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

一般说来，人们对科学决策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前者一般不容易产生歧义，而后者却容易产生歧义。当然，就前者来说情况也是很复杂的。科学方法有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人们只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不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否合理呢？对信息的归纳、整理和分析也有不同的方法，有量化分析的方法，也有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使用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是否就不科学呢？例如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政治环境纷纭复杂，然而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和归纳综合的方法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的战略策略和军事的战略策略，从而赢得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我们都知道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作了多么英明的预见，历史证明，后来抗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预见实现的。我们能说这样的决策不科学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量化分析的方法不科学，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关于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问题便是一个值得深入地讨论的问题。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决策的对象看成纯粹的客体？实际上恐怕不能这样看。因为决策的对象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人群。他们不仅仅可以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一定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能以主体的姿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且力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互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已经不是原来人们所设想的单向的运动，而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并且是一种往复不断的双向运动了。而在双向的运动中，原来的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便不见了。第一，因为决策者通过一定的决策并不一定能从决策对象方面得到预期的反应；第二，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本身便要受到决策对象反作用的影响。这样，便使得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的地位都变得相对化了。因而，决策过程便伴随着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现实的决策状况。这个问题，我是受启发于詹姆斯·不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经济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完全看成像自然对象一样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其所研究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对客体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而且这种作用与反应的内容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政策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样，决策过程就变成了与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过程了。然而不坎南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的人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在把决策人当作实验的对象。他以《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鲁宾逊开始遇到星期五的时候，由于无法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只能对星期五进行作用与反应的实验以探索交流的途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而经济学便类似这样一种实验。但是，不坎南指出，实际上，当鲁宾逊在进行这种实验的时候，反过来星期五也在对鲁宾逊作着同样的实验。也就是说双方都在寻找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很快找到了交流的途径，并发展为语言的交流。不坎南指出，这种情况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样便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就说明：如果说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只能有唯一答案的科学真理，那么，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却是利益的交易。这就是不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不坎南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决策问题显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情况是如此，那么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领域就更加如此。所以，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过程。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的过程。因此，虽然基本上说来决策是在政治管理的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其中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渗透进了交易的内容，从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面对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就有可能走人歧途。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人，就会把其它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一定要碰壁的。正如不坎南在上述的书中指出的，不注重利益交易而只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很容易变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对所谓科学决策的评价。名义上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这样，所谓的科学决策不但不等于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同民主决策完全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真理是决不妥协的，那么利益却是可以妥协的。交易就是利益妥协的最经常和最方便的办法。所以，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同时，我们在研究决策的结果时，则应把决策的结果看作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着利益问题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合力，也就是双方反复进行利益交易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而是追求利益的协调，即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这才应该是正确决策的最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认识应该始终贯彻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使公共决策真正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也就是在政治管理权力运行的框架之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权力而存在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因此，民主的实质在在于制约。而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决策一个是指采纳群众的意见；另一个是指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然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完全可以是单向地即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而并不体现自下而上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集意见的过程很可能是上级提出要求，而下级提供材料，而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按程序决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按照民主的精神，民主决策应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而人们对于民主决策的习惯看法却与这种制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认识上便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首先便需要使人民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的作用，体现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其次，作为民主决策来说，一般地、笼统地指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还是很不够的，而是还必须解决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所谓民主决策问题就是要解决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互动的内容、方式、程度、幅度等等问题。那么，在民主决策中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第一，在民主决策中人民与政府互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上。当政府从国家或政府某一部门的利益出发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触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人民群众便会针对这个利益问题对政府提出要求。从而引起双方的利益博弈。如果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强行贯彻自己的政策时，就会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那么就会形成正和博弈，也就是形成交易的局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被政府所承认并对政府产生实际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人民群众要有足够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并有相应的机制使政府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实现双方的利益交易，形成正和博弈的结局。

