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深度阅读；语文教学；经典阅读；实施建议

G633.3

笔者发现在2014年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所制定这二十一条建议该中关于“传承经典，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为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基本素材”方面就有四条，足见北京市对语文学科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重视程度。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江苏、福建等省份、直辖市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典阅读教学，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也设计相关内容。但是也存在相当一部分省市，还未开展经典阅读教学亦或是认为阅读经典会浪费学生备考的时间。

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学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大力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的前提是语文教师明确知道“经典阅读”是什么，也就是了解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进一步地就是明确“经典阅读”对于学生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才能更好地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来开展经典阅读教学。

一、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

钱理群先生十分重视经典阅读，他认为经典文本的阅读可以在精神上延长人的寿命，可以使得人能够在广阔的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与古圣先贤一起去追问生命的意义，通过和语言文字的亲密接触可以和写者同喜同悲，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却通过阅读、想象仿佛都一一历了。这说明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养料，现代人不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则需要它的养分。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作品》中写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了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最佳状态来临时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仍然是一种丰富的体验。”[ ]通过这段话可知经典文本的魅力就蕴含在它能够带给人以丰富的经验体验上，并且这种魅力只有真正去阅读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那究竟什么是经典？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中解释“经”，说“经者织也”，“经”的本义是纺织机等列布设的纵向的绷紧的丝线（以供纬线穿梭交织）。从本义引申了一个是动词，作为“治理”，如“经世致用”、“经邦纬国”；还引申了一个名词，即作为典范的书籍，如古代的四书五经；至于“典”，《说文解字》中“典”[ ]的本义是指重要的书籍，“典者五帝之书也”，两者意思有相近之处却略有不同。现代汉语多使用双音节字词，便将二者“经”和“典”结合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经典”――权威与典范并存的重要的传世之作。从文化层面看，经典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所凝结的文字之和，蕴藏着人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和智慧。人类的文明依靠的是体外遗传，这种遗传是凭借着文字沉淀在文本之中，才得以跨越时空得以延续，经典则是最为精粹――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来解决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国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那么中国人之所以都被称之为中国人，不仅仅是因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更是因为受着同样的文化的熏陶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类似的思维模式。经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古今，融汇了本民族的精粹文化在其中的一个桥梁和枢纽。学生凭借阅读经典，便能够知晓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的历史进程，知道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的今天，其中的文化基因便能融入我们身体之中，成为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只有经历如此过程，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得成为中国人。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必要性

教育，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育一直伴随着人类，并将在未来和人类共存亡。人类的文明对于人类后代是不可通过自然遗传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才能习得。基础教育阶段中教师所教授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皆为人类世代的认知总和中的基础和精华。毫无疑问，教师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人类智慧思想的启迪者。而语文教师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传承下去，让学生学习其内容，继承其精髓，内化成为自己的国文母语的素养；有义务使得学生通过国文母语的阅读和运用，能够发展出一种对于母语的敏感，培养起思维能力――实证与推理、想象与联想、辨识与批判、反思与创造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的鉴赏能力。我国经典著作便是语文教师教，学生学的，最佳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教学材料。

在全球化下的今天，中国和国际已然接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发得紧密，我国国民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而国外的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我国学生不能将自己的视域局限于国内的文学作品之中，否则只能如“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学生的世界观将因此是缺失的。基于此在语文教师在传承我国的文化经典之外，还需引导学生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阅读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

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人们的阅读碎片化和阅读浅显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进行深入阅读，继而无法形成深入思考的能力。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迅速获取信息、快速阅读的能力和深入阅读深入思考的能力却是同样重要的。中国青少年阅读亦受阅读大情况的影响，阅读习惯多以碎片化的电子阅读为主，阅读纸质书籍较少且多以畅销书籍为主，阅读经典书籍就更少。可知现阶段学生的这种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当下在中学生中提倡经典阅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涉及到阅读书目选择的和阅读活动开展既要学生自主阅读兴趣、认知程度、以及可以利用的课内外时间，更需要结合书籍的经典程度和意义价值，所以在中学生时期阅读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本身就是个难题。但如是一味迁就学生的现有阅读口味，让他们大量去阅读非经典的书籍，甚至是阅读快餐式的书籍，很有可能会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他们的阅读口味。正如钱理群所说的：“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向导――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人。”[ ]

