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论文篇(1)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货币供给论文篇(2)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0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它，还要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 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 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这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 是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言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 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1] 。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 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 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 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 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2] 。

表面上看， 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这些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 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 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 如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 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 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 不是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 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 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 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 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 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 指出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 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 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 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 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 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是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 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 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货币供给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 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 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 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 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 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 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 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 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 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动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3] 。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 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 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 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 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它有何特点？怎样对它加以描述？能否借用生态学原理解释有关货币供给的性质呢？

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相比， 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是双向式的， 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单向的。 即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途径只能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而不能逆向循环。而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遵循两条途径： 一条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即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另一条是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即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因此，货币循环是指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由于资金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通过无数的资金链和资金网集结而成的， 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1）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外生的），本文称之为外循环路径。这一循环路径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中央银行（生产者）发行具有扩张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能力的基础货币。第二层，中央银行（生产者）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角色包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之间通过资金交易的方式形成一种资金网络，主要包括三项：一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贴现）； 二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外汇资产和证券资产（主要为国债）；三是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再贷款。第三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之间的资金循环。这一层次的资金循环非常复杂，涉及各种存款、贷款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之间的交易。 从货币循环的供给渠道来看，中央银行控制着整个货币循环的总阀门，这种主导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遥控器”职能。（2）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内生的），本文称之为内循环路径。 这一循环路径同样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交换的需要，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进行资金往来。第二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为了适应与分解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被动地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循环。第三层，中央银行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货币循环的需求渠道来看，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循环的总阀门， 它是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这种被动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镇流器”职能。通过该循环，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金融生态系统内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并变得越来越适合金融主体生存的需要。

由此可见，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 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 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 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 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它们把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 干扰的条件下， 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然而， 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 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 因而， 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地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 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 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 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 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 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交换库相似。 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 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 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 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 又称货币流通速度， 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 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结论

1.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 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 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2. 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 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3. 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 另一方面， 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2）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3）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货币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4. 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那么， 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 就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只有正确把握货币供给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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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晓辉，黄玖立.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

［J］.华东经济管理，2003（2）.

货币供给论文篇(3)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 (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 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 (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 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 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 (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 (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 (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货币供给论文篇(4)

关键词：货币内生理论；相关性检验；回归模型；残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之争。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的，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而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则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给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而不是相反[1]。我国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大多发现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股票这一金融资产的价格与股息额成正比，与折现率成反比，折现率提高，股票价格就会下跌；折现率下降，股票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增加，使得利率下降，折现率下降；而随着折现率下降，又会造成股票价格上涨[3]。反之亦然。为此，本文提出假设：货币供给变化是股票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证分析：

选取1995年12月到2011年7月之间的上证综指、M0、M1、M2值，共187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结果可见，股指走势与货币供给显著相关，且与M0关联性最强。

1995.12-2011.7上证综指走势图

1995.12-2011.7 M0（流通中现金总量）走势图

1995.12-2011.7 M1（货币总量）走势图

1995.12-2011.7 M2（货币与准货币总量）走势图

由走势图初步可见，市场中的现金总量M0，短期内随股指波动明显。在股指上升较快阶段，市场中的现金总量往往出现前期预兆性的激增。而货币总量M1增长相对稳定，对股指的长期增长趋势呈正相关关系。货币与准货币总量M2相对于M1，对股指的变化反应更加迟钝，对股指变化的总体趋势表达更加平稳。

回归模型：

回归模型预测指数：

残差分析：

由于残差期望较小，可见回归质量很高。残差的方差较大，故可以预测股票指数不但与货币供给有关，一定还与别的因素密切相关。后续问题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HUANGR， KRACAWW. Stock market returns and real activity： a note[J].Journal of Finance，1984，39（01）：267-273.