第二，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同政府之间实现利益的交易呢？首先，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这样便提出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任务。也就是在政府之外，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群众的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从而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强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使得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其对民意的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政府官员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一般地说，这种机制是来自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再其次，在上面两点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易呢？这方面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代议机构向政府施加影响；可以是某种具有制度性的协商方式；可以是群众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某种个别的接触；可以是非制度化的某种压力行动；可以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人们能够想到的其它一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纳到一点，就是要使决策过程贯彻民主的精神，使决策过程本身实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易，这样所产生的决策，就能既符合于政府的利益，又符合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易究竟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利益交易的深度的问题。当我们一开始提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进行利益交易问题的时候，其中就潜藏着一个矛盾：即如何解释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我国政府建立的宗旨来说，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矛盾实际上是人民群众自身的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易便容易得多。但是，实际上，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远远不止这些。其中很大一部分矛盾是政府各部门的特殊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关于政府各部门的特殊利益问题，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多次做过解释，这里不再赘述。所以，在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两方面的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在利益矛盾的双方进行交易的时候，如果是只涉及到长远与目前、整体与局部的利益矛盾时，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中，对于政府来说并不存在利益损失的问题，而只存在妥协的问题。但是，如果双方的利益交易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特殊利益时，则在交易中双方都存在利益损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交易便会产生很大的困难。由于无论如何政府在权力的格局中总是占居主导地位的，因此，人民群众要想在利益博弈中占上风，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决定了这种利益博弈的反复性和长期性。也就是说通过反复、长期的利益博弈，才能使政府的决策越来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决策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地达到。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2)

[关键字]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实效性

在新疆高校大学生中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与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关乎到能否切实抵制“”的反动阴谋以及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科学无神论”教育从2002年在新疆各高校开设以来，已经走过了10年的年头，尽管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客观而言，新疆各高校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从事诸如“乃玛子“宗教活动的情况仍是屡禁不止。部分学生宗教思想仍很活跃。因而，如何切实提高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影响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第一，文化的固守性导致文化的不适应性。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决定了新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新疆偏于西北一隅，地理上远离中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的衰败愈发疏远了新疆与内地文化间的交流。相离甚远的小块绿洲与牧场加之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对外往来，使新疆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只是一代代言传身教，承袭着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均促成了新疆地区文化的固守性。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近几十年来，交通的改善密切了新疆内部以及其与内地的联系，但文化的固守性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这一点在新疆南疆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

文化的固守性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及与之相连的伊斯兰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前一方面的影响，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会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不适应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思想与其头脑中深藏已久的宗教思想以及浓厚宗教环境氛围的相互矛盾会造成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不适或一定程度上的排斥。

第二，“”及非法宗教活动的存在加剧学生思想认识的混乱。“双泛”，即“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鼓吹与利用的两大思潮。“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往往以长期潜伏的方式，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逐步渗透从而企图达到文化上分裂祖国的目的。20世纪以来，文化、教育领域是泛突厥主义对新疆渗透破坏的首选领域。因此这种方式更加危险，也更加难以铲除。因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总是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同民族意识、、民族语言以及民族历史纠缠在一起，从而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双泛”否认文化是一开放的、不断更新的体系，蓄意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一味宣扬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一致性。试图将维吾尔族文化拉入泛伊斯兰教主义的深渊，将维吾尔族群众拉进对伊斯兰教的盲目认同世界之中。与这一目的相联系，“”不仅大肆宣扬所谓“维吾尔族都是穆斯林”，而且借用一切机会如帮贫助困等方式拉拢在校大学生从事宗教，甚至分裂行径。