三、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建议

实施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因学生学段不同以及性别爱好不同，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因时因人而异。如《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里就曾大致的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中学阶段中，初中阶段的建议是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阅读学习与课内古诗文相关联的作家、作品，来增加学生国学经典的阅读数量。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表现中国人民为了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作品；高中阶段则建议多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可采用专题学习的形式来加深学生对中华璀璨国学文化、悠久历史文化的了解，教育学生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也可以基于校本课程，选择经典国学作品以及重要革命文献，有重点地指导学生进行研读。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文学经典；赛珍珠；差异；分类；缺憾；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9―06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著，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著，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著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著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参考文献：

[1]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2）：44―51.

[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胡适.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 987.

[6]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7]姚君伟.赛珍珠论中国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赵景瑜.你喜欢不喜欢阅读《红楼梦》？为什么？――第三次《红楼梦》问卷调查口].名作欣赏，1998（1）：33―37.

[9]爱・摩・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0]陈平原，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蒋和森.封神演义序[J].社会科学辑刊，1989（2&3）：217.

[13]谭华.如何看待“哈利・波特”现象[N].光明日报，2008―01―07（5）.

[14]孙丽萍.中国文学准备好拥抱世界了吗？[N].新华每日电讯，2012―10―13（4）.

[15]和苗，刘一楠.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N].新华每日电讯，2012―10―12（1）。

[16]王.莫言成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J].中国新闻周刊，2012―10―12（文化版）.

[17]夏禹龙，等.赛珍珠生平、创作与中国[J].社会科学。1992（12）：54―57.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3)

