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的价值篇(1)

文学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大学生人文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教育对于当代高素质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对高素质人才进行“中国心”教育、创造力教育、意志力教育、情感力教育、审美力教育，而这些共同构成了人才的软实力。学生因为受了文学经典教育，才更加充满人文灵性和创造力，人生才更加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教育要摆脱当前的困境、重现文学经典的价值魅力，应寄希望于整体人文环境的改善和经典研读方法与传播方式改变。

【关键词】人文教育 文学经典教育 时代价值

文学经典所代表的民族的文化精神犹如生命基因一样深深地植入了每个民族子孙的心里，代代相传。文学经典对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如同人的血液一样，异常重要。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没有因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发展中断，靠的就是通过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滋润、引导而产生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核心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十六个字，它融会在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海洋之中。因此，加强文学经典教育，对实现大学生“精神成人”与专业成才、提高人才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价值。

文学经典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在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阶段，通过研读能够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文化经典，开发其高度智力，培养其健全人格，为学生的“成人”、“成才”和人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精神底子的一种高价值含量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当代叫“全人教育”，在欧洲叫“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在美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叫“通识教育”，而在我国内地则叫“人文素质教育”。

笔者认为，在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学科知识发展越来越走向综合的今天，文学经典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文学经典教育可以建构高素质人才的“中国心”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经过几百年、几千年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动力之源； 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名片和身份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经典完整地记录了它艰辛的奋斗历史，反映了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事方法与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所进行的以文学经典研读为核心的人文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给我们所要培养的高素质人才贴上一个民族标签或安装一颗“中国心”的教育。有了这张民族标签或这颗“中国心”，就可以激发他们高度的民族爱国情怀，产生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好地、高效率地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许多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早期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都受过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洗礼，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所以，新中国诞生后，他们纷纷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突破了留学国设下的重重封锁，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赢得了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而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也有大量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但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或所谓的发展空间，长期定居他国，学成不归； 有的甚至放弃中国国籍，贴上了他国标签，成为一个“黄皮白心”的所谓外国人。笔者认为，这也许是我们无视或弱化人文教育尤其是民族文学经典教育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如果不改变这一局面，将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的人才流失，将使我国在世界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处于十分被动和弱势的地位。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讲，文学经典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陶冶情操的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我们不可小视。

2.文学经典教育可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创造力”

文学经典大都是原创性作品，它本身包含大量的创新元素，它是作家创新与独自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产物，是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根基与活水源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思维是逻辑线性思维，而人文学科思维则是典型的发散思维。发散性思维是创新、创造性思维。文学经典教育就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创造力”教育，它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离开了文学经典教育，离开了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的思维力和创造力将会大打折扣。

良好的创造力，不仅依赖于良好的思维力，同时也依赖于较高的想象力。想象力是发展良好智力和创造力的翅膀，想象力是创造的细胞。文学经典教育能促进学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又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文学经典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像经典性的古典神话与传说、《老子》、《庄子》、《孟子》、古典诗词、《聊斋志异》等文学经典都是想象力极高的作品。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还是文学经典的教育，都始终离不开想象力的参与。离开了想象，文学经典教育、文学创作、文学阅读都无法进行。因此，从本质上讲，文学经典教育，其实质就是对高素质人才进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教育。文学经典研读水平越高的人，其想象力越丰富； 想象力越丰富，其创造力也就越强。

3.文学经典教育可以锤炼高素质人才的“意志力”

良好的意志力主要包括自觉性、独立性、自制性、坚韧性与果断性。很多杰出的人才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大都取决于他们有着顽强的“意志力”。我们所从事的任何事业、任何工作，要想做得出色，都不是轻而易举和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有时要经受长期的考验、身心的折磨，甚至要付出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的代价，才能最终走向事业的成功，取得杰出的成就。面对困难与挫折，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就不可能成为高素质人才，更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美国心理学家推孟对千余名天才儿童进行过 30 年的追踪研究，把其中一部分成就高的人与没有成就的人进行比较，最终发现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别并不表现在智力上，而是表现在意志力上。那些成就大的人都明显地表现出较强的自信心和坚强的毅力。

文学经典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战斗意志； 也表现了作家本人在为理想与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遭遇困难与挫折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奋斗精神。文学经典教育就是要通过作品媒介把学生与作家联系起来，让学生能够与伟人和大师进行心灵上的交流，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当学生们身陷人生逆境与困难之际，不妨去读一读陶渊明、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笑对人生厄运的豪放与旷达的潇洒态度，足以感染学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战斗力和意志力大大增强。所以文学经典教育也是锤炼高素质人才的“意志力”教育。

4.文学经典教育可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情感力”

情感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情感力”是指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能有效控制自己情感、情绪的能力，它标志着个人情商的高低。一般来说，情商高者能始终保持美好的情感、良好的情绪、高尚的情操，有浓厚的学习和工作兴趣，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因成功而骄傲，不因挫折而沮丧。在任何时候，都能更好激励自己，把握机遇，能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善于为人处世。其情感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智商水平发挥的程度，也决定着人生的成败。著名心理学家 D·戈尔曼教授认为，高智商最多只能解释成功因素的 20%，而 80% 则归功于情商（ 情感力） 的高低。情感力是人们应付环境的心理工具，对个人的生存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特别是对认知和行动的唤起、组织、激励和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素质人才除了有高智商外，还必须有比较高的“情感力”。

