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篇(1)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2)

（一）社会助长。社会助长也称为社会促进，是指在群体活动中，由于他人的在场，会激励个体表现出最有优势的回应，个体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它成员的影响而提高。“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反应会有增加作用，出于“评价顾忌”，个体希望得到群体成员的尊重、赞许，需要实现自我。而且，个体可以从群体的反馈评价中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不断改进，调整工作状态，取得较好的活动效果。

（二）群体规范与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能够认识到个体是组织的一部分，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体成员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行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成员行为的导向和矫正。同时，群体对于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员对群体忠诚，成员之间有“我们”的认识，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彼此间意见沟通畅通、信息传递较快，气氛民主，比较关注集体的荣誉和利益，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推动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除了能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存在着很大的负面性。勒庞认为在群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会完全丧失，“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这种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具体来讲，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从众与服从。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形成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并为了使群体接受而不惜放弃自我，委屈服从。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因此，个人会从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导致的焦虑感出发，逐渐放弃个人立场。从众所产生的后果非常恶劣，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个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急剧膨胀。“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群体中的人们和独立的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格，对差异和争执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独立的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接受异议和矛盾，可以进行讨论和辩解，但在群体中却很难做到这样，“在公众的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二）偏见。偏见是指心理上的一种预先判断。它是针对他人或者其他群体（通常是一个有不同文化、伦理的群体或者性别不同的群体）的一种不合理的、预设的、常是负面的一种认识和态度。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不平等“、我们”与“他们”群体的心理界限、社会差别、人们内心的愤怒、归类等简化世界的认知模式等都会造成偏见。凯斯•R.桑斯坦认为由于“偏见”的心理，有时会使人们解决问题时更为糟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群体若不讨论而是采纳平均答案，往往会做的相当不错，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失误，而在恶劣的讨论环境下，人们之间协商后，平均答案变得更糟了。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3)

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有χ2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青少年自伤行为是国内外近年研究的热点，许多国家对该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报道;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等报道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9］。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发生过1次以上自伤行为的占31．2%，其中，在过去1a内自伤次数在1～4次者占16．6%，5次及以上者占14．6%，表明自伤行为在本地区儿童青少年中十分普遍，应积极开展相应的干预预防其发生。但本研究的自伤行为报告率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研究对象的差异，本研究对象均为10～18岁城市儿童，而以往研究表明，自伤行为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中发生率较低［10］;(2)本研究对象大多数分布在青春期年龄(13～18岁)，以往研究表明青春期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峰时期;(3)自伤行为及其界定尚未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4］。本研究分析青少年自伤行为与人际归因及自尊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及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及独生子女有关。归因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的过程。内控性较高的青少年常把人际交往的问题归因到内部，这样容易产生内疚和无助感;反之，外控性较高者常将失败归于外部原因而产生气愤和敌意。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内控性高的青少年偶发自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外控性高的学生容易发生多次(重复)自伤行为。提示学校卫生工作者可通过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结果还显示低自尊与自伤行为的发生有关，与相关研究类似。低自尊人群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情绪、自我概念等问题。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4)

作者：平章起 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领域，许多人赞同社会学理论应是一种中层理论的说法。在人们的印象中，社会学既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体系华美但不结果实的巨型哲学理论，也不是一种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是建立在抽象层次较低基础上，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同时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的概念系统的理论模式;是以实证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量类型，并借此建立一定的理论范式来描述和指导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方法。纵观我国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现状，可以看到这种中层理论研究在我国青年研究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确实有独到之处。

