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经济利益之实，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业的真实写照。虽然单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之目的来开发民族旅游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却无疑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使民族文化在社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转瞬成为经济理性的工具，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深深地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这种伤害显然违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原则，即不伤害。“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准则可无条件普遍化。照此，伤害他人的身体和精神从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准则。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普遍化的准则，就等于允许别人去伤害他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不伤害伦理原则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而由人所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冲击和面临伤害时，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民族旅游企业对社区居民民族情感的伤害属于精神的伤害，虽然不像经济利益等物质层面的伤害那样显见，但这种伤害更深入，更具杀伤力。民族旅游企业到民族社区开发旅游项目，虽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企业至少应确保其自身的开发行为不会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伤害，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企业所谓民族文化责任便是欺世的空谈。保护总是包含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之意味，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重了强势群体的责任负担。在民族旅游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民族社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就凸显了强势对弱势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因为强势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更显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强势与弱势又总是相对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岂不也是弱势?所以，不伤害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群体、所有民族的。其实，强势与弱势本身可视为被一些所谓“睿智”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推论:民族之间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强势“应该”帮助和保护弱势，等等。照此推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汉文化在美国人的眼中同样也是需要保护。“正如我们很少听见少数民族对汉族说要保护好汉族的文化，但却可以听到美国一些学者在中国的讲坛上大发宏论说要‘保护好汉文化’一样，这和我们冠冕堂皇地对少数民族说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是同出一辙的。”如果按照“强－弱”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汉文化应欣然接受美国的保护，犹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应欣然接受汉族的保护一样。但显然，这样的“宏论”是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面前“强势”的汉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汉族深感“受伤”。如果“强－弱”的对比是一个事实的话，也应更多地被理解为或被看成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这一差距与文化无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并无强弱优劣之分，无法也无需做出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任何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应该是对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谓强势对弱势的保护，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业对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方面首先应明确的价值观念，因为那种以“强—弱”思维为模板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如不加以纠正，还将继续造成对所谓弱势的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民族情感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是应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首先应摒弃传统的所谓强势对弱势的居高临下般姿态的保护的误导性价值观念。这种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应有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潜在着对民族文化伤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摒弃这种误导性价值观念之后，民族旅游企业将会发现，其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实在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为它所保护的民族文化与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应受尊重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根据利益相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的文化保护责任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类:(1)直接对象: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是其传统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与所有者。(2)间接对象:人类社会。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由具有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负责，其伦理价值无疑远远超过因为保护民族文化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伦理价值不是用经济价值能够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三、社区民族文化责任

篇(2)

南京素称六朝胜地，十朝都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蕴藏，包孕着南京地区主要是汉族人群的共同心愿特征，代表着南京地区人群参与意识的选择。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属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因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社会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而形成独具金陵古都特色的民俗文化。

一、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简介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为甘熙之父甘福所造。后经甘熙等续建，占地达12000平方米，由三组五进穿堂式古建筑群组成，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还建有后花园、藏书楼，惜于时期毁于战火。现存古建筑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南捕厅15、17、19号和大板巷42号，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置身此地，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和古代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巧。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1986年开始筹建，1992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它是南京地区收藏陈列民俗物品、研究民风民俗、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198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4月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我国南方大城市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巨宅。

二、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发与利用现况

1.资源整合与关联开发

2000年6月，根据国家建设部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文件要求，在市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把南捕厅历史街区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项目上报国家建设部及省、市建委，并在次年初得了国家建设部的标准，将此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2000年度项目，由国家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共同下达了项目批文及历史街区专项补助经费。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述，相关部门现已确定南捕厅街区为南京10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从现状来看，南捕厅巷13、15、17、19号和大板巷40、42、44、46号保存了完整的院落形态，其主要的门厅、轿厅、大厅、后厅、后堂等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街巷布局合理，空间格局有特色，具有整体环境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根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周边环境，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把以"甘熙故居"为中心，向夫子庙、江南贡院一带扩展，发展成为南京市的城市文化标志——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并制定政策明确指出，对其发展的重点应基于两个方面：在街区资源方面充分利用和挖掘南捕厅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好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开发旅游与改善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方面，联系新的背景条件和周边环境，从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的层次上进行精心规划，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地方旅游发展与城市旅游战略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2.原貌修复

经维修专家发现，甘熙故居并非徽派建筑，也不是完全的苏式建筑，而是和南京本土的高淳、六合等地一样，有着南京自己的建筑风格，如门楼装饰较素，显得简朴大方，封火墙特别高大注重实用等，整个建筑反映了金陵大家仕绅阶层的文化品位和伦理观念。