货币供给论文篇(5)

关键词：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引论及相关文献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日益显著的。关于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们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分析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基于他们的理论假设和经验数据提取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也是有差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无关论以及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有关论两种。

（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无关论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无关，即货币供给的变化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会对实际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也即货币具有中性的特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就持此理论观点。

古典经济学派中比较典型的货币中性观点有：威廉·配第的“货币脂肪论”，约翰·洛克的“货币齿轮观”，萨伊的“货币面纱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　“货币机械观”等。他们主要从货币数量论、萨伊定律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三个方面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无关论进行了论证。首先，古典经济学家们通过构建剑桥方程式（M=kPY）和费雪方程式（MV=PY），认为在k或V不变的条件下，M的变动只会引起P的变化，而不会对Y产生影响；其次，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和工具，其数量的变化对实际经济产出没有影响；最后，瓦尔拉一般均衡论则在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弹性的假设条件下，认为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货币均衡的实现同其他商品供求均衡的实现过程是一样的，因而货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则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前提下，通过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构建来论述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无关性。他们认为是来自需求方面或供给方面的实际因素引起了经济的波动，而不是货币因素。

在实证研究方面：Barro通过实际经济产出对货币供给的回归分析，认为预期到的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有对应的同期联系，并未影响实际经济变量，即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增长对经济产出具有中性，这一结论与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观点是相符的。Kormendi，Meguire运用实证方法对5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不会影响实际经济产出的结论。McCandles，Weber对110个国家30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经济产出增长率不存在相关关系，可见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陆军，舒元在回顾长期货币中性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Fisher与Seater的长期导数的检验方法对中国1978-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经济产出是货币供给的格兰杰原因，在中国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张丽丽，彭国富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ECM），运用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对我国1985-2009年的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得出货币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格兰杰原因的结论。刘春季通过实证计量模型的构建，对1978-2009年中国的流通中货币量对GDP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得出流通中货币量和实际GDP的增长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货币只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一种媒介和工具，是中性的。

（二）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有关论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有关论，也即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认为货币供给是影响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并强调政府应该采取货币政策保持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一致性，以消除货币供给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也指出货币是非中性的，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弗里德曼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在短期，货币对经济增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引起经济产出、就业和物价等变量的变化。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也指出，在短期内，预期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都会对经济周期和总产出产生影响。

在实证分析方面：Mishkin认为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都会对实际经济产出产生影响。Cover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美国1951-1987年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货币冲击对经济产出有正的和负的两个方面的影响。Al-Malkawi，Marashdeh，Abdullah通过对小型开放经济体阿联酋1974-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自回归分析以及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指标对阿联酋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陆军，舒元采用两步OLS方法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产出的影响，得出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都对经济产出有影响的结论。蔡风景，李元，王慧敏利用近年来刚发展起来的DAG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投资、GDP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投资与货币供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期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原因，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非中性。邵国华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的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并认为M0、M1、M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刘金全，隋建利基于1980-2008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由货币政策冲击和宏观经济冲击导致的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张永升，杨伟坤，桑毅博选取中国1999-2011年货币供给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货币供给对经济产出有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理论综述可以看出，对于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笔者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时间段选取的不同。例如刘春季采用1978-2009年的年度数据得出货币中性的结论，而张永升，杨伟坤，桑毅博选取中国1999-2011年的季度数据，则得出货币供给对经济产出有影响的结论；二是变量工具选取的不同。以货币供给为例，张丽丽，彭国富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作为衡量货币供给的指标，而邵国华则同时采用了M0、M1和M2三个指标分别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不同的结论；三是计量检验模型的不同。例如，陆军，舒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Fisher与Seater的长期导数的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而蔡风景，李元，王慧敏则是利用近年来刚发展起来的DAG方法进行研究，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

