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主张人不仅时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人还对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辽宁生态文学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思想。辽宁生态文学伦理道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要敬畏生命，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界应该是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物不是专门为人类而生存。当人类被生态危机逼到了生存的险境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审视大自然。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杀仙鹤的野蛮行径。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中，众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权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别人的大衣”，人类的蛋白质资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温驯、哀伤、悲戚。羊为自己生的权利祈求过挣扎过:“我见过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馆前。几只羊被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壮的厨工面前，前腿一弯跪了下来。羊给人下跪，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另两只羊也随之跪下。厨工飞脚踢在羊肋上，骂了一句。羊哀哀叫唤，声音拖得很长，极其凄枪。”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剥夺羊的生的权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为泉水会捧着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护羊的生命，给羊以温情。在鲍尔吉·原野散文看来，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不仅指鸟兽鱼虫与人类，也指草木稼蔬，还包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青蛙鼓腹而鸣，小腻虫背剪淡绿的双翅，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这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与众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为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创作思想。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和尊严，人类应敬畏自然，关爱生命，让人类的良知觉醒。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关爱，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种血缘感，.作家对待自然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保持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物。鲍尔吉·原野在《门大爷》中写道:“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仪蝗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鲍尔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认为:“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种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伦理关系。从传统的伦理学来看，本来自然和人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但在她的笔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她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亲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弃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生命形式进行了一种伦理关怀。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别人仙鹤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对野鸟们的那份情感，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鲍尔吉·原野写到:“我走近时，蝴蝶把双翼小心合拢，仿佛是为了让我捉。我把手缩回，更不好意思把它们用大头针钉到墙上，尽管它是一条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笔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树枝下悬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开探照灯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毡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妈妈，草芽是草妈妈的孩子围着母亲探头探脑。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灵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个平等的大家庭，中国自古就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道家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庄子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有着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毁灭了自然，也就等于毁灭了人类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自然异化即自然被压迫后生出一种反对人类，同时也反对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机的集中表现。”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关系。自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对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严厉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动物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猪，全体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没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他勇敢地宣称: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视为处于一种和动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伤害了动物，就等于伤害了人类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类在肆意地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就是在毁灭人类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扬弃异化，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态伦理思想打破了人文与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共生共荣性，不可分离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地相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伦理思想建立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元文化观。李松涛在《sos—紧急呼救》中明确指出:“耍惯了派头的人类，/不知明目张胆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苇海日出》中指出:“芦荡日出竟是这样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间却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移动的动物，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辽宁生态文学描写了、讴歌了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形态，自然万物仿佛组成了和谐的大家庭。“月亮的新娘是一头笨拙的山羊，花朵坐享青草的绿腰。”‑在鲍尔吉·原野的《羊的样子》中，泉水捧着鹿的嘴唇，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画面。在《春天喊我》中，“春天知道自己金贵，雨点像铜钱一般‘啪啪’甩在地上，亦如阔少出牌……我被雨水洗过的黑黝黝的树枝包围了，似乎准备一场关于春天的谈话。树习惯于默不作声，但我怎么能比树和草更有资格谈论春天呢?大家在心里说着话。起身时，我被合欢树的曲枝扯住衣襟。我握着合欢的枝，握着龙爪槐的枝，趴在它们耳边说:‘唔，春天喊我。’”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35-04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到“两型社会”建设，到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方向。[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如何认识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起步不久的伟大战略，十分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怎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伦理观念形塑方面的优势，探索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理论，以达到顺利推进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进行的工程。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合理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择从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进行生态文明的伦理教育，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和逻辑起点，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生态伦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观的树立，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现实的生态困境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的教育，因生态忧患意识的产生获得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念。进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和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生态文明的观念。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准备，而学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可见，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科学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以尊重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伦理成为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时，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上的、深层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

2.与现有社会文明的其他规范相比，生态伦理具有独特优势

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规范、各种社会习俗等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些会使人感受到其主体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随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规范，它使人内心有了德性的引导，从而在调节自己的行为时能感受到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这样，既要有法律的规范，更应该作为一种德性进入人们的心灵之中。加上生态环境本来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旦进入人们的德性世界，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就会彰显出不可小视也不可代替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某种伦理原则和规范一旦形成，就必须借助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会进化的观念体系、实践路径、实施方法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态伦理教育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3.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伦理教育的依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依赖大批具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人的有效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弄清在目前的中国，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人如何入手？要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观念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生态伦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借助有效科学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可以较好地认识和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形成中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系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它包括动机系统、心理过程系统、观念系统。在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侧重于人们的政治思想及观念系统的构建。政治思想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时政治思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伦理观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站在时代前列，以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帮助人们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体系为己任，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任务。

