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货币需求理论；马克思西方货币理论

[中图分类号]F224;F8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7-0007-02

从货币流通角度看，货币需求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的需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货币需求量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各经济主体对货币形式持有总和。

一、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

1.流通中必须的货币量为实现流通中待销售商品价格总额所需的货币量。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流通速度

公式表明：货币量取决于价格的水平、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三因素。

2.执行流通与支付手段的流通中货币量

一定时期内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需要量=（待销售商品价格总额赊销商品价格总额+到期应支付的总额相互抵消的总额）/同名货币流通次数

3.流通中全部的银行券所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

流通中的全部银行券所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金属价值

单位银行券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金属价值/银行券流通总量

二、西方货币需求理论

1.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说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对传统货币数量论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费雪十分注重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认为货币是用来交换商品和劳务，以满足人们的欲望，货币最终都将用于购买。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货币支出量与商品、劳务的交易量的货币总值一定相等。据此，费雪提出了著名的数量方程式：

MV=PT

式中，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

费雪分析，V是由制度因素决定，而制度因素变化缓慢，因而它可视为常数。T与产出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大体上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费雪认为货币与价格在短期内存在如下所示的函数关系：

M/P=a其中a=T/V

交易方程式虽然主要说明M决定P，但当把P视为给定的价格水平时，交易方程式也就成为货币需求的函数：M=1/V・PT。

2.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数量说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从微观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的一般理论出发，对货币需求问题进行了研究。庇古认为，行为人持有货币可以随时满足行为人对于交易的需求(也就是交易动机)，因此，货币需求可以根据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来。由于交易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具有稳定的比例关系，货币需求应当与收入水平正相关。剑桥学派认为，在短期内，如果其他情况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保持稳定)，有如下的货币需求方程式：

Md=k・PY

式中，Md代表货币需求量;k是个常数;P代表物价水平;Y代表总收入;PY代表名义总收入。剑桥方程式表明，实际货币需求由实际收入水平决定，并且与实际水平同比例变化。

3.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

凯恩斯把行为人对于货币的需求称为流动性偏好，他认为形成流动性偏好是出于以下三个动机：(1)交易动机。指人们为日常交易而持有货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对剑桥传统的继承，因为费雪和剑桥学派的理论都假设个人持有货币的动机是因为货币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可用来完成每日的交易。(2)预防动机。又称谨慎动机，是指为了预防意料之外的情况而产生的持币愿望。它的产生主要因为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为了防止未来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这种意外变化而保留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测。(3)投机动机。是指愿意持有货币以供投机之用。其原因是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所以愿意持有货币以供投机之用。综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M=M1十M2=L1(Y)十L2(r)

式中，M1代表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它是Y的函数;M2代表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r的函数;L是作为“流动性偏好”函数的代号，货币最具有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函数也就相当于货币需求函数。

4.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论并非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的理论，而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是明确货币需求有何种因素决定的理论。他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他用一个多元函数来表示货币需求，其公式为：

Md=f(p，rb，re，1/P・dp/dt，Y，w，U)

式中，Md代表名义货币需求量，f代表函数关系，p代表物价水平，rb代表固定收益的债券利率，re代表非固定收益的证券利率，1/p・dp/dt代表物价变动率，Y代表恒久性收入，W代表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代表反映主观偏好和风尚及客观技术与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变数。这个货币需求函数被称为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新解释。

在影响货币需求的多种因素当中，弗里德曼认为各种形式资产总和的财富总额是最重要的变量，但由于财富总额的直接计算比较困难，故以收入来代替。又由于年度收入常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经常变化，故弗里德曼提出了恒久性收入的概念，就是所有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也可以称为长期收入的平均预期值。

[1]何昌周.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综述[J].知识经济，2009，（08）.

[2]王云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货币需求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8，（01）.

[3]李占兵.费雪与马克思宏观货币需求理论比较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07）.

[4]董睿.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综述和简要分析比较[J].世界经济情况，2006，（15）.

[5]郝斌.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评析[J].武汉科技学院报，2005，（12）.