针对以上情况，为了使研究更为符合客观实际，本文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如下改善：在数据的选取上，由于1984年以前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和商业银行，而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独立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故本文选取1985-2010的货币供应量数据进行分析；在变量指标的选取和处理上，本文利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的影响，并对货币供给指标M1和M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比，以使结果更为客观全面。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货币供给具有长期中性的经验假设，并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85-2010年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样本，以此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用GDP来表示，货币供给用M1和M2来表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的影响，引入GDP平减指数GDPI，通过公式gdp=GDP×100／GDPI得到实际gdp，通过公式m1=M1×100／GDPI和m2=M2×100／GDPI得到实际m1和m2，并对gdp、m1和m2进行对数化处理。其中GDP、M1和M2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网站，GDPI由笔者根据历年GDP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使用EViews6.0对时间序列lngdp、lnm1和lnm2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对各变量选择其相应的ADF检验形式，并依据AIC准则选择滞后项的阶数，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原序列lngdp、lnm1和lnm2都未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ADF单位根检验，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些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对lngdp、lnm1和lnm2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d（lngdp）、d（lnm1）和d（lnm2）序列都是平稳性序列，lngdp、lnm1和lnm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也即lngdp～I（1），lnm1～I（1），lnm2～I（1）。

（三）协整检验

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可以避免伪回归，是正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先决条件。此外，如果一组非平稳性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据此建立的回归模型，其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即会以更快的速度收敛于参数的真实值。最后，如果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则均衡误差将显著地影响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1.利用EG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gdp和lnm1两个变量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得到协整方程：

lngdp=2.947+0.767lnm1

（22.63）

（55.75）

R2=0.992

F=3108.11

D.W=0.788

其中，括号中的数据为相应的估计量t的统计值。通过上述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各项检验参数显著不为零，F统计量说明方程显著成立。设ecm1为该回归模型的残差，则ecm1=lngdp-2.947-0.767lnm1。

第二步，检验残差ecm1的平稳性。对残差ecm1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2。残差ecm1通过了5%水平上的ADF单位根检验（0.0456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国内生产总值lngdp和货币供给lnm1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lnm1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0.767，即货币供给lnm1每增加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767%，这说明货币供给lnm1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2.利用EG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gdp和lnm2两个变量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得到协整方程：

lngdp=3.356+0.662lnm2

（25.85）

（52.79）

R2=0.991

F=2787.31

D.W=0.378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各项检验参数显著不为零，F统计量说明方程显著成立。设ecm2为该回归模型的残差，可得如下残差方程：ecm2=lngdp-3.356-0.662lnm2。

第二步，检验残差ecm2的平稳性。表2表明，残差ecm2通过了10%显著水平上的ADF单位根检验（0.0836

（四）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两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当然，在短期内，这些变量可以是不均衡的，随机项是均衡误差ecm。两变量之间的这种短期不均衡关系的动态结构可以由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描述。

1.lngdp关于lnm1的误差修正

以lngdp关于lnm1的协整回归中稳定残差序列ecm1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d（lngdp）=0.077+0.104d（lnm1）-

（9.736）　（1.774）

0.148ecm1（t-1）

（-2.145）

R2=0.212

D.W=0.77

上述结果表明货币供给lnm1的短期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此外，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5%（0.148）被修正，即当短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于均衡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时，将以0.15的调整力度向下回到均衡；反之，则以　0.15的调整力度向上回到均衡。

2.lngdp关于lnm2的误差修正

以lngdp关于lnm2的协整回归中稳定残差序列ecm2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d（lngdp）=0.167d（lnm2）+0.746d（lngdpt-1）

（3.168）

（9.265）

-0.142ecm2（t-1）

（-2.481）

R2=0.438

D.W=1.35

由上面的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2的系数为-0.142，这是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的，即上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给lnm2的非均衡误差以14.2%的比例对本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修正。由上式还可以看到货币供给lnm2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短期弹性为0.167。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lngdp与货币供给lnm1和lnm2之间存在着长期与短期均衡关系。然而，对于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还不能确定其是不是具备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最小化准则，选取滞后期为8，对序列lnm1、lnm2和lngdp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m1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同时lngdp也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即货币供给lnm1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还可以看到lnm2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而lngdp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面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无论是M1还是M2，都与GDP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扣除价格因素的真实变量，这说明从长期意义上看，超出经济增长需要的货币转化为价格上涨，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由因果关系检验可知，货币供给lnm1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我国M1与宏观经济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狭义货币M1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之和，广义货币M2是指狭义货币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单位其他存款，M1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相比于M2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变化反映出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强弱，从而与宏观经济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也是各国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对象。