关于经典的内部构造因素，《论经典》所谈多为前人片面强调或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并有系统、深入的剖析。前文所提童庆炳先生确认文学经典的内在要素涉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内部可阐释的空间两方面，《论经典》认为作为文学应具有艺术上的审美性和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富性才能成为经典，但詹先生又将讨论对象扩大到与文学相近的人文经典，同时将所涉构成因素延伸和拓展。詹先生认为，经典一经诞生就作为一个客体自然存在，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确认其价值，这一“时间”，既指作为自然度量的时间，亦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阶段变迁的历史时间。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的永恒价值是相对的，文化的阶段性、流动性造成文化会有断裂的现象产生，世人不能夸大这种断裂性而否定经典具有相对长久的价值。詹先生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历经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变化，人类精神产品中总会有一些东西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和情感载体的精神文化持续发挥其作用，而这就是经典。同理，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亦有共通性，世人不应为精神产品的个别性所遮蔽进而去否定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即应当承认经典具有传世性、普适性的特点。《论经典》还讨论了经典的权威性：“权威虽然不是衡量经典的唯一标准，然而却是经典之所以传世、并且受到历代读者重视的原因之一”[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83页，下文出自此书引文均仅注页码），基于“权威”与“威权”“真理”等问题的辨析，《论经典》做出令人信服的论断，即经典的权威性其本质不是服从，亦非完全决定于经典是否承载了某种真理，而在于读者经对作品的阅读后，对经典作品的信服和认可。关于经典的累积性特点《论经典》做了极有新意的阐发：“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由经典的原生文本层、经典的次生层，也即“历代读者阅读经典的当下理解和解释经过时间沉淀而形成的阅读前见”（133页）共同组成。经典的累积性既有益处，亦会影响读者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接受，因此，詹先生提出实际的阅读操作方法，“如无阅读的文字障碍，应尽量剥离前见，直接进入文本；而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正在阅读的某一经典文化信息，再复合上有关经典的次生层，以作为个人直接阅读文本所获得的感受的参照，形成经典阅读的二次感受与判断”，（164页）此则为对累积性特点把握后生发的经典解读之法了。詹先生将关于经典内部构造的因素延展为传世性、普适性、耐读性、权威性、累积性等诸多方面，既坚持自己的观点，亦不回避有争议性的问题，辅以中西经典作品传播与构建的诸多典范例证，对诸多有失偏颇的观点予以了修正，做出了对经典充分而完备的解读。若不能全面审视经典内部的诸多要素，就无法客观解释经典的诸多重要问题，《论经典》对经典的本质分析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在讨论经典与政治、教育、媒体等诸方面外部因素的关系时，《论经典》亦有深刻的见解，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显现的客观、包容的态度。关于经典与政治、权力等关系问题学界已有论述，但部分学者往往过于强调这些因素对经典形成的构建作用，而忽视经典本身的精神内核。詹先生则认为权力对经典确实会产生影响，诸如禁毁经典、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或篡改、制造并神圣化经典，但经典并非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亦存在与主流意识相对抗的关系，很多经典正是基于“抨击现实中的权力统治，批评权力的不合理，批评已经合法化的制度及其精神形态”（190页）而确立了其当代价值，此为经典的异质性。同流与异质性的兼有，也是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调整、交互作用的反映。詹先生反对政治对经典的粗预，但并不因这一历史上曾存在的情况而夸大权力干涉的作用进而呼号呐喊，而是回到经典内部因素中，看到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使其具有了对抗性，这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是弥足珍贵的。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之于经典的影响日益见著，学者们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一些学者并不看好：“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有、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4]这种担忧显然基于信息技术对经典接受的冲击。詹先生与此不同，他甚至乐观、大胆地预测：“流传于未来的当代经典，有的很有可能就产生于当代的网络作品；而经典作家，有的可能就来自网络的无名。”（212页）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信息时代产生的网络文化的这种包容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究其本源，实在于对传媒与经典关系的理性判断。詹先生非常看重传媒的重要作用：“从经典流传的历程考察，经典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依赖于传媒才会传播久远，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确立它的经典地位”（199页），“经典自然是文化产品中的少数精品，但是作者之众，传播之广，乃是建构经典的雄厚物质基础”（212页），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文化与经典虽有冲突，却也并非完全对立。当然，詹先生也看到了传媒对经典的生产、传播、确定等过程发生的不确定性，认识到媒体的传播情况与精神产品质量的不对称性、媒体评价信息的多元与虚假性等问题，因此他主张面对现代传媒掣肘下媒体快速推出的精神产品时，应该将其还原到时间的场域中去慢慢确定是否为经典。影响经典生产与传播的政治、教育、媒体等诸多外部因素之间亦非毫无关联，能将这些问题一一厘清且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推之可信，非有阅读的广博、理论的累积、学养的深厚不可为之。

事实上，对“经典”相关问题的思考，詹福瑞先生关注甚早。2008年詹先生曾有一本《不求甚解》之书，专取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18篇文章，以随笔的方式总结诸位名家的研究经验，同时兼顾作品解读。“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虽涉读书，却也是陶渊明的一种生活态度，以“不求甚解”名书，詹先生自言“自然不是再回到陶渊明的本意讨论人生问题，而是借用这句成语，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有利于经典阅读的问题”（《不求甚解》前言）。可以看出，詹先生以“不求甚解”方式切入研究，实亦旨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典阅读的关系。这种思考持续至《论经典》，显现为建立在“不求甚解”基础之上的“深解”，亦属必然。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詹先生并没有囿于自身研究方向的既有视角进行研究，而是广取博采，既结合作者较为熟悉的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又广泛吸收了西方各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论成果以完善、确立观点（诸如对经典权威性解读时吸收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关于“权威”的分析；对经典的解读借鉴了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等），在这一过程中又对西方后现代及当下中国学界关于经典研究中的偏颇之处进行了批驳。整部《论经典》综合了中西文学、历史、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内容可谓宏且博矣。王锺陵先生曾说：“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5]这一论断极有见地，无论做何研究，汇通中西、融贯古今都应是学者不懈努力的方向，而詹先生显然在这个方向已经有所作为了。