一期工程范围内的南捕厅历史街区传统民居保护的主体部分，均为清代中晚期民居建筑，格局完整，保存较好.2002年9月28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动迁和维修，"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终于重新向市民开放。2006年5月，甘熙宅第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甘熙宅第后期修缮及环境治理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6月18日，甘熙宅第主体部分修缮竣工，除原有的南捕厅15、17、19号建筑，又陆续复原了大板巷42、46号，和后花园、津逮楼等建筑，重新开放后的甘熙宅第完整重现了历史原貌。

3.民俗技艺现场表演与旧时习俗重现

在2002年时，刚开放的民俗博物馆内维修好的三组建筑群内，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以都市中产阶级居住文化为主题,分别推出了《南京传统民居复原陈设》、《南京传统民居建筑艺术》、《儿童专题陈列》、《老茶馆和票社》等展演展示活动和《明清紫砂精萃》等临时性展览，让人们感受到"老南京"悠远的文化韵味。

15号东偏院是老茶馆和票社的展览展示。"票友者，戏曲之友也。"---票友结成的业余演戏团体，素称"票社"。目前还有定期的票友活动。287南捕厅17号，梦回童年，这里展出的是南京地区传统的工艺、民乐和食俗。这里还摆放有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益智游戏，如：九连环、华容道、七巧板、孔明锁及斗草等等。此外，还有伴随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读物--小人书。这里所有的玩具和图书都免费向观众开放。

在15、17、19三个号的大厅中，17号的大厅造价比较高、工艺较为豪华。在修复时，工作人员仅在上面刷了些清油，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貌。这里是皮影戏厅。四进和五进是传统民艺和民乐的展示区。民艺厅是五彩斑斓的民间手工艺品的世界，分云锦、刺绣、绒花、民艺结、茶桶、食格、石雕、木雕、花灯、剪纸、民间版画、绣品等十几个专题陈列。目的在于颂扬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以引起全社会对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的重视。

4.与各大高校实现基地共建，促进文化交流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作为南京市民俗展示的汇聚地，同时也作为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南京市多所高校进行基地共建，并举办了很多有推广意义的，同时也是弘扬了南京历史民俗文化的大型活动。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2003年4月与我校签署了共建协议书，证实称我我校得共建单位。自共建以来，我校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民俗民艺推广活动。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很受学生欢迎的民俗民艺进校园活动，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在学生中也掀起了一股民俗热潮。还有个各类型的讲座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举措以及举办的活动，不仅是对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一种广泛选宣传，这更是对于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一种大力推广。

三、已取得成果、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1.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硕果累累

如今的熙南里一带街区，已经成为南京市除新街口、夫子庙之后的第三大街区。这是南京市民俗资源的一大汇集地。甘熙故居是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型制最完整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现有旅客规模近万人次，发展潜力巨大。

就民俗博物馆自身而言，各建筑的修复以及场景的重现在不断的增加着游览的人数。而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也让民俗馆曾加乐于外界的各种交流与联系。而近两年来，相关的开发部门也已经在甘熙故居周围建立手工艺制作和交易市场。这将是一条类似于北京琉璃厂性质的商业步行街。在形成商业步行街后，牛角铺、银器铺、铜器铺、糕点铺、茶铺、刺绣铺、古玩铺、字画铺、文房四宝铺、颜料铺、乐器铺、布鞋铺、中药铺等中国传统精致手工艺品将云集于此。在这些店铺中，可以展示特色商品，展示制作材料和工艺，并出售制成品。同时，游客也可以亲自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如今老字号店铺李顺昌、绿柳居等数十家已经进驻，甘熙故居之南的熙南里正以崭新的面貌举着古风遗韵迎接着各方宾客的到来。

2.开发中的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虽然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行了修复与开发，但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民俗技艺的传承问题。民俗馆中很多优秀的老艺人都已年近古稀，但是谁能成为其接班人成了民俗博物馆的新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能够热爱它学习它。所以，这些宝贵技艺的传承成为一项议题。

第二就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内部资金来源有限，而且日常的活动很多，还有民俗馆内众多的老艺人，这也成为如何在开发利用至于进行创收，也成为民俗馆的艰巨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四项建议。

一是对于民俗老艺人技艺传承问题，可以在博物馆内组建类似于老年大学或少儿艺校之类的学习班。对于有一些简单易学的手工技艺可以以授课形式教授给小孩或老人。

二是评事街民俗文化旅游一条街联动甘熙故居旅游开发，重点展示南京民俗风情。为了弥补民俗街经营效益不确定性，在再在熙南里一带开辟古旧家具经营与古玩市场，力争成为华东地区古玩的集散地。

三是利用甘熙故居已有的小吃文化，结合清真寺，开发回民饮食、特色小吃等，推出品牌，建立民族文化旅游线路，以反映出这里曾经密集居住过的回民及其特有的文化。

四是为了尽快收回、维修、使用全部"甘熙故居"古建筑，为南京增添一处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应对民俗博物馆作大规模扩建。目的是全面开发"甘熙故居"，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内涵，把这进而建设成为一个融文物陈列、旅游商贸、娱乐休闲、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

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晶，通过对民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使人们受到乡土艺术的熏陶，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引导人们树新风、弃陋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秦勇.南京民俗、民间文化的开发与保护[J].杂谈，2007，（5）.

