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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士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7 18:05:10

历史博士论文

历史博士论文篇(1)

据报道,正在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就读的张孟珠,在中正大学历史所攻读硕士期间,以探讨贞节作为清代及士大夫世界所力倡的道德价值,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差,成为社会控制工具,并据此研究结果撰写《清代贞节的实践及其困境》论文,取得硕士学位。

报道说,张孟珠毕业后,考入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在查询研究资料后赫然发现,东吴历史所居然有一本硕士论文和她的论文内容雷同。另外,林姓女博士生发表的单篇专文《赋性宣淫:清乾隆朝强奸案之解读》内容,更是撷取她的论文精要。

张孟珠指出,她获悉论文遭盗用抄袭,透过关系要求林姓女博士生更正道歉,但林姓女博士生却毫无道歉、反省,还试图阻挠她追究此事,甚至宣称学术之路漫长,希望张孟珠有“智能”放手,不要因此弄得“头破血流”。

历史博士论文篇(2)

如果说,澳门是一个池塘,澳门的一切则是池塘里盛开的莲,它们开出红艳的花朵,芳香四溢,本无意争美,却惊了来澳看莲的人,令人流连。

邢荣发博士也是流连其间的人。在澳门,他生活得乐观而执著,他追求的是平和与淡定,心明如镜。静静守着澳门这一池素色荷莲,看着它们在春天的书页里留下一点墨绿,夏天留下一点红艳,秋天留下一点果实,冬天留下一点回味和对新春的期盼。而他,也在澳门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点墨绿,一点红艳,一点果实,一点回味和对未来的期盼。

邂逅,澳门的美——平和

澳门,一个曾被葡萄牙统治了上百年的殖民地,有人说澳门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澳门不过是一个面积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城。有人眼里的澳门是个赌城,大小林立,里烟雾缭绕,喧嚣一片。然而,在邢荣发博士的眼里,澳门却有她独特的美、平和的韵味、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邢荣发博士出生历史悠久的柬埔寨,那里文化厚重,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化。十岁那年,他来到了澳门,邂逅了澳门的美。

有言道:三十年改革开放看深圳,百年沧桑看上海,五百年历史看西安,千年文化看北京。而澳门呢?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很有趣,了解澳门的历史就会发现,澳门有着十分平和的内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去争什麽。但是,我以为,‘不争也许是最大的争。’” 澳门人的不争,却并不代表他们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发展方向和定位。正如邢荣发博士所说:“在社会上行走,没有清晰的定位,是很难在某个行业领域里突出。”澳门是一个可以用“小”来形容的城市,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并不多,只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被大家认同了,这个范畴便是你的。

就拿邢荣发博士来说,他对澳门建筑史的研究从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开始,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著作《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他不愿插足于一个新的范畴,不是缺少求知的欲望,而是他明白一个道理:术业有专攻。无论是学术还是业务都是如此。

澳门人的不争,是内心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无论外界竞争多麽热闹,他们只要消除执念,便可寂静安然。

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市民的心态很平和。”澳门,有着“东方赌城”之誉,然而,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有澳门本地人进入。“在改革开放前,公务员有规定,一年中只有农历年三天能够进入,其余时间严禁入内。而在坊间,只有那些有钱人会去娱乐,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多相近,加上澳门地方小,如有谁进了,大家都会很快知道,并能猜想出他下一步将要做什麽,那就是借钱,接着大家都会与他断绝来往。”邢荣发博士说。因为这样的人文环境存在,以及彼此间深藏于内心的监督,阻杀了澳门市民进一夜暴富的念头,给予了大家一个平和的心态。

再评,澳门的文化——厚重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居住权,经过四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文化的共存、共融使澳门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于世界的影响却不小。澳门的优势和特色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如何保持澳门的优势和特色?邢荣发博士说:“我想,最重要的是以澳门原来的身份和脉络去发展,也不一定要采用强求的方式,因为澳门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地方。”百十年前,澳门与国际接轨,是因为葡萄牙。也许,现今的葡萄牙国在国际上并不突出,然而,在大航海时期,葡萄牙却是第一个探险来到亚洲的国家,在那时,葡萄牙的影响是突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葡萄牙将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带到了澳门,这些东西包括历史和文化。澳门这个城市将这些东西通过磨合,用时数百年,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澳门也因此形成了命运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人为不可改变的,这种特质就是被动。”邢荣发博士说,“就是澳门回归后的旺盛,也是被动的,这种旺盛来自于国家的支持。”