《论经典》的成书，一方面源于詹先生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实根本于詹先生所说的“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詹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求真、向善、出美，激浊扬清，给人以借鉴和警示”[6]，此处虽谈古代文学研究，却对所有的学术研究有着适用性。詹先生曾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不辍学术研究，又兼图书馆管理，长期从事推动阅读的活动，这些使得他对大众阅读问题、经典传播与接受等问题的认识与体悟较其他学者更为深刻，《论经典》恰是詹先生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

詹先生提出，“我们不但是要推动阅读，使这个世界多几个读书人；而且还要提倡读经典，这个社会不仅有轻飘飘的阅读，更应该多些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读书”（366页），但愿这世界因这些依然有理想的学者而多些读经典、尊经典之人。

注释

[1]即文学经典建构起码要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成为“赞助人”）等六个要素，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2]刘向愚言“经典性”是经典的本质性的特征，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外在因素则为“具有经典或者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教育、读者阅读与判断等，见刘向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王锺陵、方铭：《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光明日报》2015年6月25日，第7版。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小学语文；国学经典；诵读；教材；时间

一、引言

如何正确传承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怎样对待国学经典已经是教育工作者和教学专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语文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合理地、适度地、准确地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是非常关键的。学生通过诵读不但可以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还可以提高文学素养。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典作品的诵读，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兴趣，家长也觉得国学经典的诵读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文学习成绩。然而，我们需要提醒教师和家长的是，不加x择、盲目地追捧国学经典，是达不到熏陶和感染学生的目的的，因为经典的传承需要心灵的感悟、思想的共鸣。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意义

（一）经典诵读提升文学素养

诵读经典可以提升学生记忆力和文学功底，在经典诗歌的潜移默化中，领略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体会到诗词语句中的完美意蕴。赫钦斯说过：“一本古典著作是这样的书，在任何时代里都是属于当代的。”所以，经典诵读可以使儿童了解名家思想、体会大家风范，即使儿童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经典诗词的深刻含义，但在无形中影响了孩子以后的文学气质。“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量长期的文学阅读，最终一定会使孩子受益匪浅。

（二）经典诵读是与时俱进的象征

主席在2013年的全国思想宣传会议上讲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沉淀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的传承人。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区尤为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典诵读是顺应时代潮流，全民重视的活动。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策略

（一）塑造适合经典诵读的教学氛围

强化校园人文学习氛围，增强国学气息。学校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来塑造人文校园环境。其一，重新定义具有国学气息的校风、校训；其二，开展能调动学生诵读诗歌经典的国学文化宣讲活动。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诵读情况进行跟踪考察，然后建立学生诵读学习档案。用来考察不同学生诵读效果的差异，或者不同时间段的诵读情况，再规定时间向学生展示，让学生更清晰的了解到自己进行经典诵读的效果或是不足，而针对学生的不足教师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诵读的质量。

（二）经典诵读以教材为主

经过相关领域的专家严格审定编辑的教学素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的学习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了基础的教材学习，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提高性训练。教材上的诗词往往是最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段诵读和理解的经典。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仅仅四句，简单易懂，但寓意深远，经典名家名作，很值得学习。但是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粤教版等，《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求，并能够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结合当地特色和本土文化的教材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师的讲授欲望。

（三）小学生经典诵读要突出一个“趣”字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经典诵读中，教师要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切忌硬性要求布置任务让孩子死记硬背古代的经典。小学生经典诵读贵在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贵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熏陶。诸如《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这些经典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小学生虽然不理解其含义，但是若为他们创设语境，他们会在不经意之间背诵。而这种语境的创设可以分为在家和在校两个部分。在家可以让家长通过音像媒体设备播放经典，让孩子听、看音像媒体，接触、感悟经典，可以由家长给孩子朗读经典让孩子了解经典，也可让家长陪同孩子共同诵读经典，学习经典。在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播放经典，使学生受到经典熏陶，可以开展经典诵读比赛，调动学生诵读的积极性，也可以在课间或早午读时间讲经典故事，让学生学习经典。这种有意无意的诵读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经典，受到经典的熏陶。