[2]袁少芬.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3]陈刚.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关怀-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及价值重建[J].南京社会科学,1995(2).

[4]胡兆亮.文化资源价值的三个特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篇(3)

中国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得益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各民族、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别具特色，地域性构成民族区域的文化标志，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代表着人们的生活习尚，体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风情。如陕北剪纸，东北皮影、蛋雕，徽州三雕，河南的年画，唐卡等，④透过不同形式的民间美术，人们可以窥探到不同民族、区域的民间礼仪、民俗风情、审美情趣。内容丰满形式多样，原汁原味的自然流露，随性而质朴的表现风格，具有感人的力量，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乡土情结。在海纳百川中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北方的画家，应着眼于北方的人文景观地域特色，在我国北方，流人文化、鹤文化、冰雪文化、工业文化包含着东北特有的生态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人文印记，“鹤”被誉为神鸟，生态鸟、吉祥鸟，它以形态之美、色彩之美、声韵之美而著称。它的姿态优雅、本色天然，在芦荻雁荡生生不息，群鹤翔舞蔚为壮观。鹤已成为北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养分。白山黑水的冰雪世界孕育了北大荒版画，冰雪文化构成东北最具品牌的旅游产业，演绎为城市的文化气质。纪念册、旅游工艺品、摄影、雕塑、浮雕、壁画等，作为公共空间艺术从题材到形式是城市文化的标志和符号。北方的画家应更加关注北方的地域民俗中典型化的原始生态，地域性的民族、民间艺术独有的人文风情。北方，沼泽湖泊、沃野千里，南方多石林舟桥，湖畔观荷柳暗花明，北方多森林平原，白山黑水冬花雪韵。北方的桦树皮制作的工艺品以天然本色、自然肌理与精美手工艺巧妙结合，尽显天然气象，北方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田园渔猎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天地和谐共生。驯鹿、帐篷、雪橇，不惧寒酷的生活，就是他们与世相处的存在方式。他们使用的弓箭，取自天然，造型精美，手工技艺精湛，以兽皮自作服饰，传统饰品、一派天然本色。达斡尔人的服饰图案精美、巧夺天工，刺绣结合装饰工艺，装饰纹样体现了民族的传统寓意。这些都是历史和文化的宝藏，也是创作的重要素材，各种精湛的技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创意在民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作为艺术家要看到生活的地方，那些即将被人淡忘的地方，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自然本身并非艺术，但真正的艺术来自于生命体验，离不开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我国南方，民间工艺特色浓郁，例如石雕、砖雕、浮雕，其根基发源于民间，虽然形式朴素却极富创造智慧和工艺之美。徽州文化沧桑的历史风貌，在寻常巷陌中所散发出的人文气息，蕴藏在雕梁画栋之间，引发无限的思古幽情。木雕、石雕、砖雕堪称三绝，徽州三雕早已名扬天下。传统的建筑雕刻装饰，从结构上重视牢固与美学协调统一，饰以雕刻的地方极为讲究，形象与色彩皆自然得体入理入微，常以材料本色别具匠心。木雕上的松石、云泉与奇花异草、来自民间的传统，就是徽州典型地域形象。徽州文化具有程式化、符号化的美学特征。浓郁的徽派建筑在造型上别具特色，融化在整体环境之中，白墙青瓦、古朴淡雅，特别是木雕艺术，历经工匠打磨雕琢更为华美典雅，身临其境，令人留连忘返。三分精美，七分儒雅的古旧浮雕，构筑成立体的景观空间，令人感叹！徽州民居依山傍水，风水布局、修竹茂林、相互掩映，从自然天成的环境到人工配置的山水林木，总是和建筑雕刻浑然一体自成格调，民居的前庭后院饰以庭园植物、花草，粉墙以砖雕，石雕、花窗为装饰，石砖铺地，曲径通幽。马头墙绵延起伏，错落有致、形式独特巧夺天工，使建筑、山水、花木相得益彰，宛若诗意的田园，显示出园林化的格调，达到了建筑功能与审美的和谐统一。浓郁的地域的民俗风情，也是木雕中题材内容的来源，即便是人物为主的木雕，其衬景，也是从徽州园林中摄取精华，汲取了山区古老村落独有的灵秀气韵。徽派建筑成就令世人瞩目，雕梁、斗拱、门廊、窗棂、均以平雕、浮雕、镂雕作装饰，恢弘而大气。内容多以花鸟虫鱼为题材，或以戏文故事借物喻人。祥兽蠢蠢欲动，方寸之间寄托着达官仕子踌躇满志的情怀抱负。其中狮子象征飞黄腾达、鱼和莲花寓意连年有余。成串的葡萄代表子孙繁盛。枕和蝙蝠象征着四季吉祥。徽派建筑门楼多以水磨青砖、石雕青瓦装饰，造型别致酷似汉字的商字。民居多以木结构为主，天井书斋、内堂高大，门窗为镂空雕刻，工艺繁复精巧。早年内院串通，据说可以穿堂入户雨不湿杉。小溪沿山脚由东而西、弥漫着青灰色调，红灯高挂、古韵犹存，极为赏心悦目。邻里旅人谈古说今，伴着四溢的茶香、挑夫的木履，置身其中仿佛时光倒流，令人回到历史的深处……流连于古镇西递，可谓移步换景。胡氏宗族营造的邸宅家院、古道民风，虽历经风雨洗尽浮华，却更显历史悠久，古朴典雅。这里曾孕育了无数饱学之士、文人墨客。在茶楼面铺，绵延伸展、高低错落的古老村落中，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明德园、流水人家、胡氏宗祠、应福堂、老屋子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徽派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翘、处处独具匠心。徽派经典结构样式其实都源自于民间艺人的杰出智慧与发明创造。