（二）政策建议

1.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保持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动与实际经济增长同步。因为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变动会引起经济的波动，给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困难，因此，需要保持货币供给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同时需要控制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的速度，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2.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同时把握好货币政策的时滞，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

3.加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如果要使货币供给量作为宏观调控的中介目标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就要使利率市场化，而不应该使利率完全受到控制。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4.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起来，促进两者之间的配合与衔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手段，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需要注意配合使用。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改革的加深，货币政策面临的冲击效应会加大，因此，需要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体制机制的变化，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衔接，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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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ger　C　K，Philip　G　M．Cross-Regime　Evidence　of　Macroeconomic　Rationa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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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军，舒元.长期货币中性：理论及其中国的实证[J].金融研究，2002　（6）.

5.张丽丽，彭国富.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6）.

6.刘春季.我国货币中性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11（10）.

7.Frederic　S　M.Does　Anticipated　Monetary　Policy　Matter？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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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陆军，舒元.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在中国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2（3）.

11.蔡风景，李元，王慧敏.货币、投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8（1）.

12.邵国华.我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实证分析[J].理论探讨，2008（5）.

13.刘金全，隋建利.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1980—2008）[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货币供给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利率目标区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综合理论，人们认为利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广泛的运用，而货币学派又从新货币数量说的角度提出了以控制货币数量为目标的政策操作规则。但从目前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应用来看，利率仍是主要的操作工具，这与金融市场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以利率目标区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优劣加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执行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依赖于通过

政策规则执行目标执行工具效果及反馈

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同，就会对央行期望达到的目标与执行工具间的相关性，以及央行对执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控制能力提出疑问。这也是讨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在分析上依据如下的基本假定：如果总支出的各个部分与长期利率变动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此假定下，影响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措施与总量经济之间的联系就取决于利率的期限结构。决定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实际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比较；稳态实际利率由资本边际产出决定，从长期考查货币政策对实际回报率不会有影响（货币超中性）；控制名义利率将会显著影响总体价格水平。

也就是说，从货币数量，价格水平，实际利率与产出的关系上考查，在长期中（在足够长的观察期内），货币、利率均呈现出中性的特征。因此问题就在于短期的利率水平是否影响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如何和以控制利率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会引发价格的过度波动。

从理论上看，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性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与实际效果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在政策操作上，也存在着利率与总量目标不相容的问题（见图1,2）。这就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设定了选择范围，即利率或是货币量。

图中I代表利率，M代表货币量。图1表示了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货币供给水平确定在MS水平的时候，由于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Md会在央行预期的Md与实际的Md1Md2之间波动，由不同货币需求水平决定的市场利率会在I0I1I2间波动。也就表明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将面对不确定的利率水平。图2表示了以利率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确定I0目标利率的时候，央行预期的货币需求位于Md的位置，而当实际货币需求在Md1Md2间波动时，央行为确保利率目标的实现，必会调整货币供给水平，使实际货币供给量在Ms1Ms2间波动。

视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正是由于要调整货币供给量而可能在维护政策规则时付出其他代价。在其中价格的过渡波动会是直接的结果，如果在利率政策规则下，由货币供给引发的价格波动是可以接受的，则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否则就是不可取的。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考察，货币政策都能影响名义利率，依靠费雪方程式就可以将实际利率、预期通胀及名义利率联系在一起。由于利率与总量目标的不相容性，名义利率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彼此无法单独选定，故而控制名义利率就会对总体价格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标准化的研究模型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mt-pt=-cit+yt+vt

it=rt+(Etpt+1-pt)

式中y代表产出m代表通货数量p代表价格水平的对数；r代表实际利率i代表名义利率；yt,yc分别代表当期产出和预期的产出。既当期产出是预期值与通胀率的函数，实际货币供给是产出与名义利率的函数，名义利率是通胀率与实际利率的函数。其中通货数量（名义的货币供给）确定产出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由系统内生决定。

当央行实行以固定名义利率水平的目标政策时，固定it=IT，以上总供求方程式变为：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It=rt+(Etpt+1-pt)

