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管理论文篇(1)

盈余管理具有双重性，适度的盈余管理能促进市场的发展和会计准则的确立，过度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所以应该肯定适度的盈余管理，对过度的盈余管理有足够的重视，通过企业盈余管理来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质量，还有就是有助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帮助做出正确决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盈余管理行为有三种类型：收益平滑盈余管理、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和巨额冲销盈余管理。为了对企业会计政策并更进行研究，学者对这三种盈余管理行为设定了标准：收益平滑既不属于巨额冲销范畴，也不属于政策诱增的范畴，是保持盈利的稳定增长态势，有意减少所披露收益的波动的形式。政策诱增指当实施新会计政策后企业增加的利润或者增加的利润补偿以前的亏损为判断标准，其目的是依据扭亏、摘牌、配股和增发要求而人为地做大企业利润；巨额冲销以政策变更前后的本年净利润为负，并以降低当期利润的政策变更行为为判标准，其目的是保证盈利水平，有意做大当期的亏损；还有不属于上述三类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界将其界定为正常的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寻租理论

戈登•图洛克是最早提出寻租理论的，他认为付出劳动获得收入的过程中，当人们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劳动的心理预期时，人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应得的收获。完全竞争理论虽然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考虑的不够全面，低估了对税收等造成的实际损失。寻租理论为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提供了理论基础，寻租理论中的驱动因素正是企业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强制性变更的原因，也可通过加强对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影响来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经济个体为了个体利益而做出的。但是任何理论都要经过与社会磨合、融洽、不协调的过程，随着环境的改变，依据寻租行为，便会引起避租者的反抗，从而对双方的利益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强制性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就会进行干预，从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终可以确保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所导致的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最低，使整体效益偏好就达到了目的。

（二）可比性理论

自愿性会计政策是与企业的个体行为息息相关的，由于其个体目的的复杂性和难以控制，使自愿性政策变更一直缺乏理论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到可比性理论的出现才得以改变。当前的各种环境使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复杂多变，为了适应外界环境，企业做出一定的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出于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的目的。在企业财务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时，为了免给企业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理解带来困难，一般都要求前后的财务报告趋于一致。企业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其实并不矛盾，在面对风云变幻的企业经营环境，当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给企业带来的优势和便利远远大于原会计政策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政策变更。在这个时候，片面强调一致性不但不利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不能把一致性绝对化。会计活动作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随社会而生随社会而长的，财务报表在企业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企业管理者关注企业发展的焦点，是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桥梁。在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经营目标发生变化时，出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真实性，企业就要进行政策变更，但界限的把握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质往往是与表象不一致的，企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企业管理者的考虑，这是人自私行为的表现。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理想的竞争市场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阻碍，经济体间的信息互通，完全实现信息可得可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容易被市场识破，这样盈余管理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但是这是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不存在，目前的上市公司都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这样更不会出现信息对称的完全竞争市场。两权分离使得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只能通过企业经营者提供的企业财务报告来了解企业，但很显然这些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二手数据或者N手数据。企业管理者掌握着企业的经营信息，能够运用信息是自身财富最大化，不太可能给外部相关者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管理层进行的盈余管理操作正是借助了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四）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相关的各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构成了不同的契约，包括企业管理者、员工、股东、政府、供应商等。为了获得个体利益，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这里主要研究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企业委托人会给企业人设定一组契约，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作为报酬的依据。当双方出现利益分歧时，管理当局会用盈余管理方法来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委托人对人的业绩考核采取何种什么方法也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会计政策上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三、企业应用会计政策变更实施盈余管理的方法

（一）变更存货计价方法

改变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必然会关系到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一共有四种：先进先出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移动加权平均法。这四种方法之间的转换会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发生。利用这种方法的改变进行盈余管理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

