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科技发展，人文环境

 

1. 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 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 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 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 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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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论文篇(2)

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系统的各项工作对城建档案的需求在内容上越来越广、要求上越来越高，为此城建档案部门要紧跟形势,加快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向深层次服务转化，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更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建设对档案利用的要求。要在主动服务、超前服务上下工夫,积极探索从档案收集保管型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型转变的路子,广泛开展编研工作,使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以及城市建设管理、科学研究、修史编志、社会教育、国防建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机构的合作,做好重点工程档案的备份和安全保管工作,加强对重点工程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为制定应急预案和抢救方案提供服务。

当代科技论文篇(3)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惚畈豢墒な骋玻桓?镆允比肷搅郑?哪静豢墒び靡玻还扔胗惚畈豢墒な常?哪静豢墒び茫?鞘姑裱??ニ牢藓兑病保ā睹献?#8226;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曛?杜┦椤罚?泻樾俗孀鳌昂笮颉保?渲幸??晁?担骸胺?偾胙Ъ冢?釉唬骸?岵蝗缋吓?！?仁ブ?裕?嶂疽玻环?僦?В?崾乱玻皇腔蛞坏酪病！?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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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8．

当代科技论文篇(4)

一、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批判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主义从哲学角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历史成就，而是在肯定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巨大主体效应的同时，认真反思并深入地探讨了他产生严重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根源，为当代人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在其合理形式上，应是建设性的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做出建设性的批判，必须理清这样的思路: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实践活动。既然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实践的，这就表明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必然是人类在某些观念原则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实现人类某种既定目标的实践活动。因此，工业技术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指导观念原则是重要的主体性前提。换言之，指导观念在先，工业技术文明成就在后，而且还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简言之，人类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自然界的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就此而论，导致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与其归咎于人类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还不如归咎于长期指导这种感性活动的根本观念原则。因此，在批判性分析人类工业技术文明为何带来全球性问题这种消极后果时，既不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成果的批判，也不应批判科学技术，而必然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指导观念前提的批判。

二、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批判

根据上述的批判思路，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哲学批判主题主要包含: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所以确定这两个批判主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人类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实质是改造自然界或者说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那么物质变换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必定依照人类既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观和相应的科学技术观。因此，这两个观念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现既定目标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意识条件，而且还是最基本的精神意识条件。其次，尽管这两个观念是工业技术文明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意识条件，但其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不一定能防止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而这两个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对产生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后果则是确实的。事实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足以说明支配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这两方面的观念前提都存在着偏差和虚妄性。因此，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才是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一)人与自然关系观的反思与重构

远古代时期，人类在神秘强大的自然面前处于屈从、被支配的地位。屈从和被支配是远古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显著特征。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增强，人类对自然畏惧和敬意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傲慢和敌视。征服自然、统治自然开始成为近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主旋律。这种征服和统治的观念自近代以来就在人们心中占据统治地位，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成为了全世界效仿的模式。即使当前，这一观念依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实际上是默认了人类根据自身利益而任意处置和占有任何自然物的权利，同时又消解了人类对于自然物质的存在与繁荣所必须应承担的义务。在此观念指导下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然是掠夺性和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西方以及世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人类是为了实现一个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去创造和发展工业技术的文明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和提高，不断地从自然开发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其实，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不过是人类实现既定目标的基本手段而已。因此，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际效果与人类的根本价值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事实上，当且仅当在如下情形成立的前提下，上述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工业技术文明才不至于背离人类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第一，自然界中永远存在足够数量的自然资源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第二，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质无论是存在方式还是绝对数量都是相互对立互不影响的;第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自然体系原有秩序变化的影响。结果非常明显，以上三种情况都严重违背了自然法则。首先，地球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是有上限的。其次，地球生态系统中各种自然物质都是处于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中。人类对自然界中某些物质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都会对其他自然物产生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再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物质自然同样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且密不可分。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决定了如果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物质造成的破坏同样会对人类自身的利益造成危害。所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是以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物质交换为基础的，即人类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那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对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资补偿，以便人类与之交往的各种自然物质也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至此，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依据的人与自然关系观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根本在于没有准确的把握人与自然以及各种自然物质之间的生态关联，高估了人的本质力量，错误认定了人类在人一自然生态系中的优越位置，从而赋予了人类可以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权利。

在当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但必须保持人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的优越地位在于人类只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能动主体，但绝不是征服者和统治者，人类有向自然界索取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观，代之以在人与自然双向运动中谋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并指导人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源泉，也是推动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技术武器论。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是人类佩剑是用于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二，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其核心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划等号，赋予其善的价值属性。这两种观点相结合只会把科学技术用于人类向自然索取，其实践后果就是对自然界猛烈进攻和肆意掠夺，同时严重限制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