二、民间艺术的的精神世界

宗教与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间传统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习俗与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结，却深入民间，衍生为各种文化形态。以对神灵的尊崇与供奉、祈愿，获得神灵的保佑庇护，在民间建有大量庙宇、传播教义、朝圣祭祀表达民间信仰等。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民间艺术并非宗教艺术，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民间艺术中有众多的题材内容与宗教有关。佛教故事内容大量留载于世，包括建筑、祠庙、浮雕、宗教题材的民间壁画、建筑墙饰和工艺品，描绘出超脱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间对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代表作，都体现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寄托着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中国的传统壁画的宗教内容主要是表现佛祖的修行历程、佛法记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获得超脱，令信仰者顿生修行信念。风格上往往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色彩华美、画工精湛。据学者研究考证：敦煌壁画乐舞包括天乐和俗乐。天乐寄托对天国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华，俗乐表现了世俗世界的欢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实际上，宗教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作为文化传统，在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中也传播“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因此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历代的工匠、画师以想象和智慧为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早已突破了民间画工与艺术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与结构的艺术形式，门庭寺院在民间的广泛设立，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场所，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纳福的场所，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建筑构件的铺排组合、美化装饰，屋檐斗拱、瓦当门楼、匾额砖雕、风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装饰等都有特别的讲究。民间艺术的祭祀供奉与民间宗教有关的装饰艺术，如各类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们往往按照传统的规范样式进行创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设色、装饰配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度规范。在民间各类神像家喻户晓，民间艺术中的宗教题材，所表现内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传民间的原始宗教、他们或来自于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或是历史故事、人物传说、神话名录的经典传奇，又结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容极为丰富，天地神灵与人生活有关的神祇在民间广为祭奠。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时民间艺术也出离宗教藩篱、转向世俗化，强调实用功能装饰效果与审美效果。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读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象征性、隐喻性、装饰性

在理论总结、梳理后我们发现：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观念决定形态，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伦理观念持续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丰收、吉祥的精神气象。深入到汉族吉祥文化印记中。在持续的演绎发展中，编结了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民间的各种造型元素都有发源的根脉，可谓意味深远，从普遍意义上，龙被喻为告天命者，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文化的精神图腾。龙凤呈祥代表天地之间阴阳调和，每逢年节，舞龙、舞狮成为汉族独特的人文景观。饕餮被喻为神界的主宰，来自于兽首纹样的复合变异，象征统治者的威严，在商代是权贵与身份的象征。这类复合纹样在青铜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绽放异彩，表达了庄严、狞厉之美。石狮被誉为神兽，狮的造型庄重威严且成双成对，作为宫廷宅院的重要装饰，昂然肃立驱邪镇宅。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民间信奉佛祖、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成为民间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鸟虫鱼、装饰手法蕴涵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再饰以彩漆做旧更加天然古朴。鸟和鱼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在各种艺术与题材中都是民间热衷的主题，鱼的造型被民间艺人表现得情态跃动、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技艺传承的传奇故事，不断演绎变幻，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来自民间百姓的平实生活图卷，也是历代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参照和图式信息。这些元素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号特有的内涵。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图示语言，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启示，对今天的艺术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间艺术蕴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充满人文关怀，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

四、保护与发掘———关于复兴民族、民间文化的思考

篇(4)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篇(5)