货币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亚洲货币合作 文献综述 发展现状

本文受“中央财经大学200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过剩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项目编号:2009004)

■一、导言

发端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亚洲地区也难逃此劫。由于亚洲各国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面的下滑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深层次地考虑货币层面,问题也许更严重。亚洲区具备同美元区、欧元区相近的贸易规模,但货币一体化程度很低。这样一方面使亚洲区承担了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加快。由于对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在对待亚洲发展中国家危机救助措施的不满,亚洲各国随后就开展了各种危机救助合作。时至今日合作已初具规模,但距离货币一体化或者亚元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亚洲货币合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学界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余永定等(2002),李晓等(2002)研究后指出,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政策协调会降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能更好的化解危机;汇率的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

目前实际的合作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目前的主要成果如 “清迈协定”及后来的多边化、外汇储备池都是作为一种流动性危机的救援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也提出过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并不成熟。而学界的研究热点是亚洲货币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即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试图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出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依据。首先对亚洲货币合作目前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然后从理论上对其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最后对其阶段性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被提出后,合作逐步深入。体现在参与的国家逐步增多:由东亚内部、东盟内部的合作转向东盟10+3之间的合作;合作规模逐渐增大:最新的建议提出的储备池规模为1200亿美元;合作框架日益合理:体现在清迈协议之外加强政策协调保障、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并讨论如何引入亚洲货币。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提出与初步发展

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由日本首先提出,其萌芽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亚洲国家对国际组织如IMF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不满,于是日本于1997年9月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但这并不能阻挡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发展主要包括:新宫泽喜一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东亚货币基金(EAMF);东盟10+3 监督进程;亚洲借款安排(AAB);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余永定等,2002)。这些措施侧重发展危机救助机制。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清迈协议(CMI)

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这在学界得到了认同。余永定等(2002)认为,清迈协议把亚洲货币合作从构想转变为现实。Henning(2009)认为,清迈协议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政策措施的基础,下一步东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将讨论如何将“清迈协议”转变成共同区域基金,类似于原来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三)清迈协议后的新进展

首先,在流动性救助方面,Henning(2009)回顾到,清迈协议后的主要进展包括:2006起探讨的货币互换多边化途径(CMIM);2007年建立的作为货币互换多边化形式的外汇储备池(reserve pool)。今年2月,东盟与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通过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储备池规模由800亿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计划一个独立的地区经济监督机构,以监督基金和地区经济运行。5月,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池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中日韩三国的出资额分别为32%、32%和16%。另外20%由东盟10国承担。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EMEAP)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ABF),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再次,在汇率合作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的设想。可见,流动性救助措施已日渐成熟,但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亟待加强。

■三、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尽管在实践中亚洲货币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论上对固定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的讨论已经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一种固定汇率区。余永定等(2002)在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时提出了加强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他认为,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固定汇率区内钉住货币的选择上,实证检验上结果表明目前的钉住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但多数学者认为钉住货币应由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

(一)东亚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联动机制

东亚各国在事实上是钉住美元或准钉住美元的,即“东亚美元制”(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McKinnon,1998、2000)。对于“东亚美元制”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浮动恐惧论”(Calvo & Reinhart,2000)和“原罪假设”(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Calvo 和Reinhart(2000)指出,东亚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Eichengreen 和 Hausmann(1999)运用“原罪假设”(original sin)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本国是不愿意使本币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对东亚国家和经济实体来说成本较低。陈虹(2000)认为东亚采用篮子货币制度,既能避开浮动汇率制对国内经济稳定造成的压力,又可以稳定区内贸易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货币钉住方式的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的结果印证了亚洲各国事实上钉住美元的结论。McKinnon 和 Schnabl (2004) 采用Frankel 和 Wei Shang-Jin (1994)提出的计量方法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汇率波动性以及估计货币篮子的组成,得出结论:在新的千年,美元在亚洲国际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Ogawa Eiji 和Taiyo Yoshimi (2007)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在韩元、新加坡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比危机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与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相比,这些货币依然与美元有密切的联系。周继忠(2009)对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了定量检验,发现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运用移动窗口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存在下降的趋势,美元权重缓慢下降,人民币相对货币篮子整体持续升值。

(三)汇率联动机制中钉住货币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钉住美元对于亚洲各国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应该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Kwan(2000)认为,亚洲国家钉住美元制有着内在缺陷,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提高日元在篮中的比重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河合正弘(1999)指出,东亚钉住美元汇率制是金融危机的触发器,稳定汇率目标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减少美元比重,加大日元比重的货币篮子。伊藤隆敏等(1999)在1998年对钉住货币篮中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数。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看法,余永定(Yu,2001)认为东亚要建立起汇率合作机制,就必须选择某个货币作为驻锚,使用美元作为地区共同钉住的货币存在矛盾,因此东亚应就日元的作用达成协议。