文学经典是人的情感活动的产物，情感性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情感内涵丰富的文学经典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情感力”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以情感抒发为特征的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经典作品，是培养和陶冶高素质人才情感力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中国高校对文学经典教育的忽视，造成了今天的学生在情感层面比较冷漠。不管是同学之间还是师生之间，表面上好像很客气，但实际上往往是动口不动心的，很难在同学们身上看到那种真正的“人文情怀”。由于缺少了人文情怀，也就没有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仁爱之心和责任之心，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就多了起来。即使是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或领导岗位，也会缺乏亲和力、团队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缺乏整体和谐、辩证的发展眼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人生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因此，加强文学经典教育对于提高高素质人才的“情感力”意义重大。

文学经典教育对于当代高素质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对高素质人才进行“中国心”教育、创造力教育、意志力教育、情感力教育、审美力教育，而这些共同构成了人才的软实力。学生因为受了文学经典教育，才更加充满人文灵性和创造力，人生才更加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教育要摆脱当前的困境、重现文学经典的价值魅力，应寄希望于整体人文环境的改善和经典研读方法与传播方式改变。

参考文献

[1] 杜时忠.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M]. 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2)

几乎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像现在的批评一样，在从事与文学距离甚远的社会景观批评时如此理直气壮。咖啡馆、超市、粉丝、网络等成为新的批评对象，批评家对文学的感情转移到了社会生活中，甚至简单来说是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它的惟一的合法性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分公司，从营业执照到检疫证明都来自西方。我们的批评家很多时候所作的更像是一群星巴克的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招待，在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的诸多西方理论配方的指导下，调制味道正宗的西方理论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的大量拿中国文学作品佐证西方理论的文学研究论文，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说明和惟一成果。长期的西方理论训练的结果，并不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了自己的理论动力和生产方式，而是我们的批评家终于倒了自己和读者的胃口，不得不断了配方奶，干脆就转移到文化研究里纵横驰骋――这个新的领域最适宜掩盖理论武器的陈旧式样和可疑来路。

在所有的移民大潮里，中国当代文学是那个被批评家遗忘和背弃的中式故乡，一个语言的艺术的故乡。最难以理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几乎只能在咒骂中国当代文学时，才想起它来，似乎它惟一的罪过就是它还存活着，而它惟一的价值就是被中国的批评家谩骂，以表彰他们自己的高尚纯洁锋利。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在批评的伦理立场上是坠落的，当然，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在某种理论的蹦床上找到安全着陆的落脚点和再次批判的动力。

文学批评的泛化繁荣掩盖了文艺学本身的理论匮乏，在西方理论大宗进口了三十年之后，中国文艺学无法再把创造力问题归结为封闭和保守，中国当代文艺学创新乏力的根源在于批评实践严重缺乏。文学批评很多时候只是在重复已经准备好的西方理论、结论，而没有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文本的体验、发现、研究中。不是当代文学毫无价值和感染力，而是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发现批评对象的价值，他甚至并不准备去理解文本，而只准备宣教和裁决文本。

晚清以来中国百余年的激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和价值，那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警惕理论和理念的难以想象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进口来的理论和信念，而是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了解与研究，实践是治疗理论病的惟一途径和方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个方面，毫不例外的属于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主义进程中的产物，发热的头脑与身体分离，奔跑的路上失去了自己，也毫无例外的需要批评实践的纠偏和补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心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它的研究姿态是同情的、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冷酷的；不是批评家靠击杀批评对象来擦亮自己的名衔，而是文学批评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评价过程中，确立一种严肃的经典化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式，创立中国当代批评自己的理论领域、路径和话语。中国当作研究中心的实践是要证明，在理论之外，还有经验，在西方理论之外，还有中国当代文学自己的品质和话语特点，批评正应从新的文学经验和创造中汲取理论灵感和创生新的概念方法，形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己的理论路径。

中国当代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纷繁复杂，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具有高度活力和创造力的来源，中国当代文学融汇的新的经验和特质，在平庸的批评视野下是平庸乏味的，只有在同情、犀利的批评视野之下才能被提升转化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作研究中心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正在实践的批评活动。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3)

引言

根据调查发现，当代的学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但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式教育难以提升人们心目中的内在幸福感。目前，我国的很多大城市又开始重新拾起国学经典，开始尝试着把国学中的经典思想逐渐渗透进高中的语文教学过程中，通常采取语文课堂经典著作诵读的方式。因为当前很多的中学生都对经典的著作接触较少，例如《论语》、《三字经》和《道德经》等，尽管一些语文教材中编入了部分经典的文章，但是内容太少，国学经典著作博大精深，而且只有认真地研读原著，才能受到那种深邃精神的熏陶，另外，高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学校不可能另外开设国学课程来提升学生的国学素养，而只能通过高中的语文课堂来向学生传递国学精神。那么，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逐渐把国学经典内容渗透进语文教学呢？

1.让学生明确国学经典的种类和诵读国学经典的目的

1.1国学经典的种类

在将国学经典内容引入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时候，高中语文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国学经典，以及国学经典具体包括哪些。通常所说的国学经典主要是指儒家载集等典范著作，例如《汉书》《史通》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等系列经典书目，还包括一些经典的宗教典籍，例如《古兰经》《圣经》和《大藏经》等，此外，一些传承到今天的文献典籍也可以归入国学经典的领域，例如《史记》《中国科技史》和《中国水运史》等。总之，国学经典是指那些价值比较高、意义丰富、影响深远、值得传承的文献著作。