虽然上述科学技术观由来已久，但其在认识上存在严重的偏颇。首先，上文曾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时必须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对待自然界，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和有补偿的物质交往，而不能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敌人，并对其不择手段地大加掠夺。其实，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中介系统，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协调人与自然矛盾的工具。因此，把科学技术当作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虚妄性是非常明显的。其次，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幸福等同，是对科学技术的本性的严重误解。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反映客观真理的知识体系，其本质是中立的，并不是先天具有善或恶的价值属性。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的观点，显然是先天赋予科学技术善的价值属性，此外，人类的幸福与不幸也同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的真正的进步和幸福。总之，近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是严重脱离客观事实的错误观念。

为了当代人类实践摆脱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观念的束缚，对于传统科学技术观进行合理重构是十分重要的，科技观的重构应该明确如下几点:第一，对于科学技术本质的理解和其功能的定位必须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性为基础。因此，必须摒弃科学技术武器论的观念，科学技术不是人类佩剑也不应该成为人类刺向自然的征服之剑。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工具，他的本质和功能就是帮助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保持清醒的意识。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意味着其发展方向和应用目的是由使用者(人类)所规定的。这就提醒人类要时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其社会应用的价值动机，加强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人文引导和伦理规范，认真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可能引发的多重后果。切不可重蹈科学技术至善论的覆辙放松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很显然，从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出发加强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价值控制，对于人类合理解决和有效防止工业技术文明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根源的关注，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西方都广泛流行一种科学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把所有贡任都归源士科字技术本身，台足和拒绝一切科学技术。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赞同的。科学技术在价值上始终是中立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其使用目的完全有人类决定，拒绝一切科学技术，其实就是否定人类摆脱困境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三、从哲学批判到全面审度，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去批判性分析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时，既要分析各种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困境，但也不能忽略人类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所进行的探索。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人类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技术革命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股技术创新的潮流，他有力地促进了各种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包括:信息处理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六大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其中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中心地位。新技术革命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给当代人类合理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远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使得人类传统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当代新技术革命通过发明和应用高新技术，引发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可以说，传统的即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人类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意味着当代人可以开发更多的新资源用以代替传统资源，同时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改善了生存环境。第二，新技术革命大大缩短技术更新的周期，从而有助于人们及时地淘汰效率过低或能耗过大的生产方式及其产品。第三，信息技术在工业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从人直接参与控制到程序化计算机执行控制的转变，不仅节省了人们的脑力和体力支出，而且还降低了实践的随意性，极大的提高了实践的可靠性。第四，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带动了产业的调整和革新，直接地引发了当代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取代传统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

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都是作为传统的工业技术实践模式的伴生物而出现的。既然新技术革命带动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实践模式的深刻变革，那么，他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对当代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直接地影响。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有效地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当代人类实践领域中得到了具体的充分的印证。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通过大力发展上述六大领域的高新技术，已经使一系列严重地威胁着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给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二)新技术革命对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只有大力发展现代高新技术，才能合理有效的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并非发展和应用了现代高新技术，就一定能使当代全球性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必然受到人类价值目的的制约。虽然人们坚信高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性问题，但关键并不在于高新技术本身，而在于以什么目的运用，怎么运用?即使是同一项高新技术，人们既可以从和平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也可以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明确了这一点，这种充分性就很明确了。另一方面，虽然人们通过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使某些全球性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决，但这种应用本身有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同样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某种威胁。首先是安全问题。高新技术的开发往往是都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大科学项目，参与其中的企业众多，需要调用大量的新型设备和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这是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系统，一个微小的零件出现故障或者一个小的操作失误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l21再有就是，高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原子能的开发一定程度缓解了能源危机，但对于核废料处理的不当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上述这两方面的问题的存在已经表明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的解决全球性问题虽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这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合理有效地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没有新技术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但新技术也不是万能的。

(三)新技术革命的基本点和目标应是绿色科技创新

当代科技论文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刘诗白；现代财富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19―03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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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论文篇(6)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当代科技论文篇(7)

关键词：水工环工程；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形成

1.1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水文地质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水文地质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找水工作遍布于祖国大地的每个地域，积累了丰厚的地下水资源成果资料。渐渐地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进入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新阶段，如今，当代水文地质理论的应用全面进入了水资源科学调配、科学管理、科学利用、水文地质理论已形成了水文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以及技术量化与社会以人为本的良性循环协调系统。

1.2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工程地质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起步的。从工程地质缺少到基本适应各种复杂地质条件的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又从基本适应到完全满足国民经济建设所有部门的需求，尤其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为水利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港口桥梁、隧道工程等大量重大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发挥了超前性、全面性和广域性的服务功能，其理论成果为规划、设计、施工提供了科学依据。