（二）变更相关资产的初始计量或后续计量方法

改变初始计量方法也会导致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例如，在企业中的固定资产，在初始入账时，是以购买价款或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计量进行资产成本评估的，都是可以人文选择的；企业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费用支出是选择资本化还是选费用化，这都会有很强的主观性。

（三）变更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对借款费用进行费用化。借款费用的确认会影响盈余，所有改变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四、结束语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2)

论文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3)

一、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建设相对滞后。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不足与工作需求的矛盾已逐步显现出来，不仅束缚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长期以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以纸质档案为主体，附之于为数不多的声像档案等特殊载体的档案，门类不多，结构单一，专门档案、特色档案尤其是珍贵的实物档案更少。

(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很多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档案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力，致使档案工作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的平衡和全面发展。有的地方为应付检查考核而管理档案，搞“突击”，检查考核一过，则搁置一边，放松了管理工作，出现“滑坡”、“反弹”现象。

(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部分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到位;很多基层分局的档案管理仍停留在原有的纯手工操作水平上，未配备计算机进行管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力度不足，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网上可供查询利用的档案数据还不够，全文信息不全。

(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的现实作用发挥不大。目前很多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仍停留在看门守摊、被动服务的旧观念、旧模式上，仅仅满足于等待利用者上门查阅，缺乏主动精神，编研成果很少，质量也不高，编研工作大多数只限于档案部门自身使用的专题目录、文件汇编等检索工具的编制，可以说只有编而没有研。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部分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信息化工作认识不足。众所周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的重心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些领导没有把档案管理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来抓。加之基层单位点多面广，工作任务较繁重，领导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重业务、轻档案问题在基层单位普遍存在，导致工作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存在偏差，主动开展工作的意识不强，不善于对档案进行日常化、规范化收集管理，而是作为临时性、突击性、应付性工作。

(二)基层档案专业人员匮乏和档案人员信息化素质偏低。近些年，市场经济日益繁荣，新生事物逐渐增多，而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任务繁重与执法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又难以有效解决，导致“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思想普遍存在，大多数单位舍不得让业务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工作人员专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且受专业人员少、人员更换频繁、技能培训不及时等条件的制约，使得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队伍普遍存在专业知识偏少，操作技能较差，质量把关不严的现象。个别单位档案员因兼职过多，在时间、精力上对档案工作投入不够，主动学习不足，导致对档案管理工作一知半解，是似而非，仅凭自己的理解和揣摩收集、整理档案，致使档案管理工作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得不到有效保证。

(三)各类档案的收集、编研工作不及时。档案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提供利用，如果档案收集和编研工作不及时、不完整，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档案信息利用效果，而且也不利于档案的有效管理和开发。目前个别档案收集不完整、不及时，偏于收集文书档案过多，而科技档案、声像档案少;收集纸质档案过多，而电子档案少;有些单位责任人立档责任心不强，不按要求立档，不及时移交，个别人为了工作方便把应移交的档案留作自用，这些都是影响档案收集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对日后档案的提供利用受到影响。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领导要从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负责的高度来认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责任感和紧迫感。尤其是基层单位的领导，要切实把加强档案管理列入工作日程，建立长效责任机制，并通过经常性督导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档案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档案工作人员认识到位，工作到位，改进到位。

(二)加强业务培训，打造档案管理专业队伍

要推动档案信息化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档案队伍。一是挑选具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的思想境界和良好、健康的心态的人员充实到档案队伍中。二是要量才适用、以岗定人，在保持档案人员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采取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等方式，使档案人员不断更新和扩展新知识，提高档案人员的信息化水平。三是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组织档案人员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交流，从中汲取先进经验，促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的再发展。

(三)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档案管理设施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加大其他硬件设施资金投入的同时，要适当考虑加大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以完善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如在改善办公条件时，立足长远地搞好档案库房的设计，预先考虑好库房面积、结构和承重能力等要素，配备好档案库房专用设施。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外贸管制权；法律概念；文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49―06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加强，政府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自顾倾向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欧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外贸管制权已跃入了法制视野，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并以此为焦点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与规范创设。

