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临床论文篇(1)

1．1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14年6月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78例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状况、肿瘤的位置分布情况、病理结果、各种影像学检查的检出率、术前肿瘤标志物水平与术后病理结果良恶性的关系、不同术式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等。因胰腺囊性肿瘤中的交界性肿瘤被认为是癌前病变，本次研究将病理为交界性肿瘤的患者归为恶性组，按病理类型将患者分为良性肿瘤组（良性SCN、良性MCN、良性IPMN，良性SPN，简称为良性组）和恶性肿瘤组（恶性SCN、交界性或恶性MCN、交界性或恶性IPMN，恶性SPN，简称为恶性组）进行分析。肿瘤类型：SCN为31例，占39．74％，其中恶性1例；MCN为40例，占51．28％，其中恶性或交界性11例；IPMN为5例，占6．41％，其中恶性1例；SPN为2例，占2．56％。78例患者的平均年龄（57．4±8．2）岁（32～76岁），其中男24例（30．77％），平均年龄（55．6±7．9）岁，女54例（69．23％），平均年龄（54．1±10．6）岁。良性组患者（n＝65，83．33％）平均发病年龄为（53．7±5．8）岁，恶性组患者（n＝13，16．67％）平均发病年龄为（63．4±6．2）岁，两组患者发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

1．2就诊原因分析

42例（53．85％）因上腹部不适、间断性腹痛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8例（35．90％），恶性组为14例（17．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8例（10．26％）因不同程度的黄疸就诊，其中良性组为6例（7．69％），恶性组为2例（2．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7）；4例良性组患者（5．13％）因恶心、呕吐的症状就诊；24例（30．77％）因无意中发现腹部肿块或体检时发现腹腔内有占位性病变而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0例（25．64％），恶性组为4例（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出现进行性体重下降的患者共17例（21．79％），其中良性组有13例（16．67％），恶性组4例（5．13％），统计学分析无意义（P＝0．053）。

1．3方法

本组78例患者入院后均行常规检验，肿瘤标志物CA19－9、CEA检验以及影像学检查等。术中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邻近组织关系、术中快速病理结果决定具体手术方式，常见的手术方式包括：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胰体尾部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腹腔镜胰体尾部切除术或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胰腺部分切除术、单纯肿瘤切除术等。术后均于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病理科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1．4统计学

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单因素分析后的可能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0．05为检验水准，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

与良性组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相比较，恶性组患者的CA19－9、CA242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高龄、出现腹痛、肿瘤体积大、囊内出现实性成分的患者数目以及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均具有相关性（P＜0．05）。对这些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得出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的P值均＜0．05，故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2．3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

本组78例患者均在完善术前化验检查、进行充分术前准备后，接受外科手术治疗。31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3例行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11例行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6例行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8例行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7例行胰腺部分切除术，2例行内镜下胰胆管支架植入引流术。术后共有17例（21．79％）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9例发生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3讨论

3．1胰腺囊性肿瘤类型与发病率

3．1．1黏液性囊腺肿瘤（MCN）：又称为大囊性腺瘤，约占胰腺囊性肿瘤的45．50％，是胰腺囊性肿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MCN患者占51．28％，与文献报道比例略有增高，可能是由于区域发病差异或样本量较少所致。有研究报道，上腹痛为MCN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约占全部患者的50％；其次，约15％的患者表现出腹部肿块，体重下降，除此以外，也有少数以糖尿病、胆道出血、门脉高压、腹泻和梗阻性黄疸为表现而就诊。本研究中显示，我院就诊的40例MCN患者中，20例患者表现为上腹部疼痛，7例表现为腹部肿块和体重下降，均较先前的报道偏高，考虑为本组纳入患者以出现症状而来院就诊者居多，无临床症状而在体检时发现者较少。

3．1．2浆液性囊腺瘤（SCN）：名富糖原腺瘤，占胰腺囊性肿瘤的20％～40％。临床上多见于60岁左右的女性（75％），多数无症状，部分可有腹痛表现，但此类肿瘤较少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症状，如消化不良、黑便、黄疸、体重下降等，常因与胰腺无关的症状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本研究中，31例胰腺囊性肿瘤患者为SCN类型（39．74％），与文献报道一致，且临床症状隐匿，大多数通过影像学检查时发现。仅1例为大囊型SCN患者，其肿瘤直径为12．5cm，在国内外已报道的SCN案例中，如此大瘤体比较少见。