1.3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中国的环境地质工作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工程建设进程加快，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农村到城市，表现在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恶化、地面沉降、矿山及山地区域的透水事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问题频发，西北草原沙漠盐渍化等生态环境地质问题凸显。环境地质工作的主要工作目标与任务：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制订治理地质灾害规划及其对策。

2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岩土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把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结合，形成生态岩土工程，并在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体力学等学科基础上，与土木工程学互相渗透，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学科通过高新技术与高新理论的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迸，形成了一个综合化、分层与深层化完善的新理论与新技术创新体系，并且与世界接轨。从岩土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计算、施工、监检测量、材料设备维护等均建立绿色环保、生态环境岩土工程总成。

2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及发展

2.1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基本形成。核心理论以找水打井应用技术为中心，为工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与应用技术得到飞跃性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指导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调查、勘查、监测与保护，取得的成就巨大。

水文地质学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发展与相关类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已得到了全面广泛地应用和发展。现代水文地质学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对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现代应用数学与水文地质学的结合，特别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模型研究成为水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岩溶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医学环境地球化学、污染水文地质学以及数学水文地质学、水资源水文地质学。新技术、新方法都得到普遍应用，推动了水文地质学的发展。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城市，为城市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决策起到了先导作用。

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农业，有效利用地下水解决农作物及植物生长需水短缺的问题。水文地质学科为生态农学、土壤学、乃至农作物及植物基因改良技术起到了推动进步发展的作用，生态农业试验基地硕果累累。

水文地质学与岩土工程建设息息相关，特殊岩溶及岩溶地下水问题是当代水文地质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岩溶复杂的桩基础工程更不可忽视。水文地质学科在工程建设别是地下工程中的各个领域都是不可或缺，众多的地下建筑工程与相关水文地质问题的出现，或者水文地质问题的修复，都有应用专门水文地质学科技术与其他学科技术交叉的水文地质工作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

2.2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早于环境地质。1949年至1979年为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期的启蒙至初期阶段，称为奠基阶段，主要以工程地质学科为主的理论应用体系。基本工程地质勘察经验成果应用到工程地质这门学科从理论上和技术上不断发展革新,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不大,环境地质问题不突出。自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的30年中,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进入了高层次的活跃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是国民经济与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也是人口与资塬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时期。工程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迅速增大,从而产生了环境地质问题日益突出。

当今强大的工程地质学活力，来源于广大工程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复杂的环境地质条件下,解决了众多地质问题,从而产生了土体结构力学、土体水文环境地质学、地质灾害环境学、城市工程地质学、城市环境土工学、矿山环境地质学等学科，发展了工程地质,解决了工程地质与工程建设脱节问题。应用工程地质学的新目的与任务使工程建设和运营最大限度地并保护环境长足发展。当今，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吸收现今科学思想丰富自身理论，深入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国土规划与资源开发、城乡一体化的各类工程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还为地质灾害所造成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问题的急救抢险以及灾后的经济评估或者灾害后的恢复重建等系列的环境地质技术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当代环境地质学科技术与理论水平已达到世界行列标准。当人们认识到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城市环境地质理论的发展依靠得天独厚的现代城市标准发展空间与现代科学新理论新学科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对环境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3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的岩土工程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深入到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中的。岩土工程学是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它是工程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的分支，是把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应用到工程建设诸多领域。在工程建设中，他与其它相关学科交叉渗透，高度集成与应用后形成岩土工程。我国岩土工程应用理论步入到法规技术标准后相应的建筑工程技术质量审查机构已成立，建立了执行建筑施工图审查标准办法，配套的岩土工程各类技术规范与规程及其法规三十余部相应出台。实施岩土工程及注册师制度后，打破了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界限，拓宽了岩土行业技术人员全面掌握多学科知识，同时拓宽了技术知识服务领域，全面提高了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国岩土工程与世界同步发展，已进入到第四次浪潮。

纵观岩土工程学科及其技术理论上有的发展与创新。横观岩土工程在诸多领域仍然研究不足、探索不清。基础施工中涉及岩土结构、地下水问题解决不准。例如，湖北劲牌有限公司保健酒基地二期联合车间工程地下建筑抗浮问题。因地下水问题评价不清。基坑周边地下水补给、排水条件未查明而未提供抗浮水位，也未作抗浮设计，更没有施工抗拔桩，地下室的地下基础为梁板式钢筋砼筏基基础类型。一栋四层的车间工程主体完工后，因地下水作用使地下室整体上浮，梁板开裂，后经处理基础的修复费用达数百万元。

3结语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都是地球地质大学科的支学科，两个支学科的共同持点与目标相互一致，都是怀抱地球，面向大自然，为地球的永生及人类与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用自身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去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这就是本行学科共同持点与目标。水工环与岩土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互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同属自然科学。用学科过硬知识与技术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学科的理论体系还得依靠多支学科合作，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水工环与岩土工程技术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将有新的重要突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