然而，外贸管制权这一概念，来源于外贸管制实践，现实生活中各国实施外贸管制的方式千差万别，相关理论也无法明确外贸管制的内涵，已有的法律规范中更是未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明确定义，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构建中也有许多必须予以面对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困境显然与外贸管制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相称，同时也阻碍了外贸管制权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中，特定词语的渊源文本，尤其是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引证来源，其本身也是反映法律概念的重要研究资料[1]。从法理层面对外贸管制权进行解读，必须将外贸管制权置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下，依现实主义的历史观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界定。相关文本的表述，不仅表明外贸管制权具备了形式正当性，同时也是证明外贸管制权实质正当性的现实根据。以文本视角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对促进外贸管制法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不同学科理论中的外贸管制权文本解释

（一）经济管理学理论中的“外贸管制”与“管理贸易”

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管制”和“规制”以及“规管”，均源出于英语“regulation”，其一般含义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依据或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2]。因此，外贸管制的含义，目前也多从经济管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认为：“外贸管制，是对外贸易管制的简称，也叫进出口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或为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措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体现”[3]。体现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出口商品政策、国别政策或地区政策等方面，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贸易政策则是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政策体系。目前主要的贸易政策类型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中性贸易政策和偏向性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Trade）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盛行于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关于管理贸易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指非竞争环境条件下的贸易行为（L.R.Krause，1992）；第二，管理贸易是指受政府政策控制的贸易（Trzon，）；第三，管理贸易是受非关税壁垒控制的贸易（J.E.斯贝茹）；第四，管理贸易是管理本国与世界经济而对贸易与投资的直接干预（R.J.Waldman，1986）。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薛荣久，1993）；第二，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薛进年，1992）；第三，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李述仁，1993）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陈寿琦）。转引自薛荣久.国际贸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认为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中心，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4]。而由此产生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这种“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的政治意图。目前，实行管理贸易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以管理贸易为特征，而日本主要是有选择的管理贸易[5]。

外贸贸易政策应属于一国的公共政策范畴，具有宏观性和实务性，它本身的表述并不是一个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视角的法律概念，显然与外贸管制权不同。“管理外贸”既然属于贸易政策的范畴，同样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由于这种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将管理贸易的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管制权的研究与发展。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 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特定的会计原则、计量基础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进行选择的过程（宋在科，王柱，2008）。1963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指这样一些集团，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能生存。”该定义使人们认识到，除了股东，企业周围还存在其他一些影响其生存的群体。弗里曼（1984）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人。”这一定义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为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需要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我国学者向崇学（2004）认为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结成的关系契约。从企业契约性质的角度界定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理人、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政府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处于强势地位的大股东、管理者、政府，又包括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我国近10年来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研究