1.2诵读国学经典的目的

我国高中语文教学加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史料，从中学习一些为人处事的智慧和能力。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经典是一个国家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仍然认为价值丰富和值得阅读的典籍，世世代代都热衷于该书的神秘和阅读热情。朱自清曾经在《经典常谈》书中说过，诵读经典文献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而不是实用。经典比较注重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并且向人们传递着终极关怀、普世命运以及人文方面的价值思想，逐渐向后人传达着内在的高尚品质。因此，在当前竞争激烈的信息化社会中，教导学生增加经典的诵读数量，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丰富内涵，完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生的素质不能单纯地依靠技能训练，通过诵读经典书籍来培养人文精神必不可少。

2.巧用国学经典，采取多种形式来丰富学生的语文学习

高中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国学经典思想的时候要尝试不同的形式，将学生的自主经典学习和兴趣挂钩，从课堂上学习读书的方法，在课下通过诵读经典著作来丰富语文学习，提升文学素养。因此，高中语文教师一定要巧用国学经典，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诵读经典文献的过程中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体会到语文学习的乐趣，从而达到语文教学中的自主学习的目的。

3.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做好和国学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

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重点不仅仅在教材中的内容，而且要强调课外的延伸阅读，即做好和课内内容相关的超链接式教学，从而将价值丰富的国学经典一步一步地渗透进学生的日常语文学习过程中，不仅巩固了语文课堂的学习，还扩展了知识面，提升了文学修养。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尝试着采取“预习-学习-学会”三个阶段的导学式教学方法，在第一个阶段教师安排学生进行自主地课程预习，学生读到有兴趣的内容或者存在某些困惑的时候就会尝试着提出“我要学习”的要求，继而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学会”的效果。

4.采取诵读比赛等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国学兴趣

通常情况下，高中学生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存在一定的惰性，主动性不足，而比赛正好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语文教师可以尝试着组织各种类型的经典著作接龙比赛和背诵比赛等来锻炼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还可以组织诗人或者词人的推荐会，即向教师和其他学生推荐自己欣赏的诗词以及其作者，并说明喜欢他们的原因，还可以推荐他们的其他代表作品或者优秀作品等。总之，通过这种比赛激励的方式能够使学生去主动接触传统的国学经典，从中学习到我国比较推崇的价值观，例如感恩、义气、谦虚、谦让、宽容等，并且利用我国的学生来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学瑰宝。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4)

关键词:经典音乐;流行音乐;艺术价值;审美价值

音乐艺术如同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一样,是人们在不断的劳动中创造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音乐艺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纯粹宗教用途的格里高利时期的宗教音乐,到宣扬以人为本新思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以及后来的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不同时代的音乐都有着厚重的时代背景,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更加丰富,对音乐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可以说,有多少人聆听音乐,音乐便体现出多少种作用,有多少人研究音乐,音乐便具有多少种价值。然而正因为如此,如何才能正确地判断音乐的价值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经典”与“流行”将音乐分为两大块,本文就从“经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角度出发来谈一谈音乐价值判断的有效性。

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而在音乐文化中恰恰可以用这两种观念来进行分类。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劳动人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种文化也可以称为“学者文化”和“大众文化”。对于音乐文化而言,我们分为“经典音乐”(classicmusic)和“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

这里的“经典音乐”应该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含了平时我们所说的“高雅音乐”“古典音乐”等等对欣赏者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要求比较高的音乐作品;而“流行音乐”则是比较通俗一点的,易于流行的,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音乐作品。围绕着这两种音乐形式的种种争论既是自古就有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雅俗之争的延续,同时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变革中不同价值体系冲突的表现。

对于如何有效地判断音乐的价值,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音乐作品本身的音符、技法以及文化底蕴等方面的价值,也就是客体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或特值,即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由音乐作品与欣赏主体之间价值关系所带来的音乐价值,也就是满足欣赏者审美需要的属性,即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

个人认为,单从艺术价值上来看,经典音乐的价值确实要高于流行音乐的价值。这里艺术价值不单单包含了音乐方面的价值,甚至还包括了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宗教价值等等其它方面的综合性价值。这是由经典音乐自身的定义所决定的。经典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主要以乐谱记录和传播,和大多数民间音乐口传心授的模式不同。也有人认为“古典”是对应于“流行”而言的,因为这些音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引起不同时代听众的共鸣,故认为应当称之为“经典”(classic)的音乐。但如果细究古典一词,本意可以理解为古代留传下来堪称经典的音乐作品(古代加经典),但是一般来说,古典音乐是具有规则性本质的音乐,具有平衡、明晰的特点,注重形式的美感,被认为具有持久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流行。这也体现于古典(classical)与经典(classic)的不同。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本来是专指德奥在1750―1830年间以海登、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即所谓“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或翻译为“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这就是狭义的古典音乐。从这个狭义的古典音乐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向前追溯到巴赫、韩德尔,乃至更早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音乐,向后延伸到浪漫主义、民族乐派,以及20世纪西方的现代音乐。这些都是广义的古典音乐,也就是基于这个传统的,无论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还是试图以创新来突破这个传统的音乐创作尝试,都可以归入今天广义的经典音乐范围之内。所以说,经典音乐是时间的积累而不是浮躁的社会娱乐,它承载了太多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