3．1．3胰腺导管内状黏液性肿瘤（IPMN）：由分泌黏蛋白的胰管上皮细胞状增生而形成，伴或不伴有过量黏蛋白的产生。IPMN占胰腺囊性肿瘤的7％～35％。大部分无症状，有症状者以腹部不适为主。本组5例患者中4例表现为腹痛、体重减轻等症状，仅有1例无任何不适，考虑与患者数目较少有关。

3．1．4实性假状肿瘤（SPN）：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囊性病变。目前认为SPN是一种少见的潜在低度恶性的胰腺肿瘤，仅占胰腺肿瘤的0．17％～2．70％。好发于青春期及青年女性。SPN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主要为不同程度的腹痛和腹部包块，常被延误诊断，越来越多的无症状SPN者，仅在常规体检时由影像学检查发现。本组2例患者无任何不适出现。

3．2胰腺囊性肿瘤与年龄

胰腺囊性肿瘤患者可分布于各个年龄段，而KosmahlM等研究发现胰腺囊性肿瘤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升高的。本研究总结的病例中，SPN多见于中青年患者，MCN、SCN和IPMN患者则以中老年为主，中老年患者肿瘤恶变的几率明显高于中青年患者，该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3．3胰腺囊性肿瘤与肿瘤标志物水平

研究报道称，大多数囊性肿瘤患者血清淀粉酶、血糖和胆红素均在正常范围内，并无临床诊断意义，而囊腺癌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对区分该病的各种类型并无特异性。本实验中患者CA19－9、CA242在良、恶性胰腺囊性肿瘤表达存在差异，恶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血清学检测CA19－9、CA242呈现高表达，其表达率高于良性胰腺囊肿瘤组患者。这提示CA19－9、CA242表达程度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程度呈正相关。同时，通过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术前诊断无法定性时，可测定血清CA19－9、CA242水平，以辅助肿瘤定性。

3．4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

症胰腺位于腹膜后，血供丰富，周围毗邻肠系膜上动、静脉，脾静脉等大血管以及十二指肠、胃、脾脏、胆总管等重要器官，因此手术难度比较大。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组织、血管、脏器关系以及术中对良恶性的判断来确定。在本研究中，位于胰头部和胰颈部的肿瘤主要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少数位于胰颈部的小肿瘤行胰腺部分切除术，位于胰体尾部的肿瘤行胰腺体尾部联合脾脏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是否保留脾脏需要根据肿瘤与脾脏或脾动、静脉的位置关系来决定，而能否在腹腔镜下完成这两种术式则与患者体重、年龄、腹部手术史以及术者腹腔镜下操作技巧等因素有关。另外，有2例胰头部的肿瘤因患者高龄无法切除，行ERCP植入支架解决患者黄疸症状。胰瘘是胰腺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研究中，共发生9例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4结语

肿瘤临床论文篇(2)

1．1一般资料选取2011年6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50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25例，入选病例Kamofsky评分（KPS）≥60分，且均经细胞学检查或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其中，实验组男13例，女12例，年龄65～86岁，平均年龄（73．2±2．5）岁，胃癌10例，食管癌6例，直肠癌6例，结肠癌3例；对照组男12例，女13例，年龄66～86岁，平均年龄（73．6±2．4）岁，胃癌10例，食管癌7例，直肠癌5例，结肠癌3例。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癌症类型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单纯采用香菇多糖治疗，将20mg香菇多糖针剂溶于25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2周治疗1次。

1．2．2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艾迪注射液（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2020236）治疗，将100mL艾迪注射液溶于40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1次／天，3个月治疗1次，连续治疗28天。两组患者均进行2年的跟踪调查。

1．3疗效评定按WHO标准评价治疗效果，疗效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进展。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毒副作用与生存质量。

1．4数据处理实验数据录入Excel数据库，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珚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疗效经治疗，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4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毒副作用治疗过程实验组共出现13例胃肠道反应，其中Ⅰ级11例、Ⅱ级2例；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低于对照组的56．0％。

2．3患者生存期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生存期为（16．32±2．29）个月，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66±2．61）个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122，P＜0．05）。