（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基础理论 （1）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研究。向崇学（2004）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技术规范，但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是各利益相关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朱磊（2007）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在法定规范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其本质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手段。（2）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及选择主体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为了平衡治理结构中各利益相关方利益，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王运转（2005）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权属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权应属于利益相关者。胡静丽（2010）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权利的归属，认为应该属于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并指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可以保证其归属权的实现。 温琳（2011）认为对于宏观会计政策的选择主体是参与到会计准则制定组织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微观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内部利益相关者享有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管理者和会计人员享有剩余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3）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研究。温琳（2007）对企业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员工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报酬动因、安全动因、MBO动因与职务动因。股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资本安全动因、股利动因、资本利得动因。政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税收动因、政治敏感性动因、政府对特殊行业的管制动因、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动因等。债权人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是债权安全动因。员工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工资和奖金动因、员工持股计划动因。（4）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研究。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关系契约，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持有这一观点的还有林爱梅（2006）及李晶（2010）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司治理目标从维护股东利益转变到统筹兼顾相关者各方的利益，相应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将会越来越趋向于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考虑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效用。（5）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立场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常常是基于与各利益相关方合约的考虑，特别是与股东、债权人及政府的合约的考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是企业管理当局立场。徐冰（2009）认为企业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使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现代公司的作用在于平衡所有参与企业财富创造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企业管理层应站在从企业战略的高度选择会计政策，有效解决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持续创造企业价值。郎仙荣（2009）认为现实经济环境下的管理者立场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现实立场；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为利益相关者立场。（6）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与参与机制研究。王运转（2005）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约束机制进行了探讨。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企业，进而通过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具体运行机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并受到一定外在约束机制的制约。认为执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约束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约束机制是注册会计师、市场、司法和政府等外部人士与机构。公司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是治理的对象，它以剩余控制权的形式出现。徐冰（2009）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机制进行了研究。从雇员参与机制、债权人参与机制及投资者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部机制进行探讨；从注册会计师参与机制、政府参与机制及媒体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外部机制进行了探讨。胡静丽（2010）认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克服了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共享会计政策选择权提供内在约束机制。（7）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及影响分析研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类别不同，因此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影响程度也不同。国内学者主要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此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李姝（2003）认为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一致，他们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施加影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向崇学（2004）通过研究认为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施加影响。朱磊（2007）认为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温琳（2007）认为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以及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在各自不同的动因下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具体探讨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微观层次的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偏好。朱磊（2007）认为我国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李吉林（2009）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李晶（2010）认为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不同的资源，而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乾惠敏等（2012）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偏好。王婧等（2012）分别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 二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应用对策 朱磊（2007）在我国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背景下，从提高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进行了探讨。这一变化必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以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磋商与沟通机制、信任机制、外部约束机制等途径，能够提高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黄彬等（2008）认为新会计准则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供新的盈余管理空间，通过分析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提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的对策。郎仙荣（2009）对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对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应采取四方面的对策：一是从会计政策需求的角度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用要注重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在权衡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建立与利益相关方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渠道。二是改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范股票市场的融资行为。三是增加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四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约束。李吉林（2009）提出正确处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的对策。乾惠敏、刘磊（2012）分析了目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利益关系问题，并对会计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其他研究 孙妮娜、王福胜（2009）针对利益相关者在微观会计政策选择领域的合作竞争关系问题，采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方法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发现，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初始状态的影响，初始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下的得益及潜在成本的大小，利益相关者将比较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进行反复学习和调整.研究结果表明在惩罚成本和声誉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均衡点将稳定在风险优势策略的会计政策组合上，而该选择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徐冰（2009）从制度上的保证、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以及财务报告的改进等三个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探讨。刘东山等（2008）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诉求，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系统、完善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从均衡相关者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框架：该框架包括对管理当局（经理人）的激励和会计政策选择的控制（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两个方面。

（ 四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运用 关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文献很少，多数研究者是针对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进行研究。宋在科、王柱（2008） 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潘高（2004）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弊端以及法人股东、机构投资者、政府及债权人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揭示。 宋在科、王柱（2008）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由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管理者的信息优势、以及政府的绝对控制而处于强势地位，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在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表现出较大的倾向性。通过调查分析两类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参与意识、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及产生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琳，李琛（2009）认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针对公司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许琳（2011）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西北五省106家上市公司存货会计政策选择——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2009年其存货发出计价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股东、管理者以及债权人对会计政策选择水平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三、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起始于21世纪初期，散见于相关研究文献中，如在唐松华（2000）、李姝（2003）等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中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近年来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中已逐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硕，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本质、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及动因、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以及提高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研究等方面；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实证研究相对滞后。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内容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二 ）展望 今后的研究中应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考察，注重研究内容的深入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1）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会计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已由旧准则的规则导向转变为原则导向，相应的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的会计准则扩大了管理者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对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会计盈余问题、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研究的内容有：基于伦理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基于伦理视角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分析、基于伦理内在要求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伦理视角下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否恰当，如失当，其失当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针对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内外因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方面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问题。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种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展开的研究。研究者需要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由对“物”（会计政策）的因素的研究转向对“人”（利益相关者）的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可以研究的内容有：通过对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归因理论、心理博弈及从众行为等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治理对策。（2）研究内容的深入。可以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如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会计政策选择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能够为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信息失真治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问题的研究对促进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公允性为导向，实现会计政策的选择从机会主义到效率性的转变，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观”、公允性及效率性等方面论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监管的必要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主体、客体。监管的依据，以及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措施的研究等。（3）加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在我国会计学术界已渐形研究主流。但目前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处于一个相当稚嫩的阶段。因此可以预见，该领域的研究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唐松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必然性·影响因素·立场》，《会计研究》2000年第3期。