第三，高效科学无神论课程的设置及教学未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目前，新疆高校“科学无神论”课程的设置及其教学存在的以下问题，影响着“科学无神论“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科学无神论课程、课时设置弱化。2001 年，针对““及组织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尤其是对新疆高校的渗透情况，自治区教育厅于2022年专门颁布《关于在我区高校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的通知》，对‘科学无神论’的课程设置、教学时数都做了安排，指出‘科学无神论’的课时数不少于36 学时，作为新疆高校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从2002 年秋季开始陆续在新疆各高校开设。”但是，2008 年，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改革，新疆高校实行“三课合一”，将原有的三门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政治思想理论课，即《新疆地方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概论》、《科学无神论》整合成一本教材，即《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取消了《科学无神论教程》这门课，科学无神论的学习内容从一门独立的课程缩减为《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中章节目中的一节，课时最多不超过4学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科学无神论教育。

其次，教学内容简单，教学方法僵化。如前所述，科学无神论课程进行了两次调整。这两次调整带来的同样是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改变。在第一次调整时，各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是新疆教育出版社的《科学无神论教程》。在三门课程合并后，科学无神论内容仅是在《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第九章中出现。通过对上述教材、章节内容的阅读。笔者发现，两者虽有差别，即作为教材的《科学无神论教程》明显是较为系统与完备的。但是两者共同点在于未能将科学无神论与宗教学相关知识联系，过于围绕着“无神论”、“科学无神论”的历史发展与认识态度。但是，就现实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更应是通过对于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揭示宗教的虚伪性。而离开宗教学的基本知识，空谈认识宗教本质，形成正确态度无疑是不奏效的。这也是我们在教学中面对的两难问题。一方面，出于学生思想教育的考虑，在课堂中尽量少谈或避谈宗教。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深受宗教影响，学生希望了解宗教知识。当他们的需求在正规课堂或学校教育中得不到满足时，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甚至一些非法的思想趁虚而入。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在教学中避而不谈宗教，仅谈科学无神论是无益的。在教学中，教师既需要讲述宗教的历史发展，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态度看待、评价宗教的历史及其发展。

另外，主要受课时限制，部分教师教学方法相对僵化。很多时候科学无神论教育流于空喊口号。当然，上述因素的存在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无神论教育的能力有密切关联。

第四，学生自身科学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影响其辨别宗教真假的能力。由于新疆，尤其是乡村地区义务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落后性，加之高校专业划分的日益精细，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知识面相对狭窄，科学文化的总体水平不高。在日常授课中，笔者通过与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攀谈发掘其对于一些基本科学知识认识不足。如部分学生提出新疆丰富石油资源是否与伊斯兰教有关，换句话而言，是否为的赐予？印度尼西亚海啸，摧毁了众多建筑，但为什么海边的一座清真寺屹立不动？久治不愈的病人为什么一到巴合齐家里马上痊愈了呢？……这些例子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于奇异现象的好奇之心。另一方面也明显反映出学生对于基本科学知识认识不清，对于石油的形成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认识不足。这也说明学生缺少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不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一些奇异现象，从而导向对于宗教有神论的坚信无疑，与之相联系，其容易被““的虚假宣传所左右。

二、提高新建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的途径

第一，充分挖掘与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缓解文化不适应性并以牙还牙抵制“”的反动宣传。文化固守性加之“”借用民族、宗教进行分裂行径的现实性要求高校科学无神论教育必要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资源，尤其是“无神论”思想的挖掘与用，以达到以牙还牙的对““展开斗争。

事实上，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做多的“宗教批判“思想，可以补充进科学无神论教育内容之中。这种”宗教批判“思想具体表现醉心于酒肆的纳瓦依发出批判宗教的最强音。纳瓦依坚决否定了中世纪的梦寐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把人民置于一切、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反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反对遁世思想。在许多诗篇中他召唤人们摒弃对虚无缥缈的天国的向往和对火狱的恐惧，面对现实，热爱生活，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借用阿凡提诙谐、幽默的语言与行为对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封建社会宗教上层如阿訇等人物给予了无情批判。巴巴拉赫木·麦西来甫高呼爱人甚于爱神，“我上过七层天，看了上帝宫廷，我在那里叫，还往上踏了一步，再往下看，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人（上帝）。”“我因爱的缘故抛弃了乃麻子，变成了流浪的麦西来甫。”并称“你是仙女、天仙或是人，我都不知道，但你有这么一种美，我怎么能够舍得跟你分离。”阿不都·哈立克·维古尔提倡摒弃宗教，崇尚科学。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无知和社会黑暗，反对宗教宿命论。他不无悲观而又清醒地看到：“我的民族在无知和黑暗中，然而又把它吹得那么神”；“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都是一种病态，可还在那里粉饰它。”“那里有乃玛孜，那里有婚礼，那里有好吃的，那些地方，我们天天都到。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各种宗教事业，我们拼命去献身，而对科学事业我们却毫不关心。”

