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1)

 

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在《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代会或其它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动员和组织职工参与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

企业民主管理主要有“四个功能”

一是协调功能：有效协调企业内部的利益矛盾关系，其主要手段是推进厂务公开、开展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

二是法制化功能：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依法办事，提高企业的执法能力。民主管理必须要求有序参与、依法维权、和谐维权。

三是创效功能：民主管理能创造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协调、科学、持续发展。

四是凝聚功能：企业民主管理通过上述三个功能的发挥，催生出工会和企业的凝聚力，这就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凝聚功能的实质所在。

地铁公司两级企业民主管理相关机制建设非常完善。所以能够保证其功能的发挥。

一是做好了各级职代会制度的有效落实。

职代会机制具有完备性及有效性。建立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制度、职代会督办事项检查汇报制度、职工代表巡视及质询制度等。

二是落实好厂（政务）务公开机制。

“参与权”是以“知情权”为基础的，落实“知情权”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参与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厂务公开是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平台。

三是做好了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是强化了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能够坚持以制度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加强信访和调研工作。建立了基层分会组织每周接待日制度。针对职工的难点、热点问题实现了与职工“零距离交谈”。宣传政策，听取意见，化解矛盾。

五是落实好了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真正为企业的发展和推进出谋划策。

目前基层分会和工会小组存在的问题：

一是分会主席和小组长都是兼职领导或员工。业务知识和水平参差不一。

二是基层员工对于工会组织的职能涵义不甚了解。总是停留在组织个文体比赛和职代会解决个生产生活问题就不过如此了。

三是员工对于个人切身利益问题不愿意采取正面的渠道与组织沟通。而是习惯于吐槽或以自媒体的方式予以发泄。

四是缺乏企业归属感，没有在企业规划好长期人生方向。缺乏为企业出谋划策的思想动力。

五是引领和平台搭建作用薄弱。依然存在着重生产、轻创新攻关的工匠精神。

新时代的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建议：

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聚焦“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依托主题活动。

一是从提案的内容上要侧重征求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的意见建议。提高职工代表提案的质量。

可以开展一些职工代表优秀提案评选，职工代表创新、创优、创效益提案评选等。引导职工代表聚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建言献策。推动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优秀员工队伍。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2)

1996年8月,笔者出席在北京中央党校举行的庆祝中国速记创始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有幸见到了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速记室主任的张重｡张重是党内老一代速记工作者,是他率领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几位青年速记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期间,担任包括边区文艺协会以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专业小组讨论时的全部速记工作｡笔者因参与由中国文献速记学会文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国速记百年史》编写工程,亟需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速记记录的详细经过,借与张重同时参加中国速记百年纪念活动的机会,在党校宾馆访问了张重｡以下就是根据那次专访所写的追忆(有些细节是笔者在会后回到上海又继续写信给远在新疆定居的张重请教的答复)｡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界近百位精英人士来到了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楼会议室,参加由､凯丰(时任代部长)共同署名邀请的文艺座谈会｡会场是1941年新建成不久的一幢“现代化”建筑｡所谓“现代化”,不过是座沿着山坡构建的普通砖木结构的房屋,因其从山坡上往下俯瞰形如一架双翼飞机,大家就称它为“飞机楼”,这在到处都是窑洞的延安就显得比较显眼了｡这幢楼的底层北面有一条走廊,同山坡上的窑洞相连接,来开会的人也可直接经过走廊进入楼中｡会议室平时也兼做食堂,大家就坐在长板凳上,在一张办公桌上铺一块白布就算是主席台｡张重等几名速记员由办公厅秘书柴沫(建国后曾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因与的秘书田家英关系密切,“”初期即遭株连被迫害致死)带领,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秘书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他与柴沫记录讲话大意｡第一天的会议由凯丰主持,时间不长｡讲话时,手里拿着一张写有简单提纲的纸,内容即是《讲话》的“引言”部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随后的十几天都进行分组讨论,会场分散各处,张重等几名速记员也分赴各组为讨论发言担任速记,张重与章岩(建国后,章曾任辽宁省委统战部部长､辽宁省政协主席)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一组的讨论｡当年中央办公厅速记室的工作人员,“”后离开速记工作岗位大多出任省市党政一级､国家学术团体等的领导工作｡