1979年,帕海贝尔的《卡农》由于太过著名,作为代表人类文明的标志被美国宇航局通过卫星送入太空,同时上太空的音乐还包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德彪西的《月光奏鸣曲》、莫扎特的《魔笛》以及中国的古琴音乐《高山流水》等经典作品。

东方音乐文化的无价之宝《十二木卡姆》,有“音乐活化石”之称的《西安鼓乐》,格鲁吉亚的复调歌曲《查克路罗》,产生于17世纪的古老的俄罗斯教会音乐的《塞梅斯基口头文化》等等这些经典的、民族的音乐形式都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到这儿,经典音乐的艺术价值应该就不用再多加赘述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流行音乐就没有价值。流行音乐也叫通俗音乐,在西方称为“popular music”。广义上讲,流行音乐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形式;狭义上讲,流行音乐在形式上短小、简练,在内容上贴近生活、注重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情感经历。在中国有亿万人是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流行音乐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深刻的。也就是说“流行音乐不只是一种艺术现象,也不是个体现象而是社会文化现象”。

我国流行音乐是通俗性的大众文化产品,所以它经常选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作为歌词创作的素材,并且集中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反映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满足或是对精神生活的困惑。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要勇于面对人生,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孙楠的《红旗飘飘》,刘德华的《中国人》彰显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热情,宣泄出了人民对祖国越来越强大的一种信心和自豪。

流行音乐不仅具有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在一些作品中也会有充满文学意象的词曲创作。周杰伦和方文山正是这样一对组合。方文山以“中国风”为流行音乐注入另一种的色彩,何谓中国风歌曲?方文山曾在《青花瓷―隐藏在釉色里的文字秘密》一书中引导读者从编曲、旋律、唱腔与词意去解读:曲风为中国小调或传统五声音阶;编曲加入中国乐器,如琵琶、二胡、洞箫,以及歌词夹杂古典背景元素的用语,如拱桥、绣花鞋、蹙眉、红颜等,均可视为中国风歌曲。在《东风破》的歌词中,方文山融入古典背景的用语,并巧妙借代引用与转化古典诗词,一盏离愁、一壶漂泊、一曲东风破……温婉的、娓娓道来一段忧伤的情事,这样的中国风成功的营造出一种时空,幽幽地引人进入一种思念的氛围,令人沉醉。

从整体而言经典音乐中所附加的文化价值要高于流行音乐。经典音乐基本是社会上层人士创造和欣赏的,从巴赫为城堡主写的华丽的协奏曲,到莫扎特为宫廷做的曲子,到斯特劳斯富丽堂皇的圆舞曲,这些都是各个时期有钱人才享受的起的。不是一般农民和小工人能产生共鸣的,毕竟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但是并不是说经典音乐完全是上层人士的创造,他也是从民间积累出来的,不过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比较高一些。比如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肖邦的玛祖卡和众多的民族主义乐派。所以综合看来,经典音乐应该是人类高级文明的建筑之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这是针对人类全体而言,并非每个人。

说完了艺术价值,再来看看经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前面我们提到过审美价值是音乐作品与欣赏主体之间价值关系所带来的音乐价值,也就是满足欣赏者审美需要的属性。因此审美价值的判断是个人主观性的,它是由主体依据个人感受需要的适宜性决定的,并非是外界客观的。而不同的欣赏主体都有着一把标准不同的尺子,你认为非常好听的音乐如果我不喜欢,那对于我来说它就没有任何审美价值,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审美价值的意义是在于向人们提供良好而丰富的听觉享受与情绪体验,并通过唤起广泛的情感反应与认识思考,进而达到认识与教化方面的目的,这也是音乐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音乐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不是由于它具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而是因为它具有丰富人类感性生活的能力,丰富人类的感性体验才是音乐艺术得以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本质功能与根本价值。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认为所有的价值判断,无论是道德判断、审美判断还是任何其他判断,本质上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最多是在要求别人能够赞同他的态度。

音乐何为?它应该是一门艺术,这才是第一位的。艺术之美尽管会产生其它实用价值,但美的本身才是根本的观点,它不含任何目的性。因此,音乐的价值只能是审美价值,是人们的一种审美需求。它的前提应该是“无用”,所以才得到“不用之用”的美学价值。不管是经典还是流行,只要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并从愉悦中得到陶冶的就是有价值的音乐。

参考文献:

[1]丁文. 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探讨[J]. 社会科学战线,1984

(2):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740.

[3]卓菲娅•丽莎. 于润洋. 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5)

[关键词]红色经典；改编；理性。价值

近几年红色经典改编形成了一股热潮，但同时不少改编受到观众质疑。红色经典改编备受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红色经典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有着其独特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部分改编不被观众认可的原因较复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内涵，以致红色影视作品在改编之时就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偏颇。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其实是个再创作的问题，由于不少改编者一开始就没有很好领会其精神内涵，定位不准，并且在消费化语境与大众文化中随波逐流，遭受观众指责也就在所难免。

一、红色经典改编的语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对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反拨，文艺出现消解中心、躲避崇高、回归语言本身、鼓吹非理性、积极实践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现象。不可否认，高度意识形态化曾造成文艺出现长期单调的繁荣局面，产生不少缺陷，也招致后来的各种批评。但是近年在大众消费文化浪潮的裹挟之下，文艺在淡化政治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人文品质的不断下滑与失落；红色影视改编作品也呈现出理性精神的贬抑和消解。在波澜壮阔气贯长虹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文艺留给人们的却只是生活的苍白无聊和人性的丑陋扭曲。面对近些年的文艺现状，反思和审视旧的文化传统和新的文化思潮，重构文学与影视的人文特质，这里主要指一种新的理性精神，显得十分必要。