论文摘要：彝族漆器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老漆器工艺的特殊见证。本文从造型、纹样、色彩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视觉艺术，得出了其造型特点和纹样在装饰中的特殊规律，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彝族漆器视觉艺术文化特征

彝族漆器艺术历史久远。相传，彝族漆技是一个叫狄一伙甫的人发明的，距今有58代左右，约1700多年。1.现今能够考察的漆器工艺世家为吉伍世家。吉伍家源于罗洪家支，血统为“诺伙”(即黑彝，贵族)。其祖先尼格吉史与白彝通婚而降为“曲伙”(即被占有阶级)。吉伍家既能获得贵族文化感染，又不失劳动者本色，从而发展了彝族漆器艺术。2漆彩绘在漆器中占绝大多数，本文便以凉山地区的彝族彩绘漆器为实证，从造型、纹饰、色彩三方面来解析其视觉艺术和文化特征。

一、彝族漆器的种类

(一)按材质分类

这里所指的材质是指漆器的底胎。按其胎骨分可以分为木胎、皮胎、角胎、竹胎四种，后期发展了竹木、皮木的混合胎。其中碗、盘、盒、钵、杯、勺等餐具以木胎居多，也有皮胎的碗。兵器(如盔甲、箭筒、护肘等)皮胎居多。牛羊角制的一般用于储放火药、种子或者做酒具。弓矢、箭筒、口弦筒、针线筒等，多用竹编织成胎骨。竹与木粘合制成的胎骨，如酒杯箭筒、毕摩用具等。用皮包木翘成的胎骨，如马鞍、盾牌等。

(二)按用途分类

彝族漆器按用途分主要有餐具、酒具、兵器、马具、毕摩用具等。此外还有茶筒、花瓶等日常生活用具，精致的法器也有着漆的。

由于饮食具一类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得以很完好的保留，本文主要以彝族餐饮漆器为主要对象。彝族漆器中餐具主要餐桌、木盘(申品)、木盔(库祖)、木钵(库不)、木碗(朱窄)、木勺(义尺)、饭盆(梯梯)等7种；彝族漆器中的饮具主要是酒器，主要有圆形酒壶(撒勒博)、扁圆酒壶(莫耶)、木酒杯(罢珠)、斑鸠酒壶(黑沙)、酒舀子、酒碗、牛(羊)角酒杯、猪脚杯、鹰爪杯等9种。(参见表1)

二、彝族漆器的造型特点

笔者归纳云南彝族漆器造型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实用性

彝族曾经历了漫长的游牧生活，经常迁徙，所以彝族的先民选择了轻巧而且不易碎的木质生活用品。虽然彝族漆器的胎骨发展至今已有6种之多，不过用杜鹃花木制作的漆器还是占了大多数。这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和凉山地区木材丰富，便于就地取材有密切关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彝族漆器的造型不断改进为了放置稳当和方便移动而添足置底，为了方便提携举拿而添耳附柄，漆器的造型都是与其用途相适应的。彝族的漆制餐具除平底碗外，都保持了古代“豆”的造型特点，带有圈足。这与彝族一直保持的席地而坐的进食习俗有关，也是实用为本。

(二)民族性

彝族漆器中的某些器型为彝族仅有，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其中“莫耶”(扁圆酒壶)和“撒勒博”(圆形酒壶)堪称彝族漆器中的珍品。两者结构精致，原理相同，前者前后两半成子母扣合。后者上下两部分成子母扣合。两者腹腔都成密封状态，酒不易蒸发失味。腹侧都斜插一细管作吸口(出酒管)，酒能基本吸净下有高圈足，酒从足心孔(进酒口)倒人。进酒口有一竖管直通腹腔上部，装酒后液面低于竖管，滴酒不漏。这种独特的造型和巧妙的构造与彝族先民颠簸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当凉山彝族从事农耕，农田散布山脊奋地，离住房较远，耕种收割，爬坡下坎，酒壶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同样体现出来，故得以继承。彝族的很多酒具结构都同此原理，这无不是民族特色在器物造型上的反映。

(三)宗教性

彝族的漆器造型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彝族漆器中造型风格特别突出的是鹰爪杯。彝族先民对鹰十分崇拜，他们把鹰视为神的化身，传说支格阿龙(彝族史诗中的射日英雄)就是鹰血和人的结合体。至今彝族毕摩的法器中也有鹰爪，是神力的象征。因此鹰爪的象征意义是源于彝族的原始崇拜，鹰爪酒杯就带有了浓郁的图腾、宗教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的产生，鹰爪酒杯逐渐被统治者所占有，成为土司、奴隶主高贵、权势显赫的标志。1鹰爪酒杯在制作时，还会把鹰爪固定在四个正方位，这也是彝族宗教观的体现。彝族的酒壶上有三节小塔造型，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灵。(参见图1)这也是彝族宗教观念的表征。