其次，从学科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实现了学科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正在迈向精细化研究的新台阶，一大批研究专著的问世表明，这个学科不仅研究方式多样化，还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从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该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表明，这个专业优势明显，风格独特。在此基础上介入和开展生态文明伦理观念教育优势十分明显。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出过深刻的反思。1972 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这些都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理论方面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自20 世纪中 期以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将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思考推向了广阔的领域。西方的生态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这些无疑对我们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怎样的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近年集中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国内以姜春云、张云飞、刘湘荣、廖福霖、李锦、陈寿明、吴凤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这些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巩英洲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学审视和理性描绘；杨通进、高予远对现代社会生态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描绘；薛晓源、李惠斌的《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对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理论进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对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中，将文明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种的学理创新；[3]（P35-37）苗启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进一步将社会生态文明区分为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五层双质结构，以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思维方式：熵理思维方式；[4]（P51-55）特别是最近张云飞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极具启发意义。[5]（P5-11）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态文明观”这个概念，借用国外生态学理论、工业化发展的得失经验来阐述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对什么是生态文明观、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和可以坚持怎样的生态文明观、怎样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等类似问题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就实践层面来看，仅有局部的、少量的诸如兴办“绿色学校”、提倡“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城市”、“生态村镇”的类似实践。对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参与机制。至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进行理论整合，探索其实践路径、应对策略的基础研究则几乎为零……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和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同时，该研究的有效展开，还必须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中就如何突破难点、选准重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环节上精心设计，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

文明观伦理形塑的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影响，使得全人类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又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倡导和弘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塑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就成为必须及时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成果相对稀少、专著也未曾见到，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做出系统研究，既能体现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进行实际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2.实际运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伟大的事业，急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文明观的优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应该依赖自身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呼唤，在办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基础上再立新功，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途径与方法，推进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寻求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论证，增强实践操作效果。此外，还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时代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并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从而增强其运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

有效开展生态伦理形塑教育1.确立可行的研究目标

首先，要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国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领域和方法，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称得上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献计献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向培养社会急需人才实践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为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论证以下观点：（1）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特殊性；（2）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关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4）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控制；（5）高校应成为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通过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开道路。

2.构建科学的研究内容

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全面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基本特征、地位作用以及内容体系、基本路径。第一，尽早开展生态文明观的基础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基本问题研究。包括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研究。特别注重对一些基本 概念和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研究和清理。第二，开展树立科学生态文明观的实施路径研究。即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现实研究。主要是在现有的生态文明观念和应有的生态文明观的实然与应然模型分析中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实施对策与路径。第三，开展生态伦理与当代价值观的转型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发展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理论的变迁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拓展中来思考当代中国人的生态伦理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第四，开展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的个案研究。即从某省、某地区的实际调查出发，从生态文明观的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有关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现代人的生态行为选择、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中国本土的生态文明观体系，探索可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与途径。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现代与原始共生共存、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观念结构迥异，因而，对这种复杂地区的个案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观念进行对比，从而有很大的深入分析的时空和理论探讨意义。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7-02

近年来，生态危机愈加严峻，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背景下，“保护大自然”被提至各国发展的重要议程，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某些绿色组织提倡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思想渐入于绿色乌托邦的窘境之中，亦或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认识的批判反思中走上了“环境中心主义”的极端。这些都始自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应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为归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全面而科学的诠释，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当前我国着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三向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

（一）自然主义维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基于自然主义维度阐释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人类的衣食住行等依赖于自然界的供给。在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发展层面上，自然主义即相当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个体肉体组织及其与制约肉体组织的自然的关系成为首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换言之，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为，人们想要发展创作历史，首先应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最根本的是解决衣食住行及其它。因此，人依赖于自然界，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而必须与之进行密切联系的人的身体，离开了自然界，人就不能视为自然存在物，更无法成其为人。立足于自在自然角度，自然界与之人类，其意义并没有完全显现，还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属于不自觉的狭隘观念，不能称其为生态伦理。人类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基础上才能催发出自然主义层面中的生态道德态度。生态道德则是在生态危机影响下人类对自然所生发的自觉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对大自然产生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之情，也就是自然主义中的生态道德情感。