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物质欲望迅速扩张膨胀，而精神品格却不断萎缩跌落。各种实用主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短视游戏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竞相登场。正因为这样，随着红色经典的重新搜集出版与改编，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了对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红色经典及红色影视的再评价。面对文坛的沉沦，“精神圣徒”张承志就曾经主张清洁精神，以笔为旗，抵抗庸俗，绝不投降。他说：“我们对一切媚俗、低下、没有灵魂、没有人格的文学的俯瞰，只是基于对大文学的渴望。”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可以说既是涤俗拔庸的良药，又是照亮精神旷野的指路明灯。重建人文精神，对文学与影视进行一种超越物质和浮华的精神建构，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新的理性精神是红色经典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改编的红色影视的重要价值所在。这里说的新的理性精神，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奉献思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观念上的，不同于旧理性和非理性的一种文化立场，实质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与价值体系。作为对极左思潮的反拨，回避政治，回避社会主义，或者面对这些无话可谈，或者只讲现代化、经济和市场，这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有所表现。文学要么失去理性的澄明，更多地宣扬非理性，走向平庸卑琐，推销物欲和本能，制造失去理想信仰的空心人或精神丑类；要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不屑一顾，一心要回到文字本身，运用词语轰炸，经营叙事策略，追求形式的新奇怪诞，但是内容空虚，一切都成为无事的悲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捧读红色经典，观赏红色影视，遥听穿越历史风雨而来的理性呐喊，无疑会给人一种超越卑俗走向崇高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性主义，从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崛起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逐步占据领导地位。因此，红色经典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一种强烈的现性精神，具有关注现实，关怀人生的品质。无产阶级文学倡导初期，蒋光慈相继创作的《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等，就真实地描写了下层人民在统治阶级重压下的苦难生活，为了自主与自由进行的顽强斗争，以及精神从蒙昧不断走向觉醒的过程。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则展示人民为了理想信念以及自身的解放、社会的重造，而在水深火热的境遇中昂扬奋争的精神状态。

早期红色经典这种关注现实生活境况更关怀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的理性精神，并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被发展强化。丁玲以16省农民在水灾中生死挣扎为题材的《水》，叶紫以农村丰收成灾农民被逼奋起抗争为题材的《丰收》、《火》、《星》(已被改编为电视剧《星火》)，茅盾以都市的复杂经济斗争为题材的《子夜》等作品，描绘了城乡的破败、荒凉，不仅写出了人民群众的苦难、屈辱与牺牲，更体现出他们的挣扎、觉醒与反抗的精神历程。这些作品虽然具有口号化、公式化及美学力量不足等弊病，但都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真实及时的反映，而不是无病或个人的文字娱乐，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红色经典常常在时代与民族的交汇处凸显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正面人物都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了砸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为了谋求生存发展和民主自由权利而努力斗争，生活得艰苦而充实，完全不像当下众多文学与影视人物那样生活无聊，内心空虚，人格分裂，对一切悲观迷茫；也不像当下文学与影视那样表现世俗但是流于媚俗，感官刺激有余而精神超拔不足，缺乏崇高感、神圣感及人格力量，缺乏穿透生活与拷问灵魂的深度。在解放区文学中，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身份进入作品，他们从生活的底层站到历史潮流的前面，叱咤风云，主宰大地沉浮，勇敢地承担起改造周围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重担。像在《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和杨小梅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张裕民和董桂花等人身上，就再也看不到昔日那种听天由命、低声下气、逆来顺受的奴仆相，取而代之的是改变命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富有人格力量，给人崇高感。虽然他们身上难免有缺点和不足，缺少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性格的多重性，有扁平单一的嫌疑，但是这无法掩盖他们精神品质上的天使般的光环。他们是有信仰的一群，他们是幸福的。

新中国17年文学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的文学传统，红色经典作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对当时社会现实作出自己的判断，这种文化立场主要是政治的，也有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理性精神，是当代社会思潮的要求和反映。如在新中国头17年产生的《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中，作家就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符合新的意识形态、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新人形象，并且以它们来影响广大群众的思想与行为。虽然为政治服务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作品揭示人性的广度与深度，掩盖了人性的一些真实层面，但作家把 作品放在整个民族生存状态和社会生命形式的层面来进行把握，表现出了一种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襟。这既是时代精神的要求与反映，也是对时代精神的顺应与引导。

红色经典体现的新的理性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理性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激烈反传统，现代作家把传统文学视为属于封建意识形态的“非人的文学”，他们崇尚理性，努力创造一种新文学来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重任。而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红色经典则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理性自觉已发展为集体斗争的理性自为，并且进一步发展为阶级理性、民族理性，上升为一种政治理性，人文理性、最终占据领导地位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过程。

三、准确把握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进行合理改编

文艺应是民族精神的火炬，面对物质主义对文化的侵袭，更应强调文艺对精神向度和理想价值的追求。影视作品不能诱惑灵魂滑向病态与残破，而应积极负起推动人与社会进步的重任。新世纪的文艺无疑是多元的，倡导新的理性精神，并不排斥非理性及其他因素的合理存在和互相取长补短；但是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新文学尤其是红色经典的优良传统，在视野更加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照下，广纳博采，取长补短，重建文学的新的理性精神，改编红色经典，并以这种独特的话语和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其应有的品格与责任。具体来说，准确把握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进行影视改编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