[2]李姝：《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

[3]郎仙荣：《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对策》，《财会通讯》2009年第10期。

[4]王婧；向志平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财会通讯》2012年第9期。

[5]王运转：《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

[6]朱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几点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温琳：《利益相关者微观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分析》，《财会通讯》2007年第7期。

[8]孙妮娜、王福胜：《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9]潘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集》（2004年）。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6)

一、政策之窗与源流结合

当问题、政策和政治源流在某些关键的时间点处汇合时，政策之窗（policywindow）得以打开。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方案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许多重大的政策变革都是由于这些机会的出现而导致的。政策之窗的开启机会稍纵即逝，有时可以预测，如立法更新和预算周期；有时则在意料之外，如公共危机的发生。其中，政策企业家（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声誉以及金钱来促进某一主张以换取利益的倡议者）在政策窗口开启期间促进了三大源流的结合。而在决策者认为问题已被处理、备选方案不足或者问题的紧迫性消失时，政策之窗就会关闭。政策建议必须预先准备，错过了政策之窗就只能等待下次开启的机会。

二、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多源流理论注重揭示偶发性事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为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被应用于在华外国人管理的政策制订。

（一）在华外国人管理问题的识别与构建2000年以来，在华外国人入境人数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见表1）。当涉外焦点事件接连发生后，在华外国人问题逐渐受到关注。2009年7月15日，一起广州民警正常的治安检查引发了数百名黑人冲击派出所的意外后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首起外国人。该事件发生后，原本令国人颇感陌生的“外国移民”、“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概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如何制订政策更好地管理在华外国人，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随后发生的一些涉外事件在新闻媒体的推动下成为舆论焦点，最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外国人管理问题的关注。问题得到识别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界定性质，找到原因。首先，外国人管理是一个法律问题。《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前，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多出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国籍法》（1980年）、《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1985年）、《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1996年）等。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滞后，有些多年未经修改，难以适应涉外管理的形势发展，亟待修正或出台新法。其次，外国人管理又是一个体制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北京等九城市边防检查职业化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1998年7月1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海口、汕头9个沿海城市成立了直属公安部管理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检人员由现役制改为职业制，即从现役武警编制转为国家公务员序列。然而，由于边防检查职业化改革的滞后，除以上9个城市外，其余地区仍然由边防武警执行出入境检查工作，形成了出入境体制上的“双轨制”。这种情况给边检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边检职业化改革时至今日不推不退、停滞不前，折射出其背后存在着的部门博弈和体制障碍。再次，外国人管理还是一个管理问题。目前国内的外国人管理条块体系，涉及公安、外交、边防、教育、人社、商务、民政等17个部门，最多时达到20个，这其中，外事部门负责签证审批，边防武警负责出入境查验，公安部门负责居留管理，人社劳动部门负责规范就业，教育部门负责留学生事项。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管理看似分工有序、组织严密，却没有考虑到在华外国人的流动特征，也忽略了外国人入境—居留—就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导致了涉外管理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协调困难、效率不高。