3讨论

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预后较差，多数患者无手术治疗机会，恶性肿瘤已成为老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临床上需给予合适的治疗方法。老年肿瘤患者常伴有多种内科疾病，对化疗及放疗的耐受度较差，风险较大，治疗方案选择困难。因此，改善老年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尤为重要。据报道指出，采用艾迪注射液治疗老年消化道肿瘤患者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大量研究证实，艾迪注射液具有消瘀散结、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的效果，可抵抗肿瘤，还可提高机体免疫力。艾迪注射液为中药制剂，已成为治疗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有效药物，制剂中含有斑蝥、刺五加、黄芪、人参等药物，具有双相广谱抗癌效果。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斑蝥活性成分斑蝥素具有较佳的抗癌活性，可有效抑制肿瘤细胞RNA和DNA合成，且抗癌过程中不会产生骨髓抑制；刺五加含有刺五加多糖，具有明显的癌细胞抑制作用；黄芪多糖可提高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起到杀死癌细胞的效果，还具备较强的解毒功能；人参提取物含有人参多糖和多种皂苷，具有提高白细胞、抑制肿瘤新血管生成、抑制细胞因子生长、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适应性等作用。经治疗，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4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低于对照组的56．0％；实验组平均生存期为（16．32±2．29）个月，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66±2．61）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实验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提示艾迪注射液治疗老年晚期消化道肿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延长生存期，减轻毒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肿瘤临床论文篇(3)

1.1一般资料本组来自于2012年1月～2013年1月来我院就诊的30例良性食管肿瘤患者，全部患者均入院后造影检查，胃镜检查及胸部CT检查确诊。纳入研究的标准为，肿瘤大小在2cm以上，单发或者多发的平滑肌肿瘤患者。30例患者中有16例男，14例女，年龄37～84岁，平均45.9岁；病程1个月～6年，平均1.7月；根据肿瘤的位置，6例胸上段、11例中断、13例下段，肿瘤直径在2～12cm，平均5.3cm。

1.2手术方法根据患者情况应用双腔气管插管或者是单侧支气管插管来建立肺通气，患者行全身麻醉，食管终端、上段行左侧卧位，下段行右侧卧位，胸部需垫高。中上段肿瘤患者行右侧胸部手术，下段给予左侧胸部手术。右胸手术双侧麻醉，行左侧肺通气，以右侧中线约第6肋间切口，切口处插入套管针，胸腔镜经套管进入胸腔，检查胸腔粘连情况，选腋前线3～5肋之间为第二切，腋后线上定位三切口，将肺牵拉钳经第二切口置入，根据食管镜的配合，确定肿瘤位置，在第三切口处实施剪开纵隔胸膜，分开肌层实施钝性分离至剥离出肿瘤。若出现肿瘤不规则或者食管有粘连，可将肿瘤进行贯穿缝合后采用内镜进行抓钳提起，以便更容易分离粘连。左胸手术同右胸步骤，但胸腔镜置入切口高于右侧约2肋间。术后食管镜拔出后，置入胃管，胃肠减压。

1.3统计学分析对全部患者年龄、性别及手术时间等数据均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t检验。

2结果

本组30例患者行胸腔镜手术成功29例，1例因平滑肌肿瘤较大，转开胸手术。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无死亡病例；手术时间为40～138min，平均61.5min；手术中出血量为50～220ml，平均92ml；术后拔出引流管时间为2～8d，平均3.5d；患者术后进食时间为1～6d，平均3.2d；住院时间为6～20d，平均8.1d；术后6～20个月随访，无复发和死亡患者。

3讨论

肿瘤临床论文篇(4)

关键词：中医药；中医肿瘤学科；学科发展；肿瘤防治

1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优势与特色

数千年历史的积淀为中医防治肿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学的进步为中医药防治肿瘤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中医药防治肿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采用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通过中药复方，在干预癌前病变、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预防转移复发、抗肿瘤多药耐药、减毒增效、带瘤生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整体调节的优势和特色[2]。大量临床实践和基础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肿瘤防治过程中，能够配合正规中医药长期治疗的患者，其生存期和生活质量能得到明显改善[3-4]。中医药防治肿瘤的效果正引起全球医学界的关注，并越来越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潜力巨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中医药防治肿瘤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科发社字〔2007〕77号）确立了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突破中医药传承和医学及生命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争取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之一；应用全球科技资源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贡献。2010年在澳大利亚中医孔子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2015年公布的新一版全球疾病代码中，新增传统医药章节，中医药获国际社会认可。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学科领域，凝聚着历史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急需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药现代化带来契机，为全面揭示肿瘤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和生物体复杂生理生化功能的分子基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策略[5-9]。

3基于本学科特点和学术研究方向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3.1学科内涵

中医肿瘤病学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科理论体系研究的延续和深化，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各类肿瘤性疾病的源流、病因、病机、临床特点、辨证论治规律、预防、康复及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涵盖了中医肿瘤病因学、发病学、病机学、辨证学、治疗学、护理学及预防学等多学科领域，系统反映出中医肿瘤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规律。