红色经典广泛流传，人们早已在心中对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记忆和看法：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穷凶极恶的反面人物，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勇敢奉献、乐观向上等精神内涵等等。面对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和物欲原则的盛行，厌倦了粗制滥造、浅俗无聊的流行文化的观众，十分期待善恶明确，风格硬朗，境界高尚，情操美好，气魄宏大，健康爽朗的红色影像出现。如果改编者不能准确把握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忽视时代语境，不顾观众对红色经典的集体记忆与怀旧心理而随意进行影视改编，就会让观众失望而注定失败。

2.避免改编作品的价值混乱。

红色影视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这是改编时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但是部分红色影视作品却让人们在观看时感到困惑：革命的神圣是假的，个人的私欲才是真的?由于部分改编者迎合消费欲望而放弃社会责任、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审美品位，从而导致了一些红色影视在改编之初，就出现价值传达的混乱。红色影视那种独特的提升人们精神境界和净化人们心灵空间的品格被颠覆和解构了。

红色经典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德。由于历史的原因，红色经典的确还有一些局限性，如政治说教过多等。不过总体来看，这些作品具有良好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并一直激励鼓舞着人们。所以要更好地改编红色经典，只有提高改编者的认识水平与责任感，明确红色影视自身的价值定位，再结合中国的叙事传统，摆脱对低俗趣味的简单迎合，强化应有的引导功能，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3.摆脱左支右绌的改编困境。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6)

关 键 词 不确定性；永恒主义；经典诵读；理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04

经典诵读向来以其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而备受青睐，中国古代的贤达志士无不在经典诵读中接受滋养而确立德性，实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自由腾挪”[1]。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更是把经典视为通往理性与智慧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倡导，经典诵读再次成为我国文化与教育的滚滚潮流。中小学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经典诵读潮流的主战场。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潮流中，由于对“何为经典诵读”“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等问题缺乏根本意义上的认识，经典诵读被异化为机械记忆和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灌输。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尽管其中不乏永恒的价值，但终究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色彩。因而，对时代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诵读。

一、来自永恒主义的观点及反思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活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重视，当代也时常成为潮流。而具有异文化特征的西方教育也同样关注经典诵读，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赫钦斯、法国的阿兰以及英国的利文斯通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大力推行西方的经典诵读，推广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经典诵读进行系统性思考，提出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永恒主义哲学流派因反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兴起，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进步主义教育以实用精神为主导，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实用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希望追溯到古代，用古典文明来滋润当时人文精神干涸的社会。大学中的一批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科教育，用人文学科来训练人的理性。由于永恒主义在课程与教学上十分重视西方古典名著的阅读，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永恒主义哲学以其不变的宇宙观、人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永恒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不变的法则，万物的运行被普遍的原则所掌控，变化的现象下蕴藏着不变的形式。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即理性。作为理智基础的真、善、美的原则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此外，永恒主义者认为人性中有共同的要素，这使人们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也不需要改变，适合于古希腊罗马黄金时期的教育同样适合现代人。

永恒主义流派极度崇尚自由与理性，因经典客观上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传承与人文情怀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永恒主义者希望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性。但同时，永恒主义流派忽视经典背后的时代与物质背景，使永恒主义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加上对人的本质的机械的、静态的理解，永恒主义也遭受了许多质疑和批判。企图用经典和永恒的课程来直接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提供的东西只能看作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假定性的建议，而绝不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不能代替我们目前的思维”[2]。可以说，近代永恒主义流派是思想界最早且系统思考经典诵读问题的流派。当前，重新审视永恒主义流派对经典诵读的观点并反思其实践过程，对于我国中小学经典诵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现实支撑。经典诵读本身需要面对诸如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具体而根本的问题。面对质问，对时代背景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的深切呼应不可或缺。

二、不确定时代的兴起及知识转型

近代科学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在科学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帮助人类更好地遇见和预见。科学的发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确定性，即在科学中，我们相信总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一旦规律被人类找到并被把握，我们就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人类似乎找到了对自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可控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安全感。正因如此，人类对科学极度崇尚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人类生活观照的教育，自然无法回避对科学的观照。斯宾塞曾经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的价值并直言不讳：“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的知识”。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合法性知识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迅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位置。[3]科学教育的历史虽然短暂，成效却很辉煌。至今，科学仍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上的一次次突破使人类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的力量。科学知识在与人文知识的较量中似乎大获全胜，然而失衡中却暗含了另一种危机，即人类从“科学”走向“科学主义”，产生了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人文的灾难和对不确定性知识的疏忽。作为确定性知识代表的科学，在走向极致时便开始呼唤自己的对立面，原本被遮蔽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科学的困惑中被释放出来。科学原先带给人的确定性，但在今天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即它的不可预见性”[4]，莫兰宣布了一种不确定时代的兴起。

拨开科学主义的迷雾，客观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撇开价值论领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类在认识论领域的知识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认识性活动得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或然性知识，所谓确定性知识意味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极大概率事件的知识，此即‘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5]。在现代与后现代交叉的时代，知识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呈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互相冲突与交织的特征，这种交织呈现出一定的性质转向，即如石中英先生所描述的从现代知识性质到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这种知识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性质的转变动摇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了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6]传统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虽然历经考验保留下来，但仍然需要经历时代的检视并演绎新的价值。经典诵读不是一个无目的的活动。如果它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延续，那么它最终必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记忆和另类的道德灌输。因此，经典诵读本身需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并回应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呈现。

