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篇(1)

1、中医学的教学现状

1.1目前各西医院校一般都存在着课时少、内容多、教学难度大的问题，这几乎成了中医学教学的瓶颈。现行的《中医学》教材包含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针灸及中医内、外、妇、儿等多门学科，几乎是中医专业课的浓缩版，这些课程中医专业的学生至少要学700多学时，而在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时仅为51，其教学内容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2中医学课程安排在第三学年，也就是西医各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和西医的内、外学科同时进行，这时的学生已具有较系统的西医理论知识，习惯于用人体解剖和生理、生化的知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容易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对中医学产生抵触心理，难以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并且西医课程多，分量重，使得学生必须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从而挤占了中医课学习时间。

1.3再有就是教师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学用处不大，因此教师存在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多采用全部为理论内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就学生而言，虽然一部分学生认为中医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效果不错，特别是一些西医疗效不好而中医疗效卓著的疾病，或者在养生保健方面值得提倡，意识到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因而对中医学有兴趣，但大部分学生对中医学缺乏认同感，上述各方面原因导致中医学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理想。

2、中医学的教学意义

2.1通过对一些综合医院的门诊药房的了解，我们发现当前门诊使用中成药的概率，西医各科并不低于中医科，也就是说西医临床各级医生正在广泛地使用着中成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成药治疗疾病可以弥补西药的一些不足，成为西药的很好补充，中西药配合使用能够大大提高临床疗效。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由于一些西医大夫中医知识不足，不能很好地对临床病症进行准确的辨证论治，这就难免有给病人用错药的时候，基于上述原因，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这门课程让未来的西医专业人员在学习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一定的中医知识是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使然，因而必须重视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为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准确使用中医药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2.2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还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医学科研领域，有许多西医大夫正在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而西医工作者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懂得中医，因此，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教学也是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学生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平台。

3、中医学的教学方法

3.1首先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育家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任何一种学习，只有感兴趣了才能学好。通过认真备课，精心做好教学设计，包括安排授课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作多媒体课件，对课堂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使用的语言、肢体动作等环节都进行仔细琢磨，尤其是第一堂课非常关键，在绪论部分通过介绍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告诉学生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各自的优势，中医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临床进行授课。任课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博览群书，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要加强临床实践，努力做到对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样讲起课来才会使课堂内容充实，气氛活跃，深受学生喜爱，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3.2积极开展教学手段改革：改变过去单一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努力提高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质量，通过动画、视频、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体手段将临床上一些典型病例的诊治经过播放出来，把望闻问切四诊融于一典型病例之中，变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更近距离的接触中医临床，增强教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弥补他们没有临床见习的缺憾，同时亦能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开展网络教学，在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上充实、完善中医学网络课程，丰富网络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答疑、布置作业与网络指导学习、网络测试等，做好网络辅助教学工作，充分保障学生的课外学习，丰富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3大力推行教学方法改革：加强教学方法改革，采用基于问题学习（PBL）、基于案例学习（CBL）、团队导向学习（TBL）、引导式、交互式等教学方法。CBL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体会证与证的区别，也可以通过案例的中西医对比将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结合起来，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在四诊、脏腑部分的教学中可以开展一定的PBL法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能加强各学科间的联系，并避免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密切师生同学间的关系，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形成性评价，健全和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在整个中医学授课过程中将课堂互动、课堂测验、实验报告、PBL教学、学习论文等对学生的学习水平的了解及时反馈给学生，让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对理论知识、实验操作、动手能力与应用能力等的考核，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积极参与实践、改善学习方法、增强团队意识与协作意识，使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加强实践能力和科研意识培养，在授课过程中引用模拟门诊，模拟大夫接诊环节让学生们体验准医生的感觉；积极开展科研促进教学活动，让教师们在授课中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吸引学生参与其中，体现"早临床"、"早科研"的人才培养模式。

西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西医学论文篇(3)

特殊临床表现的听力损伤，其诊断、处理皆有别于一般的感音神经性聋。Worthin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 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 %。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

oduction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 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 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 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 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 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 - Marie - 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 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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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篇(4)