(四)采用单一货币区方法

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成功启动引起世人普遍关注。Mundell(1961)提出的最适度通货区是理论基础,他指出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随后的研究,如McKinnon (1963)和Kenen (1969)都采用Mundell提供的分析框架。多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随之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如De Grauwe (1997)、Dupasquier和Jacob (1997);以及参加货币联盟国家需要有哪些经济特征,如Ishiyama (1975)和Tavlas(199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 (1996) 、Eichengreen (1992) 、Krugman (1993)和Kalemli-Ozcan等(2003、2004)。对于亚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潜力,高海红(2007)通过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G-PPP)模型分析到,亚洲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潜力远超现实。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认为,港元和人民币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特征,双方应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的关系

人民币近期开展了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与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中。对这个问题,高海红(2009)分析到,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这可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清迈协议多边机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何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选择。

■四、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可行措施

亚洲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如同欧元的诞生一样,“亚元”的产生也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等所制定的步骤保证了欧元的顺利产生,亚洲货币合作的顺利发展也应该考虑分阶段实施相关战略。

(一)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于正在进行的亚洲金融合作,很多分析者主要从政策协调和解救危机的机构方面讨论遇到的困难。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Lewis(1999)等分析了合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Henning(2009)指出,多边化货币互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讨论,如:多边化互换的实质、基金的规模、会员国的选择、会员国的出资额、双边互换是否退出、共同基金是否与IMF相联系等等。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措施

1、政策协调机制和清迈协议短期可大力发展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政策协调需加强。吴晓灵(2007)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亚洲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和整合,提高合作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区外金融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清迈协议”是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基础,短期内仍应大力发展,争取早日把“清迈协议”发展为“亚洲货币基金”。

2、亚洲债券市场要逐步发展

高海红(2008a,2008b)通过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分析,指出当前的亚洲金融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由于路径依赖,美元在东亚持续占据支配地位,这将延长在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储备中从依赖美元转向使用本地区货币的进程。因而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改进投资基础设施为扩大本地区货币的使用创造基本需求,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

3、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单一货币构想是长远目标

李晓和丁一兵(2008)认为,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制度化的汇率合作机制应对缓行。作为对汇率合作机制的准备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汇率政策协调、加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将多边化CMI机制建设为多国合作的金融投资基金。

■五、总结

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协商,亚洲各国可以增进贸易一体化程度、深化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也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深入,还有助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当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一定的国家,可能有碍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所以,密切关注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对国家的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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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lemli-Ozcan,Sebnem; Sorensen,Bent E.and Yosha,Oved,(2004),“Asymmetric Shocks in a Monetary Union: Updated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Revised Version, February 2004, in Who will Own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sset Ownership in the EU Today and in the Fu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2] Kalemli-Ozcan,Sebnem; Sorensen,Bent E.and Yosha,Oved,(2003),“Risk Sharing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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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海红.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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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吴晓灵.东亚金融合作:成因、进展及发展方向[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货币理论论文篇(3)

Q币。Q币是在QQ程序以及腾讯公司网站中流通的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借助它客户可以获得腾讯公司为其提供的各种收费服务。这是目前普及率最高、应用最广泛的网络虚拟货币，同时，其所能购买的增值服务也最多，有发展成为网络硬通货的趋势。

POPO金币。是在POPO里面消费时使用的网络虚拟货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获取途径同其他网络虚拟货币不一样，网民只能凭借POPO经验值获得POPO金币，使用POPO金币可以下载多彩的POPO表情，还可以参加POPO不定期举行的各项活动等。

联众币。在联众世界的网站，主要是使用联众币消费。使用联众币可以获取联众世界的会员资格，还可以获得一种类似于游戏币的财富，这种财富可以在联众游戏里使用。此外，联众币还可以用于购买联众秀等。

U币。U币是新浪公司提供的在其网站平台上流通的网络虚拟货币，是在享受新浪公司提供的各种付费服务时进行支付的一种手段。使用U币可以下载新浪开发的各种小游戏，还可以在线制作精美的贺卡送给远方的朋友等等。