(四)原始审美性

牛角杯和野猪蹄杯等是彝族常见的饮酒器皿，彝族先民用牛角、猪蹄做酒杯并非信手拈来，这些粗犷的造型下蕴藏着原始的审美情趣。这个审美情趣一方面来自彝族先民和这些动物的亲密和依托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原始审美情趣还来自对猛兽的敬畏。彝族先民认为取猛兽身体的某些部分带在身上能起到镇邪的作用，而这些战利品，更是勇敢和灵巧的标志，因此先民们也以此为美。综上，彝族漆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其造型历经漫长岁月继承至今，是彝族文化不容置疑的表征。

三、彝族漆器的纹饰

彝族漆器既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在凉山彝族的漆器上，彝族先民摄取山河日月，花草鸟兽以及生产生活用品为素材，通过直接摹拟，再加以提炼、概括并表现出来，形成了众多的纹饰。

(一)漆器纹饰的种类和特征

彝族漆器纹样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生产工具纹样和其他生活纹样等。

1．自然纹样

彝族一直崇拜山和日月星辰，至今都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动。这种崇拜反映在漆器上便是出现许多以日月星辰的原型为纹饰的图案。

2．动物纹样

彝族的动物纹样里，有很多图腾信仰与原始崇拜的图案。例如蛙是原始生殖信仰的表现。虎纹是源于彝族对虎的崇拜。还有些支系以熊、羊、等为姓氏，这些动物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纹饰中。这些动物纹饰反映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3．植物纹样

彝族的图形具有象形的特征。植物纹样大多是通过对身边常见的事物的模拟加以抽象形成的由于彝族长期游牧的关系，后从事农耕，所以动物纹样居首，植物纹样次之。

4．生产工具和其他纹样

开始农耕生活后的彝族，使用到了更多的生产用具，并开始一些纺织活动。这些农具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纹饰里。

彝族纹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象形性，如果两种事物在某些程度上有些相似，就可能产生一形多义的现象，如鱼和蕨的符号。彝族纹样的象形性是通过一些抽象和打散重构来实现的。比如鸡冠、鸡肠等就是鸡的抽象符号。在彝族人看来，这些符号和一只完整的鸡是同等的概念，因此，会出现一义多形的情况。_l纠同一种纹饰在不同的漆器上也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原点型的图案在酒器上是星星的符号，在木钵上代表苏麻，让人产生食欲，而在其他漆器上可能会代表菜籽，寓意后代繁盛。

(二)彝族漆器纹饰的结构

彝族漆器的纹饰结构很讲究章法。器物的单方块图案上，多以一个圆为中心，由中心向四周延伸。若两方连续图案，则等距离勾绘，给人以美感。

从彝族图案的布局中，总结出如下绘制章法：

1．单一纹样根据器皿部位需要，以单个纹样为单位进行连接和组合，形成带纹或中心图案。带纹用来装饰器皿边沿或做色块、图案的间隔。一般水纹、鸡冠纹、火镰纹都可以形成带纹。

2．二方连续图案主要用于横贯器皿腹部分。如木盔、木盘和木钵的鼓腹，常用牛眼的二方连续作装饰。

3．单元纹样由中心图案和周边点缀的辅助纹样形成。多见于碗内或盘心的装饰。一般组合常以太阳纹或钱纹为中心，周边加尖角，或者是南瓜子、花蕾纹样的四方连续。

彝族纹饰的布局还和器型有关。漆器的表面涂饰都是先分割漆面，再勾勒纹样，最后点缀，填面。因此，筒状的器形一般是横向纹饰，鼓腹器形多有横向的分层和分带，且纹样集中在鼓腹部。器物大小也影响纹饰布局，小型器物纹饰精致饱满大型器物纹饰多间隙，显得更简洁。有些器物还有固定的纹饰，木钵圆腹上会有山形纹样，木盔圆腹会有鸡肠纹等。“申品”上会出现指甲纹，让你联想到用手抓肉。不过这个指甲不是一般人的指甲而是“老神婆”的指甲。

彝族漆器的匠人经过长期的时间，根据各种器具的用途和需要，应用不同纹饰，根据不同器物的造型特点做对应布局，使漆器的图案与器物形成和谐的统一体。

四、彝族漆器的色彩

彝族漆器装饰有黑、红、黄三色，由于其色彩极具特色，被称作彝族“三色文化”。漆器上用黑红、黄三种颜色有其文化渊源。

(一)彝族尚黑

川、滇凉山彝族全自称“诺苏”，云南彝族还有“纳苏”、“尼苏”、“涅苏”等自称。这里“诺”“纳”、“尼”、“涅”都是黑的意思，故彝族自称都是黑族。彝族中也以“黑彝”为贵，“白彝”为卑。哀牢山一个彝族聚居的小山岗名“纳罗山”，意为黑虎所居的山。金沙江和雅砻江彝族称作“诺矣”意为黑水。彝族自称黑族，所崇虎为黑虎，所居山为黑山，所居水为黑水，凡此标明，彝族尚黑。漆器上使用黑色一方面是因为原料的本色，另一方面也是彝族尚黑的表现。漆器上使用黑色，表明器物高雅与庄重。