这样的分组讨论进行了十几天,5月16日又集中开了一整天座谈会,到会场听取大家的发言,没有发表讲话｡

5月23日下午座谈会闭幕,先是由讲话,晚饭后听作文艺座谈会的结论,张重等几名速记员仍坐在一边作速记记录｡因出席的人较多,闭幕式就在“飞机楼”西边的广场上举行,当时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等领导人已经搬到枣园去了｡枣园离杨家岭有十几里地,平时中央领导都在枣园,只有开会时才到杨家岭｡

的《讲话》速记全文最初是由张重主持整理成文字稿的｡先交给柴沫,柴沫参照自己的文字记录作了修正,然后交给胡乔木审核,经过他俩审看后,文字稿发回速记室重新抄录,并复写数份分送给枣园的中央领导征求意见｡张重等为中央领导作的记录稿,把关审定的是领导身边的大秘书(当时的秘书胡乔木､的秘书黄华､任弼时的秘书师哲､王稼祥的秘书陶铸等,党内习惯称这些人为大秘书)｡张重等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工作人员都是抗战初期从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有的文化程度不高,到延安后学的速记技能还不熟练,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往往词不达意,语法结构有问题也是常事｡经整理定稿的《讲话》于1943年3月13日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部分内容,同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讲话》全文在《解放日报》发表｡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3)

这十几个按钮的功能也各不相同：从大的功能划分，分别是测试按钮、调节按钮、校正按钮、预热按钮—

测试，是说高层用开会的方式把握时局温度；

调节，指的是通过不断外出调研，在地方召开座谈会，对改革方案思路进行“调节”；

校正，就是在会议上听取不同群体的建议，为即将出台的重要报告收集校正意见；

预热，是指在大会召开前夕，通过在会议上“吹风”的形式，营造舆论。

《壹读》依据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重新还原这些按钮的功能，以及控制这些按钮背后的政治运行规则。 测试有时候这样的“吹风”，是领导人有意为之—预告透露自己的想法，允许各界先进行讨论，再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十闭幕之后20天，第一个测试按钮被按下。

当天中南海举行了换届之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平常年份，这次会议的功能，主要是为稍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但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提出了一项新决议，即“八项规定”—看似与经济工作没太大关系，但它可算是三中全会前的一次党内改革部署：一是告诉地方中央令行禁止的决心，二是节省财政开支，为此后各级省委政府在处置深层次改革问题上，攒足余力。

也是在2012年，各个官方与民间智库便开始行动，目标就是第二年秋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按惯例，包括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官方智库，会提前近一年时间领到来自中央的任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此前在接受采访时称，惯例从十二大后逐步形成，历届党代会和要做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召开前，中央会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小组等单位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

不过，一般来说这些机构为会议提供的方案并不会透露，更不会提前全文公布。

今年稍有意外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383方案”之所以全文见诸报端，有猜测认为，是因为这次会议的改革力度实在太大，需要以“吹风”实现缓冲，以及让社会提前讨论。

以往的经验也显示，正式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比智库们的方案“低调”得多。

有时候这样的“吹风”，是领导人有意为之—预告透露自己的想法，允许各界先进行讨论，再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对党校毕业班学员做了一次讲话，他说：“社会经济体制”将被主题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之中，而“反右反资”的宣传语态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占据主流位置，措辞的微小变化实则十分敏感。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地方要在会议中与中央“对表”，中央也会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通过会议对改革思路进行“调节”。

讲话后，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都表示赞同，他再到邓小平家里向邓请教，邓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主题了。”

其实，像这样的会议，本身也是在测试时局温度。 2013年3月14日，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在“”的名牌旁放上毛巾。 调节在中央会议召开前夕的调研，都被认为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在会议召开前夕调研，同时也是最后的调节窗口。

媒体普遍认为，中央按下调节按钮的时间，是在今年7月，即在湖北调研结束之后，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根据惯例，在领导人抵达调研地之前，中央相关工作组会前期走访座谈，也就是领导人来之前，要先开一个会。

而通常情况下，领导人出京调研临近尾声时，都会在调研地召集周边省份主要负责人，召开一个座谈会作为总结。也就是说，领导人走之前，要再开一个会。

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期，这类会议大多称为“××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新一届中共高层换届后，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这类座谈会，名称多为“××省负责人改革与发展座谈会”。

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专门征求了与会者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意味着此次调研的目的，就是为开好以“改革”为关键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三中全会之前，地方要与中央“对表”，中央会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对改革思路进行“调节”。