3.2学科外延

中医肿瘤病学是肿瘤临床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依据学科建设需要与肿瘤病学术发展特点，中医肿瘤病学在充实和完善学术内涵建设的基础上，外延至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相近学科，以及分子细胞生物学、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药理学、系统生物学等相关学科，运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肿瘤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阐释肿瘤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的理法方药规律，揭示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理论与方药的科学内涵，确立中医肿瘤疗效判定标准，建立规范的中医药防治肿瘤新模式，创新中医肿瘤理论，促进抗肿瘤新药研发，形成全新的中医肿瘤病学科体系，提高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疗效，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4学科发展建议

4.1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

“融合、创新”是当今医学发展趋势，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也一定要走“融合、创新”创新之路。融合包括队伍融合、技术融合和方法融合。队伍融合指肿瘤领域的临床队伍、科研队伍和教育队伍的融合，即医、教、研融合，如三级教学医院的队伍下沉，肿瘤医务人员走进基层，基层医生走进教学医院参与肿瘤的临床和科研，中医与西医相互交流，立足肿瘤研究，互相启发、共同发展，以开放的心态共同攻克肿瘤难题。技术融合主要指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中西医防治肿瘤互有优势、各有不足，单独依靠中医方法或西医技术都难有突破，临床上，中医与西医外科、内科、放疗科的有机结合，可大大提高肿瘤的防治效果。方法融合主要指中医顺应时代的趋势，与媒体、网络的融合，宣传中医的亮点与优势，让国际肿瘤界更多地听到中国同行的声音，关注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使中医院肿瘤科室不再是临终关怀科室，而是肿瘤患者愿意就诊的地方，更好发挥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包括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和学术创新。肿瘤的不同治疗阶段，包括肿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以及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和支持，都要依靠思维创新。如整体治疗同时加强中医局部治疗，即是思维创新；面对肿瘤患者白细胞与血小板水平低下、食欲不振、癌痛、胸腹水等问题，采用外敷、灌肠、熏蒸等中医药独有的治疗方法，即是技术创新。病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病机研究是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7]。中医肿瘤学科团队要从古籍文献和名老中医及民间经验中吸取精华，传承创新中医肿瘤病机理论与辨治方法，丰富和充实中医肿瘤的科学内涵，这就是学术创新。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坚持全身与局部治疗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应用结合、临床与基础结合、研究与产业化结合，必将提高肿瘤防治水平，推动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

4.2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学科发展前提

中医肿瘤创新理论研究是中医肿瘤研究领域有望取得显著进展或突破的研究方向，要从多层面探索中医肿瘤特色病因病机、辨证规律等，构建全新而具有突破性的中医肿瘤创新理论体系与方法，促进肿瘤创新理论的临床应用，重点攻克中医抗肿瘤新药与新剂型的研究。近20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医药防治肿瘤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中医药防治肿瘤的学术思想传承与理论创新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疗效机制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新药创制及临床应用研究3个方向，通过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创新发展中医肿瘤理论体系，以理论指导肿瘤的中医临床辨治，揭示抗肿瘤疗效的作用机制，创制抗肿瘤复方新药，构建“源于临床-创新理论-临床应用-揭示机理-新药创制”研究模式，在肿瘤病机理论、疗效机制、新药创制等方向力争创新，推动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第一，传承创新中医肿瘤理论与辨治方法，创建癌毒病机理论体系。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根据其60余年临床实践，于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癌毒”学说[10]。相关理论研究明确了癌毒的概念与病因，提出癌毒的产生来源、病理属性、致病特性、致病机制，阐明癌毒病机的中医学术内涵和以癌毒为核心的肿瘤发生发展的病机演变规律[11]；回顾性研究表明，癌毒病机在肿瘤临床辨治中客观存在[12]；创建具有中医理论特色、能够指导临床实践、反映中医辨治优势、符合原始创新特点的中医癌毒病机理论体系[13]，为中医药防治肿瘤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采用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和技术，研究癌毒病机理论指导下的临床有效抗肿瘤复方——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将癌毒病机理论的“虚、痰、瘀、毒”病机及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分别以转化生长因子-β、血管内皮生成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2等肿瘤微环境相关的炎性因子、黏附因子、信号通路等分子生物学指标来量化和表征[14-15]，从现代医学肿瘤微环境角度，揭示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深化对癌毒病机认识，为进一步揭示癌毒病机理论的科学内涵及癌毒理论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第三，重点攻克中医抗肿瘤新药研究，积极推进癌毒病机理论的临床应用。如对癌痛平治疗癌性疼痛进行临床与作用机理研究[16-18]，对消癌解毒方治疗肿瘤进行临床与作用机理研究[19-21]。研究表明，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临床疗效确切、作用机理明确、使用安全，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在此基础上，与企业合作加快成果转化，按照新药研发的要求，完善相关技术资料，申报临床批件及新药证书，加快中医抗肿瘤新药研发。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召开学术会议、举办部级继续教育项目、出版学术著作（如《癌毒病机理论体系研究与临床应用》）、将癌毒病机理论体系有关内容编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立项研制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癌毒病机理论辨治恶性肿瘤临床指南》等，进一步推进癌毒病机理论的临床应用，扩大学科的学术影响，促进肿瘤病学术的不断发展。