G币。是在17173网络平台上使用的网络虚拟货币，使用G币可以购买17173的游戏服务、阅读电子书刊、享受高速下载和在线杀毒等等。

网络虚拟货币的电子商务特征

高风险性。相比较于传统货币，网络虚拟货币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性。传统货币是以中央银行和国家信誉为担保的法定货币，而网络虚拟货币则由于是不同机构自行开发设计的，其担保要依赖于各个发行者自身的信誉和资产。那么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者自身的信誉又如何呢？在网络市场这个竞争强、风险高的新兴领域，即使是类似于腾讯、联众这样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社会信誉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发行机构的无组织化。一般情况下，一国的货币是由央行或特定机构垄断发行的，国家有专门的政府部门对货币发行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具有很高的组织纪律性。而当前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机制与其不同，发行机构几乎是清一色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而且发行机构众多，其发行网络虚拟货币的目的和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即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们各自为政、各行其责，几乎不需要接受任何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不具备最基本的组织纪律性。

形式多样化。在各大商务网站中，网络虚拟货币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单一的。综合起来，网络虚拟货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虚拟等级，这是一般网站给予活跃会员的奖励，等级高的可以享受更高级的服务；虚拟货币，有些网站是通过向积极会员发放虚拟货币的形式进行奖励，会员在享受收费服务时用虚拟货币进行支付。此外，还有积分、游戏装备、虚拟头衔等奖励形式。

兼具存款特性。由于网络虚拟货币可以按照客户指令在不同账户上转账划拨，网络虚拟货币就能够随时成为各种存款的生息资产，这是纸币无法比拟的。

地域无限性。一般来讲，网络虚拟货币只要双方认同，可以使用多国货币交易，而传统货币一般都只能在一定地域流通。

使用成本低廉。网络虚拟货币都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和流通，故其造币成本和发行成本较低。而且客户进行交易结算的成本也远远低于其他结算方式，如信用卡、现金等。

网络虚拟货币的生存方式探讨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报告，我国的网民正以近20%的增长速率在增加，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付费用户。据估计，国内每年的网络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已经达到近百亿元。目前，像盛大(泡泡点券、点卡等)、腾讯(Q币)、联众(游戏豆)以及门户网站网易(POPO币)、新浪(UC币)、搜狐(BB卡、校友录卡)等互联网巨头都拥有各自的网络虚拟货币。但这些网络虚拟货币的生存方式却不容乐观：它们基本是各自为政，各种网络虚拟货币大都只能在自家领域内使用，“发钞机构”都是清一色的网络运营商，没有一个类似与央行这样的统一机构来发行及管理这些货币，各网络虚拟货币不能通用，更不存在“官方”的相互兑换等等。

笔者认为，随着网络虚拟货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网络虚拟货币发行流通体系将会严重影响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81.4%的人期望出现“网络硬通货币”。2005年，百度率先与盛大、网易、银联、支付宝等24家公司签订协议，推出“百度币“作为可以在网络世界使用并且可自由兑换的通货，意欲构筑一个以百度币为中心的网络虚拟货币体系；而Q币、网易币已经凭借其雄厚的用户基础及受众的广泛性部分地充当了“虚拟货币硬通货”这个角色。

网络虚拟货币的电子商务功能

解决了网上小额支付问题。为了进一步挖掘每天巨大流量蕴藏的潜在商业价值，成千上万的ICP们大力发展互联网增值服务，而绝大多数的网络增值服务都是1到2元的小额支付，如果选择通过网上银行完成支付，网民都普遍担心安全问题，而网络增值服务“小数额、高频率”的特点决定了网民不愿意选择邮局汇款的方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各大门户以及网络游戏提供商均推出了自己的“币”，这极好地解决了网上小额支付问题，网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网络虚拟货币，轻松完成在线小额支付。

商家吸引人气的有效手段。对于商务网站来说，拥有人气是拥有利润的前提。为了留住老会员，吸引新会员，商务网站推出了多种形式的虚拟货币，通过向积极活跃的会员免费发放虚拟货币，充分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和活跃度，这对网站来说是划算的，同时还能满足会员的荣誉感。