三、经典诵读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价值

如上所述，不确定时代的知识转型，特别是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人文知识所呈现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特征，加上“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教授和学习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毫无批判地进行，否则就可能受到种种的知识霸权的控制，从而失去认识和行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一种被奴役的境地”[7]。因此对我国传统经典的价值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审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实现对传统经典的文化自觉。这种审视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寻找经典产生之初的价值合理性。胡塞尔不满于现代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人性和精神科学问题时，应当首先把那些既定的实证科学成见放进括号里面，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纯粹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8]。邓晓芒先生借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把我国几千年政教伦理的局限性悬置起来，追溯其中的普遍人性的根。他对儒家和道家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如孔子在《论语》中的“仁”的概念――“孝悌，仁之本”，对此，邓晓芒先生提出应该还原由“孝”返回到“仁”，即“仁，孝之本”。而对《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应由自然返回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的。因此，提倡回到最初它之所以被人接受的“事情本身”，即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返回。同样，《诗经》《离骚》等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返回到文艺的感性的直观本质。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揭示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9]经典诵读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古今中外的经典中一般都蕴含了各种价值，包括伦理层面、理性层面、审美层面，等等，对经典的价值审视是让人更加明晰为什么诵读经典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担忧的，“弘扬中国文化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弘扬什么东西，弘扬不好很可能变为国粹主义，变成文化本位”[10]。抛弃对经典价值的审视，诵读本身就成为对学生的一种奴役。而这种价值的审视需要观照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教师与学生应从经典诵读当中寻找一种对当下具有普遍人性和普世意义的价值。

（二）关于经典诵读主体的思考

经典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悟与收获，不同阶段的感悟对人成长的意义无法直接比较，在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的意义并不比秋天收割时的意义小。因此，不能以某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或遮蔽其他人生阶段的感悟。经典诵读可以面向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进行。当前，经典诵读出现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即由于一些专家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并指出提倡背后的理由乃是儿童的记忆力优势。“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就是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11]这种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就不免让人形成带偏见的印象：“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和“经典诵读是记忆力优势者的游戏。”

“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一旦形成标签，家长与教师就可能疏远经典，由此又影响到儿童对经典诵读的崇尚，因为儿童最初是从成人那里感受经典的魅力的。因此，在经典诵读的主体中，作为成人的家长与教师始终不可忽视经典的意义和自身的垂范。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成人与儿童在共同的诵读中才能继承和拓宽中华文化的“分母”，才能有更多优秀文化的“分子”的产生。

同时，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并不是因为其记忆力优势，相反，诵读本身可能具有训练记忆力的效果。突出记忆力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经典最本真的审美感受被遮蔽。经典诵读有时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不是接受教育或做研究。作为经典诵读的主体，人因为经典诵读而逐渐走向完整的人，而不是因为记忆力等条件才开展。

（三）关于经典诵读方式的理性思考

“国学热”与“读经热”在近些年尚未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中小学更是投身这股热潮的主力。在“文化自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中，学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乏乱象，引人担忧。经典诵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些学校却采用“三叩九拜”等与时代不符的仪式，一方面颇有复古之意味（以为这便是文化之传承），另一方面也有遮蔽或偏离经典诵读本质之意味。另外，因经典著作大多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明白的。在诵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些学校不顾儿童发展水平，没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便急功近利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除了引起儿童对经典的反感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诵读的理念与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如前所述，经典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学生尚未能领会其中的人生哲理之时，经典还可以还原为一种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可以提倡以体验美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感受经典诵读。

体验美学认为，体验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生成，因情感是体验的冲动，精神是体验的觉醒，智慧是体验的发现”[12]。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处于一定的情景、带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经典诵读教育因此而具有体验性。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需要读者进入到作品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情感内容不断丰富、情感体验逐渐深刻、情感稳定性日益增强。而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发挥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体验情感的流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美学体验的方式学习经典，会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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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99，160，162.

[4]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冯向东.不确定视野下的教育和教育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3）：36-45.

[8][9]邓晓芒.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J].哲学研究，2016（9）：35-43.

[10]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11.

经典文学的价值篇(7)

[关键词]古典名著 影视再造 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5-02

古典名著在我国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这些名著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饱含了对时代环境的深刻折射。但是面对当代人们信息获取与文化传播的全新方式，文学文本的固有传播形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它们被一种更适应当下的形式进行整体推销，即通过影视再造的方式被重新挖掘价值，实现在当代环境下经典的重生，使得文本的内在诸多价值得到传播。

一、古典名著影视传播的文学价值

古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包括作品的审美、思想，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艾布拉姆斯提出构成文学的四大要素即作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在这四者之间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四者以“作品”为核心，构成了四者之间有机的联系整体。[1]艺术家即作者创作了作品本身，作品客观存在于客观的世界当中，供读者（欣赏者）阅读，四者相互联系才能够更好地体味作品的文学价值。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就以四大名著为例，《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部古典名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价值上都达到了一种极致，作者融合了时代背景及人物自身经历创作出作品，历尽历史的淘洗，确立了如今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对于古典名著进行影视化再造时要注意参考作者的创作环境和生活背景，并结合着其他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进行影视化的处理。名著文本深刻体现了其文学价值，《红楼梦》不仅有哀怨的情爱故事，同时通过曹雪芹我们看到了大观园的富丽堂皇，看到了贾府人物的人性百态，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红楼梦》是柔软下隐藏着锋利，它是刺向没落王朝的一把利剑。同《红楼梦》一样，其他三本著作无不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三国演义》通过恢弘的战争描绘和精心的人物塑造，反映了三国时期群雄逐鹿、动荡不安的历史面貌。《水浒传》以人物穿引故事，以人物的起伏反映时代的变迁。《西游记》更是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着作者一颗对现实世界无情批判的复杂内心。它们不仅是文学的绽放，更是对于历史时代的真实吐露，正因如此，古典名著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属性是其影视化再造的可行性因素之一，同时影视再造后可以实现文本文学价值的扩大化和通俗化。

