身份，三千年大体不变。在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之下、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在整个先秦社会教育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考工记》篇首开宗明义提出了“百工”的概念，指出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规定了百工的职责范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中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中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后面的两句话，显然是告诫百工要安守本分，有明显的正名定份的教育意义。随后，指出了工艺精良的最高境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部分总论文字，从百工的身份本职和专门技艺两方面，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体现了明显的进行专业意识教育的目的。

总论之后，《考工记》划定出六类共三十个工种。分工的详细，反映出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线。

这样一来，美术教育就相应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高踞于社会阶级上层的贵族的教育，重在教育艺术鉴赏力，一种是对工匠，艺人等百工的教育，重在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这两种美术教育方式中，不管是收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是靠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都要遵循典章仪轨，通过不同的美术教育途径来反映“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二、“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尚礼好古”、以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教育思想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的教育历史，成为我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无论百工、宫廷画师或是贵族、文人，莫不以此为入门手法。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诗》大雅蒸民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正义云：“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凡古训、古典、古雅、古道、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其所谓古者，要义在此。这一“信而好古”、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又表现为对“为人师表”的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儒效曰：“有师法，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荀子》大略曰：“言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师云亦云”是基本的要求，未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诋讦。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孟子.离娄上》曰“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规”；《荀子.劝学》中说“其曲中规”。做人的“礼”在美术教育中转化为一种“中规”的要求。要合乎规范，就必然要求崇尚古代的范本，也就是“好古”。《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高古、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与最普遍的观念。

三、“六艺”与“尚礼好古”的美术教育思想对后世美术教育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始终贯穿“尚礼好古”的基本教育原则。对整个中国古代的美术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美术教育也有深刻的启发。东晋顾恺之“以古求人”以及中国绘画讲究“古意”的传统，追求画面的“神韵”，书法方面也始终以《兰亭序》《多宝塔》等为范本，绘画方面《介子园画谱》等的流传都与先秦时期尊崇的“尚礼好古”原则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六艺”教育所强调的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则是对现代美术教育中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要求文武兼备，人格和谐。“礼”是外在的规定，即德育；“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的情感，以通伦理。“礼”着重于社会规范的设定和教育，而“乐”着重于社会统一性的心理感化和培养，礼乐分工，但又相辅相成。“六艺”中的“乐”和“书”是一种艺术的教育，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位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的作用。可见礼、乐是古代六艺中代表了德育的教育形式。？“六艺”中的射、御、数是我们现今认识当中的体育和智育。儒家用“六艺”概括，规定了一个儒者所要修习的主要方向，不管这种六艺之知曾经合理与否，至少提示我们一点：要成为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必须先有一个全面的学习，既包括知识修养上的，也包括道德品格上的，甚至于待人接物的方式，言谈举止的风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其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总之，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美术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是有所启发的。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经典教育论文篇(7)

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如此之快，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已经掀起了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最新的这一次，以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标志，将人们卷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迷失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们惴惴不安，未来的世界，到底是人类控制机器，还是机器控制人类？许多人做出悲观的预测，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是一个人类走向毁灭的时代，人类将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人所控制和消灭，因为这种新发展出来的人造智慧存在，拥有比人类强大太多的数据处理功能和逻辑能力，他们将成为大数据时代的真正主宰；他们甚至会拥有人类所持有的喜怒哀乐，因为经过大数据处理，他们会准确推断出表达喜怒哀乐的情境。

这是何等可怕的未来景象！但人们也有理由不那么悲观，原因很简单：这种人造智慧存在是工具理性登峰造极的产物，是一元化的产物。一元化的产物，总是不及多元化的思想变幻无穷。只要人类的多元文明没有在这种人工智能成熟之前变得单元化、一元化，人类就有希望。

所以，保持人类文明的多元形态并发扬光大，对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走向，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关于人类文明的形态，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有四大文明说、五大文明说、九大文明说，等等。不管怎么划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相互沟通、对话、彼此对抗而又彼此救济的历史。众所周知，进入中世纪后，西欧除了意大利南部少数地方，希腊文化的遗产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几乎丧失殆尽，而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通过文艺复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古典希腊文化通过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传入了西欧。而这种古典希腊文化的重新传入，是穆斯林学者重新解释的产物，所以又交杂糅合着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已然是一种多文化的产物[1]。就中国而言，当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凝滞期，也是外来文明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常常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1949年后的新中国。