商家掌握主动权的利器。虚拟货币或者虚拟奖励是吸引会员积极的在网站里进行各种活动的力量和激励，是会员忠于网站的动力，从网站的发展过程来看，首先是吸引会员，吸引到会员后，就是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因为网站制定了虚拟货币后，会员就会积极地参与到网站的操作和活动当中，那么网站就能够把握主动权，并增强了会员对网站的忠诚度，使网站与会员之间能够进行良好的互动。

充分调动会员积极性。通过虚拟货币或者虚拟奖励，可以刺激会员在网站里进行大量的操作，虽然流量仍然是大多数网站最为看重的指标之一，但是会员在网站中的活跃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现阶段网络虚拟货币的发展困境

法律缺失。当前网络虚拟货币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央行发行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及《电子支付指引》均没有涉及网络虚拟货币方面的内容。没有法律的界定，整个网络虚拟货币的价值链根本不能建立。例如，如果一家网络运营商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那么该运营商已经发行的大量网络虚拟货币将怎么处理呢？如果化为泡影的话，大量的网络虚拟货币也就一文不值，这样对网络虚拟货币持有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见，法律对网络虚拟货币的认可至关重要。

通货膨胀隐患。同现实世界一样，虚拟世界也存在通货膨胀问题。对于网络虚拟货币中的游戏币这种问题广泛存在，其主要罪魁祸首就是遍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造币工厂”，所谓的“造币工厂”即为玩家提供虚拟角色升级服务的“代练公司”，他们雇人专门打游戏“制造”游戏币，然后自己不用而直接将“打”出来的游戏币卖给其他玩家，这种没有上限的生产必然导致游戏币的贬值。而对于那些使用黑客手段生产的游戏币更是直接导致了虚拟世界的通货膨胀。至于由各门户网站发行的专用货币，只要能有效防止线下交易或者用虚拟货币购买现实商品，则发生通过膨胀的概率要小得多，因为这种网币都是在自家网站内使用，并且虚拟世界的“商品”供应几乎是无限的，只要人为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监管缺失。作为在虚拟世界里代替现金流通的等价交换品，除发行不是中央银行之外，网络虚拟货币的实质同现实货币几乎没有区别。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虚拟货币的使用将会越来越频繁，如何对网币发行商进行信用管理？要不要对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商进行资格认定？各网络运营商要不要对网币流通量有一个总量控制？怎样实现网币与现实货币的对接等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合理解决，当网民及游戏玩家手中的网络虚拟货币达到相当规模时，其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及传统金融业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显现出来。因此，将网币纳入到现有的货币监管体系之内势在必行。

网络虚拟货币发展的对策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怎样突破网络虚拟货币的发展困境呢？笔者认为，国家在保证现实世界金融秩序避免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加快相关法律及规则的制定。尝试运用现实世界价值体系的方法来建立网络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及规则。

在技术上寻求突破。受信息和通讯产业发展水平所限,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力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网络虚拟货币，如广为盛行的利用“私服外挂”大量生产非法游戏币，众多的游戏服务商对此几乎是无能为力。因此，寻求技术上的突破，以弥补网络虚拟货币的安全漏洞，是网络虚拟货币发展的当务之急。

规范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对于如何规范虚拟货币的发行，笔者认为可以作以下尝试：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允许甚至鼓励中国人民银行或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正式介入网络金融体系，依托其强大的社会信用及雄厚的资金实力，统一发行网络虚拟货币，这也是目前网络虚拟货币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在网络虚拟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可考虑允许信息企业与银行合作开发电子货币产品，以增强我国网络虚拟货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形成真正的网络一般等价物；由信息企业单独发行，它是在网络虚拟货币市场完全成熟之后，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下由信息企业独立发行的一种虚拟货币发行体制。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货币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网上小额支付的中介，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易操作性解决了互联网增值服务和网络游戏服务的买卖难问题，并且降低了支付成本，提高了支付效率。当然，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存在的问题同样不能回避，笔者认为，若能对其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网络虚拟货币完全可以成为在线支付的重要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贯生龙.论网络货币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影响.广西金融研究，2005.6

货币理论论文篇(4)

【摘要】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一揽子方案。本文评估了该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场,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为IMF提供支持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国会不通过奥巴马政府的请求,将可能损害金融信心,阻碍全球从危机中恢复。