坐在这次会议桌前的地方省市区负责人，除了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还有山西、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的党政一把手。这些来自其他地方省市区的领导人是专程赴会。因为公开报道显示，会议前一天，他们几乎都还在当地参加会见或主持大会，赴武汉参会后也迅速离开。

而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周，还赴湖南湘西调研。在中央会议前夕的调研，都被认为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在会议召开前夕调研，同时也是最后的调节窗口。 校正依照惯例，中央高层会收集、听取党外人士的建议与意见—这也是一个校正的过程。然后再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审议，形成三中全会上审议的《决定》讨论稿。

在整个三中全会的启动过程中，所谓的校正环节，有一个非常集中的观测点，就是大会的报告征集意见稿出笼之后，依惯例会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

历次三中全会一般会审议通过“决定”，“决定”将作为指导此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名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一般来说，决定从当年上半年开始起草，历时半年，其间会经过数次修改。据《北京青年报》总结，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六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九次全体会议、30次工作班子会议，正式修改41稿。

起草组的负责人由中央领导担任。此届全会的相关情况仍未公布。就往届经验看，上一届，十七届三中全会起草组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负责。并且，由于当年的议题聚焦农业，起草组成员还包括了来自安徽、吉林两个农业大省的相关负责人。

根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梳理，在起草小组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会就总体思路、基本框架等作出指示；三个月后，经三易其稿形成《决定》初稿，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审议；第一轮审议后，《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会下发到中央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方广泛征求意见—就是开各种座谈会。

其中最显眼的座谈会，就是党外人士座谈会。依照惯例，这项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分别在年中和年底，主要功能是“谈经济”—向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人士通报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计划。

如果加上每年春节前还有一次带有“谈总结”性质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各派中央负责人在一年当中会有三个固定时段，与中共高层座谈。

不过，在2012年，这样的固定时段有四个。增加的一次座谈会是在2012年9月月初，座谈会的主题是“谈意见”—中共高层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人士征求了对中共十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官方媒体两个月后才披露了这次会议。

今年7月25日，年中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已经召开。依照惯例，中央高层会收集、听取党外人士的建议与意见—这也就是一个校正的过程。然后再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审议，形成三中全会上审议的《决定》讨论稿。 2012年11月1日，在海南省博物馆，一名工人在擦亮党徽，以迎接十召开。

党代会的报告也需要经过多次中央会议的讨论。以十报告为例，从1月份起草小组成立，至11月十召开，十个多月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小组组长则八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报告的起草。 预热除了这些必要的信息披露，像前文所提的消息释放，也会随着会期的临近而越发直指主题，而它们可能出现在一次次看似相关不相关的会议上。

随着会议时间越来越近，消息披露更密集。最直接的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它决定了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也让外界的期待落了地。

接下来，该按动预热按钮了。

今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确定11月召开三中全会，到10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把会议日期明确为11月9日至12日。在10月29日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公布了决定的名称，这相当于提前十天向外界圈定了此次三中全会的议题方向。

当然，除了这些必要的信息披露，像前文所提的消息释放，也会随着会期的临近而越发直指主题，而它们可能出现在一次次看似相关不相关的会议上。

比如，俞正声在广西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一次力度“空前”的大会；在10月23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称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20天内在三次会议、二份文件中提到审判独立。

国务院总理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3天后被新华社部分披露。在新华社的文章中，用“骑自行车”比喻“稳增长”政策：“你要是停着不动，没准儿就会摔下来，所以还要动，要稳中求进，我们还必须稳中有为。”

而这些，都被认为是改革的信号，会一一反映在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上。 按下启动按钮之后开会之后，中央的精神如何传达到地方？答案仍然是开会。

一般来说，全会开完，第二天各地方领导人便会出现在当地的省（直辖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并主持会议，传达党的会议精神。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4)

党史座谈会期间，很少发言，但在我请教时坦陈了1931年成立非常委员会的事

我与罗章龙的交往始于1978年8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的党史座谈会。座谈会是由李倡议召开的。当时，李82岁，一心一意研究党史。为此，他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名义邀请82岁的湖北大学教授罗章龙、80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易礼容一起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他们3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易礼容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在湖南与农民大王郭亮齐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更是鼎鼎大名，看过《西行漫记》的人都知道，1936年曾对斯诺说，1915年他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登了一则广告寻友，得到回答的一共3个半人，其中一个即是罗章龙。