(二)彝族对“红”的狂热

彝族也喜“红”色，视红色为生命之色。彝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对红色最原始的概念应该是来自野兽的鲜血和火。笔者更愿意把彝族喜欢红色归结于他们狂热的火文化。至今彝族民居中，火塘上方都是最尊贵的地方。每年彝族盛大的火把节，是非常隆重的祭火仪式。红色与火的紧密联系，让彝族人相信对红色的敬重就是对火的敬重。红色还与彝族的宗教观念有关，红色既是火的象征，也是血的颜色。凉山彝族地区认为红色中有人的灵魂在，凉山彝族男子出征前要包红头帕，或在英雄结上缠红布，以表达勇敢、成功的含义。鲜血还象征着丰收的预兆，凉山彝族以梦见血色为喜。

漆器上使用红色象征着勇敢与热烈。

(三)彝族对黄色的偏爱

在彝族人的心中，黄色象征着太阳和光明，总是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相联系，如春天开满油菜花的田地，秋收时候黄灿灿的景象等。因此，在彝族人的意识中，黄色是吉祥、美丽、幸福、光明、繁荣等象征。至今的彝族选美中，彝族姑娘都会手持黄色的油纸伞。黄色用在漆器上象征着吉庆。彝族漆器黑、红、黄三种色彩错综搭配，间隔使用，色泽明快亮丽。漆器着色均匀，给人光华亮丽的感觉。

五、结语

本文从造型、色彩、纹样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视觉艺术，归纳出了彝族漆器在造型上的实用性、民族性、宗教性和原始审美性。探讨了漆器的纹样在装饰中的特殊规律和色彩寓意，从中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漆器曾是许多民族使用过的一种生活用具，但许多民族的漆器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彝族漆器为此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然而这一彝族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在各地保护和应用都不一样，目前四川大凉山地区的现代漆器无论在工艺和应用方面都比传统漆器好很多，云南小凉山地区漆器用品正大量衰减，希望通过更多学者的研究，能为保护和继承彝族的漆器提供实证。

参考文献：

[1][5][8][9][I6][17][I8]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绘．凉山彝族文物图谱(漆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P1—40．

[2]唐楚臣．彝族漆器工艺[J]．民族艺术，1992，(2)：203—209．

[3][4][12][15]陈理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集粹[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4．

[6]李艺主编．人类学家的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民族文物藏品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P16—25．

[7]云南省群众艺术馆主编．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P191—193．

[1O]冯敏．凉山彝族漆器的装饰艺术[J]．贵州民族研究，1990，(5)：150—156．

[11][14][19]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M]．马飞．浅析凉山彝族漆器的美学价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P798—809．

篇(6)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哲学。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不相同的，中西体育文化都是宝贵精神财富，为人类所共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基础。西方竞技体育侧重于竞争，这同市场竞争理念十分相似，同样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兼容，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来，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鼓励竞争。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关于对生命的理解、健康的感悟以及养生保健体育的阐述，都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科学精神和内容，它强调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对现代体育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体育人。中国与美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因此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只要重视双方的核心价值和利益，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和交流，尊重对方的文化理念和发展观念，强化共识、加强沟通与合作，就能够和谐共存。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凭一己之力来完成。总之，要了解世界，就要先了解自己，只有加强了解，才能够建立互信合作关系，实现共赢。

二、目前体育文化的现实境况

1．传播媒介的“失语”引发的正向偏离行为

竞技比赛的比赛千变万化，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可能在比赛中面临困难，因此培养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心理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运动员发挥身体能力和运动精神的重要标志，媒体也对这种精神加以积极的赞扬。那些带着重伤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们获得优异成绩时会赢得多媒体广泛的宣传，对那些在重大手术后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树立为英雄模范。这种价值取向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运动伦理，民众也对这种观念直接支持态度，如为了获得体育竞技的优胜而不惜生命的价值伦理观念得到普遍支持和无条件地服从，表明经济体育面临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为理想积极拼搏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大众都应该鼓励的精神，但是这种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为前提。如果媒体不能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积极的引导，正向价值偏离行为将会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为代价。许多优秀运动员因为带伤坚持比赛中而提前告别了赛场，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为了实现目标而不计代价的教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媒体能够对拼搏精神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人的运动生命会得到有效的延长，也会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种族主义的“歧视”引发的身体暴力对抗