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为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民族与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进而抵制“”，提高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实效性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第二，以公共选修课方式开设科学无神论教育课程增加科学无神论教育比重。积极鼓励教师专门开设科学无神论或宗教学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既满足大学生对宗教在文化层面上的浓厚兴趣， 又让大学生了解宗教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把握宗教的实质和社会作用。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的根源， 在大学生中培育起实事求是、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的科学精神， 才有可能使他们理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自觉地防止和抵御宗教观念以及各种有神论的侵蚀。当然科学无神论教育在新疆高校不应是《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一门课程的任务，除此外的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与之联系的其他学科教学都可以加入这一知识，

第三，提高教师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教学能力增强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深入性与趣味性。笔者认为，作为从事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教师，应具备“三种知识、两种态度、多种方法”。所谓“三种知识”，即从事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教师应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无神论知识。这也是所有知识储备的根基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基础。不了解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从理论上宗教有神论思想。二是宗教学知识，如前所说，宗教学作为科学无神论教学的必要补充，更有利于教师讲清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也有利于结合诸多宗教的产生、发展历程批驳宗教有神论；三是生物学、天文学等知识。这类内容作为科学无神论理论的有益补充，必不缺少。不清楚这类知识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也无意于针对学生头脑中的疑问答疑解惑。

“两种态度”是对科学无神论教育教师在思想、认识上提出的要求。一是教师应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认识与评价宗教及其作用。这种态度会为学生客观认识宗教做好榜样。如果教师不顾及学生的情感，一味否认甚至贬低宗教，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反感，于教学无益。教师需要做的是正反两方面看待宗教的发展及社会作用。当然着重于从发展的角度及宗教与科学关系上批判宗教有神论的消极性。二是教师要经常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了解其对于与宗教有关问题的疑惑，并及时对学生错误思想有理有据地进行纠正。

“多种方法”，即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如视频教学等。视频教学避免完全说教，而是可以播放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如司马南揭批伪科学的视频材料、甚至《我爱我家》、《武林外传》中揭批封建迷信的部分表演。通过寓教育于故事、娱乐之中，让学生在轻松之中接受一些道理。

第四，积极建设健康校园文化，多途径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0月14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 “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响。”高校可以通过开展校园拒绝的活动， 通过举办科技节、文化节、讲座、展览、知识竞赛等积极向上的科学文化活动， 把无神论教育融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充分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网络和宣传栏等阵地， 形成浓厚的科学舆论氛围。

总之，新疆地区特殊的实际决定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坚定不移的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既意义重大又任重道远，只有不断强化课堂教学并突出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切实做好科学无神论教育。

参考文献：

[1]李建生.科学无神论教程[M].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

[2]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3]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马德元.维吾尔族文化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3)

1、研究基地进一步增多。国家高度重视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民族地区的优势，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在民族院校挂牌成立了很多研究基地并划拨了大量研究经费，为民族院校得哲学社科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科研平台。如国家民委继2011年在民族院校设立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又于2014年设立了第二批19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8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的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设在民族地区院校和民族院校的共计12个。