座谈会通知中央党校派人参加，中央党校派了刘经宇、叶心瑜、颜广林、王渔和我参加。前3位同志还参加整理李回忆录的工作。

座谈会大约是一个星期或半个月一次，时间并不固定，视这3位耄耋老人的情况而定。身材高、步履蹒跚的李讲得最多。胖胖的、动作敏捷的易礼容语言激烈，态度鲜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气。与他俩相比，又矮又瘦、性情平和的罗章龙（当时名为罗仲言）很少讲话。据说他在湖北已写了回忆录，所以在会上就不多讲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除我是中央党校的外，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史学工作者。

参加座谈会，我如久旱逢甘雨，不仅认真地做记录，散会后还追着这几位尊敬的长者请教。参加了几次会后，我便渐渐同他们熟了。

当时，我正收集李求实的材料，准备给他写传记、编《李求实文集》。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和罗章龙一起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只开了一天。1月17日前后3天，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36位同志被捕，其中23位于2月7日英勇就义。在他们被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与罗章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被捕？在李求实等一批同志被捕后，1931年1月27日，罗章龙因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党。从李求实等人被捕到27日这10天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10月，我就自己的疑问直接向罗章龙提出请教。罗章龙欣然同意，邀请我到他住的远东饭店晤谈。

一天下午，我如约来到离琉璃厂不远的远东饭店。这是一栋二层、很旧的建筑，从外表看很不起眼，走近了，从墙上门楣上的砖雕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见面后，他先一一询问我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当他知道我的婆婆是李求实的侄女时，十分高兴，说：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他说：1931年我们成立非常委员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一样。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李、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因是5人组成，在座谈会上党史工作者将这个常委会称为5人小组。李在座谈会上说：你们（指参加会的党史研究工作者）说这是5人小组，我们当时就叫非常委员会。但是，后来李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仍称为5人常委。李在回忆录中说，5人常委成立后做了3件事：同意举行南昌起义，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召开紧急会议。其中，召开紧急会议与罗章龙所说1931年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

这天，罗章龙还谈到当年的一些情况，时间过得很快。因我是一个刚进入专业研究队伍的新兵，对他谈的任何问题都感到新奇、兴奋。对他谈的话，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不停地提问题。他看着我那急切的样子，笑着说：历史很复杂，不是一次谈话就能明白的。

很快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他热情地留我吃饭，不是到餐厅，而是让服务员端到房间吃。我记得一同就餐的还有罗平海等。晚饭前后休息时，他特意领我在院子里参观，说这曾是冯玉祥的官邸。这个建筑是日字形，前后有两个很大的天井，有假山，在花盆中种着一些奇花异木。他特别领我到一棵高大的植物前，向我介绍在南方随处可见的树木，在北方却只能栽在大花盆中。罗平海为我们合影留念。

12月我出差，1979年1月才回来，听说罗章龙已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断，十分遗憾。座谈会只剩下李一个人。地点也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改在李住的西苑东北义园后面的半亩园。我一直坚持到最后。

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生活简朴，遇到不同意的问题常常笑而不答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上登出罗章龙、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6月15日五届全国政协开幕。当天，《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丁玲三人的单独照片，引起轰动，同志们议论纷纷。

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专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罗章龙正在撰写回忆录》，罗章龙对记者说：“我对这次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高兴。”他现在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撰写回忆录。罗章龙说：“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为了撰写回忆录，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了3位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协助我整理史料和撰写工作。还把在新疆农学院教书的大儿子和在自治区医院当儿科副主任的儿媳调到北京，和我住在一起，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决心为祖国建设增添一砖一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晚年生活的最大愿望。”

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罗章龙给我写信，说他已到北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当晚我赶到宾馆，请传达室的同志帮助我找“罗仲言”。这位同志查了半天，说没有这个人。正巧，罗章龙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到了。我才知道他已经恢复了罗章龙本名。我急忙推着自行车进去，看见他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招手，真是喜出望外。

会后的一天下午，我突然在家门口的街上碰到他。原来他搬到了北京前门六号楼的东头，与儿子罗平海同住两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非常巧，我搬到了前门7号楼的西头，与他成为近邻。从此，我经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

他家进门就是厨房，里面有两间房，他住大间。家里没有装修，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个小沙发，中间是小茶几，另外还有一个圆茶几。只是守着南方人的习惯，床上有一顶蚊帐。