澳门独特的历史成就了独特的澳门。“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没有历史的地方,没有归属感。因没有留下来充分的理由。”邢荣发博士说。他一直在研究澳门的历史,从开埠至今四百多年的历史。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不断查阅资料,借助图书馆和档案馆,将资料累积。遇到好的东西,他会将其摘录。2007年底,他出版了著作——《澳门历史十五讲》,他在书中说:“澳门在这四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同时又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自葡人到此筑室而居时起,就订定了她在未来的坎坷历程,因而炼就了她坚韧的生命力。同时在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污烟瘴气、甚或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又造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澳门历史十五讲》将澳门的历史一一呈现。这本书曾用作澳门理工学院视觉艺术高等学校的文化素养训练,部分内容曾用于教青局主办的澳门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培训课程。

2009年,《求存集》经由澳门马交石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让这本书问世,前后历时十年,多次收集读者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在最初的顺口溜说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又修改八次,最终定稿。《求存集(修订版)》介绍了澳门的历史,诗歌乃七言诗歌形式,白话文言简意赅,不作矫饰,直截了当,道明了澳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

如今,他正在着手撰写澳门的大街小巷的名字由来,并整理成辑,让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因为每一条街道都蕴藏着它特有的故事,每一条街道名字的来历都有得一说。邢荣发博士已经洋洋洒洒写下了八千多字,他笑说:“还没有完成。”

手握一支笔,他在将澳门的厚重历史文化用文字述说。

历史博士论文篇(3)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历史博士论文篇(4)

艺术是“术”还是“学”

在笔者看来,艺术作为一个自足体系的学科,既有“术”,也有“学”。“术”是具体方法,是艺术活动的技能技巧,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艺术首先有“技术技能技巧”的含义,最早的艺术家可能首先是手艺人、匠人,或是精于一种技能技巧的人。但是,这是在艺术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情况。当有人研究和总结这些艺人、分析这些活动、分析这些技能技巧的能力构成和这些活动魅力美感的基本原理时,情况就发生变化。这时,“学”就出现了。

“学”是艺术活动历史的主要过程和艺术创造、欣赏的基本原理,是在“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艺术活动“演进史”的研究,以及对艺术生产“方法论”的总结。属于“学”的范畴的,就是研究艺术的发生、发展、流变的学说,是分析艺术现象、总结艺术规律的学说,是观察艺术活动、梳理技能演进、工具变化、技能提高的历史的学说,是将艺术活动的感性经验提升淬炼成为理性认识、美感学说的学说。