所以，不同文明的冲突、对话与交融，正是人类社会和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的动力。无论是人类文明的过去，还是人类文明的现在和未来，都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中国古代经典《国语》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对于大学和教师来说，一件再重要不过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多元文明发展并传承下去。

二、经典学习是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

各国人民创造的璀璨文化要传承下去，并教会我们的下一代懂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道理，就需要借助经典名著。经典名著是人类实践和思考的结晶，凝练了无数古圣先贤千百年来的理性、意志和智慧，是人类的文化瑰宝。经典学习，一直是世界各国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

人类已由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化时代，由孤立的村落步入到繁华的城市社会，传统文明形成的经典著作是否依旧适合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是人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对此，不但中国近代一直有争论，美国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狂潮时，同样碰到了如何对待西方传统经典的问题。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于如何传承西方文明展开了争论，进步主义教育主张在实践中发展西方民主，通过民主实践继承西方文明；改造主义主张面向未来，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在改革中创新西方文明；唯有新传统派教育理论家主张阅读西方伟大经典著作，传承西方文明。其中如何解决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传承，哪里来的创新。所以，首先必须学习西方经典。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坚持教育的目的是把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传统与核心价值理念传授给青年一代，捍卫西方民主理想；二是坚持用传统教育理念来教育学生，强调基础课程和智力训练，强调纪律，强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三是提倡通过经典学习涵养学生、训练“心智”。其中，要素主义强调把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共同要素”作为教育的核心，提倡按学科知识教学和进行严格的智力训练；永恒主义则强调学习经典名著，让学生掌握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提倡自由教育。

要素主义的理论家巴格莱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授人类种族遗传下来的共同经验与文化精神，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繁衍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他说：“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教育是传递这些知识的过程，或者说教育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的那部分的过程。”[2]无论人类历史多么悠久，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巨大，就整个人类范畴而言，总存在着所有民族都能接受和欣赏的共同文化经验，即共同要素。这种共同经验或文化要素远比个人独立积累的经验重要，因为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各民族的尝试。共同要素包括共同思想、共同理解、共同准则以及共同精神等方面，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是人类教育的核心内容。巴格莱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心智训练，而这种训练是以通过学习人类的共同文化要素来实现的。他所说的人类共同文化要素是指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提出，教育就是要从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中挑选出最具永久性价值的知识和经验，设计稳定而系统的课程，教材的编写要按照学科逻辑循序渐进地编排，以通过这些系统、精密、要求严格的课程加强对学生的心智训练。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赫钦斯则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引进名著课程。他推崇研读经典原著，要求学生有与“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的能力。他认为，经典著作是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永恒学习科目，具有四个基本特点：蕴藏着人类的共同要素；能帮助学生形成共同观念，有助于人际之间的思想沟通和相互联系；集历代名人思想之精华；是学生进一步学习高深知识以及认识世界的基础[3]。

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作为两大思想基础，对美国不少大学的通识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高校。

然而，在一个崇尚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社会，坚持学习经典并不容易。在面对一些认为古代经典学习脱离时代、脱离实际、不够实用的批评时，最有力的回应或许是1828年的《耶鲁报告》。它指出：“有什么学习能比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并因此能将其力量移向任何方面的心灵更为实用的呢？”[4]专业教育、技能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味强调某个专业和某个技能，对学生忽视基本理论教育和思维训练，那么有一天，他们从事的产业和职业被淘汰，他们又怎样去面对社会和产业的变化呢？所以，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并因此能将其力量移向任何方面的心灵，是任何时代我们能够赋予下一代的最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对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是重要的，对高职院校的学生，也不能全然忽视。这种教育的完成，部分地就依赖于经典学习。经典学习不仅将人类高度浓缩的智慧传给下一代，而且经典学习所锻炼的学思结合能力，正是终身学习能力中的核心部分。经典学习不仅是思想传授，更是思维训练。