2、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4年，我国共有15所民族院校。随着民族院校的蓬勃发展，以民族学为特色学科的学科专业体系越来越健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由原来的学科发展体系不健全，小规模（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不多，学生人数不多）、单一专业（分支体系不完善）、培养模式断层（大部分民族院校本科、硕士、博士断层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地改善。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人数不断增多，科班出身的师资队伍所占比例提升。如大连民族学院通过设立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以项目为牵引组建了人文社会学科的12个科研团队，围绕中国文学、应用经济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民族院校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队伍的壮大对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3、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以来，西南民族大学共承担部级项目200余项，省（部）级项目80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万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800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近300项。特别是在古典文学、民族文化研究（藏、彝、羌、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彝、藏、傣）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民族院校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需要。民族院校优势和特色学科推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在新形势下确定发展战略、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依据，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2]

4、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科学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学者之间的交流探讨与相互启发。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国内的学术交流，还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开放程度逐渐提升。如在广西民族大学的倡导下，2004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和东南亚举办六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开放发展进程与繁荣发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扩展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思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民族院校哲学科学发展的因素：首先是学术研究中的浮躁之风。部分科研人员理论功底不扎实，田野调查不充分，在写作时多用二手材料，脱离实际做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会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形成误导。其次是对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关系认识不清。表现在做学术研究时，把自己束缚在“纯理论”之中，脱离了民族地区实际，这样就失去了“学以致用”的研究初衷。再就是学者和决策者的链接不够。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思路体现，应该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引导。但很多官员和学者的研究思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学者和官方在思想链接上的误差。

二、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努力

推进民族团结哲学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学科，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一直以来对于传承与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民族院校开设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民俗学、人类学等课程都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形成了我国民族院校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民族团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作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平等是处理一切民族关系的首要条件。民族平等是不同民族在相互联系与交往中，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样权利；同时，民族平等也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待遇和权力、利益的平等。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深刻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推进我国民族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院校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融入民族团结教育，构筑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3]

2、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我国的民族院校大都设立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很多学科诸如民族学、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正是我国民族院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这些院校的师生有很大部分来自民族地区，对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国的民族院校本来就肩负着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重任，因此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担负起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神圣使命。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仅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更是一种接地气的实践上的操作。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可以激发起各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民族团结打牢基础。

3、为国家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咨询。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社会服务。民族院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通过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在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熟知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最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获取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新信息，洞悉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发展过中的困难与问题，为各级党政部门献言献策。同时，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赋予理论升华和鲜活的生命力。

4、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统一。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大都地处中西部和边疆地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周边地区所面临的矛盾也很多，这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影响。民族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历史源流、族群关系、经济交流、文化互动等层面可以为当地民族关系和社会治理等提出参考建议，以供政府采纳，从而为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出谋划策。比如，广西民族大学近两年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就是关于中国边疆地区边民问题方面的研究，该项目成果对于研究如何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认同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团结是个动态的历史的范畴，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其终极目标之一就是要高擎科学民族观的旗帜，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安排。

三、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科学民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民族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观点和态度，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科学分析的产物，是长期以来人们了解认识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民族团结教育又要以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基础。具体到高校的层面上，则需要民族院校及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致努力，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我国的民族团结注入不竭的动力。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我国的民族院校都普遍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这是学生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建设总体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大多数民族院校的民族理论课程属于指定选修课，学生从思想上认定了其“副课”性质，而且课时开设偏少，给教学质量的提高带来困难。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广义的民族观教育并不仅仅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相关知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还包括对祖国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教育。这是培养科学民族观的重要前提。同时，关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相关的时事政策的学习也是民族观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发挥这些课程学习的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教师也应该针对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民族问题进行讲解和介绍，为学生答疑解惑，变换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科学民族观教育与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校园文化氛围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渗透着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民族院校经常性举办民族文化周活动，在一些重要纪念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观教育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大学生参与广泛的校园文化活动，有益于充分展现我国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风情，体现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谐共融的精神风貌。现代大学生与网络接触频繁，他们从网络获取信息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民族观的教育，如开辟专门的民族观教育网站、微博、微信，向同学们宣传民族知识、民族政策。同时，宣传栏、广播、校报等媒体对大众也有着强大的引导作用，在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上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从而使学生受到科学民族观教育的熏陶。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着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可以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4]