上式的明显变化是货币供给方程式不再是计算内容。因为已知实际产出、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名义货币水平就可以由货币需求公式内生的决定。问题在于央行要严格的控制名义利率i,由此影响消费及决策，但影响总需求的却是预期实际利率r。这也就对利率目标区设定规则的灵活性产生了影响。

观查上式pt-Et-1pt；Etpt+1-pt；式中的价格水平仅是一种预期误差，或说是一种预期变动率的形式（类似费雪方程式Etpt+1-pt）。假定序列｛p*t+i｝i=0∞是一种均衡，pt-Et-1pt或Pt*就是不确定的。得出此结论意味着，P对yt及r无影响，故而仅要求预期通胀率满足：

iT=([α0-yt+ut]/α1)+Etpt+1*-pt*

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纯粹钉住利率过程的潜在问题。即如果经济主体不关心绝对价格水平，同时央行也不关心这一问题，那价格的上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情况是相符的。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价格水平的无限上扬是不可接受的。

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钉住名义利率不变规则下，央行若令货币数量随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令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也即通胀水平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那么余下的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存在。

对如上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提出了央行实行怎样的货币供给方式，能够在实现利率目标的前提下不出现通胀的失控。麦卡伦(1986)曾强调指出，不确定性问题与多重均衡问题有所不同，后者涉及到的情形是多个均衡的价格路径同时与给定名义货币供给路径相匹配。央行对名义、实际货币供给量控制的方式或说途径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货币供给方式的视角

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

假定央行以名义货币供给为控制利率的操作工具，并钉住名义目标利率进行调整。

引入模型：

mt=μ0+mt-1+μ(it-iT)

其中m代表名义货币供给，上式的含义在于，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取决于名义利率偏离目标利率的程度。如果it围绕着目标利率iT随机的波动，则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μ0。随μ趋向于无穷，名义利率对目标利率的偏差如果会收敛，那么价格水平的确定性就可以保持。通过对上式的求解，可以得出结论mt是非稳态的，同时m的这一属性也就导致价格水平的非稳态性质。也就是说价格水平误差会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加大。这就表明了，在钉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下，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行的。

以实际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或说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

假定央行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上述模型变形为：

mt=μ＊+μ0t＋mt-1+μ(it-it)

式中隐含了平均货币供给增长率稳定为μ0的假定，同样进行如上式相同的验证过程，可以得出结果，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随机表现为一种均衡。也就是在特定确定货币供给规则下，均衡的价格水平是趋势稳定的，同时预期误差方差并不随预测期的延长而无上限的提高。

通过如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在理论上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减少名义利率波动，同时并不引起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既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在特定货币供给规则条件下，目标利率货币政策规则是可行的；名义货币供给的基本表现，并不单一的取决于钉往目标利率的约束，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货币供给过程实现。

利率政策的最优性

如果盯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是可行的，那么适当的目标利率水平又应当如何确定呢？

笔者认为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以上是以央行为行为主体，依靠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目标利率政策规则。但如果将央行的政策执行置于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或者说是两种政策的搭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结果。

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他的政策取向，也就决定了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这样一种自然福利标准的设定是相当困难的。脱离现实的宏观经济状况，单纯的用理论模型来解释是不可取的。政府面对的宏观经济现况可能会比任何现有的经济模型所解释的情况都复杂。故而以目标利率为货币政策规则的设定必定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大体一致的。从理论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的使用了一般均衡、代表人模型（卡尔斯托姆19951997）。其借用了预付现金模型，假定消费者资金必须从名义货币余额中筹措，此时正的名义利率表明对消费开征了一项隐性税收，这就影响到家庭在现金商品与信用间的选择。在模型中引入一期价格粘性可得出结论，固定名义利率会消除资本积累的扭曲，利率钉住帕累托优于固定的货币规则，而且对于任何都存在某种货币增长过程，类似于可变价格模型中的实际均衡状况。即可以在外生名义货币供给过程下决定价格水平与名义利率。这实际上与上文中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都论证了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的最优性与可行性。