【关键词】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方案评估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增加到现在的3倍,即7500亿美元。作为IMF成员国,美国需要出资,而美国向IMF出资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下面对该方案的内容、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博弈进行剖析。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货币理论论文篇(5)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运用一系列控制手段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国家通过对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实现稳定货币、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外汇收支政策等。保险政策是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为了实现保险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对保险活动所采取的各种管理、调节手段和办法措施。货币政策与保险政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货币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数量方程；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1-0011-04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9

[作者简介]何海峰(197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冯静(1974-)，女，广西柳州人，教师。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 of Circulation”与“Velocity of Money”，两者都是指“the rate of turnover of 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它等于YM。

()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 velocity)。

()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 (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 (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 (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

V=1k(r)=YM (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 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 V has no place in modern economics.Its heyday was in the 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 of 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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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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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耿中元，曾令华，张超.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研究述评[J].经济界，2005，(2).

[13]Mishkin.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s[M](影印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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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oldfel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money[J]，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3(1976)；

[16]Garvy and Blyn，The Velocity of Money[R]，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70)；

[17]Cramer， The volume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4(1986)；

[18]Laurent， Currency transfers by denomination(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0)；

货币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 银行信贷；货币供应；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20-05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国家的金融机关利用货币量达到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制度，货币政策从实质上是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处理。银行贷款、货币供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我国经济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理论界还存在争议，一方面是“货币中性论”，另一方面是货币会影响经济的观点。因此，在理论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以我国实际发生的经济数据为核心，研究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对把握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了解货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外文文献综述

lixin sun，j.l. ford，和david g. dickinson（2010）利用var和vecm模型对中国的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通过检验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而揭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确定了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同时探索了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分布与成长的影响[1]。ulrike rondorf（2012）利用欧元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银行贷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贷款发生变化时测试了产量的变化，并表明美国信贷波动影响了欧元区的产量，支撑了信贷的观点。jagjit s. chadha，luisa corrado和qi sun（2010）分析了供需分离的货币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规范化货币政策模型的剖析，作者将货币分为原始的需求和供给冲击的广义货币，并发现供给冲击在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短期和中期发挥着重要作用。frank browne和david cronin（2010）对商品价格、货币与通货膨胀进行了研究，认为无论是长远的还是动态的，商品价格、消费价格和货币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系，文章利用美国数据建立了var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并且货币供应量和商品或居民消费价格成正比。可以说，货币成为中介，用来联系并分析商品价格和消费价格。

（二）中文文献综述

唐娟娟（2008）以青海地区为例，分析了西部地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并存在促进作用[2]。李莉（2012）从微观角度对房地产信贷、房产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说明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收入弹性小于东、中部，中西部的银行信贷会促进下期经济发展。

马方方和沈骥（2011）对我国金融结构以及m2与gdp比值偏高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找出了金融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3]。李厚刚（2012）对中国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双方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是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并且中国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压力一方面是与货币供给有关，另一方面还与结构性因素有关[4]。

从前人文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较为单一的分析某一指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是通过其他指标传导到经济中来。本文结合前人研究特点，从研究实际出发，探讨信贷、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找出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理论模型

正如曾令华和王朝军（2004）所说的“分析经济增长与贷款的关系就是分析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这种分析是弄清货币是否真正中性所必需的[5]。”在理论中，货币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存在争议，即“货币中性论”与“货币非中性论”。

（一）货币中性论

1.传统货币数量论。

对于持有货币中性论观点的理论，如古典经济学和传统货币数量论来说，货币仅是一种中介，并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古典货币中性论的基础是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本文通过货币数量论中的剑桥方程和费雪方程说明货币中性理论。

（1）剑桥方程。

剑桥方程是表示为应付交易需要而保留一部分现金余额的模型，通过等式表示为：

m = kpy

其中，k表示现金余额占比，

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实际国民收入；m表示货币数量。剑桥方程表示货币供给相对于货币需求增加或减少时，为取得均衡，需要提高或降低物价水平。因为只有物价水平在变动，因此货币与实际产出没有关系。

（2）费雪方程。

费雪方程是由经济规模总量计算而来的，即：gdp=py（经济总量等于物价水平与实际gdp的乘积）。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价格与货币非中性，工资与货币非中性，实际利率与货币非中性，汇率与货币非中性问题。

事实上，相比“货币中性论”，“货币非中性论”更接近事实，正是“货币非中性论”构成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前提之一，为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实证检验