3、以社会实践活动贯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大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而是大学生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走向社会的前沿阵地。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实现自我锻炼和增加生活经历的重要课程，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相关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如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演讲、学术报告和知识竞赛；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博物馆等。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深入民族地区切身体会和接受锻炼，并运用所学知识服务当地群众。民族院校还可以支持学生成立民族文化研究团体，让部分有兴趣的同学参与到民族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中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开阔理论与实践视野，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民族观。如湖北民族学院学生社团“大学生瞭望社”就经常组织学生对武陵地区社会与文化进行调查，并定期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民族文化讲座，有效地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助力了学校科学民族观教育的开展。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大众传媒；科学传播；科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参考文献：

[1] (瑞士)萨拜因·马森,(德)彼德·魏因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 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4).

[4] 曹昱.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8).

[5] (奥)乌里克·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6] 王章豹,伍正兴.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7] 贾鹤鹏,赵彦.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意义、方法与挑战[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4).

[8] 徐道稳.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默顿命题”评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9] 艾志强.走向民主的技术[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10] 刘兵,侯强.科学传播中的议程设置[J].科技导报,2005(10).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5)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和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玛拉毅教授分别致辞，并作为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西南民族大学共建“民族学与人类学西南研究基地”的合作协议书。张昌东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主题将是对前四届论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对其田野、历史与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沙马拉毅副校长认为，此次论坛的召开和基地的落成，将极大地促进西南民族大学相关学科的建设，进一步加强西南民族大学与全国各地相关科研机构的学术联系与交流。开幕式由《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的反思

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回顾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从近年来中西方之间展开的学术对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已经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正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基本特点。浙江大学庄孔韶教授从组织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可能性。作为对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回应，云南大学何明教授介绍了云南大学2003年组织的由10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自己书写日志的科研项目，讨论了在田野中人类学研究者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起沟通渠道的问题，揭示了由过去的民族调查转变为后来的民族学调查的重要意义。贵州民族大学吴秋林教授从文化基因论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学“中国化”的尝试与可能。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教授总结了当下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关于民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在题为《民族同化论的三个误区》的发言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民族同化论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要和国家的边界一致（熔炉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区别（文化中心论）、美苏国情误读（一厢情愿的断章取义）三方面的误区。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通过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现在云南边境的“普洱誓盟碑”的分析，认为“结盟”展示了新中国民族政策与多元民族文化传统的巧妙融合，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起点，对于今天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借鉴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探讨了安宁河上游多续藏族的族源问题，认为多续藏族是以安宁河流域的原住人群为核心，不断吸纳周边人群而形成的藏族支系。云南大学张跃教授以云南丙中洛地区怒族“仙女节”为例，指出了在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节庆在民族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群体整合和调适功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永祥研究员通过在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乡所做的有关干旱灾害的田野调查，归纳了抗旱政策在灾害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的不同回应与特点，指出干旱灾害的应对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需要政府、村民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才能够战胜干旱灾害。

（三）关于传统文化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针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张建世教授和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张建世教授主张从个体看整体，从一种或一类文化（或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出发，进而对它生存和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即“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和研究。吴兴帜副教授则从整体看个体，主张从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区”理念出发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广西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艾菊红副研究员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于旅游情景中的日渐“遗产化”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传承进行了讨论。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上海大学张江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正爱副研究员也通过具体案例对“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四）关于民族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西南地区几所高校的学者们的发言，集中在藏东南、藏彝走廊、川区、川滇交界等处的区域研究上，突出体现了“西南论坛”的地域研究特色。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庄万禄教授和来仪教授分别以各自的在研项目为例，对地区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为促进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通过分析1940年代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设立及其内部人事纷争，讨论了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地方之关系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从发展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通过对泸沽湖沿湖的旅游商品市场的调查和分析，指出了当地旅游商品地域特色缺乏、品牌意识差、无竞争优势等问题，提出要依托应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工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锦研究员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为例，探讨了嘉绒藏族独特的社会性别观。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6)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教育学 学科建设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007-03