（二）人道主义维度

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可以看作是人对自然产生的感性认识，而人道主义生态道德原则则是其理性高度的上升。这种原则涵盖平等与爱护两个层面。平等原则是指人类对自然界人道的占有。自然界是感性存在着的人，人利用实践作用于自然，更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人道主义对待自然指的是以人的方式，契合人的本质，继而善待自然，即基于人的丰富性本质尊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丰富性本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二，艺术欣赏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爱护原则是指从满足人类需求的功利主义转变为关照自然的非功利主义，人类去除了满足自身需要的利己主义性质，改变了大自纯粹的有用性特质。人在改造利用大自然，甚至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应坚持保护、爱护自然生机及其完整性，保证自然生态的持续繁荣与有序发展，因此，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原则正是为了自然系统的健康存在与持续发展而爱护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维度

共产主义维度是指共产主义对生态道德的作用。马克思从生存论和社会历史深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层面研究了压迫剥削使人不能自由的生存与发展，不成其为人，导致人对自然产生敌意，而共产主义则利用人自身的解放达成人对自然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也是社会的自然存在物。应有完善的、契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生态伦理原则转化为生态伦理理念。人只有作为自由人而存在，才有可能形成生态伦理意识上的普遍共识。因此，应将人对自然的关系归还于人，才能给予生态道德以制度上的保障。马克思指出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生成人的自由的过程相适应，反映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伦理信念对生态伦理的育化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自然主义视角循环经济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立足于环境伦理视域，对循环生产内涵作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产出的废弃物。而要想最大化的降低生产废弃物及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应循环利用废弃物，使这些废弃物变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使废弃物再次转化为商业对象，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新元素。马克思指出废弃物的利用率还有赖于使用机器的优劣。因此，废弃物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其中包含机器的改良、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首先，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大力推行环境科学技术，着力开发绿色能源，变废为宝，变消耗为利用，变污染为绿化，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其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避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过度竞争或无序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真正意义上遏制破坏自然环境的社会因素，有效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发展。马克思生态伦理理论中涵盖深层次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的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人道主义视域下的“物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强调在对“人本”思想尊重的前提下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旨在解决兼顾“人伦”与“物伦”。对待自然存在物本身需要体现“人之为人”的人文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要旨。人类在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中所要面临的报复正是基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环境的人道主义本身也是人类再从一种狭隘的思维中走出来，有一种“小人”走向“大人”的成熟过程。

（三）生态文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与时俱进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人类提供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思路，为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和解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亟待予以解决。“十报告”中，我党确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建设的战略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突出位置，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关系到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十报告中强调要全方位推进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大力落实“五位一体”战略格局。从报告中15次提及“生态文明”，可看出国家已将“生态文明”提升至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同的位置中来。生态文明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之中，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处。十背景下，要切实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生态伦理视角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体系，进而将理论外化为行动，使生态伦理思想发挥最大功效。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生态伦理学，其中所积蕴的生态思想不仅可为生态危机指明正确的解决方向，同时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为中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伦理体系，并基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与内在精神，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周鑫.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安徽农业科学，2013（08）.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4)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的的科学体系，是基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向维度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以其科学先进的理论体系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三向维度，结合“十八大”报告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探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047- 02

近年来，生态危机愈加严峻，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背景下？保护大自然”被提至各国发展的重要议程，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某些绿色组织提倡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思想渐入于绿色乌托邦的窘境之中，亦或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认识的批判反思中走上了环境中心主义”的极端。这些都始自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应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为归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全面而科学的诠释，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对于当前我国着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三向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

（一）自然主义维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基于自然主义维度阐释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人类的衣食住行等依赖于自然界的供给。在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发展层面上，自然主义即相当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个体肉体组织及其与制约肉体组织的自然的关系成为首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换言之，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为，人们想要发展创作历史，首先应能够生活，而为了能够生活，最根本的是解决衣食住行及其它。因此，人依赖于自然界，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而必须与之进行密切联系的人的身体，离开了自然界，人就不能视为自然存在物，更无法成其为人。立足于自在自然角度，自然界与之人类，其意义并没有完全显现，还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属于不自觉的狭隘观念，不能称其为生态伦理。人类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基础上才能催发出自然主义层面中的生态道德态度。生态道德则是在生态危机影响下人类对自然所生发的自觉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对大自然产生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之情，也就是自然主义中的生态道德情感。

（二）人道主义维度

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可以看作是人对自然产生的感性认识，而人道主义生态道德原则则是其理性高度的上升。这种原则涵盖平等与爱护两个层面。平等原则是指人类对自然界人道的占有。自然界是感性存在着的人，人利用实践作用于自然，更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人道主义对待自然指的是以人的方式，契合人的本质，继而善待自然，即基于人的丰富性本质尊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丰富性本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二，艺术欣赏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爱护原则是指从满足人类需求的功利主义转变为关照自然的非功利主义，人类去除了满足自身需要的利己主义性质，改变了大自纯粹的有用性特质。人在改造利用大自然，甚至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应坚持保护、爱护自然生机及其完整性，保证自然生态的持续繁荣与有序发展，因此．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原则正是为了自然系统的健康存在与持续发展而爱护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维度