陋室却有书香味。他经常写字。一次，他指着床上铺着的若干张写好的字，让我挑，要送给我墨宝。他为人达观、平和，讲话总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声调不高。常有人来拜访或采访他，我碰到过几次。他无论是接待大人物、外宾，还是记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由于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成了忘年交。他谈话柔中带刚，碰到他不同意的地方，常常笑而不答，表现出湖南人的倔强。我尊敬他，凡他不愿意说的事，我从来不勉强问。有一次，他还到我家来串门。正好研究陈独秀的孙其明也在，我们一起交谈，鼓励他一定要将真实的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他含笑不语。

安居北京期间，头脑清晰，回忆、研究、整理中共早期历史不辍

罗老身高大约有1.5米的样子，身体很好，头脑清晰。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身体如何？他说不太好。再细谈，得知他每天可以两次下楼散步，每次20分钟。我一直以为他只有八九十岁，不知道这时他已快百岁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他回忆的事值得一记。

之一：1918年，罗章龙和、蔡和森、萧子升一起来到北京。蔡和森、萧子升到法国勤工俭学。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特起日本名字纵宇一郎。赠诗一首，现已收入《诗词集》的副编《送纵宇一郎东行》。后未能成行，罗章龙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他认为哲学系学习内容有些空泛，转入实用性强的经济系学习。

之二：1920年，罗章龙等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将工作室、翻译室、图书馆的所在地称为“亢慕义斋”。我为此到北京大学，通过赵宝煦老师在图书馆内找到5本盖有“亢慕义斋”章的外文图书。当时，罗章龙是学德文的，直接从德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就是从“亢慕义斋”看到《共产党宣言》的若干章节。罗章龙对比了他的译本与陈望道的不同，以此证明他确实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他的说法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年谱》采纳。

之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底，萧子升从国外回来提议成立非宗教同盟。萧子升借李石曾的名义在上层活动，罗章龙负责在北大活动。此事得到中共北方局的重视。、杨明斋、罗章龙、陈独秀（当时不在北京）联合党外人士蔡元培、萧子升、谢怀龙、宋天放成立非宗教同盟，于1922年出版了《非宗教同盟论文集》，引起一场大辩论。

之四：罗章龙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谈到了立三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他说，国际代表（德国人）召集了在上海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会议，李求实和林育南等苏准会（苏维埃准备会议）、全总、江苏各单位二三十人参加。会议在一幢花园楼房中召开，有严密的保卫。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国际代表没有讲出多少道理，反而大讲反对四中全会就是行动。这种批评、威胁，于事无补，只会增加大家的反感和不满。会议争论了两天，没有任何结果。国际代表恼羞成怒，令保卫人员把住大门，不许外出。这种做法引起到会同志极大愤慨，大家齐心协力夺门而出。这个会议被党史工作者称为“花园会议”。

史学有孤证不用的传统。后来全国总工会书记陈希文交给我一本陈郁写的自述手稿，要我抄正。陈郁是海员，1922年参加海员大罢工，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后调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在四中全会之前，海员工会通过决议（1979年夏我访问陈修良，得知这份决议是她起草的）反对王明上台。在陈郁的手稿中，也提到花园会议，内容和罗章龙讲的完全一样。因而我在写《李求实传》时，写上了这个史实。

之五：罗章龙派黎天才到张学良身边工作，推动西安事变。但是他没有详谈。后来我见到研究西安事变的张魁堂，他也这样说。张魁堂还准备写一本书，可惜因病早逝未能完成。邓伍文2000年以无文为名，写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在银河出版社出版，书中有相关内容。

……

罗章龙先后再版《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出版《椿园载记》《椿园诗草》等，翻译《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等著作。每出版新书，他都送给我。我珍藏至今。

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只写到六届三中全会。他一直没有谈清他们是如何组织非常委员会的。他并没有兑现“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思考，现在我想明白了，因为参加非常委员会的许多同志后来不少回到党组织，有的担任了领导干部。他是为了保护这些同志。也可能他不愿意与我发生争论，或者不愿意我卷入史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

我和罗章龙的交往淡如水，春节期间也不拜年。1995年春节放假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给罗章龙家打电话拜年。电话拨通了，但却没有人接。过了一两个月，我接到罗平海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父亲已于2月3日（除夕）病逝。我心中一惊，这正是我打电话前后的日子。他说：半年前，父亲要求回老家湖南，家里不同意（因为他在北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有病可以住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到湖南就没有这个条件。家乡已无亲人可以接待，生活起居、看病都成问题。罗平海不同意是有道理的）。父亲就开始不吃饭，拒绝去医院看病，等送到医院时身体已经软了。到了医院，起初还不配合治疗，终因多种器官衰竭，半年后辞世，享年99岁。