[作者简介]贾月明，琼州学院教科院讲师；陈宇明，琼州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海南三亚572000）

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1.民族教育的概念

关于民族教育概念的探讨和争议至今仍在持续，笔者截取中国知网近20年的研究成果予以整理。蔡宝来于1993年提出：“广义的民族教育，指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成员进行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指在民族地区对民族学生进行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王铁志在1996年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简称民族教育，指在多民族国家里实施的，以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为专门或主要培养对象，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带有民族特征的教育。”滕星在1998年指出：“广义的民族教育是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称少数民族教育，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他在2001年与哈经雄合著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中指出：“民族教育重点是以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所实施的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级各类教育。”此后，关于民族教育概念的研究一度中断，仅有金志远发表文章对民族教育进行了定义辨析及判断标准的研究。直到2011年，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少数民族中实施的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主要内容的跨文化教育。”以上对民族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民族教育的培养对象、特征及功能等方面进行阐述的。笔者认为，在学科建设中，民族教育的概念只应侧重于教育对象及特征的界定，且应特指少数民族教育，因此应将其界定为：在多民族国家里，以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或居住在少数民族区域的人为教育对象，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其民族成员身心发展，且带有民族特征（如民族意识、民族语言、民族区域）的活动。

2.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归属

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民族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蔡宝来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民族教育事实为基础的民族教育中的一般问题。”王鉴认为：“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陈・巴特尔的最新研究认为：“民族教育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教育存在……，可把民族教育研究分为民族教育活动研究、民族教育观念研究和民族教育研究之研究。”笔者认为，这些提法要么不够全面，要么哲学意味较浓，用作学科建设用语显得难以理解。综合考究之下，倾向于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教育现象、是一切培养民族教育受教育者活动的外在表现和表面特征；民族教育学则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揭示少数民族教育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判定民族教育学科性质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标准是其研究对象。从内容上看，民族教育现象亦即民族教育活动，它既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以人的心理为独特的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烙印；从结构上看，民族教育现象划分为宏观民族教育现象和微观民族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教育事业（宏观民族教育现象）的宏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民族教育活动（微观民族教育现象）的微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据此，民族教育学应归属为人文社会科学。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领域，王鉴综述了1990年以来国内的研究成果，它包括部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交叉边缘学科：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分支领域：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哈经雄、腾星倾向于认为民族教育学还应包括移民教育、跨文化教育比较研究等领域。陈・巴特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根据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成果提出，“民族教育学从整体性观念性存在分为民族教育概论、民族教育原理和民族教育哲学三个类别；部分类别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他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划分，并进一步指出“最高层级上的民族教育反思性存在主要包括民族教育研究论、民族教育学和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三个部分”。而王鉴、哈经雄等人对民族教育学的划分显得有些笼统，且不能完全周延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陈・巴特尔的划分则比较细致，但略显凌乱。笔者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参照石佩臣教授对教育学科的分类对民族教育学进行划分。民族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亦是一门应用科学，没有理论的支撑，它便不能称为科学；若不用来指导实践，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民族教育学可划分为理论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因其发展还需进行元研究及技术支持，故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必不可少。具体来说，理论学科包含通论和各论两大类。通论指民族教育基础理论。各论分为分类学科和交叉学科。分类学科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特殊教育、民族比较教育、民族家庭教育、民族农村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社区教育、外国民族教育、世界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史、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民族师范教育等；交叉学科如民族教育哲学、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伦理学、民族教育法学、民族教育统计学、民族教育测量学、民族教育卫生学、民族教育科学学、民族教育未来学、民族教育生态学、民族教育文化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工程学、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育与宗教等。应用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学论（如民族学校课程论、民族双语教学论、民族多元文化教学论、民族教育教学论、民族学校课外活动论等）、民族学校德育论、民族学校智育论、民族学校体育论、民族学校美育论、民族学校技术教育论、民族教育管理论（如民族学校管理论、民族学校行政学）等几个部分。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育研究法、民族教育各科教学法、民族教育元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繁杂的民族教育领域便井然有序了。