共产主义维度是指共产主义对生态道德的作用。马克思从生存论和社会历史深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层面研究了压迫剥削使人不能自由的生存与发展，不成其为人，导致人对自然产生敌意，而共产主义则利用人自身的解放达成人对自然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也是社会的自然存在物。应有完善的、契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生态伦理原则转化为生态伦理理念。人只有作为自由人而存在，才有可能形成生态伦理意识上的普遍共识。因此，应将人对自然的关系归还于人，才能给予生态道德以制度上的保障。马克思指出社会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生成人的自由的过程相适应，反映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伦理信念对生态伦理的育化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自然主义视角循环经济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立足于环境伦理视域，对循环生产内涵作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产出的废弃物。而要想最大化的降低生产废弃物及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应循环利用废弃物，使这些废弃物变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使废弃物再次转化为商业对象，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新元素。马克思指出废弃物的利用率还有赖于使用机器的优劣。因此，废弃物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其中包含机器的改良、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首先，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大力推行环境科学技术，着力开发绿色能源，变废为宝，变消耗为利用，变污染为绿化，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其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避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过度竞争或无序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真正意义上遏制破坏自然环境的社会因素，有效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发展。马克思生态伦理理论中涵盖深层次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的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人道主义视域下的“物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强调在对人本”思想尊重的前提下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旨在解决兼顾“人伦”与物伦”。对待自然存在物本身需要体现“人之为人”的人文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要旨。人类在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中所要面临的报复正是基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环境的人道主义本身也是人类再从一种狭隘的思维中走出来，有一种小人”走向大人”的成熟过程。

（三）生态文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与时俱进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人类提供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思路，为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和解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亟待予以解决。“十八大报告”中，我党确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建设的战略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突出位置，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关系到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全方位推进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大力落实五位一体”战略格局。从报告中15次提及生态文明”，可看出国家已将生态文明”提升至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同的位置中来。生态文明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之中，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处。十八大背景下，要切实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生态伦理视角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体系，进而将理论外化为行动，使生态伦理思想发挥最大功效。而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5)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 淼恼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谭创持饕濉钡木车亍5浞度宋锞褪浅露佬恪⒙逞浮⒑省＃?］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

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6)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

生态伦理思想论文篇(7)

一、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在很多的文学文化批判理论当中，生态批判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最早由欧美等国的主要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定，并且传颂开来。不过“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却先于其理论的提出。如果要具体给“生态批评”作一个定义，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otefIy）是最早给这一理论赋予定义的人，他指出，“生态批评”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文学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关系中寻找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这条定义中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几点关于生态批评的特征：第一，生态批判这一思想的中心主旨是自然界，是地球本身，而不是人类。这与以往所有的文学批判理论是大相径庭的，有着截然相反的说法。第二，生态批判重点研究的是自然界和文学以及文化之间的渊源。第三，生态批判虽然自称为一门理论，但是它与自然科学当中的生态学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它不是生硬机械地依靠生态学理论去定义研究那些数据或者成果的。著名学者王诺对此给出了极为精确的评价。所有的生态学家，借助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去分析解决文学文化当中的问题，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延伸。从某种角度说，生态哲学就是文学批判理论最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对此，我们要严格划分生态批判与生态相关的所有科学术语。生态批判很多部分都借鉴了生态理论的内容，借助生态哲学的主旨思想，从多方位多角度去思考和重新审视了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失衡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生态批判学者从文学内容角度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根本关键所在。

通过上面对生态批判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生态批判理论是现代文学中一门重要的学说，在很多时候指引着文学批判理论不断前行，对其加以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生态批判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当中生态批判哲学部分，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自然与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揭示了自然界在文学评论中是如何被压制和封闭的。那些文本中的主人公的主要思想在被陈述过程中是如何被无情地批判的。就好比西方很多文学写作当中批判的“大地母亲”一样。第二，所有的生态批判理论当中，生态批判以反人类为第一要旨，所有反人类的思想都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崭新的生活格局，这样的格局建立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生物中心的诞生。第三，生态批判理论更多关注的是人类之间和社会之间的精神层面，重点研究人与社会的精神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作为整个生态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乎着生态平衡的重要问题。第四，文学生态批判理论是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几个方面着手去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的被表达出来，从中归纳总结出生态失衡的文学文化根源。这也是文学生态批判理论不断延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生态原野中的劳伦斯