时间： 2003-3-18  作者：鞠 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西医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医病名；诊断；标准；病证结合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名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取消中医病名不仅仅是病名被取消了，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病证结合诊断特色也没有了，更谈不上中医的优势、生命力和发展。

2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在病因病性方面，中、西医的概念基本不同，中医的风寒湿热、痰饮瘀血、阴阳虚实、劳瘅痹厥、胀脱痿痛、癌瘤瘕、痈疽翳障等，西医称之为细菌、炎症、变态反应、免疫紊乱、功能亢进、减退、衰竭等等，而气、血、水、脓、毒、火(炎)等概念，中、西医则都将其视作基本的病理改变。在病位方面，虽然中、西医的解剖名称基本相同，但中医学的认识相对笼统而西医学的概念以精细为特征，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而又不等同，中、西医病名的对应关系是模糊的，即“是也不是，不是也是”。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某些中医病名目前尚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主要是由于受西医病名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医一味地强调辨证而不重视病名诊断所致，而不是中医病名脱离了实际，导致广大群众不能接受。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方可使中医病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眼、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说明不同疾病可以有自己的专方、专药、专法治疗，如肺痨若不治痨杀虫，则辨证治疗效果欠佳。虽然异病同证时应当同治，但治疗也应根据病而有所区别，如胃疡、久泄均可见脾虚证候，在补脾益气同时，胃疡者常结合理气止痛，久泄者则常兼利湿止泻。同时病名诊断亦可指导辨证，因为每个病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往往可体现为不同的“证”，各证出现的频度也不一致，如风眩最常见的证型为肝阳上亢，而阴阳两虚则较少见，有时病人可能仅有血压增高，而其他症状不明显，以致无症而出现无证可辨，此时则可根据风眩而首先考虑为肝阳上亢，采用平肝潜阳的治法。

4取消中医病名必将导致中医学的灭亡

有学者提出，中医病名改革应大部分采用西医病名，或中、西医病名并用，这样方有利于中医现代化，并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2]。也有人认为“取消中医病名中医灭亡不了”。这些观点显然都是不对的。中医临床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医学需要与国际接轨，但绝不能用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因为中、西医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等基本概念不同于西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把西医的病名搬过来，套在中医学的头上，则名实不相符，无异于穿西装戴瓜皮礼帽，这无疑会给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思维方面的负面效应。

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那种“西病中证”式的诊断无异于“人头马、美人鱼”之类，似是优势互补、强强相合，但实际上只会使中医学走向灭亡。因为用西医学理论来衡量中医学，不仅只是病名不科学，中医学的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之类病因，肝之开窍于目，脾主运化与统血，经络的解剖结构，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药理论等等，统统都无科学可言，都应在废弃之列。坚持中医病名是保持和发扬中医学体系的要害所在，是中医学生死攸关的大事。设若中医学取消了病名，则说明中医学对“病”没有认识，中医只知辨证施治，不会诊病治病，那么中医学还有何“术”可言呢?取消病名，就会使中医学术一溃百溃，一发不可收拾。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部分，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人已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出现了文化自卑，不少人对中医的知识财富不相信，甚至抵触，这并不足为奇。癀瘕、卑傈、旭痹、瘅等字都不认识，这是由于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3，4]。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否认中医理论体系，妄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必然失败。1933年下发的《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之所以遭到反对而没有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武断的认为中医病名不科学，要统一则必以西医病名为标准，这是其夭折的致命之处。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中医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可以断言，取消中医病名只会是重蹈复辄的命运。恽铁憔在《论医集·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之商榷》说：“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医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医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为此，则为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如使用此诸名色，初步，《伤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进一步，必《伤寒》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医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此必争，是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先贤之见在当代中医界已被印证，这不正是废弃中医病名之恶果吗？

我们应从病证结合的角度，站在发展中医理论与保持中医特色的高度，坚持中医病名诊断，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摒弃“重证轻病”、“西病中证”等错误观点，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深入开展对“病”的研究，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5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5]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这将使中医学术处于灭亡的境地，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朱文锋，贺泽龙．论坚持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2)：50-52.

[2]苏玉仑．中医病名应改革[J]．中国中医药报，2000，5：31.

[3]刘理想，张其成．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报，2006，10（13）：8.