肿瘤临床论文篇(5)

【关键词】 胃肠肿瘤； 外科手术

中图分类号 R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3）28-0161-02

胃肠道肿瘤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尤以胃癌的发病率最高。临床在面对胃肠肿瘤时多数是采用手术的形式对局部的病变组织进行切除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1]。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导致了传统的手术切除治疗形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也使得手术治疗伴随着治疗理念的改变也在不断的进步，因此正确的评价外科手术在综合治疗胃肠肿瘤的作用便显得至关重要了。本文就近期内收拾的57例胃肠肿瘤患者的手术治疗进行了分析讨论，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2月-2011年8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57例胃肠肿瘤患者，其中男34例，女23例，年龄63.8岁；其中肿瘤位于十二指肠15例，肿瘤位于胃部21例，肿瘤位于小肠13例，肿瘤位于结肠5例，肿瘤位于肠系膜3例；13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腹部疼痛、反酸，9例伴有上腹部肿块，3例出现明显的体重减轻，32例患者未有明显的临床表现。

1.2 临床辅助检查

胃肠肿瘤很少有明显的临床表现，16例伴有腹部疼痛，7例消化道出血，4例肠梗阻，4例临床无明显症状但存在腹部包块。患者肿瘤均大小不等、形态不同，其中多以实性的扁圆形存在，肿瘤直径1.6～1.9 cm，处于胃肠黏膜下、肌层下及浆膜层下，且肿物界限清晰，无包膜。

1.3 方法

本组57例患者均给予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并在手术过程中对肿瘤的形态、位置、大小进行探查确定，同时判断患者肿瘤类别，从而综合的为患者选择手术形式。11例行胃大部分切除术，9例行胃楔形切除，10例行远端胃大部分切除，8例行肠段切除，14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5例行肿块切除。所有患者均将切除的组织进行病理免疫化验，其中3例为恶性肿瘤，给予这3例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口服药物治疗。

2 结果

全部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患者住院时间最短3 d，最长1个月，平均住院时间12.5 d。本组57例患者术后肿瘤均完整切除，肿瘤直径1.5～24.8 cm，平均（8.8±2.1）cm。本组患者在术后18例（31.58%）出现不良反应，其中多发结节11例（19.3%），顽固性腹泻3例（5.26%），胃排空障碍4例（7.02%），均经保守治疗、对症治疗、禁食治疗及胃肠减压治疗后得以痊愈。术后对患者实施为期两年的随访，痊愈37例（64.91%），20例（35.09%）患者病情反复，实施二次手术治疗，全部患者中最终有2例（3.51%）患者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3 讨论

胃肠道肿瘤是一种临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本组研究发现，胃肠道肿瘤具有以下特点：（1）各年龄段人群均会患有胃肠道肿瘤，但其中尤以中老年患者居多；（2）胃肠道肿瘤缺乏明显的临床表现，胃肠道肿瘤目前最为常见的临床表现形势便是腹部包块、疼痛及消化道出血等三大症状。本组研究资料显示，入选的57例患者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腹部疼痛13例，出现明显腹部包块9例，3例患者出现明显的体重减轻，而其余的32例患者未发现明显的临床表现。

目前临床治疗胃肠道肿瘤的临床方法中，外科手术治疗仍然是首选的治疗形式，但是伴随着现今社会的进步及医疗模式的不断更新，使得传统的手术切除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对于治疗尚未发生转移的胃肠道肿瘤患者，给予其实施手术治疗是首选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手术医师应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如：患者的年龄、肿瘤的大小、位置、形态等情况）为其选取适当的手术形式及手术切除范围[2]。笔者也就此次临床实施手术的实际情况对胃肠道肿瘤患者的手术方法选择进行了如下总结：（1）对于胃间质瘤患者，当其肿瘤直径

综上所述，手术治疗是目前临床治疗胃肠肿瘤最为有效的治疗措施，但在对患者实施手术时，应注意结合患者的年龄、肿瘤的位置、肿瘤的大小及肿瘤病变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综合情况，从而确定患者的手术切除形式及范围，只有这样方可确保患者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汤月良.胃肠肿瘤外科手术的治疗效果诊治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4）：26.