D.H.劳伦斯（1885-1930）是整个英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作家，一生创作了无数辉煌的作品，同时也是20世纪英国最具争议、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劳伦斯是一个忠实的环境决定论者，在他的理论世界当中，每一块大陆都有它自己的灵魂所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极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故乡。劳伦斯本人就被极化在了伊斯特伍德这座废旧的工业城镇当中，他的一生注定与其有着扯不开的密切联系。劳伦斯父母早年不幸的婚姻给他这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阴影，所以说伊斯特伍德小镇是劳伦斯心灵灰色记忆的栖息地。但是他女友家的黑格斯农场却充满了快乐的曙光，生机勃勃，那是他的天堂，是他生活中最美丽的花园，也是在劳伦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心灵的故乡”。劳伦斯年少时在乡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有清澈的溪水、纯净的天空、清新的泥土和质朴的农民，这些都赋予了作者对大自然全新的认识和感知。在劳伦斯幼年的世界里，乡村是美丽的，自然与人类相互交融，和谐共存，人类从大自然中吸取能量，大自然才能造福人类。劳伦斯对人与自然的深刻理解，在《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虹》等作品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三、劳伦斯的自然生态思想

这里的自然是指除人类以外的自然，比如草原、森林还有各种动物植物都属于自然界的范畴。劳伦斯的自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去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的关系。第二，如何去看待自然界的伟大力量。第三，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如何被呈现的。

劳伦斯至死不渝地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类必须抛弃工业时代所带来的那些文明成就，才可以从真正意义上去重返大自然的怀抱，重获新生。就如前文所述，劳伦斯一生都在努力地追寻着原始生态之下最淳朴、最纯真的生活，他一直在努力远离人类创造的机械工业文明，去乡村的田野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乐土。不仅仅在生活上如此，劳伦斯在他一生的所有作品中也一直在极力主张自然生活模式，在他的情感世界当中，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比如蛇、大象、老虎等一点都不比人类低级，它们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脱离动物又高于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点也一直是生态批判理论所倡导的人与动物平等的学说。在劳伦斯看来，人类与大自然中的一切动物是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没有高低贵贱区别，这样的主旨思想在其文学的各个类别中均有所体现。在生态批判理论当中，“和解”是生态批判冲突说的核心。劳伦斯把自然界中冲突的方式都看成是善的、合理的和正义的，只是由于偏执于一端的片面性而犯了罪、导致了不正义，便从根本上抹杀了冲突双方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原则界限。此外，在对生态批判理论的解释上，劳伦斯提出了“和解说”和“永恒正义胜利说”。他认为，真正的冲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解决，达到和解：一种是冲突的双方均遭毁灭，另一种是冲突的双方，其中有一方实行退让，撤回原先的那种片面性要求，并与对方和解。这种悲剧的“善与善”的冲突及其代表人物主要性格的毁灭，从而达到“和解”获得永恒正义的胜利。劳伦斯，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诗人，由于其自幼的成长经历，以一种独到的敏感的特质深深体会到了生活中的各种差异，并且将其转化成文字表达了出来，呈献给世人。劳伦斯喜欢从非人类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探索自然，在其作品中，所有对于大自然的描写都把自己融入其中，使自己成为大自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表达动物群里的欢快和悠然自得使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四、劳伦斯的精神社会思想世界

19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逐渐从典型的农业生产国蜕变成工业国家，随着工业化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英国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田园生活被工业生活取代，人们无法享受原先悠闲自得、宁静安逸的生活，而是被快节奏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所枷锁，人与人之间没有亲情，没有关爱，所有的一切都是金钱、利益相连，人与自然也不再亲近，生态环境变得陌生遥远，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被颠覆了，原始状态被彻底打乱。这就是劳伦斯所生活的工业时代。

劳伦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性和婚姻。劳伦斯痛恨工业时代和工业经济生活，在他看来，男人失去了原始的自然生命力，如被一般。在工业时代的压力下，男人和女人失去了性和婚姻应有的原始之美，社会成了男人和女人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劳伦斯认为人类社会问题的缩影之一就是婚姻问题。

劳伦斯的作品中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精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之前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认识到精神的重要性，甚至是忽略无知的，随着工业革命完成后，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很多人开始对精神学感兴趣并开始研究，从而发现人类的精神对地球有着深远的生态意义上的影响。随着19世纪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人们慢慢意识到精神对地球生态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文学作品上，意识流小说风靡一时，许多话题被搬到桌面上，如男女恋爱动机等。在劳伦斯看来，这是一种精神类型的文明病，是工业社会文明生态异化的症状，特别需要人类回归自然，拒绝现代文明，达到灵魂上的平静和释然，这些都是劳伦斯精神生态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