放下电话，我不禁惆怅，思考良久，想起罗章龙生前多次念的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也。”这首诗是当时青年的共产党员常常朗诵的，不仅收入了1923年罗章龙编著的记述二七大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一书中，而且于1926年题刻在了高君宇烈士的墓碑上。每当他念时，我觉得他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战斗岁月。

罗章龙自青年起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从建党开始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四大、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经历了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现在出版罗章龙早期文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对罗章龙的纪念，完成他的一个心愿，而且文集中保存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史料，故而也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5)

一、 整顿的由来

1975年的中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社会上下对“”的厌倦情绪不断上升，人民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因此，进行整顿，成为“”发动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

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把科技整顿摆到重要位置。1975年7月11日，他提出：“科学院急待整顿。”经请示同意，邓小平调到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合并而成的，除领导各研究所外，还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能。因此，对科学院的整顿也可以说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当时科学院的主要问题在于：（一）科学院过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如1954年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件、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请示报告》、1962年广州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一概予以否定。对“”前17年的科技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誉为“科技宪法”的《科学十四条》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纲领”。（二）科学院的党政大权被“”的帮派势力篡夺。1967年初，造反派夺取了科学院的领导权，院党组成员全部被打倒，各所的党委基本上都已瘫痪。后来虽陆续“结合”了一批干部，但到1975年时，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组长郭沫若不可能实际过问具体工作，副组长周荣鑫在1974年底调往教育部，副组长武衡在1972年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且身体有病，不能参加工作。副组长中只剩下一名军代表王建中。核心小组的实权实际上操纵在造反派头头手中，而且他们还自作主张搞了个“列席成员”制度，让其心腹作为列席成员参加核心小组，以壮大他们的声势。（三）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大批科技精英被指责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赶进“牛棚”；科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受到批判、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肩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嘱托，走马上任，扛起了科学院的整顿大旗。

二、整顿的全面展开

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谈话，向其通知中央的任命：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仍为郭沫若），加强领导，整顿科学院。并且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近期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谈话后第4天，就在住同早几天已到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的李昌、王光伟商谈整顿工作。从这一天起他开始对科学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一）批判派性，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消除派性，整顿好领导班子，是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突出强调的重要问题。领导的科学院整顿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科学院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造反派组织的涌现造成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派性思想严重，以派性取代党性，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 在不同场合都批判了派性问题。他指出，现在搞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搞派性的人，他们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和消除派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他强调，在消除派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派性严重的头面人物和受派性影响的群众区别开来。即使对派性严重的人，也要首先进行教育，如果改了就欢迎，如果仍不觉悟那就要作组织上的调整。对极少数执迷不悟拒绝批评帮助继续搞派性的，则要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其讲话态度鲜明掷地有声，在科学院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反响。

为深入了解情况，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走访了几十个研究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尤其是专家学者座谈会，每天从早到晚日程都安排得很满。时任秘书的梁金泉回忆说：“为了抓紧时间搞调研，耀邦中午不回家吃饭，常常是自己带个冷馒头，边吃边看材料，边吃边跟人谈话。在科学院的四个月里，耀邦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调研和起草《汇报提纲》上面。他召开了大量座谈会，几乎跑遍了所有研究所。一天要看二三十封群众来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认真听取意见和反复酝酿，主持会议，提出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方案。不久，中央先后调进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领导干部。10月7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组后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任命郭沫若继续任核心小组组长，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任核心小组成员，稍后，核心小组又增补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当时郭沫若已年老多病，实际上是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他废除了几年来造反派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做法，改变了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派专人抓业务。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科学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建立，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邓小平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汇报提纲》（第四稿）

8月26日，邓小平要胡乔木就《汇报提纲》的修改同等一起议一下，并要求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还让胡乔木转告、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国务院通过、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从这时起参与修改《汇报提纲》的，除了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明廷华，还有国务院政研室的于光远、教育部的甘子玉等人。9月2日，《汇报提纲》形成第四稿，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一稿与前三稿相比，在抹掉一些棱角的同时，不少针对性很强的原则性问题也被删掉了，文件内容由6个部分变为3个部分，集中和突出了汇报主题。9月3日，胡乔木将它面交邓小平，邓看了表示满意：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仅对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卫生界、文化界也起作用。同日，这一稿印发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