二、古典名著影视传播的文化价值

古典名著的文化价值是指作品的内容能够满足时代的文化需求并适应时代文化的发展需要。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媒介带给我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也就是说人类拥有了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社会活动。[2]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语言到文字再到印刷，从印刷到广播电影电视。传播媒介的变化使得文学以全新的传播方式出现在受众面前，并呈现出特定的文化价值。

古典名著经影视化再造后，展现出名著本身的文化价值内涵。古典名著注重描绘历史年代下现实社会的人物百态，经过影视再造后的作品以更加理性的角度解读历史性文化价值对于当代社会人文价值、文化态度的影响。古典名著的影视化传播使得传统的文化价值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并指导着人们借助传统的力量延展作品带来的文化影响。新传媒时代，多元的传播元素交融，对于古典名著的解读改造，应该更加注意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的平衡。对于名著的影视再造，是将作品中蕴涵的含蓄内敛的传统文化价值逐渐的外化，以更加显现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红楼梦》体现了以爱情为引线，表现出了崇尚理性、追求真善美的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也是清末腐朽政治的折射；《水浒传》阐释了以“忠义”为行为准则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个人的利益与献身精神作了具体描绘；《西游记》则被赋予了人物化的解析，显现出师徒四人所代表传统文化精神及反抗和坚守的意义；《聊斋志异》寄托与人鬼奇缘下的对人性的挖掘抨击，表现出对真善美的努力追求的传统文化价值。[3]我们在对这些古典名著的影视化再造过程中，是要在保持其原来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加以适应时代的挖掘和不断变异。古典名著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动摇的，所以作品中涵盖的文化内涵便会绽放光彩，作品的影视再造是透过历史的视野，激活文学现状，既还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同时又站在新时代的视角下给予全新的拓展，实现文化的继承与开拓。

三、古典名著影视传播的审美价值

影像极具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影视传播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判断，同时对于古典名著来说，更是有着自己的期待视野。现代受众对于传播内容的接受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人们有能力去选择符合自己审美价值的作品。所以，尽量契合受众的审美价值要求，才是古典名著影视化再造后获得延续发展的重要步骤。为了满足受众的接受需求，以达到审美愉悦的最高境界，在对古典名著进行影视化改造时应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他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该理论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提出的，但是在此理论诞生的20年后，德国的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在其戏剧理论中借鉴了“陌生化”的概念，他认为：“戏剧虽最为贴近生活，但是作为艺术，仍要对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间离”即为陌生化，他说：“戏剧必须使观众惊讶，这就需要对熟悉的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4]古代名著的影视化改造，要冲破以往经验的束缚，在维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陌生化”的手法，使受众在审美上产生新的愉悦。87版《红楼梦》中观众对于陈晓旭塑造的林黛玉的形象印象深刻，那么在李少红重新架构新版的《红楼梦》时，如果不突破受众的审美定式，不去使用“陌生化”的手法，打破以往的审美禁锢，就不可能产生全新的的审美倾向，就不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古典名著对我们来说具有时空距离感，通过影视作品的再现，不仅能够更好地展现人物风貌，还能够以更加具象的形式如建筑、服饰等将作品中的环境、时代背景赋予美的形象表达。

四、古典名著传播的商业价值

古典名著本身具备极高的文学造诣，文本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光环，导演与编剧纷纷选择将其进行影视化再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博得人们的关注，以获取商业利益。所以，经济利益的驱动无疑是古典名著影视再造的又一因素。当代影视剧的题材越来越广泛，制作的经费越来越高，如果不能保证高回报率导演是不会轻易进行运作的。[5]对于古典名著来说，参与者能够从中文本中挖掘出众多的亮点、热点和卖点，这些都是进行商业化运作的前提。李少红版的《红楼梦》在争议中进行，从选角、拍摄到最后的开播更多的是在受众的吐槽中顽强进行的，纵然这样它依然带来了较好的收益。高希希版的《三国演义》、张纪中版的《西游记》、鞠觉亮版的《水浒传》，被重拍的消息一经爆出，就引起了广泛热议。观众对重新再创作的剧目拥有自己的期待视野，想要在影视剧中找寻到自己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找到心目中主角的最佳人选，所以更多的人会选择去观看。同时影视剧的改造是将人们头脑中天马行空的想法具象化，人们会因为脑海中的好奇增加对它的获知欲望，从而增加关注度，这些都是文本散发的价值。所以，对于古典名著的影视化再造体现了名著本身所具有的商业价值。

古典名著的影视化再造传递了文本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商业价值，在新传媒时代影视化的再造无疑是古典名著新的栖息地。

【参考文献】

[1]徐立平.新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D].辽宁师范大学，2012：1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48.

[3]马晓虹，张树武.论四大名著影视改编与传播的当代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