艺、术与技能、技巧联系在一起,艺,往往是某种手艺、技能,或者就是手艺、技巧、技能的泛指,所以常常称某种技术程度为技艺,如茶艺、棋艺、武艺等。此外,也常常称人所具备的某种能力或所掌握的方法为“术”,如巫术、法术、医术、武术、马术、拳术、棍术、艺术等。但是,应该用心辨别,在这里,艺术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前者的“艺”是一个领域限定,后者“术”就是方法、技能、技巧的意思。艺术,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精神活动与精神追求,因为对物质条件依赖大,所以是物质层面承载的精神内容。在物质层面的活动成为“术”,研究物质层面的活动承载人类精神活动的诸多方面情形的活动,就成为“学”的存在。因此,“艺术”可能既有“技术”的狭义指称,也包含有“艺术学”的活动内容和史论意义。艺、术、技能、技巧是“这样那般”。艺术是一个泛指一切艺术活动、艺术现象的笼统概念,“艺术学”是一个包含了艺术技能、技巧内容以及艺术史、论内容的学科概念。在艺术学学科门类概念语境中所讲述的“艺术”,就是包括学科实践和学科理论方面内容的概念。艺术学科,就包含了“术”和“学”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然后,再有与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地带的内容派生。所以,艺术实践革新的历史内容、总结艺术实践这种特殊社会活动为何、如何、怎会、将会“这般那样”,就成为“学”,就是艺术发生学、艺术史、艺术创造学、艺术发展学等学说的内容。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的许多文化产物,随后都会分门别类,认祖归宗,各立山头。艺的技巧技能,最后走向艺术文明,发展成为艺术学,有其历史阶段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艺术不仅仅是唱歌跳舞,还包括艺术史、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创造心理学、艺术欣赏心理学、艺术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发生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要在艺术技艺基础上认真做好研究工作,研究艺术的“必然王国”,才能更好地走向“自由王国”。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上,云南艺术学院的办学发展,就希望在“术”与“学”双重并重下办好学。云南艺术学院鼓励各个二级学院的教学单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双重并重”的重要性,既不能沉湎于“技能上达”“技高一筹”的状态,将艺术大学办成技能训练所,把学校办得“匠气”十足;也不能在“学术追求”“课题指标”的痴迷里,将艺术大学办成“研究所”“博物馆”,暮气沉沉,没有了生命原态的鲜活,只有样品的展览或标本的陈列。而艺术院校,研究“艺术”只是使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艺术热情的诱导、艺术认知方法的传授、艺术创造能力的营养以及艺术人群的规范等内容集合成为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活动,是艺术教育、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展演“鼎足而三”的办学活动。因此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者原本是一些艺术家教师,他们自己就是一些原创能力旺盛的艺术创造者,艺术院校,同时还是艺术产品生产、创造的重要部门。

艺术教育教“术”还是教“学”

在艺术学门类学科背景下,要组织好“术”与“学”的教学活动,最终要用创作展演来检验“术”的教学效果,用研究成果来检验“学”的教学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能够充分体现“术”和“学”的成果。

艺术发生论、人类艺术能力的演进史、艺术规律的认识论、艺术品创作方法论和艺术生产活动的创造论、艺术技能培养、艺术技巧训练,都是艺术教育的当然内容。因此,艺术教育既要教“术”,也要教“学”。这是作为现代教育学科特点的艺术教育与传统艺术手艺师徒传授、师傅提高徒弟艺术能力完全不同的地方,艺术教育中对技能、技巧熟练专精的训练内容是“术”的领地,而艺术发生论、演进史、认识论、方法论、创造论等原理性追问与本质性把握,则是“学”的内容。艺术教育中,既有“术”,也有“学”。如果专科、本科艺术教育主要是“术”的训练,那么,硕士、博士阶段的艺术教育,就趋向“学”的内容。

遗憾的是,中国的艺术研究生教育开展得较晚,大约20世纪80年代才开启相关的教育活动。一般来说,艺术教育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大约是在1981年批准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后才走上正轨的。实际上,获得这种批准的单位很少,仅有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少量几所艺术院校。

就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历史不短,但是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办学历史不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1919年就开始了,那就是建立于1898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据资料记载,那一年,北京大学招收了148名研究生。从1949年到1965年16年的时间内,北京大学培养的研究生不到2000名。而建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建校10年后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65年,培养的研究生也不足1000名。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北京大学在1981年成为回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后国务院首批批准的硕士、博士授权单位,1984年建立了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经有了4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6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1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硕士超过26000人。清华大学也于1984年成立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拥有4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8个。

综合大学非艺术院校的文学教育,往往拿到硕士点、博士点比艺术专业院校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单位更早,更容易拿到艺术教育的硕士、博士授权点和人才培养资格,这已经是专业艺术院校很久以来的心痛。

艺术学原来从属文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办学资格就远远晚于、少于综合大学。之后,中央戏剧学院1986年获得博士点,上海戏剧学院1999年获得博士点,迄今为止,专业艺术院校无论单科的还是综合的,博士点很少,综合艺术院校只有南京艺术学院拥有博士点,而且是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三个博士后流动站。从硕士、博士授权资格的数量、历史看,专业艺术院校远远逊于综合文科大学或者理工科综合大学。