邓小平决定9月26日下午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为开好这个会议他作了充分准备。9月25日早晨，他得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对其中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有疑义后，特地把胡乔木找去，要他整理一组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语录，说明《汇报提纲》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站得住的，并将语录作为其附件在第二天早上编好印发。26日早晨，邓小平再约胡乔木谈话，要他去找纪登奎谈谈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免下午开会讨论时出现不必要的分歧。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等人汇报，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王震、谷牧、孙健都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工办主任方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说，很久没有开这样的会了。他要求先讲讲概况，然后做重点说明。在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插话，会议气氛比较热烈。

当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邓小平插话：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他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一）科学院系统；（二）国务院各部委系统；（三）各省、市、自治区系统；（四）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技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人。邓小平插话：国防的在不在内？国防工办主任方强回答，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6万人，其中科技人员4.8万人。邓小平说：一样多啊，加上他们，补充一个材料。有一半科研人员不写上，怎么能说明重要性呢？全国应加在一起。他汇报：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有三个方面。这三个任务的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基础科学。他说新兴科技方面自己很不懂。邓小平插话说，请教一些专家嘛。我对科学技术没有发言权，有些名词概念我也不懂。当他汇报科技路线时，讲到现在科技人员不敢讲红专时，邓小平插话：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要说清楚。他汇报科学院整顿时说：科研人员每周只有4个半天搞业务。胡乔木插话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邓小语嘲讽，那不是很好吗！文化娱乐。他说，大家不满意。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并感叹：这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他汇报科技人员住房、两地分居等实际困难问题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要修些房子。他汇报到落实政策时，邓小平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很难说落实。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他说自己有“辫子”。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做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

接着邓小平鼓励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一、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要走在前面。二、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三、提出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四、关于红专问题。五、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六、要办好教育。七、提出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有三套人，即党的、科研的和后勤的。邓小平的这些思想非常重要，后来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次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第四稿）。邓小平指出，根据会议所提意见，抓紧时间再改出一稿，就可以上送了。

（三）《汇报提纲》共修改至第六稿，但最终没有批准下发

会后，按照邓小平9月26日的谈话，胡乔木对《科学院汇报提纲》又进行了修改，于9月28日形成第五稿。作为定稿，以、李昌、王光伟的名义报送邓小平。

《汇报提纲》（第五稿）内容仍为3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抹去了“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和科技队伍“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明确鲜明的论断。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的革命科技路线。就是按照关于科技工作的论述，归纳整理成科技路线的十个方面，并提出对的科技路线必须进行准确的宣传。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增补了一些内容。首先是增加了一条：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另外在整顿机构这一项加写了一段话：“今后科技大学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一定数量的合条件的学生，结合专业实行半工半读，加速培养年轻的科技人员。”

9月30日，邓小平把《汇报提纲》（第五稿）报送，毛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10月14日，邓对胡乔木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24日上午，邓再次同胡乔木谈话。说主席退回了《汇报提纲》，要按照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10月底，《汇报提纲》改出第六稿，由胡乔木再送邓。但这时毛对邓及其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邓已开始受到指责批判，因此邓就没将第六稿送毛。这样，《汇报提纲》的起草和修改就此结束。

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列为“三大毒草”之一，印了低蚍莘⒌饺国批判。尽管这一文件最终没有批准下发，但在它的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人员的普遍欢迎。文件不仅把科技人员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大胆说了出来，使广大干部、科技人员耳目一新，而且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等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四、整顿的中断及影响

1975年的中国科学院整顿，实质上是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消除“”对科技工作的破坏和影响，纠正党在科技事业上的“左”倾错误，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一次努力。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包括科学院整顿在内的1975年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

但广大群众对批判等人十分反感。科学院的“小”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群众就是不来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头去开。在院机关由几个科室联合在小会议室开批判会，能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地坐了几十人，和李昌坐在台上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那些造反派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只能使人捧腹。一次，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他吼道：“你一到科学院就上窜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作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是什么心？”他当即反驳说：“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的规划，我不到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科学家、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又有的造反派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中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他又反驳：“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他的反驳使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台下的群众却发出了阵阵赞叹声。