（四）要注意诵读时间和诵读内容安排的合理性

经典诵读要注意合理安排诵读时间和诵读的容量，切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各种学习活动都要注意容量和时间的控制。学习容量不易过大，时间不易过长，要在学生乐于接受的范围。经典诵读可以安排在早读、午读或课前时间，以集体诵读的形式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到校后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诵读的氛围。学生在长期的诵读中不仅可以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还可以积累大量的经典知识，且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若诵读时间安排不当，学生会产生厌烦情绪，反而起不到良好的作用。

（五）要注意重读轻讲

低年级经典诵读重在诵读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内容的讲授理解和思想的说教。经典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是以美丽的文字去熏陶人、感化人、激励人、启迪人。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感受人性的丰美，感受自然的雄奇，感受诗文、词曲的精妙，在诵读中使得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培养，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眼界视野得到开阔。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少不了教师对学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引导和启迪。但是倘若一味地对学生进行经典知识的讲解，对他们进行思想的说教，反倒达不到目标，只会违背经典诵读的初衷。经典著作就如窗子和镜子，诵读经典著作就如透过窗子和镜子，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古之圣者畅谈，与古之贤者对话。思想智慧的火花在一次次的诵读中被点燃，情感的种子在一次次诵读中被播种。我们进行经典诵读的目的也在学生一次次自主的诵读中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小学生重在环境的影响、习惯的培养、知识的积累、情感的熏陶，切忌在经典诵读中对他们进行思想说教和内容讲解。能够养成诵读的习惯足已，所以要重朗读轻讲解。

（六）重视课题的有效带动，切实提升实效性

为了有效发挥国学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作用，教师要重视对小学阅读教学目标的分析，结合国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整合与收集，形成具有综合性的课程范本。同时，教师要重视开展和普及国学教育活动方式和手段，形成良好的文化方式和手段，只有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预见性，发挥创造性的功能。

四、结语

综上，强化国学经典阅读是时代的呼唤，正确地、合理地、准确地引导国学经典进入小学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正确的方法，传统的国学经典一定会得到更快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5)

一、词源谱系和文化权力中的

生成空间

经典的形成既有文本自身的资源状况，又有文本形成和被接受的文化语境，是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典”是一个标明历史的词语。“经”与“典”是两个词，据考证，“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泾、径等。《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经”的最初含义是指织物，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历久不变的常道，不刊之论和经书，如“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由此可以判断出“经”的本义与“纵”相关。“经”在战国以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具有可以被人反复引用和反复阐发的文化价值，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古典文献的“典”是指重要文献书籍，等等。

“经”与“典”二者结合，大约从汉魏时期开始使用，“经典”的涵义一是指经书，如《后汉书·孙宝传》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二是指宗教典籍。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圣贤述作”统称为“经典”（《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后来“经典”的范围从儒家典籍扩大到宗教经籍的范围内，涵括了佛道诸教的重要典籍。所谓“经典”，就是承载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①吴林伯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考订，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中国基本可以通用。②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经的国度，“宗经征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典籍与政权的权威性相关，赋予文学一种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经过漫长的演化，经典这一词语具有现代“经典”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的界定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③

在英文里，与汉语中的“经典”语义相当的单词有classic，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译为经典，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④sutra专指宗教文本；canon与基督教有关，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canon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经典代表选取经书文本和作者的原则；经典还指教会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公元4世纪，经典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⑤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canon）。可见，经典是一个语义范围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于文学领域之中，而且是宗教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活动，如西方的《圣经》与中国的“四书五经”等。“文学经典”概念的起源要晚于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经典，其最早获得命名应在文学获得自身的自觉与独立意识之后，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经典的古代“经典”，如《诗经》，最初所获得的“经典”地位并非来自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而是来自其政治意识形态性。⑥

二、充满诠释潜能张力的内涵空间

文学经典体现作者隽永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天赋，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升华。在西方，历史上不断有学者对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探讨，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总结了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主要是指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指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人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⑦这涉及到有关经典的范围、经典的标准、经典的确立、经典的接受、经典的作用等问题。