一、社会学家把青年看作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同其他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有着特殊关系的社会范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青年通过实现社会化过程来学习社会文化，实现社会自立的方式。社会学对青年的这一界定和研究的视角显示了中层理论的特点。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立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心理学的局限，使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研究超出了个体研究的限制，进人了人类群体和社会研究的范围。虽然孔德最初的社会学研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但是在青年研究中他十分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变量在青年和青年教育中的作用。可见在青年间题的研究中，社会学一开始就建立了中层理论的视角，即视青年为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受生理和心理变化影响的“年龄群体”，也不是一个人类学或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文化群体。埃米尔•迪尔凯姆是法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特别反对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他坚持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对青少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教育社会学中的系统社会化理论。与孔德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家庭在社会中的整合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家庭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变得不牢靠、不稳定。他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提出了教育是使一代青少年有系统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出路就是个体要抑制自己的过份要求，个体要与社会群体日益一致，因为个体是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应当充分恢复社会群体的稳定性，使其能更强有力地影响个体，使个体能感到自己与群体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社会应该教育青年应当同集体更加团结，因为集体的出现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在各方面包围着他。一旦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只在自身中寻求.自己活动的目的。只有懂得他是一种比他本人更崇高目的的工具，他就会懂得自身的意义，生活在他的眼里又获得了价值、意义和目的。那么，使个体确立新的生活意义的群体是什么呢，迪尔凯姆认为，决不是政党或国家，因为后者虽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但它与其说是促进社会团结，倒不如说是促进“社会分化”。宗教过去是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恢复个体价值的力量，但是今天它已经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为数众多的学校和现代思维已经不能使那种虔诚的自信心和宗教所代表的宁静得以复归。所以迪尔凯姆提示我们，对青年的社会化只有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进行有系统的社会化来完成。迪尔凯姆与孔德一样，强调社会学在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应把着眼点放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社会适应上，而应更重视社会群体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正式群体的作用。由此可见，迪尔凯姆在青年教育和青年社会化问题上更多的考虑的是社会集体、学校教育等社会变量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体现了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青年教育的实质。应当说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范型，但是帕森斯在分析青年群体状况中则利用他的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把角色放进人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中，分析青年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角色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中，深人分析青年文化适应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同样达到了一般中层理论研究的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宏观理论体系之中，他的社会行动系统主要讲的是四个特定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是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系统、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这四个结构系统又分别承担着模式维持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和环境适应功能。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信息控制的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控制方面文化制约着社会系统，人格调节着有机系统;反过来说，等级中的每个系统又都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即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能量条件，由人格系统组织而成的社会系统又为文化系统提供必需的条件。帕森斯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青年的社会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考察，通过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深刻地把握了青年的社会本质。帕森斯把青年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各种先定的状态和角色的决定因素，从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去分析青年同社会的主观关系和客观关系，分析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行动系统中自身的能量条件和社会信息控制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揭示了青年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社会“依附性”的本质;所谓“边缘化问题”是指青年的社会状态的模糊不清，他们既非成人亦非儿童。他们既不能分享成人的权力，又不能停留在青春期以前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状态，他们既不能受到成人真正严肃地对待，又不能为成人所忽视。青年边缘化间题决定了青年社会依附性的本质，帕森期认为，在他所在的时代青年人的状态不清，社会地位没有保障，完全被动地依附于他的社会行动系统，受到社会控制机制的限制。与孔德和迪尔凯姆不同，帕森斯发现处于依附状态的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受到家庭、学校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之外，青年同龄群体作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都不是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但是他们在青年问题的研究中都试图向中间靠拢，一方面力图排除经验主义羁伴，一方面努力在摆脱纯粹抽象主义的束缚。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思想。他认为象帕森斯那样的建立巨型的时机还不成熟，原因是社会学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刻卜勒，更不要说自己的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或普朗克。默顿在青年研究问题上坚持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视角，把青年的社会自立和社会行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大变量是难以把握的，一个是角色，一个是状态。默顿认为，在青年时期同时有两个序列，一个是状态序列，一个是角色序列。一般来说，青年的某一行为状态先于角色而发生，为角色的最后确定做准备，而角色确定后的行为状态应当强化这一角色的行为。但是，事实上，从时间序列来看，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有许多“角色层次”不断的出现，这些未来的角色期待在一个人现实的行为状态面前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影响青年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实现。默顿不仅区分了青年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不同情形，角色出现前后行为状态不同的作用，分析了青年人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所带来的心理冲突，而且还特别提出了青年“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认为，为了使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动态平衡，现实的行为状态能够适应未来角色行为的各种要求，青年人必须在状态行为中具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就是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的这一青年研究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认识发展状态中的青年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青年人的文化适应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社会学家从家庭、学校到同龄群体等诸要素的分析，从个人社会化、有系统社会化到预期社会化这些中层理论的研究确实给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注人了活力，在国内外青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模式给青年和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帮助。