三、经典学习需要合适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制度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也越来越注重通识教育和其中的经典学习。201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甚至成立了“通识教育联盟”，2016年联盟学校已经增加到10所[5]。以最早的四所联盟大学的通识课程为例，无论它们是分为四大板块、六大领域、七大模块还是八大课组，都很注重传统文化和经典导读。比如在复旦大学的七大模块中，就有“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北京大学的四大核心课程，也包括“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两大核心课程。有研究表明，四所学校在课程内容方面，传统文化课程主要集中于先秦经典、各专题史；授课方式以“导读”居多。在中国经典类的课程中，儒家经典、老庄思想受到高度关注。文学方面，唐诗宋词、《资治通鉴》《史记》《红楼梦》等主题或著作，是常见的课程内容[6]。

但经典学习和教学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曾于2016年对本科生各类课程的学习情况进行全校调查，发现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对经典课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大一学生对经典课的重视程度只有63.29%，大二大三学生也只有63.91%，但是到了大四，重视程度一下就升到82.91%，是各类课程中上升最快的。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对经典课程重要性的认识会大大增强①。调查同时发现，学生对经典课程的授课满意程度一直不高。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其他高校也存在，学生的满意度偏低，与对经典学习的重视程度有关，更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制度安排相关。比如，目前各大学经典导读的课程总量还是偏低，导致学生选择性小，同时带来一些大班上课的情况。除了增加选择度，鼓励小班授课外，经典教学中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怎么教的问题。经典导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经典著作是先哲对人类实践和个体体验的高度抽象总结，往往是对普遍规律的揭示，需要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才能对经典有较好的把握。所以，如何让人生经验并不丰富的学生能读懂经典并喜欢上经典，对教师在经典的体会、把握和引导等方面都有特定的要求。阿德勒就曾说过，“（名著）是公认的很难一次读懂的书籍，任何尝试阅读这些著作的人会发现只有反复阅读才有收获——事实上，如果他想学到名著里的东西，他必须这么做”[7]。所以，名著学习的方式最好是研讨式，教师的职责不是讲授，不是灌输，不是说什么是对的，不是讲自己对书的意见或解释强加于人，而是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验证、指导讨论等，来使小组成员，包括教师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提高阅读的能力，获得理解力和智慧，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种情形下，教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而是“领路人”。而我们都知道，相较于“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是更艰难的工作。

二是当前教学制度与经典学习的矛盾问题。中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当前的学分和课程制度并不利于经典学习。我们既往的研究表明[8]，就课程总量而言，欧美大学完成本科学位学习，需要的课程总数一般在40门课左右，但中国的大学，普遍需要70门左右，带来课程的碎片化、知识的快餐化等问题；就单门课的学分而言，美国和欧洲高校一门课程的平均学分大概是3～5学分，中国高校一门课通常是2学分，甚至有不少课程是1学分；就一门课程学习时间的结构而言，欧美大学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只占到1/3，余下时间学生要在课外进行阅读、写作、搜集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等。美国教育部和欧洲的ECTS（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对学分的定义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都明确规定1学分包括1小时课堂学习和2小时及以上的课外学习和实践。由于学生的课外学习和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授课会更加深入，效果大大提高。经典学习更是如此，需要反复研读和体悟，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绝不是课堂上短短的1～2个小时可以完成的。但我国大部分大学课程总量多，每门课的学分少，单个课程的学习时间少；加上只重视课堂学习，对课外学习缺乏要求，缺少了充分思考和知识反刍的环节，经典学习就很难达到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快餐式的课程制度和学分制度，很容易滋生贪图快捷、浮躁功利的学习氛围，这与经典学习需要有的“闲逸的好奇”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总之，经典学习绝不是挑出几套书、安排几堂课的事情，需要我们的教师对传授经典有热情、有敬畏，更需要我们的大学营造一个让师生“慢下来”、“静下来”的制度环境，让老师和学生能够有一种雍容沉静的心态，和伟大的心灵从容对话。

参考文献

[1]刘建军.阿拉伯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影响[J].北方论丛,2004(4):98-102.

[2][美]巴格莱.教育与新人[M].袁桂林,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7.

[3]张斌贤.西方教育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514.

[4][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5.

[5]王冰冰,李金玉.2016第二届大学生通识教育联盟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EB/OL].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60/2016.0628.

[6]张亚群,冯寅.经典的价值——“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四校的传统文化课程评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14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