（二）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建议的产生与论争由相关领域内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工商代表构成的“政策共同体”，对于在华外国人管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激烈的政策论争（详见表2）。争论1：对于引进外国高端人才一致赞同，但对于放宽外籍劳工就业争论不休。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7]，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频繁出现“招工难”，诸如此类现象显示出国内市场对于低端劳动力仍然有需求。从缓解用工紧张的角度出发，工商代表赞同放松外国人就业规制，认为应根据国内形势需要，适度增加在华外籍劳工人数。而政府官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则坚定地认为，应当坚决维护国内劳动者的就业利益，加大对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打击力度。争论2：对于加快外国人管理体制改革并无异议，但对于改革方向和力度尚无定论。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涉外管理属于中央事权，应将目前分散的管理权限归口集中，建立中央集权、垂直管理的移民机构。而政府官员则认为现有的外管体制虽然需要改革，但应分步实施、渐进发展，先从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等方面做起，逐步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推进外国人管理的信息共享，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争论3：对于加快涉外管理立法达成共识，但对于立法方向和重点意见不一。尽管政策共同体成员一致认为，应当加快涉外管理的立法进程，尽快结束“无法可依”的窘境，但对于立法的方向和重点却出现了争议。一些人建议继续沿袭出入境管理法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增补外国人居留、就业等内容，出台新的出入境法，而另外一些人主张根据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规范来华移民的门槛、条件，制定一部以移民管理为核心的专门法。以上争论需要结合政策的选取标准进行判断。引进外籍劳工尽管符合企业利益，但与政府保障国内就业的理念相左，在现阶段也很难被公众接受。成立国家移民局的提议技术上可行，但却需要体制的彻底变革，高昂的改革成本和部门利益之争，使得该提议短期内还很难成为现实。制定移民法的建议虽然符合预算可行的标准，也可能被公众接受，但政府和学界对于现阶段我国是否进入移民社会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加上立法准备不足，尚未形成成熟文本，因而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而与之对比，《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则在政策竞争中占据了如下有利地位。一是准备时间充分。早在2004年12月，公安部就成立了起草小组开展立法起草工作，并于2008年1月形成了草案文本报送国务院审议。二是内容得到检验。国务院法制办多次就草案文本向中央部委和各省（市、区）征求意见，使得文本内容更加完善，技术上更加可行。三是符合政策标准，体现了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原则，既有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华工作的“人才签证”措施，又体现了加大打击“三非”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草案在政策共同体内的论争中还吸收了其他方案的优点，如采取渐进方法推进外管体制改革，从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入手实现部门信息共享等。因此，《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经过政策标准的筛选（参见表3）后脱颖而出，成为较为成熟的政策选项，2011年10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三）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议程压力的形成与传导政治因素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民情绪的变化和执政思路的转变上。国民情绪的变化通过社会舆论汇集成外部压力，执政党的执政思路通过政治权威形成内在压力，两者对政策议程产生重要影响。1.国民情绪变化形成舆论压力国民情绪指的是一个国家内的大批民众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所进行的思考[5]186。广州“7•15”事件发生后，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的相互作用下，各种观点、意见、主张、情感在极短的时间内聚焦、汇合、发酵、炒作。在百度搜索出的相关评论高达268万条，反映出国民对待在华外国人的复杂心态。国民情绪汇集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在华外国人进行规范管理，这对于议程设定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外部影响。2.执政思路转变形成创新压力在华外国人管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对于社会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强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不同时期的政策方针反映出中央关于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思路转变，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正确处理好涉外管理中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实现从政府包揽、分散管理到多方参与、共同治理，从应急灭火、事后处置到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从倚靠行政手段到依法规范管理的转变，这无形中对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在议程内部形成了创新压力。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出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有利时机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推动《出境入境管理法》由草案文本变成政策现实。