[2]陈凛.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J].中华普外科手术学杂志，2008，23（1）：26-27.

[3]李葆青.胃肠道问质瘤的螺旋CT诊断及临床应用[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8，23（6）：420.

肿瘤临床论文篇(6)

关键词:循证医学;临床肿瘤学;教学

1循证医学的发展

1．1循证医学的萌芽

在1789年，法国巴黎学派的PierreLouis首次将统计学观念引入了临床医学，他反对仅仅依据既往的古典理论就对患者做出临床决策，要求医生给予患者的诊断必须是依据对患者个体进行全面仔细的观察，同时运用医学的“系统性规律”，即“数值法”来对这些观察结果作出的结论［1］。Louis的这一思想和实践被后世认为是循证医学的开始。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对医疗实践进行评价的必要性。希波克拉底提出医学成果不仅来自合理的理论，也要依靠综合推理的经验［2］。这就将观察性研究首次引入了医学领域。阿拉伯医生Avicerma更提出在动物体内进行的药物试验结果不能等同于人体的用药结果，在药物试验中应当设计两种情况的对比，同时要满足可进行重复性评价［3］。与此相呼应的是AlexanderHamilton在1816年记述了一项大型对照试验，试验目的是评价放血疗法的效果［4］。这也是记载中最早采用交替的方法产生对比组的试验。

1．2循证医学的成长

循证医学证据的主要来源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而世界首例RCT是英国医学研究会于1948年开展的，目的是为了明确链霉素在肺结核治疗中的疗效［5］。这一RCT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临床医学研究新纪元的里程碑。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SackettDL和FletcherRH等人将流行病学与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有机的融合到了临床医学中，从而创建了现代临床流行病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更是以大样本、多中心的RCT取代以往分散的、个别的观察性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从而奠定了循证医学的发展基础［6、7］。选择最佳的证据是循证医学发展的核心，1979年ArchieCochrane提出针对某个疾病或诊疗方法，应将所有与之相关的RCT汇总后进行综合分析，并随着新的相关临床试验的出现而不断更新，由此可得出更为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在医学研究中应用Meta分析。在这之后，ChalmersTC更是提出了累积性Meta分析的概念［8］。到了1982年，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InternationalClinicalEpi-demiology，INCLNE)成立，标志着循证医学发展所必需方法与技术已得到完善并逐渐成熟，这中间包括统计学、文献评价方法学、临床研究设计方法、人群疾病研究方法学等等，而这些正是循证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1．3循证医学的成熟

1992年的JAMA杂志发表了“Evidence－basedmedicine．Anewapproachtoteachingthepracticeofmedicine”这一文章，其中史无前例的提出了“Evi-dence－basedmedicine”的概念，并探讨了如何将这一概念引入临床医学教学，从而促进循证医学的实践发展［9］。同年，世界上首个循证医学实践机构－－英国循证医学中心，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在这一基础之上，著名的Cochrane协作网(CochraneCollaboration)而后也随即成立。Co-chrane协作网由全球多个中心组成，各个中心均是地区性协调组织，其主要作用是为所在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设计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最后以技术和研究数据为基础向用户提供最佳的临床证据。此外，Cochrane协作网更是全球不同地域的研究人员间沟通与交流的平台，通过Cochrane协作网可以实现研究技术和数据等资源的共享。至此，循证医学完全成熟并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循证医学的成熟与发展，如今医疗卫生领域各个方面的决策和行为都是以研究所取得的科学证据为基础的，医学教育也不例外。

2循证医学指导下的临床肿瘤学教学

作为当今医学研究最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临床肿瘤学研究成果更新速度之快，研究内容之广令人目不暇接。相应的临床肿瘤学教学也成为了临床医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可以随时获取全球的医学信息。因此，既往以临床经验、推理和教科书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传统临床肿瘤学教学早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在新时期的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如何获取有价值的医学信息资源?如何合理运用相关医学研究证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教学的重要目的。因此，在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概念，并将循证医学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的是顺应世界医学发展趋势的，也是满足现代医学教育要求的。