对经典的标准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英国著名人文学者阿德勒在1992年提出了选定名著的六条标准：内容能长久地吸引读者，不是流行一时的畅销书，而是经久不衰的常销书；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面向少数专家学者，局限于文艺沙龙；永远不落后于时代，决不会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失去观照时代的价值和意义；隽永深刻，有时一页上的内容多于许多成本宏论的思想内容；有独到的见解，能言前人所未言；探讨人生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在当代中国，黄曼君先生在《回到经典，重释经典》一文中，从思、诗、史三个方面对经典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有人把经典看作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普适性的文学文本，体现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那些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⑧

从美学的标准看，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从范围看，文学经典首先指作为典范的儒家典籍，最著名的就是五经，就文学意义而言，则是指以风骚为旨归的已经载入史册的典范的文学作品；其次，是指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讲话》为指向确定的革命文艺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⑨从生存方式来看，文学经典相对于“流行”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典经常被人提及和阅读，换言之，“经典就是不退的流行”。可见，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开创性、能够提供特定的意义范式、叙事范式乃至创作——生产模式，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艺术思想、审美与当下影响的文本。

三、凝聚审美编码的思想空间

文学经典丰厚的思想内涵，首先体现在文学经典有深厚的哲学文化背景和深邃的思想意义，文学经典因独特的话语形态及表现力而建立起恒久、深远的话语与思想空间。其次，文学经典以作者自身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心灵的感动，丰富和拓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反映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表现出人类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质和生存状况的认识，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如中国自古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为在人生感悟的过程中对崇德修身的执著和颖悟。文学经典的人文情怀是一种恒久性的蕴蓄深厚的精神价值，是由人间温情、世俗关怀和价值追问熔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如一，对自然的崇拜之情达到了宗教化程度，寄寓着固守精神家园的道德思考。在人性回归、超然尘世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统一。

经典具有艺术独创性。文学的创造性指一部文学作品在艺术审美形式探索中所体现的首创性特征。文学经典以独特艺术形象表现着深刻而普遍的思想意蕴，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内在深度和超越意义的意象世界，生命内涵的恬淡与潇洒，生命感觉的自在与圆融，生命能量的扩张与放荡，生命本真回归的诗性精神在艺术创造中从容呈现。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文学经典，总是通过对人的生存，通过对民族命运的揭示来反映人类和世界共同的处境。可以说，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经典是在对外来的或民族传统的艺术借鉴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产物，是作家的艺术化心灵对中外传统艺术的一种改造、激活与发展，是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和对未来的审美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体现，这既反映了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又预示了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审美理想，因而文学经典当然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经典可以穿越时空的限度，文学经典是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之文本，它具有穿越时代背景而涵括后世的历史超越性。在一代代接受者的阐释过程中，一些浮于表层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期汰变中被不断播撒和流失，时过境迁而丧失其价值，那些蕴藏着经典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包含了人类的共同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识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能历久弥新，它“是文明传承、文化运作的最基本的模式，是整个社会权力话语的最有力的支配者，成了他们难以释怀驻足向往的乌托邦，在穿越历史隧道中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稳定性。”⑩正如本·琼生赞美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经典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段仍能够激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这是由于其所蕴藏的意义是隐含的和潜在的，它需要人们持续的解读和发现，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对它的解读是不同的，历史情境是无穷的，对它解读的可能性也是无穷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有无穷的可生发性和可阐释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那些具有可写性的文本。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超越时空的力量是历史的和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它们在历史性和现实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关系，既是过去文明的见证，又对后来的时挥着持续的影响。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0606015A］）

①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⑧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参考胡怀亮、刘丽波《关于“经典”一词》，《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9期。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⑤刘意青《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⑥杨春忠《本事迁移理论视界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⑦参见［荷］佛龙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国学 经典 语文 道德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的教育内容囊括了语言、文学、文化、科学等诸多方面，而国学经典，无论是文章语言、结构，还是艺术成就，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当代中学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现状分析