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和人才培养既然“术”、“学”兼具,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的水准实际上是专门、专业、专一、专精的,但是为什么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短、学位点少、学位层次不高?这种状况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艺术教育的“术”的偏见,还因为文科教育“学”的傲慢。总以为艺术教育的艺术实践,都是一些技能技巧的“术”层面的内容,没有“学”的含量。所以,别人有这样的偏见,艺术教育圈内的人又缺少“学”的自觉。而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就在惯性思维里滑行太久,圈内群外的人难免产生艺术教育不需要“学”的错觉,这就耽误了“艺术学”作为门类学科自立、自足、自省的意识诞生,直接延缓了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时代的到来,甚至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这样的背景下,艺术研究生教育历史短、学位点少、“专业”站在“学位”门外等候“非专业”权威召见的乱象才会出现。不必讳言,一些早早获得硕士、博士授权单位资格和学位点的办学机构,水平不见得上达,甚至能力不如没有学位点的专业院校专精。

面对这种情况,艺术院校一方面应该呼吁,教育部应该改变那种“布点”控制的衡量尺度与脱离实际的目标预设。另一方面,艺术院校的确也应该有“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要做出“学”的成就,弥补艺术院校办学重“术”轻“学”的历史“短板”。发展中国艺术教育,就要理直气壮地迈向“术”“学”并重的教育。而艺术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就要将艺术研究生的教育过程变成导师团队率领下引领学校风气、壮大“学”的声威影响的过程。艺术研究生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培养艺术高级人才的教育,而且是“学”的色彩很重的艺术教育。艺术研究生教育,不但是一个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此目标相关的艺术教育问题,而且,还是改善学科自理能力的问题。每一个开展研究生艺术教育的单位,必须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要让别的学科门类心悦诚服地感到,艺术学科的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的能力与基础。

艺术学学科下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才

如果说,艺术专、本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术”的基础训练。那么,艺术硕、博研究生教育,就是艺术知识、能力迈向“学”的提升。但是,这两阶段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关系:前者是艺术学生“从艺向学”必要基础;后者是艺术学生“因艺能学”重要升华。这样认识的原因在于:专科、本科有了扎实的技术技巧的基本训练,还不仅仅是学生的身体能力有了基础训练的完备,对于想要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而言,本科时代的基础训练,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迈向“学”的“感性”的大门和走向“逻辑”的“经验”的桥梁,这是艺术教育中研究生学习十分关键、基础性的一步。而艺术研究生如果“通一艺”进而在“知其然”基础上学习“知其所以然”,就要比艺术上的“白丁”容易得多。

但同时必须强调,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教育难点,往往在于从具体的“术”当中将他们熟悉的“术”的思维方式打开以及“术”的实践能力的突破,走出“一艺”的局限,将“术”作为他们迈向“学”的出发点。这就要求导师能够讲方法、会引导,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因人施教”,在“术”与“学”之间,致力于技能与知识、感性与理性的融通。通俗来讲,这就是想清楚一些问题并付诸教育实践:研究生艺术教育“教什么”、“怎么教”?因为,“教什么”是“培养人才”的目标设定决定的;“怎么教”,是“教师方法”与“教学对象”决定的。我们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实践中时不时会发现,教师不知道如何教的尴尬,带研究生如同教本科生一般,画画、练琴、排戏、唱歌……一如大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一般,没有本质的区别。

此外,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没有很好地区分培养目标,更没有把目标设定的不同体现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学生一样课程、一般要求,结果是学术无“学”,专业不“专”。