当然，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设定何种利率及利率水平依然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同时关于短期利率与产出，长期利率与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间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或说通胀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有多大等在理论上也未达到统一。放弃在本文第二部份中标准化的研究模型，分别在封闭及开放环境中及受到外部冲击条件下进行讨论，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是否是最优政策选择的结论可能是不一致的。

货币供给论文篇(7)

关键词:货币理论;货币本质观;货币数量论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040-01

货币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面,从经济理论产生就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方面,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也是各个流派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一、早期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主要是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自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代表的理论是货币金属论,认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是贵重金属,金银代表国家的财富,主张要限制贵金属的流出,执行少买多卖的积累原则。在货币的职能方面杰勒德•马利尼斯认为一国拥有更多货币将导致物价上涨并刺激商业,他提出:“当货币量稀缺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充足并且相当便宜,贸易量也会下降;反之,当货币量充足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不足并且价格昂贵,贸易量也将会增加。”威廉•配第在《语言的智慧》中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它和货币数量一样重要。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的研究范围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研究中加入了工资、地租、利润等要素,建立货币名目论:货币是一种符号,是交换中的媒介,与其它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卫•休谟认为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商品的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但是货币不影响实物经济活动中的其他变量,因此货币是中性的。亚当•斯密沿袭休谟的思想,指出货币存量增加会引起产品和资源的货币价格上升。李嘉图认为:银行发行纸币不再受对黄金的支付需求的控制,导致了纸币的过量发行,印刷纸币成为政府融资渠道,但不利于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稳定。据此,李嘉图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度,遏制通货膨胀。

二、货币的经济影响力的深入分析:伴随银行、信用发展,货币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货币分析与基本经济过程联系起来,对货币的研究转移到其经济影响力的分析上,之后出现了货币经济学派,将货币问题提高到至高位置,货币分析整合到整个经济理论中。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T,其中M货币存量,k人们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的一部分收入,P价格水平,T交易量或实际收入。他的理论涉及货币的名义量与实际量、流通中的量与暂时闲置的量的区别等问题,在假设货币购买力不变的前提下,用供求均衡的价格理论解释货币价值,强调货币需求对货币供给的制约作用,强调以实物价值计算的“实物余额”(货币需求)所决定的“现金余额”(货币供给)的大小是币值、物价稳定的根本因素。威克赛尔提出了货币影响经济活动的观点,认为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转移的过程中一通过利率来产生影响,只有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时候,货币才是中性的,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扩张生产,使物价上涨,形成经济上升阶段,反之形成经济衰退阶段。他提倡通过控制贴现率和利率来干预经济。威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后来成为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渊源。欧文・费雪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MV=PT,其中V货币存量周转速度。其含义是价格与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与交易量反方向变动。他的交易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货币存量的周转速度V。在货币经济政策方面,费雪提出要严格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从而稳定总体价格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费雪还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名义利率i=实际利率r+通货膨胀率Л,说明了名义利率变动由于两个原因: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凯恩斯关注于经济停滞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指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凯恩斯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结合,提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经济理论。他将货币供给做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做为内生变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所决定。货币政策上,他提出政府应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在这个年代与凯恩斯学派的干预政策意见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中性货币理论和自由货币理论。“中性货币理论”指货币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误导生产方向,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努力使货币保持中性。“自由货币理论”是哈耶克为了限制中央银行的行为提出的,反对凯恩斯主义,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主张“货币非国有化”,由私人银行来发行竞争性的货币。

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休谟和费雪等人的货币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也继承了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遵循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成新的货币数量理论,得出以下分析结果: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更大的效应。现代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M•Friedman)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中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他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 ,式中:M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数量,P一般物价水平,M/P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y实际收入,w非人力财富所占总财富的比率,rm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b预期的价值固定的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e预期股票名义报酬率,t时间,1/P•dP/dt预期的实物资产名义报酬率,u其它因素。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表述是:货币的需求函数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持久性收入。现代货币学派在政策上的主张是: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政策工具,政府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与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综上所述,货币理论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方面,不断发展完善。现今社会,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己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货币理论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斯坦利L・布鲁著.焦国华等译.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王雪梅,谢实.西方经济学简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