“经典诵读”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开展已经有些年头了，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活动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不过，笔者在梳理文献资料时，发现学术界对于国学经典的诵读方面的研究侧重点在于其积极及消极意义的探讨，对于“国学经典诵读”与中学生价值观、道德形成之间的关系探讨不是太多，可以说是现在家长和社会上对于“国学经典诵读”还处于很表面的阶段，有些家长甚至于将引导学生进行国学经典诵读看作为提高学业成绩的一个手段，国学经典中很多做人的道理和传统美德，并没有得到传扬和继承，这一做法无疑是未能完全理解国学经典之内涵，国学经典诵读存在着片面性，又或者是有些人认为国学特别是传统儒学太过中庸对现代社会缺乏积极意义，导致学生面对教材中的经典都是消极地对待，仅仅将其看作为一种知识。

二、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语文学科在各门功课中的作用十分清晰，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特别是阅读教学，阅读课既体现了语文课的工具学科属性，又具有着丰富的人文属性，对于经典桥段的阅读尤为如此，阅读课可以看作为将语言和文化进行糅合的工具。环顾当下的考试模式，无论是高考语文，还是中考语文，其分值明显凸显了语文的重要性，经久不衰的文章谓之为经典，是文学的精髓之所在，阅读经典、鉴赏经典的文章，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方法，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熏陶，获得文学修养上的提升，足以让其受益终身，实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统一。

三、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明确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课程目标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语文课程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灵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国学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承载了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智慧，更是“民族文化之根”，国学经典中富含着能够引领中学生正确价值观的资源，这些资源都会对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及其重要的影响。现在看来，关于国学经典对学生作用的全面性研究的人不是太多，笔者在平日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其家长，对于经典德育教材如《弟子规》等经典读物表现出来的热情要远高于我们平常的班会课教材，笔者在对所教班级的学生调查后发现，平日里重视国学经典诵读的学生，其价值观、人生观的很多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变化。

四、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观

通过研究将国学经典作为载体将语文教学与美学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例如，国学中的古典诗歌以其经济的手段表现最广阔的生活，描绘最美好的境界，抒发最丰富的情怀，大千世界的瞬息变化囊括在短短的诗句之中，有着摇曳生姿、声辞俱美、情韵无限的艺术魅力与美学的结合，通过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美，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如何让学生从中发现美、在美中陶冶性情并创造美，继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这是广大初中语文教师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教学要求。

五、结束语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指人的“完整发展”，即人的各种最基本或基础的素质必须得到完整的发展，我们通常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把人的基本素质分为诸多要素，也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获得完整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经典诵读教育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儒、释、道三家的精华，不仅仅会提高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而且对人格的健全，全面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首先，经典诵读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的语文素养逐渐提升；其次，在道德价值的层面，读诵经典或学习先贤格言都有益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再者，在学生智力水平方面，经典诵读可以使小学生的记忆力大大提升，语文阅读能力大为提高，并可以消除学生对文言文的“陌生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注力；经典诵读教育还能够培养学生整洁朴素、优雅自然的仪表，以及从容豁达、谦虚有礼的风度……这些都说明了经典诵读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廖邦.呼唤渐行渐远的“君子之风”——浅谈国学教育进入中小学必要性[J].龙岩学院学报.2005(06).

经典文学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实践研究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小学阶段是他们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学习语言、获取知识、加强记忆力开发和培训的最好阶段。所以，从小学生开始，就要对他们进行阅读指导，培养良好的诵读习惯，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学修养和道德素质。

一、什么是经典

本文中的经典是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被历史证明的、具有价值典范的作品。经典是永恒的，具有指导性、权威性，并获得大家普遍认同性的，它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被重新丰富和持续选择的。无论是哪个时代都需要经典，经典的作品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是具有典范价值的文化精髓。

二、经典诵读在小学阶段的现状

1.经典诵读教育观念淡薄

在小学阶段开始诵读经典，其实就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小学生经典诵读的能力，而不只是让他们去应付考试。但在当今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教师、家长和学生还没认识到经典诵读的价值，很多学校的经典诵读流于形式或昙花一现，经典教育观念淡薄，经典教育的时间难以保证，忽视经典教育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经典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只有长期的经典积淀才能实现经典教育的价值。