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男性普遍有一种恐惧，认为女性抚养的孩子不具备坚强的性格，不能胜任战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也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强力的通知。对于女性化的恐惧心理刺激了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他因此传递男性价值观的需求成为为经济体育发展的原动力，竞技活动的初衷是培养男性更加坚强，展示身体生理方面的优越性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展现出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暴力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欧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足球、橄榄球和拳击以及其他对抗激烈的运动作为男性优于女性证明，这些运动也在军事训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权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独有的。如果某一队员在训练中不够硬朗则会被教练和队友嘲笑为娘娘腔。侵略性在竞技体育中表现出极强的性别差异，竞技体育在这种性别逻辑的推动下形成身体暴力哲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连续观看拳击比赛之后，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倾向。有学者针对拳击后三天内的犯罪率进行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研究结果表明在拳击比赛之后的三天内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传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赛后凶杀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驱使”引发的金牌主义泛滥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过度倾向，即将非政治领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行为。而竞技体育泛政治化则是有大型国际比赛开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国际比赛中的入场仪式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可以举着国旗出厂或者在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泛政治化的体现。此外，在集体项目中国家的归属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承担了国家荣誉。全国民众无论其宗族、、职业、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会共同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民众国家归属感在竞技比赛的欣赏过程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的成绩关乎未来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在竞技体育中战胜未来的竞争对手会觉得扬眉吐气，觉得综合国力强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竞技体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此外，由泛政治化引发的金牌主义思想也极为盛行。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金牌主义思想的泛滥，如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为了争夺“冠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国人民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国际体育节奠定中华武术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当前，我国武术比赛严重缺乏公平的比赛规则，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脱节的地方。

三、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途径

1．强化思想认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和谐共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要树立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一套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既要看到体育文化的差异点，也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到体育文化的共同处，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明确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不同国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不断增大。首先，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儒家文化坚持和谐、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纪同样具有道德建设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态度，“和为贵”为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只有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才能够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文化辐射到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2．立足国际视野，审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地位

当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时，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体育精神。例如我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这种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娱乐性、参与性都是其他竞技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休闲生活来推广和普及传统体育。

（1）开发与大众体育联系密切的传统体育项目。围绕“满足民族休闲娱乐需求”为出发点，让它们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休闲娱乐项目。例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龙舟、拔河，这些体育项目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参与。奥运不能单重视竞技体育，只有全民都能参与的体育才是体育的全部。

（2）传统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传统体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宣传传统文化、保护民族非物质遗产作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点。美国社会和学校都比较重视向青少年灌输本国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让其从小形成与本国文化一直的世界观。中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不断拓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途径，增强其的国际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和学习。日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来推广，采用商业手段来运作，为传统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空间。我们要借鉴外域经验，长远规划，科学推广。

3．创新体育项目，丰富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内涵

篇(7)

1.1中华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闭的大陆文化，中华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重亲情、重仁爱、重天伦之乐、重家庭的民族情感，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告语就应充分运用亲切、温馨和浓郁的情感诉求，力争使广告语富有浓郁的感染力。广告语言中的情感设计是促成购买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广告语言的人情味浓厚也是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就是亲情诉求之作的经典。这则广告中并没有太多的表达感情的词汇，然而它的广告画面却将受众的思绪和情感带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头和结尾仅有的广告语分别是：“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该广告画面朴实、温馨。卖糊母亲的微笑，买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间温良、慈爱、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浓郁的人情味，让消费者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从而体味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情怀。又如，可口可乐的一则广告语：可口可乐，万家欢乐。广告商把“可口可乐”与“家”这个让人感觉温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从而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1.2谦逊、恭让的道德准则谦逊、恭让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如汉语中的谦词“奴、敝、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最终实现受众的购买行为。如：聆听您的心声。我们的宗旨很简单。让您在旅行中得到企业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适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和最精心的服务。（商务旅游）打开门，等着您的就是梦寐以求的家，无论您想要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是一间摩天大楼的顶屋，翻开下面几页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选。（房地产）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海滨度假地）毋庸置疑，这样的广告语让消费者感觉到广告的谦逊态度，进而便产生了对广告内容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2广告语言与民族风俗

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民族发展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该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中，一般来说，消费者较易接受顺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广告语言形式。因而消费者的风俗习惯是广告创作者在广告语言创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戴红色衣物，把红色视为吉祥之色；而红色在西方人眼中则没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国民间都有趋吉利、讨口彩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广告创作者便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点，创作出了许多这类内容的广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销旺旺食品时就创作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人旺、福旺、财旺、运道旺，旺旺。”这句广告语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在中国，每逢喜庆节日，如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都会舞龙等以此来欢庆这个阖家欢乐的节日，因为龙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就更不要说龙会给家庭带来欢乐了。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