理性审视艺术学门类下的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电影学、音乐与舞蹈学和艺术学理论5个一级艺术学科的建立、专业设置、课程搭建和学科框架里的人才培养,不难发现,艺术教育自身学理和艺术知识体系的传承、更迭、创新的办学研究,较之别的门类学科,还是相对薄弱、苍白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术”与“学”的相互关系、相互区别在研究生教育当中体现的不明确,在为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设置的课程、培养人才过程的质量监控和中心所在不精心、不理性造成的。这就需要潜心研究,埋头耕耘,做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否则,另立门户的艺术学,也有可能于惯性的运动、经验的依赖、无序的存在中陷入混乱,无法建立自己的学科品质与学理品格。尤其是在全国持续升温的“艺术教育办学热”的今天,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另立门户后,博士点、硕士点质量不齐、良莠莫辨、乱象丛生的今天,笔者呼吁理性开办艺术教育,讲求质量地开办研究生艺术教育。我们需要一个教育自省的大环境,就像艺术学自立门户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大环境一样;我们也需要研究生艺术教育的自省意识,还需要质量意识、特色意识、内涵意识、个性意识,如同专业硕士和学术学士各有“术”与“学”侧重的需要一样,要有分类指导、区别发展的自觉意识。

艺术的研究生要有厚实的“学”的基础、理论能力;研究生的艺术,要充满创造性、创新能力,是“术”的顶端而不是基础。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当中,这可能是需要格外清醒的问题。因此,课程设计、过程监督和质量检验,都应该紧紧围绕这一认识来进行,仍然是“术”的精进淬炼,仍然是“学”的厚积薄发与推陈出新,这是艺术教育人才培养高级阶段的追求。

尽快制定“行业标准”,是艺术研究生教育的

当务之急

艺术学成为第13个门类学科后,但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期刊,仍然是“中文核心期刊”说了算;仍然是北大、南大、武大、社科各处的“权威标准”说了算。

艺术学已经成为门类学科,但是艺术办学立规矩、成方圆的学科基础还不具备。不是没有,是不被承认;不是无法制订,是不被接受。因为,艺术办学单位、艺术教育专家、艺术行业专家往往没有资格为自己制订标准。我们常常习惯于让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里是权威,但在他所评审的对象面前知识准备往往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是外行的所谓专家去评审、指导、臧否和裁决行业规范。

当前应该是让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和艺术教育管理者们为艺术教育制订办学规矩、绘制发展蓝图的时候了。所以应该从艺术研究生的办学标准、质量监控、人才尺度等方面入手,从教育部本科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入手,从全国艺术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开展,从艺术学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相关会议当中去积极开展工作,制定标准、规范行为、监控质量,让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2014年以来,教育部的各个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在制定专业的“质量标准”和“课程规范”,其实就是在进行教育的“行业整顿”。艺术学门类要在这次工程浩大的活动中积极行动,为艺术学门类各学科的发展制定“行规”,结束没有标准、缺少尺度的历史。

历史博士论文篇(5)

本次会议是海内外首次举办的大型古代黑釉瓷器和吉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著名古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女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先生,博物院器物处处长、研究员蔡玫芬女士,原博物院顾问、上海震旦博物馆副馆长廖宝秀女士,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先生,香港敏求精舍葛师科先生,以及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出川哲朗先生等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参与讨论。