、李昌停职反省后，“”在科学院的干将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造反派头头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他们还马上把《汇报提纲》送审稿私印成千上万份散发，作为批判的靶子。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6)

改进会风文风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坊间曾流行过一些有关开会的段子,这些段子折射出,“文山会海”问题已经成为了官场“痼疾”。

“现在有的领导讲话空话套话多,穿鞋戴帽,还讲究华丽对仗,非常刻板,让老百姓感觉距离很远,甚至很反感。”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一针见血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倡实干兴邦,并从抓会风、文风开始,可谓抓到了关键点上。

“文章冗长,空话连篇,谁写谁看,写谁谁看,不写不看。”北京市委党校姚桓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强调,改进会风文风是非常必要的,有现实意 义和针对性。“怎么把十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新的精神用新的语言表达出来,让群众易于接受,确实需要文风改进。新闻媒体要言之有物,准确朴实,鲜明生 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强进一步说,会风、文风问题,实际上关乎党的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造成领导干部与群众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些官员张口满是官话、套话甚至假话,各种会议形式主义非常严重,屡屡引起群众反感,既不爱听,也不爱看,让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产生了距离感,社会话语系 统分裂,甚至沟通困难。

前不久,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告诫全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何避免空谈,如何实干兴邦,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会风、文风,直面各种问题,这样才会让大家看到实干务实的精神。实干兴邦,要从改变会风、文风开始。

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许耀桐举例说,同志非常注意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来讲述深刻的道理,比如他说的“打土豪、分田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非常深入人心。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在延安时期,就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 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

“文风、会风都是党风的具体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很多时候,群众对具体政府部门、干部的评价,都是直接打印象分。”许耀桐强调,在会风、文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当中,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执政者理念的改变。好的会风文风是好作风的起点。

“文风跟党风紧密相连,抓得有必要,也比较容易见效。好的文风促进党风,也展现好的党风。”郭强说,就媒体来说,如果媒体只宣传一些华而不实的 东西,说些假大空的话,大家就不看、不信,那媒体的社会价值就无法发挥。作为社会风气的守望者,媒体应该带头切实改进文风,提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公信 力、影响力。

最近几年,新闻界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树立了新闻队伍的新形象,展示了新闻报道的新风貌,走出了新闻工作的新天地,深化着人 们对新闻工作性质宗旨和责任使命的认识。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似有一股扑面清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下一步,新闻媒体更要带头推进文风呈现新变化、新气 象。

“改革会风文风不是件小事,中央领导开了个好头,以会风文风之变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姚桓指出,接下来,通过这种会风文风的改革要让政坛风气为之焕然一新,从而达到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身体力行

如何改进会风文风呢?许耀桐说,开会要讲出真话、讲出实话、讲出群众喜闻乐听的话、讲出群众想要说的心里话;写文章发文件要有针对性,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写出水准,讲求实效。工作中要做到勤于思考,有的放矢,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为民务实。

还有专家认为,要有规定,除了必要的场合需要按稿子讲以外,要锻炼我们的干部脱稿讲话,甚至要形成制度。只有脱稿讲话,才能体现领导干部的水平,才能促使领导干部去动脑筋,促使领导干部去调查研究,去主动读书,来丰富自己的大脑。

“要形成制度,形成监督,努力把好的做法切实落到实处,不能一阵风。”郭强认为。

调研座谈会发言稿篇(7)

6月28日，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蒋超良在长春会见了国家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韩长赋一行来我省表示欢迎，感谢国家农业部长期以来给予吉林的关心、重视与支持。在简要介绍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当前农业生产情况后，巴音朝鲁说，吉林省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扎实推进具有吉林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强和改进“三农”工作，农业农村一直保持较好发展势头。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探索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的新思路、新办法，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贡献。希望农业部继续关心支持吉林，指导、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进“粮改饲”试点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韩长赋说，长期以来，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农业部将一如既往支持吉林“三农”事业发展，积极支持吉林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同日，农业部在长春市召开东北四省区农业结构调整座谈会，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分析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形势，研究提出明年种植结构调整，特别是优化玉米种植结构的具体意见。

座谈会由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主持。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房俐，副省长隋忠诚，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等参加座谈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研室有关同志，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李福春、副秘书长林君、省农委主任李国强等也参加了座谈会。吉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4省（区）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主要负责人，以及4省（区）部分粮改饲或粮豆轮作试点县主要负责人等在会上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