二、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同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孤芳自赏，应当从相邻学科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心理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心理的、生理的实证主义的材料;文化人类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进一步理论抽象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理想的范型。对青年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内。心理学家对青年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发展的不同层次、状态等做了深刻的分析。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将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在青年的文化适应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本我深层区和超我社会规范的理想区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个体人格的本质和运动。弗洛伊德认为，在生命一早期成熟阶段，幼儿以父母的完整形象为楷模“自居作用”，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文化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使人们对青年问题的研究由“青春期危机”理论，转到了“幼儿”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上。也就是说，要想认识一个青年人的现实的“自我”，就要分析深层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青年问题的分析正确与否，但对于重视社会层面的社会学中层理论来说是不应当忽略心理学对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的研究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不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更重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在《儿童期与社会》一书中把‘性命过程”看作生理、心理的发展同在文化上得到保障或受到限制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的产物。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西方心理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提出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影响的思想对学术界的意义十分明显。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危机在人的一生也都存在，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春期阶段。这种自我同一性的认同到角色混乱，或者说叫做同一性的扩散主要发生在青春期阶段。社会心理学家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在生理和心理的狭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重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思想，{这对青年社会学和青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福有布助的，一但是建构青年研究的理论框架心理学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还是需要社‘会学象的努力。、一青年文化人类学把。代青年做为社会再生产因素的人类群体，;把青年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做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一从时代凌展过程中探索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体女耗的冲类与触;谷，认而寻录脊辱丈花适应的方法厂解决青年的文化适应的社会间题。二八当代奢名铂壮会学家鸟格丽侍.米德在她的褚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青年做了一个全新的表述:.‘青年不再是青春期的心理学的二个内容，、一它首先是二个文化的实在’，，这位女博士，对萨摩亚;岛青年的研究，证明人们所熟悉的青年，只不过是特定社会所固有的文明的产物。青年的特征取决午社会的复杂环境和他们百然生理的变化的相互作用，取决于社会木同年龄群体之间所创定的差别和~个年龄群体向另一个年龄群体的过渡的方式。由此我们不再将青年看做是心理学加生理学的二个变化的个体卜而被看做是‘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一青年文化人类学不同于青年心理学的研究，青年心理学把青年的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的认知、一情感、意志等心理问题。而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青年视为一个有生物特性的年龄群体以及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动态研究。一应当承认，青年文化人类学是青年研究的理想状态，但是就自前青年研究的现状来说，时机还粮不成熟一，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来说，我们还是应当在心理学的个体生理、心理的实证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实体的抽象研究之间寻求一种中层理论以衔接两大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一任务自然应当由社会学家来完成。

三、青年社会学没有忽略其他学科的贡献，而是在吸收和发展它们的基础上，创造能够认识青年的本质和功能的中层理论和方法论。青年社会学在阐明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特征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批判了生物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片面观点。尽管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青年社会学是社会学最不发达的领域之一。在青年社会学过去的研究中，理论与经验材料的结合研究仍很薄弱，传统的调查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侧重研究青年的过去，热衷青年状态的描述，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特别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中层理论象一个大拼盘一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没有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还不能建立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社会学处于缺乏进行历史分析的许多经验材料的“幼稚积累”阶段，七八十年代随着理论与经验材料联系的加强，纯粹思辨主义逐步减少，社会学中层理论开始形成;那么，在当代社会，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宏观社会层次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了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经验层次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的实践的探索，我们完全可以在21世纪到来之际，建构我们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李对青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当坚持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的方向，一方面不能企图建构二个庞大致密的形而上李体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经验分析的圈子里。我们应当突破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局限，重新审视我们社会学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建立一个开放式的中层理论的视角。青年社会学中层理论研究的关键环节还是在对青年本质的认识上。只有把握青年的本质这一轴心才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心理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年龄群体”，看作是一个个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文化人类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类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研究，因而是从最抽象也是从最具体层面上去建立自己的体系、而青年社会学从它建立的初期就把青年做为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进行研究，从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中，从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各种变量影响下的研究中建立了大火小小的中层理论。但是社会学对青年本质的这一把握还是不足以作为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轴心和篇石。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社会学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K，长海姆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井拼了“文化危机”的研究。在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偏时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悲观主义，表现为对无法控制的红件的恐惧心理。这些事件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断恶化;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反动的势力(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纳粹分子在德国即将攫取政权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明确的一i人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社会”不仅不符合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而且是与这些理想直接抵触。对此曼海姆十分无奈的写到:“观念的形态乃是在情景上超验的观念，它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人们采取实际步骤去实现它们时，它们常常成为个人主观行为的动机。”(K•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36年，第194页)。曼海姆看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表现在青年身上最为敏感，因此他对青年的研究是从“代”的问题人手的，他以“代”的问题为轴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证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所谓“代”就是特定的时间的间隔，同样年龄的个人都属于同一代;而历史浪漫主义则强调，代的划分取决于“内化的时间，即同样历史经验的感受”。曼海姆指出，青年一代是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走向文明，是向新的价值开放的。青年人不仅能够在自己的人格中体现这些新的价值，而且能够在社会中提倡它们。青年人对待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态度可能是进步一自由的，也可能是浪漫一保守的。当然社会学家把“代”的概念作为青年研究的轴心，把青年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不只是曼海姆一人，而且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把青年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实在。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对青年的认识还是在青年群体文化或某一亚文化的基础上，文化人类学家理解的青年文化则更多的是一些符号文化。而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家所要认识的青年本质，应当是一种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层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以“代”的形式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文化。以此为轴心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模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否可以说青年心理学正处于比较成熟研究阶段，青年文化人类学则是未来理想研究模式，而青年社会学研究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阶段。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到来之际重新策划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心理分析法；文艺心理学；基本原则；方法