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民族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这决定了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应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除了运用一般科学所用的调查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外，还需形成其独特的研究方式，而这些方式绝不能忽视民族教育科学的显著特点，即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的融合等，绝不能忽视鲜活的民族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活动中的个人。

1.民族志田野研究

民族志研究法主要包括确定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民族志中的‘参与观察’与民族志报告的撰写（叙述结构、叙述方法、叙述者角色定位）三个环节。田野调查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包括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几个环节。田野调查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中最具特色的要素，有助于衔接好理论与实践，指导民族教育学者。在这里，田野具有民族生活区域这一特定的时空边界，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特定的立场蕴意。因此，田野调查不只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是实践和行为。整体性分析租比较分析是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是构建民族志的重要手段。民族志田野调查强调整体性和参与研究，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可靠性。民族教育研究采用民族志田野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然而，民族志田野研究有其自身的不足，它不能解决诸如民族教育的本质、民族教育的规律、民族教育属性、民族教育功能等问题。此外，田野研究因强调个案研究，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问题而导致结论难以推广；存在忽视文献，缺乏逻辑、效度和信度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实证研究，经过概率逻辑和数理统计的结论与样本的选择有关，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民族教育研究只采用一种研究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通常需同时交叉运用几种方式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普适性和说服力。

（二）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素材的分析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质的研究设计，重在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直观再现揭示教育现象的“质”并对教育行为进行“意义解释”，主要包括发现一个值得探究的教育现象、有目的地选取一个或几个研究参与者、从所选取的研究参与者身上搜集故事、按一定逻辑顺序重新叙说其故事、撰写教育叙事研究报告、检验研究报告的效度等几个程序。此研究方式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不同在于它关注人的个体性经历，关注个体的内在世界与价值理性，注重体验、凸显意义，关注微观分析，并反思教育价值，是一种质的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既需从宏观上分析民族教育现象，亦需从微观上考察民族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是民族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教育叙事研究亦有不足之处，如缺乏科学的思维和论证严密的理性分析，强调个案研究，难以推广；叙事素材的可靠性会因研究参与者的自我保护和防御而降低，研究者在重新叙说素材时也会带有主观色彩，其带有的个人判断使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受到质疑。因此，运用此研究方式时需注意鉴别材料的可靠性，全面、准确地引用研究参与者的话语，加强教育叙事自身方法的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当然，对教育叙事研究不能以自然科学定量研究的标准来衡量。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辨别事物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方法，它是教育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我国学者将比较研究分为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等几类。加里多提出了一套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阶段理论：“确立问题与提出前期假设；限定研究，包括限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描述研究（分析阶段）；提出比较性假设；比较研究（综合阶段）；跨学科比较研究；撰写比较研究报告。”其中的分析阶段是关键。民族教育研究因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我们对它进行的分析研究既可采用定量分析，也可进行定性分析。前者一般包括问卷调查、经验测量、统计分析和建立模型等，后者一般包括逻辑推理、历史比较、文献分析、经验描述等。比较研究法融合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叙事研究的优势，它们互为补充，通过长期深入的现场观察、材料叙述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研究可得出科学严谨的结论。我们可在民族教育学科交叉领域及民族教育史、民族教学论等领域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民族教育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法，在方法上需坚持本质的比较，通过大量典型的材料分析其内在关系；在材料选择上，需尽力做到客观、全面、准确、真实、高质，使比较材料之间有可比性；在过程上，需尽量依程序进行，才能保持结论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