言州窑和历代黑釉珍品展览受到高度评价

黑釉瓷是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高温釉瓷。黑釉瓷给人以幽深、玄远和浑厚的美感;因黑釉瓷烧造过程中不受焰烧限制,不仅能创造出丰富的窑变效果,而且又能遮盖坯体上因杂质而常常出现的瑕疵,故而成为南北各大窑场的流行产品。中国古代黑釉瓷器历史悠久,产地遍布南北,装饰多样,工艺精湛,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与艺术成就,在中国陶瓷史和社会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黑瓷研究是古陶瓷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鉴于此,深圳博物馆积极整合公私收藏资源,于2011年9月至12月先后隆重推出了“融会释儒、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和“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展”两大专题展览,共展出珍贵文物220余件,以及一批重要的窑址、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黑釉瓷器标本资料。其中大多数吉州窑瓷和黑釉瓷器珍品均属首次亮相,堪称海内外迄今体系最完备、规模最大、品级最高且最具艺术美感的黑釉瓷器展览。参展方包括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婺源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樟树市博物馆,以及上海高梧楼、观叶楼、九砚山房,广州红苒精舍、暂得楼、乐道堂,深圳宝光艺术、无住斋,两庆书屋、在川草堂等多家公私收藏机构,可谓整合公私文物策划学术展览之典范。这两个展览已先于研讨会推出,引起海内外文博学界和收藏界的热烈反响,得到国际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吉州窑所在地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受吉州地区浓厚的禅宗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陶瓷艺术特色鲜明,以具有禅意之美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美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产品涉及宗教生活、士人逸趣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融会释儒、法效百工一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突出禅宗、儒学以及相关工艺美术的内涵,深具学术分量。本次特展分为“禅茶一味”“士人逸趣”“世俗风情”“法效百工”“蒙元新象”“南粤余响”六个单元,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展品大部分都是首次展出,让人耳目一新。展览力图通过对吉州窑瓷器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挖掘,揭示吉州窑与宋元时期社会文化、宗教生活的深层关系,并具体展示其制作工艺的来源、艺术特色及其影响,使观众充分领略吉州窑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非凡创造力。展览受到文博学界的高度肯定,港澳台乃至日本、英国等地的学者、收藏家纷纷前来参观。原博物院研究员、著名茶器与茶文化研究专家廖宝秀女士这样评价吉州窑专题展:“不仅名称取的好,而且内容丰富,文化性强,观后令我感动莫名,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有深度的展览了。”

“玄色之美—历代黑釉瓷器珍品展”全面展示了历代黑釉瓷器的独特艺术魅力,是海内外首个系统展示古代黑釉成就的专题展览。展览主要分为四个单元:鸿蒙初开——汉魏六朝时期的黑瓷、盛世气象——隋唐五代的黑瓷、各擅胜场——宋辽金元的黑瓷、玄色余韵——明清时期的黑瓷。为了让观众能够真正领略到黑瓷的玄色之美,深圳博物馆从各地精选了众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美感的文物,既有东晋士族所欣赏的鸡首壶,也有充满盛唐气象的鲁山花瓷;既有借鉴外来文化、浑厚大气的唐代巩义窑黑釉凤首执壶,也有宋代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乃至禅僧释子喜爱的各色建窑兔毫盏;既有自然洒脱、行云流水般的宋代耀州窑酱斑装饰,也有金代北方草原文明影响下的粗犷率性的剔花瓷器等,充分展现了古代工匠在技术和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为嘉惠学林,深圳博物馆特别编辑出版了此次参展的吉州窑和历代黑釉瓷器文物图录。会议期间,来自北京收藏界、南京艺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收藏家还带来了许多从城市遗址采集的黑釉标本。特别是北京收藏家带来的定州地区采集的诸多重要的定窑黑釉标本,印证了《格古要论》中所记“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俱出定州”的说法。这些定窑黑定标本中有一组器底墨书“方丈”“堂头”“茶口”等的茶盏残片,为研究定窑黑瓷与北宋禅院茶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成为本次黑釉展览和学术会议的一大亮点。

研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历史博士论文篇(6)

近年,有数不尽“论中国”的外国人作品刊出,国内翻译出版的也不少,最有名的作者包括奈斯比特、马丁·雅克、福山、扎卡利亚、阿玛蒂亚·森、雷默……诸多作品,最引人关注的,非基辛格博士《论中国》莫属。

待遇至此,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外,与另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基辛格博士曾任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关键人物之一,一是1971年首次秘密访华40余年来,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国外高级政要。后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基辛格对华的观察、分析、研究,以及因此为美历届政府出谋划策,具有无人比拟的持续性和极高的权威性。中国历届领导人,亦非常重视基辛格作为中美关系“掮客”的角色——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不能说唯一,但极其少见。

全书五分之四篇幅,关涉近40余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期间人、事,多为作者本人亲历、亲见,证明该作对中国的谈“论”,以及隐含的结论的权威性,无人能出其右。

该作非常易读,对于五十岁以上的读者,更有亲历其境的感觉——作者眼中40余年的中美交往历史,与他们跌宕起伏的生命周期,呈正相关关系,这批读者,正活跃在中国各领域,他们对该作的反应和评价,是推高该作关注度的主要因素。