【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沉睡在人类内心深处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现阶段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逐渐开始对人类的心灵空间进行探索，文艺心理学也由此而成为了构成文艺学的重要部分。对我国而言，针对文艺心理所开展的研究，大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为基础，西方心理学又往往过于简化人类的心理，这一现象的存在制约了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因此，基于社会心理分析法对文艺心理学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文学艺术开始通过不同形式对人类的心理现象加以反映，那么人们关注的重点就应当放在审美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心理方面，当然，这里说的审美主体包括群体和个体，所以研究的主体心理也包括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两个方向。对文艺心理学来说，属于宏观角度的群体心理和属于微观角度的个体心理均在研究过程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并且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状态。对上文所提及内容具有独特见解的人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对群体和个体而言，能够产生心理现象的前提都是实践活动，作为在社会环境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心理的社会性。以艺术创作为代表对其进行分析，艺术家能够进行艺术创造的前提在于其自身固有的生理特性，但并不代表只要具有生理特性，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艺术创造活动，想要完成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艺术家的社会生活条件[1]。可以说艺术家身处于所生活社会的关系和生活条件，决定了其所具有的创造潜能能否转变成为现实，以及能够转变成为怎样的现实。当然，对主要用于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在对其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应当借由所创作的作品对自己想要揭示的社会关系、人物性格、心理和种种行为加以呈现，因此，作者如果无法对不同人物所对应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变化历程进行准确的了解，也就无法对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物的心理加以掌握，那么自然无法创作出直击人心、富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

2、文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确立

在恩格斯晚年的时光里，曾经就自己与马克思论战一事多次指出，他与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进行阐发的过程中，往往出于反驳论敌的目的，而重复强调已经被他们明确否认的多项原则，从而将论述的重点向经济作用方向进行转移，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过于关注“以经济事实为基础，对法权、政治和其他所涉及的思想观念进行探讨，并延伸至由于上述观念的存在而被制约的种种行动”，却由此而忽略了“对这些观念的产生方式进行探究”。恩格斯始终为自己与马克思二人“并没有将关注的重点始终放在对参预到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进行探究的方面”而感觉到遗憾，也正是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时刻提醒人们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将唯物史观作为参考指南，就是说不仅需要对经济因素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思想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还需要将关注的侧重点放在对“参预到交互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所对应的“中间环节”方面。虽然上文所叙述的热莸侥壳拔止仍旧没有得到清晰、具体的研究成果，但是恩格斯还是认为“仍旧有大量与理论相关的工作需要去完成，尤其是经济史，以及经济史和文学史、法律史、文化史和宗教史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有对这部分内容具有清晰、科学的理论分析，才能保证在极其复杂的事件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上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即“中间环节”的理论，该理论的问世可以被看做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普列汉诺夫则在此基础上将“中间环节”进行了具象化，并形成了“社会心理中介”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说明的内容是：社会心理存在的主要作用在于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思想体系的沟通搭建桥梁，也就是说对社会信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基础，而对社会心理具有间接影响的因素是政治制度，除此之外，社会心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思想体系产生影响。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中介”主要讲的是能够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具有的相互作用[2]。

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的生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始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展研究工作尚未涉足的领域，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中间环节”的内容进行了延伸，并随之形成了“社会心理中介”理论，普列汉诺夫指出，“中间环节”作为存在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互相适应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处于某种特定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环境中的人类心理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对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具有的关系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普列汉诺夫所进行的研究中，曾就“文艺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得出“在讨论文艺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对中间环节加以考虑，保证对通过文艺作品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进行准确揭示”的最终结论。可以说，作为第一位对文艺和社会心理学具有的关系加以明确的人，普列汉诺夫通过对文艺问题考察过程中适时参考社会心理因素具有的实际意义进行阐述的方式，真正实现了文艺领域和社会心理学的结合，并且为社会心理分析法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便利，从“社会心理中介”理论提出至今，人们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心理分析法进行了完善，针对文艺心理学展开的研究工作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结论：综上所述，上文所论述的重点始终落在“文艺心理学”方面，通过对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看出，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均无法离开社会心理而独自存在，因此，在对文艺心理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当对社会心理分析法的应用引起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工作取得应有的进展，也才能为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社会心理学论文篇(7)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