（一）现状描述

1.银行信贷。

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国家，投融资模式主要是靠银行信贷，所以信贷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着关键性作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年均达到19%的增速，超过gdp增长速度。1984～1997年，我国信贷增速基本保持在20%左右。我国信贷已发展成个人消费信贷、出口信贷、助学贷款等类型，在信贷的刺激下，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得到了超前的发展，信贷对于经济也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当前信贷主要投放的领域是科技、农业和中小企业，通过融资渠道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但由于银行存在逐利心态，偏好于效益高、信誉好、风险小的客户提供营销和信贷支持，导致过度集中于大企业与行业。在当前宏观调控下，出现了风险过大的问题。

2.货币供应。

货币供应受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合理的货币供应应该和国民经济形成稳定的关系。但是我国在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是2000年的6倍，2011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2002年的8倍，货币超发较为严重，已经超过欧洲央行1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5万亿美元。由于超发出来的货币没有相应的实物表达，于是可以用货币代表的资产价格会吸收未表达的货币，我国主要的资产价格表现在房地产和股市上，导致整个社会通货膨胀。同时，货币供应量会影响股票市场、汇率等等。由于政府会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调控，于是可以看到货币供应量会随政策出现周期性波动。

通货膨胀一般用cpi表示，因为通货膨胀一般都会表现在社会产品价格高涨，指数是按照固定商品基期和当期比值算出来的。自1990年以后，我国通货膨胀平均值在4.7%左右，按照通货膨胀加速程度测算，我国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但在1993～1995年期间cpi在19%左右，属于飞奔的通货膨胀，容易造成资产泡沫。从图2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国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图3用货币供应量与gdp进行对比，能够说明经济货币化程度，可以看出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快速发展，2011年达到1.81，远超过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水平，蕴藏着通货膨胀风险。

（二）数据处理

在本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权威性，从各年统计年鉴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选择符合研究内容的指标，分别是银行贷款、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经济规模，指标用bl、m2和gdp表示。时间跨度从1990～2011年。借鉴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增长关系，分别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处理后指标用lnbl、lnm2、lngdp表示。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数据关系的描述都是通过回归关系处理的，但是经典回归分析暗含着数据平稳性。因此，首先就是应该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平稳就可进行回归，若不平稳则需要找到序列之间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属于同阶平稳序列，均为二阶平稳，i（2）。经过二阶差分过的数据去掉了趋势项，序列平稳。根据理论规定，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出现的伪回归，协整就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关系。虽然变量本身不属于平稳序列，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组合后会呈现出平稳性，这就是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双方均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不是贷款的原因，但是贷款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货币供应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货币供应的原因，这个结论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单项因果关系较好的说明了现实，我国是投资拉动型国家，投资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而投资的重要来源就是信贷，所以说信贷是通过投资传导到经济增长中的。货币供应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供应量一方面随经济总量供应，另一方面货币供给却超出了经济规模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经济规模高于实际产品规模，导致经济规模扩张。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找出了我国1990～2011年间银行信贷、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三者存在较为稳定的长短期关系。长短期对经济的反应程度不同，可能与货币中性化有关。从因果关系检验中发现双方存在单项因果关系，符合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说明研究结果较为可靠。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优化信贷投向，保持信贷投资的可持续性。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信贷规模，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需要克服银行信贷过于集中，风险大的问题。以政策为导向，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扶持重点行业、重点项目与重点产品。培育世界品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加强金融创新，探讨基于国家层面的金融创新系统，完善我国银行信贷环节的不完善领域。

2.调节货币供应量，加强流动性管理。我国目前货币发行量超出了经济发展实际，货币年均增长速度超出了经济发展速度，存在流动性过剩，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正如吴敬琏所说，降低通货膨胀率根本在于减少货币供应量。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必须的，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综合利用多种货币工具，积极应对宏观形势的变化。

参考文献：

[1]lixin sun，j.l. ford，david g. dickinson. bank loans and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var/vecm approach[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21（1）： 65-97.

[2]唐娟娟. 西部地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4）：42-47.

[3]马方方，沈骥. 中国金融结构问题与m2/gdp偏高现象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1）：91-95.

[4]李厚刚. 中国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2）：73-77.

[5]曾令华，王朝军. 经济增长与贷款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