2．1指导学生寻找证据、解读证据、评价证据

在传统医学模式下，医学理论知识、个人临床经验、甚至直觉都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依据，而对治疗的有效性评价则完全依赖于非实验性的结论。与之相对，在现代医学模式中，医生的临床决策是在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融合个人临床经验而制定的［10］。循证医学要求每一项临床决策均应由现有“最好”的证据支持。然而，面对海量的文献，如何在众多的证据中去伪存真，找到最佳的证据?将证据分类、分级管理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Cook等人提出了根据研究方法和统计学的应用程度，即根据证据可靠性，来衡量分级的评价办法。具体而言:I级证据可靠性最高，主要来自于高质量设计和实施的多项前瞻性RCT的综合分析结果，或是有明确结论的大样本RCT;II级证据有较高的可靠性，来自于严格设计和实施的前瞻性RCT的分析结果，但样本量较少;III级证据有一定的可靠性，主要来自于设计良好的前瞻性研究，如非随机的、单组对照的、时间序列、前后队列或配对病例对照系列等;IV级证据可靠性较差，主要来自于设计良好的非前瞻性或非随机性研究;V级证据可靠性最差，主要来自于个案报道和临床总结［11］。另外，临床指引(clinicalguideline)是获取信息较为便捷的途径，例如美国NCCN肿瘤指南是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指南之一。正确、可靠、可重复和可更新是一个好的临床指引所应具备的条件。同时，好的临床指引还应具备临床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目前临床指引的制定有三种方法:一是基于专家意见。专家具有丰厚的临床实践经验，对所专注的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对科学证据能进行正确解读和合理解释，在决策过程中能够运用自身经验和学识来融合多方面意见。但是，专家意见是非结构化的，在进行医疗决策时无法完全做到自觉的、准确的和公正的选取最优证据。二是基于一致性方法。指的是针对某一临床问题，由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讨论而取得一致性意见，并形成对处理这类问题的推荐意见以供临床医生参照。该方法所产生的推荐意见属于正式的、结构性的指引。主要用于取得明显证据的实验室研究向临床实践过渡的阶段。三是基于证据方法。这类临床指引是通过汇总大量相关的系统评估结论，进而形成对某病种的临床诊治规范，以指导阶段性的临床行为。综上所述，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通过一定量的文献检索学会对循证医学证据进行分类、分级，依据证据评价方法对已获得的循证医学证据进行评价，针对不同的可靠性程度进一步解读证据。特别是在证据解读中，教学者应引导学生使用临床指引，结合临床实践将不同临床指引中的循证医学证据进行评价，从而得到对证据的具体解读，最终将这些证据应用于临床诊治。通过不断的练习与使用，学生学会了寻找证据，并且学会正确的解读证据、评价证据，才能进一步在肿瘤内科诊治决策中做到“循证”。

2．2循证医学在肿瘤内科学教学中的实施

2．2．1循证医学理论与肿瘤学理论结合在学习

临床肿瘤学期间应该安排合理的课时数进行循证医学的理论学习。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展学习:第一阶段学习内容囊括循证医学概念、意义、主要研究方法、文献检索方法等等，使得医学生对循证医学有理论上的充分认识，并且了解循证医学相关的主要研究方法，能够熟练应用文献检索方法。总体上做到能够通过文献检索找到循证医学证据，进而能够读懂循证医学证据，包括RCT研究、Meta分析、非随机对照研究、甚至是个案报道等等;第二阶段学习临床肿瘤学理论知识，在临床肿瘤学理论学习中会不断遇到已有可靠证据证实的肿瘤诊断及治疗知识，在这一学习阶段可以参照这些可靠证据来复习循证医学理论，并分析、学习、总结临床肿瘤学理论与循证医学理论之间的对应性和契合点;第三阶段学习循证医学指导下的典型临床决策。这一阶段的学习是对前两阶段学习内容的具体实践，教学者应带领学生针对临床中的具体问题，运用循证医学原理并结合临床肿瘤学专业知识进行证据检索，对获得的证据进行评判和解读，并在实践中结合临床指引进行具体的医疗决策。比如在肿瘤患者的营养支持治疗中，针对出现恶液质的患者，从人们的一般认知和生活经验上来讲应该给予静脉高营养治疗，但依据循证医学原理，查找循证医学证据可发现，有大规模RCT结果提示静脉高营养治疗会对患者肝肾功能造成的影响并且增加医疗花费。这样的学以致用不但提高了学生对医学的学习兴趣，也逐渐培养了学生在临床诊断与决策过程中善于利用循证医学来解决问题。因此，临床肿瘤学与循证医学这两项理论学习缺一不可，并要求两者相互融会贯通，促使在临床肿瘤学的实践中时刻贯彻循证医学的证据。