西医学论文篇(6)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西医学论文篇(7)

为了适应当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形势，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优化组合中医眼科的课程体系，使之更科学化、现代化，我们对本门课程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 加强和重视眼科基础知识的教学

西医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是大多数中医院校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生的通病。与中医院校相比，西医基础理论这一模块是西医院校的优势，因此我们要把西医基础理论课程放到一个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相同的高度来重视。强调西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互相取得实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中、西医眼科毕竟有区别，中医强调整体，西医强调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强调辨病，而且在眼科学名词方面亦存在着区别，如中医眼科聚星障见于病毒性角膜炎而暴盲又可见于西医的急性视神经炎、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及视网膜中央静脉栓塞。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眼科学理论特色为授课基本点，同时吸收西医现代技术理论，更加深化和延伸中医眼科学理论。通过授课，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辨病施治相结合的切合点，从而把西医理论自然地渗透到本学科中，使中、西医按恰当比例兼容结合，相得益彰。

此外，眼科研究的器官形象鲜明，直观性强，视器是个光学器官， 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角膜、前房、虹膜、晶体、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 直至前房角、睫状体等眼球各部，除虹膜背面外，可以一览无遗。大多数眼科疾病有其形态学特点，可以想象，如果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特点都不清楚的话，如何进行眼科病理和临床辨证方面的学习，总而言之，必须从基础着手，只有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 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优化眼科教学手段

采用比较式、问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讲述中医，突出中医特色，又要与西医进行比较，阐明各自的特点，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中、西医学是两大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目的都是人及其疾病，但由于中、西医学是东西方文化孕育的产物，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中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整体、功能，西医强调结构、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重视诊病；中医注重动态性，同一种病出现不同的证，要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西医强调规范性，凡是诊为同一种病，就要用同一常规治疗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插入临床常见眼科病例，如近视眼、青光眼等，启发学生主动地去分析判断，通过比较式及问导式的教学方式，逐渐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以西医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既能接受西医，又能接受中医的双重思维模式，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已成为医学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多媒体教学，使用幻灯、投影、录像等辅助教学，增强直观性效果。在眼科学教学中，许多疾病从理论角度去讲往往使学生越听越乏味，如应用多媒体教学，把眼科学中的各种疾病用图片、动画、影像等各种形式生动、立体、逼真地展示在学生面前，既可节约大量的板书时间，又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便于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精力集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我们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套眼科学多媒体课件，课件内容包括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结构，中医眼科学基础和西医眼科学基本概念，其中插入一些眼科常见病例，如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等一些Flas，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播放，学生普遍反映良好，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记忆，又使学生对难点问题更易理解。应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求必须掌握中西医两套技能，教学中应注重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立足于中医理论，重视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等经验的运用，借助现代的实验室检查手段，提高中西医结合诊疗水平。在疾病的诊断上多借助现代医学的方法，而在治疗上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体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组建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完成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前提，教师的素质、能力、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保证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改革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缺乏掌握系统中西医结合知识的教师，而现在真正具有扎实的中西医两套理论的教师并不多。如何建设一支具备中西医结合知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教师为了适应中西医结合教学的需要，需要努力学习，教师应先行中西医结合，必须强调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教学质量。带教教师必须积极参与临床实践，加强中西医结合理论修养，刻苦钻研，这样才能够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当然，教师应关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动态，能经常把新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当前，有关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日趋深化、细化，有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更有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把这些内容充实到课堂上，有助于学生对中西理论的综合运用，也有助于激发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兴趣。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必须有比较丰富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经验。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教师都应该有适当的时间下临床，积累实践经验，并选择典型病案，以不断充实、更新课堂内容，在教学时做到有理有据，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有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能在举例时用中西医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同一种病理现象。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有基本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还必须有一定的本学科西医理论，做到胸有成竹，授课时才能中西结合。此外，临床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临床教学质量，临床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应急能力、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关心学生成长，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热爱教育的工作作风。教学过程中，要求带教教师提供完整的教案，课前全科集中讨论，精心做好课前准备，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并适当组织病案讨论，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样，到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往往对眼科学的基本病症有一定的了解，达到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