该作既非历史,亦非个人回忆性文字,更不是好读的中美交往故事。但其表面上具有的上述三种因素,亦是该作流布甚广的要素。

笔者将其看作这位九十岁老人,其终身成就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外交家、学者,一流美国战略家,对演变得愈益成熟的中美关系的“政治遗嘱”。所以,读者第一重视的,首先是该作并不引人注意的“后记”:“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作者念兹在兹的,正是后记中隐约表达的担忧,中美两大国,是否会因各自的秉性,以及对对方出手的误读误判,走上百多年前英德两国关系的老路,使英国外交官克劳发明的“克劳定理”再次应验。

中国读者应当谨记,该书是美国战略家,写给美国当政者和美国人民看的。但作者很清楚,更关心此作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所以,写作手法上,有明快之处,但亦有不少隐喻。了解这些隐喻,读者应从法国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的名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入手。佩雷菲特写作的核心章节,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以及此后的中英关系。不无巧合的是,佩氏结尾处,正是基辛格叙述的重点。两者的共同点更多,都将谈论的中国与外部关系的镜头,拉长几千年,最惹人兴趣的聚焦点,恰是马戛尔尼访华引发的外交事件。

作者告诉美国人,中国没有变,谁(外部力量)也无法影响中国的走向。理由是,中国的体量和不间断的历史,以及此间孕育的文化。

历史博士论文篇(7)

清华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大的差距也许就是博物馆

(魏忠2012年拍摄于匹兹堡)

事实上,梁启超力劝孩子们在美国读好书再回国,并不是梁启超认为读书是第一等好事。梁思成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梁启超就给他寄去了最新版的《营造法式》。梁思永在美国读硕士期间,梁启超几次希望梁思永中断学业跟随在欧洲的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研究。梁思杰从西点军校毕业参加危险的战斗,梁启超给予充分的支持。梁启超的思想里面,实践和读书同等重要,而学习中的训练高度,是影响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梁启超不仅不遗余力地将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大学,为孩子们提供高人指点,让孩子们参加最具有前瞻性的团队,还给孩子们提供最新的科研和社会资讯。

最近五年,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待几个月,到梁氏子女学习过的学校去看看,尤其是梁思永、梁思成待过的地方,去发现和思考:历史学是否就不需要实验室了呢?确实,从表面上看,历史学学习只需要在图书馆就可以,去看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然而,历史上存在过只看历史书的历史大师吗?

如果说梁思永和梁思成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那么许倬云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了。2013年,我在匹兹堡见到老先生时,他回忆自己走向历史学研究的往事,并不是因为读了多少书,而是与当年他和台大李济、李宗侗、董作宾、傅斯年的忘年之交有很大关系。他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和韦伯学派的亲密接触,才奠定了历史学的厚重的经济政治学基础。

如果再查询我们熟知的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的史学成长经历,那么多年的留学经历是不可缺少的。一般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哲学历史来重新看待中华历史,会有一个崭新的史学视角,会成就一个历史学家的。然而,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教授对我说,如果对土耳其的历史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日本的博物馆,原因在于,日本的土耳其博物馆被土耳其人视为圣地。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在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这些盛产历史学家的圣地,都看到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非常令人咂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解员有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原来,学习历史学的昂贵在于,除了读书之外,你还得见到原物,还得与泰斗们亲密接触,这个“实验室”是所有学科实验室中最昂贵的。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37岁,这个年龄就成为北京大学这个王牌专业的副主任是少见的。然而,昝涛北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去应聘山东某所中学历史老师却被拒绝,他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国际学术资助,在危险的中东游历、学习与科研。他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克曼人、伊朗人亲密接触,住在一起,才有了冷板凳之后的精彩。在书与路的灵魂旅行之后,昝涛已经不像一位一般的历史学教授了――他在新浪上发表连载,在经济和文化沙龙上谈论伊斯兰文化,做中亚旅游团的高端导游。我在想,昝涛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土耳其的一流专家,其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体验是深切的、其实验是昂贵的,因此,历史学在中外都是一门贵族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