肿瘤临床论文篇(7)

关键词：手术 妊娠合并卵巢肿瘤 临床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6-0057-01

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是一种常见妊娠期症状，随着围生期医学以及超声普及，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患者的检出率提升较快。妊娠合并卵巢肿瘤如果处理不当容易病理妊娠，严重时会导致难产，危及孕妇及幼儿生命。因为妊娠期肿瘤出现变化的可能较大，临床处理较为复杂。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我院2006-2012年收治79例手术治疗的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患者，对诊治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收集2006-2012年收治79例手术治疗的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年龄20-39岁，患者平均年龄28.4岁；患者孕次为1-5次，有62例为初产妇，17例为经产妇，所有病例均经过病理证实。

1.2 手术方式。79例患者中，77例行开腹手术，2例行腹腔镜手术。肿瘤直径在2.4-11.7cm之间；有32例症状不明显，其他47例有临床症状。其中下腹痛23例，腹胀21例，阴道流血3例。有11例患者就诊因素为急腹症，所有患者均无高血压、心脏病等并发症，CA125、AFP全部处于正常范围。

对79例妊娠合并卵巢囊肿患者有75例行囊肿剔除术占（94.9%），4例行患侧附件切除术（5.1%）。

2 结果

79例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患者中有73例活产，活产率达到92.4%，其中足月妊娠71例占89.8%，早产2例，占2.53%；流产6例，占7.6%。

3 讨论

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是一种临床常见疾病，通常在例行妇产科查体中发现，也有部分患者为肿瘤扭转、破裂而导致急腹症就诊发现。近年来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随着产前及孕期B超检查逐步普及，B超已经成为诊断妊娠期卵巢肿瘤的一项最常见手段，并且能够对肿瘤的性质进行初步的判断，本组研究中，孕早期盆腔检查检出为26例,B超检出为54例，从中可以发现，B超检测的普及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B超并非万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随着孕妇孕龄的增加，子宫可能将肿物遮挡，会造出假阴性。因此，应进一步强调孕前和早孕妇科检查的必要性，对于没有进行妇科检查的早孕患者，要及时进行常规B超检查。在超声检查过程中，不仅要监测肿瘤的大小情况，同时要对其声像学变化和血流阻力情况进行科学的评估，在近侧中恶性肿瘤常常表现为混合性回声和血流阻力指数的变化，尽早发现这些声像学变化能够给临床诊治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依据。对于超声诊断不明确者应进行MRI检查，此方法在孕期可安全应用，其诊断价值也好于B超，缺点为检测费用较高。

肿瘤标记物如CA125、AFP等一直被作为良恶性卵巢肿瘤一项重要判断标准，然而由于妊娠期指标可能因生理因素出现升高，所以其诊断价值并不高，但治疗前后监测肿瘤标记物对于指导治疗还有具有一定帮助的，尤其对于判断预后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妊娠合并卵巢肿瘤的临床诊治，不仅要治疗肿瘤，同时必须兼顾妊娠，担起还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治疗的指南，在临床上要根据肿瘤大小以及形态和血流特点对其组织学类型进行判断，并对症治疗。临床发现，妊娠期卵巢肿瘤一般均为良性，影像学检查没有恶性肿瘤，也无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应对肿物进行动态监测，在孕中期，黄体囊肿等功能性卵巢肿瘤大多自然消退，持续存在一般为赘生性肿瘤，此时胎盘已形成并取代黄体功能，胎儿也基本完成主要器官的发育，子宫大小适中同时敏感性有所降低，比较适合手术操作，推荐手术安排在孕16～18周实施。

鉴于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患者出现恶性肿瘤的情况较少，对于持续无症状的卵巢肿瘤应期待治疗，同时要加强监测，定期进行B超复查。对于没有恶性肿瘤迹象，也无明细并发症症状的可在剖宫产时的同时进行手术治疗。无论在妊娠任何时期，一旦发现卵巢肿瘤出现扭转、破裂现象，必须马上进行急诊手术。术中过程中应注意肿瘤的外观性状和内容物情况，必要时要进行切片确定性质。

总之，妊娠合并卵巢肿瘤治疗相对比较复杂，应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肿瘤病理类型等情况，对治疗方案进行全面评估，在充分尊重患者选择的基础上，权衡手术风险，密切观察发展过程，慎重选择手术。

参考文献

[1] Guariglia L，Conte M，Are P，et al.Ultrasound -guided fine needleaspiration of ovarian cysts during pregnancy[J].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Biol,1999,82（1）：5-9