2.经典诵读教学方法不当

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还是遵循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对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及精神价值探究的很少，按照字字落实、句句过关式的串讲，让学生逐字逐句地死记硬背，很少给学生细读、体验文本的时间和机会，很少真正的帮助学生去理解经典、诵读经典，学生只能机械、被动的接受，课堂枯燥乏味。在开展经典诵读过程中存在形式与内容的脱离，读、讲、感悟不协调等问题。语文教学中应把经典诵读与现代化教学统一起来，让学生在诵读与探究中感悟经典、积淀底蕴、提升素养。

3.经典诵读教育资源单一

在日常的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典诵读大多依托的是读本，然而经典教育资源比较单一，读本质量不均衡，教育内容的编写与选用也比较随意，缺乏科学合理性。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具有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虽然我国经典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但不一定都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经典教育内容只有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促进语文教学，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所以经典教育内容的选择非常重要。

三、经典诵读在小学阶段的实施策略

1.合理选择经典诵读教材

对诵读教材的选择是经典诵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前提，对于经典的诵读过程，也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小学生诵读的经典应该符合以下三点要求：首先，在内容上应该具有普适性，也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还要有思想性与想象空间，能够激励人们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再次，还要有历史厚重感，得经得起时间考验，只有满足这三点要求，才能称的上是好的经典作品，才能在小学生身上体现出经典诵读的价值。比如《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一本教导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书，也是一本修身养性的百科全书，对学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中国传统的诵读教材《诗经》《三字经》等，都是非常适合小学生诵读的。

2.掌握高效经典诵读方法

就小学生而言，背诵是最常见的学习方法，但如果长时间机械式的反复诵读，也会直接减弱学生的诵读效果，产生厌倦心理。“诵读重在玩，重在味，须是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让小学生自身喜欢诵读，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为了改变经典诵读中的单调、枯燥的现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彩、趣味盎然的局面，教师要做的就是设法激起学生对经典诵读的兴趣，让他们产生“乐读”的情绪，而“乐读”的关键是要有丰富、多变、有效的诵读方式。在实践中，老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经典诵读，如默读、领读、齐读、个读等，引导学生轻松活泼、兴致盎然地去诵读，让学生在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中感受经典、陶冶经典，把诵读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使他们愿读、想读、乐读。除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有足够的时间和多样的形式诵读经典、感悟经典外，教师还可以做一些活动来辅助和巩固课堂经典诵读的效果，如定期举办班级经典诵读比赛，定期评选背诵小能手等。

3.探索经典诵读教学策略

语文教师是经典诵读教学的主体力量，他们扎实的语文功底和良好的道德素养都直接影响到经典诵读教学的质量。所以，要想培养学生对经典诗文、著作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诵读水平，教师的良好诵读示范是必不可少的。如在诵读教学中，教师要有正确、清晰的发音；在进行诵读示范时要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要注意语调生动、音韵和谐、停顿得当。学校是经典诵读持续开展的基地，经典诵读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仅靠每天课堂短短几十分钟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校和家长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为学校从整体上规划和把握经典诵读教育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经典诵读文化氛围。只有当学校、教师和家长携手合作，共同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经典文化氛围，才能达到经典诵读的目的，才能让经典诵读教育得到持久的发展。

经典诵读教育是一个长期、系统化的过程，贯穿着小学生的成长阶段。小学阶段又是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时期，对价值观的形成、以后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机制的完善，经典诵读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诵读体系。所以，更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努力，积极引导学生诵读经典，培养学生的诵读习惯，共同营造良好的经典诵读氛围，努力积累丰厚文化底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参考文献：

[1]李雪.小学语文诵读教学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2]转引张连元.如何实现三维目标 让学生与文本共鸣的诵读教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周敏蓉.语感，在诵读中培养[J].教育研究与评论（小学教育教学），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