（四）在华外国人管理政策制订机会的出现与把握2011年12月26日，第11届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召开，《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首次提交会议审议，正式列入了政策议程。然而，由于代表们意见分歧，法律草案在会议审议中未获通过。经过修改完善，在2012年4月26日的第26次会议上，草案二审仍未通过，政策之窗面临着关闭的危险。此时，2012年5月8日、14日接连发生的英籍外国人猥亵中国女孩、俄罗斯大提琴手辱骂中国乘客的事件，意外地使外国人管理问题再次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在客观上为《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创造了有利氛围。此时，经过了两轮审议、修改的法律草案成为相对成熟的备选方案。2012年6月30日，在第11届全国人大第27次会议上，《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经会议表决后正式通过，成为了在华外国人管理的现实政策。

三、在华外国人管理的政策完善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案例创新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

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是指权威的国家机构及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配置的决定与实施过程。追溯来看，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1947年，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管理即决策”。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发展方向做了详尽的论述，被人们认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国起步和发展均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实现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认识转变与政策体验过程，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2年北京经济总量已达17801亿元，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围，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还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存在着近200个贫困村、154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首都贫困带”。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异常丰富，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因此，当前存在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案例加以分析，而这对于拓展并创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案例教学法撇弃了照本宣科的课堂灌输方法，具有开放式、互动性、启发性等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对课堂理论进行实践验证，因此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

所谓教学案例，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和教学知识点密切相关的事件。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则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进行后期模拟还原，从中探讨该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前期真实生活引入后期学习过程之中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同学们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公共政策引入课堂教学或学习者思维之中的可操作的应用形态，是对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观化和具体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则是基于丰富鲜活的公共政策现实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在教师启发引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政策具体过程（如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分析等）和具体细节的分析来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决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通过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现实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类型、系统等基本概念和价值、环境、体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进行“再检验”，并进而深入理解和认识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政策过程，也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比较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训练“分析有条不紊、探究坚持不懈、决策当机立断”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综合来看，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和欠缺之处。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

优点很明显，主要有：

1.有利于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深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案例教学倡导在教师引导、学生准备、现场讨论、课堂总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即时思辨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也有利于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学环境。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入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要求。

2.有利于结合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公共政策学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较为复杂的系统知识特征。因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这些本来源自生活的理论知识反而感觉理解较为困难，也容易感到枯燥。现实、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够加深同学们对诸如自由裁量权等公共政策术语、理性决策系统等学科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能够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简易而又生动地抓住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兴趣。

3.有利于通过针对性探讨政策分析过程来培养学生公共政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学本身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后由于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展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彻头彻尾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践基础。尽管不断有学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但通过针对性的过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策环境、价值内涵、决策体制、制定议程、执行障碍、评估模式、终结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骤和方法，从而既着眼于政策问题本身，又能在理论指导下超越政策问题，可以系统、延续、及时地培养学生分析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缺点

尽管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有着显著优点，但限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同学政策参与不多，当前正处于经济、环境、社会等转型发展过程等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1.单一案例分析的灵活性和课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单调性。无疑案例教学具有生动、现实、互动的教学特点，以启发引导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背景知识，从而使单一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参考结论，这既需要同学们同时具备宽口径知识和专业视角，也加大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和深度；同时，经常进行案例分析，因为固定的理论知识总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容易使同学们感到总是有一层隔膜的政策体验。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渐演变成为对理论知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而使人感到别样的单调。

2.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分析公共政策为的是解决公共问题。但公共政策学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过去式的公共政策问题为分析对象。即使对于曾经发生的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的结论是永远不变从而使具体分析可以绝对正确，但这种分析对于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公共政策现实仅仅具有借鉴参考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学生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却难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识得“庐山真面目”。这种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学分析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场景仅仅停留在了课堂，实际指导意义较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分析的优缺点，笔者力图跳出一般案例教学的窠臼，提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四步案例教学法，力图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关内容，将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思路创新研究》一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1]陈昌洪，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